深度报道 ｜ 抑郁来袭：高校学子何去何从
2023/4/6 22:00:00 科学传播人
【记者手记】这篇报道完成于2021年6月，是《高级新闻采写》课程的期末作业。我花了很长时间斟酌期末作业的报道选题，期间想出了许多备选题目，但都被自己一一否定。直到6月初，朋友刘远告诉我，他因为重度抑郁决定休学半年，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语塞，难以想象平常大家眼中的“开心果”原来每天都会经历情绪崩溃，在病症中挣扎生活。他的经历引起了我对高校学生抑郁症情况的关注，参考课堂上老师和助教的建议，我决定尝试从专业视角切入完成这篇报道，将故事与研究资料相结合，将个体嵌入社会背景完成叙事，希望能够呈现出高校学子在出现抑郁障碍症状后要走的路。
文 ｜ 于北辰
经历了本科期间学业和人际关系上的失控，考研进入清华大学后，刘远以为自己抢到了希望之舟的船票，“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在新的学校，生活似乎在重蹈覆辙：意志消沉、作息颠倒、情绪失落……
一天夜晚，他对着电话另一端的朋友崩溃大哭：“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2021年4月14日，刘远前往北京回龙观医院，先后进行抽血、量表测评、心率变异趋势图、红外热成像、脑电超慢涨落分析、眼动等多项检查，精神卫生检测结果显示，他具有明显自杀倾向、重度或严重的抑郁倾向。经过医生确认，刘远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刘远精神卫生测查结果 图/受访者提供
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一种典型状况，核心症状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不足。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抑郁症全球平均发病率约为4.4%[1]。在国内，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超过9000万人正在承受心境障碍的困扰，这其中高校学生所占比例逐年走高。发表在《nature》的研究文章《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估计，中国高校学生的抑郁症患病率达28.4%。导致大学生死亡的原因中，抑郁症位列第二[2]。
刘远没有听从医生住院治疗的建议，带着一摞检查结果和两盒抗抑郁药物回到学校。他逐渐发现集中注意力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面对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常常感到坐立难安。渡过了一段挣扎的时光后，他向学院申请休学。
原来我是生病了
刘远第一次感到“情绪不对劲”是在本科四年级。毕业论文和考研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每天都打不起精神，经常没有来由地感到难过。”刘远认为自己糟糕的状态只是因为学业不顺，并将解脱的希望押注在考研上岸(成功考取研究生)。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症状是心灵发出的求救信号。
美国《精神疾病身段手册》(DSM)被誉为精神医学的“圣经”，2013年5月出版的第五版手册提出，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典型症状，符合抑郁发作标准至少2周，有显著情感、认知和自主神经功能改变并在发作期间症状缓解。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艳丽介绍道，在临床诊断中，抑郁症的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或者愉快感缺失和精力不足三类核心症状。可能伴有注意力难以集中、对前途感到悲观、自我评价降低、价值感缺失、产生自伤自杀的观念行为等附加症状。
抑郁症不是悲伤的代名词。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生活不顺、亲人离世感到悲伤，而抑郁症患者则是觉得自己特别糟糕。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在《哀伤和忧郁》中，提出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区别，他指出当你沉溺于悲伤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空虚的；而当你抑郁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是空虚的[3]。“抑郁症不是孤立的情绪不良，而是由一组症状组成的症状群。”李艳丽医生表示，“医生在诊断时通常根据症状群中不同症状的轻重组合，判断抑郁症的严重程度。”
2020年10月刘远开始接受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半年后他发现自己的情绪濒临崩溃边缘，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刘远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诊室在医院二楼，九点以后诊室外的走廊上挤满了排队看病的人，有一边听网课一边排队候诊的中学生，有穿着骑士靴和黑色西装外套的年轻女孩，也有满头白发腿脚不便的老人。人群熙熙攘攘却少有交谈的声音，大多数人低头玩手机，他们看起来与日常在地铁上遇见的普通人似乎并无不同。
目前我国抑郁症状的检查，包括主观评估和客观检查。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通过问诊和量表得分做出主观性判断，但却难以抗衡人性中的遮掩和逃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医疗机构中，患者通常需要接受心率、眼动等生理指标的检查，供医生判断神经生化物质的改变。
“你的各项指标一塌糊涂，23岁的人，生理指标和33岁似的。”看到刘远的各项检测结果后，医生建议刘远立刻住院治疗。但刘远抵触入院，在保证“下次就诊前不会伤害自己，否则立即改为住院治疗”后，他回到学院楼里自己的工位上，眼前的抗抑郁药物是他重回人生赛道的筹码。
医生为刘远开的药 图/受访者提供
同样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的漫漫，由于此前出现过自残、撞墙的行为，被医生立刻安排住院。2020年6月发现自己被前男友PUA以后，漫漫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当时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总是拿着刀一遍一遍划伤自己。”被确诊后，漫漫反而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不是无缘无故这样的，我只是生病了。”
在校园里，像刘远、漫漫这样被负面情绪折磨的学生越来越多，尽管痛苦来源各不相同，但寻求专业帮助逐渐成为他们的共识。刘芊滋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曾在该校心理辅导中心担任实习咨询师。她表示：“高校学生中抑郁症比例提高，可能是因为学生的求助率在变高。”目前华中师范大学的心理咨询室每天最多可接纳70-80人次，即使在排满的情况下，仍然有100多人在排队。李艳丽医生也发现近几年高校学生到医院救助的比例在变大，“学生更容易收集到抑郁症相关的信息，他们受到的健康教育，让他们对抑郁症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
一个人没有很多次得抑郁症的机会
人类与抑郁症的抗争可以追溯到1937年，电击疗法(ECT)是当时治疗抑郁的“良药”。20世纪中叶抗抑郁药物出现，帮助人们从神经细胞出发理解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抑郁症是基于大脑功能的紊乱，而功能紊乱的背后，其实是神经细胞的损伤。”李艳丽医生说许多病人担心吃药把自己吃傻，逃避吃药，导致治疗延误，“很多人都在吃药上走弯路，非得亲自交了学费不可!”
李凯元就是药物治疗的逃避者。2018年1月7日，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确诊中度抑郁症后，他只吃过一次药。“在吃药这件事上我内心很纠结，我担心吃药之后我会变得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一方面抑郁症的躯体化障碍让李凯元时常感到痛苦，“有一次走在路上因为伤心头疼得厉害，一阵风吹过来，我马上发高烧了。”但另一方面这种痛苦带给他强烈的存在感，“当我沉浸在痛苦里面，我会绞尽脑汁地去想很多事情，脑子里不断会冒出许多精彩的想法。”
“药物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李凯元回想起自己吃药后的感觉，“大脑中的回路好像被堵住了，因为抑郁而产生的窒息感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逸。”在临床诊断中，这种安逸实际是注意力和思维速度下降导致的迟钝感，是大脑功能紊乱的体现。抑郁症相当于大脑得了一场肺炎，但由于神经细胞受损，大脑收不到“难受”的信号。抗抑郁药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大脑的信号系统修通，此时大脑才会后知后觉感受到“疾病之痛”，然而很多人会将服药后的“不适感”误解为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与抑郁症曾经擦肩而过的人们最害怕的是与抑郁症再次重逢。抑郁症痊愈需要经历部分治愈和完全治愈两个阶段。在部分治愈阶段，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在完全治愈阶段，患者逐渐回归正常人生活的轨道。如果完全治愈阶段保持八周以上，说明抑郁症已经痊愈。抑郁症复发是指在完全治愈阶段或者患者痊愈以后，重新出现抑郁症症状。
“抑郁症本身就是一个有复发倾向的疾病。”李艳丽医生指出，对于首次罹患抑郁障碍的患者，前三个月是药物急性治疗期，在症状明显缓解后，仍然需要坚持服药一年，巩固和维持治疗效果。面对抗抑郁药物漫长的治疗周期，许多患者和家属“半途而废”。临床数据显示，如果患者没有完成后续巩固和维持治疗，一年内抑郁症复发率为20%-50%，两到三年内抑郁症复发率高达50%-80%。
“复发更加恐怖。”2019年夏天，经过1年半的努力，李凯元的抑郁症状逐渐缓解。但2020年10月和12月，在考研的压力下，他先后两次复发抑郁症。复发时他产生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自残想法，最严重的一次，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控制地被刀吸引。
“一个人并没有很多次得抑郁症的机会，”李艳丽医生说现有资料表明，如果一个人抑郁症复发超过三次，以后复发的几率几乎达到100%，“复发四五次以后，抑郁症就逐渐慢性化了，几乎没有办法痊愈。”
确诊抑郁症之后
说还是不说？是学生们被确诊抑郁症后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享受他们听到消息后惊讶的表情。”在这个问题上，刘远没有犹豫，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将自己诊断结果告诉了同师门的学长，消息很快传到导师、父亲、学院，刘远在短时间内成为身边人关心的焦点。“我与其他人的关系就好像一根一根绳子，我把所有的绳子系在自己身上，然后怀里抱一颗雷，我希望大家能被我牵动。”
享受到短时间内的关注后，刘远要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注意力无法集中，对于他来说正常学习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时，休学似乎成为两全的方案。在第七届心理卫生学术大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教授发布了“中国首次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数据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抑郁症患者认为注意力困难而使工作效率低于正常水平导致休病假。
“比起复学，休学简单多了。”经历3个多月才获得复学审批的张乐感慨道。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和轻度焦虑症后， 2020年6月中旬，张乐向清华大学某学院提交诊断证明，申请休学一年。次年2月，察觉自己症状明显好转后，她向学院申请提前复学，但过程的艰难远远超过她的预期。“我原本以为2月底就能回到校园，但当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每隔两周张乐都会收到学院的回复，要求她补充材料，“我需要提交休学期间用药的医嘱和接受完整、持续治疗的证明。”张乐回忆道，“治疗最后的评定结果是康复，也就是说我之前确诊出重度抑郁，现在必须什么症状都没有了。”
2个多月的焦灼等待后，张乐进入到复学前的最后一关，面对学院分管教学的老师、学院研究生工作组的老师和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咨询师，完成线上答辩。刘芊滋解释道，复学前的答辩是对学生生活功能的测试，了解学生本人的复学意愿。“有些学生和家长为了复学刻意隐瞒抑郁症症状，”刘芊滋补充道，复学前筛查测试能够帮助学校“揭穿伪装”。
根据WHO估计，目前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患者约达3.5亿，抑郁症已经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4]。2017年，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等人发现，1990~2017年期间，中国每10万人的全年龄抑郁症患病率从3224.6上升到3990.5，增加了24.7%[5]。由于存在低识别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高复发率等问题，这个数字极有可能被严重低估。抑郁症已经成为国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强调“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首次从顶层设计层面，表达对高校学生抑郁问题的关注。然而，学生群体在确诊抑郁症后，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如何抉择是否休学，复学困境如何破解，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过去刘远的人生一直处于加速狂奔的状态，抑郁症让他突然停了下来，“我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对于刘远来说，抑郁症既是敌人，也是人生转变的契机。这段休学在家的时刻，是他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他在等待疾病痊愈，重新奔跑。
漫漫已经从重度抑郁恢复到无抑郁症状，并将在9月份复学。家人的呵护和朋友的陪伴让她走出人生低谷，重新找回自我。6月28日凌晨1点，她在朋友圈写道：“其实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的偏见和不理解，如果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许对每个患者都将是不一样的。”
抑郁症卷土重来，让李凯元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失眠、焦虑让他迷失在失真的世界。他自学了许多关于抑郁症的知识，想法也变得通透，“我逐渐明白，抑郁症状把我困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视野里，当我只能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件事被无限放大。”他渴望通过读书找到跳出困境的方法，在一篇日记中，他写道：“与其等待黎明自行降临，我必须把自己赶出去寻找光明，就算没有方向，至少不要守在暗夜里永远地于事无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刘远、漫漫、李凯元、张乐均为化名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2] Gao L, Xie Y, Jia C, 等.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1): 15897.
[3] 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J].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917, 14(1914–1916): 237-258.
[4] 赵丹丹, 黄筱, 陈弘毅, 等. 抑郁症在“隐秘”蔓延 [Z]. 2020
[5] Ren X, Yu S, Dong W, 等. Burden of depression in China, 1990–2017: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68: 95-101.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于北辰
审阅 | 金兼斌 朱姿伊
编辑 | 贺雨璇 林毓菁 罗心怡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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