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武术史上的谜团：武科考试的秘密
2022/5/31 17:00:00 时代光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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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
中国武科考试的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除文试外还有武试，又称“武举”“武科”。
武举历经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共绵延了 1200 余年。武举取士，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唐代武举仿文进士科，每年举行一次。考试时只考武艺不考兵书。
宋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三年一次的武举制度体系，设立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考试程序。考试科目有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刀枪等，其中以步射、马射为主。同时增加了程文(即文科)考试，包括策问和兵书墨义。
自从唐代创立武举后一直时兴时废，元代及明代前期都不设武举。
明代天顺八年(1464 年)，正式开武科。弘治六年(1493 年)，明孝宗朱祐樘颁发《武举格》(格即条例)，规定每六年举行一次武举考试；弘治十七年(1504 年)，改为三年一次。此后逐渐形成明代武举的生员试、乡试、会试、殿试程序。明代武举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崇祯四年(1631 年)开始行殿试，钦定一甲三人，自此始有“武状元”之称。
明代的武举，不如文举高贵。即使考取功名，能否升迁关键看军功(打仗立功)。清朝更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举以外为杂途。
清代武科考试级别、过程和考场规定等，都与文科相同。为区别于文科，均加“武”字，分别称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
刀马弓箭玩得再好，难敌洋枪洋炮。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隆隆枪炮声中，武举制度被宣布终结：“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马步射无与兵事，废之。”
成都北较场的武乡试从此成为残梦，只留下哀婉竹枝词让人凭吊：“茶瓜买向平芜坐，演武厅前话夕阳……”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在中国延续近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武科考试的四个等级
武科各级考试同文试相同，也分四个等级进行：先在县、府考武童生、武秀才，再到省城乡试考武举人，最后上京参加皇帝主考的会试及殿试。
每年农历二三月，各州县的考生(年龄从十七八岁到四十来岁的都有)，骑着骏马身背弓箭、腰佩刀剑，雄赳赳气昂昂从四乡八土进县城考武童生。各州县较场坝里，考试分三场，一、二场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
较场内设有三个木桩箭靶，第一场考骑射：考生们骑上马去跑马射箭，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两箭中靶为合格(否则不准参加第二场)。
图 1 清代典籍中武举考试“骑射图”
第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就是平地射箭，九发三中为合格。
技勇，主要是测力气，一共三项。头项是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弓为准)。
第二项舞大刀(刀分 120 斤、100 斤、80 斤三号，要高举并表演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
第三项是拿石墩子，石墩专为考试而备，为长方形，两边有可用手指头抠的凹窝；头号300 斤，二号 250 斤，三号 200 斤。还要求考生玩些花样：将石墩提至胸腹，再将石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称为“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
20 世纪 60 年代我听王师爷说：那时考场中常发生“瘟猪子”考生石墩落地，把脚背砸成“烂蹄花”之事……
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图 2 清末武科考试拿石墩子
可见那时膂力很重要，这就是武林界常说的“一重降十会，力大胜三分”。
武科考试中的奇闻趣事
闹剧般的命运——大西国武状元张大受
根据大量史料分析，大西国在四川确实可信的应有三次科考：
甲申年(1644 年)农历十月(乡试、会试联合考试)；乙酉年(1645 年)农历八月(乡试、会试联合考试)；同年农历十二月(增补“特科”考试)。
关于大西国首次科考情况(人数、状元人名)，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计六奇(1622—？)生动地叙述了科考中的闹剧(以下除极个别字句略处理成白话文外，基本上如实照录史料)：武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
群臣为讨好张献忠，争先恐后进表疏称贺：“真乃奇士，古今所未有。”张献忠欢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次日，张大受入朝谢恩。次早，张大受复入朝谢恩；诸臣复再拜贺。张献忠大悦，特召画家为张大受画像，又大宴群臣尽欢。张献忠复赏赐美女四人及佳宅甲第和家丁二十人。
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官唱唤：“新状元午门外谢恩。”张献忠忽皱眉说：“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得，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
诸臣承命，即刻便将张大受绑去杀之。
张大受中状元后三天被杀，是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一个武状元。
顾山贞在《蜀记》中，记载了科考后的另外一个悲剧：
探花熊某，是什邡县老童生，年近六十岁，对策中有：“西蜀一隅之地，游其中者如井底蛙，不足与大有为。”张献忠见了大怒，吼道：“这老狗嘲笑老子是井底之蛙。给老子剐了。”
其实，熊某的本意是祝愿张献忠一统天下，不可得蜀后就骄傲自满，不想却自寻死路。
以上记录的大西国第一次科考，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最具闹剧色彩。
这不仅说明张献忠喜怒无常，还反映出他对优秀人才既想利用又严加防范的矛盾态度。
清代109次武会试及武官品级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1646 年)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截止，一共进行了 109 次，比文科少了 3 次。也就是说，武科应当总共产生 109 名武状元、109 名榜眼和 109 名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应是 327 名。但现在有记载可考的武科三鼎甲是 293 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 267 人。109 名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确知其籍贯者只有 95 人。这 95 个籍贯清楚的武状元中，直隶最多，共 28 名，山东 13名，浙江 8 名，江苏 7 名，河南、山西各 5 名，广东、甘肃、福建、顺天各3 名，江西 2 名，陕西 2 名，京卫 2 名，四川 1 名，贵州 1 名。此外，汉军旗 6 名，满军旗 3 名。
四川在清代只出了一个文状元骆成骧和一个武状元彭阳春。原因是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了损失，适合文武科举的人才相对减少。
清代规定：“武职以行武出身为正途、科甲次之”，故武科地位不及文科。武举人一二等充任营千总，三等充任卫千总。武进士的地位相对较高，除挑选侍卫外，可补参将、游击、守备等官。
《清史稿》记载了武科进士的具体待遇：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五日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本来是夏季的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日。初制，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
这里略作解释：按清代兵制，驻各省武官最高统军官叫提督(正二品)，下设镇(总兵，从二品)、协(副将，正三品)、营(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从四品、守备从五品)、汛(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四级，逐级统属。
文武官员虽然为同一品级，但是论地位，武官仍低于文官。例如，率领四五百个士兵的正七品把总，决不能和正七品、人称“父母官”的县令相提并论。
武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由各省乡试后取中的武举人参加。会试在九月，凡武会试中试者，均可参加当年的武殿试，再经殿试后即可中武进士。
清代一共进行了 109 次武会试。每科参加武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进士录取额大约在十几人中取一名。武举人会试即使落第，按规定也可到兵部注册，依据个人成绩分为三等，授予武职。
武举试子最怕内场考文
在清代，四川考武举之地在成都北较场(原成都军区机关所在地)。邻文殊院一侧平时冷清，而乡试时设“武棚子”，市民到时游乐观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成都竹枝词》中收录的《锦城竹枝词》中说：“‘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诗作者自注：“武生每到科场年进省，操演处各武棚子，自‘文殊院’至‘北较场口’，比邻而居……”
四川武乡试每届录取人数，大致为 61 人。
武林好汉们不怕考武，最怕的是第三场考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考试)。最初是考策、论(“策”相当于问答题，“论”要求根据《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古代兵书，按试题写篇议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谈到武举考试情况。
有年他当顺天府乙酉科武乡试的主考官。考生文化水平很低：“ 其策有极可笑者”；还有把“一旦”二字当作“ 亘 ” 字，“丕”字又当作“不一”两个字……原来武人带进考场作弊的“夹带”小本，字画甚密(当时是竖排文字)，武人文化低，不能分析，所以抄错。
图 3 四川考武举之地在成都北较场，乡试时设“武棚子”，市民在游玩时观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武生雇用“枪手”替代进场考试已成了顽疾。乾隆九年(1744 年)的武科考试，四川巡抚纪山密令手下考试时“遍行稽查”。结果一下子就搜拿到藏在考场内的郑思诚等 25 个“枪手”，当即审讯“按律分别咨革治罪”。
第二天第三场考试时，在 1117 名武生内，又搜出挟带作弊书籍的杜芳、陈廷仪、夏应鹤三个武生。纪山下令将这三人“枷号贡院门首，候满日发落”
嘉庆皇帝时，考虑到这些“武棒槌”考策、论牛头不对马嘴，弄虚作假总是难免，干脆废除了策、论，只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仅百字左右)。所以内场考试已名存实亡。
武人被视为鄙俗和考官戏弄武生
中国历来重文轻武，武人被士大夫视为鄙俗。清代，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姓名要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如今要查找某地区历史上的文进士，比较容易。
而武科既无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其人的书籍。所以现在研究武术史，要查找一个地区的武举人、武进士，非常困难。
在待遇、仕途发展等方面，武科远不如文科。武科状元、榜眼、探花，往往只能在军队充当中下级军官，能进入权力中枢的凤毛麟角。而文状元出将入相者，不胜枚举。
四川近代著名学者任乃强，曾叙述考官蔑视、戏弄武生之事：我的父亲是个武秀才，担任过武学教师。武秀才与文秀才，皆由文学台考取。学台全是文官，对武考极其轻视。清末，瞿鸿机(慈禧太后的宠臣)作四川学台时，厌恶应考武生。每临试场，随意点几个人的名字考试便罢。未点名不得应考，纷纷控诉。他乃捉弄武生，忽然传牌宣布在某处点考，待武生齐聚候点时，他点了十来个人考试后，又宣布改在某处点考，如此捉弄若干次。武生步行奔跑衣冠零乱，呼吸急促，仍多不得点名入试。相与大怒，夺取卫士刀、矛、弓、矢，奔向学台。瞿惶惑逃避……我闻张表方(即张澜)先生言其如此，其事出在保宁(今阆中)……举此事，可以说明清末武科被儒士轻蔑的一般情况。
如今，一些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对武科举历史人物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有过分拔高的倾向。学者研究武术史，应当注意这种“文武偏差”，不能让严肃的历史研究，走向轻佻和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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