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左右之争与“共同的底线”（三）
2018/4/10 17:01:51 AnnieEasy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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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毫无疑问，秦大官人是我很喜欢又敬重的一个知识分子。偷个懒直接搬来友人的评价，没一点问题：秦晖对待中国的问题客观公正 ，乐观宽容睿智。和身前遭遇惨痛后仍保持赤诚之心的杨小凯先生一样，超脱自我的家国情怀，热爱中国热爱人类。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倡导建立文明社会的规则，建立共同的底线。(《共同底线》也是超好的书!)
是的，好的社会规则是让好人能做好人，限制坏人作恶。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讨论，我向来认为意义不大，极端环境之下人的表现和真实的人性其实毫无关系，达尔文伟大贡献之一在于用进化论驳斥本质论，人的表现依赖于基因和环境的互动。在基因不变的情况下环境变了他的表现就会变，没有一个什么本质的人性放在后面，这是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人是变得龌龊还是卓越，环境是很关键的一项要素，这也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建立文明社会，为什么要建立规则构建秩序的深层原因。
至此，关于左右的话题至此暂告一段落。
文：李竞恒 | 编辑：爽临
秦晖认为，在中国当下知识界的语境中，有必要寻求超越左右之争的共同底线。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左右之争，正是第二波浪潮以来形成的“新左”与“新右”，而不是在奥林匹斯之神统治下盗走火种的“左右之争”。在此，二者均为第一波浪潮以来的产物，他们是同根所生却又激烈争吵的兄弟。
在古老的欧洲旧大陆，这对兄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逐渐分化，并最终撕破脸皮。如果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早期近代，则会发现，在“朕即国家”的神灵统治下，在皮埃尔·格雷瓜尔(Pierre Grégoire)们主张国王的命令便是上帝的决定，以至于可以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之时，普罗米修斯的后裔们却在并肩为捍卫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自由贸易而战。显然，两个世纪后，这对曾并肩战斗的兄弟分道扬镳，也自为势不可免。但秦晖最关注的问题意识，便是在何种条件下，此种兄弟之间的分道扬镳才属于自然之道？又在何种情况下，此种兄弟之争又纯属伪问题。
显然，当16世纪君权神授的西班牙国王与阿尔瓦(Alva)公爵们以“血腥公堂”(Council of Blood)拷打、杀戮和没收“异教徒”财产时，既不会存在是经济自由多一些亦或是社会福利多一些的问题。在庄严的“血腥公堂”上，如果出现第一波的“古典自由主义”与第二波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争，这幕画面将瞬间由崇高的悲剧转化为荒诞的喜剧。我想，秦晖先生也会同意这一判断。 他在《共同的底线》中谈到：
当时的人们在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的那些价值而奋斗，而抵抗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都反对的东西(专制制度等)。至于自由主义者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的东西，以及自由主义者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的东西，那时都尚未凸显(第54页)。
阅读秦先生此作，深感其问题意识之明确。作为一位在精神底色带有浓厚“第二波”色彩的知识人，他的问题意识，则涵盖了“第一波”与“第二波”，直追那个从神灵之山盗来火种的风雨之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从何种角度评论此书，似乎都有理由。但作者以那个“风雨之夜”为核心的反复探讨，就其精神品质而言，实为“鹦鹉濡羽”之情。
如果仅仅从知识的角度而言，书中也提供了大量可醒眉目的材料。例如，对“专政”(dictatorship)一词的知识梳理。书中提到，该词的原意为古罗马军事独裁官(dictator)，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非常体制。即暂时中断共和制，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约束的短期独裁权力，并许诺事后不追究其行为。而马克思对该词的使用，正是古罗马意义上的(第118页)。又如，在学界出现大量号称抨击“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时，汉语学界中“新自由主义”一词却颇为含混。属于里根、撒切尔意义上的观念被称为neo-liberalism，带有福利国家和罗斯福新政体制色彩的观念称为new liberalism，而主张经济自由的弗里德曼则自称为new-liberalism。这三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学理源流千差万别，但在汉语学界中都被翻译为“新自由主义”，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各种观念甚至是批评者本身概念的混乱(第235—237页)。
当然，在大致同意作者的前提下，笔者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对于“共同底线”的范围。如果说，中国当下的知识界需要寻求“共同底线”，作为普罗米修斯子孙的“第一波”与“第二波”之间具有最低共识可能的话，那么类似于苏格兰启蒙经验一样，在古老过去与近代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底线”又是否可能？
在中国当下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注意到重新认识被普罗米修斯子孙们所推翻古老“礼教”的意义。且不论“新儒家”或其同情者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实际上，基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与语境，秦晖本身就尤其重视中国前现代历史中的积极资源——他称之为“反法之儒”。徐友渔则谈到了传统儒学是重建社会、伦理与道德方面的重要潜在资源。而高全喜则以“苏格兰启蒙思想”为路径，由哈耶克重溯到18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学派，并基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生对古老传统的重新评价：如何认识古老传统与现代盗火者们的思想资源之间可以取得的“共同底线”。
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序言中曾谈到：“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释迦摩尼或顺世派学者的一些观点，听起来可能与许多欧洲启蒙运动思想领袖的重要论著不但没有矛盾，而且高度一致。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拘泥于探究释迦摩尼是否应该被归类为欧洲启蒙运动阵营的先驱，尽管他的名字在梵文里有‘开明’(enlightened)之意；我们也不必去理会那些牵强的论调，即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可溯源至遥远的亚洲思想的影响。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出现相似的思想，这一点并不奇怪。既然在论述相似问题时会出现不同的观点，那么如果我们只将视野局限在某个地区，就极有可能在阐述公正问题时遗漏一些可能有用的线索”。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与《正义的理念》中，阿玛蒂亚·森都对不同的古老世界遗产进行过考察，强调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世界分享了共同的价值观与底线。他强调，无论是对于印度、中国或是伊斯兰的传统，都需要在其自身的问题语境中作出“调和古今”的阐释。
就此意义而言，森与秦先生，都同样走在探寻“共同底线”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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