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为何有大小之别？
2018/5/5 AnnieEasy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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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秦晖教授在《大家讲堂》儒家溯源中的部分内容。在该讲座中，秦教授讲授了上溯诸子百家争鸣，下展新文化运动百年，源流整个中国思想史，每个当代青年都值得听听。
一、为什么要回眸新文化运动
“诸子争鸣”和“新文化运动”都被认为是文化事件或者说是思想事件。可是以往的研究，纯粹从思想和文化来谈，很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因为实际上观念的转变，不光是学术师承的问题，而是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思想史和观念史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曾经给这种观念的演变和社会的演变起过一个名称，叫作“世道与心路”。“世道”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变化，“心路”的变化也就是观念的变化，这两者是紧密相扣的。
我今天来讲这个事，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关注点，就是今年是1915年《新青年》创立的一百周年。《新青年》的创立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又叫作“大五四”。“五四”那一天发生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巴黎和会导致大家去抗议。但是五四那天发生的事有一个复杂得多的背景，那就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基本上都是“新文化运动”里比较活跃的那些学校、比较活跃的那些人。“新文化运动”涵盖了“五四”前后的好多年,这个运动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深远，所以有人把“新文化运动”叫作“大五四”。
那么“大五四”和“小五四”的关系，其实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这些年一直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到处都办孔子学院，到处都办国学。可是“新文化运动”给人的印象是以批判传统为主要标志的，那么在弘扬传统的今天，怎么看“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过去一百年了，它的功绩和教训何在？
二、 “大五四”和“小五四”的关系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话题，其实这几十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可是这些话题在我看来，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自圆其说。比如说，我们知道关于“大五四”，最有名的两个判断。一个判断是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叫作“救亡压倒启蒙”，意思是说，“五四”这件事半途而废了。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民族主义高涨，当时为了救国，所以就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对于自由的权利就被忽视了。
这里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显然指的是压倒关于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的启蒙，因为如果要讲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显然并没有被压倒，而且后来还成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了。那么李泽厚先生实际上是把关于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当作启蒙的主要内容，说因为救国、救亡兴起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于是就把启蒙给盖过去了。
可是同样是李泽厚先生，大概在十多年以后，又提出一个主张，叫作“告别革命”。这个“告别革命”纳入了当时的保守主义话语，就兴起了另外一股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说“新文化运动”的问题是太激进，而且这个太激进，实际上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太激进，而是说“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民主倾向太激进。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激进，所以导致了后来转向学习苏联那一套东西。那么如果说太激进的问题值得反思，这就不是启蒙被打断的问题，而是启蒙本身是不是合适都成了问题了。
假如“救亡压倒启蒙”和“告别革命”都是来自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本身也没有说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是很遗憾这个启蒙没有进行到底，而后来的革命是和启蒙有关的，如果我们要“告别革命”，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告别前面这个启蒙呢？如果前面那个启蒙是需要告别的，那我们又为什么要遗憾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呢？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传统还是启蒙，都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我们笼而统之地去讲，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无论是传统还是启蒙，它都有它的形成过程，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恐怕都不行的，而且它的形成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演变的过程，还包括了社会演变的过程。因此我们这个课就想从更广阔的视角谈起，先谈谈我们的传统是怎么来的，然后再谈为什么会有反传统的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后来又为什么走向了一个当初人们可能都没有料到的方向，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现在回顾和进行反思，乃至进行继承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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