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智商和种族有关吗？
2018/6/18 14:05:34 AnnieEasy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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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上一条推发的新闻中，爱因斯坦被曝光在其私人日记上，记录了涉嫌“种族歧视”中国人的话语。他是在中国履行期间写了一些旅行中对自己所见所闻。其中对中国人是这样描述的：“勤劳、肮脏和迟钝”——甚至连中国人的小孩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能苛责一个顶级的物理学家，在1922年的时候对人种的认知能够像一个生物学家一样。要知道那段时间，主张获得性遗传的新拉马克主义还在盛行，李森科开始迫害苏联科学家，希特勒已经当上元首，开始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准备种族清洗。而直到1987年，DNA的研究才揭示出，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
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国人却因爱因斯坦的偏见而欣喜若狂，似乎好像伟大的科学家都证明了中国人是劣等人种。这就有个明显的悖论了——信这话的人是不是劣等人呢？如果但是肯定，则此话不可信；如果答案是否定，则此人是劣等人。但劣等人的话可信么？
我们的确没理由有靠一些虚无的东西取得什么自信——比如四大发明宇宙真理啥的，但是也没必要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到自卑。我们就是我们，也是一群有着46条染色体的真核域、动物界、真后生动物亚界、两侧对称动物、后口动物总门、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有颌下门、哺乳纲、兽亚纲、真兽下纲、灵长总目、灵长目、简鼻亚目、类人猿下目、狭鼻小目、人猿总科、人科、人亚科、人族、人属，智人种的晚期智人亚种的人类中的一员。
翻译：何无鱼 | 来源：NAUTIL | 编辑：爽临
种族之分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说种族分类主要是为了体现遗传学方面的差异，那么，它们完成的工作实在糟糕。非洲大陆某些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很多“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同样明显。举例来说，东亚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要小于坦桑尼亚中北部哈扎人与西非富拉尼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和其他人种，这样的种族之分可以休矣。
掌握这些知识后，生物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者已经用“大陆世系”一词取代了“种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拒绝将“种族”作为一种生物学分类。每个所谓的种族都拥有相同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基因划分线能够把人类再细分为各个人种。使用“大陆世系”代替“种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考察基因组时，这能够提升我们判定历史和地理起源的精确度。因此，大陆世系能够让研究者做出在遗传学上更为准确的描述。举例来说，奥巴马不仅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他也是第一位兼具欧洲和非洲血统的总统。
对于各个国家、种族和民族在行为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同表现，基因差异是一种潜在的——但却极不可能的——解释。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使用的种族分类是基于一段复杂且常常充满偏见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很多有意捏造的错误信息。
对于遗传变异引发的一些迷思，现在是时候解开这些谜团了，在人类历史上，左派和右派往往都喜欢围绕这些迷思做文章。就左派来说，很多人试图贬斥这样一个概念，即遗传变异是种群差异的基础。他们指出，种群之内的遗传变异要超过种群之间的遗传变异。此外，他们还喜欢引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种群之间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9%，没有一个种群拥有其他种群所没有的基因。这两个论据都不能支持论点成立。我们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也超过了98%，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相似度还达到了99.7%呢。
非洲某些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比其他所谓“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更大。比如，西非的富拉尼人(上图)与坦桑尼亚哈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要超过东亚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
所有人类都拥有相同的基因，过于强调这一事实会忽略另一个事实，即，进化演变和生物差异更多地不是在于新型蛋白质(即基因)的出现，而是在于这些基因表达的调控方式，也就是基因开启与闭合的程度、时机以及位置。事实上，当“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初启动时，研究者预计，人类蛋白质编码基因的数量在10万个左右。毕竟，玉米都拥有3.2万个基因，人类总比玉米要复杂吧。可事实证明，人类只有2万个基因。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大多数差异就是由这2万个基因在特定时间以及特定组织中的开启和关闭所造成的。
虽然我们拥有相同的基因，但这并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基因调控区、RNA和其他分子开关的变异会导致重大差异。与其问我们是否拥有不同的蛋白质，不如问我们是否拥有不同的等位基因。等位基因是一段DNA序列，它可能是种群中在特定位置有所区别的单个核苷酸(即A、C、T或G)，也有可能是遗传学家所谓的拷贝数变异，比如我有一段ATG ATG ATG，而你可能是五段这样的ATG。如果你问，是否有一种等位基因是某一个种群所独有的，答案是：有。事实上，非洲大陆的种群拥有最具“个性化”(其他种群都没有)的等位基因。这表明，相对于那些在走出非洲时遭遇人口瓶颈的群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群体拥有更大的多样性。但关键是，“个性化”等位基因对群体差异的潜在影响，是任何先验理由都无法否认的。
对于遗传变异引发的一些迷思，现在是时候解开这些谜团了，在人类历史上，左派和右派往往都喜欢围绕这些迷思做文章。
为了贬斥群体差异存在遗传基础的观点，左派提出的第三个论据是，尚未有足够长的时间(从进化意义上说)让明显的差异得以显现。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有一句名言：“四、五万年来，人类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变化，我们用相同的身体和大脑创造了被称为文化和文明的一切。”根据这个观点，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东非大裂谷出现时，人类的进化差不多就结束了。毕竟，与人类的整个历史相比，六万年只是一瞬间。当我们去分析非洲以外种群之间的差异时，这个时间跨度还要大幅缩短。
然而，重要种群差异的出现不仅可以通过对新突变的正选择来实现，还可以通过选择那些由多种基因决定的性状来实现，也就是基因组中已经存在大量遗传变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分类和复制。我们已经知道，身高和认知能力是由多种基因所决定，会受到人类基因组中数千个微小差异的影响。如果最聪明的人繁衍后代的速度能够超过不那么聪明的人，那么，智商分布的整体遗传转变就有可能在几代人内实现(假设高智商的繁殖和生存优势足够强大的话)。照此来看，六万年可不是什么一瞬间，而是接近永恒了。所以，如果不同的行为特性(不仅是智商，还包括信任、勇气、自律，等等)拥有差异化的繁殖和生存优势，我们将能够轻易在千年之内看到遗传分化。
在人类进化的问题上，并不只有左派会凭空臆测，右派在兜售自己的谎言时，同样也有“精彩表现”。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天生的烦恼》(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一书中指出，基因座上表达出明显种族差异的基因型，是导致种群差异的原因之一。倒不是说单个基因无法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是那些表现出所谓“种族”群体差异的基因不会产生这种影响。韦德等人常常把MAOA拷贝数变异称为“战士基因”，因为早期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等位基因的存在来预测暴力行为。然后，他们指出，黑人种群中出现这种“暴力”等位基因的频率较高。然而，这种基因研究(尤其是“战士基因”研究)没有得到重复实验的验证。即便得到了，这种等位基因也只能解释测量结果中微不足道的变化。所以，我们无法依此创建一个关于种群行为差异的遗传模型。
右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过于强调自然选择，而忽视了遗传漂变的影响。在自然选择中，遗传变异提供了一种生存优势，理论上可造成不同种群出现基因层面的差异。而就遗传漂变来说，遗传变异与生存优势无关，只是一个基于地理和历史时间，对种群进行“标记”的随机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因种群而异，种群的表型(比如身高或智商)也可能各有不同，但其背后的环境原因与遗传差异之间，只存在假性相关。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呈扇形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纯化选择会让人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对疟疾具有抵御作用的镰状细胞基因型仅在西非和中非种群中常见，而这些种群的疟疾发病率属于全球最高之列。
身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了为什么先祖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会让我们无法在种群之间进行比较。当研究者把评估白人身高相关基因的评分体系应用于黑人时，其预测的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的身高要比实际矮15厘米左右。
很多遗传决定论者所犯的错误是，他们认为，既然在某些物理性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环境与遗传之间的明确关系，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扩展到高度复杂的人类行为和心理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选择性压力在产生某些性状的表型差异方面发挥着作用，比如由少数基因决定的肤色、眼睛颜色或乳糖耐受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由多种基因决定的特点(比如认知能力)就与社会或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
除了某一时间点许多行为的复杂结构和多基因结构之外，过去50年间，由于经济财富的快速变化，仅仅从遗传学角度去解释各个种群所取得的不同成绩，这一做法也显得愈加不合时宜。虽然过去1万年足以让遗传结构中塑造了不同社会经济结果的地理差异显现出来，但200年大概还不够，而50年是绝对不够的。然而我们却看到，台湾和韩国在短短时间内，从种群几乎无法生存的贫困社会发展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因此，对于生活水平以及相关社会结果的地理差异，可能存在比遗传学更好的解释，比如法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等等。目前的研究和理论认为，对于各个国家、种族和民族在行为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同表现，基因差异是一种潜在的——但却极不可能的——解释，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解释。
话虽如此，且让我们再提一个可能是人类科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在同样重要的环境差异之外，先祖种群亚群的遗传差异能否用来解释当代美国自我认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的成就差异？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确曾指出，黑人的认知能力在基因层面上就弱于白人。然而，他们的“证据”并没有包含分子遗传学方面的数据，因此存在缺陷。但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分子遗传学方面的数据，或许能够让我们直接检验关于种族、基因和智商的问题。我们再次提出这个充满偏见的问题，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根本不可能从科学层面上进行解答。
如果赫恩斯坦和默里还想把他们的研究进行下去，也许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要证明，在数据集中，普通黑人和普通白人基因组的所有细微差异是否能够显示，一个种群的确拥有能够预测更高水平重要表型(如受教育程度)的遗传标记。我们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测算”基因组：第一是使用多基因分数，第二是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两者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即使基因能够预测智商的种族差异，那也是因为基因能够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种族认同和社会遭遇。
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多基因分数是身高。根据一个人的DNA计算得出的分数，就能对种群实际身高大约50%的变异做出解释。《自然》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研究者针对教育(和认知能力)开发了一个评分体系，它可以对受教育时间大约7%的变异做出解释。此后，研究者对这个评分体系做了进一步改进，以提高其预测能力。虽然这些分数无法解释所有的遗传变异(我们认为身高大约80%由遗传决定，受教育程度至少有25%由遗传决定)，但它们的确能够进行预测。就针对受教育程度的多基因分数来说，高分者平均要比低分者多接受两年以上的教育。
然而，事实证明，当这些评分体系是针对特定种群开发时，比如针对欧洲人后裔，它们就无法用来预测其他种群。拿身高来说，最好的评分体系是在白人身上“训练”的，当研究者把它应用于黑人时，其预测的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的身高要比实际矮15厘米左右。所以，这些评分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先祖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使得这种种群之间的比较无法进行。研究者会利用基因芯片对数以百万计的遗传标记物进行测量，它们标记了不同种群的差异。它们只是把染色体间隔开来的标记，其作用是取代周围所有的遗传性区域。但这个区域包含的东西是非常不同的，尤其是当我们拿拥有非洲血统的种群与其他地方的种群比较时。因此，虽然多基因分数对种群内的分析很有用，但我们无法用它来进行种群之间的比较。
第二种方法是测量所谓的主成分，即通过数据中遗传变异的整体模式，对遗传起源进行量化分析。如果我们弃用多基因分数，转而通过不同遗传起源的百分比(由个体的主成分得分确定)来预测智商，那会怎样？例如，普通非裔美国人拥有10%的欧洲血统，某些白人身上也有一些非洲血统，那么，这种非洲血统或欧洲血统在一个人基因组中所占的比例，难道不应该能够预测社会经济或认知性结果吗？
这也正是韦德面临的问题(即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用单一的遗传标记物进行测量，还是主成分分析这样的综合性测量，基因扮演的角色只是环境的代理人。研究者要确保自己观察到的遗传差异真正与基因有关，唯一的办法是比较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我们知道，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是偶然性和受孕随机性的结果，与家境、邻里等其他背景因素无关。但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的情况：虽然兄弟姐妹之间的多基因分数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血统测量的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尽管这个想法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依照血统组成来比较兄弟姐妹，也是行不通的。
即使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与遗传起源有关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差异都排除在外，并最终发现了一种效应，但这样的结果仍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会如此？虽然大脑的发育路径可能与测试的得分差异存在关联，也可能没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非洲或欧洲血统在一个人体内所占的比例，来预测他/她的相貌。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同一家族内，我们也敢说，那个拥有更多非洲基因的后代会拥有更深色的皮肤、更卷曲的头发以及更多西非人的面部特征。在美国，还有一些与遗传起源有关的物理性状没有被刻上明显的种族烙印，比如身高。
这些物理性状很重要，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起点。我们无法把那些与环境无关的生物效应跟那些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遗传效应(比如肤色较浅的人更受欢迎)分割开来。真正的情况可能是，认知能力的差异存在遗传基础，但把基因与智商连接在一起的机制，是通过社会路径(即人们对肤色的反应)起作用的，而不是通过生物学路径(即大脑结构)。肤色较深的人或许更有可能被警察找麻烦，或者更有可能被老师(或父母)认为智商较低，而这反过来可能对个人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基因能够预测智商的种族差异，那也是因为基因能够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种族认同和社会遭遇。
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来审视基因、种族和智商之间的关系，这与某些专家或学者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认为，黑人和白人的测试得分之所以存在差距，也许可以从遗传学中找到某种解释。即便如此，在种族分析中，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思考，也并不总是有害的。事实上，控制基因型的能力让种族歧视这类社会现象的影响得到了明显的消解。一旦我们通过控制基因型消除了种群之间存在生物或遗传差异的说法，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展现非遗传性环境过程(如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重要影响。
随着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遗传数据，种族与遗传起源(大陆和次大陆)之间的错配应该会让种族学被重写。当很多白人通过DNA测试发现自己拥有非洲血统，而许多黑人意识到自己拥有欧洲祖先，那么“一滴血原则”可能会土崩瓦解，种族问题上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也可能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正如社会学家安·莫宁(Ann Morning)所言，“即使对种族融合的认知让我们在19世纪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了‘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分类，但‘一滴血原则’根本没被摧毁。事实上，在对这种意识的反应中，它反倒被强化了。”在种族融合的问题上，与第一手知识相比，科学可能拥有更强的力量和权威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但也可能不是如此。无论哪种情况，也不管是婚姻匹配、阶层流动，还是生育繁衍，社会基因组学都能揭示隐藏的种族真相。虽然真相往往与直觉不符，但我们不能因此惧怕探索，惧怕真相。
本文作者之一道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另一名作者杰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公共事务、社会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以及人口健康学教授。
本文摘自康利与弗莱彻合著的《基因元素：社会基因组学革命如何揭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和未来》(The Genome Factor: What the Social Genomics Revolution Reveals about Ourselves， Our History， and the Future)。
原文链接: https://www.zaojiu.com/talks/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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