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天生就该成为那个代价呢？
2022/12/22 14:04:23 拾遗
每一个岔道上的被拯救者，
都不应忘记另一条岔道上的被牺牲者。
01
这几天，
我从来没有在微博上，
密集见到这么多讣告。
02
因新冠死亡的，
有教授，有专家，有大师，有院士，有共和国英雄，但更多的是，叫不出名字的普通人。
03
现在看来，
奥密克戎的伤害性确实被低估了，被专家低估了，被我们低估了。
奥密克戎不是感冒、不是感冒、不是感冒。
04
我这么说，
并不是反对放开。
当下的中国，除了放开，其实已别无他路。
因为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已接近崩溃的临界点，再不放开就要出大问题了。
05
关于政策，
社学会领域有一句名言：
政策只有次优解，没有最优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任何一项政策的诞生，它寻求的都不是对某个群体的最优解，都不是对少数人的最优解，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最优解，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最优解。
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对100%的人都友好的政策，任何一项政策，对一部分人非常友好，必然就会对有一部分人非常不友好，怎么办？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他只能选择对多数人更友好的政策，只能选择对整个社会更有利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从大局出发”。
所以一项政策诞生后，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委屈者”，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牺牲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政策只有次优解，没有最优解。
06
一项政策诞生后，
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委屈者”和“牺牲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是必要的代价。”
“这是必要的牺牲。”
“这就是自然法则。”
“轮到了，就活该倒霉。”
“人各有命，富贵在天。”
当然不可以。
没有任何人本来就是应该被委屈的，没有任何人本来就是应该被牺牲的。
他们被委屈、被牺牲，只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大局。
没有他们的委屈和牺牲，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进步、繁荣的大局。
所以，越是政策的受益人群，
就越应该体恤政策的受损人群，
就越应该帮助政策的脆弱人群。
因为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会我们的受益。
07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当下很多人，一点也不体恤疫情中的脆弱人群。
面对高龄老人和新冠亡者，他们的嘴巴实在是太臭了：
“这是必要的牺牲。”
“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活了那么久死了是喜丧啊。”
“这个年纪了，也该寿终正寝了。”
“反正他们都有基础病。”
“本来他们也有基础病，又多活了三年。”
“老人本来就有病，新冠只是加速了而已，早死晚死都是死。”…………
08
这些话真的要把人气死。
现在我最讨厌一种人，就是一个人因新冠死亡后，他首先就去看就去问这个人：
“他有没有基础病?”
“哦，他有基础病啊？”
有基础病怎么了？
有基础病就活该死吗？
有基础病就活该成为代价吗?
就像作家霜叶所说的：
“‘有基础病’这几个字，不是代表他就该死。
糖尿病一辈子治不好，但一样可以活到高寿。
高血压是挺危险的，但平时只要正常吃药，他一样可以寿命久长。
甚至很多癌症患者，也能靠药物维持长期生存。
年纪大了，绝大多数人都有点基础病，但他们不是就该死。
别弄得一说有人得了新冠之后死了，先看‘有基础病’四个字就觉得人家活该。
你们过了60岁，绝大部分也会有基础病的。”
没有谁天生就该成为那个代价。
09
一辆电车刹车失灵，
它的前方有两条轨道，一条轨道上有1000个人，另一条轨道上有1个人。
根据道德的“最小伤害”原则，岔道工为了拯救那1000个人，而把电车扳向了那1个人。
这1个人就活该死亡吗？
这1个人就活该成为代价吗？
他做错什么事情了？
并没有。
他只是不幸地成了“少数人”而已。
对于这样的“少数人”，我们不仅不应该调侃，不仅不应该嘲讽，不仅不应该轻视，还应该施以最大的共情、体恤和照顾，因为没有这样的“少数人”的牺牲，就没有我们大部分人的得救。
每一个岔道上的被拯救者，
都不应忘记另一条岔道上的被牺牲者。
10
再往大了一点说：
我们共情、体恤和关照疫情中的脆弱人群，其实也是共情、体恤和关照“以后的自己”。
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诞生，都会有他的脆弱人群。
这次是他们成为了这个政策的脆弱人群，下次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政策的脆弱人群。
这一次我们共情、体恤和关照他们，下一次他们就会共情、体恤和关照我们。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所以能繁荣昌盛，就在于我们能够互相共情、体恤和关照吧。
11
如何共情、体恤和关照放开中的脆弱人群？
1、不要过多地去抢药囤药；
2、不要娱乐化新冠病毒；
3、把病毒现在的伤害性真实地告诉老人；
4、轻症别去医院，避免医疗挤兑；
5、为己为人都要戴好口罩，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年轻人，还有很多老幼病残；
6、分享多余的药品、抗原等物资；
7、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
8、为脆弱群体多多发声；
9、请给牺牲者最起码的尊重；…………
12
杨绛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老王》。
老王是一个蹬三轮车的苦力，杨绛经常坐老王蹬的三轮车。
作为大知识分子，杨绛和钱锺书，并没有高高在上，他俩一直都对老王很好。
但老王去世之后，尽管自己以前对老王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杨绛每每想起老王，就会觉得心上不安，她一直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终于有一天她想明白了，“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我们为何要共情、体恤和关照放开中的脆弱人群？
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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