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1）
2022/8/8 1:17:35 书虫子
【英】格里高利·克拉克 著洪世民 译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
自序本书采取了一种大胆的研究方法，从粗略、杂乱甚至偶尔自相矛盾的实证中，梳理出能描述人类悠久历史的简明架构。这些架构能同时适用于关于人类历史的惊人事实和详载于这本书中的现实世界。延续《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资本论》(Das Kapital )、《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等著作的传统，本书对“大历史”(big history)有着前所未有的企图心。与上述著作一样，本书在讨论以下问题，即：“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要走那么久？”“为什么贫富不均？”“我们要往哪里去？”知识分子的求知欲使之提出这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但本书的焦点不仅是历史，而且对于近代经济政策也有着墨。书中将详述经济学家以及他们供职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机构，揭示这些人与机构是如何错看前工业社会、错认近代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而这些错误观念，如“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却成了经济学解决穷国发展问题的基础。尽管本书讲的是经济，但我们会发觉，经济制度向来与心理学、文化、政治及社会学相互混杂、密不可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欲望、抱负和互动——是由过往的经济制度塑造而成，又反过来塑造了现代经济制度。因此，对于人类学与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史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从本书得到收获。幸运的是，只用一套简单的概念就能带我们细探数千年来世界经济的演进。就算未受过正式经济学训练，也能了解书中的内容。本书努力解决的问题虽然仍是最“技术本位”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但对理论一无所悉的读者也能完全心领神会。可以预见的是，本书的一些论点将来会被证明为太过简化，或根本就是谬误。有些论点在我经济史领域的同僚中也极具争议性。但它们就算出错，也远胜于学术界常犯的那些惹人生厌的恶习——刻意模棱两可、堆砌术语且内容空洞，虽然人文学科的著作大半如此。诚如达尔文所言：“错误的观点若有一些证据支持便无伤大雅，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证明他人的谬误为乐：一旦做到这点，便会有一条通往错误的小径于此封闭，同时开启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因此，我希望即使本书有部分出错，也是明显而有益的错误，能带领我们朝光明迈进。这本书是我二十年竭力耕耘学术葡萄园之偏僻一隅——量化经济史(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的产物。我很幸运，正因经济学及史学同业们对这些葡萄树漠不关心，区区一个小学者才能自划数千年的光阴为他个人的园地，并默默地、不受干扰地照料它。但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吸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提醒他们，要保持对观点的灵敏嗅觉。
致谢写这本书让我欠下一堆人情债，大概堆得跟特朗普大厦一样高吧。首先要感谢以下评注原稿或相关论文，替我省下数不清的尴尬并提出重要修改建议的人：克利夫·贝克(Cliff Bekar)、斯蒂芬·布罗德伯里(Stephen Broadberry)、布鲁斯·查尔顿(Bruce Charlton)、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詹姆斯·富尔福德(James Fulford)、雷吉娜·格拉夫(Regina Grafe)、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奥斯卡·约尔达(Oscar Jorda)、马德琳·麦库姆(Madeline McComb)、玛丽·麦库姆(Mary McComb)、汤姆·梅尔(Tom Mayer)、乔尔·莫克(Joel Mokyr)、吉姆·欧朋(Jim Oeppen)、科马克·欧葛拉达(Cormacó Gráda)、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凯文·萨利尔(Kevin Salyer)、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杰弗里·威廉森(Jeffery Williamson)以及苏珊·沃尔科特(Susan Wolcott)。我特别欠我的编辑一份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西方经济史系列的乔尔·莫凯尔，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感激他们在面对强烈挑战时愿意付出耐心，提出睿智的建议。感谢普林斯顿编辑室的彼得·施特鲁普(Peter Strupp)以惊人的专注力在兼顾细节与内容下为我润稿。第二份人情债是亏欠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事们。本校的经济系是活泼得令人咋舌的学术之地。艾伦·奥姆斯特德(Alan Olmstead)让戴维斯成为经济史的中心。全加州大学的经济史领域悉由他掌舵，而他杰出的领导已让加州成为全球研究经济史的重镇。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有用不完的热忱、活力和慷慨。艾伦·泰勒(Alan Taylor)扬言要将这个世人忽略的葡萄园角落改造成顶级酒庄。也要感谢我经济系的同事，特别是保罗·伯金(Paul Bergin)、柯林·卡梅伦(Colin Cameron)、凯文·胡佛(Kevin Hoover)、希拉里·霍因斯(Hilary Hoynes)、奥斯卡·约尔达、克里斯·尼特尔(Chris Knittel)、道格·米勒(Doug Miller)、玛丽安娜·佩奇(Marianne Page)、乔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卡蒂·鲁斯(Kadee Russ)、凯文·萨利尔、安·史蒂文斯(Ann Stevens)及德博拉·斯温森(Deborah Swenson)，他们让每天充满欢笑、刺激和愉悦。我要感谢我过去的合著者吉利恩·汉弥尔顿(Gillian Hamilton)、大卫·杰克斯(David Jacks)与苏珊·沃尔科特，我与他们合著的作品也屡见于本书之中。感谢多位研究助理协助搜集或整理本书赖以建构的数据：大卫·布朗(David Brown)、罗伯特·艾勒(Robert Eyler)、梅拉妮·古蒂(Melanie Guldi)、彼得·霍恩(Peter Hohn)、埃里克·詹美斯基(Eric Jamelske)、大卫·奈斯特龙(David Nystrom)和夏哈尔·珊沙尼(Shahar Sansani)。其中夏哈尔更是费尽本属分外的心血，进行诸多引用资料的求证工作。我还要感谢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感谢他们提供2005—2006年的研究奖金，让我有时间、有动力来完成这项计划。也感谢那里的图书馆全体同仁，尤其是玛丽安娜·巴克(Marianne Buck)，热情地帮助我搜索资料出处及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实例。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十五年来提供三笔奖助金，赞助本书大部分的资料搜集工作。还有一份更源远流长的恩惠是苏格兰汉弥尔顿圣十字高中的老师们所赐。很难想象有比那所学校更颓圮的校舍，而且校规还颇为守旧。但那些老师专心致志、知识渊博，又愿意大方投入时间从事这份除了成就感之外毫无报偿的工作。感谢他们。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玛丽·麦库姆。我在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于柏林跟原稿搏斗的同时，几乎完全没尽到家庭责任，到了戴维斯之后仍继续如此。这期间，玛丽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全职工作，还得兼任厨师、顾问、旅游向导、德文翻译及家长等职。另外她还通读了稿子并提出修改意见。希望我至少还得起这份恩情。
第一章 绪论 十五页说清世界经济史他或许因此被公正地列为人类的恩人，将生命庞杂的规则浓缩为短短几句，可轻易透过反复回想在脑海里一再重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漫谈者》(Rambler )175期，1751年11月19日世界经济史的基本轮廓出奇的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张图表总结(图1.1)。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均收入(每人可获得的衣、食、住、热、光)因社会或时代而异，但整体没有呈上升趋势。受到本书将阐述的一种简单却有力的作用——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暂收入提升最终一定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因此，公元1800年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十万年的一般民众优渥。更确切地说，1800年全球多数人口甚至比他们远古的祖先贫穷。有幸生在富裕社会，如18世纪英国或荷兰的民众，物质生活水准大致与石器时代相同；但为数众多的东亚及南亚居民，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各方面的条件可能还不如穴居人。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质均毫无进展。人们在1800年的平均寿命不比狩猎采集时期长：只有30至35岁。石器时代人类的身高(一种衡量饮食品质及儿童患病率的指标)甚至高于1800年。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从事少量工作即可满足物质所需，1800年代的英国人却得拼命一辈子，才能购得起码的舒适。物质消费的种类也没有增加。一般采集者的饮食和工作生活，远比1800年的典型英国工人丰富多彩——尽管当时英国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来品。
图1.1 一张图囊括世界经济史(公元1800年后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一些国家则呈现下滑)而且狩猎采集社会是平等的，各成员间的物质消费量相差无几。相反的，主导1800年代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着不平等，少数富人使大众的收入更形短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或许描写过贵妇阔少享用下午茶时的优雅对话，但对1813年的英国大众而言，生存条件其实并未好过他们在非洲草原赤身裸体的祖先。达西家族只是少数，多数人家生活穷苦。〔译注：达西(Darcy)是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的贵族家庭。〕因此，若依照最广义的物质生活标准，人民的平均福祉从石器时代到1800年甚至不进反退。1800年代单凭低技术性劳动力维生的穷人，若回到狩猎采集社会，日子说不定会过得更好。近两百年前展开的工业革命，永久改变了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一群受惠国家的人均收入开始持续增长。当今最富有的现代经济体，比1800年平均富裕10至20倍。此外，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工人。原本就很有钱的地主或资本家，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固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但工业化经济最大的恩泽是留给了最贫困者。然而，繁荣并未莅临每一个社会。某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现今的物质消费远低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准。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等国倘若不曾接触工业化世界，而继续处于未工业化的状态，在物质方面会更宽裕。现代医学、飞机、汽油、电脑——这些两百年来科技丰饶的象征，已在那里创造出近乎史上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准。这些非洲社会仍陷于马尔萨斯的年代：技术进步徒使人口增加，并使生活水准下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但现代医学已将最低生存必需物质降至远低于石器时代的水平。工业革命一方面缩小了社会内的收入不均，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各社会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过程近来被称作“大分流” 。各国间的收入差距高达50:1。在此时此刻的地球上，同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富裕和贫穷。因此世界经济史引发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率先在工业革命时代逃脱陷阱的是英国这个蕞尔小岛，又为什么在1800年？随后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本书提出对这三大谜团的解答——凸显三者关联性的解答。工业革命何以在当时发生，本质为何，又何以引发大分流，答案都可溯至数千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深处。过去的阴魂仍牢牢掌控着当今的经济。对于本书把焦点放在物质条件上的做法，势必有人觉得太狭隘、太偶然而无法涵盖数千年来的种种社会变迁。工业化社会能够演变成现代社会，物质上的财富想必只能反映一小部分的原因吧？事实正好相反，有充分证据显示，无论在社会内或社会间，财富——唯有财富——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关键因素。收入的增长会改变消费和生活方式，几无例外。当收入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攀升，就已撒下美国农民和制造工人于近年来先后没落的种子。如果我们别具慧眼，甚至可在1800年预见到步入式衣帽间、男女洗手间、焦糖玛奇朵、意式甜醋汁、精品酒、文理学院、私人教练，以及价值50美元的主菜。未来几个世纪，当然会有许多惊奇迎接我们，但未来的经济大体上不是什么奇境异域。我们已经看到富人如何过日子，而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强烈预示着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我们终将如何度日。 例如每个参观过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或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的人，都预先尝到被观光浪潮淹没的滋味：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这股浪潮将会席卷世界各地。就连高收入者对个性化旅游及餐饮的需求，如今也走向工业化的规模。一如我们可透过富人的生活预见未来，前工业世界的少数富豪，也过着我们现在的生活。现今美国郊区居民坐进平生第一部SUV的喜悦，完全呼应了伦敦一位富有的公务员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8年购买自己第一辆马车的心情。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自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Vesuvius)爆发当日便于时空中冻结，去这两座重建后的古城走一趟，你就知道美国郊区居民乐于搬进什么样的住宅：“挑高天花板、中庭，房间宽敞，有精细的马赛克图案及花园水景——维苏威山景一览无余。”因此我不会为聚焦于收入一事致歉。长期来看，收入对塑造生活的影响力大于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要信众心虔志诚，神明的旨意绝不如收入强势，因为收入巧妙地操控了我们生活的架构。
马尔萨斯陷阱：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生活本书将讨论一个简单的模型，即全人类社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逻辑，并阐释这个模型如何与史证相吻合。这个模型仅需三个基本假设，可通过图表解释，也能说明为何过了1800年技术进步才开始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关键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只要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就算已累积到相当的程度，物质条件仍不可能永远改善。马尔萨斯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可由人口增长情形推断。1800年以前每年的进步速度不及0.05%，是现在的三十分之一。在这个模型中，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类经济只不过是所有物种的“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识见，他于1798年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中，踏出理解这种经济逻辑的第一步。马尔萨斯经济中的经济策略与现今背道而驰——今日之恶为昔日之善，反之亦然。现代国家的劫难——战争、暴力冲突、混乱、歉收、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公元1800年以前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能减轻人口压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相形之下，今天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热爱的方针——和平、稳定、秩序、公共卫生、济贫——是繁荣的大敌。它们会促进人口增长，而使社会一贫如洗。乍听之下，“公元1800年以前没有物质进步”的说法荒谬可笑。看看当今亚马孙雨林中的努卡克族(Nukak)，他们赤身裸体，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财产非常简单；再比对约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于1789年所绘，衣着华丽的英国上流家庭布拉蒂尔(Braddyll)一家，当时所有社会的平均物质生活状况岂可能相同？但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符合前工业世界的实证。尽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少数权贵已过上富裕的日子，但1800年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优于他们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本书探讨的马尔萨斯理论也将披露公元1800年以前“节育”对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所有我们手边有完备生育水平记录的前工业社会，尽管手法不一，但都经历过限制生育的过程。因此，公元1800年以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多半高于勉强维生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降，非洲的生活水准有那么大的退步空间。死亡情形也很重要。而当时伦敦等城市的欧洲人很幸运，是一支能开心地蹲在自己的粪便上，居住在污秽地下室里的肮脏民族。由于卫生条件差，加上高度城市化及其衍生出的健康问题，代表收入必须要高，才能养活1800年代英国和荷兰的人口。相反的，清洁意识较高的日本人，就能够以少得可怜的物质来维系等量人口，而这也使他们注定必须以更有限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既然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法则即支配所有动物社会的法则，人类当然受制于马尔萨斯时代的物竞天择。即使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革命让猎人转型为农民，而造就出定居农业社会，情况也未见转变。的确，塑造人类本性的“达尔文挣扎”(Darwinian struggle)并未随着新石器革命落幕，而是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例，我们将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在1250至1800年间幸存的类别，其中尤以经济成就强有力地转化为生殖成效为最——富裕人家子女的存活率是贫穷人家的两倍。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的英国，最贫穷人民的孩子几乎夭折殆尽，家族因而断后。因此前工业时代的英国是个不断“向下流动”的社会。基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停滞特性，富裕人家多生的子女通常必须离开权贵集团，往社会下层寻找就业机会。手工业工匠的儿子变成工人，大商人的公子变成无足轻重的小贩，大地主的子弟变成小地主。这些后来造就了经济活力的特性——耐心、勤勉、机灵、创新和教育——遂透过遗传及教养等过程传予全英国人民。一如人类塑造经济，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也在塑造人类，至少在文化上如此，说不定在基因方面亦然。 新石器革命创造了和现代社会具有同样资本密集度的农业社会。至少在英国，这么一个制度稳定、资本密集的经济体系创造了一个以“代代相传”的生殖成效奖励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伴随这个选汰过程而来的，是前工业经济特性的转变——主因是大众采纳了中产阶级的偏好。利率下跌、谋杀率下降、工时增加、对暴力的喜好降低，计算与识字能力也向社会较低阶层普及。
工业革命静如止水却占了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前工业世界，被1760年至1900年欧洲社会发生的两件看似前所未有的大事瓦解。第一件事是工业革命，知识发展提升生产效率，高产能带动空前迅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件事是人口转型，生育率从上层阶级开始下滑，而后这个趋势蔓延到整个社会。人口转型也让工业革命提升的效率不再是仅产生越来越多但仍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口，而是惊人地提升了公元1800年后的人均收入。本书第二部分将检视这些转变。工业革命及与其有关的人口转型构成了下列经济史领域的重要问题：为何在所有前工业社会技术发展都如此缓慢？为什么过了公元1800年却一日千里？为什么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最后，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社会都能分享到工业革命的丰硕果实？对于这些谜题，目前只有三种已确立的解释：其一是将工业革命置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事件中，例如政治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近代民主制的推行。其二是主张前工业社会陷于一个稳定但停滞的平衡，某些冲击点燃了动力，而将社会导向全新的动态平衡。最后一种解释则主张工业革命是社会环境在马尔萨斯时代逐步演进的产物：增长是内生的(endogenous)。根据前两个理论，工业革命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也可能延后数千年之久。只有第三种解释暗示工业革命是必然发生的。根据古典派学者的描述，工业革命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一段唐突的过渡时期，如图1.1所示，在短短五十年内，生产率的增速即从前工业时代的水平演进到近代的水平。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就只有强调外来冲击或平衡转换的理论才可能说明工业革命的缘由。古典派的描述同时暗示工业革命期间的增长动力，是在不同经济层面出现的重大技术发展，而将矛头再度指向制度变革或平衡转移。这表示我们应该能借由查看公元1800年之前英国发生的制度或经济情况变化，来找出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于是，心中只有这种解释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前赴后继投身于这个问题，结果却徒劳无功。这种将工业革命视为“经济生活突如其来之裂缝”的传统思维经不起考验。有充分证据显示，在1200年至1800年之间，英国的生产率增速并未出现骤然提高，而是呈现不规则的波动。1600年、1800年，甚至1860年都有道理被视为马尔萨斯时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真正分界点。我们也试图找出经济效率的发展与英国的知识累积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的关联取决于许多偶然的需求、贸易及资源因素。就许多重要层面而言，1760至18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突发性现象，一场意外，附加在知识累积率这条更绵长——始于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上升曲线上。因此，虽然某种形态的工业革命确实发生在1200至1860年间的欧洲，虽然人类已经越过了明显的分水岭——唯物论者入应许之地必经的约旦，但关于它确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致使其发生的条件，仍有广大的争论空间。渐进性转变的演进论是比人们以前所理解的更合理的解释。虽然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开始，制度与制度分析已在经济学及经济史学中扮演要角，但在本书的工业革命故事中，以及此后的经济表现方面，制度充其量只有次要的直接影响。公元1200年时，英国等社会已经拥有今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所需的一切制度上的必要条件。当时的社会制度其实比现代高收入经济体更具有激励性：中世纪人民的工作及投资回报比现代人还高。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令人百思不解的不是中世纪的英国经济为何没有增长，而是当今税率奇高、社会支出沉重的北欧各国，经济为什么不会崩盘。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在经济增长起步之前，就已存在很久了。这些制度确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却缓慢而迂回，经历了数百年甚至千年。在此方面本书主张，新石器革命不但建立了定居农业社会及庞大的资产，更改变了加诸人类文化及基因之选汰压力的性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表面上拥有与1800年的英国十分类似的经济结构，但介于两者间的年代深刻塑造了农业社会成员的文化，甚至可能还有基因。正是这些转变致使工业革命只能在公元1800年，而无法在公元前2000年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印度或日本？ 本书大胆提出的答案是：英国的优势不是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是启蒙运动，而是出于制度稳定和人口的机缘。特别是英国的制度最晚从1200年开始即出奇的稳定，人口在1300至1760年期间增长缓慢，而富人和有经济成就者的繁殖力惊人。基于这些原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早嵌入英国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中国和日本在1600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都享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欧洲文化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法是正确的。中国和日本无法像英国那般一日千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上层社会的生育率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点点。因此两国没有大量受教育阶层的子女向下流动。举例来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的武士，就能凭他在官僚制度中的位阶获得充足的世袭收入。尽管坐拥财富，但他们的生子率仅稍稍超过1(一个父亲生一个儿子)。因此，虽然官僚职位的数量固定，但他们绝大部分的子女仍能在官僚制度中养尊处优。画面转到中国，清帝国从1644年至1911年期间统治中国。他们的贵族凭借身份而富裕。他们生育的子女比中国平民多，但相差有限。因此，一如社会风俗的机缘击败卫生、婚姻及繁育而成为欧洲人在马尔萨斯时代比亚洲人富有的主因，这些因素似乎也为欧洲提供了更强劲的文化动力。无论其成因为何，工业革命在社会方面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基于两大力量——技术发展的本质及人口转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工业革命后的成长大力促进了平等。虽然害怕人类会被机器吞没，但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劳工。因此，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中，通常有半数以上的国民收入进了地主或资本家的口袋，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他们的收入占比一般不到四分之一。或许有人预期技术发展将使低技术性工作的工资大幅降低，毕竟，整个阶层在前工业经济时代只能供应体力，没多久便被机械完全取代。纵使19世纪初期仍有百万匹马在为人类服务，1914年时，大部分的马匹已从英国经济中消失，被蒸汽和内燃机取代。一旦它们创造的价值低于饲养成本，就难逃进屠宰场的命运了。同样的，资本家或地主没有理由不增加他们的收入比例。国民收入向低技术性劳工的重新分配已经造成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但到今天为止，在这些皆大欢喜的发展背后，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现代经济增长必将持续产生如此良性的影响。
大分流本书的后三分之一将探讨工业革命为什么一方面促进成功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平等化，同时又导致各国经济财富的大分流。为什么会造就一个由少数国家独享前所未有的财富，其他国家却自工业革命后每况愈下的世界？这项分歧反映在时薪这条日渐加宽的鸿沟上。例如，2002年印度制衣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为0.38美元，美国本土工人则要价9美元(见图16.12)。这是否表示当世界贸易组织(WTO)取消全球剩余的贸易障碍后，先进经济体将停止所有基本制造活动？富裕社会未来会面临“反乌托邦”(dystopia)——低技术性工作的工资跌落至第三世界的水准吗？19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组织和政治变化，似乎都预示着它将如秋风扫落叶般，以改变英国、美国和西北欧的方式改变世界大部分地区。例如1900年时，埃及亚历山大、印度孟买和中国上海等城市，在运输费用、资本市场及制度结构等方面皆完全融入英国经济体之中。然而，在少数受惠国出现增长后，其他国家仍原地踏步，造成各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拉愈远。这一收入水平的大分流是个谜题，难度不亚于工业革命本身。而且它是对任何试图解释工业革命的理论的严格测试。这些理论有办法解释世界经济变本加厉的分流现象吗？棉花业是早期富国与穷国皆有发展的少数产业之一。一项针对该产业进行的深入调查显示，大分流的解剖结构既复杂又出人意表，亦难以套用经济学家最爱用的解释——不好的制度、不利的均衡、不良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在表现欠佳的经济体中，工人们真正为工作付出的劳动力很少。例如印度现代棉纺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因此在考量贫富国家的工资率差异之后，全球时薪的差距其实比表面看起来小得多。印度的时薪或许只有0.38美元，但它每工作单位(unit of work)的实际工资则高得多。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对于美国低技术性劳工生活水准的威胁，并没有时薪水平暗示得那么严重。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固然可以转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价廉的生产物资，但有样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复制，或无法大量复制，那就是在那些技术发祥地中，支持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之所以难以复制，似乎有一个因素，即许多社会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地理环境和动植物生态是决定性因素。欧洲和亚洲能在经济上挣出一片天，且到今日仍是佼佼者，正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赐。他们有可以驯养的动物，欧亚大陆的延伸方向又让家养的动植物很容易在各个社会间传播。但他的论点有一个漏洞。在这个仰赖工业化致富的现代世界，坏脾气的斑马和河马为何会阻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工业革命无法帮助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摆脱由来已久的不利地理条件，而更加重它们的落后？为什么在公元1800年以前未发展过定居农耕的澳大利亚，落入英国之手后却能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且名列前茅？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物竞天择过程也有助于说明，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建立定居农业社会方面最初(或许得自地理条件)的优势，如何在后来的经济竞争中化为长久的文化优势。未经历过长治久安的定居农业社会的社会，无法立刻采纳较先进经济的制度和技术，因为他们的文化尚未适应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的需求。但历史也教导我们，即便是在具有相同传统与历史的社会中，也会有经济能量充沛的地区和时期，以及经济停滞不前的地区和时期。英国南部和北部的经济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转；爱尔兰在明显比英国贫穷至少两百年之后迎头赶上；德国南部也已经超过德国北部。这些社会经济活力的变化在马尔萨斯时代就已屡见不鲜，迄今仍持续存在。不同的是，在马尔萨斯时代，这些变动的影响会遭当时的经济体系削弱。它们主要左右了人口密度。例如19世纪初期的波兰农场工人，据说比英国农工邋遢、懒散且好杯中物 ，但当时英国的生活水准只比波兰高一点，而波兰的人口则非常稀少。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经济环境的差异就反映在收入水平的差异上了。生产技术本质的转变进一步拉大了各国的收入差距。尽管波兰工人每小时在农务上的产能不及前工业时代的英美工人，但品质不会差到哪里去。波兰的小麦在筛过两次后仍能以全价在英国市场零售。既然当时农务的重点在于挖排水沟、施肥和打谷等工作，工人的态度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在富裕国家发展的现代生产技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技术是为受过训练、认真尽职、全心投入的劳动力设计的。产品会经过很多双手，而每一双手都有可能摧毁成品的大部分价值。个别工人的犯错率必须尽可能压低，生产过程才可能顺利。 随着19世纪英国采用这些技术，工人的训练便备受关注。既然贫穷国家的工人欠缺这种纪律和投入的品质，为尽量降低差错率，现代生产体系就只有在对工人没什么要求时才可能实行。这个概念有助于说明印度等贫穷国家的纺织工人的努力程度为什么会低得那么离谱。雇用懒散的工人总比让机器闲置或生产出瑕疵品划算。
财富的崛起与经济学的衰落经济学被当成一种学科研究，始于马尔萨斯时代落幕前的数十年间。古典经济学确实能够精辟地描述当时的世界。但工业革命造成产能突飞猛进的结果，不仅让各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更损害了经济理论解释这种差异的能力。因此，经济史界存在着一个讽刺的现象。在多数领域——天文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生物学和历史学——随着我们走出我们的时代、星球和社会，所剩的知识愈来愈少。我们已经知道遥远的迷雾中潜伏着奇怪的物体：类星体、侏儒人种、以硫化氢为能量的细菌。但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不管有多古怪，都是已知的世界。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水准可以根据疾病和环境的资料推估。各社会之间的能量差异，皆为马尔萨斯时代的限制所消弭。它们对生活水准的影响极微。然而，自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诡异的新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拿经济理论来说明各社会的收入差异，也无法预测任一社会的未来收入。贫富差异在当地社会互动中会被经济体系放大而非抑制，进而带来丰收或饥荒。经济史所呈现——在过去三十年才浮出台面——的最后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是：物质丰富、幼儿死亡率降低、成人寿命增加，以及不平等的消弭，并未让我们比过狩猎采集生活的祖先更快乐。高收入深刻塑造了现代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但财富无法带来快乐。这又是经济学另一项错误的根本假设。在任何社会中，富人都比穷人快乐。然而，一如我们最早在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1974年的研究报告中所见，自1950年以来，成功经济体中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未制造出更大的快乐。以日本为例，1958至2004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七倍，但人们自陈的快乐程度却不增反减。这证明了我们的快乐并非完全仰赖我们的绝对幸福水平，而取决于我们与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的相对水平。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取得更多收入、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名贵的车来让自己更快乐，但这种快乐往往会损害那些收入低、房屋简陋、汽车破旧的人的利益。金钱确实可以买到快乐，但那种快乐是从别人身上转移过来的，而非在总体水平上额外增加的。那就是为什么虽然今日各社会贫富差距如此巨大，最贫穷社会民众所反映的快乐程度却只略逊一筹，即使穷国民众可以通过电视媒体目睹成功经济的富足盛况。因此，收入对快乐或许没有绝对的影响，甚至连收入最低的族群也一样。1800年的人民——当时所有社会都较现在贫困，也不如现在这样交流紧密——可能和当今最富裕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人民一样快乐。既然我们的祖先大多是在前工业世界更进取、经济成就高于同辈的奋斗者，或许上述研究结果还反映出马尔萨斯时代另一个文化或生物学上的影响。那些知足的人可能已经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达尔文挣扎”中遭到淘汰。在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体中功成名就者，其动机很可能是想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以获得快乐。现代人则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嫉妒者已经继承了地球。
第一部 马尔萨斯陷阱：公元1800年前的经济生活
第二章 马尔萨斯经济的逻辑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最糟的是未曾间断的恐惧和横死的危险；还有孤独、贫穷、险恶、残酷而短暂的人生。——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51年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从最早非洲大草原的狩猎采集者、定居农业社会一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都过着由单一事实形塑及支配的经济生活：长期来看，出生率必须等于死亡率。既然这个逻辑支配了所有动物的生活，1800年以前，在这种“自然”经济下，人类的经济法则无异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经济体和动物世界的经济体分道扬镳，是过去两百年来的事。一般以为，在我们的非洲始祖及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先人之间，就算现代经济增长尚未出现，人类技术与社会组织复杂度的巨变也必定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例如常被引用的前工业时代经济资料的整理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就以此为基础，大胆推估了公元1820年前1000年的人均收入。但我会在本章中证明，自然经济的逻辑显示，公元1800年农业经济中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准，尚不及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开启本章的引言中，霍布斯就大错特错地认定，自然状态下的人，其生活不如1651年时的英国人。本章将从三个简单而看似平淡的假定来详尽探讨前工业经济的一个模型：马尔萨斯模型。这个模型与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运作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将在下面四章加以检验及探究。
马尔萨斯均衡以生育期来看，每位女性可以生十二个以上的孩子。在现今一些社会，女性的平均生育数仍达六个以上。但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世界，每位女性所生的子女能存活到成年者，始终只平均略多于两个。从公元前13万年到公元1800年，世界总人口可能只从万增加到了7.7亿。但这仍代表在公元1800年以前，每位女性能长大成人的子女平均只有2.005人。即便在成功的前工业经济体中，例如西欧，人口的长期增长率仍非常低。表2.1显示1300年和1800年数个西欧国家的人口，以及据此计算的平均每位女性的子女存活人数。没有一个社会的子女存活人数大幅超过2。一定有什么力量让人口增长率长久局限在某个狭小的范围内。表2.1 1300年及1800年的西欧人口
资料来源：a Tomasson, 1977, 406. b Federico and Malanima, 2004, table 4. c Le Roy Ladurie,1981, 13. d Clark, 2007a, 120.马尔萨斯模型提出一个机制来解释长期的人口稳定。其最简单的版本只有以下三个假设：1.每个社会的出生率由规范生育的习俗决定，但会随物质生活水准提升而增加。2.每个社会中的死亡率会随物质生活水准上升而降低。3.物质生活水准与人口呈反比。出生率指每年单位人口的生育数，为方便起见，一般会引用为每千人的出生人数。据考证，历来最高的出生率为50‰至60‰。但就算在前工业时代，各社会之间的出生率也有显著的差异。英国在前工业时代的出生率有时也会低于30‰。而近至公元2000年的非洲，即世界出生率最高的地区，有些国家的出生率仍高于50‰：尼日尔55‰，索马里52‰，乌干达51‰。死亡率指每年单位人口的死亡数，通常也会以千人为分母。在静止人口(stationary population)，也就是数量固定的人口中，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为死亡率的倒数。例如若死亡率是33‰，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就会是30岁；若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就会提高至50‰。在静止人口社会中，出生率等于死亡率。所以在这类型的社会中(这是前工业世界的特征)，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也是出生率的倒数。因此在前工业社会中，要提高平均寿命，唯一的方式便是限制出生人数。如果前工业时代的人口展现今天尼日尔的生育水准，那么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会低于20岁。物质生活水准也与社会民众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有关。随着报纸、薇吉伍德(Wedgwood)高级瓷器，以及海滨度假等新事物不断推出，要比较实际工资的购买力是挺棘手的事情。但就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以及公元1800年以前的所有社会而言，主要的物质消费无非食、衣、住三方面，所以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准可以测量得较精确。而在发展出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就取决于低技术性劳工的购买力了。图2.1清楚显示简易马尔萨斯模型的三种假定。两张图的横轴都是物质收入，每人可获得的物品和服务。上图的纵轴绘着出生率及死亡率，在出生率等于死亡率时的收入称为“维持生计收入”(subsistence income)，在图上标为y*。这是刚好足以让人口繁衍后代的收入。若收入大于y*，出生率便超过死亡率，人口也会逐渐增加；若收入小于y*，死亡率便超过出生率，人口下降。请注意，此“维持生计收入”并未考量社会生产技术，仅考虑决定出生率及死亡率的因素。一旦了解这些，我们便可判定“维持生计收入”和“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了。在下图中，人口显示于纵轴。只要知道人口，我们便可判定出生率和死亡率。光靠这些假设就足以推导出，长期而言，经济一定会趋向于出生率等于死亡率的收入水平。假设人口以任意初始数量为起点，即图中的N0，这会对应一个初始收入y0。图中y0大于维持生计收入，所以出生率会高于死亡率，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会导致收入下降。只要收入继续超过维持生计所需，人口就会持续增长，收入也会持续下降。只有当收入降到不足以维持生计的程度，人口增长才会停在N*的平衡水平上，从此人口趋于稳定。又假设原来的人口多到收入不及维持生计的地步，那死亡率会超过出生率，人口减少，而把收入推高。这个过程会持续到收入重回维持生计的水平为止。因此不管这个社会一开始有多少人口，它最后都会落在N*，收入刚好维持生计上。“维持生计收入”一词可能会造成这种误解：在马尔萨斯经济中，人们都活在饥饿边缘，一如苏联时期某些条件恶劣的劳改营中的囚犯。事实上，几乎在所有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维持生计收入都大幅超越人口每天养活自己的收入。
图2.1 马尔萨斯经济的长期平衡各社会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不尽相同，也使得维持生计收入相差悬殊。可以维持一个社会生存的物资，可能会使其他社会灭绝。例如英国在1400年和1650年均处于人口稳定时期，因此在这两个时期内的收入显然恰好足够维持生计。但最贫穷的工人，即低技术性农工的日薪，在1650年相当于9磅小麦，不及1400年的18磅。但就算1650年的维持生计收入较低，也高过人类每日所需最低热量1500大卡。每天只要区区2磅小麦就可供应2400大卡的热量，让工人得以存活并胜任工作。因此，前工业社会固然属于生存经济，但通常不是饥饿经济。事实上，有些环境较优的社会堪称富裕——甚至以许多现代社会的标准衡量亦如此。决定收入一定会回到维持生计水平的关键假设是第三个，即物质生活水准与人口之间呈反比关系。基于以下理由，这种关系被称为“技术对应表”(technology schedule)。人口增加会使收入下降的原因是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独立于马尔萨斯)提出的著名的“报酬递减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任何生产体系都会运用各式各样的要素投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报酬递减率主张，如果其中一项生产投入保持不变，那么增加其他方面的投入会使产出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将愈来愈小。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投入要素保持不变，其他用于生产扩张的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出就会逐渐降低。在前工业时代，土地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但土地供给基本上是固定的。在这种先天限制下，不管在哪个社会，只要技术保持不变，随着劳动力增加，每名工人的平均产出便会下滑。因此，人均收入会随人口增加而下降。图2.2显示前工业社会劳动力投入与产出价值的假设关系，也就是马尔萨斯模型的第三个假设。在经济学上，每增加一名工人所增加的产出被称为该工人的“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在市场经济中，边际产量相当于工资。正如图中所示，增加的工人愈多，每人的边际产量便愈低，工资亦同。随着人口上升，平均产量也会下滑。最后一位加入经济体的劳工所创造的产量，低于原有劳工的平均产量。为更具体地理解其中的原因，且让我们假设一位农民有五十亩地，如果他必须独力耕作，他会用低强度的耕作方式来尽可能扩大产出：放养牛羊，偶尔取用它们的肉和皮，一如19世纪初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情景。如果多一个帮手，就可以饲养奶牛，提高总产出；再增加劳动力，这块地或许就可以用来耕种谷物。由于必须进行犁地、播种、施肥收割和打谷等作业，每亩耕地需要的劳动力远高于牧场，但每亩耕地的产出价值也较高。若有更多人力加入，这块地便可以更密集地栽种，成为菜园，种植蔬菜及块茎作物可以进一步提高产能。如果更细心地施肥并锄掉杂草，产量还能进一步提升。在充分的劳动力支援下，每亩地的产出可以非常高。1800年代前后，在中国沿海及日本的农业体系，一亩地就足以供养一个家庭。1845年马铃薯饥荒之前的爱尔兰，深耕细作下的马铃薯田每年可供应家庭超过6吨的作物，即每日供应36磅，基本足以维持生计。而在同时期的英国，每名农场工人要耕作近20亩地。
图2.2 某块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及产出从图2.1我们也可以看出，唯一决定维持生计收入的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对应情形。只要知道这些，我们就可以判定维持生计收入。2.1下图显示的收入—人口关系只能决定与维持生计收入相对应的人口。
出生率及死亡率曲线的变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出生/死亡率曲线”，也就是任一收入水平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这种对应关系是会随时间改变的。假设如图2.3显示，当出生率曲线提高时，我们可以看出死亡率、收入和人口的变化。短期内出生人数会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因此增长，促使人均收入下降，因而提高死亡率，直到死亡率再次赶上出生率为止。在这个新平衡下，人均收入变低了，人口增加了。在马尔萨斯时代，只要出生率增加，结果必定是人均收入下降。相反的，任何能限制出生率的事物必能提升人均收入。既然马尔萨斯时代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正是出生率的倒数，只要出生率居高不下，寿命就延长不了。因此，前工业社会可能借由节育来同时提高物质生活水准及寿命。
图2.3 出生率曲线的变化同样的，如果死亡率曲线一如图2.4呈现下降趋势，那么每一收入水平对应的死亡率较低，在收入不变下，出生人数会超过死亡人数，于是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会压低人均收入，直到死亡率再次追上出生率为止。在这种新平衡下，人口增加，人均收入降低。但在这种创新低的出生率下，寿命却会延长。所以在前工业社会中，改善公共卫生或杜绝暴力犯罪、失序等降低死亡率的做法，的确可以提高寿命——但必须付出物质生活水准降低的代价。
图2.4 死亡率曲线的变化马尔萨斯世界在此展现出一种反直觉的逻辑。任何能提高死亡率的事情——战争、动乱、疾病、公共卫生不良或者停止母乳喂养——都能提高物质生活水准。任何能降低死亡率的事情——医疗技术进步、个人卫生改善、公共卫生进步、作物歉收时的公粮供给、和平以及秩序——反倒会降低物质生活水准。
技术的变化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的人均收入仅由出生/死亡率曲线决定。一旦收入确定，人口规模的发展就只取决于在既定土地面积与社会技术之下，有多少人的生活达到这种收入水准。每个社会都能绘出一张图表来呈现在土地面积与生产技术的影响下，人口数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对应表”——因为这张表中的最重要变量就是技术发展。但其他因素也可能让它发生变化：可用资本的增加、贸易机会的提升、气候变化或者更好的经济制度等。图2.5显示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变化过程：从较差的技术(以曲线T0表示)到较优越的技术(以曲线T1表示)。由于人口变化速度不可能太快，技术发展的短期影响就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但人均收入增加会降低死亡率，使出生人数多于死亡人数，人口便会增加。人口持续增加，到头来只会让人均收入回到维持生计所需。在这个新平衡下，技术变革只会产生一种影响：人口增加。生活水准并不会有持久的提升。
马尔萨斯模型和经济增长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生产技术其实有非常显著的进步，只不过进步得缓慢且零星。英国在1800年时的技术——包括便宜的钢铁和燃料煤、运送货物的运河、枪炮，以及复杂的帆船等——比起定居农业发展前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技术发展的幅度在18世纪60年代欧洲人同与世隔绝的波利尼西亚岛民首次接触时凸显出来。例如英国水手1767年搭乘“海豚”号到达塔希提，发现这是一个没有金属的社会。欧洲人的铁器在塔希提人的眼中宛如稀世珍宝，一开始连一根三英寸的钉子都可以拿来交换一头20磅重的猪，或一场鱼水之欢。但由于水手们实在太热衷于性交易，不出两星期“钉价”就跌了一半，同时“木匠过来告诉我，船上每条系绳栓都被拉开，所有钉子都被取走……吊床的钉子大半不见踪影，三分之二的人被迫睡在甲板上，因为缺钉子挂吊床”。当库克船长抵达同样孤悬海外的夏威夷，当地居民也逮到机会偷走小船，烧船取钉。
图2.5 仅有技术发展的影响不过，尽管技术在公元1800年前已不断进步，但进步的速度始终不及1800年以后的世界。如图2.6即能显示1200至1800年间，马尔萨斯模型的技术曲线的确切落点。该图显示每十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口的关系，然后将每十年的观察资料连起来，以显示人口与收入的变化。在前工业时代，英国人口数的波动剧烈。从1200至1316年的中世纪时期呈现增长；18世纪初期之前的人口，以1316年的600万为最多。但1348年亚洲传来的鼠疫(即俗称之黑死病)引发长达百年的负增长，至1450年代为止。在当时，英国只剩下两百万人口。随着鼠疫慢慢销声匿迹，人口从1540至1640年再度增长。自1200至1650年间，随着人口受到疾病冲击，收入—人口曲线呈下滑趋势。这显示四百五十年来生产技术陷于完全停顿。1650年后，技术曲线反转向上，但速度并未快到足以大幅提升人均收入，而是一如预期，技术发展主要只导致人口增长。特别是在18世纪末，所有技术发展只创造出更庞大的人口，而未增加任何收入。在1800年以前，所有经济体的技术发展率皆非常低落，使收入无法脱离马尔萨斯平衡。
图2.6 1200—1800年间英国的技术发展因为我想证明同样的经济模型适用于公元1800年以前的所有社会(甚至包括无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以及所有动物族群，遂以人均物质消费为基础来发展马尔萨斯模型。不过，最早归纳出马尔萨斯模型及相关经济学说(即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以低技术性工人的工资为基础来思考的。因此李嘉图沿用类似的逻辑而主张：实际工资(而不是包含土地租金及资本收益的人均收入)最终一定会回到维持最低生计的水准。这个论点即为后人所称的“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因此古典经济学认为低技术性工人的生活水准是不可能获得长久改善的。前文提过所有关于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和收入的理论，亦适用于工资。以后续事件来看，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工资铁律似乎是个荒谬的论点。但我们必须了解，马尔萨斯模型正确描述了公元1800年前的所有社会。古典经济学的论点发展于1798至1817年，当时英国的实际工资已停滞或下滑了好几代人的时间。虽然与工业革命有关的创新自1760年代即已出现，但当时它们的重要性尚未为大众领略。在1820年以前，生产技术的进步似乎仍不起眼、零星且偶然。就一些群体而言——例如英国南部的农业劳工，马尔萨斯在撰写《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时就是在当地担任牧师——实际工资在1760至1820年间大幅下滑。事实上，1780至1834年间英国的一大社会议题便是农村财产所有人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因为《济贫法》(Poor Law )规定他们必须缴钱扶养贫民。因此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预测，只要生育率维持不变，经济增长就无法长久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经济增长只会造成更多人口以维持最低生计的收入过活。在马尔萨斯眼中，中国就是这类经济的具体例证。虽然中国在农业排水设备及水患控制上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每亩地的产出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人口密度太高，使得物质生活水准仍非常低。因此，马尔萨斯在描述中国时写道：“如果我们手边的记述资料可以采信，那么低阶层的中国民众就是习惯以最少量的食物维生，甚至于接受腐肉。”在前工业世界中，零星的技术发展只会创造出更多的人口，而非财富。
人类经济与动物经济我们在本章中为前工业时代人类经济引申的法则，完全适用于所有动物，甚至植物族群。公元1800年前，人类经济与其他动物与植物种群的经济并无根本性差异。这也是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一点：“人类是因智力而成万物之灵，我们不该认为约束人类的物理定律，与我们所观察盛行于动物界其他部分的定律，有何实质上的差异。” 因此马尔萨斯模型也主导了进化生态学。对动植物族群来说，平衡同样是靠出生率等于死亡率来维持。他认为，它们的出生及死亡率皆取决于栖息地的品质——一如技术水平之于人类社会——与密度。生态研究一般仅认为出生率、死亡率与族群密度有直接关系，而不考虑中间的环节——如我考虑的物质消费。但马尔萨斯分析人类社会的模型也可以用这种比较简化的方式建构。至少有一些生态研究发现，种群密度影响动物死亡率的方式，与我们所假定人口影响人类死亡率的方式雷同：通过每个个体可得的食物供给。因此有一项研究显示，非洲牛羚在四十年间的死亡率主要取决于每只牛羚可获得的食物：“最主要的死因(占研究案例的75%)是营养不良。” 因此公元1800年后的工业革命代表人类社会率先突破自然的限制，人类经济率先脱离自然经济。
马尔萨斯时代的政治经济马尔萨斯撰写论文有部分是为了回应其父的观点。他的父亲是18世纪空想主义作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和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追随者。葛德文和孔多塞认为，世界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不幸、痛苦与邪恶，原因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拙劣的管理。马尔萨斯想要证实：贫穷不是制度的产物，因此政治制度的变迁无法改善人类的命运。一如我们所见，在只有偶发性技术发展的世界中(例如1798年时的英国)，他的观点可以服众。当然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使古典经济学略显严酷而缺乏爱心的推论，便是任何针对贫民(在当时的英国主要为低技术性的农业劳工)的收入再分配，长期来看只会造就更多贫民，或许还会压低他们的工资。诚如李嘉图1817年所说：“济贫法明显而直接地违逆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原理：虽然立意良善，但它无法改善贫民的状况，只会一起拖累贫富两方。” 因为济贫法特别资助了有孩子的贫民，继而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出生率，它势必会造成工资下降。马尔萨斯及其古典经济学同僚的论据不仅主张政府无法通过传统方式改善人类命运，也暗指许多古典经济学者抨击的政策——征税、垄断、诸如《玉米法案》等贸易限制、不经济的公共支出——长期来看同样不会影响人民福祉。但古典经济学者没有看到这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依循这里阐述的逻辑，现代观念中的好政府——稳定的制度、界定清楚的财产权、低通货膨胀率、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避免军事冲突等——对马尔萨斯时代的物质生活水准不仅不会构成任何差异，甚至会使之降低。举个例子，假设某位前工业时代的国王或皇帝对其经济体中的每个人征收相当于其平均收入10%的人头税；再假设——一如那些君主的习性——这些税收都浪费在兴建宫殿、教堂、清真寺或庙宇，扩充军备或后宫佳丽上。就算这般挥霍，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对于人民的平均福祉也没有任何影响。要了解个中道理，请回顾图2.1。这种税制就像是对技术水平的冲击，让下图中的曲线整体向左移10个百分点。起初，在人民惊魂未定之际，这项税制会让人均收入降低10%，因此将死亡率提高至出生率之上。但长期来看，税后收入势必会回到之前的水准，再次让人口趋于稳定。到这个时候，人口会减少到足够的程度，让每个人能赚取足够高的工资，在缴完人头税后，所剩的资金将相当于从前的税前收入。长久观之，国家的苛捐杂税对于马尔萨斯经济体内的人民福址和平均寿命毫无影响。君主的铺张浪费和好大喜功，长期而言对平民并也无任何影响!贸易限制与阻碍性的基尔特规则(guild，指为了互助及保护行业利益而组成的行会)也同样没有代价。因此，在《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之际，马尔萨斯经济仍支配英国的人民福祉，亚当·斯密呼吁限制政府征税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做法其实没什么意义。好的政府无法让国家长期富足，因为人口增长终究会恢复马尔萨斯均衡。到目前为止，我们考虑的政府措施都是实际改变社会消费行为的做法。但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直接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战争、盗匪活动及动乱都可以在维持既有收入的前提下提高死亡率(在战争造成的死伤中，疾病传播的因素通常大于直接的暴力行为)。但死亡率一提升，社会就会更富裕。“坏”的政府确实会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优渥，只是平均寿命会缩短。而“好”的政府——比如那些会贮存公粮预防歉收的政府，如罗马帝国的一些时期及中国帝制末期——却只会让人们更悲惨，因为他们一面维持既有物质生活水准，一面降低了饥荒造成的周期性死亡率。这就造成了一个充满讽刺的结果：尽管古典派经济学者——尤以亚当·斯密为最——被近代有限政府的拥护者尊为智慧之父，但他们的观点在他们所属的世界中实在没什么道理。
收入不均与生活水准前工业社会收入不均的程度各不相同。以现今证据来看，在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人人消费能力平等。这类社群中没有所谓的私有土地或私人资本，但在定居农业社会里，高达半数的收入来自资产的所有权。进一步说，狩猎采集者的社会最大的特色是要求分享的社会伦理。因此，打个比方：最厉害的狩猎者得为最不成功的狩猎者纳税。农业社会从滥觞之初便较过去不平等得多。社会中最富有成员的收入是成年男子平均收入的数千倍。如1798年英国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等贵族，其宅邸之奢华，远超乎他辽阔庄园上的农工所能想象。马尔萨斯模型并未述及收入分配之事。不过，通过探讨赋税和生活水准的类比，我们可以看出再大的收入不均也不会对无土地的工人，即多数人口构成什么影响。愈是要将土地租金与资本收入公平地分配给大众，这些收益就会愈轻易地消散在更广大的人口中。如果这些收益全为某权贵占用，一如许多前工业社会的情况，那么在他们享受的同时，其余人口并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此，在马尔萨斯时代，收入不均不会让收入中等的民众更富裕，却会提高有产精英的收入而使人均收入上升。因此，公元1800年的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人均收入，是有可能高于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但那是因为他们达成了比早期社会更严重的收入不均。而通过收入不均提升的人均收入，增加幅度有限。在定居农业社会中，土地租金和资本收入差不多占总收入的一半。若这些收入全由一名权贵接收，人均收入会是一个完全不平等国家的两倍。表2.2归纳了马尔萨斯时代的“善”与“恶”。但在这里，衡量善恶的标准端看这种做法是提高还是降低人均物质收入。表2.2 马尔萨斯的“善”与“恶”
新石器革命与生活水准前工业时代的一大经济转型是新石器革命：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型成以耕种作物和驯养动物为经济基础的社会。让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争论良久的是这个转型对于生活水准有何影响，而其中许多人相信，农业会降低生活水准。贾雷德·戴蒙德甚至极端地主张：“我们被迫在限制人口与试图增加食物生产中择一，我们选了后者，结果得到饥饿、战乱和暴政。”实证资料并无定论。我们将在第三章至第五章谈到，总的来说，证据显示在定居农业社会扩张后，广义的生活水准(消费、休闲、寿命)的确呈现下降趋势，但各社会的差异甚巨。我们会在后面几章探讨，这种小幅度的下滑可以如此解释：狩猎采集社会和定居农业社会的出生率大致相同，相同收入水准的死亡率也相差无几。但定居农业社会有能力贮存食物——使人民在收成不好的时节得以生存，继而降低死亡率——却会降低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因人口密度较大而提升的疾病死亡率，则有助于提升物质生活水准。以上效应的“净结果”可能倒向任何一方。因此在马尔萨斯时代，定居农业对于生活水准的影响，并不明确。定居社会无法提升生活水准，以及生活条件可能随农耕生活出现而变差的事实，让一些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百思不解：为什么人类要放弃较优良的狩猎采集生活，而追求较拙劣的农业社会？ 如果从马尔萨斯模型的架构来看，那就不是个谜了。之所以采行农耕生活，是因为它原是较好的技术，可以创造更高的收入。但这些多出来的收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口扩张，继而让生活水准降低至新的马尔萨斯平衡——看似比以往狩猎采集社会的平衡更不讨喜。
物质条件：从石器时代到简·奥斯汀本章说明了绪论中的第一个论点：公元1800年时的生活水准，即便是在英国，也可能不比我们非洲大草原的祖先高。既然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水准仅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要提高1800年时的生活水准，唯有一个方式：在维持实际收入的同时提高死亡率，或者降低出生率。从图1.1来看，这个结论可能太武断。但简·奥斯汀等作家刻画的上层阶级，只是英国社会的一小群人而已。《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的一个角色，在提到年收入300英镑的教区牧师一职时说：“这个小教区只能让费华士先生当个无忧无虑的光棍，没办法让他成婚。” 相较之下，1810年英国农场劳工的年收入大多不到36英镑。就算英国曾是世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以现今标准来看，其人民生活仍属拮据。受雇者一年要劳动三百天，只能在星期天及偶尔的短假休息。冬季的工作日是整个白昼都得上工。他们的饮食包含面包、一点乳酪、培根和薄茶，成年男子还会配啤酒。以他们沉重的体力劳动来看，饮食的热量很低，因此他们一定常处于饥饿状态。这种单调的日子在丰收的季节可获得某种程度的舒缓，工作日还是很长，但农人一般会供应充足的食粮。因为烹煮的燃料昂贵，餐点大多是冷的。劳工通常天一黑就入睡，因为照明用的蜡烛亦非他们的财力所能支付。他们会期待一年能换一套新衣裳。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一栋两室农舍，烧木柴或煤炭取暖。 他们的消费品——食物、衣着、照明、取暖和住所——无一不是古美索不达米亚人所熟悉的。要是公元前8000年的消费者有办法取得更充足的食物，1800年的英国工人会更喜欢他们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证明，马尔萨斯模型的所有主要实证意涵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世界皆成立。
第三章 生活水准〔火地岛，1832〕这些可怜虫发育不良……就连杀了一只海豹，或是发现一具腐臭的鲸鱼浮尸，都算是盛宴；而且这么糟糕的食物还要搭配无味的野莓和蕈类一起吃。——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39〔塔希提，1769〕这些快乐的民众简直可说是摆脱了我们祖先的诅咒；几乎不能说他们是用额头的汗水来换取食物，因为他们只消爬到树上摘下面包果就能维生了。——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69马尔萨斯经济的逻辑相当明确。平均而言，在史前人类与公元1800年，即工业革命前夕的世界之间，各社会的生活水准理应没有经常性的提升。虽然疾病、战争、弑婴，以及限制婚姻、性事的习俗都可能提升物质生活水准。但总的来说，1769年塔希提岛的欢乐与1832年火地岛的不幸，在公元1800年出现的机会都不比公元前十万年高。这是马尔萨斯社会模型的第一个重要论点，我将在本章中探讨其实证。公元1800年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准真的不比公元前一万年甚至前十万年好吗？
公元1800年以前的实际工资既然占社会半数的最贫穷的人基本上都只能仰赖工资维生而没有任何财产收入，实际收入自然可作为任何社会生活水准的指标。但在公元1800年前，仅有少数社会全面性地记录了工资，而早至公元1200年的数据就更少了。但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却有一份独一无二、记录详尽的工资及物价史。在1066年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后英国的制度即相对稳定，加上很早即发展市场机制，许多与工资和物价有关的文献都得以保存。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资料来估算名义工资(nominal wages)、消费品物价，以及1209年以后的英国实际工资。〔在此略述1209年的背景：1209年时值著名的“坏”约翰王(“bad” King John)当权期间，六年后他被男爵胁迫，将他们的权利载入1215年的《大宪章》(MagN a Carta )。〕图3.1显示1209年至1809年间英国建筑工人与农场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每十年一计，并将1800年至1809年，即马尔萨斯时代尾声的农场工人工资设为100。实际工资单纯指这600年内的劳工可用一日收入购买的标准消费品的组合。“消费品组合”中的物品列于表3.1，判定的依据是数份以1790年代农场工人及其他工人为对象所进行的消费研究；在那个年代，这些工人的贫困已经成为议题，《济贫法》的负担愈趋沉重是原因之一。这些研究显示，就算在1800年前后，英国农场工人有四分之三的收入花在食物上，而面包等淀粉类食品又占了食物消费的大部分比例，相当于总预算的44%。剩下四分之一的支出则花在住屋、取暖、照明、肥皂、衣物及寝具上。虽然1790年之际，英国工人的收入比多数其他欧洲经济体的工人多，更远多于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工人，但消费比例仍是如此。自1200至1800年的600年内，英国实际工资的增长微乎其微。而这段期间内的波动比任何长期上升趋势都要剧烈。在这600年当中的390年，农场工人的实际收入据估在1800年的水准之上。最高的实际收入出现在1400至1549年间——早在1800年以前。1300年前后，即英国1349年爆发黑死病之前，工资确实低于1800年。
图3.1 公元1209至1809年间的英国劳工实际工资表3.1 公元1800年以前的工人消费比例
但13世纪初期的工资就相当接近于1800年的水准。我们应特别强调，这个工资指数包含新物品(如糖、胡椒、茶叶、咖啡和烟草)的引进。就算考虑到1500至1800年间的实际收入会因所有新物品价格下跌而增加，中世纪晚期的工人仍富裕得多。他们会得到额外的牛肉和啤酒作为部分工资，这些东西的价值拿来买茶叶或糖绰绰有余。英国的经验也显示，尽管马尔萨斯经济呈现物质生活水准停滞的现象，但这不代表当时的生活水准低落，就算以现今许多经济体的标准来看也一样。虽然英国工人在1800年左右的前工业时代的消费模式看起来颇为原始，但依照今天第三世界的标准，当时消费物品的多样性其实意味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例如当时有超过40%的食物消费用于肉类、牛奶、乳酪、啤酒、糖和茶叶等(见表3.1)，以上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热量和蛋白质来源，而热量和蛋白质是工作及维持身体运作的必需品。穷苦人家是不会买这些东西的。前工业时代英国工人的相对富裕情况可从两方面阐述。首先我们可以比较公元1800年之前英国的农场及建筑工人，与现今一些较贫穷国家工人的日薪。表3.2显示2001至2002年马拉维建筑工人的工资以及当地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与1800年英国建筑工人的数据做比较。我们只能取得马拉维的食物价格，但食物既然占了英国农场工人75%的消费，应能代表生活水准。第二栏显示英国的日薪和物价；第四栏提供2001—2002年马拉维的同类数据；第三栏及第五栏显示两国人民可以用日薪购买几件该品项的物品。因此1800年英国的日薪可以购买3.2千克的小麦粉，而马拉维的日薪只能买到2.1千克品质较差的玉米粉。就大部分物品而言，1800年的英国工人能买到的量远多于现今的马拉维工人。最后一列是以便士计价的英国一篮子食物价格(假设全部收入都花在食物上)及换算成马拉维克瓦查的售价。如果一个马拉维人想购买1800年英国工人的消费品，他只付得起40%。因此1800年英国的生活水准可能是当今马拉维的2.5倍。但以马拉维在健全现代条件下的经济来看，该国人民微薄的工资仍在维持生计水准之上，因为马拉维的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我们还有更多国家在2000年时的人均实际收入数据。我们也能够估计英国在1200年时的人均实际收入，所以我们可以用前工业时代英国的人均收入与当今世界各国相比。表3.3即呈现比较的结果。英国在公元1200至1800年间的人均收入，和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甚至更高。2000年时，有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其总人口超过7亿。印度10亿多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人高10%。有些现代国家则贫穷得多，有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正以不及前工业英国40%的收入过活。表3.2 2001—2002年马拉维及1800年英国的工资和物价
资料来源：英国：Clark, 2007b；马拉维：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6a。自1950年起，现代疫苗、抗生素及公共卫生措施降低了这些穷国的死亡率，这理所当然地被誉为国际援助工作的重大胜利。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寿命是40岁，到2000年已延长为65岁。表3.3也显示当今各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以相同收入水平来看，那比前工业社会高出许多。但这些进展已经产生一个副作用：尽管工资水准低于前工业时代的英国，这些国家的人口仍以前工业世界未曾出现的速度迅速增长，一如表3.3所示。因此，在当今世界能让人口增长停止的维持生计工资，比前工业时期低了好几倍。这是导致收入大分流的因素之一，本书后半段也会讨论。由于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持续极度仰赖农业，而农业用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医疗进步就不是天赐之福，反倒迫使人们付出物质收入降低的代价。表3.3 各国人均收入比较，2000年
资料来源：Income: Heston et al., 2006. Population: United Nations, 2006. Life expectancy:preindustrial England, table 5.2; other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5,220–22.尽管现代医疗技术发达，但近年来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肆虐，亦使一些国家的平均寿命下滑至只比前工业世界略高的程度(参见表5.2)。马拉维不仅在物质收入方面大幅落后于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平均寿命也仅略高于公元1800年前的英国：40:37。事实上，以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死亡趋势来看，马拉维20岁民众的预期寿命甚至不如前工业时代的英国。从上述有关公元1800年以前英国生活水准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在陷于马尔萨斯模型约束条件下的任何社会中，工资与生活水准可能波动得十分厉害。而且，受马尔萨斯理论支配的社会不见得特别贫穷，就算依照今天的标准也一样。图3.2将英国建筑工人日薪的长期变动情形，与意大利中北部及荷兰的建筑工人做比较。意大利及荷兰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工资明显比1800年高出许多，而且通常比英国的工资高。但同样的，实际工资并没有持续性的增长。有关公元1200年以前社会实际收入的信息较为零散、残缺。但表3.4显示一种非常单纯、测量许多早期社会(可追溯至耶稣诞生前两千年的古巴比伦尼亚)工资的方式：将小麦的重量视为工资。1780至1800年的英国数据也采用同样的工资换算方式。早期工资的变动情形相当可观，但它们很容易便达到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水准——就连3000年前的社会也不例外。
图3.2 1250—1809年欧洲的实际工资比较资料来源：意大利中北部的工资资料取自Federico and Malanima, 2004, appendix。荷兰的工资资料则引用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609-28。意、荷两国工资与1800年英国工资的对应关系，是通过以下假设修订：意、荷两国工资占国内人均实际GDP的比例，是与1910年及1810年英国相同成比例。表3.4 以小麦重量换算的劳工工资
资料来源：a Powell, 1990,98; Farber, 1978, 50-51. b ZaccagN ini, 1988, 48. c Jevons, 1895, 1896.d Rathbone, 1991, 156-58, 464-45. e Clark, 2005. f Clark, 2001b.注：*代表农场工资。表3.5 公元1800年前后以小麦重量换算的劳工工资
资料来源：a Allen, 2001, 411, note 1. b Pamuk, 2005, 224. c Clark, 2005. d Clark, 2001b. e Van Zanden, 1999, 181-85. f Broadberry and Gupta, 2006 , 17, 19 .g Ho and Lewis, 2006, 229. h Bassino and Ma, 2005, appendix table 1. 假设每60磅重的小麦可产生45磅重的面粉。注：1780—1800年欧洲以白银计价的工资按Allen-Unger数据中的小麦价格进行了换算。*代表农场工资，?代表换算成小麦的稻米工资，以米、稻的相对热量换算。表3.5呈现的是1800年前后世界各地的工资，同样以小麦重量代表。这里有两个现象引人注目：其一，公元1800年前后工资水准差异极大，相差约4至5倍。在马尔萨斯架构下，工资差异和社会技术发展的复杂度无关，而应以各社会的出生和死亡情形来解释。这些取自1780—1800年的资料似乎可以证实，技术复杂度并非工资的决定因素。例如英国的工资虽然在表中高于平均值，却逊于伊斯坦布尔、开罗和华沙等1800年时技术落后的地区。纵使经过数千年的大幅技术进步，英国在1800年的工资仍与古巴比伦尼亚及亚述相仿。我们将在下面两章探究出生及死亡情形是否与这些工资差异趋于一致。尤其是在公元1800年时，日本等亚洲社会和英国的差距为何这么大？其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人类定居农业社会一路发展到公元1800年，物质条件并未出现任何进步的迹象。在公元前1800年与公元1800年这长达3600年的光阴之间，物质条件完全不见提升。相较于古巴比伦尼亚、古希腊及罗马时代的埃及，公元1800年的东亚、南亚及南欧地区显得水准低落。这个有关前工业时代工资的实证，与前一章提到的马尔萨斯的解释相吻合。
热量、蛋白质与生活水准今天有两种社会的生活水准近似于远古时代的生活水准：幸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与简单农业社会。不过，由于这些社会并无给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另寻指标来比较它们与公元1800年之前工业社会的物质条件。其中一个指标是平均每人的食物消费量，可以每人每天摄取多少热量或蛋白质来衡量，如表3.6所示。贫穷社会若收入提升，每人摄取的热量一般也会提升。1800年时英国和比利时等富裕社会的热量摄取情形与早期社会比起来如何？表中的英国实证数据来自1787至1796年针对较贫穷家庭(主要是农场工人家庭)所做的普查，当时这些普查是用来讨论《济贫法》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贫民每天平均消费的热量仅1508大卡。不过，这些家庭的人均收入(4.6英镑)只有英国人均收入(15英镑)的30%。我们可以运用普查资料所述热量和蛋白质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估算英国全体人口的平均热量消费。这也显示在表3.6上 ，英国总人口的平均数值与1812年比利时的平均消费量相近。表3.6 热量及蛋白质的平均摄入量
资料来源：a Clark et al., 1995, 223-24. b Bekaert, 1991, 635. c Hurtado and Hill, 1987, 183;Hurtado and Hill, 1990, 316. d Jenike, 2001, 212. e Waddell, 1972, 126. f Bennett, 1962, 46. g Bergman, 1980, 205. h Lizot, 1977, 508-12.至于早期社会的资料则引用自多份以当今狩猎采集社会及游耕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资料显示各群体间的热量消耗情形差异颇大，从最低微的每人每天1452大卡(巴西亚诺马米人)到如王公贵族的3827大卡(巴拉圭亚契人)。其中有些无疑是误算食物消费量的结果。但其中位数为2340，就表示狩猎采集者和勉强自足的农耕者摄取的热量与公元1800年前后英国或比利时的中位数差不多。相较于1800年最富裕的社会，原始人的饮食毫不逊色。事实上，英国农场工人的热量摄取要至1863年才达到狩猎采集者及生计社会的中位数。此外，英国人在1790年代的饮食，蛋白质所占的比例尚不及这些生产技术较简单的社会。既然有半数以上的狩猎采集者吃得跟英国人一样好，他们在热量及蛋白质方面的摄取一定远优于更贫穷的亚洲社会。饮食的多元化是人类物质福祉的另一项要素。1800年时，欧洲的饮食因分别从亚洲及新世界引进香料、糖、茶叶、咖啡及马铃薯和番茄而更加丰富。但对平民百姓而言，丰富的程度十分有限。1800年的英国，日常饮食平均增添0.85盎司糖、0.07盎司茶和0.004盎司咖啡(译注：1盎司约为28.35克)。绝大多数人的主食仍和过去一样单调：只有面包，加上少许牛肉、羊肉、乳酪和啤酒。相形之下，狩猎采集与生计农耕者的饮食就显得多彩多姿。例如亚诺马米人的饮食就包括猴子、野猪、貘、犰狳、食蚁兽、短吻鳄、美洲豹、鹿、啮齿目动物、多种鸟类、昆虫、毛虫、鱼、幼虫、淡水蟹、蛇、蟾蜍、青蛙、各种棕榈果实、棕榈核仁、阔叶树木的果实、巴西坚果、块茎类、蕈类、大蕉、木薯、玉米、香蕉和蜂蜜。
恩格尔法则与生活水准当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格尔(Ernst Engel, 1821—1896)——别将他和同时代那位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搞混了——针对德国劳工消费预算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一个简单却有力的实证关系，现称“恩格尔法则”：家庭愈穷，花在食物上的费用比例就愈高。在最贫穷的社会中，食物可以占所有支出的80%以上，而对最富裕的人而言，餐点中实际花在食物上的费用可能仅占总收入的5%至10%。就算仅探讨食物的支出，恩格尔法则也衍生出多种版本。当人们非常穷困(所以始终有饥饿感)的时候，他们会买市面上最廉价的热量来源，如小麦、大米、黑麦、大麦、燕麦或玉米等谷物，以及豆类或马铃薯，且会以最便宜的方式摄取，如做成粥、糊或面包。他们的饮食也索然无味，在调味料上的花费少之又少。因此，在饥荒发生前的爱尔兰农场工人，赖以维生的饮食几乎全是马铃薯。在最低收入的人家，最便宜的热量来源占收入比重非常大。但随着收入增加，便有愈来愈高的食物消费会花在较昂贵的热量来源——例如牛奶、乳酪、黄油、蛋、肉、鱼、啤酒和葡萄酒——抑或是香料及无热量价值的饮料，如胡椒、茶和咖啡。在最贫穷社会的百姓眼中，肉类似乎是最显著的奢侈品。据报道，秘鲁东部沙兰纳华族(Sharanahua)的狩猎采集者心中就“始终萦绕着‘肉’这个话题，男人、女人和小孩一天到晚都在讲肉的事情，计划着拜访有肉的人家，还隐瞒自己家里肉量的多寡”。在沙兰纳华及其他狩猎采集社会中，猎人可以拿肉类和女性进行性交易，“最成功的猎人通常最受女人欢迎” 。这些消费模式可绘成恩格尔曲线，如图3.3所示。恩格尔曲线显示在相对物价维持不变的情况下，物品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诸如食物等物品称为必需品，它们在穷人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富人消费；花在这类物品(如基本淀粉类食物)上的金额会随收入提高而降低。其他物品则为奢侈品，它们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会随收入增加，至少在一定收入范围内如此。
图3.3 恩格尔曲线相对物价的改变会使恩格尔法则的规律性出现偏差，因此好的生活水准指标是花在食物上的收入比例，或者食物费用中花在基本淀粉类而非肉类、酒和精糖的比例。表3.7 农场工人食物消费在各种产品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a Dyer, 1988. b Clark et al., 1995. c Bassino and Ma, 2005. d 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Labour, 1954, 114, 118.表3.7显示1790年代英国农场工人的食物支出花在这些类别的比重。他们在基本淀粉类的花费仅为61%，表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比1950年左右的印度农场工人还好。他们的景况似乎也远胜于18世纪的日本工人。由于英国向来有为收成劳工提供餐食的习俗，有关农业劳工消费模式的资料可追溯至13世纪。从这些工人在1250至1449年间的饮食来看，英国早期的生活水准比1790年代还高。在1348年黑死病暴发而导致实际工资上涨后，基本谷物仅占收成劳工饮食费用的20%，其他80%则为乳制品、鱼和啤酒。恩格尔法则虽仅是简单的实证关系，在诠释世界史方面却有深远的影响。在马尔萨斯时代，收入注定无法提升，因此消费支出注定以食物为大宗。公元1800年以前食物支出比例之高，除了让吃成为人们的话题，也使这些早期社会的人民散居各地，且格外着重农业。如果前工业世界有80%的收入花费在食物上，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等工作。农业生产也会迫使一群人住在农田附近，因此史前社会是农业社会，都市人口稀少。1450年时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平均仅有220位居民。人们很少会碰到陌生人，这也不同于现代高收入经济体的情况。如果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花在食物上，那么能用来创造建筑、服装、物品、娱乐和展览物等“文化”的余裕便所剩无几。只要马尔萨斯陷阱凌驾一切，所有社会的首要之务都是生产食物。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衍生了另一个衡量生活水准的指标，至少适用于贸易机会有限的社会，那就是农业人口的比例。同样的，资料显示相对繁荣的早期英国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如服装制造或建筑。1620至1635年英国萨福克郡(Suffolk)只有63%的男性从事农渔业。与之对照，2000年时坦桑尼亚有83%的男性从事农渔业工作。
人类身材与物质生活水准在所有前工业社会中，我们只能取得小部分社会有关实际日薪、食物消费或职业等信息。早期社会并没有受薪工人，之后有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也通常没留下记录。要测度前工业时代大部分社会的生活水准，我们必须诉诸比较间接的方式。其中一个指标是平均身高。高物质生活水准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使人们长高。即便是今天，如果到印度等贫穷国家旅行，你马上会大吃一惊：他们的个子怎么这么矮啊!当代富裕社会中，有显著欧洲血统的年轻男性平均身高在177至183厘米之间，年轻非裔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8厘米。相较之下，1988至1990年代印度南部的男性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比年轻荷兰男性足足矮了19厘米。现代印度较贫穷的群体就更矮了。1994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种茶工人平均身高只有161厘米。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拉维，1987年马拉维乡村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5厘米，比年轻美国非裔男性矮了13厘米。在现代人口中，除了中非某些少见的侏儒族，几乎没有基因决定身高的征象。但饮食似乎就会影响身高了。东亚富裕国家的年轻男性身高不如欧洲人(日本男性平均身高仅171厘米)，或许也是饮食差异所致。而在各社会之内，健康与身高呈正比的关系就证据确凿了。身高取决于儿童时期的营养和幼年疾病的影响。如果发育阶段身体不好，成长就可能会停滞，此后便再也赶不上进度。而营养和疾病的影响双双取决于物质生活水准。我们手边只有少许前工业社会的身高资料，而且大多距公元1800年不远。但通过测量骨骸中的长骨，我们也能推算出更早期社会的身高。表3.8是1800年前后各国男性平均身高的数据，从高到矮排序。这些数据取自各个群体：军人、囚犯、获释的奴隶和契约雇工。例如1843年印度人的身高就是取自被募往毛里求斯服劳役的契约雇工。既然这些印度工人是被选去海外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般人口更矮，但这些印度契约雇工的身高却明显不及18世纪英国募往北美劳动的契约雇工。同样的，表内中国人的身高资料取自移民澳大利亚、后来遭到拘禁的华人，他们的身高也明显不如18世纪运往美洲或澳大利亚的英国囚犯。非洲人则是被英国船只运往美洲途中获释的奴隶。以奴隶为总人口样本造成的两种偏差可相互抵消：一般认为奴隶比一般人穷，因此个子也较小；但被送往新世界从事开垦工作的奴隶，基于成本考量，应该是以力气及健康等条件筛选过的。显而易见的，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男性的身高，介于现今欧美男性及现今印度、非洲男性之间。当时任乡村教区牧师的马尔萨斯知道，1800年前后英国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之差足以妨碍发育：“长期住在乡下的人会发现，劳工的儿子往往发育迟缓且很晚熟。”表3.8 前工业社会世界各地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估计
资料来源：a A'Hearn, 2003, table 3.调整为成人身高。b Komlos, 1993, 775. c Brennan et al., 1997, 220. d Eltis, 1982, 459-60.从运送他们的船上获释的奴隶。e Morgan, 2006, table 4a. f Nicholas and Steckel, 1991, 946. g Yasuba, 1986, 223.调整至20岁及成人身高。注：*表出生年。乍看之下，前工业时代亚洲人的身高比同期欧洲人矮了不少。如前文所述，饮食习惯或许能解释其中一些差异。但日本人自前工业时代迄今长高12厘米，多于英国人的7厘米，这暗示以饮食因素考量，前工业时代的日本较前工业时代的英国贫穷。而尽管非洲被认为是技术最落后的地区，非洲人平均165厘米的身高并不比欧洲人逊色多少。在热带非洲，自然力通过高疾病致死率，赐予当地颇高的物质生活水准。对欧洲人来说——其实对大部分非洲本地人而言也是如此——热带非洲真的要命。18世纪驻守西非沿岸的英国军队，半数人在驻防一年内死亡。当新闻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在世纪末期展开著名的横跨赤道的非洲之行，他之所以能够有所见闻，不是因为他是神枪手或语言天才，而是他有办法抵抗许多让他的白人同伴死于非命的疾病。前工业时代的人类身高，和早期社会比起来如何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身高来比拟定居农业社会形成前可能的生活条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特别搜集了19世纪末数百个美洲原住民部落的身高资料。如表3.9所示，有些狩猎采集者明显比19世纪的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及许多欧洲人高得多。这些狩猎采集社会身高的中位数是165厘米，仅比1800年时的欧洲略矮，而明显高于1800年前后的亚洲人。1760年代的塔希提人虽然仍处于石器时代，身高却似乎不下于掌握欧洲先进技术的英国访客。英国探险者一定觉得他们很高，尤其1769年“奋斗”号远征队中的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还帮一个特别高的塔希提人量了身高，结果有192厘米。1800年的英国，每2500个成年男子中只有一人身高在192厘米以上。班克斯可能只见到几百名塔希提男性——因为他停留时间短促，而且塔希提人口稀少——但塔希提男性的平均身高极可能高于18世纪的英国男性。因此，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来到1800年左右的定居农业社会，虽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却不见有大幅进步的迹象。若要看历史过往真正的生活条件，而非拿当代社会做对照，我们可以参照从骨骸推算的男性身高。图3.4概括呈现出公元1年至1800年的欧洲人平均身高，数据是由骨骸推算而出。每世纪的平均值概述了9477副骨骸的资料，在1800年以前没有趋势可言。表中也绘出1820年以后(以出生年次计)瑞典男性军人的身高，以及1710年美国出生男性的身高。1800年后提升的收入显然也提升了人类的身高。表3.9 现代狩猎采集及生计社会成年男子的身高
资料来源：a Streckel and Prince, 2001. b Kelly, 1995, 102. c Jenike, 2001, 223. d Hawkes, 1916,207. e Boaz, 1891, 327. f Trevor, 1947, 69. g Boaz, 1899, 751. h Guppy, 1886, 207. i Truswell and Hansen, 1976172. , j Hurtado and Hill, 1987, 180-82.注：*表示调整至21—40岁的身高。全体男性孔桑人的平均身高比21至40岁的男性孔桑人矮2厘米。表3.10显示公元1800年以前，许多前工业地区从骨骸推算的男性平均身高，最早溯至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公元前8000至前5000年)。由于骨骸出土数量不多，加上这些骨骸不见得能代表整体经济情况，且由长骨推论身高可能会推算错误等因素，故以这些样本推算某群体的身高可能产生严重的谬误。但整体形态相当明确，在欧洲、印度和日本，早期平均身高比起1800年代的平均身高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比起1800年英国、荷兰等当时世界最富裕的社会，欧洲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人身高还略胜一筹。
图3.4 通过骨骸推算的欧洲男性身高，公元1年至2000年资料来源：Steckel, 2001, figure 3 and 4; Koepke and Baten, 2005.身高以及其蕴含的生活水准，在公元1800年以前确实有些波动。但一如马尔萨斯模型所预期，这些波动与技术发展毫无关联。因此部分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似乎比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或18至19世纪初期高。据班克斯的说法推断，以前工业时代的标准评判，尚未与外界接触的波利尼西亚人也算人高马大。但毫无疑问，波利尼西亚人的技术落后欧洲人甚远；那里仍只是个没有金属的新石器经济体。鱼钩是以骨头或珊瑚煞费苦心制成；最好的作战武器是木棍；制作独木舟得用火和石斧处理树干。虽然有的独木舟会装上帆，但装载的方式却无法让舟乘风而行，因此漫长的越洋旅程是很危险的。他们鲜有陶土制品，没有文字，穿着树皮，不过热带气候的确不需要什么衣物。表3.10 由骨骸所推算出的各时代的男性平均身高
资料来源：a Meiklejohn and Zvelebil, 1991, 133. b Bennike, 1985, 51-52. c Steckel, 2001. d Masali, 1972. e Mellink and Angel, 1970. f Angel, 1971. g Houghton, 1996, 43-45. h Boix and Rosenbluth, 2004, table 6. i Dutta, 1984.波利尼西亚的自然环境颇为宜人。热带的头号大患——疟疾——原本不存在于岛上，但白人水手带来蚊子，也带来了这种瘟疫。但就算自然辜负了他们，波利尼西亚人似乎也已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死亡率。一如我们将在第五章所探讨，他们能维持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似乎是得利于弑婴、内战及人祭促成的高死亡率。波利尼西亚是生者的天堂——只是必须付出代价。
勤勉革命从通过骨骸了解的早期狩猎采集社会，辅以当代残存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情形，我们明白，这些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只会比工业革命前夕的定居农业社会更好，不会更坏。但生活条件还有一个面向，就是人们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劳动以赚取他们日常所需的食物，以及他们从事的劳动的类别。从这两方面来看，定居农业社会的来临或许有损人类福祉。在工业革命前夕，早期狩猎采集者已将他们优哉游哉的天地拱手让给一个必须不停劳动的世界。这种劳动不仅要持续进行，也比狩猎采集者的工作单调得多。而在这个量与质的转变发生很久之后，现代技术才姗姗来迟。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一般男性一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一年则要工作至少300天，也就是说，每年的劳动投入超过3000小时。就建筑工人而言，我们可以从雇主付给他们多少时薪及日薪，得知他们一天工作多久。日薪除以时薪即为他们平常一日的工时。统计资料显示于表3.11。这些受薪工人每年每天的平均工时超过8小时。农工每年的工时与建筑工人差不多。比较按日计酬工人的酬劳与受雇全年工人的工资，可以算出他们一年要整整工作300天。即便在冬季，工人也会受雇进行打谷、掘沟、筑篱以及混肥、施肥等工作。表3.11 英国建筑工人的日均工时
资料来源：C1ark,2005.汉斯-约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在一份针对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时间运用情形所做的有趣研究中，使用了刑事审判中的目击者证词概要(往往包含目击者的职业)来估算1760、1800和1830年的工作时数。他的资料以伦敦最为完整，结果呈现于表3.12。资料显示1800年时伦敦的男性每天平均工作9.1小时。因此，仅就受薪劳工而言，每天8至9小时的劳动时长在1800年时的英国似乎是标准值。若将学习、家务、照顾儿童、个人护理、购物及通勤等时间列入考量，研究报告显示，现今英国成人男子(16至64岁)每年的劳动时间为3200小时，即平均每天8.8小时。因此，1800年时的工作量已臻现代水准。“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词是由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创，他认为工业革命英国的长工时是一种新的现象，成因是消费品种类增加。沃斯支持他的论点，并找出伦敦在1760年的工时远比之后少的证据。不过，从表3.11的建筑工人工时表，我们并未发现18世纪有任何工时增加的情况。英国农场的资料也显示工时只有非常缓慢且微幅的增加。农业工时在1770年时就已经很高了。尽管世人普遍认为是工业革命迫使原本乐天知命的农夫到阴暗的工厂从事繁重的劳动，但这种转变似乎在工业革命之前即已大规模发生，而非工业革命所造成。长久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必须做多少工作以维持生计。 196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普遍想当然地认定：狩猎采集者必须胼手胝足、不懈奋斗才能勉强度日。新石器农业革命增加了食物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减少了维持生计所需的时间，所以人们有余暇创作手工艺品、行宗教仪式，以及发展其他文化表现形式。表3.12 男性劳工平均每日工时
资料来源：a Lizot, 1977, 514 (food only). b Tucker, 2001, 183. c Kaplan and Hill, 1992.d Scaglion, 1986, 541. e Gross, 1984, 526. f Johnson, 1975. g Werner et al., 1979, 311 (food only). h Waddell, 1972, 101. i Bergman, 1980, 209. j Minge-Klevana, 1980. k Hurtado and Hill, 1987, 178-79. l Clark and van der Werf, 1998. m Clark, 2005, 1322. n Voth, 2001. o United Kingdom,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不过，自1960年以降，针对狩猎采集者及生计耕作群体的时间分配情形所做的系统研究却显示，这些社会的劳动时长少得令人咋舌。比方说，以狩猎维生的委内瑞拉希维人，虽然每天摄取的热量仅1705大卡且时常喊饿，但男性每天出去觅食的时间通常不到2个小时，就算每小时的收获很高也是如此。这些社会的工时确实比定居农业社会少了许多。表3.12也显示了一些仍以采集与狩猎为主要活动的现代社会，每日男性的估计劳动时长。就这些社会而言，包括做饭与育儿在内的男性每日工时仅5.9小时，或每年2150小时。这些生计社会中的男性，每年比现今富裕的欧洲地区的男性多出1000个小时的空档。对狩猎采集者来说，这么低的劳动投入并不会难以适应。生态学家已统计过多种鸟类及哺乳动物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工作”——包括觅食、迁移、捍卫地盘，甚至从事社交——与休息上。就以与人类血源最近的物种猿和猴来说，它们平均每天只需工作4.4小时。生计社会劳动付出普遍不高的事实，有助于解释欧洲水手何以觉得波利尼西亚洋溢着田园风情，以及在塔希提逗留一阵子后，布莱思船长(Captain Blyth)为什么很难叫他的水手们回到船上。波利尼西亚的主要食物来源是面包树和椰子树，也有猪肉和鱼可以吃。而面包树和椰子树所需的劳力就只有种树、照料它，直到它长得够高，然后把成熟的果实采下来而已。一如表3.12中的生计社会，波利尼西亚人显然不必从事什么劳动。
勤勉革命与人民福祉假设一个马尔萨斯经济体(每名工人一年只要工作2100小时)经历了一场“勤勉革命”，使每人劳动投入增至每年3000小时，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劳工。这个发展会对生活水准造成何种长期影响？图2.5除了呈现出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的影响，也解释了这个问题。劳动投入增加会提高每年物质产出，因此短期来看也会促使出生率超过死亡率而带动人口增长。最后，等人口增至足够的数量，这个经济体会达到新的平衡：工人的实际收入一如以往，但现在他们得劳动3000小时来换取这份年薪，而非以往的2100小时了。事实上，拥有文化规范阻止人们每年工作超过2100小时的社群，日子会过得比允许人们工作3000小时的社群优渥。天主教禁止人们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工作，犹太教禁止信徒在安息日工作，皆增进了前工业时期的人民福祉。强制性的休假愈多，生活条件就会愈好。要比较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水准与工业革命前夕的生活水准，我们必须先校正工时的差异。还有一个方式可衡量1800年与史前时代生活水准的差距，就是考量这些社会每小时用以生产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务可产生的热量。这种测量方式旨在推算他们的消费可能性，而非实际消费情形(这当然也取决于工时)。出人意表的是，尽管诸多狩猎采集与游耕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多数社会的食物生产方式可让每小时的劳动产出远高于1800年英国农业产出的热量，而当时英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可能冠绝全欧洲。1800年时，英国农业每人每小时的产值为6.6便士，可购买3600大卡的面粉，但只能买1800大卡的油脂和1300大卡的肉类。假设当时英国农场的产出有二分之一为谷物，油脂及肉类各占四分之一，这代表每名工人平均每小时的产出为2600大卡。既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2300大卡(表3.6)，那么每名工人可以供粮给11个人，因此英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表3.13显示狩猎采集与游耕社会每名劳动力每小时的产能。表中劳动生产率的落差很大，但平均最低的生产率(巴拉圭亚契人)也有每小时1985大卡，仅略逊于1800年的英国，而所有产能的中间数为6052大卡，是英国的两倍有余。表中有些劳动生产率高得吓人，例如马达加斯加米其雅人的玉米游耕。这些大多使用原始耕作技术的社会，潜在的物质产能(至少在食物生产方面)多半优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举例来说，秘鲁希皮博人的主要作物(提供他们80%的热量来源)是耕种在森林游耕地上的香蕉。这种耕作技术非常简单：放火焚林，砍倒较高大的树木，把香蕉幼苗种在倒塌的树木和残干间，定期除草以免野草妨碍香蕉树生长。在热带环境下，每小时的劳力可生产超过60磅的香蕉(相当于15000大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另一个例证。拥有如此广大、任其运用的土地，即便是只具原始农业技术的狩猎采集者也可以创造非常高的人均产出。表3.13 每名工人每小时可生产的热量：狩猎采集及游耕社会与1800年英国之比较
资料来源：a Tucker, 2001, 183. b Werner et al., 1979, 307. c Bergman, 1980, 133. d Johnson,1975. e Dove, 1984, 99. f Hurtado and Hill, 1987, 178. g Kaplan and Hill, 1992.倘若这些狩猎采集及游耕社会的工作时数像1800年的英国那么高，他们的人均产能将远胜英国人。不管英国在1800年时有多繁荣，那都是靠着辛苦而长时间的工作和土地挣得的。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表示狩猎采集和游耕社会拥有一种“原始的富足”(指空闲时间充足而非物质丰饶) 而引发争议，但从上述证据来看，他的论点颇为正确。因此，如果狩猎采集的劳动时长真如人类学家所说的那么低，那么尽管我们认为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800年的物质生活水准相同，实际生活水准却可能随着定居农业到来而降低——因为农业社会的工时较长。新石器革命并未带来更多余暇，反而导致更多的工作量却无更高的物质报酬。
亚洲与欧洲的比较17及18世纪的欧洲旅人总说中国和印度的生活条件不如西北欧。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著作都有如此论调。尽管最近有一群历史学者——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主张亚洲的生活条件和西北欧相仿，但前文提及的资料却与这种说法相悖。无论从工资、身高、饮食和职业等各方面来看，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公元1800年以前似乎比欧洲贫穷。英国及日本发生饥荒的次数支持了这个论点。英国最后一次发生严重的全国性饥荒是在1315至1317年，当时整个欧洲北部的谷物连续两年歉收。在此之后，虽有地区性的死亡，但因饥荒所致的全国性死亡趋近于零，即便中央政府并未推行为歉收年贮粮的政策。相较之下，日本江户时期至少发生过七次全国性饥荒。1783至1787年及1833至1837年的饥荒据估计皆夺走4%的人的生命。遗传学资料暗示，欧洲与东亚生活水准的差异或可回溯至数千年前。狩猎采集者会吃肉但不喝动物的乳汁，因此当定居农业造就驯养动物的习惯，人类第一次有机会从动物身上取用大量的奶水。不过，收入非常低的人民一般不会消费太多乳制品。奶、奶油和乳酪都是昂贵的热量补给品，是有钱人的偏好。谷物和淀粉类食物是便宜得多的热量来源，有些地理因素会影响动物与适合耕种的农作物的相对价格，这会影响乳品的消费，但总的来说，前工业时代只有较富有的农业经济会时常消费乳品。因此，从未发展过定居农业的人口，例如澳洲原住民，成人体内普遍缺乏可消化乳糖的基因突变。虽然中国从事定居农业的历史悠久，国土也涵盖多种气候区，但中国成人并非普遍具有消化乳糖的能力，这表示乳品从来不曾在中国人的饮食中扮演要角，也暗示中国在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水准大致较低。
马尔萨斯模型的成就马尔萨斯模型的关键论点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及骨骼记录为后盾。公元1800年以前一个社会的生活条件与其技术发展程度无关，但公元1800年前各社会的生活水准确有显著差异。例如中世纪的西欧，在1347年黑死病暴发至1550年人口再增长期间就格外富裕，即便以当今世界最贫穷经济体的标准来看仍然如此。与欧洲人接触前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也繁荣富足。相较之下，18、19世纪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就显得非常贫穷。第四章和第五章将探讨导致这些差异的成因：出生与死亡的决定因素。
第四章 生育力在当代欧洲，几乎所有较发达的国家将人口控制在能够维持生存水平的首要措施就是谨慎地节制婚姻。——马尔萨斯，1830既然公元1800年前的社会都是马尔萨斯社会，人类只有两个方法能提高生活水准：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在马尔萨斯经济中会产生两个影响：一是提高生活水准，二是延长平均寿命。假设出生率达到生物极限的60‰，那出生时预期寿命就只剩下17年；如果出生率能降至25‰，那平均寿命就会延长到40岁。西北欧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口统计学已广为后人研究。英、法教区对洗礼、葬礼及婚礼的记录让人口统计学家得以推算出1540年以后的出生率及死亡率。从这些早期记录来看，西北欧的出生率远低于生理可能性。例如英国1650年代的出生率是27‰，不到生理极限的一半，而这也是前工业时代的最低点。当时平均每位英国女性只生3.6个孩子。过去的学者普遍认为，这种程度的节育是西北欧独有，也是17及18世纪西北欧能比其他前工业经济体繁荣的主因。公元1800年前西北欧的婚姻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女性晚婚，甚至有很多女性终身不婚。事实上，马尔萨斯自己就在《人口论》第二版及之后的版本中主张，西北欧的繁荣是以其对婚姻选择的“预防性节制”为基础。这些学者也认为，西北欧的节育反映出一个较个人主义也较理性的社会，两性都明白高繁殖力的代价而采取预防之道；欧洲最终能经历工业革命，正是数百年来采取近代婚姻模式及家庭结构(强调个人选择及自我约束)的荫庇。然而，较近期的研究却显示，公元1800年之前，和西北欧一样严格节制生育的社会其实不在少数，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这些研究也指出，西北欧的节育和个人理性考量没什么关系，而是社会风俗所致。
欧洲的生育力让西北欧出生率远低于生理可能性的婚姻模式令人费解。公元1800年以前，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国家的民众曾刻意避孕。婚姻关系内的生育水准始终颇高。表4.1就举出179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婚内出生率，并与哈特莱特(Hutterite)教派的水准做比较。表4.1 1790年以前欧洲已婚妇女的年出生率
资料来源：Flinn, 1981, 86.西北欧国家的婚内出生率低于哈特莱特教派，但各国间也有差异。英国的出生率是最低的，比利时和法国则最高。1790年以前，每名20至44岁的英国已婚女性平均要生7.6个子女，比利时和法国妇女则是9.1个。相较之下，平均每位哈特莱特教派的妇女会在这25年间生10.6个孩子。但欧洲人与哈特莱特教派的差异，主要因为健康及营养状况有别，以及信守不同社会习俗所致，而非个人意欲节育所造成。表中并未呈现有意识的节育行为应呈现的生育模式，这或可部分证明当时欧洲民众并未刻意避孕。若有刻意避孕，较年长女性的生育率应该明显低于哈特莱特教派的水准，因为那时许多家庭应已达到计划中的规模而停止生育。但表4.1却显现出早期欧洲的出生率，在所有年龄层都与哈特莱特教派相差无几。同样的，假如各个家庭有目标子女数量，那么我们或许会看到，过了某个年纪而已经有许多孩子的女性，会降低往后的生育率。 或者，如果有既定目标的话，一个孩子的死亡应该会增加后续几年的生育概率——因为这个家庭现在离目标子女数量更远了。然而，这样的趋势并未出现在公元1800年前的欧洲婚姻关系中。关于节制生育一事尚有其他事证可供参考，如日记、信件和文学作品。例如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就为1660至1669年伦敦上层阶级的习俗提供了鲜明的案例。当时他有多段婚外恋情，甚至滥用他海军大臣的职权和同僚及承包商的妻子发生关系。他虽然害怕让对方怀孕，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是喜欢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若真的怀孕也可以赖给她们的丈夫。或者，他只能忍住不与情妇发生关系，这让他十分沮丧。不过，尽管不见避孕行为，前工业时代西欧国家的出生率大多不高，约在30‰至40‰之间。这可归因于“欧洲婚姻模式”的其他特点：1.女性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较高 ：通常在24至26岁之间。2.许多女性决定终身不嫁 ：通常占全部女性人口的10%至25%。3.非婚生育率低 ：通常占总出生数的3%至4%。非婚生育率低暗示婚外性行为遭到大规模的禁止，因为生育期女性大多未婚。光靠婚姻模式的这些特点，就可避免半数以上的可能生育人数，如图4.1所示。横轴为女性人数，纵轴为她们的年龄。灰色长方形指每一百位女性的总生育年数(假定女性的生育期为16至45岁)。晚婚就可以避免可能出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剩余的三分之二中，不婚又可再避免10%至25%。因此这种婚姻模式可削弱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繁殖力。何况，既然16—25岁是女性生殖力最高的时期，真正避免的出生数理应高于这种算法的结果。
图4.1 欧洲婚姻模式与生育力表4.2显示1790年以前许多欧洲国家女性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也显示在这个平均年龄初次结婚的女性，如果能活到45岁，会生几个孩子。最后再考虑非婚生育率及不婚女性可能所占的比例，概略计算出总出生率，以及能活到50岁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1790年前，能活到50岁的西北欧女性，平均会生下4.5至6.2个子女，中位数为4.9。这个中位数与32‰的粗估出生率相呼应。比利时及法国反映的出生率则在40‰左右。表4.2 1790年以前欧洲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以及婚生子女数
资料来源：a Flinn, 1981, 84. b Weir, 1984, 33-34. c De Vries, 1985, 665.注：*因资料不齐而依欧洲平均值推算之值。
东亚的生育力马尔萨斯在撰写不同版本的《人口论》时，都认定中国表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一切不幸，而东方人的生活之所以悲惨，正是高出生率所致。但过去30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和日本一如前工业时代的西欧社会及许多狩猎采集社会，其实已经避免了许多潜在的生育。亚洲的出生率很可能和西北欧的出生率一样低，只是抑制的手段迥异。诚如马尔萨斯所了解，亚洲加诸女性的规范是早婚，而且非结婚不可。近来有关家族及地方人口登记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元1800年前后，中国女性平均在19岁就出嫁，而且在全体人口中，有高达99%的女性结婚。男人也很早婚，平均初婚年龄为21岁。但男性结婚的比例就低得多，大概只有84%。中国男性不婚的比例不比欧洲男性低，这是因为中国较高的女婴死亡率使男性过剩，而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在配偶死亡后再婚。类似证据也显示19世纪的日本人比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人早婚，而且女性几乎都会结婚。表4.3 欧洲以外国家或群体各年龄的婚内生育率
资料来源：a table 4.1. b Lee and Feng, 1999, 87. c BagN all and Frier, 1994, 143-46.但无论在日本或中国，婚生子女的出生率都比西北欧低。表4.3显示的是中国及日本不同年龄层已婚女性的估计生育率，并与西北欧的资料对照。在中国及日本，所有已婚女性不分年龄，平均每年的生育人数都较少。因此，从20到45岁的中国和日本已婚女性，每人平均只生5个子女，远少于西北欧的8个。综观中国上下阶层，女性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欧洲女性是近40岁。我们不知道东亚的婚内生育率为什么会这么低。一如前工业时代的西北欧，东亚早年也没有显示出计划生育迹象的削减生育。中国和日本所有年龄层的生育率都约为哈特莱特教派的一半。前工业时代亚洲人的低收入或许是一大关键因素，原因容后讨论。或者，低生育率也可能是遵守某种社会风俗所致，而非出于个人有意识的节育。这些模式显示，尽管公元1800年时的中国和日本女性普遍早婚而且几乎都会结婚，但她们平均生不到5个孩子，还不及生理潜力的一半，这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出生率与18世纪的欧洲相近。还有一个附加因素会压低出生率(当然也会提高死亡率)，就是中国较高的女婴死亡率。例如，根据男性与女性出生率失衡的情况推估，辽宁约有20%至25%的女孩死于人为因素。我们如何得知那是有意识的人为行为所致？证据来自两性出生率的失衡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例如当谷物价格高涨，“失踪”的女孩便愈多；头胎是女孩的可能性比后面几胎高；后面几胎(登记)是女孩的比例，也随家中(已登记的)女孩人数增多而降低。以上种种均显示女婴死亡是有意识且蓄意的行为。女婴死亡率高的习俗会改变成人性别比例，继而限制后代的整体出生率。女婴死亡率高的现象也意味着，尽管几乎全部女性都会成婚，却有20%的男性找不到新娘。因此整体来看，人均出生率会降低(这会决定寿命)。按照这项研究提供的资料，18世纪中国的整体出生率并不明确，但在人口停滞的1860年代，其出生率大约为35‰，和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差不多，而低于当今许多贫穷国家。中国女性比欧洲女性早婚且成婚率较高的效果，完全被较低的婚内生育率及较高的女婴死亡率抵消，导致双方整体的出生率不相上下。日本在节育方面也有类似的“亚洲”模式。经推算，日本的出生率和西北欧一样低。日本的人口统计资料有一个特别的来源：佛寺的死亡记录。其中记载了寺方为信众举行的纪念仪式，显示日本中部飞驒地区在1800年前后的出生率只有36‰，略高于前工业时代的英国。该地区之所以出生率偏低，可归因于和中国辽宁类似的婚姻和生育模式。
罗马时代埃及的生育力我们还有一个更早期社会的人口统计资料：公元1至3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一如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当地的女性也倾向早婚且都会成婚。据估计，埃及女性的初婚年龄更低，只有17.5岁。但她们的婚内生育率却落在西北欧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约为哈特莱特教派的三分之二。由于女性早婚及普遍成婚，加上婚内生育率相对较高，乍看之下埃及的整体出生率应该较高。毕竟，依上述比例来看，从17.5至50岁的埃及已婚女性应该可生8个以上的孩子。但其实际的出生率为40‰至44，暗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23至25年。相较之下，法国在1750年的出生率约在40‰。所以罗马时代埃及虽有早婚的现象，但生育率仅略高于18世纪的法国。使埃及出生率低于我们预期的因素仍是社会风俗。在西北欧，年轻的寡妇通常会再婚，但罗马时代埃及则并非如此。另外，埃及是允许离婚的，但离过婚的男人通常会再娶较年轻的女性为妻，离婚妇女一般不会再嫁。因此虽然埃及几乎所有女性都结过婚，但自20岁以后，仍在婚姻状态的女性比例就逐步下滑了。结果，活到50岁的女性通常只能生6个孩子，而非8个。由此可见，就1800年以前每一个我们拥有可靠人口统计资料的定居农业社会而言，生育率都远低于生理可能。
狩猎采集社会的生育力一般而论，狩猎采集社会也相当克制生育，而其模式与亚洲较为相近。表4.4显示一些现代狩猎采集群体的生育估计数据：每名女性年均生育数、女性第一次生产的平均年龄、最后一次生产的平均年龄，以及总生育率(活到生育期结束之女性的平均生育人数)。在表4.4的各种人群中，总生育率的中位数为4.5，显见这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年出生率亦远低于生理可能，而且和前工业时代西北欧的出生率一样低，甚至更低。例如1790年以前的英国，每名女性终其生育期平均可生4.9个孩子，因此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的生育率并未低于早期狩猎采集社会，这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生活水准始终不见向上趋势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社会中，某种形式的节育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而非例外。只不过这些节制的源头各不相同。表4.4 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生育力
资料来源：a Hill and Hurtado, 1996, 262. b Kelly, 1995, 246. c Hurtado and Hill, 1987, 180.注：*依第二栏至第四栏所估计之值。
前工业时代的生育力的解释几乎所有前工业社会都在限制生育。不过，除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等极少数案例，没有证据显示节育是个人有意识的决定，也没有任何迹象透露是社群在进行控制。民众虽然表现出节制生育的行为，目的却不明确。尽管这个露骨的结论会受到人口统计学家的争议，但只要仔细思考人类行为，即可获得充分的佐证。 前工业时代西北欧的婚姻并未控制生育，但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晚婚或不婚是为了减少生育吗？在后面几版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似乎认定，迟婚或避婚是限制生育的唯一途径。(他本身到38岁才结婚，妻子27岁，两人只有3个孩子。)一个史实强化了“晚婚或不婚是有计划的节育方式”的论调：这种欧洲婚姻模式在不同时期的盛行程度有异。以英国为例，这种模式在17世纪最为显著；当时节育风气大盛，有时人口甚至呈现负增长。18世纪时，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节节下降，使1800至1850年间的初婚年龄降至23.4岁，远小于17世纪的近26岁。女性不婚的比例也下降至7%。那么，生育率在工业革命时期有所提升，是因为就业机会增加吗？但在18世纪出生率提高的同时，实际工资与实际收入却在1730至1790年代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图4.2中的小方块即代表1540至1790年代出生率与人均实际收入的对应关系(每十年一计)。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出生率与总体生活水准顶多只有一点点关系。若要解释每十年间的差异，非收入因素使出生率产生的变动，比收入引起的变动重要。另外，18世纪出生率升高是英国所有地区(乡村地区、工业区、都市区)的普遍现象，而非由有较多工业就业机会的地区独享。再者，倘若晚婚是个人想少生几个孩子的权宜之计，那么它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特征。首先，不婚似乎代表(至少就女性而言)终身禁欲，因为非婚生育率始终很低。如果有那么多女性打算一辈子舍弃鱼水之欢，或者愿意晚个十年以上再享受，那么她们何以一结婚就能纵情性事，就令人摸不着头绪了。女性一旦结婚就不会再节制性事，不管她已经生了几个孩子、有几个孩子还活着。前工业世界的生死并无脉络可循，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存活的子女人数相差甚巨。例如，17世纪初期2300名英国已婚男性的遗嘱透露，有15%的男性过世时已膝下无子，4%的男性却有8个以上的孩子仍在人世。如果晚婚是出于有意识的节育，那么为什么这些“枝繁叶茂”的人，与他们繁衍力较弱的同胞相较，在婚姻晚期丝毫没有节制的迹象？若细究“婚姻市场”，另一个难题便会浮现。很多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不单是寻找爱情的归宿，也在寻找经济资产。比如说，贫穷阶级的丈夫和妻子都得工作，而好的工人能让伴侣安逸舒适得多。现存文献对17及18世纪求婚行为的描述反映出一种非常不浪漫的现象：当事人的焦点往往不仅在于准配偶的外在魅力，更在于他或她的个性或精力。男人在找老婆的时候，较年轻的女性会比较不受青睐，因为她们潜在的生育力较强。这就是女性晚婚的原因。
图4.2 1540—1799年英国的收入和生育情况但事实若是如此，女性结婚的年龄应该会被往上推而超过男性的婚龄。(男人结婚的年纪对他们必须抚养的子女数不构成影响。)但当时新郎的年纪始终比新娘大2至3岁，一如现代西方国家的差距。当18世纪英国的初婚年龄降低时，男性和女性降低的幅度相仿。最后一点：一旦女人拖到30或35岁才结婚，在前工业时代的条件下，她生育的子女数理应会下降到很小的数字。在英国，35岁结婚的女性平均会生近1.9个孩子，而30岁结婚的女性会生近3.5个。所以在30岁以前，每名女性平均只会生下约2个能长大成人的孩子。因此，如果纯粹为了节育，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等到30岁以后才结婚。但仍有许多女性抱持独身主义，或是到30岁以上才结婚。西北欧的这种婚姻模式也没有受到社群控制的迹象。这是因为社群抑制婚姻的手段非常有限。例如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子女年满21岁就可以不经父母同意而结婚。英国政府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婚姻年龄，例如禁止各行业的学徒结婚，以及延长见习期(最长7年)。但既然14岁就可以当学徒，这两项规定对于高得多的男人平均婚龄(26至28岁)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神职人员和教区居民有时也会使用拒绝宣读结婚通知(须在结婚日前三周宣读)或拒绝办理仪式等手段企图阻止婚姻。 但这些有违反教会法或习惯法之虞的手段顶多只能在乡村地区阻止或延迟少数婚姻。在伦敦这样占英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大都市(伦敦的人口在17世纪超过了50万)，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因为就算当地教区拒绝为这对男女证婚，他们还有更便宜且简单的替代方式。1753年以前，英国可是有相当于今日拉斯维加斯结婚教堂的场所。基于教会权力神秘而混乱的本质，伦敦一些地方有所谓的“自由牧师”，他们靠向新婚夫妇收取费用维生，可以在不必宣读正式结婚通知或举行公开仪式的情况下合法为新人证婚。只要不违反教会其他有关婚姻的规定，这些婚姻就属有效。其中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弗利特监狱”(Fleet Prison)及它的附近。在1694至1754年间，平均每年有4000场这样的婚礼。既然这五十几年间伦敦每年只有6000件结婚案例，足见弗利特监狱堪称婚礼的“量贩店”。这些结婚登记也显示应该有不少住在伦敦附近的新人来弗利特完婚。伦敦还有其他小一些的结婚地点，如萨瑟克造币厂(Southwark Mint)和英王监狱(King's Bench prison)。尽管如此，伦敦及其近郊的平均婚龄和不婚人口比例并未低于社群或许有较强非正式控制力的偏僻农业地区。因此，社会控制似乎不足以解释公元1700年以前的晚婚和低结婚率的情况。个人的选择才是决定性因素。但一如前文所讨论，这些选择似乎另有其因，而非建立在有意识的节育上。
出生率与收入马尔萨斯时代，人口与资源的调节究竟主要取决于死亡率抑或出生率的变化，这个问题让人口统计学家争论不休。当人口增长到使收入下滑的时候，人口的削减主要是因为死亡率增加还是下降呢？基于某种理由，主要靠出生率的变化来调节人口的世界，被视为“较亲切、较温和”的马尔萨斯世界，靠死亡率变动的世界则不然。那么，在前工业世界中，结合出生率与收入水准的曲线斜率为何？从英国1540至1790年代以十年一计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条曲线或许相当平缓。但如果每十年间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双双大幅波动，那图4.2中的小方块或许就无法呈现出收入与出生率的确切关系了。要评判收入对出生率的影响，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同一时期富人与穷人的出生率。由于提供前工业时代西北欧出生率的资料并未指出父母的收入与职业，这个主题一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探讨，研究也寥寥可数。 所幸，就英国而言，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遗嘱来猜测立遗嘱人的经济地位。17世纪时，社会各阶层的许多民众，不分贫富都有立遗嘱的习惯。下面就是一个简明版的典型遗嘱：约翰·魏斯曼，索灵顿人，木匠(签名)，1623年1月31日幼子托马斯·魏斯曼22岁时，由遗嘱执行人给付15英镑。遗嘱执行人由妻子琼担任，她应善尽抚养及教育托马斯之责，直到他14岁为止，并约束他去当学徒。给长子约翰·魏斯曼5英镑；在儿子罗伯特·魏斯曼22岁时给他5英镑。给两个女儿玛格丽和伊莉莎白2英镑；儿子马修0.25英镑。其余物品、现金、债券，以及立遗嘱者住屋的租约和土地归妻子琼。本遗嘱兹立于1623年5月15日。遗嘱也可以立来遗赠非常小的金额，如下面这份：威廉·斯杜尔汀，托尔斯亨特市人，农夫，1598年11月14日给儿子弗朗西斯10先令。女婿托马斯·斯通纳德1头母牛，当作是还他的钱。给他的儿子威廉和亨利及女儿玛莉各一只白镴盘。其余物品给我的妻子伊莉莎白。本遗嘱立于1599年2月3日。并非人口中的任何随机样本都会立遗嘱；遗嘱多半是有财产要遗赠的人才会立。但在前工业时期的英国，立遗嘱的习惯似乎蔓延至社会下层阶级。在1620年代的萨福克，可能有39%活过16岁的男性立下经认证的遗嘱。收入较高的个人较可能留下遗嘱，但底层人所立的遗嘱也相当多，包括工人、水手、牧羊人和农夫。立遗嘱人的财富可从遗嘱透露的信息来评估：就是现金遗产和房屋、土地、动物及谷物预估值的总和。以1630年代的物价来说，当时的平均财富为235英镑。但中位数仅为100英镑。以当时典型的资本回报率来看，这个数字代表平均年收入约为6英镑。木匠的年收入约为18英镑，工人则为12英镑。这些遗嘱可以说涵盖了家财万贯到家徒四壁的所有男性。我们可以从遗嘱中看出立遗嘱人的识字能力(看他有没有签名)、职业和社会地位。表4.5把立遗嘱人分为七大类。士绅阶级位于最上列，他们的识字能力最高，遗产平均超过1200英镑。最底层的劳工识字率最低，遗产平均只有42英镑。但在每个社会阶层之间，也有显著的财富差异。有些工人甚至比一些士绅富有。的确，知悉某人的职业只能解释约五分之一立遗嘱人的财富差异。表4.5 1585—1638年各社会阶层的立遗嘱人
资料来源：Clark and Hamilton, 2006.这3000人中的五分之一，我们可以通过教区洗礼的记录来查看他们妻子所生的子女数。图4.3显示645位大致在1620至1638年间死亡的英国男性的估计生育数量，以他们遗产的金额区分。图中呈现财富与子女生育数有明显且强烈的关联。较富裕的那一半男性立遗嘱人所生的子女数，比较贫穷的那一半多出四成。若以100英镑的遗产为标准将男性分为“富人”及“穷人”两大类，我们可以稍加探究为什么会有这个关联，差异如表4.6所示。较富有的男人结婚的概率更大，寿命也略高于穷人。但富人子女数之所以较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富人在婚后每年平均所生的子女较多。结婚20年以上的富人会生9.2个孩子，穷人则只有6.4个，两者相差超过40%。因此，前工业时期英国已婚富人的生育率，足以和哈特莱特教派并驾齐驱。这也可作为前工业时期西北欧夫妇并未实行节育的例证。身故时财产不到25英镑，且结婚20年以上的立嘱人，只会生5.4个孩子。
图4.3 1620—1638年英国男性平均生育数，以身故时财产划分表4.6 英国1620—1638年的生育力与财富
欧亚比较既然西北欧与东亚的总生育率大致相同，亚洲的生活水准为何如此低下？依前文所探讨，英国的婚内生育率随收入增加而上升，这暗示亚洲偏低的婚内生育率，或许有部分是营养较差(也就是生活水准较低)所致。图4.4呈现出马尔萨斯均衡在前工业时期的英国和东亚的显著差异。如果日本和中国的婚内生育率也与收入成正比，那么出生率相仿就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任一收入水平下的生育率更高。也就是说，欧洲的生育数量确实较亚洲少，以此层面而言，马尔萨斯的假定似乎是正确的。
图4.4 生育率与死亡率：英国与日本但如果西北欧与亚洲唯一的差异是任一收入水平下的生育率，那日本的出生率应该较高(假设死亡率曲线向下倾斜)、寿命应该较低才对。低收入阶层的总出生率相仿，似乎意味着亚洲在任一收入水准下的死亡率也比较低。欧洲似乎双重得利：生育率较低，死亡率也较高。因此，前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准远高于最低维持生计所需，因为多数社会皆有抑制生育，使其远低于生理可能的风俗。但各社会的风俗相差甚远。如果现代狩猎采集族群可作为远古的代表，那么我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祖先，限制生育的情况可能与公元1800年的定居农业社会相当。前一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远古到公元1800年，生活条件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就连技术先进的社会也不例外，一大原因是1800年前的出生率很可能未曾趋缓。然而在马尔萨斯时代，死亡率也是决定生活水准的关键。人类从狩猎采集生活步入农业定居社会以后，死亡率产生了什么变化呢？第五章将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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