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2）
2022/8/19 0:09:45 书虫子
直到他们都死了，华尔还没有拿到他们所欠的14万两银子。何伯与蒲安臣费尽心机，也没能让华尔在地下永远“安息”。这件事，一直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条约》之中，作为义和团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18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至于制造了这一切事端的白齐文，被李鸿章革职。他所留下的队长一职，由英国陆军司令斯泰夫莱保荐了戈登——这位戈登，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还是英军中一名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却着实也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跃跃欲试想再一展身手的他，于1862年10月，和其他70余名皇家陆海军军官奉命再次来华。在他到任以前，暂由浩伦德代理。白齐文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访，甚至在同治二年叛清，投降太平军。他纠合了若干因拥护他而被常胜军开革或自动脱离常胜军的旧部，又增募了若干在上海的“国际滥仔”，在松江附近抢得一艘汽船后直驶苏州，向太平军投效。经过一段反复之后，在福建漳州为清军所俘。美国领事根据领事裁判权，要求清政府将他交出。清政府说，他在被押解由漳州北上之时中途落水而死。不过，也有人说，这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清军把他推到河里淹死的。这一切，都和杨坊没太多关系了。或者说，没什么关系了。盖棺也定不了论。说起杨坊，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他投靠洋人，吃洋饭发洋财，被人目为“汉奸”，甚至“借师助剿”，组建洋枪队，而且自己还做了洋人的岳父泰山……但他也热心地方的公益事业。在四明公所被火毁之后，杨坊和李容、冯征祥、赵立诚、冯祖宪、方基、张斯臧等旅沪宁波帮人士，集资在沪北江湾购地50多亩，创建敬梓堂义所，修建平房70余楹，供同乡停放棺木。敬梓堂义所也被编入官图，不纳税赋。此外，“独自出资在上海设立难民局，又捐银3万两修筑上海的海塘。宁波的卢氏‘抱经楼’藏书因战乱散佚，他又出银2600万两收集到十之七八，并无偿归还卢氏。”除此外，他还牵线为宁波船商向广东的英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七万银元，取名“宝顺”。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美国人就在上海开办了伯维船厂，它是上海开埠后，由外商开办的最早的船舶修造厂。有人就疑惑，为什么杨坊没有向上海的洋商购买轮船，却舍近求远，到广东去购船？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广东买来的这艘宝顺轮，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在这宝顺轮上，“管船驾船，皆中国之人，只照管轮盘，非中国人所知，必用洋人。然自商人给予工食，亦雇工等尔。” 也就是说，宝顺轮还雇了一个洋人来操作蒸汽机，可见当时的中国人还不懂操作蒸汽机的复杂技术。除此外，宝顺轮还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70余名。这些人被称为“得力水手”，甚至被称为“死士”。所谓“得力”，是指他们深熟水性。而“死士”，则是说他们作战不要命地勇敢。与此同时，他们每人配发一支火枪，而轮船的前后，各装上一门红衣大炮。这就让人又疑惑，不是商轮嘛，怎么又扯上作战了呢？事实上，宁波的船商购买此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海盗。这些海盗太猖狂了，大肆劫船，接下来便索取巨额赎金，最后竟到了派同党大摇大摆进宁波城，公然高坐大堂，和被劫商船船主或家人就赎金讨价还价的地步，让宁波船商很是不安。他们也想冀望于政府，只是面对四起战火的内陆，政府无心也无力。船商们只好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也曾像杨坊那样“借师助剿”，却横遭败绩，1854年，恼羞成怒的海盗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船三艘，打死三名英人，俘获六艘外国船。法国派上海领事来索赔白银数万两，宁波官衙叹称广勇凶悍，难以制服，英法也无奈，只能讨得被俘船只，其余都只好作罢。没办法，这年的冬季，在宁波江东刚落成不久的庆安会馆中，李也亭携慈溪人费纶鋕、盛植琯一起慨然提议：集资购买洋轮，护送漕船、剿灭海盗。结果也印证了这些宁波人的眼光。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8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2000余人，宝顺轮之名，声震四海。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取名天平轮，和宁波约好，一艘巡北洋，一艘巡浙海，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尽管购买洋轮是出于护送漕船、剿灭海盗的目的，但它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给中国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因为火轮船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代表了一种被轰开了国门的耻辱，从皇帝到百姓，对这洋船多是又畏又恨。咸丰为此很是大怒，经过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一番解释之后，在奏折上朱批三字：“知道了。”此事才就此搁下。不过，这些宁波人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时，肯定没有想得太多，但他们却借此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轮船的优越性，并率先进入了先进的航运业，改变了中国靠人力、风力航运的格局。可以说，他们站在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列。也可以说，是他们，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在这里，得给出力甚多的杨坊表扬一句。他在开埠后的上海和宁波，也因此有很大的名声。这里的名声，肯定有这些积极和光明的一面。如果我们去他在宁波的故居，也可以看出，杨坊尽管披上了“洋”皮，但他的心态，还是传统中国的。崇尚孝道，注重家庭伦理。这座故居位于宁波的市中心郁家巷，此巷古有司户厅 ，因此又名司巷。随着宁波城市的发展，今天的郁家巷已经寸土寸金，并在旅游产业的推动下，摇身一变成了宁波的旅游景点以及文化街区之一。“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月亮门。在大门的右侧，还有一堵残存的照壁，上面有不少精美的砖雕。转过月亮门，有一个高高的石门头，上面有精美的石雕，还赫然雕有杨坊两字。走进门头，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正厅。据估算，正厅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更让人称奇的是，正厅的屋檐采用了拱形内廊，样子非常独特，还配有精美的木雕牛角。”有心的人还会发现，“在两层东厢房后房檐口下，彩绘有‘怀橘遗亲’‘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故事。24幅彩绘图以水墨线描为主，人物栩栩如生……岁月的流逝使部分彩绘风化腐蚀，字迹画面模糊不清，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单幅完好。”不过，他的后代们，却在十里洋场里彻底地陶醉了。他们不思进取，而日益享受奢靡的生活。杨坊一死，杨家就无回天之力，“庞大的华宅也于光绪年间易手给上海滩另一名宁波富商秦君安家族，秦氏是当时上海九大钱庄的资本家族之一，而且自秦君安后代有人出，使家业得以维持和发展。”这像极宁波帮在历史的财富传承中的一次交接棒。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就是宁波人方润斋开设的。方润斋，即桕树方方家的后起之秀——方介堂的族侄。此后，桕树方方家更是在上海形成了连锁经营，他们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之后，又在北市设立北履和。于是，这个家族从此就专门从事钱庄业。方润斋的七弟方性斋最后也成为了上海滩钱庄业的翘楚，人称“七老板”。而此时的李也亭，因为经营沙船业需要相当的流动资金，为此必须向钱庄借入大宗款项。“李也亭经常需要和钱庄打交道，并通过同乡、钱庄跑街赵朴斋得到钱庄放款。由此李也亭索性和赵朴斋合作自己创办钱庄，在上海陆续开设慎余，崇余、立余等多家钱庄。李也亭在经营沙船之外，又派生出一大产业，被公认为上海钱业巨擘之一。”同时，也因为李也亭是小港李家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他的后人常常尊称他为“发财太公”。不得不说，经营钱庄业，似乎早已成宁波人的商业基因。根据资料得知，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导致了洋钱(银元)大量流入，产生了兑换银元和铜钱的需求。钱庄也在宁波应运而生。雷履泰在山西成立天下闻名的日升昌票号时，已经是1824年左右。到了清乾隆年间，宁波的钱庄业更是具有相当规模，集中开设在江厦一带。其中有条钱行街，在江厦的几条街中最长、最大、最繁华。在这里，一度有近百家大小钱庄，几乎汇集了所有的大小同行，全宁波的银钱存贷、商业汇兑几乎都在这里进行——钱行街无疑是整个宁波的经济枢纽。时有民谣云：“钱行街，是钱庄，银洋叮当响，铜钿好打墙。进出黄包车，满街是先生。”就是对钱行街最生动的写照。这对宁波在商业上的发展与开拓，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不论对上海还是对宁波，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而资本的获得，一种就是通过生意或者实业的方式来进行原始积累，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金融运作的方式来“钱生钱”。在西方的新式银行——丽如银行 进入中国之前，钱庄业无疑是传统中国最为优秀的资本运作方式。聪明的宁波人，通过生意或者实业的方式积累资本，然后再介入钱庄业，再通过钱生钱，让资本翻倍或者更多，这反过来，又刺激或支持他们在生意或者实业上扩大再生产。到晚清，除了上述的方家、秦家还有李家，宁波还有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北乡十七房郑家、王家墩林家、洋墅徐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这些声势煊赫的家族，纷纷成了钱庄的股东。就连颜料帮周宗良，也成了宁波钱庄业的大后台。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钱行街上。只是，波动的时局和不安的政治，却成了针对它们的狙击手。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入浙。阴差阳错，这无形中给了宁波商人一个质的机会。当时纯粹是避战乱的目的，使近代宁波形成了向外商业移民的第二个浪潮。宁波几乎绝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那一年都转移到了上海。这也是上海崛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与此同时，开放的上海，国际化的上海，也给了这些优秀资本一个更大的出口，他们发现，上海之外，真的是“海”阔天空。虽然通过做买办，积累了巨额资本，但和进行资本运作的钱庄家族相比，杨坊的实力变得小巫见大巫。杨坊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做买办的同时，也开设了自己的钱庄——泰记钱庄。只是规模似乎没想象的大。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感激杨坊，正因为杨坊在一片混沌、迷惘中蹚开了对外贸易之路——尽管他本人被这混沌、迷惘所裹挟，最终不得超生——却也给了后人一条清晰可辨的前行方向。很多宁波后来者，也纷纷当上了买办。他们不仅进入广东买办所盘踞的英商和美商企业，而且更多地进入德商、俄商、法商、日商等各国商人的企业。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也占有半壁江山，出任买办的有王槐山、徐庆云、许春荣、虞洽卿及其儿子，朱葆三的长子、长孙，厉树雄、叶子衡、傅筱庵父子、许葆初、王容卿，还包括王铭槐这样一门“三代买办”——他本人加次子再加4个孙子，这样先后共计19人……看得出，他们不再对当买办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得承认，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客观需要。同时，更多的人也把当买办看成是“借洋鸡生蛋”的过程。等自己有了本钱，再跳出去单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他们在摆脱洋雇主之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后成为洋商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巨商。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了买办之手。像宁波帮中的朱葆三、虞洽卿。这样的买办，已经完成了十分华丽的转身。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汉奸”。更重要的是，担当买办不仅能完成个人原始积累，“而且使宁波商人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了许多管理近代企业、开发市场的经验和知识，以此为基础，19世纪末以后，大批宁波商人纷纷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与实业精英。” 因此，他们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推手。尤其当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封疆大吏，在和洋人打交道过程中，意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长技以自强，“我能自强，彼此能相安”。这些既熟悉国情，也通洋务的买办，更是成为这些自强运动的主角，从历史的边缘切入了主流。1862年，李鸿章打击了一个宁波人。日后，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培养了更多的宁波人。
第二章 盛宣怀作嫁胡雪岩的“投资”严信厚能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得亏胡雪岩。胡雪岩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也就是徽商最后一抹余晖的胡光墉。先不说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说说成为幕僚意味着什么。想必严信厚心里很清楚，自己发迹有望了。在清朝，有个说法，就是无幕不成衙。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官衙中普遍地聘请幕僚。这个幕僚还有个通俗的说法，就叫师爷。和严信厚老家同属宁绍地区的绍兴，就盛产师爷。他们“是由地方官员私人聘请的，不属政府公职人员系列，报酬由幕主私人支付，直接为幕主服务，职责是办理刑名、钱谷、案牍等具体行政事务。笔者认为，幕僚其实是清代地方官员的私人秘书” 。当然今天在事业单位里的秘书，差不多都是公务员，吃的都是皇粮，不拿领导的报酬，但对领导负责。正因为“很私人”，他们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一半是亲密一半是暧昧，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在今天，他们还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叫“二号首长”。不过，这“二号首长”的权势，一切依赖于“一号首长”，像严信厚就远远地比他的那些宁绍老乡——绍兴师爷地位要高，而且起点也很不错，因为他直接服务的是中央领导。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对自己的幕僚，只要你勤勤恳恳，又有才华，回报总是不错的。入幕最早、相随最久的周馥，在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之中，深受倚重，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好谈“经济”而不墨守“桐城义法”，被誉为“曾门四弟子”的薛福成，早年以副贡生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闻名朝野。1884年任宁绍台道，算得上严信厚的“父母官”。次年在宁波后乐园(今日位于中山公园内)创办崇实书院，后又撰《浙东筹防录》，在宁波付刻。1888年秋，升任湖南按察使。1889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正是这段经历，让薛福成有着“称使才者，并推薛曾”之美称。1894年，他离任回国，却因为舟马劳顿，又染上了流行疫病，最后病逝，终年56岁。额外提一句的是，正是在宁波一任上，严信厚的慈溪老乡张美翊受到他的赏识，日后作为随员，也踏上了出使之路。1894年，张美翊将他的《出使奏疏》二卷刊刻于世。如果说薛福成是李鸿章的幕僚，张美翊则是薛福成的幕僚，都颇有成就。谁说当个秘书，就不能伟大？除了以上两位，还要提下进士出身的张佩纶。其曾因中法马江之战战败，被朝廷发配察哈尔，是罪臣，而且年届四十，一把胡子，相貌甚至有几分粗鄙，结过两次婚，但李鸿章在得知他的的继室在发配期间过世，还是将自己的女儿菊耦许配给他。要知道，这位相府千金，容貌娴雅，能诗，善琴，懂得弈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李鸿章的老婆赵小莲虽然不同意，但抵不住自己的女儿点头了。她相信“爹爹眼力必定不差”。她的孙女，便是张爱玲。也许，对严信厚来说，以上这些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和盛宣怀成为“同事”。在遇见胡雪岩之前，严信厚像宁波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为文不成，便去从商。说起来，严信厚也许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他出生在慈溪庄桥费市村(今属宁波江北区)的书香门第，当地有“先有丁陶张，后有应费严”之说，其中严姓是费市大族。照理，他一定要将这门第发扬光大下去，如果没有一长串兵荒马乱的日子，严信厚也许会按部就班地成长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高手，甚至有可能和他老乡兼好友——浙东书风开创者梅调鼎一样，是文化大师。他喜欢书画艺术，也有个书画爱好者的父亲——严恒。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严信厚则字筱舫。因为在用于人名时，筱一般等同于小，所以筱舫又作小舫。但为了和父亲的笠舫相对仗，我们就姑且认为，筱的字义更应该是“细竹子”，亦称“箭竹”。这些只是闲话。言归正传的是，严恒尽管只是书画爱好者，但在书法上也颇多贡献，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他也有一本著作，一般人都不知道，叫《听月山房七巧书谱》，成于清咸丰丁巳年(1857)，刻于光绪壬辰年(1892)，其自序“七巧书由来”及书中文字的笔画，均用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七巧板木组成，而内容则有古诗、古句、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七字对、八字对、不成句字，开拓了七巧板及书法艺术的表现空间。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没有听明白也不要紧，你知道此人很牛就是。就是给此书撰文并书跋者，来头也不小，乃严恒族孙严修严范孙——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南开大学创始人。除此外，严恒还善画芦雁。和父亲相比，严信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年读私塾的时候，严信厚就常临摹名家书法。后人赞誉他“能承家学”，《四明清诗略续稿》谓其“能书善画，于书宗华亭，于画师任邱”。《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则称其“尤善仿边寿民芦雁，萧然有江湖之思。蓄碑版、书画之属甚夥”。所以后世，提到严信厚时，多说他是书法家、画家——这话没错，但如果只这么说，那简直就是对他极大的误读。都说乱世藏金，盛世才收古董、玩艺术。严信厚喜欢书画，在他那个年代，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他出生没过几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英军大举入侵的定海，离他老家就近在眼前，说不准连炮声都能相闻，所以他在私塾里也没待上几年，只得“下海”做生意去了。久居东海之滨，处边鄙之乡，和上海一样在帝国话语中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宁波，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上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鄮)命名的县名。而到唐代，宁波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可以说，正因为商业活动，让宁波曾一度走在上海的前列。与此同时，商业思维也早早融入了宁波的血肉。我们很能理解，近代的宁波，为什么会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喜欢“打一手好算盘”。所以，严信厚从为文到从商，虽然不甘心，但想必也没有那么痛苦。日后他的小老乡，1847年出生于慈城鼎新街周御史房的周晋镳，又叫周金箴，更是在仕商间来来回回，毫无心理障碍。一会儿弃仕从商，一会儿又弃商从仕，仕又仕了商又商了。最终是仕商不分家。虽然无所谓为文还是从商，但工作还是得挑一挑的。严信厚选择了时兴的钱庄业，工作单位是宁波城鼓楼前的恒兴钱铺。老板据说姓吴。不过得先从学徒做起。到现在，宁波本土还流传着他在这家钱庄的故事：严信厚来恒兴打工时，吴老板差不多已经年过半百，这时他也没啥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梦想着能将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家业，往下传去。当时，宁波的钱业界流行“易子而教”的习俗，也就是说，你把儿子送到我这里来，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你那里去，就像现在学校之间的交换生，可以开拓视野。吴老板也是这样做的，他甚至将儿子送到了上海一家知名大钱庄去做学徒，希望儿子回来后能顺顺利利地接班，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家业做大。事与愿违的是，儿子回是回来了，但没有带一身的本领，却是满脑子的吃喝嫖赌，不仅不干活，还动不动从钱庄的银库里拿钱，动不动就有人上门来讨债，这中间，就有杭州信源银楼的人。然而，这个时候的恒兴钱庄的银库早已是空仓，明摆着，吴老板已经无力“子债父还”。这下吴老板愁大了。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到处乱走。这时，他发现店堂里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手中捏着一块抹布，正在用力擦招牌。本来这是好事，但一腔怨火无处发泄的吴老板，抓住对方就是一通责骂：“是谁叫你擦的？”意外的是，这位学徒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自己想擦的。老掌柜，你要钱庄开下去，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只有招牌亮了，生意才会做大。”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吴老板，只当对方是在顶嘴，上前就要拧对方的耳朵……正在这时，钱庄的门口传来一个声音：“且慢!你这个学徒我要了，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这笔银款。”说话的正是从杭州赶来的信源银楼经理。这个学徒，便是严信厚。而这个银楼的老板正是胡雪岩。 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的胡雪岩，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典范。此时可以拿来做严信厚的励志榜样。
晚清著名商人、政治家胡雪岩他幼时家贫，给人放牛为业。当他13岁经亲戚推荐到杭州钱庄做学徒时，严信厚还在娘肚子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一个超级聪明伶俐的人。大概是苦难的生活，让胡雪岩变得早慧。所以特人小鬼大。他在深得老板赏识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挣大钱，必须要有政治靠山。经过寻寻觅觅，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福建人。前面说了，王有龄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对太平军作战时战殁。至于日后被认定为英雄，还是万恶的反动势力的代表，暂不讨论，这里要说的是，他也有过一段落魄的时光。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已捐了浙江盐运使，别看挺吓人，其实也就是个副县级干部，而且还是“候补”的。在清朝末年，因为乱发官帽，候补的官员多的是，僧多粥少，也不知哪年才能等到实缺。尽管顶着个“大使”的名号，王有龄依旧活得不如人意。但不知从胡雪岩哪只眼睛看来，这位大使属于潜力股，要是现在助他一把，以后的回报可不得了。下定主意的胡雪岩竟然挪用五百两银票，送给了王有龄，让他托人买官，而自己却被赶出钱庄。王有龄果然不负胡雪岩所望，有钱进京的他，在天津又遇到了故交何桂清。这位道光进士的云南昆明人，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等职，1854年才任浙江巡抚。和杨坊一样，他们都是“借师助剿”的力推者。只不过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民间。正是在其帮助下，王有龄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839年由吏部签发浙江，1841年赴浙禀到，当上了浙江粮台总办。做了官的王有龄投桃报李，把川资路费连并利息还给了胡雪岩。后者拿着这笔钱开了阜康票号，“空手套白狼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经系列“差遣”后，王有龄署理新昌县。在新昌县时，辖区多有盗案发生，但王有龄却没有大捕大杀，而是说，那些盗人无非是为饥寒所逼迫的，接着张贴告示道，你们如果就此归田，我可以放你们一马，下不为例。结果很喜人，盗皆解散。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有龄还是有些能力，没让胡雪岩的哪只眼睛看走眼。接着，王有龄被提升为慈溪县知县。之后又历任鄞县、镇海、仁和知县，定海同知。如此说来，王有龄还跟宁波有着很大关系。不过，他的仕途却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暂停，等到他回闽守制服满，又因何桂清调任浙江巡抚，他随之当上了湖州知府，旋调补杭州府。迁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可以说，吴煦和杨坊都可以算是王有龄在此任上的手下。对吴煦和杨坊不满的李鸿章，将王有龄当成是造就江苏吏治败坏的祸首。他说，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腼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王雪轩即王有龄。但这并不影响王有龄的“进步”。在打仗压倒一切的年代，因为对太平军作战有一套，王有龄火线成为浙江巡抚。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吴中官场的习气一并带来浙江。刚出任浙江巡抚，便通知所属各县，以后上缴钱粮的事情，必须经由胡雪岩来汇兑。晚清作家汪康年在自己的《庄谐选录》里对此就有描述，只不过把王有龄误写成了李中丞，“(李)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以上这些说法“见于陈云笙《慎节斋文存》，被高阳在历史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加以发挥，因为流传最广” 。当然，还有其他几种说法，比如胡雪岩的曾孙、大画家胡亚光就在《安定遗闻》中就说，那阜康票号并非王有龄的回报，恰恰就是胡雪岩做学徒时所工作的单位。在这个单位里，胡雪岩“勤敏有胆略”，票号掌柜很喜欢他，加上本人膝下无子，所以在去世时，就把票号留给了他。不过这种说法，在后人看来，没有传奇色彩，也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他是有经商天分的。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胡雪岩继续“稳扎稳打”。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酿成庚申之变之后，胡雪岩却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胡雪岩当初的投资，一下子收到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益。这也让他坚定了这类投资生意。胡雪岩很好色。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因此，对于合其心意的女子，他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在他一生中，共娶了12房姨太太。后世资料中常见这样的故事：他曾经很喜欢一位因父亲入狱被卖入梨花春的官宦人家千金小姐芸香，但为了继续拉拢王有龄，却将她转手送给了这位浙江巡抚。得到了王有龄的器重，也得到了芸香这个忠心的眼线，从此掌握了王巡抚的行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控制了王有龄，使其为胡所用。此举并非孤例，为了傍上时任江苏省学政何桂清这棵大树，他又将自己的爱妾阿巧姐作为又一件礼物送给了何。王有龄的战殁，让胡雪岩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就找了新的靠山：左宗棠。在继王有龄任浙江巡抚之后，左宗棠一直处于焦头烂额之中，面前就是太平军，但是他手中却缺兵少粮，这也让他不得不开口请求曾国藩调兵增援，最后李鸿章发话，抽调华尔的洋枪队奔赴宁波。但是粮食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胡雪岩又敏感地发现了他这一需求，这次他没有打美色牌，而是赶紧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之后，无偿赠送。从此，胡雪岩包揽了左宗棠手中几乎所有的政府订单。左宗棠转战南北，胡雪岩也是形影不离，当他的财政大臣和后勤部长。到光绪初年，胡雪岩身价已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可以说，这里的一半都是结识左宗棠以后赚到的。从最初办粮饷、办军需，到包揽进出口武器生意、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每一项进账，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今，很多人一提起胡雪岩，总会提起他在杭州的“胡庆余堂”，似乎这成了他这辈子的代表作。事实情况却是，“胡庆余堂”只是胡雪岩这辈子写的小散文小杂文，以上这些才是他真正的大部头。比如说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就是，一头吃外商回扣，一头吃利差，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他第一次帮左宗棠向外借款时，名义上是借有120万两，但先行扣除水脚 、保险、汇费、息银等费用后，左宗棠实际拿到的只有110余万两。在第六次西征借款中，胡雪岩又“侵行用补水等银106784两”。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曾在日记里写，“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在曾纪泽眼里，胡雪岩是可以和前面所说的“汉奸”画等号的。只是左宗棠却是胡雪岩铁打的后台。每战结束，左宗棠都不忘向朝廷给胡雪岩请功，计达九次，戴红顶子啦穿黄马褂啦，等等。有人就说，时下实力派企业家再怎么牛，冲创业板啦还是到纽交所上市啦或者进《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啦，那光环在胡雪岩面前也是暗淡无光。当然，这都是后话。胡雪岩的投资虽然很有功利色彩，但要佩服的是，他不仅能摸透“客户”的心理，让客户与自己终身利益捆绑，而且很有一套识人认人的本领，能从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当中发现人才。在多年的“投资”过程中，也发展了他的用人观——他深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老话，其用人的宗旨也是“不问出身，只看人品”——换句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对人才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人尽其长。他曾这样想，“无才之人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企业走上灭亡之路” 。正因为广结良缘，使他做了红色资本家；知人善任，使他的企业不断壮大。信源银楼经理从恒兴老板的手上要下严信厚，也正是胡雪岩用人观的体现。当然，也有其他版本。说的是严信厚在恒兴钱铺做学徒时，“因为食量巨大，一顿能吃掉两升米，被店主找借口辞退。这一年，严信厚17岁。在宁波无法存身，他乘船渡海来到上海，进小东门外宝成银楼当伙计……做伙计挣的两个小钱全都花在了书画上……同治初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采办军火，严信厚和胡雪岩结交” 。也许连严信厚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书画，居然在随后的日子里，加深了胡雪岩对自己的赏识。他曾将自己画的一把芦雁扇相赠，题句：“暂依秋水宿汀洲，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看到后大喜，赞扬他“品格风雅，非市侩相比”。都说相由心生，能作出这样诗画的严信厚，肯定也错不了。但在他老家费市，却存在第三种说法：1855年，17岁的严信厚换了工作，从宁波的恒兴钱铺，跑到杭州的一家饭馆做伙计。有一天，还在他人钱庄打工的胡雪岩来饭馆用餐，遗落了一把白板折扇。严信厚擦桌子时发现了，以为客人不要，下班后就在扇面临摹了边寿民的《芦雁图》。第二天，胡雪岩又来用餐，问起扇子，严信厚有些不好意思地拿出来，说这扇子已经被我涂鸦坏了，我赔先生银子。胡雪岩拿过扇子一看，发现边寿民的《芦雁图》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不禁大加赞赏，当即就说，你当过钱铺学徒，不如来我的钱庄当抄写兼做伴读吧。后来，胡雪岩自己开设“信源银楼”，委严信厚任“信房”也就是文书，深得器重。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他们都惺惺相惜了。在胡雪岩身边那几年，严信厚的好日子慢慢到来——不仅学到了经营之道，还得到了许多人脉资源。1872年，当63岁的吴煦在杭州家中去世而杨坊则被“暂行革职”，严信厚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两喜。第一喜，儿子严子均出生。在他一生中，共生一男二女，即严子均、严淑英和严毓珊。严子均又生子严智多，娶媳湖州南浔“四象”之首——刘罗锅的孙女、上海房地产富商刘梯青的女儿刘承毅；还生三女，是为著名的民国“严氏三姐妹”——严彩韵、严莲韵和严幼韵，其中严幼韵是首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也是该校第一届女毕业生。毕业之后，先嫁著名外交官杨光泩(1902—1942)，1959年又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7—1985)结婚，身世颇为传奇。也许儿子的到来，给了严信厚命运的更大转机——用人做“投资”颇有心得的胡雪岩，这次决定拿他做投资，特地写信把他推荐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胡雪岩自有算盘，一方面，给严信厚寻一个很好的“下家”，如果他日后因此发迹了，自己肯定有利无弊。另一方面，他也想哄好李鸿章，这样，可以凭借李鸿章势力向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两市发展。此时的李鸿章，恰好也急需人才。这是大大的第二喜。1872年，在帝国的历史中，算不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很多人回忆不出这个年份有何大事，顶多就是官派留学生计划——也就是向美派遣留美幼童，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得到了同治的批复。但对李鸿章，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此前，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起义被“剿灭”，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大清王朝掌握的既有轨道。立有大功的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被李鸿章认为“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洋枪队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先是被他收编，到1864年5月，更是被解散。它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这也成了洋务运动中最吸引人的一景。不过，尽管武器装备上现代了，淮军却对瞄准射击不甚了了。曾经有一位英国军官访问淮军，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士兵们放枪的姿势很搞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正因为士兵的枪法进步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此理解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而陆军更是一败涂地，从平壤退到山海关，丢掉了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然，这些是后话。还是说说李鸿章高兴的事情。1865年，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也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该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它先向位于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同年再将原本苏州洋炮局以及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归在一起，合并而成。该局是由曾国藩一手规划，后却由李鸿章实际负责。1868年9月28日，江南制造局终于有了成果——该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系木质明轮兵船。该船下水试航时，距李也亭他们购买宝顺轮已过去了十多年时间。看今朝忆往昔，洋人的火轮船曾让中国人吃尽苦头，清末重臣胡林翼曾见之呕血，咸丰也曾震惊，是中国人屈辱的符号象征，现在好了，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火轮船了。一时间，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成倍增长。上海也为之轰动，黄浦江两岸观者如堵。从上海船厂驶至金陵下关之后，曾国藩也兴致勃勃地登船试航，驶至采石矶、翠螺山，称赞此船“又快又稳、坚硬灵便”，遂以“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句，取名“恬吉”号。后来光绪上台，因名爱新觉罗·载湉，为避讳，该船改名“惠吉”号。想必此时李鸿章的心里，也很恬吉。1870年，李鸿章又因为调停“天津教案”有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到了这一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也有痛苦——那就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陷入了瓶颈。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虽然开办了不少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等。这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不得不思考，洋务运动是不是更应该“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和议而签订的条约，诸如“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其所带来的深重恶果，也开始显现：中国沿江沿海的航运业，被外轮给霸占——1862年，由著名的经营鸦片走私的美国旗昌洋行出面创办了旗昌轮船公司，它是洋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因为此时正逢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激战，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完全中断，在沪汉航线上行驶的外国轮船，货运每吨收费25两。旗昌洋行借此机会大发其财。于是，其他洋行也一拥而上。到了这一年，太古洋行组建中国航业公司(通称太古轮船公司)。尽管太古洋行进入中国时间较晚，但颇有些后来居上之势。此航业公司资金为36万英镑，约合银150万两，实力雄厚；10月，怡和洋行也组建了专业的华海轮船公司，资本为50万两。虽然实力稍逊于旗昌，但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就这样，旗昌、太古、怡和等相互勾结并争夺，共同霸占了中国航运……求富，加上抵制外轮，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这一切，都需要有人来帮忙执行。胡雪岩向李鸿章推荐严信厚，无疑就是一场及时雨。虽然严信厚求学时间并不长，也没考个啥功名，但他熟悉上海商情，更能诗文、书画，身上很有一些传统士大夫的气质，这让李鸿章竟有些大喜过望。和胡雪岩一样，李鸿章也喜欢看“字”识人。周馥能成为他的幕僚，就源于这样一个“传奇”：1861年，李鸿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叫周馥的文艺青年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后来更是将其收任为幕中“总文牍”。从此，周馥就走上“幸福的生活”。严信厚也不外如此，《上海县志》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因为办事干练，又被李鸿章保荐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李鸿章遂又令严信厚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严信厚之所以日后将上海寓所名为“小长芦馆”，也是以志其早年发迹于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对自己看上的人，一般都青眼有加，不吝提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被看上的人，对其死心塌地。在李鸿章的手下，严信厚又担任了天津盐务帮办。接下来的1886年，他又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盐务，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经济命脉，也是中央财政以及军队开支的主要来源。民众可以不穿绸不吃鱼肉但是不可以不吃盐。这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从它身上产生的利润也颇为丰厚。在齐国管仲手里，盐铁由国家专营就已经形成了制度化，这也让国家在税赋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这一专营收入也被各朝各代所看重。而晋商和徽商在明代的相继崛起，就是依托这一垄断权力，获得官方的特许和准入政策。作为唯一一位被写进《清史稿》的晋商范毓 ，其家族在康雍乾三朝时，努力为朝廷效命，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当然，他们在多年后也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补偿——其兄弟范毓 被雍正特赐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自此摇身一变为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近盐场，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雍正九年(1732)，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把盐务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严信厚，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他的信任。同时，进入这样利润丰厚的专卖行业，严信厚的发家轨迹，明显加速了。他在天津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开设了老九章绸缎庄。老九章，先开设于泗泾路，后迁至棋盘街，因经营得法，老九章竟成了上海呢绒业中心地。1937年老九章麟章牌绸缎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20世纪40年代老九章迁往上海南京路。可以说，老九章俨然成为旧上海的时尚符号。在鲁迅的笔下，亦有提及，如小文《零食》：“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猛然看上去，有点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此文所提“零食”，实指鲁迅眼里的出版界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小品多而大作少，却被人视作有“养生之益”的零食。当然，鲁迅先生的大作一贯晦涩难懂，在此不提。不过他将老九章的生意兴隆或关门，作为时间节点，从中可以看出老九章的影响力来。事实上，老九章的开设最“便宜”的是严信厚的孙女严幼韵，自小就是衣架子的她，可以在老九章任意挑选各种衣料，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红遍了整个复旦校园。加上当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她就坐自备轿车来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而她自己也会开车，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只是，与严信厚的事业欣欣向荣相比，他的恩人——指望拿他做投资的胡雪岩，处境有些不妙。任谁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胡雪岩竟然栽了。而且栽在了李鸿章的手上。
站队是个大问题胡雪岩死在自己的站队上。所谓站队，其实就是你选择和谁一个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小团体，选择和谁一起志同道合一起攻守同盟一起守望相助，或者一起同流合污一起结党营私……一个人只要踏进了官场，那么关于他的“站队”，始终都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有人甚至这样绝对地说，人在官场，不懂“站队”，一切都是空谈!而政治就像是一门艺术——“站队”的艺术。站对队、跟对人，扶摇直上；站错队、乱站队，寸步难行；是谁的人，比你是谁更重要……可以这么说，胡雪岩用大半生的经历证明，他就是左宗棠的人。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也在努力拓展自己的交际圈，让自己的朋友遍及朝野。比如王有龄、何桂清，还有就是李鸿章。从他向李鸿章推荐严信厚就可以看出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融洽。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还颇想拉胡雪岩入股，多次劝说，为此愿意把招商局改名为“中国轮船公司”。但作为左宗棠湘军系统心腹的胡雪岩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借口“畏洋商嫉忌”而婉言谢绝了——也就是说，在站队这一原则性的问题上，胡雪岩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老左的那一边。相反的是，严信厚却坚定地站在了李鸿章这边。对李鸿章提携之力，严信厚一直心存感激。有一天，他就请一直未曾仕进的梅调鼎来饮酒作书。喝至酒酣兴起，梅调鼎即兴挥毫写了几幅，当写到一幅上款题为“少荃公台大人之属”时，马上察觉“少荃”就是李鸿章，心中也明白，严信厚想拿他的字，给李鸿章做人情。不过他也不好意思当面点破，委婉地说，“我今日写的字有酒气，不好”。说毕，当即将这幅字撕毁了。严信厚脸上顿显窘色。但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信厚对李鸿章的忠诚，甚至有点无原则的献媚。当然，站队李鸿章，还是站队左宗棠，都是一种选择。如果李鸿章和左宗棠是朋友，或者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选择谁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坏事就坏在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对头，你的站队偏向哪一方，都成问题。因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一定是敌人。说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对头，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前面还说过，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推荐。在左宗棠迫不得已开口请曾国藩调兵增援浙江时，李鸿章还给他派去了洋枪队……看上去，两人应该很齐心协力才对。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也正是在共同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两人发生了矛盾。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政府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矛盾随着两人在朝中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大。这也很简单，一山难容二虎。1872年3月，曾国藩因脚麻之症在两江总督任所上去世，朝野震惊。李鸿章主持老师的丧事，并将它办得风风光光。在这次丧礼上，李鸿章和左宗棠都送来了挽联，无不充满着溢美之意。李鸿章拟的挽联是：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左宗棠拟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两人近乎一致。然而，曾国藩之死，对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清政府一面拉拢李鸿章，很快就将他递补东阁大学士，成了名正言顺的相国。另一方面，为了遏止李鸿章淮军集团的膨胀，又采取了“扬左抑李”“用左制李”的政策——可谓是玩尽了两面派的手段，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却让李鸿章“排胡”之心暴长。1873年，左宗棠出兵西北肃州，镇压回民造反，结束了20多年的内战。此时左宗棠又建议朝廷乘胜追击收复新疆。很简单，因为沙俄对新疆正虎视眈眈。其时盘踞在新疆的“哲德沙尔汗国”很不经打，搞不好就被沙俄吞并了。不得不说，左宗棠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一片赤诚的公心，如果不早点进军新疆，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到时候，不仅会丢掉新疆，而且甘肃和陕西都堪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功绩让李鸿章听上去有些难受，但更难受是在1874年，这年5月，日本出兵登陆台湾，从而引发了中国另一个重要的防御问题——海防。那么，大清朝要侧重于左宗棠所主倡的“疆防”呢，还是侧重于李鸿章所希望的“海防”呢？大家都知道，政策的背后都是滚滚的利益，两人都不希望偏向对方。可是要是“疆防”与“海防”并举，这又是在给朝廷出难题，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清政府，早已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连吃饭都成为问题，哪里拿得出钱来开辟两个战场？左宗棠自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再说了，如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疆防，不是可以集中全力经营海防吗？胡雪岩自然热烈支持左宗棠。
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洋务派重要首领他知道，拿下疆防，左宗棠可以啃骨头捞取政治资本，他也可以跟着大口喝汤。为此，他甚至向左宗棠拍胸脯说，你放心接活，至于钞票和军火，都包在我身上。最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计划。抛却私心，收复新疆可以看成左宗棠彪炳千秋的功绩，值得历史大书特书。毫无悬念地，胡雪岩也从收复新疆中，大大地赚取了一把。他高兴得有些太早。因为，随着左李之争的激烈化以及公开化，他已经上了李鸿章的“黑名单”。李鸿章无疑很清楚，这些年来，左宗棠取得那么多的功劳，多是因为胡雪岩在背后的支持。没有这个“财神爷”，也多半没有左宗棠的今天。要打击左宗棠，就要先撬掉他的“财神爷”。这个想法慢慢成型，就成了这样一句话：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很不巧的是，胡雪岩又遇到了另一个死对头——早严信厚两年入府的盛宣怀。盛宣怀，晚清著名的“两个江苏人”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以状元身份下海的南通张謇。1844年，盛宣怀生在常州鲜鱼巷里的一个饱学之家。按照出生年月，他还得叫严信厚一声“大哥”。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盛康考中了进士。而盛康的父亲盛隆则是嘉庆庚午年的举人。所以，他的家族也希望他能继续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而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他得到过“颖悟洞彻，好深湛之思”的高度评价。只是，盛宣怀的时运不济，并没有再现盛氏家族的辉煌，反而和清朝的国运一样，暗淡衰微。到22岁的“高龄”时，他才得中秀才。次年接着就乡试不第。在李鸿章的府上，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乡试。但1876年对他来说，依旧很黑色。这下他只有老实了。好在李鸿章依旧很看重他。虽然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跟他爹与李鸿章的相熟有关，但就此下定义说盛宣怀因为拼爹，才得到李鸿章的重用，那绝对是对他才能的抹黑。李鸿章让严信厚督销盐务，则让盛宣怀帮忙洋务。1861年开始兴起的洋务运动，成了大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同时也让科场失意而寄身幕僚的那些文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把它当成了自己新的晋身之阶。盛宣怀从此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如果说胡雪岩一心为利，当官只是为了能获取更大利益，那么，盛宣怀不同，他经商是为了能当官，就像学而优则仕，他希望商而优则仕。两人对经商的出发点不同，这也在根本上导致了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对盛宣怀来说，洋务给了他科举给不了的光荣。著名的史学家费维恺在详细考证盛宣怀的企业家生涯之后，认为盛从1871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在职务上，或者说在事业上，都是李鸿章的经济事务的代理人。他在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将这两大产业都接二连三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虽然从本质上，这都是李鸿章在华北地区发展起来的地方权力结构的核心资产，但因为盛宣怀的把控，还是让当时的中外人士都认为，那些都是他的个人产业。可以说，盛宣怀和胡雪岩在各自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似。两人的初步冲突应该是在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有种说法，说开办轮船招商局的构想，其实就是盛宣怀首先提起的。“那是1871年前后……他建议由朝廷组织一个官商合办的公司，管理一支商业的船队，进而与当时已经控制了中国沿海和长江运输业的外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而且盛还建议，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朝廷特许这个新兴的轮船公司独家专营从长江三角洲到天津运输供应北京的政府漕粮生意。”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宣怀在日后创办企业的“套路”：官商合办，以及独家专营。总而言之，这些企业必须要有“垄断权力”。其中的官商合办，也可以说是官督商办。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说这些企业可以交给商人去办，但是必须要接受官家的监督，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李鸿章就有这两句话，“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以及“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基本上成了以后“官督商办”的准绳。不过你也知道，官方既然掌握了大权，肯定不会任由“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一般情况会是这样：企业办得好，有官的一份，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份，像盛宣怀还指望靠它升官呢。当然，办得不好，都是商的。看上去，官是旱涝保收。不过，既然是官督商办，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没有官的支持，其他纯粹商办的企业再有钱，也进入不了煤矿、电报、冶炼这些由国家垄断资源的领域。总而言之，官督商办企业的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官家出垄断资源，商家出人出钱。而且出垄断资源的官家，在企业里得是老大。只是，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将目光投向了胡雪岩。据说当时盛宣怀曾亲笔写信，言辞诚恳地邀请胡雪岩出资入股。胡雪岩一开始很爽快地答应，但最后还是因为站队，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几万两股份钱也迟迟未能到位。也许，正是他的失信，让盛宣怀怀恨在心。矛盾由此而生，终生未能化解。错失胡雪岩，盛宣怀也没落到什么好处——在开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呈请朝廷的奏折，提列的请愿人上，甚至都没有盛宣怀的名字，直到3年后的1875年，更把招商局创办的主要责任和权力，都交给了世业沙船的淞沪巨商朱其昂。但官督商办的模式却让很多人犹豫，他们对“官督”非常不信任，筹资也因此非常缓慢。后来，李鸿章向唐廷枢和徐润发出了召唤，才得以改变局势。唐廷枢，1832年生人。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少年时期，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过6年的殖民地教育。1858年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然后在1861年通过当时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开始为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至于徐润，1838年生人，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1852年，15岁的他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因勤奋好学，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岁已获准入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不久，接任副买办之职……可以说，唐廷枢是杨坊的“同事”，但他在怡和洋行获得的名声，似乎比杨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甚至认为，“唐景星简直成了它(怡和洋行)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当然，这也给唐廷枢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就在入职轮船招商局之前，怡和洋行还想对其委以重任，并许以高薪。唐廷枢却拒绝了。也许在他心里，做买办固然很风光，可是将身家性命依托在洋人身上，依旧很卑屈，加上“汉奸”的骂声又如影随形，唐廷枢也想尽快洗白自己。所以当李鸿章对其发出召唤之后，他怦然心动了。他在招商局的就职宣言中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在，岂非更为优越？”而这次入职，也被人比喻为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在轮船招商局，招商总办的职位属于唐廷枢，徐润与盛宣怀同为会办，前者主管招股、揽载，后者兼管揽载、漕运，实为官督。有人说，这有可能是盛宣怀当时太年轻，在招商方面没有什么门路，李鸿章选取了这种方式，一方面，避免别人说自己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是对盛宣怀的继续培养和考验。在朱其昂和唐廷枢这些牛人的手下，盛宣怀先暂敛锋芒，充电为要。这一系列的运作，让盛宣怀和胡雪岩的初步较量还没来得及进行，就宣告结束了。唐、徐二人则成了盛宣怀在多年后的斗争对象。相比较推崇官督商办的盛宣怀，脱胎于洋行的纯商业环境的唐、徐二人，更重视商股的力量，希望轮船招商局在商业上做得更纯粹一点。在接手后，唐廷枢就开始招商入股，大胆引进股份制，此外自己还入股10万两，并把此前挂在洋行旗下但实际归唐廷枢自己所有的轮船，也归入招商局一起经营。与此同时，民间商人也踊跃入股。轮船招商局很快就做到了资本100万两。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是招商局商办色彩最明显的时期。招商局的“招商”二字这才实至名归，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在几年之后，招商局的业务突飞猛进，就连牛气烘烘，拥有最多船只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招商局。另外，为了避免外国洋行开办的保险公司的刁难，唐廷枢和徐润又相继创办了保险招商局，以及“仁济和”保险行，为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以及中国船商的运输业务进行担保。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本土保险业真正意义上的起点。饶是如此，最终的结局，还是盛宣怀以胜利而告终。究其根本，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讲商业”很难干得过“讲政治”。此时，盛宣怀还在韬光养晦。但他的心是不安分的。他又盯上了电报。关于电报，盛宣怀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但到了70年代，就招架不住，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不过，搞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政府的规定置若罔闻，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盛宣怀对此当然也很生气，但生气的不是架设电报线，而是由外人来架设电报线。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成了他心目中迫切的愿望。1879年到1880年，中俄爆发伊犁危机，朝廷急于处理相关事务，但从上海到北京的电报联系尚未建立，造成了太多的不便，事到临头，清政府也就有了架设电报线的打算。眼光敏锐的盛宣怀肯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1880年春天，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建议按照轮船招商局的模式，用公开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他和胡雪岩的正面碰撞，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在左宗棠被朝廷委派两江总督，即将赴任之时，胡雪岩乘机提出李鸿章想办电报一事，问他可曾听到风声。如果听到，不妨自己也试一试，压一压李鸿章的气焰也好。左宗棠一听，果真就激动了，急忙送上奏折，向朝廷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太监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当然生气。不过盛宣怀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当朝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决，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扰民众，变乱风俗。他们正愁找不到痛殴的对象，现在好了，老左一咋呼，大家就立马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群起而攻之。我们呢，就别做那出头的鸟儿，低调低调再低调，私下里把准备工作都给办了，等他们都争疲惫了，我们再去做太后的工作，这样也就没人再跳出来对我们说三道四了，那样，胜利的果实就落在我们的手里了。李鸿章觉得这样的方法也很可行，自然就赞同了。没过多久，盛宣怀就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和唐廷枢、徐润一样，郑观应也是广东香山人。这三个香山人，加上另一个江苏人席正甫，是为“晚清四大买办”。正如盛宣怀所料，左宗棠的提议，并没有落到什么好处。被大臣们的争吵搞得头昏脑涨的慈禧，也不想再操心办电报的事情了，而是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胡雪岩自然也就没什么好处进账，只好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在请示李鸿章之后，盛宣怀先是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小试牛刀。然后再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事实胜于雄辩，结果就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大家不再红口白牙地抨击，而是改口说，不错不错。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在电报的较量上，胡雪岩先败一局。这一局虽然大快李鸿章、盛宣怀之心，但还不足以致命。盛宣怀得等待时机。1883年，时局又一次动荡不安。法军开始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过后不久，法国人又将军舰开到了上海吴淞口。上海又一次人心惶惶。胡雪岩也感到山雨欲来。尽管为左宗棠办理军务，但他平日里擅长的还有茶叶和丝绸生意。尤其是其经营的丝绸生意，在19世纪80年代，正是热门。那个时候，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而号称“软黄金”的湖丝更是在欧洲市场上成为奢侈品牌。所谓湖丝，就是中国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府出产的蚕丝。湖州，在浙江西部，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其大部分处在浙江的堆积平原——杭嘉湖平原之上，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所以是著名的水乡和鱼米之乡，很适合生丝生产。湖州有一著名古镇——南浔，便因生丝而兴，出了不少牛人，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称，其中，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50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在20万以上不达50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来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从中可以看出，南浔丝商的经济实力多么傲人。他们所经营的七里丝，更是湖丝中的精品。该丝产自南浔镇郊七里村，此村因距南浔七里地而得名，后改为辑里村，村子的东头有穿珠湾和西塘河流过，水质很好，都是澄碧重水，所以所产丝，皆光润柔韧，银光闪闪，紫光可鉴。1848年进入英语的“Tsatlee”一词，就是根据“七里”音译而成，指生丝、辑里丝。到最后，南浔四周百里之地所产生丝，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跟七里丝攀上亲戚关系，冠以“七里”之名。这一下，个个身价立马百倍。1851年，“七里丝”在首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夺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金质大奖章，这是中国荣获世博会首枚金牌大奖。此段历史，成了后来上海申博的一大亮点，它将中国与世博的渊源一下子向前推了16年。送去参展的“七里丝”品牌叫荣记湖丝，其品牌拥有者叫徐荣村。说起来，他还是徐润的父辈。一开始，荣记湖丝因包装粗陋，未引起评委重视，但好在世博会持续长达半年，它才以过硬的品质，脱颖而出。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上下大呼意外，荣记湖丝也畅销一时。当然，湖丝也得感谢上海，没有上海的开埠，湖州商人只能先将它们卖给广州十三行，然后再由广州十三行卖给洋商。他们只能从中赚个差价。但上海的开埠，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局面——要知道，南浔距上海只有100多公里，摇船只用两天就能到，运费只占0.2%，售价也比广州时期下降了35%，这样质优价廉的湖丝，立刻成了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当时英国对华的贸易报告里面说，中国生丝最大的出产地就是嘉兴府、湖州府，从上海转运的湖州蚕丝高达55%。到了1876年，上海做丝的公司大概有75家，其中有62家是湖州人开的。在胡雪岩的丝绸生意里，就有很大一块湖丝的份额。早在他的投资对象王有龄在湖州知府一任时，“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 。只是，胡雪岩再努力，他在湖丝上也发不了太大的财。这是因为生丝的对外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上海的外国洋行——尤其是杨坊所效力过的怡和洋行所把持，它们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这让胡雪岩一直愤愤不平，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后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货源，让洋行就是出再高的价钱也难以买到生丝，看他们还敢以后肆意压低生丝的定价？1882年初春，经过走访调查，胡雪岩发现当年的生丝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三分之一。” 对他利好的是，左宗棠正坐镇两江，明里暗里施以援手，不仅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而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对此表示支持。不过，他的原意并不是助胡，而是因为有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他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逐利，所以才附和禁令。等到美商知难而退，甚至寻求与中方合资，李鸿章便适可而止，甚至对胡雪岩的不依不饶、拒绝和解感到不爽。这进一步让胡成为了李鸿章等人的眼中刺。“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还有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对法主战的左宗棠从两江总督的任上再次被召入军机处。趁着左宗棠不在两江，李鸿章和盛宣怀开始对胡雪岩下手。日后，关于胡雪岩的失败，有无数种说法，其中便有盛宣怀采用“窃听、掺沙子、挖墙脚”这三招，将胡雪岩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窃听”为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掺沙子”为盛宣怀自己也干起了收购生丝的生意，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偏偏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挖墙脚”则为挖断资金链，拖死胡雪岩。其中最要紧的便是“挖墙脚”。前面说了，左宗棠多年来南征北战，需要大笔资金支持，胡雪岩就多次帮左宗棠向国际借款，然后从中牟利。这些借款中，有不少是从汇丰银行那里借的。5年前，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尽管这些钱名义上是朝廷借的，但经办人却是胡雪岩本人。大名白纸黑字地签在那里，外国人自然就得找你胡雪岩要。这次一要就是80万两。往年，只要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派人把钱送来。所以胡雪岩不会没钱给。但这一次，坏了。盛宣怀从中做了手脚，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先拖个20天再说。恰恰这邵友濂又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想，缓发个20天也没什么事，自然也就照办了。这让胡雪岩着急上火，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动用自己阜康票号的银子，用来救急。当80万两银子陆续离开阜康票号时，盛宣怀开始了第二步动作，他托人到票号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倒闭在即。有些慌张的胡雪岩这时也想起了电报，赶紧发报告知左宗棠，意思也就是，想让左宗棠出头帮他摆平这个局面。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已经在福建马尾跟法军作战。他似乎忘记了盛宣怀正是主持电报局工作的，或者就根本没料到这一切都是盛宣怀捣的鬼，结果这通电报又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走投无路的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并廉价卖掉了自己积存的生丝。他的家资，像泄了堤的水。阜康票号也彻底倒了。对这样的情节，也有不少人质疑，觉得过于夸张了。一则胡雪岩的生丝生意虽然亏了点，但也没有亏太凶——1883年10月9日，胡雪岩向怡和洋行卖出2000包生丝回笼资金时，每包的定价仍是380两的高价。此后，又分两次卖给天祥洋行6000包和7000包，将生丝几乎全部脱手时，单包价格依旧为362.5两，2个月间跌价不过17.5两。二则盛宣怀本人在阜康票号里也有存款——此前，盛宣怀在湖北办矿，原先投入30万串制钱，结果巨亏，最后只好将剩余的14.2万串制钱存在胡雪岩以及另一家钱庄吃利息，准备用10年时间将损失弥补回来。然而，胡雪岩的破产，不仅让这十多万串的本钱化为乌有，更让盛宣怀深为被动，在他于1890年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还这样叫屈，“户部复饬缴制钱，钱价比光绪初年每银一两少换四百余文，遂致赔上加赔，宣怀以此败家，若非得官，必不能了”。所以，这不免让人生疑，盛宣怀打击胡雪岩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那也太奇葩了。事实上，于朝廷来说，胡雪岩的破产，也会让自己受到诸多牵连，那它岂会坐视不顾。但政治永远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这里，你永远也摸不准它的脉搏。另外，尽管生丝上的生意并没有让自己大亏，但这一年的中法战争，也让局势变得格外不稳，使得人们对金融市场失去了信心，这也加剧了挤兑行为，升级了危机。不管如何，胡雪岩倒在生丝大战中，是毋庸置疑的。阜康票号的倒闭，随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亏空了朝廷千万两白银，也牵累了上海的诸多钱庄，挤兑风潮开始到处蔓延，金融市场因此一片惨淡。这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湖州丝商深受打击。因为和胡雪岩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一变故中，湖州商人被拖累得够呛。这间接促成宁波帮在浙江商帮中的老大地位。但这些跟胡雪岩已经没啥关系了。雪上加霜的是，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胡雪岩自然无可奈何。更糟糕的是，此时，李鸿章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成了压倒胡雪岩的最后一根稻草。奏折很义正词严，说的是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最后，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胡雪岩也松了一口气，他这口气一松，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就在11月上旬，胡雪岩忧愤而死，追随左公而去。临终之时，不过“一豆青灯，七尺铜棺”而已。出于自保，身边家眷子女基本被遣散一空，留在胡氏身边的，除了正房还有一个九姨太，为什么留九姨太呢？九同“久”一个音，预意长长久久——现实却非常悲催，他耗资近百万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庆余堂，前者死后仅以一万元的价格抵给他人，后者甚至在生前的经济危机中就已经变卖还债。也就是说，杭州市至今还很闻名的胡庆余堂，已经跟胡雪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个势倾一时的大商人，就此谢幕。徽商也就此繁华散尽，再也没缓过气来。
外资银行“狼来了”杀死胡雪岩的，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是盛宣怀的积极打压。但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才是胡雪岩被击垮的真正原因。它就是以汇丰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银行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它是随着洋商的进入而进入的。尤其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得到五口通商后的洋商加紧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并进一步掠夺茶、丝等原料，为了适应这种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汇丰银行就是响应这一需求而成立的，由英国人托玛斯·萨瑟兰德(或译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在1864年于香港发起。最初担任发起委员会成员的包括宝顺洋行、琼记洋行、沙逊洋行、大英轮船、禅臣、太平洋行、顺章洋行等十家洋行。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开业后的一个月，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伦敦分行亦在7月开业。随着丽如银行于1884年在锡兰的投资失败而撤出了中国，取代了其在中国的地位。和洋行需要买办一样，外资银行也需要买办。不然同样在中国两眼一抹黑。前面就提到，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充当了半壁江山，先后共计19人。其中余姚王槐山便是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汇丰向宁波帮钱庄开通业务，接受上海汇划钱庄 庄票 ，允许钱庄向汇丰拆借款项 。后自汇丰起各外资银行相继照办。王槐山之建议为它们打通钱庄业务并聘用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为汇丰银行充当买办的，就有晚清“四大买办”之中唯一的一个江苏人。席正甫。“席正甫刚到汇丰，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他在汇丰可谓一言九鼎。“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须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当然，想跟席正甫搞好关系的，不止是胡雪岩。少不了李鸿章和盛宣怀。盛宣怀和自己这个江苏老乡好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席正甫当面借给盛宣怀英镑，转过身去，盛宣怀就将席正甫的亲朋好友安插在自己的队伍里。这并不意味着席正甫和胡雪岩就要为敌。他不是官场上的人，所以也不存在和谁站队的问题。能让他发财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胡雪岩偏偏要对大洋行发动生丝大战。洋行是谁？席正甫所效力的汇丰银行的大股东。挑战洋行就是挑战席正甫。在盛宣怀利用手脚，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之时，席正甫也利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斩断了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这才是让胡雪岩庞大商业帝国塌台的最致命一击。能逼得手眼通天，广做“投资”的胡雪岩走投无路，除此想必亦无他法。也许胡雪岩到死也没想到，洋行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是因为他们通过把控汇丰银行，把控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金融权力。胡雪岩的敌人哪里是洋行，也不是席正甫。而是这个权力呀!外资银行无疑是一只大怪兽，它蹑足潜行。就像伏击的狮子，越接近猎物，越悄无声息。对它们的到来，中国传统的钱庄和票号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警惕。其时，在中国的金融舞台上，钱庄和票号正欣欣向荣，“由于清政府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财政拨款遇到很大的困难，它只好依靠票号帮忙。后来票号就跟清政府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每一家票号又和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结成牢固的同盟关系。这使得票号业在清后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历史悠久的宁波帮钱庄更是一副自信的神情。他们一直走在同行的前列，上海汇划钱庄的汇划制度就是由他们引入上海。而且，他们熟悉国内市场，在长江流域已经布下了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外资银行为了打开市场，有时还不得不对他们委曲求全。直到1926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银行的势力何以不如钱庄》，还在抬高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贬低外资银行。他列了八条钱庄比银行的便利之处。“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都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固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仰，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同等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洋洋洒洒，说得慷慨激扬。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如果我们习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票号和钱庄在“方便”“内容”“历史”上的确具有优势，尤其是“数目”——银行到今天还有歧视小额贷款的心理，很多中小企业想要发展，却贷款无门，只好从民间高利拆借，搞不好就造成民间金融纠纷，成了集资诈骗。但是就此将银行一棒子打倒，也很是不智。一如中国古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认为票号、钱庄好银行坏的，转个圈儿回来却是——那些装点票号、钱庄门面的优势，赫然已成劣势。就比如说，信用——其实信用这玩意儿，在太平盛世说不准还有用，但到了战时，往往也有破产的可能。除了一些存款人——尤其是清政府的那些官员——纷纷挤兑，根本不顾对方的死活之外，很多账目收不上来，因为借款人死的死，跑的跑。这让钱庄或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后来有人研究山西票号的没落，其实并非资金不足。事实上，据史料查证，很多票号截止倒闭，应收和应付相抵，仍有百万盈余，但挤兑需要大量现银应付，而外账无法收回导致票号岌岌可危。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虽然显得很冷酷无情，却能将自己的风险控制在很小的程度。你要跑路没关系，你的房子还在我手里呢。当然，初期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为了扩大业务，有时也不免会迁就一下中国的国情。像席正甫就向钱庄和票号提供过无须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不过，信用这玩意儿是双向的，钱庄需要客户提供信用，客户自然也需要钱庄提供信用。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单靠道德约束，很难保证钱庄真的就能“守身如玉”，于是一些欺诈骗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以防奸商‘关铺潜逃’” ——这就有点类似于“连坐”了，“当时的京城生活指南——主要是为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在这方面，宁波帮倒是做得还可以。京城就有著名的“四大恒”，便是秉持着宁波人讲求信誉、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之本，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之中，一举做大的。这“四大恒”分别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其名字中所有“和”“利”“源”“兴”“恒”五个字，可以视作是“四大恒”的经营理念，其中就孕育着“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市”的深刻内涵。后世有资料总结说：“四大恒”的经营目的就是要图利、谋利、取利以蓄实力，因此以利为基方能谋求兴旺发达，但必须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绝不能有任何欺诈之心与行为才可称是“生财有道”。由诚信积利，事业的规模才能扩大，事业的范围更加广阔，实力的积累又进一步提高了钱庄的信誉，钱庄才能兴旺发达。利源于和，和源于诚信，兴盛源于和与利，和不是一时之和，利不是一地之利，而是眼界宽阔放眼未来，使利源源而至即“源远流长”。“恒”即持之以恒，不能有半点懈怠，真正做到艰苦创业、诚信兴业、进取继业，使“四大恒”永恒于市。和今天的很多连锁店相似，这“四大恒”属于联号经营。地址在今天的北京东四一带。其中，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居于其北的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恒和号专司各大官宦富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放当商款，恒利号在天津估衣街附设有首饰局，后改称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药店亦为恒利号的产业。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各大商号。除了钱庄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金融模式，经营业绩很容易得到提升之外，选择在东四安营扎寨，对“四大恒”的发展尤其重要。有清一朝，东四是一块商业宝地，其附近的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是粮食、木材和许多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朝阳门附近又有许多货栈、仓库……频繁进出的货物，不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也对金融的发展有着无比的渴求。“四大恒”坐拥地利。胡雪岩当年再富有，他的阜康票号在京城依旧列“四大恒”之后。正因其发展迅速，“四大恒”成了京城的时尚品牌。“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恒和等四家……‘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 意思是戴马聚源的帽子最尊贵，用瑞蚨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靴鞋最荣耀，腰中缠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最富有，有腰缠万贯之意。另有一句谚语，“四大恒、八大源、二十九家官炉房”中也提到了“四大恒”。只是，今天已无多少人知道“四大恒”了，按照“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一说，常常望文生义，以为头上有戴的，身上有披的，脚上有穿的，那么，腰间缠的“四大恒”自然是腰带了。“四大恒”的壮大，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当时朝廷某枢臣好积四恒票——也就是“四大恒”的庄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这就像当下有钱人，每天要干的事情，除了赚钱，就是数钱。听着钞票在指间哗哗滑过的声音，觉得人生没什么比这更满足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点的都是火烛之类的东西，容易一不小心就给弄失火了。这下子，某枢臣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也就是说，烧得净光，只留灰烬。没有凭证，存放在“四大恒”里的钱财自然取不出来。“四大恒”乃大获利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尽管再强调“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钱庄本身还是以取利为终极目的的，他们不会对客户的过失负责。因为庄票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记名，认票不认人”。但我们知道现在的银行，客户的凭证即使丢了，也可以凭借个人的身份证明挂失并补办。相比较钱庄，银行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他们实行的是股份制。大家靠契约关系而团结在一起。钱庄是独资和合伙，票号在经营模式上则局限更多。在票号中，财东对票号负无限责任，除所投资本外还以本人的全部财产做保证。票号的信誉不在资本的大小，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同样，传统钱庄也是出资人对钱庄负无限责任。另外，两者在组织及经营上和现代金融体系不同，都是以家族关系、乡土关系及帮派关系为联系纽带，是以血缘诚信为基础的。这种诚信同样也不保险。再比较之：“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但华尔街的成就却远非票号可比，它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100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可以这样说，“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在很多地方，银行都证明自己比钱庄和票号，具有现代性。但感觉良好的钱庄和票号们，对此无睹。有时是因为熟视。但他们恰恰是没看到。也有个把明眼的中国人。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自己的《资政新篇》提出了28条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他就主张发展交通事业，兴办铁路、公路及邮政，鼓励兴办金融事业。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兴办保障——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人。还有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容闳，是唐廷枢、徐润的香山老乡，出生在南屏小村，与澳门只有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公里。7岁那年，家贫的他没法像自家哥哥那样进私塾走“正途”，只能去学杂费用全免的澳门洋学堂。这家洋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位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战争煽动者颠地和查顿募资兴建的。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的爆发一度辍学。这也就是他成长环境的矛盾之处，老家村民既痛恨“红毛番”横行乡里，也感激他们带来的医疗、教育、慈善事业。容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心想孩子学会“番话”，和洋人做生意，说不定能发财——最终，容闳是不是发了大财谈不上，但他却因此走出了国门，成了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直到现在，他的画像还悬挂在耶鲁校园里。和唐廷枢、徐润不一样的是，他一直拒绝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他时刻梦想着要对中国进行近代化改造。在上海，他和“《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后他们在曾国藩办洋务时都入曾幕。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他在澳门教会学校读书时的小学老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还当了太平天国的外务丞相，协助洪秀全办理外交事务，因此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非常开明、开放。更重要的是，容闳并无传统读书人的正统观念，他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辜负了他。反而是曾国藩对他青眼有加，具体说，是对他的个人才华的赏识。办洋务必须要依靠容闳这样的人。曾国藩也就不计较他这次因站错队而造成的“政治污点”，一心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手下，就像拉拢李善兰、华蘅芳……从天国到洋务的容闳，投桃报李。1865年，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的江南制造局所需机器设备，一大半便是由他从美国购买。到了1870年，他又向曾国藩提出了官派留学生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1872年，这项计划又得到了同治的批复。容闳也受命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到1875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这也就是他“中国留学生之父”身份的由来。不过，这些留美幼童在极短时间内的“美国化”，让他们经常做出“大逆不道”之举，比如脱了长袍马褂换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甚至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叩九拜之礼……导致了这项计划半途而废，最终，第一批幼童除了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的都在大学毕业之前，被临时撤回。但这些幼童却在数年后，成长为了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这让容闳不禁喟叹：“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但他的爱国之情却没有被消磨殆尽。甲午战争后，容闳也开始思考并试图实业救国。他想到了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银行。这个时候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何物，他就托人给光绪递上条陈，详加说明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这是一套完整、系统且可行的方案。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此专门召见了他。不幸的是，他又撞上了盛宣怀。
“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此时的盛宣怀，在帝国已是风光八面。1885年，李鸿章命令轮船招商局完全改组，委任盛宣怀为总督办。从这一年的秋天，一直到1902年年底，盛宣怀完全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他是总经理，也是最大的股东。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就是重订章程，使招商局“商办”色彩大为减弱，“官督”的权力明显增强。同时，他还是电报局的总经理，也是大股东——这也意味着，他彻底颠覆了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势力。和徽商一样，粤商也开始在上海走下坡路。而盛宣怀则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这是一次典型的“国进民退”。尽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和外国商业进行竞争，但是对垄断权力的追求，却给众多的民族企业造成了杀伤。更糟糕的是，这些排他性的特权，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大炮和不平等条约面前，完全不起作用。民族企业被杀伤越重，洋人就越能趁机得利。不得不说，官督商办的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实则是个败笔。反观同时期的日本，几乎和洋务运动同步的明治维新时代，却决意地放手让商办自由化，民营企业开始。当盛宣怀一门心思地靠督办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时，涩泽荣一却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这一年是1873年，涩泽荣一刚刚30岁出头，就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如果不弃官，应该仕途无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在国家的地位同样不是很高。可以说，涩泽荣一此举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而他本人，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不过有趣的是，“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 。这就有点像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喜欢“打一手好算盘”的宁波人了。虽然观念上不及涩泽荣一，但这并不影响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内的上升势头。自从1879年10月，第一次见到皇上，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行政职位——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之后，盛宣怀在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不过这中间也有波折，1894年，给了还在仕途上孜孜以求的张謇一个状元，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一年，大清王朝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恰逢六十大寿，为此举行恩科会试。已经42岁的南通张謇，再次投考。此前，他曾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成为南方士子的魁首，但却在接下来的礼部会试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多年的科场消磨，让他在听闻一位老友客死在旅顺时，日记里曾写，“凄婉天涯，名心益冷”。这次投考，是父命难违，也是他第五次进京应试。在张謇眼里，也无非是打酱油，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他先在礼部会试中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帝师翁同龢却将他改为第十名。这还不够，等殿试时，翁同龢更是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他竟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并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眼看着追求一生的功名就此展开，张謇有些意气风发。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庆祝生日，她竟然将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板——北洋水师用于购买军械的钱，挪去修颐和园了。这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板——北洋水师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也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向西方学了点皮毛技术的洋务运动，开始破产了。很多人把甲午战争的失败扣在慈禧太后头上，事实上，李鸿章并不缺钱。盛宣怀手里就把持着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如果李鸿章再缺钱，显然就说不过去。在战败后，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时，临行前向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列册交代时，仅淮军银钱所就存银800多万两。有人就对李鸿章是否真正的公忠体国表示怀疑，如果真的是为国家前途考虑，尽可先用此款来购置新式船舰，生产枪炮弹药，何必拘泥于部拨？只能说，李鸿章还是有私心的。自己的小金库能不动还是不动。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腐败，在帝国已经屡见不鲜了，甚至让帝国的肌体病入膏肓。也正是将这种现象看在眼里，一直对挑战中华帝国心存犹疑的日本，终于痛下决心。随后《马关条约》签订，举国舆论滔滔，戊戌变法由此肇端，李鸿章也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朝廷中，以翁同龢为核心的后清议派，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里没有掺杂个人的爱恨情仇。想当年，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府时，曾弹劾过安徽巡抚翁同书。这个翁同书，就是翁同龢的哥哥，因为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措施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在李鸿章的一纸诉状下，翁同书虽然没被杀头，但被发配新疆，到死也没能回来，倒是两代帝师，翁同书他爸翁心存被气得翘了辫子。如今，有了这么个机会，翁同龢就往死了逼李鸿章。尤其是黄海海战后，当后党趋向对日本妥协时，他们又苦谏要求抗战到底。这之中，除了翁同龢，还有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礼部侍郎志锐，珍妃师傅、侍读学士文廷式……当然也少不了翁同龢的门生张謇。这也让依附于李鸿章的盛宣怀感到了一阵寒意。似乎他也要重蹈胡雪岩的覆辙。但他却不是胡雪岩。如果说胡雪岩只依靠左宗棠，他倒是狡兔三窟。他虽然把自己和李鸿章捆绑在一起，但是他也在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除了督办更多的企业，把控自己督办企业的财权，更重要的是在生意往来中，积极寻找自己的“合伙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他就搭上了晚清的一位重臣，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其时张之洞正在大炼钢铁，操办汉阳钢铁厂，却因为矿石和燃料急缺正抓头皮，盛宣怀适时地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卖给了张之洞，解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也正是借此机会，盛宣怀傍上了张之洞。当李鸿章被甲午战争击垮之后，盛宣怀赶紧将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下。在汉阳铁厂开始生火炼铁后，由于考虑不周，所购设备不适合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到最后竟难以为继。盛宣怀又适时地顶了上来，帮张之洞背起了这样一个大包袱。不过，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些讨价还价，盛宣怀看上了卢汉铁路——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建设汉阳铁厂，很大原因也是为了生产卢汉铁路所需钢轨。虽然有些不爽，但为了保证盛宣怀能承办汉阳铁厂，张之洞只好将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交给盛宣怀。等着看盛宣怀笑话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更蓬勃生长的对手。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如今，这个对手又要出手了。胡雪岩的倒下，显然触动了盛宣怀。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银行，不然容易被外资银行所绑架。他还认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意思也就是，银行有很大的功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举办的银行，跑来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他还说：“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盛宣怀说这些自然事出有因。此前，他在督办卢汉铁路时，需要大量资金，第一个方式，就是向国际借外债。“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干了9年。在‘借款筑路’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二十年(1911—1931)所修铁路的总数。” 只是，借外债得答应别人大把的条件，这让盛宣怀深切感受到，建立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必要。试想一下，如果自己手头上有这样一家银行，还怕没钱给自己的工业生产投资吗？还需要被外人吆喝来吆喝去吗？如今，在各种盛氏传记里，都据此强调他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始人。事实上，这一荣誉基本上就是从容闳那里抢来的。在风闻容闳的举动后，盛宣怀也按捺不住，又开始施展他的手段。他要极力破坏容闳的计划，让这样一个新式银行的控制权，最终落在自己的手上。至于手段，除了贿赂大太监李莲英之外，他还积极利用自己和帝师翁同龢的老乡关系。在讨论盛宣怀的奏折时，翁同龢建议将铁路和银行归并一议，并由盛宣怀担任银行督理一职。这再一次证明，商场和官场上都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盟友张之洞这时也从反对的层面再次证明了这句话——张之洞很恼火盛宣怀又办铁路又要搞什么银行，简直就是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明摆着，搞银行肯定要分散精力，那盛宣怀什么时候才能把卢汉铁路搞定？再说，自己的汉阳铁厂还杵在那里，等盛宣怀经营呢。此外，张之洞曾在1893年又建湖北银元局，所铸龙洋通行湖广和江浙一带，其铸币的利润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盛宣怀鼓捣的银行又想铸造银元，再把它的总行设在上海的话，那么，肯定会对银元局的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张之洞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积极反对说，盛宣怀“任寄已重，体制已崇，事权已专”，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意思也就是，盛宣怀吃得够多了，如果还拼命给他加菜，会让饿肚子的人骂娘的。但铁心了的盛宣怀，却不将他的反对放在眼里。出身草根又留洋多年的容闳，也自然不在话下。他只有愤然，“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看得很透彻，但他却彻底被排斥在新式银行之外。政府却不管你这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加上清政府面对两亿白银的战争赔款正一筹莫展，光绪也想给盛宣怀压担子。1896年的12月7日，光绪正式批准盛宣怀兴办银行。从这里出发，在中国的金融舞台上，中国通商银行开始显露出了一丝胎动的迹象。接到光绪的批准之后，盛宣怀转身就将抚育这个婴儿的任务，交给了严信厚。在接到任务之前，严信厚正忙于“实业救国”，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也正因为此，他和传统的宁波商人，有了鲜明的区分。比起买办杨坊等人，也具有了现代意味。当然，这也得益于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有关，让他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还能成为实业救国的典型人物。没有这样的机遇，加上“五口通商”的开放——这个传统书香门第出身，从钱庄业起步又做着各种生意的他，很难有现代性。更难成为史家嘴里“宁波帮的开山祖师”。和大多宁波人一样，形势逼迫着他们不能安土重迁，却也心怀故土。严信厚便一直为宁波而忧心。此时的宁波，距离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以来，已有多年。欧风美雨早已涌了进来，自然少不了疯狂逐利的外国商业。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除了鸦片，洋布又为大宗。在西方列强机器大工业生产下，洋布价廉物美，严重地冲击着土纱。加上他们又控制中国海关，同时获得内河航运及内地通商权利，对华输出更是急剧增长，中国的手工业进一步解体。宁波也不例外。
严信厚严信厚看不惯这种现象。他决定自办一家机器轧花厂。1887年，他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筹集5万两资金，把地处宁波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取名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40台新式轧花机，雇佣工人300多人。它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更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合作创办的还有同乡周金箴。此前，他做过江西广昌县知县、南昌县知县，这次弃仕从商，可以算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不过，通久源的创办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阻力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而是来自内部的保守势力。一些无知的士绅和保守的百姓担心修建厂房、使用蒸汽机会破坏风水，群起而反对。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此起彼伏地上演。为了说服他们，严信厚让他们选了五名代表，请代表乘轮船到上海，参观了外国人的一些工厂，让鲜活的生活现实，来鼓舞教育他们，这才让他们心中消了疑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汤仰高的关系，通久源使用的是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还聘请日本工程师和技师指导生产。这也让严信厚在很长时间内，背上了通日的嫌疑。但这已无法阻挡严信厚把通久源做大，把实业做强之心。通久源创办之后，严信厚还先后在上海设立有利棉轧花厂、原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到了1896年，通久源又升级成功，改为纱厂，将轧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连为一体，而以纺纱为主。它的拳头产品——龙门牌纱布畅销一时。算起来，该纱厂拥有工人1200多名，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年产棉纱1.1万件，一跃成为洋布最有力的竞争者。一份名叫《捷报》的报纸在1894年11月16日和1895年4月26日分别提及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另外，该厂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别忘记严信厚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每担7钱(关平银)的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口，使龙门牌纱布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每年获利颇丰。这个时候，藏在他内心中的一个情结，又活了——当过钱庄学徒，又在胡雪岩手下处事多年，让他一直有开设一个票号的念头。经过这10年的积累，手头上有资金了，他还要等到何日？在上海，他先盘过来一个票号，成立源丰润，然后又在京津开设十来处分号。这样，他一举建立了比较先进的渠道网络。但他也清楚，阜康票号当年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大做官家生意，和大多票号一样，是官员的瑞士银行、地方政府的对公账户。为此，他连天津盐务帮办这个美差都不做了，却利用李鸿章此前保举他做的候补道的身份，到上海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进出的公款——毫无疑问，上海道进出的公款，又大多通过源丰润汇划。如此一来，源丰润不但在商界影响卓著，而且在官场也名声越来越响。就连袁世凯都是该票号的大主顾。最后，和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云南王炽的天顺祥一起闻名于世，成了多少能抗衡山西票号的“南帮票号”。严信厚竟成钱业之魁。与此同时，严信厚又说服上海道龚照瑗，用惠通官银号的资金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周金箴仍是其中的投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严信厚和这个小老乡，虽然没有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但一起同在商海遨游过，所以感情相对深厚。日后有好处，肯定是有我一份，也有你一份。回过头再说华新纺织新局，严信厚在创建后担任协理，这保证了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生产的皮棉不用愁买家，可以直接包销给华新。这样，严信厚投资的工业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既多赚了钱，轧花厂的利润也比以前更有保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严信厚还是比较擅长拿公家的“鸡”来孵自己的蛋的。不过，完全属于自己的源丰润票号，也不是只做汇划生意。为了自身的发展，源丰润也一改票号或钱庄的钱只能作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但其再怎么努力，改变不了的是钱庄和票号的大环境。越近世纪的末尾，钱庄和票号与银行的力量对比，在整体上越发生着变化。在新式银行面前，其已逐渐成为一种附庸。再有钱如胡雪岩，最后又能如何？也许，正因为这种触动，成了他和盛宣怀携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心理基础。严信厚真的要感谢胡雪岩，谢谢他让自己和盛宣怀做了同事。正因为此，两人老早就认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熟人社会”，有个熟人好办事。当然，做同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好事。盛宣怀与唐、徐二人也同为李鸿章的幕僚，但最后却只能是你死我活。严信厚和盛宣怀的关系之所以能永葆青春，这跟两人多年来一个办洋务一个办盐务，哪怕到最后严信厚投资实业、玩票号，也开始融入洋务圈，两人都没有正面的利益冲突有关。你说呢？另外，盛宣怀通吃官商两道，严信厚自然不会白白浪费自己和他的“同事”关系，甚至在你来我往中，有意识地加强。日后在盛宣怀与胡雪岩之间，严信厚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选择谁，要和谁站队。当然，盛宣怀选择严信厚作为自己的帮手，让他和自己一起创业，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者出生并生长的地域比较相近，因此地域文化也很相似。盛宣怀的家乡常州，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来自于东林党，就是“经世致用”。同样，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这也让宁波人不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所以盛宣怀和严信厚都有一生务实的性格和追求事功的作风。这也让两者相互欣赏，不至于因各自理念不同而产生冲突。得补充说明一下的就是，李鸿章之所以器重盛宣怀，就是因为盛宣怀的“经世致用”思想符合他的洋务强国宏图。多年后，盛宣怀和严信厚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严信厚之孙严智多娶妻刘承毅，其小舅子刘俨亭的老婆，就是盛宣怀的六小姐盛静颐。另外，严智多的女儿严仁美还是盛静颐姐姐盛关颐的干女儿。这么算下来，盛宣怀还得尊严信厚为长辈。再题外话一下，这个严仁美和她那“民国三姐妹”的姑姑们一样，曾是上海滩最出名的大美女，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又是好朋友，所以，她又是宋霭龄的干女儿，而宋蔼龄曾经当过盛关颐的家庭教师。再好的伙伴也有冲突的时候。严信厚曾建议盛宣怀由他所办的源丰润票号作为基础来组建。这也许跟他的私心有关，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源丰润票号可以借此升级换代，那样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一建议很快就被盛宣怀给BS(鄙视)了，他决心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在他看来，汇丰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严信厚尽管痴长盛宣怀几岁，但在强势的小弟或者玩笑说“晚辈”面前，他只有听从和执行的份。不过，这次，盛宣怀却说，“银行必须商办”。而且，在银行核心人选，“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这句话很不像是出自盛宣怀之口。只能说，他也有难言之隐。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新式企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督商办模式已日渐没落。盛宣怀长年浸淫其中，早知道这种模式不得民心，民间担心政府的干预，常常会踯躅不前。另外加上“国企”体系由于缺乏监督，很容易造成贪腐以及人浮于事，也往往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不良。说起贪腐，盛宣怀就参与其中。就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盛宣怀发现旗昌还有房产30间、洋房17所，约值50万两。他赶紧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心腹集团的几个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百分之八左右的收益。他说，这样一来“洋产既可收回，贻之子孙，以公司名义，亦不招摇”。这就苦了那些砸了大把金钱进来的股东，他们痛心疾首地说：“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这次，盛宣怀既然要学汇丰，不商办也难成行。模式既定，一切就要进入正轨。但是，曾在宁波提议成立新式海关的赫德，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总不能只允许盛宣怀抢容闳，就不许别人就抢你盛宣怀？更让人觉得紧张的是，此时的赫德，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翻译官了，而是清政府总税务司的最高领导人。
实权落入宁波帮在时隔多年之后，赫德再一次访问宁波。这一日似乎很吉祥，有三个六，1886年6月6日。宁波可谓是赫德的发迹之地。这个19岁就不远万里赶到中国的英国人，也有着一颗华尔式的野心。准确地说，要比他晚几年才在中国组建洋枪队的华尔，有一颗赫德式的野心。他梦想着在这神秘却开始千疮百孔的中国，成功立业。他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他对宁波也似乎很有好感，在他写于1857年的一篇札记中这样说道：“作为外国人的居留地，宁波似乎在各方面都很好适应。气候有益健康，供应丰富，居民友好，乡村宜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要求了……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这块居留地，在宁波的江北岸。江北岸上的外马路上，有赫德做小公务员时的领事馆，还有总税务司的下属单位——浙海关。严信厚在宁波建厂，并取得特权，让自己的产品直接通过浙海关口，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时，赫德已经在总税务司掌握大权，可以说，严信厚走的就是赫德的门路。外马路濒临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在三江口，甬江收由北而下的余姚江又纳由南而上的奉化江，身段一下子变得分外丰盈，有如前凸后翘的女人，然后轻点朱唇，风摇纤腰，一路性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拥入大海，完美地完成了自然界的循环。多么像他在这里遇到的那位宁波姑娘——阿瑶。年纪轻轻，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岁月，却又在异国他乡，“赫德一开始与阿瑶交往，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可到后来，他们之间是有真感情的，一起生活了整整七年，从宁波到广州，再到上海，并生下了三个孩子。虽然最后他抛弃了她，可那种愧疚之情一直纠缠于赫德的晚年” 。这次回宁波，赫德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
赫德，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28岁那年，他接替了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此掌权长达45年，主宰晚清帝国的经济命脉近半个世纪。他还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多次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并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1879年，赫德协助清政府购买8艘军舰，这也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他一手创建了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严格管理，高薪养廉，杜绝贪污，成为清政府中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另外，他还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为中国海关建立了一套比较高效的组织制度。他所开创的中国海关，从制度到人员管理，100年后的海关还在沿用。同时，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他又在1864年接受清政府授予的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在中国人眼里，赫德是很复杂的，他是大英帝国侵略中国行动的一线执行人，是“强盗”，却又努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推动中国融入国际大秩序……但这一切似乎都绕不开那个叫阿瑶的宁波姑娘：“正是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和悔意，延续了他半个世纪对中国的复杂情感……虽然，他晚年获居高位后，日益谨慎和圆通，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把日记里和阿瑶相关的内容粉饰涂抹掉了。但是，那么多的日记，总留有她的蛛丝马迹，并且那三个孩子后来还被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而且，这个女人对他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赫德活了76年，在中国待了整整54年。而这份感情的源头，就是阿瑶。”谁也不清楚，赫德回宁波，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份“情”？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外马路有个更著名的名字——老外滩。注意，是“老”外滩。在上海的外滩面前，它是可以摆老资格的。在四口通商的时候，外滩还是黄浦滩。不过等五口通商，外滩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后来居上。如今有人只知外滩，不知老外滩。即使这样，老外滩还是“老”外滩。西方列强看上老外滩，准确说，是看上宁波，源于其发达的连河通海的水系，以及因此而催生的航运业。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内，航运与钱庄，成为宁波的两大支柱产业。这是宁波的幸运，也是宁波的不幸——因为好东西，不是被贼偷，就是被贼惦记，然后便招惹出了19世纪的屈辱。在成为西方列强的居留地之前，老外滩所在的江北岸还是一片荒滩，仅仅有一个小渔村，与城中联系全靠桃花渡口。此举也反映了清政府的“小聪明”——可以借此将洋人和本土居民隔离开来。西方列强却是喜出望外，没有开发意味着他们可以取得大片的空地，他们赶快在沿岸任意圈地建屋，建造领事署、教堂。他们还发现，老外滩所依的甬江，水深江宽，“后来被确定为船舶停泊和装卸作业区域的自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江面平均宽度在290米左右，水深平均6.25米，有成为港池的优越条件” 。此前，宁波的老码头一直是钱庄集中的江厦码头。这个码头颇有大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因码头而盛，码头因贸易而兴。所以帆船林立，每天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尤其是到了战争年代，“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因战事而封锁长江口水道。此时，南北货物均通过海运向宁波集中，宁波成为沿海与内地物资的主要转运和集散地，江厦码头千帆竞发，百货流通……”老底子的宁波，到现在一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只是，它所依靠的是奉化江，相比起甬江来，是内河，离出海口要远那么一些，所以在水深江宽方面，自然不占优势。在航行靠沙船的年代，不成问题。但现在不同了。西方列强和利炮一起带进来的是“坚船”。
宁波码头演变图。从江厦街移到了江北岸，老外滩的优势，终于变成了胜势。“船之大，大得无法驶入江厦码头。早先世界上的船，其船舷大多在右边。当年的航海技术进入甬江的船必须逆水停靠，一个船舷在右，一个逆水停靠，这两个巧合，不经意的巧合迫使英国的大轮船必须在江北岸一隅滩涂停机抛锚，这样宁波城的老码头就往北移了千余米，从江厦街移到了江北岸。”老外滩的优势，终于变成了胜势。“自从轮船开始替代帆船，宁波江北老外滩就成了本地的客运中心。” 1862年，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开辟沪甬线；“1873年，招商局宁波分局成立，先是购置广源土行的楼栈作为公司所在地，接着在1875年开辟沪甬线，在宁波建造码头、仓库。” “1877年英商太古公司宁波分公司正式成立，经营各种业务，其中主要业务是航运业，这一年开辟沪甬线，也在江北岸建造了太古码头，后因行驶‘北京’轮，故俗称‘北京码头’。”当领事馆、天主教堂、巡捕房、银行等，而且还有洋行、码头、轮船公司、夜总会、饭庄、戏院，等等，在老外滩一一兴起之时，严信厚也在这里置业，建造了他的严氏山庄。这栋宅子位于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堤交接口。和杨坊故居相比，严氏山庄显得很洋气。它是巴洛克风格与中式建筑完美交融的杰出代表，城市建筑巅峰之作，超长度的圆形露台，雕花精致，摄人心魄。三江环绕、坐西朝东，采用早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混合结构，底层为骑楼式，四坡式瓦屋顶。外立面、内部石膏顶及悬梁装饰图纹均带有明显的早期殖民主义风格。这里是严氏家族聚会议事，以及严氏子弟求学场所——不难想象，从这里走出的严氏子弟，具有何等开放的精神。所以也不难理解那位“爱的花”，身上洋溢着别致的热情和青春。严信厚选择这里，似乎也有他的初衷：在上海折腾累了，回到这里，把它当成休养生息之地。等到想做事情了，又可以一拍屁股，坐上轮船就回。很多宁波人，就像他那样，从老外滩走向了上海，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以及未知的未来。老外滩对于他们来说，是起点。码头在身后慢慢远去，但近代宁波帮却在逐渐成型。有时他们从这里起步了，然后又像赫德那样，衣锦还乡地回来了，但更多的人，却是宁波小囡所唱的童谣，“大海洋洋，忘记爹娘”。唯有一江春水，裹挟着争吵、叫卖、船工号子、轮船的长笛，以及各类洋腔洋调……丰盈依旧，一任东流。但它永远带不走的是，那年那月，赫德身内那些翻滚腾跃经久不息的情欲，那份由此而生的孤独和惆怅。还有那颗永远不会熄灭的野心。在听说盛宣怀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而中国皇帝也同意之后，赫德也怦然心动了。他知道这里面利益重大，如果能将这一项目从盛宣怀和严信厚那里抢下，哪怕就是合作，好处也无法想象。不过，比起他的同胞葛突维廉，他动手还稍显慢了一点。“最先有此动议的是英国人葛突维廉，他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896年8月22日)曾致函李经方，主张设立中国国家银行，总行设在伦敦，由他任总办。其诱饵是使中国国债利息化重为轻。比利时政府则在卢汉铁路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向盛宣怀提议合办通商银行。”虽然他们动手快，但也不如赫德的“动手狠”。通过总理衙门，赫德申请以“各海关为根本”设立银行。“赫德设立银行的动机是企图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交归其主办的银行掌管，同时又准备将新式银行纳入由他主管的海关之手。在盛宣怀的周旋下，总理衙门驳回了赫德的计划。但同时也埋下了新的隐患，即赫德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断阻挠该行业务的正常发展。”相反，盛宣怀和严信厚也在打海关税款的主意。这么一大笔钱，如果能存到自己的银行，那对银行来说，是多么大的支持。所以，盛宣怀上奏朝廷，开始旁敲侧击，说这些关税等官款，不要放在私人钱庄或票号，而应该放在奉旨开设的银行，不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商务大局。当然了，盛宣怀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退而求其次说，如果这些关税等官款不愿意全部交给银行，那么，交一半吧，这总行了吧？说完这些，他还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请他从中周旋。赫德对盛宣怀的两种方案都给予了毫不犹豫的否定，再否定。经过这些年的经营，赫德的海关逐渐成熟，而且在中国大中型城市布局完毕。它们只要换张脸，就可以摇身一变成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或者，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渠道多，加上赫德又手握巨额的海关税款，也就意味着银行开办后，存款有保障——这些好事情，怎么可能就轻易地便宜别人，赫德又不是傻瓜。有位济安洋面保险有限公司的经理叫陈 勋，他就建议设立银行，“总行设于北京，由总税务司赫德为‘银行董事主席’，并在各处有海关之地设立分行，除北京、上海、福州、汉口、广州五大分行外，其余就地以税务司代理” 。除此之外，陈氏拟召集华商股本1000万元，先收一半。银行发行纸币的数额以实收资本的三分之一为限，主要经理海关税的进出和官款的汇兑，并兼理火车和铁路所需款项。赫德很明白对方想要抱自己的大腿，不过有人抱总是好事，可以拿来威胁盛宣怀，他就说，自己打算招华商开设中英银行。这下，盛宣怀就更是不安了。他唯恐赫德有海关在手，华商必为笼络。到时候人和钱都奔赫德而去了，自己的银行还成立个啥呢？难保不散哪。情急之下，盛宣怀又开始四处活动，找王文韶找张之洞，请他们赶紧上书总理衙门，阻止赫德的图谋得逞。尽管在某些地方和盛宣怀还存在着矛盾，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张之洞还是对盛宣怀再次表示了支持，他“称‘赫必取资官本，利权旁落，甚非所宜’。而且张还和王文韶联名致电总理衙门，请求速办银行。最终，赫德的计划也搁浅” 。赫德一直以“中国政府的外籍雇员”自居，摆出一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姿态，这也让他在中国官僚体系里备受恩宠，无异于满清贵族，但是，“外籍”却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关键时刻，激发了中国人虚弱的民族自尊。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盛宣怀绝不是他平时里所遇见的中国官僚。身为宁波人的严信厚，也绝不是他在宁波的阿瑶。作为盛宣怀意志的忠实执行者，严信厚也开始行动。1897年1月12日，严信厚拟订了第一套银行章程。他首先建议不领官本。由招商、电报两局拨款200万两。各省还英、法、俄、德的债款每年有1200万，皆由银行收解。同时将江海关关号归并银行。将现有各省票号皆归并银行。如：闽海关同豫银号、厦海关永丰银号、江汉关协成银号。当然，这里少不了他在广东、香港、福州以及上海的源丰润票号。盛宣怀又改变主意了。尽管口口声声说是“商办”，要尽除“官场习气”，但在创办过程中，一方面，要面对国内顽固守旧势力和清政府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碍，另一方面，还得仰仗他们帮忙对抗外国强势势力的介入，“在此背景下，为了生存、发展，‘银行督办大臣’盛宣怀在银行人员的择取上可谓煞费苦心，既要保证独立控制，又要照顾各方利益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取‘均衡’各方利益的用人之道” 。所以，过了十来天的18日，严信厚又推出了第二套银行章程，开头赫然变成“奉旨开办”。到了26日，大略章程得以推出，“商股商办、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其中，盛宣怀又利用个人在官场中的人脉关系，促使清政府以非入股的形式存入100万两的临时资本，供银行较长期的应用，“以示官为护持”。但在学习汇丰银行上，盛宣怀还是颇为坚持。在银行组建董事会，在董事会中再设立总董，实现权力的集中，达到代表股东利益的目的，“权归总董，利归股商”。此其一。不过，想当总董，也有条件。他们必须“每人名下必须有股至少100股，方许接任”，这也就排除了小股东出任总董的可能性。另外，他们并非真正通过股东选举而成，而是盛宣怀以个人的关系好坏为标准。这批总董共有9人，除严信厚之外，还有张振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朱佩珍、严滢。其中，张振勋即烟台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刘学询是杭州刘庄的主人，施则敬亦即施子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可以看出，这里既有殷商富户，有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老手下和老熟人，也有官僚重臣。可以说，成分复杂得很。当然，这样的人选构成，也有一定的好处，它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官方的需求，也迎合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避免了银行治理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从而达到降低制度路径选择与运营成本的目的。后来有人将这种模式命名为“官助商办”，是“官督商办”向“商办”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不过，如果我们留心发现，这9名总董之中，别看张振勋牛刘学询牛施则敬牛，最牛的还是宁波人。尽管张振勋投了10万两，严信厚也只有他的一半，5万两，在个人实力比拼上，要稍逊张振勋一筹，但是架不住宁波人多。严信厚就不说了，叶成忠也叫叶澄衷是宁波人，朱佩珍也叫朱葆三还是宁波人。他们一下子就占去了总董名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对徽商和粤商，盛宣怀都秉持打击的态度，但对宁波人，盛宣怀却一直青睐有加。一方面，他需要扶持一股新兴势力为自己办事，借他们之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宁波人自己就很争气。一个有所需，一个有所能，所以自然就一拍即合。就比如说叶澄衷，其时不仅是上海的五金大王、火油董事，还是知名的金融家、慈善家。在全盛时期，他手头握有的钱庄竟然有水泊梁山好汉之数，108家，包括著名的余大、瑞大、志大和承大——这四大钱庄是他和自己的湖州亲家许春荣合伙在上海开设的。额外说一下的是，这个亲家，在上海也是个有名头的人物。早在1853年，许春荣就与人合伙在南京路河南路东设立大丰洋布店，专营英商泰和洋行进口的洋布、洋纱，生意十分兴隆，据说“每年营业额都在二三百万两，年盈利三四万两”。在四大之前，他也曾先后设立了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7家钱庄。但在中法战争前后受金融风潮的影响而全部倒闭，后来联手叶澄衷，在钱庄业上又东山再起。其生于1839年，卒于1910年，祖籍宁波，后迁湖州，也算是宁波人。可以说，团结了叶澄衷，也意味着团结了许春荣。而此时的朱葆三，相比叶澄衷，在事业上还显得有些稚嫩，但谁也不能小视他的能量，其五金事业正蒸蒸日上。事实上，两者一拍即合，让宁波人团结在盛宣怀的旗帜下，还有个条件——得看宁波人本身愿意不愿意。此前，盛宣怀所承办的汉阳铁厂，就曾想请叶澄衷当总管。一如盛宣怀其他督办的“国有企业”，汉阳铁厂同样毛病不少。经过一番调查，叶澄衷得知该厂人员冗杂，拿干薪而不办事，却又碰不得——这很不符合他的经营理念，要知道，他手下的员工都要以一抵十。每年的年关与同事吃年夜饭时，他是要排清座位的：分号经理中赚钱多的坐在他旁边，亏本的坐在最对面，而这人就是要被辞退的。可汉阳铁厂的那些人，吃的是铁饭，端的也是“铁”饭碗。如果自己答应去管理该厂，不仅无法保证效益，还可能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赔进去，因此叶澄衷婉拒了对方的邀请，情愿自己做生意。不过，盛宣怀后来还是邀请了另外一个宁波人，旅居汉口的卢洪昶(后更名卢鸿沧)来参与经营管理。“卢洪昶经历颇为复杂，14岁即进入杭州纺织厂，后转上海，供职于轮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所在船征为运输军备，往来于渤海辽东之间，数次以奇计脱险，因著声望。”但这一次，叶澄衷却答应了。当盛宣怀邀请叶澄衷投资银行时，他经过慎重考虑，点头同意。“首先，叶澄衷觉得，要振兴民族工商业，中国人不赶上世界潮流立足于世界银行界不行。过去中国金融以钱庄为主，但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海，钱庄过于弱小，无法与资本雄厚的银行相匹敌，承担不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重任，一旦出现经济风潮，首当其冲被击垮的，便是那些数量众多但力量相对薄弱的钱庄，所以，投资通商银行，他认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叶澄衷自然还有他的小算盘，既然自己身为通商银行的总董之一，那么也就等于在社会上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他正可以利用这一有影响的地位，谋取自己在金融业的发展。”既然他同意了，朱葆三自然也没什么二话。要知道，朱葆三可是受叶澄衷提携起来的，日后一直敬叶澄衷如师长。最高兴的还是三人中年纪最大的严信厚。他隐隐约约看到抱团的宁波帮，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当仁不让地成为上海近代商业的龙头老大。作为老大，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让这个团队抱得更紧密——这也是自方介堂、李也亭、董棣林时代就已形成的传统，到严信厚这里自然要发扬光大。为此，他甚至还邀请了又一个宁波人陈淦作为银行的华大班。这就得说说盛宣怀学习汇丰银行的第二个方面：银行章程学汇丰，管理层也按上海汇丰银行一样，设大班和买办。所谓的大班，其实也就是洋经理。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华大班，也就是华经理。相比之下，华经理的权限要低于洋经理。只是，邀请陈淦算不上严信厚以权谋私。能成为华大班，一切得建立在陈淦的个人能力上面——在进入中国通商银行之前，陈淦就已是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的经理。这一履历自然很有说服力，盛宣怀不得不看重。至于洋经理，盛宣怀干脆到汇丰那里挖墙脚——在汇丰充当总账房及天津分行经理多年的美德伦，进入了他的视线。在接到盛宣怀抛来的绣球后，美德伦也主动为自己开出了四项条件：第一就是担任上海总行大班，以10年为期；第二就是照汇丰办法授权，管理行内各事；第三就是行内洋人雇用及其去留，由他决定——这三条也就是说，你请我来可以，但是我必须说了算。最后一条就是，从1897年正月初一起，按月付薪1200两。这可以算是狮子大开口了。如果你不知道1200两的月薪意味着什么，那么看看陈淦的月薪，你就知道美德伦的要价是何其之高。陈淦每月规元100两，交通费及一切应酬自理；对比一下就知道，美德伦的月薪是陈淦的10多倍。更可怜的还有那些副买办，月薪只有75两，其余跑楼、司账、伙友、看门佣人等薪水按月酌给——总而言之，陈淦等所有华员薪水每月以300两为包额。也就是说，所有的华员打包加起来，还抵不上半个美德伦。不过这小子也足够聪明，为了能进一步打动盛宣怀，他甚至搬来了上海汇丰银行大班贾德纳、仁记洋行大班麦克鲁给他背书，为他写推荐信。在信中，贾德纳热情讴歌了美德伦在汇丰任职时经理各种押款、银钱交涉毫无贻误，担任新职“深为相宜”；麦克鲁自然也不好意思将表扬说轻了，强调美德伦在天津任职时，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打交道，阅历甚深，胜任新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盛宣怀锁定了美德伦为洋大班人选。1897年的大年初一，恰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在律师柏拉脱见证下，严信厚等人代表中国通商银行，与美德伦在上海签订聘用合同。不过条件有所改变，合同不再以10年为期，而是聘期5年。月薪也不是1200两，而是实行年薪制，规银9000两，当然按月给付。为了鼓励美德伦的工作积极性，合同还格外提出，自开办之日起，两年后如办事让总董满意，且银行收足股本能派息8厘，美德伦的年薪可增至1.2万两。合同还规定，总、分行所用洋人由美德伦举荐，但须总董允准。美德伦有权办理一切银行事宜。为了怕美德伦擅权独大，盛宣怀还特别要求，一切事宜美德伦可以做主，但也须与华大班妥商办理，这样，华、洋大班“互相钳制”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和运作，1897年5月27日，这家名叫中国通商银行的新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张。自此，它进入了历史。这里得说的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位置正在外滩6号——一个国际化但也饱含着中国人屈辱的地方，但这一天，中国人暂时从屈辱中解脱了出来。此前，这个位置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地产，但在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发生的那起中资兼并外资的案例中，该地产便被招商局纳入到自己的名义下。恰好招商局又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股东，此地就成了银行的行址。在创办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圆、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故当时英文名称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其发行的钞票，有银两和银圆两种，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券，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在中文的一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为了支持这个新生儿，华人商号、钱庄和广大市民纷纷前来开户存款，银行门前那是相当的壮观。最高峰时候一天营业额，就高达白银250万两。不过在后人的眼里，这家新式银行并不完美，即使1911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体系，也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盛宣怀操办下的通商银行，“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并“没有向工业提供贷款的打算”；其本来不多的工业贷款，也主要给了盛自己掌控的企业或地盘……比如说卢汉铁路。这让中国通商银行有些名不副实。另外，由于张之洞的极力反对，中国通商银行还是散失了铸造银圆的权利。“中国通商银行所用银元只得请他省造币机构代铸，首先请湖北银圆局代铸10万元，因为赶铸不及，又请天津银圆局代铸10万元。在铸造银圆的事情上，盛宣怀始终依赖他人。上海也因此丧失了一次成立铸造银圆机构的机会，直到1919年才开议建设上海造币厂，但一直议而不开，直至1928年才成立中央造币厂，1933年废两改元后才开始铸币。”只是，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一定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足。我们不能因这些不足，而否定新事物的意义。没有它们出现后的第一步，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其后，还有个宁波后生，开始在中国通商银行做“跑楼”，也就是业务员，其日常事务为沟通洋大班和华大班之间的关系。正是耳濡目染，他掌握了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最后几经闪转腾挪，成为上海滩金融界的又一闻人。他就是宋鲁。他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宋汉章。当然，这也是后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的是，中国通商银行尽管是盛宣怀的心血，但它的实权，最终是操在了宁波帮的手里。所以它的成立，也标志着宁波帮钱庄业向新式银行转化的开始。宁波人兴办银行，自此也成为一种风气。盛宣怀辛辛苦苦，到最后还是为宁波帮作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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