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5）
2022/8/19 0:09:45 书虫子
不得不说，清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直犹犹豫豫、逡巡不前。但他们也在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编练新军，如今又要加上派送东洋留学生，步子你说迈得大，也说不上有多大，但对一个老大帝国而言，能有这些做法，你总得对这些做法给予掌声。说起来，编练新军和派送东洋留学生也是相辅相成的两面。既然是新军，自然也不同于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战斗力的八旗兵，不同于腐朽、衰弱的绿营兵，得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还得有志气。这也得仰仗留学生的带头作用。张之洞训练湖北新军时，就很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他们所做这些的目的，是在“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然而，大清所培养的新人，最终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至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不得不为清政府发出一声哀号，谁都不希望，种下了美好愿景，到最后却收获了噩梦。但是，如果我们能理解，“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 。就知道，编练新军，以及派送东洋留学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清政府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清政府只知道修修补补而不改变根本的政治体制——或者，他们培养的新人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新人自觉退化为“老人”。这个道理对商人阶层来说同样普适。尤其是在周生有案以及抵制美货运动中备感挫折的宁波帮，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一个旧政权已经跟不上自己发展的诉求。这就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保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今天——立宪已是必选。
第五章 立宪成伪立宪!立宪!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全国山河一片热后，立宪一下子变得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还能修复感情。张謇和袁世凯这对仇人，居然也因此握手言和了。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是那个只能通过“曲线救国”而搭上李鸿章的小人物了，此时的张謇，同样也不是“状元”张，而是“商界领袖”张了。他们的人生，就和这个世界一样，常常让人意想不到。这已经是张謇的三度逆袭了。第一度逆袭，自然是以40多岁的高龄，成为状元进了翰林。这是喜事，让他自此有了参与朝政的机会。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团结在帝师翁同龢的周围，炮轰李鸿章的“主和误国”。然而，一直对其仕途有所期许的父亲，却在这时没挺住，撒手西去。尽管主战与主和两派正斗争激烈，需要他这么一个重量级的炮手，他却不得不离开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回家守制三年。此前对张謇也很欣赏的张之洞，这时又开始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和翁同龢一样，张之洞对他在朝鲜时的表现也同样很认可。为了他，张之洞还不顾和李鸿章的脸面，礼聘他入自己的幕府，想把他网罗在自己的门下。不过，作为读书人，张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考取功名，从而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所以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拒绝张之洞伸过来的双手。在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时，他受他的委托，帮忙“总办通海团练”，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又帮他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中日本人可自由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所带来的后果，他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9条建议。到了1895年8月，张之洞更是委任他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至此，状元下海办厂，成了他人生的二度逆袭。经商本不是文人所能看上的事情，何况做这事情的还是状元。此事一出，自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话语之中，自然很难听到表扬，而多是非议。事实上，这并不是张謇头脑一时发热。甲午战败让中国人四千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他也没有无动于衷。不断的反思，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他说，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正是有这样理念的支撑，加上政海的翻云覆雨，以及在权力面前毫无人格尊严，让他终于忍耐不住。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戊戌维新，孰料恩师翁同龢究竟被开缺。他更决心远离官场。于是，他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过后不久他就从北京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旋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他听从张之洞的建议，利用江苏是中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的优势，在南通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此“大生”，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他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诉求，巧妙地糅进了事业之中。两张之间不可能没闹过意见，不过两人并没有撕破脸皮。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东南互保”，张謇还是暗中牵线人之一。只是，和盛宣怀靠着官督商办这一模式，既有官权，又有商利相比，张謇却举步维艰。起初张謇选择了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足与谋。但是甩开官家单干，张謇就明白了集资的苦楚了。为了筹集开办纱厂的款项，他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交瘁。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还有樊时勋成了他的支持者。而樊时勋的进入，也成了他和宁波帮之间在商业上的最初关联。不过，在招股过程中，沪董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使筹股雪上加霜。后来，还是张之洞给张謇想了个办法，将自己为湖北南纱局订购的堆放在上海杨树浦江边的40800纱锭“官机”作价50万两股金加入张謇的纱厂，还促成张謇与盛宣怀的合作——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这两个政敌看上去要握手言和，共创“美好的明天”。然而，就在纱厂终于动工建设之后，盛宣怀却食言了，他似乎忘记了当年胡雪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给他带来的愤怒，己所不欲，却施于人。这下，张謇的纱厂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告急。在接下来的14天之内，张謇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3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决燃眉之急。未果。这段日子曾被他儿子张孝若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
张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即使是名气很大的状元，没法筹到款的张謇还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流眼泪。一副很无助的样子。好在沈敬夫一直陪伴左右。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张謇“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意思也就是，手头上有多少棉花就纺多少纱，然后将这些纱卖掉再买棉花。听上去很被动很让人无可奈何，但上天却在最后关头垂助张謇——所幸棉纱市场不错，大生柳暗花明，当年便有了盈利。他的状元身份这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生早期的棉纱产品有了自己独特的商标：魁星。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该商标下，还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似乎也只有张謇，才有资格为自己的产品如此命名。旁人用来，倒有些名不副实。尽管如此，张謇“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 。此时的他，已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只是，谁也没想到，他在创办大生的同时，商业环境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看来，他的所有艰辛，似乎都是为他的成功作铺垫。他受了多少苦，日后社会就要拿出多少甜来补偿。以前状元下海，是羞死人的勾当。现在社会再看他，不仅下海扑腾得好，而且还是以前的状元。这些条件竟成了他潜在的优势。于是，随着大生纱厂的成功，他在社会的声望更是达到了顶点。“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这是他人生的第三度逆袭。张謇肯定没想到，这一切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却为他换来了人生的最大荣耀。就如盛宣怀，科举没给的荣光，洋务却给了。同样，从政没给张謇带来快感，从商却让他一举登顶。人生往往就是一场歪打正着，你却分不清它是喜剧，还是闹剧。但在光明的尾巴显露在自己的面前之时，你只能把它当悲剧对待。也许，这种成功的来之不易，也许会让张謇倍感珍惜。1903年，张謇也去了一趟日本。但他不是留学，而是赴日考察。毫无疑问，日本的强大让他感想颇深。作为知识分子，他一直有家国情怀。而作为商人，他也肯定希望国家富强，国家不幸诗家幸，但绝对不是商家的幸运。他自然希望这个国家能有所改变。不过，在革命和君主立宪之间，他愿意选择立宪。“一方面，受传统教育40多年并终于摘取科举皇冠明珠的张謇，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的方法来改良政治，特别是，在张謇看来，光绪皇帝是位开明的、力图革新的皇帝，因此，可以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出一部分，以实行君主立宪；“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家、实业家的张謇，他的南通事业正蒸蒸日上，他当然不希望有大的社会动荡，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之能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张謇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旗帜下，一方面大办企业、大办教育、大办社会事业，另一方面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于是，想远离政界的张謇便又主动投身于政治的旋涡……”他显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摸准了这个时代商人阶层的集体诉求。“作为商人总是倾向于选择交易费用相对较少的政治体制，希望减少由于政治体制的缘故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宪政无疑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能满足他们的这一合理要求。” 他的努力加声望，让他很好地成为了主流话语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他践行自己实业救国之地——南通，因涨沙冲积成洲，成陆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简称“通”，别称静海、崇州、崇川、紫琅，古称通州，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城。其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抵黄海，南望长江，“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地处长江三角洲北部，与上海及苏州隔江相望。从出身到地理位置，我们可以说，通沪同城。事实上，它也一直被誉为“北上海”。站在上海的高度上，这也让张謇的话语，响彻整个“南中国”。日后，他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犹如一块吸铁石，宁波帮也身不由己地围了上来。他似乎成了宁波帮新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盛宣怀的日子却越发的不太好过，这个曾以一己之力，托起了宁波帮大半个天空的江苏人，在新的潮流里，却渐渐有失语之势。他本是一个纯粹的官商，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依赖于垄断权力而过活，这也注定着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会太热心。况且，他还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袁世凯。如果按照和李鸿章的关系，袁、盛应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同为李鸿章所赏识和重用。袁世凯在军事、政治上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盛宣怀则主要是李鸿章的经济设施方面的属意人。他们本应该携手共进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当袁世凯一路升官，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忙得热火朝天，自然是件美事。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有资金支持。从哪里找钱？这让袁世凯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此言不虚。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一个是盛宣怀身边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一个是这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这两个人也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两名交通系大员。”产业被袁世凯一步步地蚕食，他在官办铁路上的努力，也遭遇了民间的对抗。此前，他为了督办铁路，有成绩，也有苦恼。成绩是，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但如影随形的苦恼是，在赔款折腾得国家经济、财政全面破产的清末，要想以一国之力来修建铁路，无疑是痴人说梦。无奈之下，盛宣怀只好向外人借款，借款就得答应别人的条件，出卖路权。前前后后，盛宣怀就与外方共签订了十条借款合同(草约)。其中就有他在1898年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在当时国家羸弱的情况下，这些合同大多也成为了不对等的条约，路虽建成，但也丧失了大量路权。在一片‘割裂之势已成矣’的救危呼声中，盛宣怀便理所当然地被商办铁路公司当作了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在朝野上下处处招致指责。”这也是盛宣怀拼命也要把中国通商银行折腾出来的原因。就连深受其关怀的张振勋、张弼士，在盛宣怀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人借款400万英镑，结果美国人非得要在合同中添加“派员勘测、筑路、照管驶车”条款，要求控制粤汉铁路，强调“中国还清贷款，才可收回铁路管理权”，而粤、湘、鄂三省商绅纷纷上书，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集股自办时，也没有选择盛宣怀，而是站在了民间的商人一边，“政府慑于群愤，同意商人集资675万美元收回路权，从此张弼士和朝廷之间裂痕首现” 。腹背受敌的盛宣怀，无异于风箱里的老鼠。1903年成立的商部，为了表明自己对商人的支持，除了言称“振兴商务，保惠商人”，在当年年底还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这一时期，商办铁路成了热潮。与张謇一起推动过立宪运动，而声望极高的汤寿潜，当上了新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总理，该公司的副理，为湖州巨商刘锦藻。总协理同时又是董事的，是叶澄衷当年的合作伙伴——樊时勋。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初，处境不妙的盛宣怀就表态，若是浙人有实力办好路事，那么他之前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就“不废而自废”。对这样的口头表态，汤寿潜并不放心。他请在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上书，经过运动，清政府终于下发红头文件，认定浙江全省铁路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借词延宕”。得到支持的汤寿潜热情高涨，除了仿照西方近代企业的做法，制订章程，“同时公开招股，募集资金，到1906年5月就已集资400万元，当年10月，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这一年，借助全国收回权利和商办铁路的热潮，商部也成功地迫使盛宣怀辞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一职” 。他的霉运一直延续到1908年，他先是被任命为邮传部的右侍郎，看上去有点时来运转，但事后证明，这只是清政府对他虚晃一枪。总理衙门不让他过问邮传部事务，而是要他以商约大臣的身份回上海。他掌控的实业，此时也只剩下汉冶萍公司硕果仅存。这个汉冶萍公司，就是他将汉阳铁厂与萍乡煤矿、大冶铁矿合并而成，是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他之所以没有被袁世凯给掏空，一方面是因为武汉是张之洞的势力范围，张肯定不愿意汉冶萍被袁世凯染指，因此死保他。另一方面，他“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不过改制需要人力和财力，为了筹措资金，他想尽了办法，不得不向日本借贷。后来，他获准赴日本“一面考察厂矿，一面就医”。看上去，他的身体不好，他的政治生命似乎快走到了尽头。正是人生一步步走出了一条下划线，盛宣怀在上海的表现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为数不多的亮点就是，1904年，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得以创办——比起没得到政府承认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该会不仅得到政府授权，而且还获政府颁银10万两。“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甫一成立就立即进入战区，两年内救护大量伤病员，分发物资，救助近50万难民出境，逃离战火。” 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官方、现代与传统良性互动结果。体现了中国商人阶层作为“公共力量”，不仅致力于追求自己的话语权，也开始回归传统的义利观，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也因救护使命已经完成，宣告解散，新的“中国红十字会”在1907年7月开始着手组织。正是看重盛宣怀在创办红十字会上的支持和贡献，他被公举为会长。只是，此时的盛宣怀，又暴露出了其依赖权力的恶习——虽然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对官督商办已有些觉醒，但这时他又将自己的触角缩了回去，在当上会长后主张将红十字会改为官办，由民政部管理。对此，沈仲礼等人自然不干，坚持民办。这可以看作是宁波帮对自己“贵人”的一次顶撞，或者说，逆反。不知道盛宣怀有没有因此感受到，他那些无视民间力量，跟不上时代潮流的种种做法，已然让自己失去了应有的民心。就连自己扶持的宁波帮，也没那么听话了。他对上海的影响力，不得不让位于自己的老乡——张謇。围在张謇身边的宁波帮，有虞洽卿。他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还有薛福成昔日的幕僚张美翊。其出生于1857年，号让三、骞叟，室名菉绮阁。1887年，时任学政大学士的瞿鸿 调考优廪生，他由廪贡生中试。说起来，他算得上是瞿鸿 的学生。日后，他又随薛福成出使西欧各国多年。这一跟，再次让他受益匪浅。先说薛福成。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多条意见。在署直隶宣化府一任上，曾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说起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日后他又建议，派兵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没有这个建议，也许也轮不到袁世凯崭露头角。这里更需要大书特书的是，当郭嵩焘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而万众唾骂被目为汉奸，他却在10多年后，担任了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兴高采烈地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怕国人骂自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就是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另外，他还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变法维新。可惜，1894年回国时尚未到家，就病死于上海。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位头脑开放的官员手下跟随多年，张美翊肯定会深受浸染，维新思想只多不少。和薛福成相类似，其所至必察风俗、政治，著书以告国人。像《土耳其志》《东南海岛图经》，为国人打开视野，贡献不小。回国后的张美翊曾担任过直隶知县，虽是知县，但直隶的重要性，让这个知县也官小位大，是四品衔。也正是在这一任上，他被盛宣怀任命为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说起来，他进入盛宣怀的考察视野已经为时不短了。在张元济离开之后，南洋公学校长的位置犹如走马灯似的，来回换人。先是中国近代音韵学家劳乃宣，继而是誉称“中国大儒”的沈曾植、曾任清朝驻日公使的汪风藻，还把澄衷中学的刘葆良挖了来，但盛宣怀还不是太满意。面对着这个颇多才学，又有国际眼光的宁波人，盛宣怀有些心动，“但是盛宣怀并没有被先入之见迷惑，而是多方询问，详加考察，见张美翊‘心地笃诚，学识渊深’，且留心西学而又正派向上，随即上报朝廷，揽入帐下，授权总理南洋公学事宜” 。在这一任上，他悉心办学，聘请了数十名中外籍的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他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就是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不要受其他思潮的影响。不过他本人，倒成了立宪的干将。成了张謇的左膀右臂。张謇需要他做的功课是，利用师生之情，上书瞿鸿 ，请其倡导立宪。此时的瞿鸿 ，已经是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位于权力中枢。他要是倡导立宪，肯定是事半功倍。正是有这些人的援手，让张謇在追逐立宪的路上，越走越顺畅。为了更好地打通上层通道，除了瞿鸿 ，他还和自己的好友赵凤昌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等资料，分送给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及其他官员、社会各界人士；他还和当时的朝廷宠臣铁良深谈，力促朝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位仁兄为满洲镶白旗人，算是清廷贵族，曾做过荣禄的幕僚，因得主人的信任，被举荐到兵部，做了侍郎，会办京旗练兵。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就擢升为户部尚书。不久，清政府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对新军的领导，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协助袁世凯办理各项练兵事宜，但他做的更主要的工作，是暗中监视袁世凯。说到这里，张謇其实还需要发动一个人。他至关重要。那就是他的这位仇人。他不能对他的地位视而不见。为了寻求到更多的支持，张謇甚至两次写信给这位自己曾经鄙视且20年不通音讯的直隶总督，每次写信都用了激将法。第一次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意思就是说，日本的那几个家伙，都能做出这些成绩，以袁公你的才能，不在他们之下，难道还不如他们？第二次又说，“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意思也就是说，以袁公你现在的影响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如趁着大好机会，赶紧吧!不然到嘴的肥肉，日后落在别人之口，不是太可惜了？如果说第一次，袁世凯还有所犹豫，回信张謇等等看，第二次就下了决心，给张謇回信，用的是十分自谦的口吻：“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替袁世凯想想，自己奋斗一辈子，还不是希望能利用一切机会，再上去一步。更关键的是，自己得到的越多，来自深宫里怀疑的眼光就越如影随形。尤其是当年在戊戌维新中站队的慈禧，让他对光绪一直落下心理病根。万一哪天光绪独掌大权，对自己就殊为不利。不如趁着这机会推动立宪，成就自己英名的同时，说不准也能保全性命于庙堂。此后，立宪运动便有“北袁南张”一说。
保护皇权，预防革命就在袁世凯进京开启属于他个人之时代的7月，为了满洲朝基永久确固，慈禧也准备放手一搏。对她来说，实行立宪，不仅是为了对付甚嚣尘上的立宪呼声，更重要的是为了涡灭在外的革命党。这个强势的充满着权力野心，为了自己不惜操控了光绪的人生，当然也主导了晚清大半政治变局的女人，不是武则天，却胜似武则天。你若问她后半生有没有仇恨的人？当然有。一个是康、梁组合——他们在戊戌维新时，不仅怂恿袁世凯杀自己，就是逃亡，也在世界各地搞什么保皇，闹得过于喧嚣不说，还将慈禧作为了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康有为曾在日本横滨《清议报》上撰文，痛骂慈禧是武则天、是杨贵妃，其中最厉害最伤人的一句话是：“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这怎叫慈禧大度能容？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大赦政治犯——这也是为什么维新人士最终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原因——但是，康、梁这二人却不在其赦免之列。另外还有不在赦免之列的，就是孙中山。这些年，革命也渐渐成为了改革社会的一次实验。但比起主流话语的立宪，它一开始有点边缘，也有点像是噪音，但谁也不能漠视这噪音的存在。它不那么悦耳，甚至有时还容易摄人心魄，乱人心性。被它闹得吃不好睡不香还是小事，万一哪天给整得精神崩溃，那就损失大了。更可怕的是，就像今天的小青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叛逆，以及对社会的反抗，不去吹悠扬的萨克斯，也不拉动人的小提琴，却鼓捣起了噪音音乐。这也意味着，革命尽管还是噪音，它依旧会有一堆信徒。慈禧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但她也许没意识到，很多时候，这噪音是自己无意造成，比如说编练新军以及向东洋派送留学生，培养了众多与自己为敌的新人。更多时候，却是自己一手促成。正是她，将孙中山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我们常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一开始却以“改良者”的面目出现。那个时候的他，还叫孙文。1894年，他曾经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将自己长达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转达给李鸿章。“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辗转，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在这份书信中，他向清朝封建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四点纲领性的改良主义建议：“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从始到终，他都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主张实行洋务新政的一派封建官僚身上。不要怀疑，这样的他，就是孙中山。“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这个兴中会，是他于檀香山联合华侨所建。此时他便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隐约可见三民主义的影子。也就在这次起义中，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为旗帜，这个旗帜是中华民国国旗的前身。兴中会曾议决以此旗取代清政府的黄龙旗。因广州起义在爆发前遭清政府破坏，旗未使用。后来，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尽管选择的路径和康、梁等人不同，但他们所得结果，却殊途同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流落海外，到了日本。先神户后横滨。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尽管如此，暗中明里组织革命团体的，依旧越来越多。有蔡元培。他在南洋公学的特教总教习一位上也没坐太久。这和南洋公学爆发的“墨水瓶事件”有关。这起事件在日后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惊醒了更多的中国学子。可以看出这起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是，它的原委却是小之又小，无非是某班老师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从而认为学生是在有意捉弄他，羞辱其“肚中无墨”，是大不敬。这在周星驰早期的影片中，学生整蛊老师的情形层出不穷，也不见哪位老师上纲上线说要严词追查。但那个时候不同，你就是在新式学堂，依旧会有很多人坚持，师道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感觉被侵犯的文科教习郭镇瀛见学生们都没主动坦白的意思，就恐吓座位前排的贝蝇伯、伍石卿同学，限他们3日内告发，否则加罪。搞得学生的心理压力格外大，没顶住，就诬告是一位叫伍正钧的同学所放。很不幸，在郭镇瀛的坚持下，南洋公学将伍正钧开除。被张元济等人熏陶过的学生们，自然就不干了。他们先是找汪风藻论辩，没什么结果，就决定全班集体退学抗议。临行前，他们还分头通知其他班级，阐释行动的原因，以此表明姿态，说这不为什么，就是要反对这种专制压迫。火上浇油的是，汪风藻居然宣布将他们全体开除——这在当下，肯定要被视作“危机公关”的反面教材。这一下，发展到全校学生都不干了。要么校方收回成命，要么学生集体退学。以汪风藻为代表的校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请蔡元培出面调解。此时的蔡元培，已经颇受学生尊敬，不会被看成是校方的托儿。经过他的劝说，学生方同意暂缓行动。只是，事情闹到这种份上，已不是校方能自作主张了，必须要汇报到上级领导那里。当晚，蔡元培拜见盛宣怀，这次轮到盛宣怀托大了，居然以“别有要事”辞而不见。几经交涉，仍无成效。于是，很壮观的一幕就出现了：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高呼“祖国万岁”之类的口号，从大操场走出了南洋公学。得感慨一下的是，和现在很多运动常落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相比，当时的学生抗议，却是井然有序。蔡元培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开学校。校方终于扛不住了，只好请人多方劝说，家长动员……总之，运用各种手段，才请回了少数人。200余名学生中，退出者145名。问题来了，抗议归抗议，这些学生又该如何安置呢？蔡元培先把他们带到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此时教育会的负责人正是余杭人，国学大师章炳麟章太炎，其时他已剪辫发，立志革命，并在接下来的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正是在他的支持下，那些退学的学生中，如何靡施(梅士)、穆湘瑶(藕初)、计烈公等人，成立了“爱国学社”，一方面可以继续学习，另一方面，还可将它作为爱国活动的平台。没几天，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亦因事多数退学，该校学生中以章士钊(行严)、林砺(后名懿钧号立山)为最激烈，均先后加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的声势也就越发彰显。也许这事也教育了蔡元培，让他更加认清晚清已经朽木不可雕，“爱国学社既成立，中国教育会诸董事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黄炎培(任之)、蒋智由(观云)、蒋维乔(竹庄)等皆任教员，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日后，张美翊在自己当南洋公学校长一任上，告诫自己的学生，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不要受其他思潮的影响。显然，也是意有所指。事与愿违的是，他的那些学生，并没有成为盛宣怀所期望的“曾、李”式的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而是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蔡元培也不会停下自己的革命步伐。1904年11月，他又在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他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因为陶成章一直在海外活动，光复会的早期领导为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以及陶成章等人。其余的主要骨干还有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自此，光复会就成了慈禧眼中的一根硕大的刺。有《苏报》。
《苏报》说起来，它只是一份报纸，算不上革命团体，但我们也不得不说，正是在它这个平台之上，一群革命干将汇聚了起来。它不是团体胜似团体。这份报纸于1896年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为胡璋，本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来招徕读者，1898年冬，因“营业不利”，转让给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终于咸鱼翻身，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陈范目睹朝廷的专制、腐败，尤其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曾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从维新转向保皇，也开始思想变化。在他的主持下，《苏报》言论也从此转向革命。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也纷纷为该报撰稿。在1903年5月27日，陈范甚至聘请了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报馆的主笔。当天，章就在该报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此后，章太炎跟邹容这对忘年之交在报上也开始一唱一和，让清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攻击。章太炎，是有浓厚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学者。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日后又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而邹容，此时还只是个少年。80年代生人(当然是19世纪80年代啦)。不过，1902年就到日本留学了，就读于东京同文学院。但和官派东洋留学生有点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的。也许年轻就是好，有革命的大把热情，也容易接受革命的主义，于是有志不在年高，很快就成为著名的革命宣传家了。他有两个有名的同学：张继以及陈独秀。1903年，他们就一起剪去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事后被迫回国。在和章太炎、章士钊成为朋友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之余，又捧出了振聋发聩的《革命军》。就在《苏报》上，章太炎先挺邹容之《革命军》，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甚至著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清政府自然会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最后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中国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与一无所有、唯有一腔热血的两个平民有了一次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观念有了一次面对面冲突的机会。在君临天下、信奉绝对权力的清廷眼中，任何的批评声音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苏报》那样激烈的革命言论，那都是死罪。但在租界当局看来，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 当然，租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租界中的权力。这就让慈禧很无奈地发现，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这起案子最后就放在了会审公堂审理。在7次公开审理之后，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3年牢狱的代价，《苏报》的老板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看上去结果很惨淡，但是，这要放在平时，何须审理？又何须七审？清政府在全盛时代以辛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可以说，“苏报案”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与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租界，这个让中国人觉得有些耻辱的“国中之国”，却成了革命的育婴房。接下来，还有日后以“黄克强”闻名，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他于187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自小跟着秀才父亲饱读圣贤书。其祖宅客厅两侧，一直挂有“无我”“笃实”四个大字，如刀般刻入他幼小的心灵。“无我”——让他在日后，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复兴，毫不心疼祖传的庄园、田产，将它们变卖作为革命的经费。而“笃实”——则让他成了革命的实干家。如果说孙中山是思想家、革命先行者，那么，他们恰恰很互补。他的革命活动是从组织华兴会开始。此前，他先后就读赫赫有名的长沙城南学院，以及武昌两湖书院，正是在此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关怀国家民族前途。1899年10月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庚子年春回国。在武昌，他遇上了宋教仁，虽然刚20出头，但这位湖南老乡“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两人脾胃相投，遂结成密友。1903年11月4日，宋教仁携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他30岁寿筵为名，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恂家中，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这些年轻人计划在11月16日慈禧70岁寿辰时，于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却无一例外遭到失败。他只好与这些年轻人先后逃亡日本。正是在日本，1905年7月，经过杨度介绍，他与孙中山结识。苦于革命团体四散作战，而无法集中力量，他们在凤乐园会晤中，对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达成一致。也就在这个月的30日，他们说干就干，和宋教仁、程家柽等一群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组成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于当年11月创办了影响深远、在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关刊物——《民报》。可以说，中国同盟会已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通过它，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统一起来，因此，同盟会的力量也空前壮大，自此以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但意义更深远的，还是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而孙中山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辞》中，首次将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然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前，由兴中会或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或指挥的10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之后近代史书、中国国民党党史，或中华民国的学校教育课本，往往称“国父革命11次起义，10次失败，终于建立民国”。这些失败的起义只是冰山的一角。事实上，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他非国民党/同盟会体系团体所发动的起义，往往遭到忽略——如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各地发动的光复军起义，无一例外，都以革命党人的流血牺牲而结束。可以看出，尽管清朝统治者多次倒行逆施，其统治的合法性依旧存在。而张謇辛辛苦苦到处奔走，也是怕革命带来的流血，中断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进程。如果清政府能明白他的苦心，顺应民意，痛下改革，延长统治也并非梦话。自天津北上的第二天，也就是1905年7月2日，袁世凯联名张之洞、周馥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立宪虽是潮流话语，但从他嘴里说出来，依旧震惊了不少人，大家更加强烈意识到：立宪已经今非昔比了。此时在中国已经驻站10多年的英国《泰晤士报》迅速给出了回应，“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张謇再次寄信于他，“公之功烈，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吴武壮有知，必为凌云一笑。而南坛汉城之间，下走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赞赏之意，不绝笔端。正是在以商人阶层为主的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以及革命党三股力量的合力推动下，“7月9日，清政府正式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目的地，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九国。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商部右丞绍英，其时已入值中枢的徐世昌，以及巡抚湖南的端方。这5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洲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可以看出，他们代表着清朝统治者中各方面的力量。“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对清政府的努力，商人阶层自然是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不管上面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立宪总是好的，也总是符合人们希望的。是添柴加火，也是为了鼓舞清政府，当抵制美货风潮开始变得虎头蛇尾，上海的绅商，包括宁波帮，也努力追寻自治之“得”。此时的自治，不是天津商人在庚子事变时的自治，彼时的自治，是迫于形势而求的自保，当然它也因此让商人阶层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但这顶多是一种歪打正着。此时的自治，已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政治诉求。他们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为立宪打好基础。反过来，当中央推动立宪之时，地方推动自治以结合，这样中国才会有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的良性呼应。这两者的配套，应是缺一不可。少了一个环节，都殊为不美。于是，自1903年到1905年之间，上海绅商中的李钟珏就多次向袁树勋建议在沪开办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城厢内，自然是指上海的老城厢，也就是城隍庙、豫园一带的老县城。城厢外，自然不是指租界，主要是指上海的闸北地区，那时的闸北，还是一个贫民窟，没钱进租界的移民，大多选择在此居住。不过，因为毗邻虹口，它也经常受到公共租界的蚕食，1900年，此地的绅商就不满租界的扩张，提出自辟商埠，设置闸北工程总局，“以后的建置略有变迁，但总的‘闸北’的概念是与‘租界’概念对立的” 。所以，“上海城厢内外”也是泛指华界。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自然是想将上海那些还属于清政府管辖的地方管理起来。当然，总工程局肯定不是官办，而是集中商人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来办事。以此立自治之基。到了1905年的夏天，李钟珏等人再次找到理由，他们以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1905年8月6日，袁正式行文表示：‘创办总工程局之议，本道极愿赞成，拟即将南市工程局(全称为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1897年成立，属官办)撤除，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在获得清地方当局同意后，李等人走访了曾往国外考察学习法政的人士，了解各国实行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草拟出总工程局组织章程。当年10月15日，绅商自办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从此接管了官办的南市马路工程局，负责办理城厢内外一切公共事务，乃是清政府上海地方当局，将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力向资产阶级的开放。”可以说，这算得上袁树勋在上海的“美政”之一。其中，填河铺路是该总工程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多人从今天的上海来臆想过去，总觉得上海是个繁华的所在。事实上，这是错觉。前面就说了，位于英法租界之间的界河洋泾浜很肮脏，最后只好给填了。相比较租界，华界更是不如。到处都是泥屋草房连片，道路狭隘泥泞弯曲，河道污浊，饮水用水排水混于一河，燃烟呛人，污粪处处，蝇虫乱飞——让人恨不得掩鼻而走。这种状况强烈地刺激着上海的爱国绅商，有识之士莫不对此痛心疾首而惭愧无比。改良市政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也正是在李钟珏的手上，上海城厢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修建了道路桥梁，接通了电灯自来水。随后几年中，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9座。用“新闻联播”体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对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提高综合管理的文明程度，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李钟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平书，钟珏是他在30岁之后改的名字。事实上，我们还是习惯叫他李平书。在没改名字之前，他“六下南闱，两下北闱”却屡试不第，后来在上海创办自来水厂，却因为居民对有气味的自来水非常恐惧，“既非雨水，也不是井水、河水，喝了会得怪病”，这和叶澄衷的弟子宋炜臣在汉口办自来水厂遇到的困境颇为相似，宋氏在送水典礼上，拧开水龙头自己带头喝了第一杯自来水。他也主动饮用，并建议业务人员在售卖中以身示范，销量虽有提升，终究入不敷出，成落魄商人。不过，他在日后的会考中喜中优贡，先后任新宁、陆丰和遂溪知县，并在中法冲突时，顺应民意，因主持团练多次击败法军侵略，在政府眼里，就成了影响中法关系进而影响朝廷求和的不稳定因素，遂被革职。李鸿章倒是对他力挺：“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这时，还是张之洞，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慕名邀请他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暂且不论张之洞这辈子的所作所为，单说他对张謇的提携，对李平书的发现，这种看人识人用人的能力，也非一般官僚所能有。于是，“转了一圈，官员李平书又回到上海，摇身一变为官企负责人，再次强势回归商海” 。日后，他的名字也经常和宁波帮捆绑在一起。在李平书提议创设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中，设有议事、参事两会。其中，议事会为地方代议机关。《总工程局议事会章程》规定：“议董由本地绅士及城厢内外各业商董秉公选举。”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十元以上满三年者”，“受破产律之处分而未过五年者”除外。被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二十元以上满三年者”，“受破产律之处分而未过十年者”除外。此时的朱葆三，在上海商界已是举足轻重的名人，跟袁树勋的关系更是铁上加铁，所以袁树勋在上海绅商名人互选和推荐的76人中，将朱葆三选为了办事总董。无人不服。很有意思的是，革命党人也在鼓吹地方自治。“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编定的《革命方略》，明确规定：各地如起义成功后，应将地方自治权归之地方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期间，留日学生同乡会出版的各种反清刊物，对于地方自治的宣扬和介绍，更为着力……《江苏》提出：‘居今日之中国而欲议改革政体者，不必侈言立宪，研究自治之道为尤要者也’，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不同派别对自治虽然理解不同，想达到的目的不同，但也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有关地方自治的言论“日腾于士大夫之口”，“日触于耳”，“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李平书想借地方自治，来由下而上刺激清政府实行立宪，让他没有失望的是，尽管五大臣出洋考察一拖再拖，但最终还是成行。9月24日，就在户部银行成立前几天，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戒备森严。装饰富丽堂皇的五大臣专车哐当哐当地开动起来，然而，一声霹雳巨响，却让这立宪之列车，还没有远行，就戛然而止。
废科举方能兴学堂那声霹雳巨响，来自革命党人吴樾扔出去的炸弹。吴樾，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市高甸人。父亲为塾师。少贫，8岁丧母，随父就读。天资聪颖，颇为好学。是个读书的好材料。他在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然而等到他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又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后来他结识领导了光复会的骨干，日后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组织者赵声，可以说，这位著名革命志士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两人曾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只是，怎么才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主张暗杀，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为此，赵声还劝说过他，说暗杀解决不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清朝贵族，还会有其他人来代替的。他尽管认可赵声所说，但还是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于是便有了正阳门的一爆。在他眼里，清政府的立宪，是蒙蔽群众斗志的骗局，会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无非是巧立名目，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更重要的是，“若清廷得以实行立宪，则彼君主政权益为巩固，汉旗将无复兴之望”。所以，必须要挺身而出，让这个骗局破产。
吴樾那天，因为火车站戒备森严，吴樾身揣红布包裹着的自制炸弹不能靠近，所以临时买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装成随员，混进了车站，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樾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吴樾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樾》，最后两句云：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 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然而，社会舆论却没有表现得像革命党人那样悲伤，反而持谴责态度，直指这种暗杀是恐怖活动。舆论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其中，《申报》就不赞成吴樾的刺杀行为，甚至认为“是举之不足为新政之阻力，而反足巩固立宪之基础”。意思就是说，吴樾出了大力但给革命者帮了倒忙。因为“凡物莫不有反动力，政府之欲摧锄民权也，而民权之说愈沸腾不可遏，其反动力使然。民党之欲摧锄立宪也亦然，挠之愈力，而立宪之成立将愈速”。意思也就是说，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就越强。你越是跟立宪过不去，立宪就越将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申报》的立场也是政治立场而非种族立场。”直到这一年的11月26日，革命党人对舆论的这种态度还耿耿于怀。这一天刚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除了有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发刊辞，还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的文章，“文章开头便呼曰：‘学堂者汉族之学堂也，报馆者汉族之报馆也。其于满奴之受惊，宜拍案大叫曰：惜乎其不死也；其于烈士以身者，宜大表哀敬之辞，率全国之学堂报馆而开一大追悼会。’然而，实情相反，‘今于烈士之死，则目为病狂丧心；于满奴之悻免，则慰之幸之，何其颠倒如是其甚也。’该文把清朝喻为魔鬼，称‘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人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五大臣出洋就是变易其面目以掩饰以前之鬼脸，可惜国人不察，‘于烈士而痛恶之，于满奴而慰问之’。”字句铿锵有力，只是未曾成为主流。在一片慰问声中，慈禧却犹豫了。得承认，那声爆炸让她很受惊吓。为防刺客，她曾命大臣将颐和园园墙加高了一米多。五大臣到底还出不出去？自然，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准备不去了。这让袁世凯内心很愤怒。好不容易才将慈禧说动，但没想到，刚刚点头，却又很快要缩回去。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为此他亲自侦办此案，说“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抓捕归案”。但让他失望的是，在暗杀行动之前，吴樾等人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留下的线索痕迹极少，以至于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也没搞清楚此次事件由何人所为。这实在有些丢袁世凯这个中国警察创建人的面子。好在这段时间他也不是没有一点政绩。科举在他手上，被废了。不用说，这还是他和严修合作的一大结果。此前，他和严修的“结合”，带来了直隶教育的勃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兴学会一帆风顺。在它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即使他身为封疆大臣，也很难抗拒。这个阻力就是自隋唐以来便已出现的科举。在很长时间内，科举为国家以及统治阶层选送了无数的人才，但如今，它却成了体制内的桎梏。更可怕的是，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惯性，知识分子要想找出路，已是自觉地依赖它，并受限于它。走在兴学实践第一线的严修对此也深有同感。他意识到，科举不废，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毕竟，其教学非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像科举那样，可以让人直接获取功名。为此光绪还做了一下变通，他在1905年7月，曾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等。这一变通有两个寓意，一个是政府鼓励留学，另外一个就是，哪怕大家不通过传统的科举，也是有办法获得相应的“奖赏”的。如果给这一变通以相应的时间，也许学堂亦能平和地取代科举，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严修有点等不及了。在那个民族存亡的时期，只要对民族和国家有点上心的人，都会有时不我待的危机感。科举不废学堂不兴。学堂不兴，国家……作为袁世凯的身边人，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也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反之，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这种想法，随着袁世凯的进京，得以变成现实。就在五大臣出洋计划被耽搁的9月，袁世凯再次“主稿”请废科举，并“电商鄂督连衔”会奏——此鄂督自然又是张之洞。奏折称：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只有毅然决然，先停科举，才能推广学校，“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锐意改革的光绪，自然听得进去。而且，废科举废的不是清廷贵族的权力，慈禧自然也乐见其成。所以，在这上面，他多少还能做主。1905年10月，为天下所有士人所铭记，光绪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规定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一时间，数以千千万的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他们日后的奔头，甚至是信仰。虽然留学可以替代科举，成为他们的另一晋身之地，但数千年的传统就此湮灭，让他们犹如剥皮抽筋，有人获得重生，有人却就此跌入深渊。粉身碎骨。“到今天，我们只知道科举制度被废，却不知道这被废之后的推手。而且，由于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触发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因为它摧毁了这些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到最后，便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对他嬉笑怒骂、肆意涂抹。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对袁世凯所持的偏见，便有这些人的‘功劳’？”世间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不得不为袁世凯哀叹一声。这次的废科举，目的是好的，但他肯定也没想到，自己又给自己积蓄了反对力量。更糟糕的是，就像清政府编练新军和派送东洋留学生一样，又给革命党输送了不少人才。与此同时，清政府下诏，“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也就是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袁世凯干脆请严修主理学部。与熙瑛一起为侍郎。并无办学经历，因籍属蒙古八旗的荣庆为尚书。不过，荣庆曾当过山东学政，正是在这一任上，他结识了袁世凯，并由后者引荐，和权倾一时的荣禄拉上了关系。就任学部尚书后，投桃报李，他自然与袁世凯继续过从甚密。这次严修又犹豫了，毕竟这次去的是中央，而不是地方。但袁世凯依旧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严修再一想想那可怜的小皇帝光绪，心一软，就答应了。当年11月，严修到任，署右侍郎。正因为荣是袁的人，严修又是袁所请，所以荣庆也引严修为心腹。有一把手支持，严修想做点事情，自然事半功倍。“荣、熙均为旗人，熙又不久病故，继任者达寿，又因考察宪政，出使日本，迟迟未到部视事。所以学部事务，事实上大都由严修任之，这就使他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在总摄全国教育行政的中枢位置上，来施展自己的宏谟与长才。更由于他此次出膺重任，是在中国新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的发轫时期，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诞生而来的，因此，他的许多擘画和举措，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旧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比如，他注重普及教育，指出各国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即是普及教育，他说，教育目标，不在培养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因此，还要立法，实施义务教育，他称之为“强迫”。在严修那里，注重女学，便是普及教育的重要一种。也是在他的任上，举步维艰的女学在国家层面上受到了鼓舞，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1907年3月8日，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了女子学堂分为初、高两等，学制各4年，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又比如，在教育宗旨上，他认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应发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关于忠君，他说，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关于尊孔，他将明治维新归功于中国圣贤之学。指出，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能并驾欧美，还用吾国圣贤之言而训导之，况孔子生于中国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深受张之洞影响的严修，尽管推崇西学，平日里也致力推行新式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徒。也正如此，他对光绪充满着同情，并在革命浪潮日热一日的时日，选择了站在“君主立宪”的阵营。“严修主理学部，使学部成为新政发动机。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孔孟之道，实与民主相通。差别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性的‘制’。而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道’转变为‘制’，这几乎成了他在学部工作的目标。”他还认为，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以提倡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所谓尚公，就是“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所谓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所谓尚实，就是“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勗之以实行；其他格致、图画、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应该说，此三“尚”是旧中国第一次有人系统地提出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以及实用教育的概念，“无疑都是不仅切中时弊，而且能彻革积习，关系到百年育人之大计，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后来入民国后蔡元培所拟之教育宗旨五项，对此三‘尚’即予以保留，改称为‘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这些工作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说，他的经济特科成了“戊戌变法之源点”，那么，他的这些教育改革，同样成为晚清新政的先导。就连慈禧也召见了他，“垂问数十句”，便将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时间间隔只有数月。严修恳请收回成命。上谕：着毋庸议。不难看出，在严修的通力支持下，袁世凯将立宪炒成了一盘“回锅肉”。再次端出来的时候，更是香辣扑鼻，让慈禧缩了回去的头，忍不住又伸了出来。五大臣中有爱惜生命的，像载泽；也有志气可嘉的，如绍英。在听到外界对他的讥讽之后，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颇有为了立宪，流血光荣的意思。“正如《申报》所言，革命党的作为，反而可以促进立宪。体制一旦形成以立宪防堵革命的共识，事情便容易出现转机。”爆炸事发月余，清政府再次下谕，考察立宪再次起程。不过，人员有些变故，徐世昌另有他任——先在年底，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要知道，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日后，他又以钦差大臣，升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竟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从中也可以看出，慈禧有捧徐抑袁之意，她对袁世凯的警惕自始贯终。另外，作为北洋系里难得的书生，出身正统科举，曾当过翰林院编修但也在翰林院坐过十年冷板凳的徐世昌，长的就是一副中规中矩的忠臣相，与行伍出身、手握兵权、言行不羁的袁世凯相比，更讨人喜欢。当然，日后的结果证明，人不可貌相。再说绍英，虽然立宪心切，但还是因为受伤未愈，最后没有成行。改派李盛锋、尚其亨代之。五大臣共分两路。1905年12月7日，戴鸿慈、端方作为一路，率先出京。不过，“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 。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19日，戴、端一行启程，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新旧年交替，日本朝内事繁，外务部嘱其缓行，故直到1906年元月14日，方才挂帆去国，开始日本的考察之旅。”粗粗算来，端方们在上海也只是逗留，前后没有几天。照说有中央大员途经宝地，上海该一切维稳，也叫粉饰太平，好让老爷们儿吃好喝好睡好，临走时再带好，然后留下个好印象。很不幸的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风波。这次风波，恰恰来自会审公堂。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05年12月初，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回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就带了10多个婢女，本来是炫耀，结果却让黎黄氏吃了大亏，因为公共租界捕房探目怀疑她为贩卖人口，最后竟将其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如果就事论事的话，公共租界捕房探目有其可爱之处。多处资料没有交代，此探目是洋人，还是黄金荣式的华捕，但他们拘捕黎黄氏，显然看出其对“大清国情”所知寥寥。姑且就当是洋人吧。更可爱的事发生在审问的过程中。按照会审公堂的规定，主审官是中国人，分别是清朝命官关炯之、金绍成。陪审官是英国人，时为英副领事德西门。按照“大清国情”，加上黎黄氏又是朝廷命官遗孀，主审官自然要判她蓄养婢女不算什么，而且还是天经地义之事，所谓拐带人口罪不能成立。德西门却不同意，非得认为黎黄氏侵犯15名年轻女子自由，因她们与黎黄氏非亲非故，黎黄氏剥夺她们自由，肯定有罪。所以他坚持按贩卖人口罪论处，把黎黄氏等人关进西牢。用现代法律眼光来看，德西门坚持人权，是要为他鼓掌的。显然，他这种坚持，是超前的，根本不为晚清的体制和社会所容，或者说理解。事实上，早在《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就努力向中国人灌输这种理念。后人常把《南京条约》解读成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它的第一条，中文却是这样表述的：“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这就是一条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条款……这一条款实际上隐藏着国运兴衰的规律，深刻领悟了这一条的内容，也就破解了国运兴衰的大秘密。历史曾经给了我们提示，却因为我们缺乏悟性而错失了机遇……中文本的‘身家全安’，在英文本中是‘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说人身(persons)和财产(property)要得到完全(full)的安全(security)和保护(protection)。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意思是人身权(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是指人身安全的权利)和财产权要受到保护，而且这一点要由政府承诺并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可以看出，早在1688年就通过“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后又召集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英国，是把人权当政治正确的。然而，以钦差大臣耆英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将之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悖论于是就这样产生了，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却将枪炮对准了别国的人民。将别国弄得国破家亡的时候，又在枪炮的保护下，大提特提尊重人权。这在关炯之眼里，自然不是什么正义的表现，而是一种强权的傲慢；而是在用西方的一套来搞鬼，来欺负人。他气愤地说，“本官代表上海道在此审案”，容不得你在此聒噪，说完立即将牌令往台下一扔：“将黎黄氏等人押进女押所。”对关炯之来说，先不管怎么判，把黎黄氏等人押进中国官方的女押所，最起码保证黎黄氏还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德西门跳起来，大骂：“你们中国人是野蛮民族。”如果说，此前那些坚持，还能在我们心目中多少为他加点分。此话一出口，德西门那张种族歧视的面孔，一下子就原形暴露出来。接着他又粗暴地宣称：“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说来说去，一定要将黎黄氏押进西牢。关炯之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双方就此再爆冲突。让人愕然的是，德西门丝毫不顾及自己身为“优越民族”的体面，居然和关炯之扭打起来，而且当场将关炯之的朝服撕破。一派混战。参战的还有华人差役金绍成，还有英籍捕头木突生。木突生不但不听从主审官的命令，甚至将公堂大门闩上，举手殴打金绍成，又抢关炯之的钥匙。华人差役和金绍成自然要极力阻止。但在强悍的对手面前，关炯之和金绍成颇有些吃亏，只好看着英国巡捕砸开女押所大门，把黎黄氏等人推进囚车，扬长而去。次日，大闹公堂，华官受侮的事情一见报，又公愤了。有时想想，愤怒的次数一多，会不会容易不值钱，或者，会不会让人很容易麻木？但在那个年代，你没法保持淡定。“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除了拘捕，西方列强惯用枪炮说话。这个时候，谁也不提人权了。枪响之后，又倒了11个华人，还有受伤的30余人。就在中央大员要到上海的节骨眼上，还闹出这样大的风波。这可要了老命了。宁波帮的好伙伴——袁树勋的头，都大了一圈。
宁波帮的大胜仗袁树勋这辈子就没当过一天消停的官。好不容易对付了俄国人，英国人又来捣乱。这个上海道台当得似乎太委屈了。没办法，他只好恳请朱葆三、周金箴、虞洽卿、施嵋青4位宁波帮名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得提一下这个新面孔施嵋青。其为宁波鄞县人，他对宁波所做的最大功德是，日后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便是由他联合朱葆三、钱达三、孙梅堂等人捐资重建。在1912年5月去世前，他还遗命将家产价银数万余两全数赠予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乡人为了纪念施嵋青执着向善的义举，每年春秋两季为他举行公祭。这让人不禁感慨，在政治事件中，政府的话语权越来越让位于商人阶层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袁树勋算是清政府里对洋人斗争的能吏了，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有求于这些宁波帮名人出面调停，更可见宁波帮在当时的能量。事情依旧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经多次交涉，英方却拒不认错。这让朱葆三、周金箴、施嵋青很感为难。联系前次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严信厚也做得不太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也很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权益，但他们已不是一无所有时的草根，那个时候，或许光脚不怕穿鞋的，但现在他们却是有产者，而且这资产多跟洋人相关，万一洋人发狠，自己也有可能会损失很大。这也给商人阶层提了醒，“开放”给了他们红利，但“开放”也让他们跟国际化市场捆绑在了一起。有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宁波帮在某些地方也很软弱。更重要的是，他们欠缺斗争手段。相反的是，虞洽卿却有办法。和朱葆三、周金箴、施嵋青等人相比，虞洽卿或许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当洋行和银行买办，开房地产公司……再加上头上有顶顶戴，算起来，也无非如此。然而，这个时候的他，却是最有影响力。从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以及宁波周生有案就可看出，“其威望得来，靠的是一番无人可比的调停能力” 。如果给他一个定位的话，“调人”，应该是最恰当不过。调人，也就是调停之人。首先，他懂多国语言，是洋行的买办，认识各式各样的资本家、政治家。另外，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 。而“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龙鱼杂处，是一处天大的‘冒险场’，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可以说，他几次调停成功，都与他善于利用“短打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当然，这底层社会人士也少不了黄金荣这样的黑社会帮派。关键的是，多次“战火的洗礼”，让虞洽卿成为了久经考验的战士。如此算起来，这个“赤脚财神”，早已经不仅是财神，而是八面玲珑的大仙了。这次，他就将他的调停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能哄玉皇大帝，比如说，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他还能跟弼马温称兄道弟。比如说，他找来那些“黑道朋友”，“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 。不过，为了保证这些朋友能死心踏地地将罢工进行下去，虞洽卿承诺：罢工工人职员按月发给生活费，经费由他向工商界募捐。他甚至还提出，凡宁波同乡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张扬宁波同乡的名声!可以说，虞洽卿的煽动性在此可见一斑。毫不逊于当下那些煽动民族情绪的高手。英国人果真又一头乱麻。朱葆三却遇到麻烦了。那天，他一早起来正在喝蜜糖水，管门的阿申伯送上一封牛皮纸信件，朱葆三用手一摸，信内有一粒硬糖似的东西，朱用剪刀剪开信封，内有信笺一张，子弹一粒，朱葆三吓了一跳，函件上让他“必须识事务、明大局，立即惩办闹事之流氓地痞，安定租界秩序”，还说，“若有损于大英国之利益，必将受到惩罚，寄上子弹一颗，予作警告!”底下是“知名不具即日”几字。“朱葆三看了恐吓信及子弹，顿时吓得脸如土色，用人赶紧叫了夫人来，朱夫人看了信和子弹，缓缓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退出不管，不就没事了。亏你在上海滩也混了二三十年了，这点事吓得手足无措。’”最后四退其三，只有虞洽卿还顶风而上。对此他有很清醒也很不一般的认识，“人易为之，我则避之；人难为之，我必为之；易为之事，趋者必众；趋之者众，获得必薄；难为之事，趋者必寡；寡独为之，获得必厚。中流砥柱，方显英雄本色”。意思差不多就是，人家往东跑，我就偏往西。人家骂狗，我就偏杀鸡。反正要跟别人不一样，有差异性。当有些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做的时候，就是我的机会。大家都愿意做的事情，我再插一脚，也没多大意思。“当事态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经为三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此招就叫“以夷制夷”，通过他们，来对洋人实施分化手段。在他们面前，他指陈利害：上海为大清国土，理应按大清律行事；英国人副领事德西门当众辱骂我大清命官，实属无礼又无理；英国捕头殴打主审官，此乃暴行，实难容忍。现全国人民均在拭目以待，看友邦各国是否能伸张正义？否则国人与各友邦如何合作？如此这般，一番“以夷制夷”的攻心战打下来，加上他们也领教了罢工罢市带来的“威力”，也同意向英国领事施加压力。英国人也只好退让，与上海道台袁树勋及虞洽卿等工商界代表达成如下协议：撤去德西门的陪审官职务；英租界工部局向中国官厅赔礼道歉；撤惩侮辱厮打华官之捕头；黎黄氏案由原陪审官陪审，黎黄氏一行与被捕华人500余人一律释放；商人开市、员工复工、巡捕复岗。相比较周生有一案，这可算得上是空前的胜利。日后也很难再有。“过去数十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这种完胜结局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结当日，苏松太道袁树勋、公堂公审官关炯之特意携手虞洽卿，三人一道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缓缓步行，沿途大声招呼各家商号大胆开市。虞洽卿顾盼生风，其名一时妇孺皆知。”挨户劝告租界上的中国商人开市的，后来还有朱葆三，以及经常奔走于朱葆三门下的傅筱庵。就此，虞洽卿的好名声再添重重的一笔。上海广大市民及报纸舆论盛赞，与此同时，他的“赤脚财神”“阿德哥”等尊称不胫而走。如果说，这些舆论称“虞洽卿是宁波人的阿德哥”还算中规中矩，那么他们同时还喊出了“虞洽卿是宁波人的老大”，倒是让朱葆三等人心头一拧。宁波帮又是一拨新人换旧人。如果我们愿意回头审视近代宁波帮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在穆炳元、杨坊他们一代，既是中国向西方表示屈服的开始，也是宁波帮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洋化的开始。正因为国忧家患，民族矛盾格外激烈，使得他们背负了“汉奸”的原罪。到了严信厚、叶澄衷以及朱葆三他们这些人，他们发迹或者说成功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间虽然掺杂了一个打了胜仗却当成败仗处理的中法战争，但世面还是比较平静的。中外双方可以闷声发大财。他们和西方互相借力互相利用，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始有了博弈。从这些博弈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商人阶层民族意识的觉醒。只是这种觉醒困于时代和个人的制约，并不足够强大，而显得虚弱。也只有到了虞洽卿这一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悄然壮大，他们已不甘于外国的附庸，而是堂堂正正地做起了对手。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同国家主权息息相关，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必须外争国权，反对列强凌虐。虞洽卿能成为宁波帮的老大，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经过上海的端方，对虞洽卿大加表扬。他甚至表示，回京后定当奏报朝廷，定当重赏。捐了顶帽子的虞洽卿，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封官，作为一介商人，只求太平盛世就足够了。这可以看作是虞洽卿对时局的担忧，在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度，当官未必是个好选择；也可以看作是他这些处于“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终于有了发自内心的自信。但他心里想必很清楚，自己在端方等人面前的这番展示，日后肯定物超所值。最起码，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端方之间的感情，端方也因此成了他私交最好的朋友。有端方作为后台，自己的确没必要再蹚官场那碗浑水。在接下来的1906年，他甚至还加入了五大臣的团队，再次赴日考察。这是他第二次赴日。历时半个月。在端方面前，虞洽卿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极力捧了一下朱葆三，说如果没有他出谋划策，自己也没那么快就制伏洋人。说这话时朱葆三并不在场，是袁树勋转达给他的。这让朱葆三很意外，更对虞洽卿刮目相看起来。因此在虞洽卿组建华商武装团队——华人体操会时，他对此大力支持。就在虞洽卿罢工罢市的过程中，有一支“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多国部队’” ——“万国商团”，曾作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形象出现。当巡捕罢岗留下治安空缺之后，它立马就被租界当局填了进去，代替这些巡捕维持租界治安。这是一支人数众多、国籍各异、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它的前身即为1853年由英国领事阿礼国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所组成的上海义勇队，当时主要是为了保障租界安全。“义勇队章程规定：‘凡在沪男性外籍侨民均有义务参加义勇队’，章程同时规定，‘任何加入该队的绅士，没有领事的同意，不得退出’。”在1854年4月4日的泥城之战之中，该义勇队便和英美海军陆战队共380人与清军交战，最后让清军不战而退，隔日便由道台吴健彰出面赔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到了7月，根据第二次《土地章程》，上海租界成立了“工部局”，接着决定“为了维护租界的治安与清洁”，设立巡捕房，公开招募巡捕，并聘请香港资深警员克莱夫顿担任督察员，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前面说，它们通过这一手段，攫取了警察权。有了巡捕房，上海义勇队则以“万国商团”的面目，在上海潜伏了下来，直到1942年6月方才解散。知道了这一渊源，自然就理解万国商团绝对不是上海总商会似的商业组织。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武装。因为万国商团的组成是外国的侨民，实际上也多是各国洋行的外籍职员，所以在代替维持租界治安的值勤时，因与华人言语不通，老起矛盾。“其团员荷枪实弹，专门保护洋商，尤其当洋商与华商发生纠纷时，万国商团即派员持枪前往恫吓，使势单力薄的华商只能处于下风。在遭遇抢劫盗匪时，华商也因没有自己的武装团体而难以得到切实保护。”这让人看上去着实有些不爽。不过，虞洽卿从中也得到了一个提示，既然洋商们懂得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中国商人更需要这些枪杆子。虽然大闹公堂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也只是暂时性的，很难改变华商在租界里的社会地位。加上望洋若虎的政府也指望不上，那么，只好自己想办法。那么，建一个“华人商团”如何？为此，他率先与朱葆三各捐款1000元。不过，为了不刺激洋人，那就把这个华人商团挂靠在万国商团的名义下，毕竟，万国商团既然是“万国”的，怎么能少了中国呢？洋人一听，似乎也有理。1906年，这个华人商团终于成立了，取名为“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在南京路高阳里四号。操场则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此前虞洽卿曾在闸北买地开发房地产，可以说，操场也正好就在虞洽卿的地盘上。并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1907年3月，华人体操会正式加入万国商团，是为“万国商团中华队”。它也就是日后上海义勇队中华队之前身。发起组织这个华人体操会的，还有比利时华比银行首任买办胡寄梅，以及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胡寄梅为安徽绩溪人，很早来沪经商贸易。在出任华比银行首任买办前，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有子胡筠秋，娶席正甫大哥席嘏卿次女德芬，后继任华比银行买办。“而日商三菱银行的买办胡筠籁，便是胡寄梅的长子。”而袁恒之，原籍江苏镇江，因其父为避战祸，从镇江来到靖江西沙头圩港同兴圩，从此就落户此地。袁恒之7岁入学塾读书，15岁读完四书五经。邻人见他聪明能干，荐他到上海小钱庄学徒。由于他忠实勤劳，深得店主信任。他后来的发迹，简直就是叶澄衷的翻版。话说有一天，他在黄浦江渡船上，拾到一只藏有巨款的钱包，然后就坐等失主来领。不一会儿，一位外侨慌张地前来寻找失物，袁问明情况，随即物归原主，不受报酬。外侨深受感动，介绍他到花旗银行任职。还要表扬的是，袁任职数十年，职务虽不断升迁，但始终坚持廉洁。显然，他们也意识到，有组织华人商团之必要。由于中华队的加入，设于工部局内的万国商团，开始飘扬起清朝的龙旗。此前，上海商民颇有些为龙旗不能飘扬于租界这个“国中之国”而感到屈辱，现在终于借此找到了一点民族的自尊——虽然这顶多只是一些安慰。不过，正如中国通商银行一开始创办一样，尽管有张振勋有刘学询有施则敬，但大权还是握在宁波帮手里，华人体操会尽管有胡寄梅有袁恒之，它最后也成为了宁波帮的组织，准确地说，它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金荣)、杜(月笙)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汹涌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势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 。商人习武，毕竟是件新鲜事，因此开操那几天，闸北操场人山人海，那是相当的壮观，大家都特地跑来看这一稀世奇观。为了配合民众的情绪，开操典礼颇隆重，对天放了二十四响的大炮。然而，没多久，问题就来了。问题出在着装上。既然是武装团体，自然要军事化管理。首先，在着装上，各会员要统一穿黄布做的操衣操帽(制服)。这制服大概是用粗布质地的衣料所制，加上有点紧身，让会员穿起来很不得劲。毕竟他们都是商人出身，平常穿惯了长袍马褂。“况且时值春末，天眼看炎热起来，正正规规地跑几圈，未曾正式操练便一身汗湿，行动颇不方便。三两天过去，众人的稀罕劲也过去，不愿再受那些纪律约束，开始悄悄地开小差。到了下个礼拜一，这个400余人的团体差不多就走掉了100多人了。士气大跌，剩下的人也无精打采起来。”虞洽卿急了，他不能容忍自己创办华人体操会功败垂成。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天，体操会的会员们看到了自己的会长，居然躬身亲练，而且还一身戎装。他头戴军帽，紧袖束身，脚蹬高靿马靴，一条锃亮的宽皮带深束腰间，左右两边各站一名操练员，分别挎有匕首鞘和手枪。正是在他以身作则的宣示下，会员们再也不敢有什么意见了。体操会也发展得很迅速，初期只有240人，一年后增加到了500人。不过，在加入万国商团组建中华队时，却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歧视，他们规定：(一)队长要由英人担任；(二)中华队只准操演时发枪，操毕交还，不得携带回家。而万国商团其他国家的队员并无此项限制。对此，中华队员大为不满。“虞洽卿力劝暂时忍耐，以后慢慢交涉。如此过了五六年，工部局才同意中华队员准许携带枪支回家，而队长一职，仍由英人担任。直到民国十年(1921)，因英籍队长回国，才由副队长徐通浩升任上尉代理队长。民国十六年(1927)，徐通浩调任团本部少校顾问，由陈时侠继任队长，到太平洋战争时商团被日军解散为止。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无数次内战中，商团都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布岗。”当然，这都是后话。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终于结束考察回到上海。其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没有回国，而是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这次，当大臣们途经上海，迎接他们的不再是风波，而是虞洽卿率领的那支华人体操队。当体操队排列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大臣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阅时，大臣们那愉悦的心情，犹如春水微漾，夏日饮冰。
端方像。该照片约摄于1906至1909年间，正是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此，大臣们给予了一致的嘉奖。在虞洽卿的示范效应下，日后上海南市、闸北工商界纷纷效仿，组织商团。可以说，这段时期，是这个“一品百姓”自信爆棚的开始。在这一片赞誉包围之中，他左右逢源，顾盼生辉，从容行走于各色人等之间。和叶澄衷终身穿老布衫到头以表达“不忘祖宗”相比，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大龙。他的自信也没法不爆棚，因为，他这条变色大龙的后台——端方，一回国，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红人。端方算得上是清末的重臣，也是满洲的翘楚，正白旗人。他出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波中，也就是1861年。20岁刚出头，他就中了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其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颇负才名，是旗人中大大有名的三才子之一，所谓“北京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即荣庆，小那即那桐，端老四即端方。不过，他间曾因一度支持戊戌维新，差点让自己的仕途夭折。好在变法失败后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加上他本人是旗人，“成分好”，所以只给了个“销衔撤差”的轻微处分。为了维持政治生命，他四处张罗打点，向慈禧求情，还撰写了1000多字的《劝善歌》，传布全国，极力讨好西太后，其中有这样一段：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偏行省，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马屁都拍成这样，慈禧自然不会再跟他过不去，反而让他官升一级，成为陕西巡察使。从此之后，他官运亨通，成为慈禧宠臣。也正因为支持戊戌维新，他和康、梁等人的感情也一直很好。当然，按照慈禧对康、梁的看法，这种感情很可能是隐瞒着慈禧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谁要是跟康、梁搞在一起，谁就是犯了慈禧的忌讳。但从他支持戊戌维新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人士。事实上，在历任封疆大吏期间，就鼓励学子出洋留学，“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这也是慈禧要将他派出国考察宪政的原因。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了“国是中不可不早定”的六大要务，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但在“预备立宪”上要借鉴俄国经验——俄国立宪的预备期就长达百年。俄前相就认为中国的“预备”也需50年。言下之意，清政府立宪的预备期也断断短不了。载泽便主张，用5年时间来改行立宪政体。另外，仿行英国实行地方自治。他们认为，合乎周礼遗制的地方自治，为英国宪政的本原。这种“厚民生而培民俗”的制度，极为适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建议清政府实行各省自治。除此外，端方又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力主改革官制，也就是说，“预备立宪，须先厘定官制”。该折参仿明治十八年后的官制，详细地提出了八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机构设置上试行三权分立：设责任内阁，下辖九部；设集议院，作为国会成立前的“练习之区”；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都裁判厅等为监督、司法机关。另外，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报告《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从报告中可以发现，大臣们所理解、所希望的宪政，仍然是较偏向于君主的，因为君主的权力安排在篇首，而人民的权力与义务却放在篇末。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可能出于一种为了更好地说服君主接受立宪的策略的考虑。”可以说，端方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和《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是非常满足并认可的，不然，他也不会将其收进自己的遗著：《端忠敏公奏稿》。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两篇“大文”均由他人捉刀完成。端方不亲自动手，多少也跟他的行程紧凑有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要去那么多国家，而且还要参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公园、动物园……就跟现在的旅游团似的，还容不得喘上一口气，便给拉到了下一个旅游景点。甚至在汉堡，他们参观了哈根贝克动物园后，仍不过瘾，希望再来一次。在丹麦，戴鸿慈盯着美术馆里众多裸体女像，有些流连忘返。他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伦敦的一家蜡像馆看到一个睡美人，戴又道：“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尽情地投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怀抱的他们，一改中国封建官员固有的保守形象。至于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了解得能有多透彻，谁也不知道。不过，端方倒也有所收获，居然从中发现了欧美的“真法治精神”——“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防事，皆可随时照相”，看来，这也算是民主的一种吧。回到国内，端方还真身体力行起来，买了个相机，逮着机会就拍照。然后，就没有了然后……那么，捉刀这两篇“大文”的，又是谁呢？显然，端方狠狠地调戏了慈禧。因为他找的是：梁启超。找梁一方面是感情原因，另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其时，梁启超正在日本。而日本又是端方的首站。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一直就是梁启超之追求。找梁代笔简直就是找对了人。虽在戊戌维新后逃亡世界各地，但梁启超就没放弃过自己的理念。1899年，著《各国宪法异同论》于《清议报》上；1900年，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1902年，他又写下《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同年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也不是不知立宪并非君主立宪一种，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但是梁启超却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但君主立宪就不同了，“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就不能乘虚而入。另外，议院的存在，又可以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如果有人是梁启超，看到这里，定会发出愤懑不平之声，为什么这样的好事，国人就看不到，还要拖延到几时？如今，当清政府果真要实行立宪，并开始派重臣出洋考察，这总不叫梁启超，即使身为通缉犯，也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为端方代笔意味着自己的大作最后挂在别人名下，但是为了立宪，他不在乎这些小节。不过，此事并没有在日本落实下来。他们一开始，就有机会在神户，或者横滨见面。但是，考虑到身边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付以大事。何况端方刚刚起行，归期还有一段时间，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直到1906年5月，正在俄国的端方，终于想起了报告的事情。恰恰好，15岁就中秀才的湖南神童，曾在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日本北海道调查垦务。端方私下里找到他，委托其与梁启超见面，商谈捉刀之事。为什么要托熊希龄？一方面，熊希龄曾是戴、端考察宪政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不然也没时间接赵尔巽的活。另一方面，熊希龄跟梁启超也很熟悉，戊戌变法前两人曾共同参与湖南新政。可以说，“《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做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 。为此，戴鸿慈日后因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时，还在信中“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也正因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此事，端方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依旧很高大。在清末的四大能臣中，时人藏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而端方则是“有学有术”。如果说袁世凯和张之洞在某些方面还惺惺相惜的话，岑春煊和端方则是死对头。顺便再说一句，袁世凯和端方还是儿女亲家。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对端方等人提出的立宪提案，袁世凯、徐世昌赞同，曾因举荐过康有为而在戊戌维新后被革职留任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也叫好。这位管学大臣曾在1902年拟订过《钦定学堂章程》，亦即壬寅学制。可惜未能实行。次年，他又和荣庆、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了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因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最大的支持，还来自奕劻。这里的奕劻，即为庆亲王，曾和李鸿章一起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庆亲王能力不高，学问不行，但在做官上，却是一路顺水顺风。即使签订《辛丑条约》，让李鸿章饱受全国的滔天口水，也没让他伤到一根毫毛。在清王朝最后十年，奕劻或为首席军机大臣，又称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过，此人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就常由他代为捉笔，所以颇受恩宠。更重要的是，虽然能力和学问都有所欠缺，但在熟悉国内国外情况上，却是清政府中少数的明白人。庚子事变中，他时任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就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不能令时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导致一般的义和团成员把他当成了汉奸，称他是“二毛子”。当时端王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这种对奕劻等洋务派的仇恨情绪，造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为李鸿章，另一就是奕劻。虽然这并非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口号，但此谣一出，也轰动一时。正是奕劻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明，才被清政府指派与列强前约谈判。除了做官，奕劻还把心思放在了受贿上。由于现代影视的功劳，现代人常将乾隆朝的和珅视为贪腐典型，事实上，有清一代，他的贪功，与和中堂不相上下。他和袁世凯走到一起，有“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相近的原因，更是袁世凯上下打点的成果。1903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10万两相赠。庆王正式履新之后，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仪，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敬，皆由袁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当时的知情人刘厚生说，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商议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不管如何，奕劻和袁世凯结成了统一战线。这对组合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的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在预备立宪上，两人无疑也口径一致。如此看来，立宪似乎已经水到渠成。他们还高兴得早了点。在一片滚滚的立宪潮流中，依旧有人跳出来，说NO。在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逆时代潮流的顽固派，但不可以说，他们这是螳臂当车。因为这个顽固阵营阵容相当强悍，包括：铁良。岑春煊。庚子事变时，曾有“勤王”之功。慈禧狼狈出走时，其随身扈从。日后倍得荣宠。虽然“不学无术”，但他也确是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依仗。同时，他被称为“官屠”，是因其为政崇尚严猛，不讲情面，经常参劾违法乱纪和庸劣不称职的官员；由于他忠于朝廷，敢说敢干，不畏权贵，也被称为“肝胆总督”。但他不是满人，是广西西林县人。有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的孙家鼐，但他不是满人，是安徽寿州(今寿县)人。
瞿鸿 像，他是晚清历史上罕见的清官。有晚清难得的廉吏，张美翊的老师，瞿鸿 。多少和岑春煊相似，他在庚子事变时随慈禧一起西逃，深得慈禧赏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其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任外务部尚书。又代徐郁为内阁协办大学士。但他同样也不是满人，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加句题外话，瞿鸿 长得像慈禧那早走的儿子——同治，所以很讨慈禧喜爱。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80后”，载沣。醇贤亲王奕 第五子。因为是1883年才出生，所以相比较以上几位，年纪相对较小。然而，他日后的权势，却是高高在上。他的身份有，光绪帝载湉之胞弟末代皇帝溥仪之生父。正是日后末代王朝的摄政王。从这些顽固派阵营的组成看出来，袁世凯遇到的是神一样的对手。不过，载沣尽管被列为顽固派，却是一个十足的新派人物。可以说，这位日后的摄政王是清政府当中首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另外，他还出使过欧洲，并携带“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回国，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所以判断一个人，真的是不能操之过急。从这里可以看出，顽固派也不是天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个字：利益。他反对立宪，反对袁世凯，就是感觉到，以责任内阁为核心、三权分立为基本权力运作方式之新官制和地方自治为两大根本的立宪，让满清贵族的权力正在缩水。广西的岑春煊，湖南的瞿鸿 之所以反对，倒不是反对立宪。事实上，岑春煊在立宪一事上也颇为开明，他也积极促成立宪，甚至秘密派亲信到上海，书信联络张謇，允资一万元(银圆)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张謇在1906年与郑孝胥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其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因有慈禧支持，岑春煊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官屠”的形象，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如果说，载沣是站在清廷贵族的立场上，那么瞿岑联手反袁，则是站在地方派的立场上。这背后暗含的是地方派与北洋系之争。尽管意见如此不统一，这个时候，老佛爷没有再次犯糊涂，还是顶住了压力，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亦即《宣示预备立宪上谕》，做出“仿行宪政”的政治决策并把“预备立宪”作为宪政实施程序的首要步骤开展，“预备立宪”也由此而来。仅仅过了5天，又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这让人难免想起了戊戌变法中康梁等人的“变官制”。那么，并没有走远的历史，还会重演吗？结果不论如何，民众的热情又被煽动起来了。“以绅商学子为主题的立宪派对此的反应是‘奔走相庆，破涕为笑’。其中最热烈的要数江苏，其中又以上海居首。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商业会馆、商学补习会、锡金商会、商学公会及中央学校等开了庆贺会。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这次改官制，是由载泽领头负责，包括袁世凯在内共有14位王公大臣。不过袁世凯排名靠后，又有孙家鼐、瞿鸿 这些对手，似乎阻力重重。当然，在编纂官制局里，袁世凯也不是没人。庆亲王肯定是支持他的，东西洋留学归国人员孙宝琦、杨士琦也是抱定了责任内阁和三权分立宗旨，再加上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力量的天平又开始往袁世凯方向倾斜。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袁世凯依旧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提出改革方案时，“其中，袁、徐‘最为激进’，‘主张最多’，‘气慨如虹’，‘全案几皆袁世凯(含徐世昌)一手起草’” 。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一、对原先的院部进行了大改组前面说了，因户部改名度支部，户部银行也改组为大清银行。这次改名就是大改组的成果之一。除此外，原有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同时增设了邮传部。史学界认为，以六部为标志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的传统格局，终于从名称和形式上完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其中，邮传部的设立又是这场大改组的重中之重。此前，在清政府的行政体系内，交通行政无专管机构：船政招商隶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工部，邮政隶总税务司，铁路、电政另派大臣主管。后来，铁路又曾改隶商部。这种政出多头，管理极不科学，往往让人抓瞎。新成立的邮传部则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机构一并收入，置尚书及左右侍郎为主管，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各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可以说，这算是清政府对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既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需要，也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二、新成立了一些机构有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在这里，以袁世凯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还有个惊世骇俗的打算，拆消军机处，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内阁是要向国会负责的。若是仿照英国的做法，接下来就要设立上议院和下议院。如此也好安排丢掉那些军机大权的满清贝勒。不过，为了给他们一定的心理适应时期，改革也应该循序渐进，所以先设立一个资政院，来作为立议院的基础。这样说来，资政院在性质上是中央谘议机关，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它在各省地方上的建制就叫谘议局。然而，本身就是过渡性的它，同样也需要过渡时间。直到1909年才颁布章程，到下一年的10月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资政院难产，导致国会更是难产。既然责任内阁要向国会负责，但在国会依旧停留在口头上时，这就意味着，掌握责任内阁的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在这份官制改革方案中，规定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而且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其实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掌握。“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其图谋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如此看来，袁世凯追求立宪是真，借“立宪”搭台，来唱自己的夺权大戏，也不会假到哪里去。岑春煊、瞿鸿 也不是傻子，焉能看不出来？替袁世凯想想也是，除了害怕慈禧命不长，光绪重新执政清算自己的旧账，此时的他，已成羽翼丰满、坚固不拔之势，岂可轻易放弃攫取内阁实权的大好时机？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也不怕光绪奈他何。载沣等人当然更加不满。谁也不能在最高权力归谁所属问题上，表现得游移甚至懦弱。以至在政务处的立宪会议上，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虽然天性软弱，却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甚至连赞同立宪的载泽也担心奕劻尤其是袁世凯的权力因此过大，他在一道奏折中也指责他们是：“假立宪以粉饰虚文，借改官制以驱除异己。”一语中的。靶心十环。就连光绪有一次召见袁世凯时，也冷冷地说了八个字：“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历史在某些方面再次重演。那些权力或者说利益受到挑战的顽固派，包括大小太监，不是上折，就是一个个地跑到慈禧面前哭诉，这让慈禧再一次坐卧不安，竟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袁世凯过高估计了慈禧对自己的信任，在双方斗争激烈之际，他在慈禧召见时竟面奏要求朝廷令守旧大臣退休，招致慈禧怒斥，并将参劾他与奕的大量弹章交二人同看。此时，袁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显然，不管什么时候，法可以变，但慈禧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是不能有损害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所以瞿鸿 才被她指定为参与改官制的大臣之一。日后，慈禧又单独召见了这位她喜爱的“儿子”。就在这样一个私密对话里，瞿鸿 “对症下药”，赶紧说责任内阁对太后不利。话不在多而在精，瞿鸿 只需要轻轻点拨一下，慈禧就明白，袁世凯的改制方案，将让自己大权旁落。慈禧最终“采鸿之议，仍用军机处制”。甚至让铁良任陆军部尚书，负责统一指挥全国新军。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骑在了袁世凯的脖子上。11月6日，以瞿鸿 为主导的新官制终于颁布。“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人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由满人担任。“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被打破。“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袁世凯也醍醐灌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赶紧识时务，在11月18日上奏，请求将自己除直隶总督以外的八项兼职全部开去，还主动提出，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陆军部。朝廷有旨照准所请，袁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以避锋芒。幸运的是，他没落得戊戌六君子的命运。选择外调的，还有他的亲家，端方。就这样，虞洽卿迎来了新任的两江总督。责任内阁上功败垂成，好在，回到天津之后，他还有地方自治。如果说，以前直隶主导的地方自治，是扶持他蹿升的功绩，那么现如今的自治，却已是挽他于既倒的靠山。正像革命党人所说的那样，“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虽然他未必想和中央将关系闹僵，但搞好地方自治，的确可以为自己赢得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空间。在这一点上，相信袁世凯和革命党会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于是，直隶主导的地方自治，因他的回归，更加进行得有声有色。1906年8月29日，袁世凯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和徐世昌在天津大张旗鼓地建立地方自治领导机关——直隶自治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自治研究所，该所不仅为学术机构，还用来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和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样，直隶自治局也标榜“先乎立宪政治而兴”。但两者又有所不同，比起以商人为主的上海地方自治，以袁世凯这样地方大员领衔的天津地方自治，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为人瞻目。袁世凯兴致勃勃地要将它弄成全国地方自治的样板戏。既然要自治，就要出台自治章程。先是有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但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学历、功名、资产等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接着，就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在这一过程中，严修也全程参与了。而且，他还善于发挥媒体的作用，为自治运动鼓与吹。1907年3月23日，他在天津与朋友们合办了一份《醒俗画报》，在北马路启文西阅报社内创刊，后迁到城内鼓楼东大街。一年后更名为《醒华画报》，并改为逢双日出版。报馆迁至奥租界大马路，直至1913年1月(一六一八期)停刊。这是一份石印画报，从报名“醒俗”二字，再到日后的“醒华”，就能看出该报的办刊宗旨——那就是搞醒睡着的，或者装睡的民众。报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本馆同仁以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该报的创办人还有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以及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第一任主笔为陆辛农(笔名新农、醒农、馨农、文郁)，慈惠寺小学堂长张绍山负责编辑文字。关于温世霖，年长张伯苓数岁，但他们是家塾同学并成为一生的知交，后来更是结为姻亲。如果按姻亲关系，张伯苓还是温世霖长辈。温世霖的父亲早逝，但他有一个丈夫气概的母亲：徐振肃。她不但关心子女的文化学习，更重视品德教育，经常勉励孩子们要学有所成，将来为国效忠。就在那场打了胜仗却当败仗处理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把安南(越南)割让给法国，全家为之震动感愤，温世霖更是不断哭泣。为了报效国家，他曾投身海军，却因为腿部的残疾而被劝退学。日后，张伯苓参加海军很可能也出于温家的影响。在科举被废前一年，温世霖通过了末班科举考试，成为最后一批秀才之一。虽然国文功底深厚，但他更痴迷西学。经过多年的辗转，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和家庭情况，他选择了“教育救国”。很可能是通过张伯苓的介绍，他结识了严修，并通过严修，融入了天津的士绅阶层。他还要感谢严修的是，普育女学正是在严修的支持下，得以开创的。“普育女学堂的创建曾遭到官方的压制，拒绝批准其成立。幸而借助严修的威望及林墨青(直隶学务处参议)的协调，才得以实现。温世霖也设法化解官方的阻挠，自己只当学堂总监，而让广受尊敬的老母亲亲自出面。年近七旬的徐振肃女士挺身而出，担任普育学堂的第一任女校长，并亲自授课……“温世霖全力帮助母亲办学，有同乡老人回忆说，他曾计划以镇上的庙宇碧霞宫为普育的校址，遭到本族长辈、村正温长伦的斥责，说：‘你这跛子，净捣我的乱!’世霖反驳道：‘有理的孙子不怕爷!’至今传为佳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修的女学看上去很顺风顺水，其实甘苦自知。若不是袁世凯的支持，严修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今，这个不怕爷的温世霖，再一次和严修合作，走上了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之路。该馆人手不多，但是未因此放低要求，对稿件的质量也很严格，“如有不合本馆宗旨及经本馆复查不实者概不登录”。正因为目的“醒俗”，又是“画报”，所以它的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有人将这种画认作“漫画”的前身，《天津二百年老漫画》一书也收入数幅《醒俗画报》的“讽画”)，内容多涉抨击陋俗之事。“比如谈到‘二月二’。民俗专家倪钟之先生在《天津的节日民俗》中述及：此时正值惊蛰前后，百虫复生，传说二月二这天，困睡一冬的青龙也要抬起头来；又传龙有‘勤龙’和‘懒龙’之分，所以这一日每家清晨要举行‘引龙’仪式。《醒俗画报》则指斥此习之陋：‘天津有一种陋俗，说起来实在可笑。二月初二这一天，愣说是龙抬头(请问龙是哪一天低下了头，单等这天才抬呢)。不论大家小户都不做活，吃完烙饼、煎焖子，把牌一斗，穷富一样。就是寻常婆婆有压力的，这天亦讲起公理来了。硬说拿针，就扎龙眼，拿线，房顶上就掉长虫，亦不挑水，怕挑水的把懒龙挑了来(整年不做点正经事，那不是懒龙嘛)。像这些个胡迷信的事，望文明大绅士们，别引头提倡了，早早替穷人想个法子，开个女工厂罢。”至于所作讽画，《醒俗画报》和《醒华画报》有这样几幅代表作——“如：公堂之上，公案桌前，官老爷的前脸儿装模作样，正在吆三喝六升堂审案；内宅之内，麻将桌边，官老爷的后脸儿正在摸牌看牌，一赌输赢。“如：巨大的中国‘商’字内外，英、美、日、法、德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你争我夺，一决雌雄，表现的是他们在争抢中国市场。而画中一个中国人却若无其事，一旁傻笑卖呆。“如：中国官民士商军警农夫工匠一应人等，一字排开走上行将坍塌的破桥，桥下是湍急的水流，前景后果可知。“如：《贪官镜》，官员用耙子搜刮地皮，小老婆得钱后偷赠给‘小白脸’。“如：在帝国主义瓜分争抢面前，中国当政者是‘人争我掩耳’，对于民众呼声则是‘民言我封口’。”除此外，秉承严修对女性的一贯态度，有关女性形象的图画在其中所居比例非小。这些妇女形象同《醒俗画报》一起都被自然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这里可以看出报人对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性别制度压迫下的妇女的同情，但也得承认，他们也不是没有时代局限给他们造成的偏见，其所常常批评的市民生活中的很多陋俗往往以妇女作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这种无论从形象还是观念上的冲突，时时出现在画报中。这也成为《醒俗画报》的时代符号和文化特征。其影响虽难比创刊较早的上海《点石斋画报》，但它所具有的批评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相比较做“吹鼓手”，严修还下了一盘很大的棋。那就是创办南开中学。这跟敬业中学堂的发展现实有关。学生日增，教室越显逼仄，也就是社会的进步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有必要加快社会进步的步伐。好在到了1906年，有开明的乡绅郑菊如，要将天津西南南开洼10余亩空地捐赠给敬业中学堂。接下来，严修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进行民间集资，动员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等人共捐银26000两修建校舍。对严修的兴学，严家人也举家族之力，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他的族弟严子均也在这26000两的捐资人之列。卢木斋所拨助银10000两，就是从严子均捐赠直隶学务款项下划拨的。“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学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学堂始搬离严宅，迁入新址，学校随之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其日常经费仍主要由严、王两家担负，此后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每月亦捐助常年经费200两。南开学校计划兴建礼堂，袁世凯闻讯慨然捐资一万元，礼堂建成，即名曰‘慰亭(袁的表字)堂’。南开学校在北方特有的社会土壤和人文环境里艰难而迅速地成长起来，以致被今天的人们赞誉为‘私立办学之楷范’。而其中严修和他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朋友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支离这些史实。”日后，也就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严修和张伯苓决心创办南开大学。不过这得再过十数年，等到1918年末，他们从美国考察回来后，才开始筹集办学资金，创办起南开大学。次年春，大学校舍得以建成。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成了南开大学的第一批入学新生。此后严修和张伯苓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至此，严修的民办教育集团已经蔚然成了气候。也正因为如此，严修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如今，有人谈起南开时，只记张伯苓，而不提严修，那是不对的。只不过，严修地下有知，显然也不会以此为意。人生百年，那些孜孜以求的名利，总是被雨打风吹去。但存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却能穿越时间，直抵人世的未来。对他来说，日后南开每走出一位优秀学生，就是最大的纪念。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宣传与筹备，袁世凯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1907年6月16日，开始正式选举。当时天津人口总计418215人。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的方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30名议事会议员。8月18日，天津议事会被隆重正式选出，宣布成立。该议事会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征税、市政建设、公益事业、移风易俗等事宜。盐商李士铭被选为议长。直隶补用知县王劭廉任副议长，并决定议事会设董事会，执行日常工作。至此，天津试办地方自治初步告成。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令全省以天津以模范，在3年之内一律推行自治。“天津议事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是在津门民众的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薄的中国国情下实行的，而投票率仍占百分之七十，为投票者的百分之四十一，实属难能可贵，其影响不可小视。它与天津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地方自治理念及其实践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民主宪政史上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从天津办理地方自治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根据西方的办法按部就班进行的，先进行宣传介绍，再制订有关章程，开会讨论，然后才完成选举，成立议事会。这一套程序颇能体现出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对当时的绅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不管袁世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继续推行立宪也好，还是有个人的小九九也好，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袁、徐参与立宪运动和实行地方自治的进步性。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作为一位长期在专制统治环境下逐步爬升起来的大官僚，袁世凯对地方自治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不乏曲解之处。如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并不是为了兴民权，鼓励民众参政、议政，只不过起‘补守令之阙失’，‘辅官治之不足’的作用而已。所以，他规定自治应受各级官府监督，总督也有权解散议事会等等，仍将地方自治和议事会视为君主专制政体的补充和地方政府的附属物。由此可见，所谓的自治其实是新瓶装旧酒，于地方毫无益处” 。这样的自治，清政府多多少少还是放心的。果然没多久，清政府就将其作为样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瞎子也能看见，慈禧所想要的立宪，是什么样的立宪。既要钳制臣民的口，又要防御革命的进攻，还得让自己放心——可是这样的立宪，到哪里找呢？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就连“鄙人不敏，愿为前驱”的袁世凯，也暴露出对立宪的一知半解。这些因素的累加，怎么可能让人期待中国能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的路来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否认袁世凯的私心，没有谁没有私心——宁波帮有私心，他们要为了自身的发展，革命党有私心，他们要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没有私心也就不需要立宪的存在。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这些立宪都是为这些私心寻找制衡之道，寻求相互妥协，最后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当一方死活不妥协的时候，或者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立宪就真的立现了。丢人现眼。
第六章 兄弟分野向革命去这个世道变化得永远让人目不暇接。当清政府还在立宪上磨磨蹭蹭，革命党人连君主的名分都不想给他们了。甭管光复会的“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华兴会的“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还是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尽管不尽相同，宗旨也不尽相同，但在反满上，他们无疑是态度一致的。对他们来说，只有让清朝这个异族统治，从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抹去，汉族才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中华也才有复兴的希望。这些口号一一喊起来，就成了清朝的死亡变奏曲。当严修选择了与袁世凯结合；当张美翊选择了投奔张謇；当虞洽卿也拿起枪杆子，在地方上团结张謇，在中央里团结在以端方为首的立宪党党中央周围时，他们的一些宁波帮老乡，也同样拿起了枪杆子，但枪口，却指向了端方等人所代表的清政府。他们所团结的，自然而然，是孙中山。商人们不愿意过激的革命带来社会动荡，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流血牺牲。你不能说他们是宁波帮的逆种，他们同样希望“复兴中华”。祖祖辈辈生活在东海之滨，让他们更早地接受西风美雨的洗礼，也更早地感受到西方强权的压迫。他们应该明白，只有复兴中华，才是自己真正的依赖；你也不能埋怨宁波帮为什么会有这些逆种，正是海洋的基因，走南闯北的习性，让他们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开放的特色。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在遗传上产生变异，于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事实上，对他们的热血，革命党人自然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10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他们却能给他极大的支持。首先，遍布世界各地，让他们可以出人、出力。再者，也是更重要的，在财富上的承接以及自身的开拓，让他们更有资格成为革命的“资金池”，源源不断地给革命输送动力。革命这座大奖杯上，日后自然便刻上宁波帮的大名。这里最典型的，是发财太公李也亭的后人。前面说了，李也亭是上海滩的拓荒者，受益于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终成清末的航运业巨商。他也是宁波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不过他逝世于1867年，到20世纪初，已经离开这个世界30来年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纷扰，本跟他没关系，但是他的一帮子孙，却让他一直活在了众人的舌尖之上。小港李家分为乾、坤两房，乾房这个房号给了李也亭兄长李承辅家的3个孩子，坤房这个房号则留给了李也亭的后人。比起李承辅，李也亭只有一子李梅塘，人丁也算不上兴旺。但到了李梅塘这里，却一口气为李也亭添了7个孙子，另外还有3个孙女。7个孙子分别是厚佑、厚祉、厚祺、厚礽、厚禧、厚祯和厚祚。坤房则相应分成了坤仁房、坤智房、坤羲房、坤礼房、坤乐房、坤忠房和坤信房。这里的厚佑，即李云书。他是李氏乾坤两房兄弟中的老大，因此，当时沪上商界称其为“李家阿大”。厚禧，即李徵五。厚礽，即李薇庄。这三位都混得很不错，李云书在1906年10月任上海商会总会第三任总理。李薇庄则当上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更牛的是李徵五。他生于1875年，15岁就开始经商。“1893年宁波大饥荒，遵父母李梅塘和张氏夫人命办粮万担赈济灾民。甲午之战，曾与镇海统兵将领力谋保卫。1899年遵母命在上海筹银4万两，助450余名被拐在南洋的宁波人返国。在家乡创办益智学堂，为一郡之冠。”这些举动都为他赢得了急公好义的好名声。到了1904年，李徵五北上，捐道员，分发湖北，得张之洞欣赏。甚至，他还被晚清相国——最后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的王文韶招为了“驸马”。“据说新婚之夜，李徵五揭新人戴头篷，大吃一惊，原来相国小姐面上贴满金叶。”一切的迹象都显示，他的仕途将隆隆而上，而且事业财气样样不缺。然而，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弟兄，却最为叛逆，骨子里极其讨厌和政府打交道，常在子侄、朋友面前，张口便骂慈禧为“死老太婆”，并直指“死老太婆误国”。当自己的大哥李云书“鼎革前曾从事立宪活动” ，他却对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不但向往，而且支持。在从外地归省之后，他和黄兴、陈其美、孙中山等人多次交游，参与策划东南起义之大计。并在老革命党人谭人凤的主持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监誓的是居正、杨谱笙。可谓待遇不低。更让人瞠目的是，这位相国女婿为了策动革命，联络帮会，甚至不惜自降身份，和社会的边缘群体——帮会混在了一起，并拜了青帮祖师爷的牌位为“大”字辈。在上海青帮的家谱序列中，祖传二十四字分别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又‘礼’)，大通悟觉(又‘学’)”。到了李徵五加入青帮时，“大”字前的辈分死得也差不多了，甚至连“大”字辈也寥寥无几，这也就意味着，能成为“大”字辈，李徵五就是青帮名副其实的“老头子”。就连杜月笙、张啸林遇到他，也得尊敬有加。当然，自封为“天”字辈的黄金荣也不能例外。这些举动并没有为李家兄弟制造不和，但宁波帮中意识形态的分离，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盖也盖不住。这对小港李家来说，无疑是一种风险。革命万一出事，家族肯定要深受其累。不过，按照商人惯习的“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资源分配模式，家族中有人追求立宪，有人追求革命，也未必不符合小港李家对未来的设想。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帝国，最终会走上哪一条政治路线。好在身为上海富豪，又有老大李云书这样的立宪党来打掩护，李徵五的革命活动始终都没怎么被发现。也就在加入同盟会后，他在上海邻近北火车站的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上开了一家木材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点。内有深宅大院，以木材公司为幌子，在此掩护革命党人。陈其美也在那里隐藏过。不管如何，正是李徵五的存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终于赢得了小港李家这样的家族财团的支持。这对不时陷入困境的他而言，该是多么大的激励。孙中山要感激的宁波帮，一定也少不了吴锦堂。宁波帮被人说牛，不仅是牛在他们把上海经营成了自己的地盘、宁波的后院，也在天津、武汉这样的通衢之地，站稳了脚跟，更牛在，信奉“要蹿头，海三湾”，也就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的他们，把自己的商业种子播撒在了世界各地。当西方列强还在中国作威作福之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孱弱的中国人也能“反攻倒算”，跑到自己的地盘上，打出了一片天下。吴锦堂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日本，做成了“关西财阀”。说起来，选择去日本，也自然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有关。商办自由化，以及民营企业的兴起，对商业嗅觉敏锐的宁波人来说，自然是一种诱惑。总体上看，从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宁波人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高潮。其中之一，就是在这19世纪末前后，以日本和南洋一带为主。“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是20世纪初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自然，还少不了那些靠着三把刀子闯天下的下层劳动者。这三把刀子，正是理发刀、菜刀，还有剪刀。也正是在这剪刀中，涌现出了中国近现代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服装革新群体——宁波红帮。这里就有顾天云，他生于1883年，15岁就去上海做学徒，满师后即去日本，1903年在东京开办宏泰洋服装。后来他成了红帮发展历程中一个极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不过，在日本成就自己商业地位的吴锦堂，属于大器晚成型的。在人生的前27年，他多半守护在慈溪东山头张家村那个世代务农的贫困之家。其祖父鹤来，父麟初，母罗氏则是今天的宁波余姚人。他原有个很奇怪的名字，作镆。此名在今天看来，算得上生僻字，《说文解字》“卷十四”中的“金部”就有“镆”的解释：“镆釾也。从金莫声。慕各切。”而镆釾，亦作“镆邪”。亦作“镆铘”。即莫邪。剑、戟之属。常指利剑。一个农家，能给他起出这么一个名字，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但也看出，此名寄托了家人的莫大希望。是剑啸江南，还是剑指天下？谁也不知道。只是，希望能成为利器的他，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有五兄弟，他居长；还有两个妹妹——这让他在书塾里还没读上两年，就辍学回家了，帮助父母务农，而且一务就是这么多年，甚至连亲都娶了。在24岁那年，他娶了同村徐金邦之女徐幽芳。看样儿他这一辈子就扔在老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了。但他似乎不想这样。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在帮助父母劳动的同时，他还是没丢下课本，自学起了《论语》，还有《幼学琼林》《孟子》，以及算术、记账、诗词，甚至日文……真是杂七杂八，来者不拒。也恰恰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学习，让他学问渐深，最后竟受到了当地学者王人文的表扬，王赞其“精通中日文字，下笔能曲达事理”。眼界开阔的他，有志不在“年高”，终于迈出了走向世界的一步。1882年，他27岁，随邻居外出以劳力谋生。和大多数宁波人一样，他首选的是上海。这个时候，比他大15多岁的叶澄衷，已经在上海滩开始风生水起了。而他才刚刚起步。得从底层做起，拉过黄包车，做过小贩，后来又做过打铁、磨豆腐、撑船等活……后来给一家萃丰香烛店帮佣——可以说，吃到了人生的百般苦。当然，也正是这些磨难，使年龄已经很大的他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幸运的是，因为表现不错，被店主派到苏州分店主持店务，使他获得经商之道。“吴锦堂在萃丰香烛店时，店里所用细香原料都是从日本进口，而产品龙凤花烛则销往日本，其时同业间多次商议如何不被经销商垄断、剥削。经店主们商议，1885年吴锦堂携同乡药商李遂生东渡日本长崎，开闯新路。”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原料和出口都在外地，自己只是代工，或者说是贴牌生产的商业模式，利润的咽喉被别人掐得死死的，根本没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要想赚大钱，只有自建渠道。有了渠道，才可以一手掌控。离开熟悉的家乡，闯荡日本，也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吴锦堂的店友就怕路途遥远，又是外国，言语不通。好在吴锦堂在老家自学日文帮助了他。有一个人，也陪伴他一起过来了，那就是他那贤惠的爱人徐幽芳，此时也跟他一同闯荡世界。到了长崎后，帮助他料理店务，整理商品，操劳家事，夜以继日。可惜的是，1899年，在他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后，她却逝世在异国。最后归葬故乡白洋湖畔。日后，吴锦堂续弦丁秀梅，复娶魏金菱。这两位夫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生于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个是生于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也正是他刚到日本的那一年。看得出，成功男人娶小媳妇儿，已成中国商业圈之“传统”——犹如今日万科王石抛弃发妻携手“80后”田朴珺。也许正因为年轻，这两位夫人才没有走在吴锦堂之前，丁秀梅于1936年11月去世，葬于日本神户。魏金菱则在1936年取道香港回大陆，定居于上海巨鹿路219弄，后于1967年2月13日去世，暂厝于杭州半山。
吴锦堂，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做成了“关西财阀”，并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吴锦堂差不多在长崎待了两年，一开始因为资金不足，只开了一家义生号，除了继续经营香烛之外，还兼将火柴、杂货之类的小商品贩运国内，再收进皮棉、杂粮等土产品在日销售。有了点小积累后，旋往大阪。“后吴锦堂开始调查当地小商品，发现黑细布钢骨雨伞比国内竹布雨伞更为耐用，花布遮阳伞也价廉物美。为了防止国内对‘东洋货’质量的歧视，他与厂家商定，包销雨伞、阳伞必须保证货真价实，如发现一把伞有质量问题全部退货，绝不含糊。由此，日本太阳牌雨伞在上海迅速打开销路。”这可以看成是时兴的产品召回制度的前身。以大阪为跳板，35岁那年，吴锦堂又赶赴30公里之外的神户。说起神户，有着面向濑户内海的地理位置，又是天然良港，也一跃成为近代日本最先打开国门的窗口之一。1868年神户开埠后，此前散居在长崎各地的中国人开始涌向这片“新天地”。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没有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华侨无法居住在指定的居留地中，只得集中在神户港西侧的沿岸地带，这片区域成为神户唐人街南京町的发祥之地。到1890年，神户的华侨不过10余人，经过100多年的风雨沉浮，南京町发展成为与横滨中华街、长崎新地并列的“日本第三大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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