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1）
2022/8/19 0:09:45 书虫子
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
作 者 王千马
自序“大海洋洋，忘记爹娘。”这是流传于宁波地区的一句童谣。奶声奶气地唱起，却总有一股辛酸在里头，也总让人想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里暂且不谈感情，先谈事实。从这句童谣里，最起码能得到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宁波(下文所提及的宁波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多为宁波地区)是一个近海之地。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古以来，宁波大部分就属于冲积平原，是滩涂之地。往东与东海相接，往北则是杭州湾的入海口。就连宁波的名字，也跟海有关，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希望“海定而波宁”，所以将这块东海之滨——元时的明州命名为宁波。这也可从宁波城的传说可见一斑。关于它的由来，传说中就有，宁波城是大禹来东南沿海治水时留下的一条船变的，东西长南北窄，桅杆变化为天封塔，船舱变为鼓楼，橹嘴变成八角楼。既然是船，自然是航行在水上。所以宁波与海也脱离不了干系。对这样的传说，我们姑且一笑应之。不过，这个传说倒是把今天宁波城的地理以及几处知名景点给说得一目了然，让人对宁波城有个直接的印象。正因为是近海之地，宁波想不成为“水城”都难。各大河浜穿城而过，“三江六塘河，一湖居中央”。江多河多湖泊多，桥自然也多。据说宋代宁波城有120座，到明清时更是多达200余座。说起来，宁波就是一自然的桥梁博物馆。这里的三江，乃知名的姚江以及奉化江，它们一个由北而下一个由南而上，相会于今日宁波市区的三江口，然后合二为一，投身甬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镇海口)，再奔腾入东海；六塘河乃宁波东乡的前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西乡的南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而湖则是西湖。不过它却非杭州那个西湖。因其位于宁波城的西南隅，遂得此名。传说它的形状像月字，所以又称它为月湖。为避杭州西湖的名讳，防止混为一谈，月湖便成了它的大名。它还有一姊妹湖，叫日湖。只不过今天的日湖早因年久淤没，被填为了平地。只剩月湖独美。这个月湖面积没有多大，比起真正的西湖来，小得可怜，约有0.2平方公里。只是，谁也不敢忽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曾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自宋元以来，便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的憩息荟萃之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在这里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如果说月湖太过于“小家碧玉”，那么，宁波城的东侧，距市中心15公里就有浙江第一大淡水湖——东钱湖，在郭沫若的眼里，颇有“太湖气魄”。其水域面积有20平方公里，竟是杭州西湖的三倍。宁波曾有句俗话“田要东乡，儿要亲生”，那是因为依赖此湖之水，东乡之田年年高产。山好水好自然会吸引一堆外人投住。这里最为知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他在兴越之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避居湖畔伏牛山下，晚年自号陶朱公。后人追念其兴越之功，便把伏牛山改为陶公山。
清雍正时期宁波府地图
1883年时的宁波城图想要说的是，这个陶朱公是经商高手，三次经商致富，又三散家财，所以又被称之为“商圣”或“文财神”。他落足东钱湖，对宁波来说，宛若冥冥之中的缘定。日后，诸多的宁波人，纷纷从本土出发，循着陶朱公的商业脉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四处出击，并引领风骚。这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帮得以孕育并成型的文化胎记。那么，从以上的那个童谣里，得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有人靠山吃山，宁波人就擅长靠海吃海。这话说得也同样没错。靠海吃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宁波人的航运业一直是强项。航运业要是不强，肯定撑不起宁波城所化身的那只船。事实上，早在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明中，就有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从事捕捞和航海活动，其古文化遗址就考古发现了6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木桨。而在2400多年前，范蠡所辅佐的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大力发展“水师”，曾增辟通海门户古句(gou)章港，此港便是今日宁波港的前身。而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9个主要港口，像会稽港、琅琊港、碣石港、番禺港，等等，句章港是其中之一，只是谁最早已经很难考证，但不管如何说，句章港都算是最早的港口之一。日后，此港经历了4次变迁，先是用了1200年，从句章港向三江口的江厦一带推进了19公里；接着用了1100年，从江厦向甬江的江北岸移动了0.5公里；再接着用了110年，从江北岸到镇海口前进了19公里。最后，仅用了5年时间，从镇海口到宁波北仑新区前进了14公里，于是成就了宁波港当下辉煌的气象。
宁波港口演变图，即A(句章港)—B(江厦)—C(甬江北岸)—D(镇海口)—E(北仑新区)。今天的宁波，有句知名的口号，就叫“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里的港自然就是指宁波港。至于书，则是指宁波城最为知名的文化遗存——天一阁。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既然是藏书楼，最怕的当然是火。取名天一阁，就是寄望“天一生水”。这下好了，宁波城的水更是源源不断。宁波港之所以能“港通天下”，除了出身早，靠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好。因为宁波正好处在了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可谓是南北逢源。这里的定海，曾是舟山群岛的县治所在地。而舟山群岛，则孤悬海外与宁波本土隔海相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隶属于旧宁波府。正是居于南北之间，是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中间跳板，舟山群岛深受英国人的青睐。他们为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不惜精力二打定海，总称为定海战役。这一战之后，中国越发地天无宁日。但也正是在这一战中，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被刀砍枪攒之后，尸体仍直立不仆，打出了中国人依旧的精气神。可以说，发生在宁波的这一战，既暗示了中国未来隐晦不明的命运走向，但也总让人相信，中国不死。有好港加上发达的水系，宁波也就早早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南号商船走南洋，北号商船走北洋。加上杭州湾入海口往北就是长江入海口，这样，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宁波可以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这也是日后宁波帮在重庆、武汉、九江以及安庆都很活跃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三江口的江厦码头也在当年一度兴盛不已，千帆竞发，百货流通……于是便又有了句俗话，“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正是因为对航运的热爱成了宁波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今人包玉刚和董浩云，靠着航运都做成了世界船王。尽管他们大多是在香港发迹，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航运基因”不是在宁波打下的呢？话又得说回来，事物有它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宁波人之所以靠海吃海，那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吃。一方面，洪水的威胁无时不在。比如说河姆渡文明。在1973年被意外发掘出来之前，它就如5000年前莫名其妙消失的玛雅文明一样不为人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黑史”“地下历史”。日后，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在距今6000年和5000年前后，河姆渡曾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的清洗。尤其是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先民的家园，而且还迫使河姆渡西南的姚江改道。当家园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先民们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迁徙，不得不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好在留下来的由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干栏式建筑构件，以及动植物遗骸，证明了河姆渡文明的存在，而且是相当发达的存在。它既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同时也说明了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又比如说镇海。在老人们留下的传说中，镇海以东曾发生过大塌陷，当时大地沉没，海水翻涌过来，将此地的城镇尽数淹没。据说，那是因为此地民风败坏，从而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倒是一位服侍瞎母尤其孝顺的年轻人，受到神仙的点拨之后，在大洪水到来之际，背起母亲向西狂奔逃命，最后实在跑不动，只好打算和母亲一起去死。但奇怪的是，就在他停下来的地方，海水也停下来了，土地也不塌陷了。从此这娘儿俩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了生活，这个地方也被娘儿俩起名叫定海。从这里可以得知，镇海原先叫定海。在真实的史料中，定海的确是镇海的曾用名，但也只是镇海的曾用名之一。五代吴越时，镇海还叫过望海。到宋时才改名定海。这显然跟上述的传说有所出入，毕竟那是神话故事，自然不能尽信。不过镇海曾经塌陷，也是有史可查。那是在明末，中国曾有长达15年的地震。正是这样的大型地震，导致了崇祯政权的最终崩盘。根据《宁波府志》记载，当时的地震曾让东海大面积塌陷，一直塌到宁波镇海，同时又抬起了今日上海的崇明岛。先民把镇海叫作定海，也可以读出他们在天灾面前的一种期待，或者说，是祈祷。日后，随着占据舟山群岛的南明政权被清军彻底击败，东海形势逐渐平静。加上1683年，施琅统兵收复台湾，结束了由郑成功起历经郑氏家族三代为期20余年的偏安局面，海禁也开始松弛下来。1688年，康熙遂将定海改名镇海，并在舟山群岛新设定海县。宁波的面目又为之一新。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波的成长史，既是向海要饭的睦邻友好史，同时也是一部与海洋争陆地的斗争史。无疑，宁波是一个少地之所在。海洋的侵蚀，“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加上境内还有蜿蜒的山脉，像著名的四明山，也占去了宁波土地的很大份额。这让宁波人不得不时刻面对土地供应紧张的局面。以前还好，到了南朝刘宋大明初年，人多地少开始成为问题。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朝，其地理范围，最大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淮河秦岭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相对应的北朝，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两者相加，便“成就”了一段300年杀戮的疯狂史。一直到继承北周疆域的隋，灭了南朝陈，才最终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总而言之，南北朝是历史上超级混乱的时期，大家都忙着称帝，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正可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登台的机会。相比较世事比较安稳的南朝，北朝人活得更悲惨一些，因为统治他们的是异族，尽管北魏孝文帝曾努力推动过汉化改革，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话，废除了鲜卑族的种种特权。后来又将鲜卑诸姓改为汉姓，其中拓跋改作元姓，另外还有一些鲜卑姓氏都改为长孙、穆、奚、陆、贺等汉族姓氏，同时，北魏孝文帝还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同汉人的关系……但对治下人口众多的汉人，还是采取了相当残酷的措施。整个北朝，人口减少了上千万。正因为如此，大批的中原人士纷纷南迁，挨不过难道还躲不过吗？好在南迁没有户籍限制，也不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也给了那些北方人活命的机会。同时，中国大陆的疆土也完成了由北方到南方的再开发。宁波地区，则成了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人多了，但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集中”了。在整个南朝，其土地制度基本上可分为国有土地和私人大土地占有制。那时，南方的私人地主通过赐田、侵夺农民土地，另外再侵夺公田或山泽，亦即侵占封建国有土地，最后摇身一变为大土地占有者。其中山泽屯封在南朝表现得最明显，大土地占有者们私家占了一定的山岭或江湖，然后在此栽种竹木花果药材，饲养禽鸟鱼虾等物，以及制作用具器物等，不仅供给自用，更可谋取厚利的山林水产经营事业。“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见萧梁诏书)也就是说，广大的小民们望着面前的山，却没法去打柴，看着脚下的水，却无法去捕鱼。活活都能把人给气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早在西晋时，就颁布了占田课田，规定着不同等级的人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地。到了刘宋大明初年，又规定了按不同等级占有不同数量的山水，以限制豪强的广占山水。也就是说田地山水，要由封建国家来规定占有限额，超过限额的要加以刑罚，宋武帝刘裕，因山泽私屯太多，曾令禁止。而萧梁更是严禁私屯，“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也就是说，萧梁要用军法和死罪来处分违命者。手段不可谓不雷霆万钧。从这个角度来看，封建国家掌握着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不过这一支配权在南朝时日益削弱了，然而削弱了并不等于没有，在不少场合还起作用。所以，在南朝时，宁波的土地紧张局面还算是好的，虽然失衡，但没到那种很夸张的程度。到了南宋，局面就显然不同了。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是个偏安小朝廷，经济比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但军事实力以及政治都较为软弱和无能，难得有几个精兵强将，如岳飞等人，还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致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而宁波则离杭州近在咫尺。一下子，宁波就从边鄙小镇，成了京畿重镇。后果也显而易见，人口剧增。有史为证，根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16年，宁波约有26万余人，到了乾道四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不过52年，宁波人口就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根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人均9.12亩，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不过100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土地已经不多。到了明清时期，宁波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到清代，宁波更是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也就是说，供不应求。如此看来，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是放到明中叶，肯定会得到王士性的大力拥护。人的出生本来是件喜事，但在匮乏的土地面前，却变成了社会问题。身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对这种矛盾感同身受。与宁波相似，徽州自古以来也“六山三水一分田”。更糟糕的是，“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徽州府志》)意思也就是，徽州生态环境恶劣，土质非常非常地差劲，土色泛红且容易板结。而且，“高水湍悍少潴畜(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很难积水，十天不下雨就让人愁得慌，但一下骤雨，更让人愁得慌，那地上的东西有如日本鬼子进村，被扫荡一空。所以就是丰年，也得有赖江楚输入十之六七。没办法，你说徽州人要是不外出讨生活，怎么还活得下去。而讨生活的方式有二：一是讨饭，二是做生意。于是就“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用很励志的话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是得说清楚的是，爹娘虽然把你扔出去了，你却不能怨天怨地怨爹娘，那是因为你前世没有修到家，所以才生到徽州的，生到我家的。总而言之，还是你自己的错。接下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带着满面的仓皇和饥饿之色，如逃兵似的，从狭稠的徽州，涌向了全国。对很多宁波人来说，出去，也成了人生的不二选择。他们拿起三把刀，从沿海盐碱地区走向了杭州湾彼岸的上海，走向全国，走向日本，走向南洋……这三把刀，分别是菜刀、剃刀和剪刀。其中，拿剪刀的，成就了宁波日后最为知名的一个群体——红帮裁缝。当然，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还拿起了钢刀，加入了革命的洪流。出门在外，诸事不易。不提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尤其是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上下其手，单提海上的风浪，就有可能让他们有去无回。过去去上海，虽然只隔了个杭州湾，犹如邻居般，但要串门却殊为不易。或者走陆路，但必须要向西绕道杭州，再北上，呈斜“V”字形走向。或者就坐渡船。不过杭州湾相貌独特，为喇叭形特征，也就是口大喉小。加上其海底地势，自乍浦起，以0.1‰～2‰的坡度向西抬升。不难想象，当海水倒灌进来时，杭州湾该会是怎样惊心动魄的面目。犹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的钱塘潮就是它的作品。在帆船时代，坐船经过杭州湾，也是生死考验。到了西方的火轮进入中国抢生意之后，安全性虽然有所保障，但是在那不平等的年代，以为自己花钱买票就能得到外人的尊重，照样很难。于是，当徽州人在外经商，成就了徽商这个群体的光荣，也给了他们所在的皖南山区的无数个村落，留下了一座座贞节牌坊。宁波人同样是此去经年，两地相离，甚至阴阳两隔。大海洋洋，忘记爹娘……不管是靠海吃海，还是靠海被海吃，对海洋的感谢，应是宁波人的应有之意。得承认，尽管与海洋要时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也正是这些斗争教育了宁波人，让海洋成为了磨砺他们生命、精神、胆略以及意志的大操场。梁启超先生曾经曰过，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常常为故土所累，但试着看看海，就觉得清凡脱俗，超然物外，所以不计较利害得失，可以拿性命财产作为孤注，来和大海赌一赌。“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另外，由于长时间地要和风浪斗争，按《定海县志》的说法，“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门庭”，当他人还在为一些小动静而颤惊不已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融融了。更重要的是，《鄞县通志》还称，“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触较早”。而这也让他们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亦早且深。除此，海洋还从另外一方面让宁波人受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外打拼的宁波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地团结互助，而前辈在发达之后，也不吝气力提携后进，后人在谈到宁波文化时，就直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直爽重乡谊。有文对这一现象曾给予了很恰当也很深刻的解读：“宁波人说话‘石骨铁硬’，底气十足，然而待人骨子里却并不倨傲，比较亲切。注重乡情，在家亲邻互助，在外同乡帮衬。”这种文化形成也自有一定原因，“追根溯源，宁波先民大概是古代百越民族北系于越族的旁脉，越地滨江临海，草泽丘陵绵延，山洪潮汐出没于林莽，虫蛇兽类侵袭为害，此外北部还有强吴存在，长时间面临种族覆亡之危。所以，宁波承袭了越文化‘锐兵任死’的峻烈，团体求生的忠诚，也有了九死一生后的自我赏识和自我炫耀，从而演化出几分独特的爽直。宁波式爽直与北方鲁直的区别，就在于不像后者那么个人化、霸道气，而更追求群体共鸣性和认同性，也就更显团队精神。这个从宁波人日常直通通的表白后，往往有‘你讲是呗’的后缀就可见一斑”。这何尝不是宁波人的造化。对他们来说，海洋文明就在这潜移默化当中，注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的基因。宁波的团结、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还有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由此而来。这也让它有了后发制人的优势和积累。就说商业。当范蠡三次经商致富，内陆的农业文明却在商业上不进反退，长时间地逗留在低水平的停滞阶段。就比如对外出讨生活的徽州人来说，从商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民逐末利”，只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想必都不会做这种低贱的行当。直到今天，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村口依旧立有一块大牌子，上面除了写，(本村)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还写有：“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没有朱紫贵，金银山也失去了意义。士农之后，方才工商。诚然也。相反的是，宁波人却不会把经商当成自己人生的负担。因为久处边鄙之乡，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的追求上没有包袱也没多少心理压力。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鄮”命名的县名。此“鄮”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乾道《四明图经》便有这样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故有人感叹，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所以才能出现江厦码头的商业气象。除了内贸，宁波在外贸上发展也是走在前头的。勾践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在当时是军事港却非贸易港，但到唐代之后，宁波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北宋淳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90年，朝廷在宁波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也就是海关总署——市舶司。此前，市舶司一直设在广州。不得不说，当宁波人的重商传统和他们的开放精神及冒险、开拓、抗压能力一旦结合起来，你不难想象他们在商业上所表现出的才华和潜能。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些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反过来也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从宁波出来的权贵儒士，跟别地方的酸儒穷儒就是不一样，对工商业不但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像当下书市上经常会看到的《李嘉诚经商三宝》《犹太人教你学经商》等。比如说，有位姓戴的宁波人，就对自己的儿子们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整个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得以萌芽与发展。民主启蒙思想随之也在这片沃土上产生。有身为余姚人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有同为余姚人的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在这位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不得不再提一下宁波在1844年的开埠。此前1842年8月，颟顸无能而自视甚高的帝国统治者，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不得不和征服者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按条约规定，广州于1843年7月27日开放；厦门于1843年11月2日开放；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放；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放；最晚的是福州，于1844年6月开放……显然，对这样一个航运发达而商业素养又很足的城市，自工业革命之后急切需要拓展市场的英国人没理由放弃。只是，这让宁波留存在后世学子的脑海中，更像是个屈辱的符号。此后，国外的洋船携着利炮，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开进了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开进了三江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宁波就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不过，它也让外向型的宁波，更为大幅度地直面世界。这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由不同渠道传入了宁波，并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宁波人在近代工商业中的表现也因此水涨船高。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除了传统的药材业、成衣行，以及航运业，他们还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们在钱业上也表现得足够优秀。谈起近代金融，大家一开始会想起晋商的票号，但事实上，宁波钱庄的出现，要远早于雷履泰在山西创办天下闻名的日升昌。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导致了洋钱(银元)大量流入，产生了兑换银元和铜钱的需求。钱庄也在宁波应运而生。因为“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加上其独创的“进出只登账簿，不必银钱过手”的过账制度，让宁波钱庄从江厦走向了全国。上海的第一家钱庄就是宁波人方润斋开设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人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已形成的九大著名钱庄集团中，宁波钱庄就占2/3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这加强了宁波人在上海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商业的拓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正是在这些自家钱庄的支持下，宁波人更容易建立起自身的贸易体系，更容易推动自己的商贸活动。因为活动能量的巨幅提升，本来就团结互助的他们，也逐渐形成了集群化效应。近代宁波帮的雏形因此显现并开始醒目起来。这不仅统一了他们的外在形象，更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他们带着海的气息，却借此跃向了更高的天空。如果说，初萌的宁波帮还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但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然有了更新的实质和气象。首先，他们在商业上更具有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而不像早期的晋商、徽商那样依赖特权，将自己所有的身家都建立在官府的准入政策之上；其次，他们在与西人以及西方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得以早早地拥抱机器化大生产。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陡然进入工业文明的轨道时，他们如鱼得水，华丽转身，从生意人变成了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或者工商兼修。他们大多将自己的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之中，最后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另外，尽管擅长钱庄业，但他们却不像晋商票号那样，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知变通，相反的是，积极地投身到银行业的尝试当中，无论银行最终是否杀死了钱庄，他们也在所不惜。正是在这样的姿态下，我们也因此能看见，在很多行业档案中，他们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成就了自己“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匹敌者”这一地位。这里得穿插几句的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宁波帮，主要是指旧宁波府所属六县的商人，包括前文所提到的镇海、定海，另外还有鄞县、慈溪、象山和奉化。其中的鄞县，在朱元璋改明州为宁波府时，其县治亦为府治。可以说，在这几个县中，鄞县是旧宁波府的中心县。我们所说的宁波城，也大多位于鄞县这一区域。也许，还有一些人对慈溪、象山和奉化有些面生，但是，你若喜欢海鲜，你肯定会知道象山。你若知道蒋介石，也一定知道奉化是他的老家。它们分别是海鲜胜地和蒋氏故里。至于慈溪，则是中国知名的孝城，东汉董黯“母慈子孝”这一典故便流传于此。这里有个问题是，前文一直在大提特提余姚，为什么却在这里偏偏被落下？很简单，此时的余姚，依旧属于绍兴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宁海一起，被划归到新兴的宁波市。与此同时，宁海也还属于台州府。不过，由于地缘上的紧密相连，这些地方互相影响，也有着相似的特性，你很难将它们很清晰地区分开来。随着时代的进程，宁波的范围扩大，而宁波帮的内涵也相应地扩大，那些出身余姚和宁海等地的商人，也“名正言顺”地成了宁波帮中重要的一分子。他们中的知名人物有严信厚，慈溪人。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于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另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有人说，他是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他的徒子徒孙同样不弱于人。“赤脚财神”虞洽卿与盛丕华于1920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宋汉章于1931年创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为当时资金最大、信誉最高的保险公司。……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那就不数。宁波帮自此成就了自己巨大的英名。谁都不敢忽视宁波帮。这个时候的徽商，却日薄西山，穷途末路。徽商是旧式的商人。从他们对待经商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沾沾自喜，曾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盐木典茶”，以及“丝棉粮食”这些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中，都能长袖善舞。尤其是乾隆时期，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州盐商更是风光一时，其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使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牛吧？就是这些，都没能阻止徽商的没落。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暂且不论这样的改革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百分之多少的增长，给徽商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想想吧，如果现在也有领导站出来说，不许中石油中石化，或者电信联通搞垄断了，你看它们还能蹦达到多久？就如徽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除此之外，徽商在“丝棉粮食”以及“木典茶”等战线上，同样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击。有些阻击直接就来自宁波帮。在木材长途运输上，原先的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本，积敛巨财。不过，他们的木材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受着地理的局限，顶多靠着内江内河的“援手”。加上他们大概没做好环境保护，砍得多，种得少，最后，内陆的木材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这个时候，靠内江内河的输送，终究比不上海路。尤其是清朝前期，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和大海打了不知道多少辈子交道的宁波人，终于能从木材运输中分得一块蛋糕了，而且这蛋糕越分越多。不过，宁波人也不独享，江淮商人、山东商人还有福建商人，也加入了这场分蛋糕的游戏当中。顺便得提一句的是，从事木材长途运输的徽商主要是婺源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婺源。可怜的徽州，随着徽商的没落，居然连自己都没法保存，被分的分、灭的灭，最终改名换姓为黄山市。幸好，黄山市还保留着一个徽州区，让人对徽州保留了一点念想。当然这也是后话。另外，在粮食运输上，徽商也不敌宁波帮。虽然他们也曾较早投资沙船运输业，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开展沙船和近代火轮业，扬帆驰骋于海上的，龙头老大是宁波帮，徽州粮食商人想都不用想了。“望洋兴叹”这个成语，我们更愿意相信是这样来的。更关键的是——徽商研究者范金民更是一言以蔽之——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别人都抓住时机，发财的发财，成名的成名，当然也有不少冤死鬼。但徽商却在坐以待毙。他们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也没像宁波帮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也没有像宁波帮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意思也就是“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我相信，他们打心底还是对从商觉得自卑，所以经营成功的徽商大多喜欢浓墨重彩地“修饰”自己，并积极地享受生活，以此作为心理补偿。他们喜欢戏剧表演，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无疑让自己觉得面上有光。尤其是明朝后期，他们更是将江南的收藏风气推向了极致，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东瀛列岛。看上去挺风雅，却制造了无数的“艺术泡沫”。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徽商是一个擅长于走上层路线，搞官商结合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的重要原因。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以此来结交权贵。“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他们在与权贵的称兄道弟中，一方面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另外一方面能得到政治上的庇护。只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们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尤其是他们所依附的权贵，像陶澍之流再对他们来个釜底抽薪……徽商的处境不言而喻。他们害死了自己，还害死了自己的家乡人。徽商在外雍容雅服，衣丝乘车，搞得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有钱。有钱不敲，当政府是傻子呀。结果明清两朝政府都拼命地向徽州征收赋税，可想而知，徽州当地的人民被欺压得苦不堪言，一天只吃两餐，而且没什么花样，只有粥。妇女们日夜纺织，一个月要做四十五天的活。而更多的人，出走为商，加入到这恶性循环当中，成为链条上的一员。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中养成了团结互助好习惯的宁波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往往会对家乡给予最为温馨的回报。兴办实业，开办学校……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在自己六十大寿时曾做出两项决定：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的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另外一项就是，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里设义塾。他的学生中便有电影巨头邵逸夫，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他们都是宁波人。宁波帮也因此源远流长，不曾断绝。又如虞洽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自己的老家——镇海龙山村建成了“宁波唯一的模范村庄”。他在龙山投资兴办了龙山三北轮埠码头，这样轮船就可以从龙山直接出发抵达宁波城区、上海，家乡的棉花也就有了一个快捷的出口途径，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可省60余万元。另外，他还在家乡的虞宅北首办电报局、电话处、铁路等，后又办起火力发电所、救火会所。想想现在的有钱人，有了钱之后，就想携款移民，两相对比，叫人情何以堪？徽商也只有一声叹息。他们眼见着，在自己逐渐没落的背影下，赫然站出了一个更新的商业王朝。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一方面，相比较晋商和徽商，宁波帮更有现代性。除了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它的成长期几乎和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同步，从西风初来，到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到北洋混战，再到蒋氏登台、民国初定……可以说，它的成长贯穿于中国从大破到大立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程参与并见证这一进程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这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方面。现代化大转型并不仅仅是从农业到工业那么简单，它所蕴含的转变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政体、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甚至是道德人心。如果说宁波帮只是顺应时势，从一个生意人变成了现代的企业家，那依旧是抹杀了他们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贡献。事实上，尽管他们起家并成名于工商业，但他们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并不仅仅限于工商业之上。在传统的晋商和徽商依附权力，为权力所用最终为权力所弃之后，宁波帮却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他们虽然也谙熟中国的政商关系，像严信厚投身李鸿章，虞洽卿也紧密团结端方，但他们却在西方势力与本土统治者的较量中找到了生存的相对独立的空间。日后，他们甚至以“北袁(袁世凯)南张(张謇)”为向导，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身份，更不惮于发出这个群体的声音。从以前的“工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再到“立宪救国”，他们改变了商人作为“食利者”的固有形象，也改变了他们在帝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受贬抑的地位。这里就有宁波帮在天津落足的严氏家族。这个家族曾“诞生”过严信厚，它的一支在移居天津之后，同样也出了一位名满天下的后人，他就是严信厚的族侄严修。他曾任贵州学政，并在此任上提出了其时颇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主意：奏开经济特科——这在后来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维新失败之后，他回归天津，立志以兴学来救中国。幸运的是，他又遇到了张伯苓，这对忘年交成了一辈子志同道合的伙伴。正是在两人的携手之下，他们创办了中国至今依旧知名的南开大学，并建立起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这也进一步带动了直隶教育的勃兴，让袁世凯在天津推动的地方自治有了更多的人才，以及更好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他在兴学实践中也得到了教育，那就是科举不废学堂不兴。没有他的影响和推动，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不会就这么轻易在20世纪初被终结。日后，在袁世凯的力荐下，严修又进入新成立的学部，在推动全国性普及教育的同时，更是让学部成了新政的发动机……如果清政府当年能顺应民意，而不是在专制的道路上走得很自我，那么它的命运也不会在1911年被改变。无疑，在改变清朝命运的推手之间，也少不了宁波帮中人。这些人有些一开始就走得很远。像赵家兄弟，像小港李家的李徵五。他们在“君主立宪”成为潮流，国家正追求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际，却团结在了孙中山的周围，成为传统秩序的彻底破坏者。不得不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记在宁波帮身上。一方面，他们对革命无疑是热忱的，相比较底层群众，他们更容易也更方便去接受并理解、消化西方的各种主义。这让革命多了不少人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父辈或者自己在工商业上的成功，也让革命多了重要的资金渠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需要流血，也是需要钱财的。这让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很是依赖宁波帮。更重要的是，随着清政府在改革的路上一误再误也一错再错，一再将先前铁杆的立宪派都推到了革命的阵营，宁波帮也开始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流。当朱葆三、虞洽卿这些从清政府那边捐得官帽的大人物，都开始站在了陈其美的背后，替革命党人出谋划策，清政府这块朽木再也不可雕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宁波帮，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会多一些波折。这条路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旅途总见淤塞改道，最后竟有九曲十八湾。倒是见惯风浪的宁波帮，顺应时势给了勉力支持，让此路走得更为顺畅一些。这无疑是对宁波帮最大的褒奖，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居功自傲。在日后的大变革中，他们依旧不曾缺席，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牛人，也依旧数不胜数。比如有创办西药业斗败洋商，并在娱乐业上一展身手，曾创办上海当时规模最大戏院新新舞台，日后又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有被后人誉为“白帝卧龙，通商惠工。唯信是崇，百业朝宗”的钱业巨子，曾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15年的秦润卿；有改革药厂创办自有品牌“人造自来血”，重视国货运动，曾以小胜大战胜外来祥茂皂，最后因怒斥日酋为国捐躯的项松茂；有开拓联运，兴办多种实业名扬申江，在国难之际曾多次拒绝出任伪职的蒉延芳；有拒绝耶稣而被圣约翰大学开除，最后做成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的“企业大王”刘鸿生；也有在辛亥之年上海光复中横刀立马冲在第一线，曾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里手”，日后拒任伪职反对内战，临终前把资产捐献给国家的“红色资本家”包达三；有经营面粉起家，以人舍我取的战略成为亿万富翁，当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多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王宽诚……当然，少不了以船王为荣誉头衔的包玉刚、董浩云，他们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让宁波帮的商业王朝变得更为国际化。更少不了的是，那位广为人知的邵逸夫——其一生传奇，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就自己“影视王”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成为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巨头，同时他也审时度势，及时投身电视业，成为TVB最大的股东之一。更关键的，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也一直坚持不懈，如今全国各地有多所学校建有以他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这也让他的大名得以根植在诸多学子的心中。额外补充一下，除了邵逸夫，出生在宁波蚕茧商人之家的张石川，同样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他一生编导了120余部作品，其中，《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片，一时震惊了中国影坛。更重要的是，他还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电影明星，这里面就有风华绝代的胡蝶……重新认识宁波帮，一方面宁波帮其实是传奇之所在，他们里面的很多人拉出来，都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独当一面。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各大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当中，要想了解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及今日中国的由来，不得不去认识宁波帮。我们可以断言，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里还要说的是，尽管宁波帮一开始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以商业而名世，但因为它对近代中国所施加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方方面面，所以你不能将宁波帮简单地定义为宁波商帮。在我看来，宁波帮在历史演变中一定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内涵，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从文从武，不管是在本土发展还是在外乡打拼，只要是出身宁波，或者是宁波的后人，身上打上了宁波的烙印，并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贡献，都是宁波帮中人。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宁波帮成长于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民族情绪一直很激烈。加上巨变带来的游戏规则被破坏或者被稀释，宁波帮也在所难免地沾染上了一些陋习，有时为了成功，也难免行走于灰色乃至黑色地带。这也容易让他们成为舌尖上的风浪，成为被抨击的对象。比如说杨坊等人身为买办商人，在洋商和中国之中居间服务，难免有“汉奸”的嫌疑，在当时是可恨也可杀的；比如说张啸林加入青帮，靠黑(黑社会)黄(卖淫业)白(鸦片)三色巧取豪夺，逼良为娼而“荣列”“上海三大亨”；比如说傅筱庵投身盛宣怀，在盛故去之后，侵夺他家财产，日后又抵不住政治的诱惑，卖国投敌出任上海市伪市长，最后被军统策反的仆人朱升源持刀砍死，成为被戴笠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还比如朱葆三利用关系经营庚子赔款之便坐实自己在上海滩的地位，虞洽卿在抗战期间以慈善的名义办理平粜米而名利双收大发国难财被人称为“米蛀虫”……更要命的是，当年宁波帮刚刚在上海以及外地打拼之时，大多一穷二白，光脚不怕穿鞋，因此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敢吃苦、敢拼搏、敢冒险，而且讲诚信，骨头很硬。虽然是为洋人服务，但在洋人的压迫面前，也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相信“民气压倒洋气”。比如说在四明公所的土地面临着法国人的强占之时，他们也会发动群众，包括“短打朋友”，通过罢工罢市的方式，和对方较量。然而，等到他们真正在上海乃至全国坐稳位置，成为既得利益者之时，却开始远离民众，并对民众的诉求选择性地忽视。比如说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由虞洽卿、宋汉章、傅筱庵、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组成的“五卅委员会”，虽然向西方列强提出了13条要求，但却删除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等条款，显示出他们对自己所属资本家群体利益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方列强的利益，毕竟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全面捆绑。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宁波帮又在1927年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成了宁波帮对自己的同乡也是日后的中国独裁者所献上的“投名状”。我们因此也就能看到，当蒋介石一步步走向独裁之路时，背后总少不了以宁波帮为重要势力的江浙财团的影子。不得不说，正是这人生的弱点，以及历史的污点，让宁波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成了比较尴尬的存在，在有意无意中被屏蔽，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宁波帮所有的缺点，正所谓人无完人，帮无完帮，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所以需要一分为二地对他们进行审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持续期间，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以及智慧。这些智慧对后人尤其重要，成了宝贵经验的留存。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大浪淘沙，宁波帮也褪去原罪，卸下包袱，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有机力量。198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而数月之后的8月1日，在听取了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满怀激情地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还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这也是至今流传在宁波“宁波帮，帮宁波”这一口号的由来。对宁波来说，拥有这样巨大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的宁波帮，无疑是自身巨大的矿藏，而且唾手可得。宁波会因他们而得以发展。中国也将因他们而受惠。不难想象，有了他们的支持，宁波乃至中国可以开足马力，向大海再次进发。宁波帮，帮中国。
幕起19世纪60年代刚起头的中国，很诡异。诡异的地方在于，当北方的清朝官兵扣押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英法联军，与此同时，南方的清朝官商却向英法求援，甚至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一边拼死拼活要捍卫自己的贞节，一边却是乱抛媚眼恨不得立马将人勾引上床，你都分不清楚哪样的中国，才是真实。这一年，英国人再次北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让中国人觉得心惊肉跳。上次北犯，就让中国收获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才过去了十几年，他们又坐不住了，而且身边又多了法国人狼狈为奸。于是，这次北犯一犯就犯到了北京城下。蒙古贵族出身，曾被视为“国之柱石”的僧格林沁没有挡住他们的兵锋所向。先失守大沽和天津，后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但他的战斗精神曾让对手感到惊叹，尤其是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更是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督战——这些举动丝毫不像清朝官兵给人的旧有形象。然而，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在英法联军的炮火面前，一如既往，基本不起什么作用。爱新觉罗·奕 (1831—1861)，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当时的老公，施展了自己逃跑的本事，一口气从北京仓皇逃亡到了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市。恭亲王奕?被命留下谈判。我们现在就可以叫他“皇跑跑”了。他的出生地——圆明园，便在随后的日子里，惨遭英法联军的蹂躏与洗劫。此后，一位名叫巴特勒的上尉想知道维克多·雨果对这次英法取得的胜利能给予多大程度的赞同，这位法国大文豪在复信中这样说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这个拥有150年的历史，“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做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然而，就在英法联军的洗劫和放火面前，这个符号彻底地被洗白了。与此同时，“天朝”皇帝自以为是的优越心理，也随之被摧残。西方列强要的就是这感觉。想当年，他们要见一下中国皇帝都很难。即使见一面，还得磕上几个头。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现在，他们没必要再对清政府的傲慢忍气吞声了。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他在奕?的报告上批了四字：“曷胜愤怒!”“1860年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据说，为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带路的，不是别人，正是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说起龚自珍，不免让人叹息，他的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到多少人的心坎上。可惜浑浊的官场，容忍不了有气节的人，他“将朝廷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常常发言指陈，希图革鼎，这引起公务员队伍的普遍不满，连林则徐都对他不满。他又常常忤违上司，所以长官也不喜欢他”。这导致他郁郁寡欢，最后暴卒于丹阳。再说起龚半伦，则不免让人叹气，这个比他老子还聪明的儿子，不愿意走父亲这条老路就罢了，“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但也不能摇身一变，成了可耻的“带路党”吧？更恶心的是，在将联军引进圆明园时，他还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金宝重器以归。这在《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里就有很直白的描述：“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后来，“恭亲王奕?负责与英法谈判，英法一方的谈判翻译兼参谋就是龚半伦。这下大清国悲剧了——龚半伦见了恭亲王，一点不恭敬，一直坏笑着，不停地给英法方面出主意，百般刁难恭亲王。” 恭亲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与此同时，一个叫杨坊的宁波人，在英法联军北上的过程中，于清政府和英法之间搜集情报，并承担居间斡旋的角色。比较两人就会发现，他们都和上海有关。龚半伦曾混迹上海，做过英国驻上海副领事，也是日后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秘书。据说威氏很赏识他，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除此之外，行动有护卫跟从，月至万金。这多少也证明了他自身的能力。只是他在晚清的科考中，屡试不第，始终没有混到功名。这大概也是他愤世嫉俗的一大诱因。说起来，龚半伦名橙，字孝棋，又名孝拱，半伦只是他晚年的号。所谓“半伦”者，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中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只是，在他晚年穷困潦倒之时，他这个唯一至爱，也跟着别人跑了，他连半伦都没落上。也许正因为他的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人们愈加相信他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向导。事实上，《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只是小说家言，相反的是，他的朋友赵烈文在私人日记里却将他描述为一个颇为忧国忧民的人。更关键的是，在洋人的回忆录和当年留京官员的日记中，也完全找不到他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记载。当然，“中国有句俗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又说‘是非上身皆有因’。龚橙被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确实不是无缘无故。”杨坊呢，早年在宁波当绸布店店员，后入教会学校习英语，不过他喜欢赌博，这在务实打拼的宁波人眼里，自然不是什么正经人。所以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在多个版本中已经无从查考。但我们知道的是，就在1843年，他因为赌博欠债而流落到了上海，一度样子狼狈，被人误作了挑水工。但因缘聚会，加上自己的审时度势，竟在上海发家。和龚半伦一样，杨坊也是吃洋饭发洋财的人。他的发家，是从外国洋行充当买办开始，先是美国旗昌洋行，接着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正是在这怡和洋行，他得以介入鸦片贸易。大多数洋行初入中国想要立足，一开始都是靠走私鸦片，将贩卖鸦片作为主业。怡和也不例外。只是走私鸦片让他们并不过瘾，尤其是清政府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明里暗里的打击，让他们如鲠在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其实也有一个诉求，那就是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洋行在鸦片贸易上更是有恃无恐。杨坊也因此成为申城头号鸦片大王。在上海滩一度算得上是仅次于道台吴煦的第二号人物。如果说龚半伦的人生是个烂故事，杨坊倒可以用来励志。只是，他也难逃“汉奸”的骂名。这个骂名如影随形，甩都甩不掉。有点自绝于人民的感觉。事实上，他们并不孤独。这样的“汉奸”在晚清似乎比比皆是，都已经成为了流行语。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你就会发现，在不长的两万字的文章里，竟处处是“汉奸”。至于“奸细”“奸民”“奸商”“奸相”等带“奸”的字样，也时有浮现。其中，“汉奸”最多，有25处；“奸商”与“奸民”次之，各出现两次；“奸细”“奸人”与“奸相”各出现一次。也正是有这些“汉奸”的帮助，这段发生在1856年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英法抢劫到了更多。就连怂恿并伙同抢劫的美国和俄国也跟着大饱私囊。惶恐中的清政府，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一再予以满足。想要赔款，那就给他们银子；想要开放通商口岸，那就再在《天津条约》中给他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这些还不够，那好，不是还要签《北京条约》嘛，再开天津为商埠就是；至于他们想要“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哪怕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也不用多考虑了，给了，统统都给了。这也不是第一次让西方列强占便宜了。大家都快麻木了。这样看来，龚半伦所骂恭亲王之言，句句不虚。西方列强这才心满意足地暂时性地息事宁人。事实上，相比起西方列强，在中国内地开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更是清政府的心头大患。比如说，1851年从广西金田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不仅远无“肃清”“剿灭”迹象，而且还在1853年于天京建立政权，和朝廷分庭抗礼，这还了得？清政府一想到这就火冒三丈。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一方面，清政府也实在没办法阻止鸦片走私，既然没办法，那就顺水推舟合法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因为对付太平天国，就需要大量的粮饷。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自然就可以正式将鸦片作为商品征税。这个口子一开，事态的发展就显而易见，国内鸦片的种植也变为合法化，被称为“土药”的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成品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到1882年，本土鸦片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可以出口了。”这无疑是个意外之喜。相比较太平天国犹如卧榻侧之人，让自己每夜都不能踏实入睡。清政府的一些“慧眼”倒是发现，尽管在和列强的谈判过中，多次丧权辱国，但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自己的统治成为新的皇帝。“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缘故。”这一发现让他们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此重新挺直了腰杆，认为“夷人不足虑”，还是要积极促成“中外和好”。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帮忙对付农民起义。这就是所谓的借师助“剿”。作为在中国已经“独立存在”的第三方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对另一边殊为不利。杨坊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居间斡旋，不仅可以讨好清政府，也是对西方列强心存拉拢。他大小也算得上是上海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总是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农民起义带来的冲击，以及各种反冲击，缩水甚至消弭。对他们都客气成这样了，他们总得表示一下吧？
第一章 买办来了向北是上海!杨坊，字启堂，又字憩棠，宁波鄞县人。他当年流落到上海，是被迫而为，但也是顺势而为。与宁波本土只有一个杭州湾之隔，坐船有时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到达的上海，曾是众多宁波人外出打拼的一个重要选择。今日的上海，像极了豪门，当时的上海，在很长时间内，连豪门的门槛都没摸着，只是一个受宁波商业辐射的小县城，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也就是豫园、老城隍庙所在的“老城厢”。今天的人民路，在当年便是它北门外的护城河。说起历史，它一开始只是个海边小渔村，在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到1192年才有了“上海”这个正式地名，所以排起辈分来，它还得叫苏州一声老祖宗。对这样一个小渔村，帝国版图一直将它放置于很疏远的地位。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到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着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这里的江，自然是指长江。海则是东海。头顶长江，脚踏杭州湾。面朝东海，上海春暖花开。与此同时，上海又有黄浦江穿城而过，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和浦东，并在白渡桥接纳吴淞江(苏州河)，再一路向北，到吴淞口注入长江，成为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这样，上海航运的任督二脉，遂被彻底打通。以后西方列强就可以开着轮船，从东海进入长江，再从吴淞口跑到上海城内，大摇大摆，长驱直入。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牛。它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但到了1730年，它的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因之，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后来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又因为这个道兼管驻在上海的海关，又被称为“海关道”“江海关道”“关道”。故此，管理上海的道台会以好几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夹页中，如果没搞清楚这几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肯定被搞得昏头晕脑。占了位置上的便利，宁波人就经常到上海这个邻居家串门。先行者中有方介堂，他出生在镇海乡下一个叫桕树方的小村，最初开办有一间杂粮店，经营杂粮杂货，他想到同样是滨海地区的上海，也会缺少粮食，于是在嘉庆年间带着他的本行来到那个小小的上海城。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他迅速获得成功，于是他又把经营扩大到糖业，开设了义和糖行。行与店是有区别的，行是批发的商号，可见他的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小港的李承久(也亭)则是在1822年经人保荐，来到上海学生意。这一年，他15岁。李也亭先是在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南码头停泊着许多沙船，他每天送热酒上船。所谓的沙船是一种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平底船，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并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但它有个百里挑一的优点，就是航行起来轻捷平稳，能坐滩，也就是说，它不怕搁浅，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可以说，正是这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一来二去，李也亭干脆辞去了酒店的工作，上了沙船做起船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李也亭的运气不错，他上船的这一年〔清道光六年(1826)〕，正遇上清政府因为运河淤塞，把漕粮的河运改为海运，规定江苏各地的粮船均到上海交兑，然后直运天津、直沽。上海的沙船业适逢其会，正好大显身手。”对宁波的船商来说，河运改海运同样是一件利好。此前，宁波早就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和上海基本一样，他们航行的工具是帆船，主要以沙船为主。当然，帆船中还包括尖底的福船，这是为了适应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的需要。他们的好日子，却在宁波于1844年开埠通商之后，一落千丈。因为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沙船，让宁波的船商们愁苦不已。现在，有了这一利好，他们重振旗鼓，又打了一次翻身仗。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靠海吃海的李也亭，坐上海而望宁波，通过打拼，经数年积累而终成巨富，甚至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同样的，一个叫董棣林的慈溪人也看到了上海的潜力。他是个药材商人，从事的是江南人最为迷信的参药。他先是行商，奔走于东北与上海之间，最后落脚上海，成为坐贾。“三个殊途同归的人，以后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他们大量地从自己的家乡，把亲族和乡党带到了上海，形成了商场上的‘同姓军’和‘父子兵’。于是，他们最终在早期的上海滩形成了三个宁波籍贯的著名商业家族：桕树方方家、小港李家和慈溪董家。他们是上海滩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佼佼者。”看重上海这块风水宝地的，还有西方列强。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看上上海之前，他们首先看上的是舟山群岛。舟山群岛离上海很近，离宁波也很近，事实上，它在过去，就属于旧宁波府。其县治即为定海。前面说了，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所以定海可以作为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跳板。上海有的优点，比如襟江滨海，它也有。它的西边就是杭州湾的入海口，西北面则是长江的入海口。和上海一样，它们都可以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这样的战略地位，怎能不叫英国人动心？从1700年开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设立商馆、让给岛屿、开放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表现出对舟山群岛强烈的觊觎之心。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就曾向乾隆提出过，允许宁波、定海等地通商，并求取舟山群岛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商居住及货物存放地。至于舟山群岛的县治为什么叫定海，这跟康熙有关。在他心目中，“舟山”这个“舟”，是动的物体有点动的意味，听上去就不太平——毕竟，刚过去没多久的1649年，“南明”鲁王朱以海自闽移驻舟山，建鲁王行宫，号召“反清复明”，一时声势浩大。为此，清政府组织重兵进攻舟山，与舟山军民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最后以屠城而告终。这难免会给康熙留下那么些心理阴影。联系宁波的得名，是明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那么，舟山群岛的县治干脆就叫“定海”，以祈“海波永定”。康熙还为自己的重大举措，题写了“定海山”匾额。但是，统治者的迷信，却换不来舟山的真正安宁。他的不肖子孙，守成之帝道光，却没有守住舟山群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英国人就表现得对定海很“锲而不舍”，来来回回打了两次，因此也就有了第一次定海保卫战以及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总称为定海战役。尤其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更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同时也是敌我双方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交火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10月1日，在后世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请别忘记这一天——1841年的这一天，在面对英国人的侵略面前，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殉国。身先士卒的王锡朋被炮火轰断一只腿，仍手刃蜂拥而来的敌军数人。最后，被英国人乱刀砍死；郑国鸿执旗督战，身中两炮，仍挥刀力战，手刃数敌，壮烈牺牲；而葛云飞先被英军飞来的枪弹打中了左眼，接着又被长刀裹着腥风劈掉了半张脸面。深怕他不死，英军又用火枪围攻、攒击。一时间，葛云飞全身布满弹眼。尸直立不仆。定海遂一丢再丢。海不定，自然波也不宁。宁波继上海之后成为五口通商之地，也可想而知。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定海尽管很好很强大，但比起上海来，还是有些“生理缺陷”——比如说，孤悬海外。它不像上海那样，跟中国内陆腹地有陆路交通，打马就可以跑遍天下。定海要想实现这一梦想，则要等到100多年之后。跨海大桥跨越了杭州湾，也将宁波与舟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意味着，以前困扰着定海的生理缺陷，一下子就被解决掉了。但那时的英国人，却没这么有前瞻性。谁能想在那么烂的肌体上，还会新生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中国？当然，这是后话。另外，比起定海，上海更接近他们主要进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而这些地方的税收，可是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大头。想都不用想，占领上海也就意味扼住了中国的咽喉。1756年，身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英国人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建议英国政府，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1842年6月17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入上海，其中就有一个名叫高尔顿的英籍犹太军官，同样认为上海是个好地方，决定返回印度后“召集一些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去上海” 。无疑，上海后来的发展，印证了这些小人物——有着大眼光。杨坊到上海，有没有仿效先行者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他来上海的这一年，按照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英国人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是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开埠之年。通过武力征服，西方终于得偿所愿。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上海开埠显然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也幸好有鸦片战争之后的门户开放，上海才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真正现代意义的上海。说幸好，是赞同门户开放对中国，尤其是对上海的作用。当然，这种门户开放最大的不幸在于，它是被迫的。如果是中国主动的门户开放，那就不会让人在心里那么纠结了。
上海开埠早期时事画之《妓女在张园拍照》就在上海开埠的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就在上海登记。“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上海最为知名的地标也是上海的象征——外滩，当时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英国报纸称之为“The Bund”，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这里“有村落、河流、公路、斗鸡场，甚至还有一个邑厉坛——也就是斩杀犯人的地方。当时外白渡桥靠外滩的岸边还是清军的炮台，炮台西面是军工厂和仓库，现在的圆明园路还是一片田野，虎丘路则是一条小河” 。但是英国人相中了这块地方，经过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交涉，8家英资洋行在外滩纷纷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以及宝顺洋行。其中，宝顺洋行即是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着力打击的大鸦片贩子——颠地后裔所开设的洋行，英文称颠地洋行。随后的1845年，和高尔顿同为英籍犹太人的大卫·沙逊，果真迫不及待地从印度孟买来到了上海，开设了近代上海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这是上海第一家犹太商号。从沙逊开始，大批犹太人——主要是英籍犹太人络绎不绝地赶来。其中，1849年出生于巴格达，幼年生活艰难，靠捡拾破烂、煤块为生，后来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的哈同，先是给自己犹太老乡沙逊的洋行看大门，靠着勤快、谦让，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算得上是一个肥差，他利用这个职务，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用以购置一些零散的土地，并最终成为上海滩巨富。而外滩，则要到1897年，开始替代黄浦滩作为一个熟词，出现在上海的生活里。这一年，宝顺洋行在《申报》上打出一则广告称：代理某轮船公司船票，公司在“外滩某号”——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报纸上第一次出现“外滩”这个词。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洋行，以及非我族类的外夷，或者说红毛，上海的敌视和反抗的态度没有那么坚决，相反，看上去还十分暧昧。相比之下，广东尽管身为外贸城，《南京条约》的签订，并不影响他们抵制英人入城，最终把英人阻止在广州城外十几年。福州也跟着闹得很凶。这个自清以来从未开放的口岸，陡然面对变局，民众在心理上一时也接受不了。就连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在回乡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十分惊愕。他在写给福建巡抚刘鸿翱的信中，请刘鸿翱尽力阻止。他认为，江苏、浙江、广东各省都只开放一个口岸，福建却要开放两口，太不公平；另外，英国人要福州，为的是武夷山的茶叶而已。不知道是梁章钜建议有效，还是福州开埠严重伤害了福州人的自尊心——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空前团结，予以抵制。官府暗中警告，任何人不得与洋人做生意。从1844年至1853年，福州港的茶叶外贸额几乎是空白。得补充一下的是，梁章钜还有个身份，就是林则徐的好友。这不得不归咎于上海在帝国话语中长期不处于主流地位。你总不至于要求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对家庭会有很大的责任感。它甚至会因此产生叛逆心理，谋求改变。杨坊误打误着地撞上了上海的历史性时刻。上海也呈现给了他一个有别于先行者的新可能。他的铁饭碗，正是外国洋行提供的。当然，这也和他有点英语功底有关。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懂英语，哪怕懂点半吊子英语，在中国人中间也是凤毛麟角。就是清朝精英官员恭亲王奕?、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翻译人员，也要等到1862年了。相比之下，洋人懂中文的更不多。杨坊自然就成了奇货可居——真是学好西方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当然，这也给后续到上海这个开始国际化都市打拼的宁波人一个提醒，没有相应的外语能力，你不用再想活出精彩了。他一开始干的是自己的老本行，担任报关和收丝工作，因为工作出色，曾为怡和洋行设计过一套收购生丝的有效方法而受到洋商器重。同治《上海县志》便说杨坊“多智术，贾上海，与西方通市交易，不数年明习各国事”。后来，升为怡和洋行的买办。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它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买办的兴起，自然跟洋商在中国做生意人生地不熟有关系，如果没有几个当地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难免会处处碰壁。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尽管是被洋商所雇佣，但也为他们所依赖。在杨坊之前，还有一个宁波人——穆炳元，走上了这条路。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并总务的穆炳元，又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包揽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杨坊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获利空间。对不了解历史的时代背景的人来说，这无疑值得艳羡。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像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小白领都梦寐以求到外企工作。事实上不然。如前所说，“汉奸”俨然成了他们这一代买办们的原罪。骂人汉奸，不只像我们当下社会的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更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更是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时，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 。有些买办，甚至连性命都不保。曾有位叫布定邦的买办，在第一鸦片战争中的定海战役中，去定海北门外为英军买肉时，被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发现之后，一举拿下，送往宁波。尽管英军再三要求清军归还布定邦，但不幸的是，布定邦不是日后的穆炳元，他等来了裕谦——坚定的主战派，其时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为了鼓励定海人英勇杀敌，迎接英军的第二次进犯，裕谦当众宣布将勾结侵略者作恶的汉奸布定邦一干人等处死。在手起刀落后，他被斩首示众。谁也不知道杨坊刚当上买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相信他一度是惶恐和不安的。当然，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中国大部分商人对财富的积累与持有一直没有安全感……这些心理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杨坊在发迹之后，选择了用钱买官，通过金钱运作，成为了候补道员。也就是说，他走上了仕途。有一顶官帽子保护，他也多少不用担心自己日后被“清算”了。而在民间组织里，杨坊也多有列席。1850年，他更是出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这也是在上海打拼的宁波传统势力对他的认可和接纳。自此，英雄不问出路。在官府和洋人之间，杨坊游刃有余。从1853年开始，时局就给杨坊创造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这一年，上海的街头，到处可见这样的告示：“鞑夷当灭，明复当兴。”
列强玩“中立”喊出这句口号的是广东人刘丽川。其时，他正领导着上海的小刀会会众们，在上海爆发了武装起义。作为天地会支派的秘密团体，刘丽川张贴出的告示，总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天地会那句著名的口号：“反清复明。”起义进行得很迅速，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上海县城里的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道台吴健彰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之后，他们建立大明政权，建号天运元年。无疑，这次爆发的小刀会起义 ，严重冲击了上海的现有秩序。说起来，却是一次强拆引发的血案。1851年，英国人为了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也成了这次起义的诱因。这座公馆，早于四明公所，由福建船商于1759年建造。位于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邻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 。可以说，泉漳会馆也是闽粤在上海的同乡组织。这次起义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就是董事李仙云。这个时候的西方列强，早已排排坐吃果果，将上海这块蛋糕划分完毕。先是巴富尔得寸进尺，在他的逼迫下，吴健彰的前任宫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上海租地章程》，划定东至黄浦江，南临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至李家庄(又名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一块830亩土地为英国人可以租地建屋与居住贸易的地区。这是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开始设立。通过不平等契约，外滩又正式成为了英租界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英国人此举，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又带了个坏头。清政府此前虽然和西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但里面也只提到准许外国人在五口租房寄居，并无设立租界的明文规定。可以说，所谓租界，实际上是列强违约强加给中国的。《上海租地章程》的签订，让英国成为第一个向中国勒索租界的国家。无奈的清政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把生米煮成了熟饭。想蹭饭的一个接一个。1846年，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国资本企业旗昌洋行将总部迁往上海外滩9号，在此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其成立的旗昌轮船公司，首开中国长江航运，并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了长江航运。不过美国人在英租界刚待上两年，就有样学样，1848年在上海苏州河以北今虹口一带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把这一地区划为美租界。这样，美国人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法国人也一样不老实。1849年4月，它取得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护城河(今人民路)与英租界南址洋泾浜之间约986亩地皮，作为所谓的法租界。事实上，美国人也觊觎这块地皮，但却被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抢先一步，只好提前转战虹口。得此胜利的法国人，还打起了外滩的主意，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显然，法国人不愿意自己那位欧洲邻居吃独食。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并分别被叫作“英租界外滩”和“法兰西外滩”。这段时间，上海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不过，直到1853年，住在租界的外国人仅约300名，其中包括外交官员、传教士、商人、鸦片贩子、雇员仆役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财产十分惊人，据估计为数已值2500万英镑以上。所以，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上海，不仅是对杨坊之类的上海官商，同样对西方列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已从华南向长江流域迅速扩展，清朝的统治正岌岌可危，这让他们也预感到，身边迟早会有大事发生。
上海租界图。图中的公共租界又名英美租界，由原英租界与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为了防止这一天出现，除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外，他们还设法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英国公使文翰和美国公使马沙利就先后乘舰到了上海，“随即就策划‘在武装中立的基础上防卫租界’” 。“4月8日，英国领事阿利国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和协防委员会，以便同海军当局合作，保卫租界。” 但小刀会起义的消息一传开，对西方列强来说，即使有心理准备，消息还是“有如晴天霹雳” 。他们出动了300名英军和美军防守租界，日夜巡逻。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营救吴健彰。就在吴健彰被俘的当天，马沙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此前，在处置吴健彰的问题上，小刀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因为吴健彰本人就是刘丽川的同乡兼朋友，这让刘丽川念在同乡之谊上，下令勿杀。在接信后，刘丽川当天晚上就会见了马沙利，表示吴健彰的安全没有问题。“之后，旗昌洋行派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让他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条布缒城逃脱。”没有多少资料表明，杨坊在此次营救行动中，承担了什么角色。但也有一些信息表明，他“伙同”美商洋行，将吴健彰“从囚禁地偷偷抢出藏于租界内新银号钱庄”。总而言之，杨坊和吴健彰之间应该是相熟的，一个曾就职旗昌洋行，一个也是该洋行的合伙人，而且，他们在发家上，走的也是相同的足迹。吴健彰出身贫寒，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并因此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1842年，他随着英国侵略者的步伐，来到上海，同样通过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得以在上海的富豪财富榜上占据前列。也就是在英美等“主子”的支持下，加上了花了50万白银的大价钱，他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上海道台一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政治舞台的买办——对这样的人，精明的杨坊没理由不和他结成利益共同体。吴健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走了，出来后的吴健彰与小刀会势不两立，请兵攻城，久攻不下，便通过放火的方式，清算闽广人对自己拘捕之辱。“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店铺民房，大火连烧4天，大片民居化为灰烬。就连最为繁盛的小东门至大小南门，也没有幸免，‘百年富庶精华’于一夕之间街皆抹去。”其中，杨坊就任董事的四明会所，也在此次烟火中被彻底烧毁。被毁的还有徽宁会馆、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以及嘉应会馆等。西方列强对此也十分愤慨，由英国人奚安门(Honry Shearman)等人创办，也是上海出版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指斥吴健彰，“祸首却是一个理应保障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并因此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杨坊自然很恼火。此前，法国人对四明会所也一直耿耿于怀——这个建于1797年的同乡组织，位于上海县城北郊，也就是今天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共占地30亩。这30亩地除了建成寄放棺柩的殡舍厂屋20间，余地则辟为义冢。同乡棺柩在厂屋停放3年无人认领者，则葬于公所内义冢。殡舍厂屋的建成以及义冢地的开辟，初步奠定了上海四明公所的基础。得说明一下的是，宁波别称四明。所以四明公所其实就是宁波公所。它的成立，多少解决了宁波人老死异乡这一人生问题，让宁波人在外地感受组织的温暖的同时，也能放心打工。后来，定海人蓝蔚雯在道光二十四年出任上海县令，在公所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乘机呈请下，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这一切都很好，但不好的是，法国人来了。他们在抢占租界时，将四明公所也划入法租界范围。他们并不清楚四明公所对宁波人的意义之所在，也不明白四明公所到底是什么。他们按照自己对东方文化粗浅的理解，把四明公所简单地称之为“宁波神庙”。他们只对四明公所纳税与否感兴趣。因为四明公所不纳税，明显地有损他们的利益。法国人很是心怀不满。更让他们反感的是，四明公所的那些义冢。他们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这些都跟他们的卫生习惯相背。还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并拟在义冢上开筑宁波路和西贡路。得在这里特意说明一下的是，西方人跑到上海开辟租界，在给街道命名时，也喜欢搞纪念行为。比如说，南京路的由来，就是用来纪念《南京条约》这个西方人眼里的巨大胜利。此头一开，便成了风气。日后，上海其他的马路也纷纷效仿，多以中国著名的城市来命名。不过，这条宁波路并非如此。它仅仅是因为其附近有个四明公所。在英租界也有条宁波路，那条路的命名才是跟风。日后，两条宁波路同时存在上海，也成为上海的一道奇观。为了区分，英租界的宁波路一般被称为“英租界宁波路”，这条法国人想开筑的宁波路也被叫作“法租界宁波路”。跟外滩似的。在今天，这条“法租界宁波路”早已不为人知，因为它现在有了个更有名的马甲：淮海东路。法国人的打算显然让宁波人很不安，群起反对，在给法租界公董局的请愿书中他们写道：“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据说，杨坊在其中也做了不少工作，并据理力争。初来乍到才几年的法国人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好暂停。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法国人暂时没办到的事情，却让自己的统治者及军队给办了。而且“带头大哥”还是自己从起义军那边救出来的。吴健彰靠不住，以杨坊为首的上海官绅，更加急迫地期望：列强能挽狂澜于既倒。让杨坊很郁闷的是，英、美、法列强虽然小动作不少，但对当下的时局，当局却纷纷声称，他们要保持“中立”。似乎两边都不想帮忙，只想保住自己的地盘。“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赔罪’，做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所谓的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即是在4日当天，英商祥泰洋行的阿瑟·史密斯偕女友一起散步，地点就在跑马厅。本来为建跑马厅，就让上海小刀会的会众很是不满。此后一直就郁积着矛盾，热度不亚于“一战”前的萨拉热窝。你说史密斯去哪里散步不好，偏偏就在跑马厅。结果没遇到小刀会，却遭清军一群士兵围攻。史密斯身受重伤，冲突因此迅速扩大。从吴健彰出面赔罪可以看出，这一战并没有恶化了英、美等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反而让清政府更进一步意识到，自己面对西方列强的确技不如人，不是它们的对手，所以态度软化，着力求和。这样一来，双方关系竟变融洽起来，有点“不打不相识”的意思。这也导致了租界里人满为患，在战火和烟火的威胁下，有钱人纷纷遁入租界避难。这些人“拥有很多可以(能)失去的财富”，一旦进入租界，便“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块空地可以得到，他们就把它租到手，或者买下来，起造房屋”，从而“把地皮价值抬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继他们之后，成千上万赤贫的华人也在租界定居下来。上海商业中心也因此迅速向县城外以北的租界转移。洋商趁机发财。他们利用租界住房租地日趋紧张的机会，简单粗糙地搭起房屋，高价出租；并且哄抬地价，买卖土地。这一度让租界当局感到担心，害怕华洋杂处带来危险，但洋商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比起房地产行业带来的暴利，这些危险算什么，哪怕日后整个上海就是毁灭在火里或者水里，反正他们已经吃饱离开了。一如那话：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不得不说，这些洋人真是精明到家。尽管动乱的局面，是西方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清朝不安定的局面，也给他们提供了浑水摸鱼，或者说渔翁得利的好处。列强保持“中立”，犹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盯上了海关特权。此前，小刀会刚刚起义之后，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第二天就被捣毁了。西方列强立马就派兵占据了上海海关——动作迅速总让人难免怀疑他们别有用心。果真，在清政府任用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吴健彰受命与西方列强谈判之后，英国领事阿利国就迫不及待地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为了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吴健彰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7月5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又趁机修改了《上海租地章程》，可称为第二次《土地章程》，共14款，外加《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发租洋泾浜地基条款》两个附件。这次的修改，加深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其中有这些规定，对我们理解日后的上海，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拷贝一下：1.成立工部局。同年7月，上海租界成立工部局，由美国驻沪领事金能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7人任董事，其下设立若干委员会，包括以英、法、美在上海的海军为主要支柱的“防卫委员会”。(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是为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管理。)2.攫取警察权。原来的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可以设更夫数名。工部局成立后，董事会马上调用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充任上海第一任捕房总巡，包揽了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职能。3.夺取征税权。工部局以巡捕捐的名目，向居住租界内的中国人抽税，后来又用其他名义陆续增添许多新税，强迫境内中国人缴纳。4.取得司法权。小刀会起义后，英、美、法等国领事乘机夺取司法权，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工部局派定各董事充当法官轮流审讯，拒绝中国官员在租界内行使司法权。与此同时，第二次《土地章程》还对房地产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此前，外国人永租土地原只可作自用，但现在，土地不仅可以自用，而且还可以发展房地产了。同时，租界当局也默认了“华洋杂居”，只要是经过外国领事“允准”之后，中国人就可进入租界租地建屋。这样一来，租界不仅多了税收来源，而且极大推动了上海房地产的发展。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大批外商房地产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于上海滩上。从此，“它从一个为数很少的外侨和华人聚居经商的地区，变成一个外侨掌管的华人众多与商业发达的上海经济中心、一个外国冒险家大发横财的乐园；并从一个外侨居留地变成一个实际上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 。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列强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郁闷坏了的清政府最后把板子打到了吴健彰的身上，以“通夷养贼、贪赃枉法”，将他给革职抄家。吴健彰使出浑身解数，大肆贿赂，并捐助军需，以求自保。幸好太平军间接地救了他。当太平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进攻清军，让清政府终于意识到“非和夷不能灭贼”。那么，为了换取列强的支持，吴健彰又被策略性地起用了。“攻下”西方列强，杨坊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和英、法两国领事多次密谋之后，杨坊斗志十分积极。有资料表明，作为一个和洋人打交道多年的买办商人，杨坊也被压了重担子，那就是给镇压小刀会起义的清政府，充当军需官。也就是说，他要从事购买军火这一大业务——这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除此之外，杨坊对打击起义军也不遗余力。1854年，在吉尔杭阿的领导下，杨坊和嘉定知县吴煦、翰林院庶吉士张庭学等人一起，拟于县城北门外沿河筑墙，堵截一切桥梁道路，以杜绝县城的接济，并使起义军无从突围。这招可谓狠毒，将置起义军于“困城”之中，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鳖。说到做到，到1855年的1月1日，一道从黄浦江边一直到洋泾浜以南的周泾浜的界墙，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另外，在杨坊等人的奔走活动下，列强准许清军进入租界，并将军营移至县城附近，又在租界修筑炮台，严密对县城实行封锁。起义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1855年2月17日，刘丽川及其他领袖在突围中牺牲，一部分起义军逃入租界，后来被捕交清军凌迟处死。坚持了一年多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这次起义，毁于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镇压，但也死于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刘丽川当时困守孤城，不到万不得已才突围，也是寄希望太平军的援助，但其时刚刚在天京建立政权的太平军，“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 。反过来，这场起义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太平天国运动，迫使清军既要对付天京的太平军，又要对付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这样，太平军的压力顿缓。起义虽然让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商业陷于停顿，鸦片贸易连续不景气，整个贸易额不断下降，但无疑，他们才是这场起义最大的胜利者。在起义被扑灭之后，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特别对直接参加军事镇压的法国侵略者真是感激不已。清政府给军事进攻特别卖力的法海军提督纳厄尔赏银1万两，绸4匹，上海法领事也领到绸4匹的酬劳。更大的赏赐还在后头——清政府同意将上海小东门外城河浜面积30多亩的地区，差不多也就是十六里铺一带沿黄浦江地段划入法租界，十分大方。有趣的是，“法国官方还虚伪地表示，他们只是因故而同小刀会起义者发生冲突，并非有意要帮助清朝官军，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中立’的” 。但他们仍以镇压小刀会有功为由，多次提出扩充租界要求。根据资料得知，法国得以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日后，西方列强扩充租界的欲望依旧不曾平息。这也让上海日渐变成一座“十里洋场” 。就在这“十里洋场”里，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是为待宰之“羊”；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无数的血泪则为“洋”中的三点水。两者相加，合为“洋”场。这一年，英国人还打起杨坊老家的主意——其时任英国驻甬领事和翻译官赫德提出，要在宁波成立新式海关。事实上，早在康熙朝，宁波就有浙海关。尽管大清王朝在相当长时期内都目空一切，自封“天朝”，同时为了防止民众与外界接触，滋长反抗心理，以及对付海外反清势力，一度严厉地禁海，下令沿海50里都不得住人，造成了这些地方全部荒无人烟。他们也良心发现，如果再禁下去，靠打渔为生的渔民就没法活下去。为了国计民生，在摧毁台湾抗清政权后，康熙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4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同时，为了改变城镇萧条、商旅废弛的局面，清政府不许官员经商与民争利。此前，顺治五年就曾下令，“禁止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员家人外省贸易”。后来清政府就批准，在这个开通4个海关的城市，允许专门的殷实的商家，成为专门有资质经营对外商贸易的行商，只他们才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将这个贸易从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民间贸易，官府只是负责收关税。尤其是到了后来，通过雍正的整肃，这些行商基本上都没有了官方背景。中国近代外贸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作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自此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得注意的是，虽然名义上叫十三行，但这十三就跟中文中的“三”一样，都是约数，表明多的意思。千万别以为“吾日三省吾身”真的只是每天反思3次，而广州十三行就只有13个。根据资料，其最多时达到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前面说了，吴健彰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虽说广州为西方列强的传统贸易地，20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就从广州起航，但浙海关与之相比，也有很大优势，因为接近茶丝产地，在这里买茶丝，要比在广州便宜多了，所以西方列强纷纷跑到浙海关进行交易。为了海防安全，乾隆决定维稳。1757年，乾隆就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下诏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乾隆时因怕广州关税减少，并鉴于在广州虎门、黄埔等处满清设有官兵，对于英国侵略者给以控制较为便利。遂决定加重浙江海关的税率，旋于乾隆二十二年就决定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了广州在外贸上的活力。广州十三行又在全国独领风骚。这也为广东培养了大批买办。并随着英国人侵略的步伐，在国内遍地开花。只是，西方列强对浙海关依旧念念不忘。如今，趁着这大好时机，赶紧提要求。所谓“新式海关”，其实也就是由西方列强来掌控。上海海关特权被出卖已成先例，宁绍台道台不答应也得答应。所谓的宁绍台道，亦即清朝行政区划名。雍正四年(1726)置，治宁波，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其道台权力差不多等同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除此外，他们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敲诈勒索面前，同样软弱无力。这一要求，终于在1861年得到“圆满”解决。这一年，清政府成立总税务司署，行使管理全国海关这一职能，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辖。总税务司的领导是英人李泰国，其所属各海关各置正、副税务司，亦由洋人担任。他的同胞华为士就做了新式浙海关的头头。这样从上到下，中国海关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税款收支权完全控制在洋人手里，自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西方列强日后向清政府索要赔款，不怕清政府不给，他们自然可以从关税里扣除。作为新式浙海关，也就是宁波税务司，在5月22日，于英、法、美三国所设领事馆之地——宁波江北岸外马路成立。名义上，该税务司归属海关道(又称海关监督)、宁绍台道台兼领。其时的宁绍台道张景渠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监督。不过，在华为士面前，张景渠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但他还可以管管原先的浙海关。随着宁波税务司的设立，原先的浙海关并没有废除——这个行署设在府治南董庙西边(今宁波中山西路鼓楼旁)，关口设在甬东七图(即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又称浙海大关的地方，被剥离了征收国际贸易税的职能，专征国内贸易税费。俗称常关。亦是旧关。相对的，为洋人把控的税务司被称为新关，或洋关。自古都是旧人哭新人笑。海关也概莫能外。当然，这是后话。西方列强得了好处，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出力甚多的杨坊，自然也不会落空。不久，他奉旨赏加盐运使衔。嘉定知县吴煦也因功升任上海道台。在并肩作战中，他们结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至于倒霉的吴健彰，在协助列强将小刀会彻底镇压下去后，又留在清军的江南大营效力。同时，咸丰还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被查抄的家产。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他，趁奉令赴粤之际，“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说不幸也幸运，这让他保全性命的同时——也逃过了上海的又一次战火。
洋女婿华尔李秀成终于来了。他先是攻克下杭州。接着兵锋所向，即是上海。其外围青浦、松江纷纷被攻陷。但这距离小刀会起义失败差不多已有5年了，在5年之中，太平军内部也发生了众多让人唏嘘不已的事情。用个绕口令就是：“东王逼天王，天王就要北王杀东王，翼王又要杀北王，王杀王，杀了个血流成河。”这就是1856年天京城内发生的事，史称天京事变。一场权力争夺，到最后演变成了荒唐闹剧，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也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最后导致了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元气大伤的太平军，坏消息不断，武昌、镇江、九江等重镇相继失守，天京被围。好在惊弓之鸟的天王洪秀全，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先后提拔了优秀青年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主将，再破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并攻占常州、苏州等地，力量再度振兴。从小刀会起义中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上海，头皮又为之一紧。怎么办？怎么办？指望清政府，清政府自身都难保，官兵到处溃散，偌大的上海，偌大的十里洋场，还能靠谁？杨坊和他的同道密友吴煦决定照方抓药。就在太平军紧锣密鼓地攻占苏州时，吴煦和江苏布政使薛焕、苏州府知府吴云等人为江苏巡抚徐有壬所派，一同前往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不过这些人刚到上海，苏州就被太平军攻下来了。更打击他们的是，正在北方和清政府忙着作战，希望通过武力，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西方列强，又无耻地中立了。他们也不想和势头看上去很猛的太平军有什么过节。而太平军也需要西方列强保持中立。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这股军事势力对太平军来说，也是个巨大威胁。另外，依旧陷入宗教迷雾之中的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 。还有就是，1859年，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在香港住过多年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开始执政。因为和洋人打过多年交道，这让太平军和西方列强之间保持“中立”也有了可能。事实上，此后，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人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特殊时期，似乎得用“非常之道”。列强既然不愿意出面，那就由上海自己来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这个主意并非杨坊原创，其实是由近代上海大思想家知识分子王韬向上海当政者献出的，“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并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分子，放在当下，是不是跟某些公知一个面孔？尽管杨坊和吴煦都知道，自己的最高级领导——咸丰皇帝是不允许私人在私下里招人组织军队的，但为了上海的安危，上海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再次选择了实用主义，敢于一反习常的道德准则，斗胆一试。可是，那个作为领队官的西人，又在哪里呢？这时，一个“洋家将”，终于从上海西式酒吧里“横空出世”了。这也给了忧愁中的上海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逃亡的地主、士绅、资产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就是从美国来的华尔。
来自美国的冒险者华尔，后来的洋枪队头子说他是美国来的，而不是说他是美国人，这里自然有道道。这个需要等会才能说到。简短地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身高1.73米，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 ，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勒姆城。从这样的外貌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精力旺盛、勇敢镇定、野心勃勃的冒险家”，“血管里流动着以追求‘征服、刺激、惊险’的生命体验为人生最高价值的热血。这种基因让他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你永远也别指望他会享受马萨诸塞乡间宁静的夜晚仰望星空，欣赏虫鸣鸟叫的悠闲，只有一望无边的大海、汹涌的波涛、异国他乡、战争血腥、一夜暴富和醇酒美人是他向往的生活”。不到15岁，他就成了逃学的不良少年，此后他闯过五洋四洲，抢劫过邮车，曾是美国政府通缉的流窜犯，参与过贩运“猪仔”的勾当，加入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晋升为中尉。所以，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船上生活，在各地作战。中国纷纭复杂的时局，吸引了他的注意。岂可错过这样的大好冒险机会？1859年秋，四处晃荡个够的华尔为了挣钱和寻找机会，再次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一艘名为“孔夫子”(Confucius)的炮舰上工作。显然，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但天降大任于斯人，“时值太平军势力向江南扩张，上海形势吃紧，‘孔夫子号’炮艇统领美国人谷夫就向杨坊推荐华尔。随后，华尔又与吴煦接上了关系。华尔颇得两位道员的欣赏” 。而在《清史稿》中，述及华尔时，颇有一些道德优势：“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事实上，想赢得杨坊和吴煦欣赏，很简单，那就是帮他们对付太平军。为此，杨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是上海较早的涉外婚姻。在上海轰动一时。华尔决定不负期望。在杨坊面前，华尔信誓旦旦，自称能组织成一支洋人的军队，由他招募、训练和指挥，当然，除了日后的女儿之外，杨坊还得提供：每月100～600美元不等的固定工资；另外，华尔每攻下一个太平军占领的城镇，就可以得到从45000美元到13万多美元不等的赏金。杨坊除了答应还是答应。不就是要钱嘛，杨坊有的是。而且吴煦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上面也不会含糊。华尔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一样高，立刻选择了两个美国同胞当副手，一个叫福瑞斯特(Forrester)，一个叫白齐文(Burgerine)。这个白齐文倒值得一说，此人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所以是法裔美国人。更快的是他组建洋枪队的速度。从1860年6月开始，半个月，即成。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有人说，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此时的上海，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他们到达神秘的东方，也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操，大多奔钱而来。所以华尔都没有打什么广告，消息一传去，就应者云集。连英国舰队的现役官兵，也成批地开小差跳槽前往。大家都知道，在华尔的背后，有一个利益庞大的财团。“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令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保卫大清国的旗帜下。”而且，华尔还善于猎头工作。这里的猎头方式，总有些不见天日。此前，在19世纪的美国，没有什么比在商船上干活更差的工作了，因为这工作低贱，食物烂而且工资少得可怜。于是那些商船船长，尤其是那些泊在太平洋沿岸的，就通过一些非法途径招募船员。他们聘了些黑社会分子，在沙龙、酒吧或赌坊等地方通过麻醉、灌醉等手段把人掳到船上做船员。由于这些船大部分都是开往东方的上海，因此渐渐这种拐骗奴役方式就被称为“shanghai”了。卓别林有部电影叫《shanghaied》。大概华尔的猎头工作干得太成功啦，让人对“shanghaied”的印象太深了，最后都成了英语世界里的新词。不过，检验华尔的工作，还得靠实践。但现实却让华尔高兴不起来，7月1日，他们进攻松江，遭太平军顽强阻击，大败而归，数百人的部队被太平军干掉了近三分之二，华尔也因此一败成名。这让杨坊们很沮丧。上海的洋人们，也拿华尔当笑柄。好在华尔并不气馁，又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新洋枪队。同时，他还购买了大量在当时威力很大的“臭瓦罐”，这种武器类似手榴弹，爆炸时可散发煤气烟雾，用来攻城正好。果真，在这个月的16日，华尔攻克松江，打死打伤500名左右太平军，而且大肆掠夺，获财无数，一下子，笑柄华尔成了上海洋人、士兵以及水手眼中的偶像。特别是看见洋枪队士兵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成百上千的洋人、水手、逃兵纷纷前来，自告奋勇要为华尔“献身”。而且，清政府和杨坊们兑现诺言，大赏华尔白银3万两。经过士兵和将官按照等级分配后，华尔一人所得的白银价值，相当于13万多美元。这个昔日一文不名的美国穷光蛋，陡然暴富。接下来，他要再接再厉，精心筹划对青浦的进攻。攻下青浦，他不知道又要富成什么样子。这次，他遇到了一个对手。英国人萨维治(Savage)。此人曾为英国皇家步兵团上尉，现替太平军卖命。华尔当时没想到，自己这个深褐眼大下颚的从美国来的人，可以为清政府所用，为什么其他的外国人，就不可以为太平军所用呢？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手中，也有从洋人手中购买的新式枪炮。他们既然要和洋人共用上帝，也不能不共用一下西方的先进技术，包括一些杀人工具。尤其是在1861年12月，于宁波建立长达半年之久的政权之后，他们从洋兄弟的控制下夺过浙海关，设为天宁关，然后自由而又疯狂地与外国进行军火贸易。“大炮成百地、枪支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有人说，正因为大量购买并囤积西方先进军事武器，这让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并和湘军、淮军及西人督练之洋枪队对攻数年。华尔就吃亏在太平军这些主动求变之上。本想突袭的洋枪队正好被太平军候个正着。这一次，洋枪队又死伤三分之一。华尔本人受重伤，一颗子弹从他左下颚打入，又从右脸穿出，使他连话都不能讲出来，满脸血糊流烂。如果不是副手福瑞斯特冒险救他，华尔几乎当了太平军俘虏。杨坊——应该说是杨坊们，彻底地恼了，断绝洋枪队银饷。华尔只得用自己攻克松江的奖金来维持队伍的运作。伤势却不等人，在上海治疗的华尔，甚至染上了疟疾，差点送命。最后，只好去法国疗伤。相反，他的对手李秀成则乘胜追击。8月18日，李秀成只率领3000人马抵徐家汇，占领卢家湾，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侧，眼见上海就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显然，李秀成低估了此前声称要保持“中立”的西方列强。他在著名的《致英美法公使书》中，依旧幻想“兄弟友好”，甚至诱之以利，表示说，如果洋人与太平军配合，会把太平军全年关税“赏予”他们。但他也不想想，自己进攻上海，让洪天王食言了，同时也挑战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尽管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西方列强表面上也很给面子，但实际上，他们经过探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造反的农民和他们所信奉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另外，清政府在他们面前可以一再地屈服，但他们从天京那里，除了能带回一些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外，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甚至都摸不准，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们之所以保持“中立”，跟他们在小刀会起义时保持“中立”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方面，对支持太平天国，他们是心有不甘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利用清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以他们决定不摈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他们，而要表示‘中立’，甚至还做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是做不成买卖的” 。李秀成的低估，应是源于自己误解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李秀成并没有在上海打一个大仗的准备，他率领到上海城边的部队只有3000人。这一地区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以为外国人不会真的动武，而上海城内又有事先约定内应的一些广东人(大概是小刀会的余党)，所以他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不料约定的内应都遭到了英、法军队的镇压。他所要对付的敌人又不是华尔那样的雇佣军，而是英、法的正规军队。”在和英、法军队数度短兵相接之后，加上清军江南大营残部猛攻嘉兴，嘉兴太平军告急，李秀成只好撤军上海，救援嘉兴。这一天，英、法在上海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恰好是他们在北方从清朝手里攻占了大沽炮台的同一天” 。事后，李秀成写信向英、法两国驻在上海的公使声明，说无意与英法为敌，希望两国继续对太平军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个时候的杨坊，也如前所说，“于清政府和英法之间，进行情报搜集，并承担居间斡旋的角色”。无疑，以他为代表的上海官绅，都十分期盼着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别再打下去，赶紧议和吧。如此，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队，还是能继续保护他们。让杨坊们很高兴的是，就在太平军这次从上海撤退以后两个月，进攻北京的西方列强满载而归——10月24日、25日，恭亲王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从此，“自称维护耶稣基督之教的人也同自称维护孔孟之道的人一样公开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死敌” 。当西方列强终于不再“中立”，其正规部队又可以用来保护政权和自身利益时，杨坊们还需要华尔的洋枪队吗？华尔开始反思自己先前的工作。现实告诉他，只依靠外国雇佣兵凑成的军队不能打败太平军。洋枪队必须得改组。他决定，招募中国人来，以新式武器加以装备，并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1861年4月，华尔在松江设立“教练局”。扩充武装，大批中国人进入洋枪队，由外国军官担任教练，洋枪队人数迅速增加。它的总部设在松江城中，华尔将邱家湾里仓沈氏宅(约在今方塔路东侧、邱家湾北侧)作为公馆。不得不说的是，华尔在战前准备上做得更充分了。“他尤其注意战场信息，战前他爱自己去侦察，且尽量仔细，他雇用了几百名中国探子和一些外国间谍为自己搞情报，故实战时取胜的机会增大，这样反过来促使麾下官兵对他产生信赖感，使他在官兵心目中更是如若神明。”他也开始了解在南中国江河湖汊水网稻田地区的作战特点，以及保持机动能力和后勤供给的重要性，“因而他既有内河舰队，运输船队，又有工兵、野战桥和医院，再也不是单一的冲锋退却”。另外，“华尔带兵，全盘西化，用当时上海人的话说是‘纯用夷法’。华尔坚持用英语发号施令。开始时只得请翻译，曾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该军开班教中国兵弁英语。有的英语词汇干脆用音译，口令‘一二一’叫‘温杜温’，连长叫‘美治’……对士兵华尔自有一套驾驭之法。他选拔中国兵时不要吸食鸦片者，选拔的方式也特别：先是直愣愣盯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他把香槟酒一箱箱往营房里运，异常慷慨地请部下开怀痛饮。打仗勇猛者有奖，而且是重奖。华尔为自己这支军队擅定的军旗为红绿亮色，营房内不时传出美国联邦军的军号。营房生活为：上午8点集合，10点整操练到吃午饭，下午自由活动，晚上7点再点一次名” 。他的努力，与他此前在中美洲等不发达地区军事冒险所积累的丰富的军事经验，终于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训练下的洋枪队，有点让人畏惧。也显然让杨坊们更安心。他要在上海东山再起。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自北京得胜乘舰而归上海的英国海军将领何伯(Hope)，却要拿他开刀了。何伯，就是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时海军将领中的一员，对华尔在上海招兵买马组建洋枪队，一开始十分恼火。他担心华尔的蛮干，会激怒太平军，给太平军攻击他们制造口实。当然，现在他已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洋枪队的队伍中忽悠了许多英国水手和逃兵，这可是从他手里抢人哪，太丢大英帝国的面子了，怎么可能让他对华尔有好感呢？为此，他甚至称华尔为“骗子”和“海盗”。在华尔第一次攻击青浦之前，以他为首的英法当局就设法逮捕他。但那时华尔只待在松江大营，一心考虑战事，不回上海城。如今，“放虎归山”的华尔，又将这支中外混合的新军，打造成了一股连英法联军都为之打怵的战斗力量，英法也惧怕其会有一天成为自己真正的对手。到那时，就更不好驾驭和控制了。5月19日，何伯本人干脆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洋枪队的基地松江，准备武力抓捕跳槽者。不过，何伯心里更清楚，此举主要是针对谁。洋枪队也不是吃素的，面对着何伯，他们也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这一出，怎么看怎么觉得是喜剧。改变战略也要赢得西方列强支持的华尔，主动缴械了。何伯绑了29名英国逃兵，回去进行家教。至于华尔在内的美国人，则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当“华尔被捆绑着押下英军旗舰Chesapeake号，步行穿过外滩前往美国领事馆，一路上观者如潮。在审判中，英国军方的一名海军上尉充当了公诉人，控告华尔非法卷入战争，破坏中立，并且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军事人员擅离职守……但令英美官方大跌眼镜的是，华尔全盘否认了该法庭的管辖权——因为，他并非美国公民，而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英国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此时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总理衙门，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自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后，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十二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根据总理衙门成立的时间可以看出，它批准华尔入中国籍的时间并不长，但这足以成为华尔的一道护身符。与此同时，杨坊私下组建的洋枪队，终于获得了中国官方的认可。自然，这又是杨坊的大作。此前，西方列强三番五次地跟华尔过不去，已经让杨坊觉得不妙。不管洋枪队是好还是坏，在它身上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万一华尔出事，洋枪队将被迫解散，那前期的成本就捞不回来了。为了保护华尔，他就和吴煦密谋出了这一计策。不得不说，西方列强虽然可以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但在斗智斗勇这些方面，他们一定会比深谙官场、社会某些运作规则的中国人，要弱智很多。现在的华尔，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中国人的女婿。这也就是前头提到他时，只说他是从美国来的。他已经不是美国人了。英国人只好与华尔不了了之。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上海本可以靠着枪杆子做老大，但现在却名正言顺地多出了一个竞争者。华尔投桃报李。1862年，即为同治元年。此前，“皇跑跑”咸丰在跑路后的第二年，大概连惊带吓的，赖在承德不走，很快就嗝儿屁了，丢下了唯一一个儿子——载淳，以及一个日后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寡母——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慈禧太后。政局不稳，李秀成又在年底再次进攻上海，这让小皇帝同治刚上位，就面临着人生中的大难题。但华尔却及时地为他送上了“贺礼”——正月初一，华尔带领洋枪队和清军一起，在松江、天马山一带和太平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恶战数日。这一次，华尔取胜了。正月下旬，太平军再次大举进攻上海，与华尔的洋枪队接触于浦东北端的高桥镇。在这次战斗中，出现了一次“感人”的景象——华尔与何伯尽释前嫌。在何伯的指挥下，有380名英国正规军、300名法国正规军，站在洋枪队的这一边，与洋枪队并肩作战。一个星期以后，洋枪队与这小规模的英、法联军又在浦东南端的南桥镇，胜了太平军一次。时任江苏巡抚薛焕以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抗击太平军“得利”，奏请清政府，将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对“借师助剿”政策一直持有肯定态度的慈禧，对此欣然同意。从此，华尔的洋枪队又多了个响亮的名字：常胜军。另外，清政府还授华尔为参将。以吴煦为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尽管名义是管带，杨坊实际上只是负责筹款。但这名义上的认可，已经足够让杨坊的投资获得了不菲的回报。一切都像中国的老电影，主人公在经过多重磨难后，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演的人很兴高采烈，看的人也心满意足。只是，正风光无限的华尔，怎么也没料到——属于他的光辉岁月却不长了。
他是个复杂的人华尔死在了他妻子的娘家。也就是老丈人杨坊的老家——宁波。可谓死得其“所”，有些宿命的意味。前面说了，1861年12月，太平军攻下宁波，并于宁波建立长达半年之久的政权。这次带队的是戴王进天义黄呈忠和首王宝天义范汝增。此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已经战殁。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曾的老乡同时也是晚清重臣的左宗棠接替此职。面对危局，左宗棠恳求两江总督衙门就近调兵增援，其实就是向曾国藩要兵。因为曾国藩正乃两江总督是也——说来也替曾国藩感到高兴，在多年经营，并靠着湘军在对太平军作战时打下的功绩，曾国藩在1860年6月，终于从穷京官侍郎，变成了有实权的封疆大吏，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而且这一次，是实授，已非代理。尽管两者在清政府的行政序列里都是正二品，但给人带来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不过，晚清糟乱的时局，让曾国藩难以高兴太久。接到左宗棠的请求后，他赶紧让自己的好学生，也就是李鸿章，商办此事。和他的老师一样，李鸿章在政治上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转机——1862年4月，他率领淮军分批到达上海参与“协防”，阻击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二次攻击。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也就是代理江苏巡抚。年底，就将“代理”两字拿掉。在他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可以说，这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但对他一直青眼有加的曾国藩，提携依旧不遗余力，曾在奏折中称他为“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这也让李鸿章在第二年的3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样，刚刚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显然“已是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从此隆隆直上’”。华尔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刚到上海时的李鸿章，所率的淮军，大多是从安徽招来的农民，因为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上海的官商以及洋人见后都哈哈大笑，谓之“乞丐兵”，就像此前他们嘲笑打仗失败后的洋枪队。对这样的部队领导人，骄傲的华尔拒不接见。
李鸿章李鸿章对华尔一开始也同样没抱有好感，在和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1862年6月，上海爆发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加上洪秀全又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太平军在下旬开始主动撤走。但在撤退前，李秀成还准备打上一仗，围攻了清军在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这成了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的第一次交战。但此时的淮军，在经过李鸿章严格训练和改造之下，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这也让那些嘲笑淮军为乞丐兵的人，很不好意思。华尔却乐坏了，他趁着太平军撤走之机，以“缺饷”为名，向米铺取米，进而搜抄府、县官署，计被抄去银洋六七千，金器百两等。这样，连同清政府给的赏银及饷银，总数达32万两。李鸿章无疑将此景看在眼里，对洋枪队的忧虑又从头而起。正好，他想起了当时新任的宁绍道台史致谔。该道台在太平军势力范围内当官，的确是勇气可嘉，但也曾再三向他请求，要借洋兵壮壮胆，加上此前老师曾国藩要他调兵增援左宗棠，想左宗棠的性子，不到十万火急，这左季高绝不肯张嘴求人。李鸿章决定，抽调华尔的洋枪队去解宁波之困局。若华尔畏惧不前，正好就此奏请朝廷裁削洋枪队。华尔不得不答应!这也跟杨坊有关。身为宁波人，虽然常年生活在上海，都快把异乡当家乡了，但在宁波本土，也曾购置过财产邸宅。如今，在宁波的市中心郁家巷，就能看到他的故居。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财产邸宅为太平军所侵占。所以极力怂恿华尔带兵来甬保护。华尔作为他的洋女婿，对此似乎也责无旁贷。为了进一步促进华尔的积极性，“李鸿章放下身段会见华尔，预支饷银3.5万两，并许诺破城之日‘放假三天’，允许洋枪队‘自由行动’。这在中国军事史上称之为‘大索三日’，是封建军队的‘潜规则’，也就是为鼓励军人卖命，但凡攻下一座城市，破城的头三天，军纪作废，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掳掠。”9月中旬，华尔及“常胜军”千余人，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宁波。到了宁波以后，即换乘小型兵轮运至余姚江边丈亭一带驻防……洋枪队一开到，便仗着武器精、火力猛，不断对姚江两岸太平军阵地进行轰击，气焰十分嚣张。然而，9月20日，在和范汝增争夺慈城(亦即慈溪市的老县城，现属宁波市江北区)时，华尔的生命戛然而止。这一天，在攻城之前，华尔依旧发扬他“注意战场信息，战前爱自己去侦察”的老习惯，在慈城西门外手执望远镜向城头窥望。他刚想对手下六个头目下令夺城，一颗子弹便从慈城城楼的瞭望台射来，擦过他的手腕，直穿胸膛。他当即倒地昏迷。这次，华尔再也没有上次挨子弹时的好运，被下属抬到船上，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一时间，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也就更加出名了。在他们撤离宁波后，“英法殖民主义者将位于三江口的镇江炮台拆毁，改建六棱锥形纪念塔一座，六边刻有中英法三国文字，记载着死于侵略战争中的28个英法军官的名字。这座六面塔，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见证。六面塔俗称‘华尔塔’，讹传为华尔之墓。其实华尔的尸体葬于松江。因六面塔上所刻有英舰长科诺华的名字，其词尾与华尔之音相近，以是误传。1933年，英人把六面塔迁移于江北岸白沙外人坟地上。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方才把它拆除。”可以说，是他的中国岳父，间接地送掉了他的性命。没有多少资料表明，华尔对自己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家庭，对自己的中国妻子以及中国的老丈人，到底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在临死时，他曾立下过口头遗嘱，根据他此前和吴煦及杨坊的口头约定，到他死为止，吴煦欠他11万两，杨坊欠他3万两。这14万两银子，他要留5万两银子给他的中国寡妇(也就是杨坊的女儿)，其余的分送在美的一弟、一妹。安排完毕，指定何伯与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遗嘱执行人。这样的安排，看上去很对得起他的中国妻子。但也据说，每次出征前，按照他的习惯，总会将自己的中国妻子，剥光绑在凳子上，用马鞭抽她，直至她浑身见血方止。华尔称此为出门大吉，并说是祖传的法宝，极其灵验。不知道是经过多次拷打，中国妻子皮层加厚，还是鞭打力度不够，也就在他出征宁波之前，足足打了半个时辰，中国妻子眼见奄奄一息，浑身上下红肿，但只是无一处见血。华尔无奈，只好用腰刀割之，始方血流如注。不料，这竟是死亡的征兆。华尔出缺后，常胜军的指挥官改由白齐文担任。这也是升署江苏布政使的吴煦，以白齐文“材勇可任”极力推荐所致。作为华尔的副手，也是常胜军的第二任队长，白齐文作战勇猛，说实话，也帮了清政府不少忙。但他和华尔相比，明显地不懂中国官场规矩，与清朝官员的关系不太好，尤其跟李鸿章不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有权节制常胜军，所以也派了一个英国人浩伦德做常胜军的秘书，“以夷制夷”，让白齐文不能自由行动。与此同时，杨坊跟常胜军的关系也日益疏离。这已经不是他的常胜军了。他开始拖欠常胜军应领的薪饷。这一年，曾国藩反思流行一时的“借兵助剿”思想，再次上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可以说，作为封建官僚，他难得地看出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内战中的真实面目。同年，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溢出一种自得情绪——原来洋人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做的，他们不能在这方面再对我们有什么优越感了。显然他的反思有些超前，就连他本人，还是要暂时寄希望于常胜军。调集他们去南京参加对太平军的围攻。白齐文却抗命了。他拒绝随吴煦同率从英方租来的船队“赴援金陵”，相反的是，却带着兵勇数十人，赶到杨坊家中，与杨坊发生冲突，打了杨坊一记耳光，又刃伤其戚属，乘机将预备发饷之四万两白银抢去。他认为这四万两，正是杨坊该给的欠饷。和洋人打交道这么多年，盘来算去，呕心沥血，却何尝受此大辱？杨坊一时心灰意冷。这场闹剧，也让清政府大为光火，曾国藩、李鸿章更是恼怒异常，吴煦——这位白齐文的力荐者，常胜军督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李鸿章本就有对吴煦下手的打算，在他眼里，吴煦无疑是一个“利益追逐者”，他在给幕僚的信函里曾对吴煦做过评价：“该道系钱谷猾幕出身，会计最精，弥缝最巧。每称血诚为公，决不稍从搏节，只在挪借名下，交下其手，令人捉摸不测。”当然，“以通事奸商起家”的杨坊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前，李鸿章就曾整治过江苏的吏治，通过调查吴熙管理的账目，找出了里面有很多问题。这次，他更是借此参奏，“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矜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意思也就是，吴煦、杨坊要对常胜军负领导责任，而且，革了职还要负责到底。如果常胜军还是骄横到底，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他们进行裁遣。李鸿章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向清廷献计，说“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意思也就是让吴煦、杨坊负担这次赶赴南京的所有花销。这笔数额有些巨大，相应开支损失纹银31万两、英洋63000元。上谕照准。吴煦到底还是保留住了他的二品顶戴。此后，他又接到督办军需报销局和饷票奖局这些肥差。但在1865年，他终因官场失意、家财一空，怨气难消、心灰意懒，向李鸿章称病辞职，回到老家杭州，从此脱离官场。1872年，63岁的吴煦在杭州家中去世。杨坊则被“暂行革职”。他所辞去的苏松粮道一职，转眼就被李鸿章转手交给了与自己同年入仕的“老同学”郭嵩焘。也不能说李鸿章是以权谋私，事实上，郭嵩焘是个老实人。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学者刘蓉说郭嵩焘“莹彻无瑕”，在李鸿章眼里，郭嵩焘也“学识宏通，志行坚卓”。曾在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不住公馆，不受饮食”，行“历来钦差所未闻”之事。然而，他的命运却和李鸿章背道而驰，只在广东巡抚任上当过两三年的实权派干部，其他时间大多赋闲。1875年后，更是因为风云际会地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受到了万众唾骂，目为“汉奸”。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哪怕清政府再三受到西方列强的蹂躏，但鸭死嘴硬，虎死不倒架。杨坊要是能见到郭嵩焘后来的遭遇，两个“汉奸”会不会握手言好并长叹一声，做人难，做晚清的名人更难？郁郁寡欢的杨坊在1865年就一病而死。好在他和吴煦总算是“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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