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7）
2022/8/19 0:09:45 书虫子
倒是端方暂时想明白了，下台后在家每日饮酒作乐、会客访友，倒也活得自由自在。他甚至赋诗一首：“我有鸡足山，山下百重泉，泉甘而土肥，宜隐且宜仙，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也正是这段赋闲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金石收藏上，最终成就了自己“金石学家”的名誉，以及别人对自己“有学有术”的评价。端方虽然自得其乐了，但是，“以袁世凯和端方的被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使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到处可闻心碎的声音。请愿速开国会，成了立宪派挽救时局的救命稻草。他们已经不愿意再空谈误国了。只有行动，也只有行动，才能真正地刺激蛮干的统治阶层。才能给那衰败不堪的肌体打上一支强心针。1909年10月14日，看上去很平淡无奇的一天，却应该被记入史册。因为在这一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这也让10月14日，成为“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申报》曾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这里的谘议局，就是袁世凯改官制时新成立的资政院，在各省地方上的建制。至于资政院，如前所说，它在性质上是中央谘议机关，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通过投票选举，张謇以51票(到会者95人)高票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议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 争取速开国会，也成了谘议局成立的应有之意。作为立宪派中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人物，张謇也不满意于清政府将立宪的预备期拉得过长，结果立宪永远只在预备，而不见落实。要落实，只有速开国会。在谘议局开会前后，他就给摄政王载沣上书，题目就是“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他认为，面对“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唯有只争朝夕，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求全国上下一心，这才“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都交给监国也就是摄政王您一个人扛，还是赶紧成立有负责任之政府以分监国一人之忧劳。言辞恳切，却难入载沣之耳。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依旧表现出了强撸袁世凯和端方时的强硬，只是，现在有了谘议局这样的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已不再是零散的活动了，而被串联成了波及全国的运动。在接下来的1910年，这种运动至少被发动了三次。尤其是第三次大请愿，更是打破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联袂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请愿群体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严修的故交、天津教育家温世霖。他参加了多起请愿运动，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大请愿不是没有效果。一方面，给各省的督抚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同情的立场，最后竟出现各省督抚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直停留在口头的资政院也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将奏请速开国会的呈文上达朝廷。“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尽管这并不是最满意的结局，但在张謇眼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终究有所得，多少算得上是胜利的消息了。“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息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不过，显然有人不乐意。他们认为，自己千气万力，折腾了这么久，才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无异于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说起来，颇为痛心。“有的省，如东三省、直隶、四川等省酝酿发动第四次请愿。梁启超发表文章说，欲开国会，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断定‘宣统五年’是将来历史上必不会有的名词。”但在清政府眼里，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已经很不容易。那么，民众就应该对此感恩，而不可以再妄自行动。所以，在随后的11月份，它就下令各省督抚要改变自己的立场，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
温世霖，字支英，天津人，近代中国教育家。温世霖在劫难逃。1911年1月7日晚，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就下令将他逮捕，并不交司法部门，未经审判而直接定罪。这在天津各界引发了不小震动。张伯苓被公推为营救温世霖的议事会临时会长。他曾以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却被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为此，他曾去南开中学找严修想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事。’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便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身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的虞洽卿，对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结局，自然也高兴不起来。但他暂时还没心情将心思全放在这上面。此时的他，也面临着一个比较让人纠结的局面，那就是他那宁绍轮船公司刚启动，很快就陷入到一场围追剿打之中。想想四明银行刚出生时的遭遇，虞洽卿对此应该有心理准备。何况，他还带头挑事。他在宁绍轮船公司开始营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公司的船头上立一牌，上书“立永洋五角”。意思是，我宁绍轮船统舱票价永远是五角!注意，是永远，不论环境险恶，还是通货膨胀。再加上船上的服务人员基本上招聘的是宁绍老乡，服务周到，使许多乘客有宾至如归之感。这个举动，摆明了就要把其他对手拖入到市场竞争的行列。这下，让太古、东方、招商这三家公司就有点摒不牢了。恼羞成怒的它们，不甘坐以待毙，也立马动作，跟风降价。但它们降得有点狠，一下子从一元降成了三角，有的还两角五。另外，为了招揽生意，它们外带附送小毛巾一条!自然，这跟它们自身实力雄厚有关系。它们不怕这段时期亏些血本。宁绍彻底变被动了。以前的“永洋五角”已经不是优势，反而成了劣势。为了客源，只有将价格再降。可是再降的话，亏损就太大，这样会让宁绍力有不逮，迟早会崩溃。对此，太古似乎心知肚明，并扬扬自得。只要把宁绍的财力给耗掉，那它们又可以重新垄断这一路线的航运了，轻轻松松将以前的亏本补回来。与此同时，一些乘客看不到外人的用心，却只顾眼前的利益，又纷纷改坐太古……看上去，资本薄弱、基础未稳的宁绍是撑不了几天了，“但是它们大大低估了宁绍轮船公司背后广大宁波同乡的决心和力量” 。也正是“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这一年，由慈溪人洪宝斋，创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是年三月初五日成立，为今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之胚胎。“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一度停辍。当时，施嵋青捐全部私产，并同钱达三、谢蘅牕、陈韵泉、陈蓉馆、朱葆三、孙梅堂等人商量，捐资兴复，于次年，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这里的施嵋青，前面曾提到，他在周生有一案中，曾受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委托，和朱葆三、周金箴、虞洽卿等3位宁波帮名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可以说，他对宁波所做的最大功德，就是捐家产重建宁波旅沪同乡会。说起来，当该会创办时，上海尚无其他同乡会。倒是会馆、公所不少。比如宁波人的四明公所。它既是行会组织，也是同乡组织。只是，它的宗旨虽然是“联乡谊而安旅梓”，但主要是“为死人服务”。不过，其在与法国人的数次抗争中，让宁波同乡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自然便产生了要进一步组织同乡会的意向。这也是旅沪宁波同乡会得以成立的基础。相反的是，旅沪宁波同乡会主要是“为活人服务”。再相比较，“同乡组织是城市移民的地缘性组织，它的组织程度、组织体制和组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移民的数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同乡会馆、公所作为一种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社会组织，它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其移民数量较小，经济活动的领域相对狭窄和相对分离，以及文化素质的传统性相一致的。到清末民初，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共同利益关系的密切化，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传统的会馆、公所组织模式逐渐与移民的状况不相适。“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的上海，而又是上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体队伍的宁波人，他们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较之其他各籍移民处于领先的状况。”这话说得有点佶屈聱牙，看不明白的直接跳过就好，你只需要明白，旅沪宁波同乡会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结果。而它的出现，也成了宁波乃至全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不过，它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还得要再等一段时间，也就在温世霖被逮捕后的2月，这场成立大会才如期召开。地点放在了四明公所。放在这里召开，似乎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传承。此次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和朱葆三为副会长。“会务活动，主要是救济、救护在沪宁波同乡，如无息贷款、助乡人回籍，以及赈济、施诊和办理教育事业、促进家乡建设等。”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成立，宁波帮就试图将同乡会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推向旅居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宁波帮所引领的又一种时尚，同乡会这种城市同乡组织模式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正是依靠宁波人团结互助的传统，以及团结互助的现代组织形式，虞洽卿在面对围追剿打这一困境时，有了不少底气。1909年8月1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安里开会，发动宁绍商人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大家一致认为，“宁绍轮船为我国商办航业之嚆矢 ，而尤为我宁绍名誉荣辱之关键”，所以再怎么困难，也得把它支撑下去。在这次会议上，同乡们决定将票价降为三角。其中的二角差额，由维持会给予补贴。此举一方面是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照顾那些坐不起船的贫苦民众。“有同乡实在无资可归者，亦酌给船票。”这一手，让宁绍轮船再次重聚人心。“同时，虞洽卿以旅沪宁波同乡会名义向宁波、绍兴和许多华商相约：把浙沪间的货运均交由宁绍公司承运。虞洽卿这一招迅速取得效果，于是一般宁绍旅客在票价相同的情况下都宁愿乘宁绍轮，不乘外轮。不久，太古等公司不得不向虞洽卿做出和解的表示，并主动将票价回升到5角。虞洽卿的宁绍公司仍在船上竖‘立永洋5角’招牌，一场维护民族和同乡会利益的斗争终于以胜利告终。”宁绍公司遂成为“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在维持票价中，宁绍公司前后支出10万元的补贴，这意味着，同乡的支持是多么的积极和热烈。得说一句的是，到处撒金的吴锦堂依旧捐资最多。他还被推举为航业维持会的会长，并以会长的身份呈书浙江巡抚增韫，寻求官府设法保护。还得要说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南洋劝业会，也从他那受益很多。为了卫国保商，吴锦堂捐银万两，仿照西方义勇舰队的办法创立了商舰协会，用以保护国内外华商往来之贸易。毕竟，南洋劝业会不是小范围内的活动，客商都从天南地北赶过来，又要回到天南地北去，一路上没有个保护，还真的让人不放心。只是，和华人体操会一样，商舰协会也是民间的军事团体。向来担心民间拥有军事力量的清政府，之所以允许华人体操会和商舰协会的出现，并不是说明它有多么的开明，一方面，不想轻易抛弃此前的重商政策；另外一方面，它面对民间力量的崛起，虽然严加打击，但在掌控上也渐渐力不从心。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上的所谓强硬，无非色厉内荏。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变色大龙染“红”如果说，在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能让请愿速开国会的立宪派们感到少许慰藉的，还是南洋劝业会。就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得名的这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也在磕磕绊绊中，终于走到了正式亮相的那一天。刚一出生，便已饱经沧桑，却也风华正茂。它的召开，除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外，多少也与清政府为了安抚人心，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有关。为了表明政府对南洋创业会还是很重视，在开幕前夕，清政府任命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南洋劝业会的具体实施。蒯光典为南洋劝业会总提调，协助杨士琦对南洋劝业会予以监督指导，并负责对所有参赛物品统一进行检验、审查和评(颁)奖。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过来“摘桃子”的，但不管如何，日后世人谈起劝业会时，记得住的依旧是端方、张人骏、张謇、李哲浚……当然少不了虞洽卿。自然，还记得的是，劝业会当时的盛况。包括江苏、浙江、直隶、东三省等在内的22个行省，以及美、英、日、德及东南亚诸国参加了南洋劝业会。展品号称百万件。华侨自然也闻风而兴。各埠的华商总会甚至在劝业会之前，还举办预选赛，然后择优将其运送回国。对华侨的热情，张人骏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此，劝业会的组织方还针对南洋各端口专门拟订规章，同时还制定了出品免税规则，并拟采取奖励政策吸引和鼓励华侨参赛。对华侨中的特殊人物，张人骏更是表态：只要你来参赛，就会有奖。至于被盛情邀请加入的张振勋，则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负责招集资本万元组织公司办理广东出品事宜。“张振勋在组织广东出品的过程中还发起全省教育产品展览会择优汇送劝业会。他曾说中国地大物博出产尤多若能制作精良必可抗衡外货。‘抗衡外货’一语道破了清廷和华侨皆热心于劝业会的根本缘由，同时也提示了两者都企图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劝业会的会址，从江宁的城北丁家桥，再一路向北，延伸到三牌楼，原绿筠花圃附近。此地辽阔，且多荒芜，不碍民居。南起丁家桥(会场正门在焉)，北至三牌楼，东邻丰润门易家桥，西达将军庙口，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四里，周约八里。全场呈椭圆形。这里的丰润门，即今天的玄武门。它的开筑，是为了方便宾客在展会期间，饱览南京的玄武湖。这样既能愉悦精神，又能宣传南京的风景名胜。它是从端方手里开筑的，不过，修到一半，端方调走，张人骏接手。对这个半拉子工程，张人骏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彻底将它完工。竣工时，为了讨好这个新任两江总督，手下人遂以张人骏的祖籍命名此门。除此外，张人骏在会场东侧，开辟出了一条马路，取名为丰润路。为了方便草料运输，他还命人新建了草场门。“有了丰润门，进玄武湖再也不必自原先仅有的太平门绕行，大大方便了游人。丰润路和草场门的建造，使得南京城北的交通有了新改善，为城市规划指出了新方向。民国成立后，丰润路并入模范马路，成为模范马路的东段，旧名不复存在；丰润门亦改名为‘玄武门’。”至于会场的安排，也不失井井有条。在会场中心，“建有四方形三层塔式楼房一座，内设审议室、公议厅(相当大会堂)和各科办公室，是全会的主脑。“周围环抱建筑13座本馆，分工业、农业、教育学科、卫生医药、军火武备、侨商产品等馆，最主要则为各省私人收藏的名贵古玩、玉器、珠宝、字画、精制工艺品、历代珍贵刺绣以及各省的丝织品绫罗绸缎，供中外人士欣赏的非卖品。“外围星罗棋布的各省各业专馆数十座。有以省名，如江苏馆、广东馆、四川馆、两湖馆、东北馆、陕甘馆等；有以地名，如北京馆、上海馆、宁波馆、天津馆、福州馆等；有以土特产名馆的，如景德瓷器、宜兴紫砂、北京的景泰蓝、扬州玉雕、福州漆器、苏绣、湘绣、山东玻璃器皿、云贵的中草药，等等。“各馆的陈列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房舍布局与结构也各具特点，有以园林取胜，有以宫殿称雄，有的娇小玲珑，有的雄伟壮观，有的金碧辉煌，有的雅淡素净，有西式、有中式，有亭台楼阁。匠心构思，争奇斗艳，竞相比美……“会场内到处设有贩卖部。土特产和工艺品，应有尽有。各省市的名菜细点香茗，供客品尝。江浙的丝绸，苏湘的刺绣，江西的瓷器，宜兴的紫砂，山东的琉璃，北京的景泰蓝，福建的寿山石，乃至山珍海味，奇花异卉，大量供客选购。“6个月展览，吸引中外人士不下数十万之众，各业成交额数千万。”华侨运送回国的出品物，则被安置在专门设立的暨南馆里。除此外，劝业会还设置了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陈列外国出品物，供游客观摩。为了服务好游客，会场内外附设了剧场、马戏场、动植物园等娱乐、游戏场所30多座，每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会场外铺设轻轨小铁路，每节车厢可容纳二三十人的小火车，每小时一趟，游客花10个铜元即可坐上火车环游会场一周。这种服务精神，在今天亦有可学习之处。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大多的商业博览会，以及各类的展会，其展馆的陈列形式，基本上还脱离不了南洋劝业会的窠臼。是劝业会超前，还是我们停滞不前，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端方虽然在拍照上遭到飞来横祸，但这依旧影响不了国人对这一西方文明的热情。这也让南洋劝业会在世人面前有了很直观的影像。江宁人邓之诚，生于1887年，卒于新中国的1960年。其曾祖父是曾任两广、闽浙、陕甘总督，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的晚清名臣邓廷桢，祖父名叫邓文基，父亲名叫邓小竹。南洋劝业会时，正值青春的大好年华，对家门口这一盛会自然不会错过。为此，他还拍摄过一批南洋劝业会的图片。“规格为10cm×14cm，按照片名称，分别有：南洋劝业会会场牌楼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外河流；南洋劝业会会场街景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京师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武汉馆；南洋劝业会江西馆；南洋劝业会安徽馆；南洋劝业会时张人骏等人合影；南洋劝业会美术馆等，一共有26张，十分珍贵，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一帧‘南洋劝业会街景’照片中，笔者看到，主体背景是一座四柱三门、三层重檐歇山顶的牌楼，牌楼迎面有6个高高上翘的角。每根柱子前均摆放着石鼓。牌楼第一层的正面，自右至左镌刻5个繁体大字‘南洋劝业会’。“牌楼的两侧，有精致的栅栏。牌楼下站着约10个身穿浅、深两种颜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牌楼外两侧，是两座不大的庑殿顶白色建筑，笔者猜测可能是售票处。右侧建筑的门口，围着10多个打着伞的人；路边放着7堆、由3根棍子模样的东西叉在一起，看上去有点像枪。一位士兵模样的人，正站在旁边守护着。“一条比牌楼略宽的笔直水泥大道，穿过牌楼，直通迎面的一幢二层建筑。这座建筑下，有一个巨大的拱门，可以看见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门口路边，还有两棵郁郁葱葱的大树……”这些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有普通百姓，也有日后扬名中国的文化名人。一个是鲁迅。其时他29岁，正任浙江绍兴中学监学。他专程率全校200多名师生赶来观摩。一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鲁迅的老朋友徐季龙，还特地赠送鲁迅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还有两人是茅盾、叶圣陶，其时他们分别14岁和16岁，都是中学里的学生。在参观完南洋劝业会后都认为开阔了眼界。有人就曾感叹，一日观会，胜于10年就学。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于他们后来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潜移默化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些立志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们，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次学习的大好良机。在开展的6个多月里，日后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江苏无锡人氏荣德生曾连去参观3次。他喟叹说：“地场大，各省有馆，一次看不了，全国物产有朝气。”虞洽卿也耐不住“寂寞”——创办南洋劝业会显然已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现在需要的是，利用这个人气巨大的舞台，好好地炒作一把自己。“会上，虞洽卿把自己和载沣、端方、张人骏(时接端方任两江总督一职)的照片夹在手帕中分赠来宾。显然，虞洽卿把政府的表演时间成功演化为自己的一场‘个人秀’。” 这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虞洽卿再一次名利双收。对这样的盛会，不能只落实于行，而失于研究。张謇就携手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李瑞清被推为研究会正会长，张謇任总干事，黄炎培等任驻会干事。该研究会组织700多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对所有参展赛品进行全面研究。著名学者孟森、马相伯、李复几、姚明辉、柳诒徵、沈恩孚等皆曾参与其中。研究会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论文近90篇，统一结集为《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出版。相比较请愿速开国会，这算是张謇做得比较成功的事情了。至此，南洋劝业会办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怪不得日后有人常以“南洋劝业会”联系后来之“巴拿马博览会”，实在不无道理。说起巴拿马博览会，是由美国于1915年举办，为的是庆贺巴拿马运河即将开通(巴拿马运河区当时由美国统治)，前后历时近10个月，比劝业会的6个月还要长。参展国31个，展品20多万件，参观者达1900余万人——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把此事当作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统治政府，欣然参赛。
南洋劝业会实景在博览会上，中国产品分为9个陈列馆展出。另外还仿照中国传统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分为正馆、东西偏馆、亭、塔、牌楼6部分，雕梁画栋，飞檐拱壁。最终，中国产品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枚，在整个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不得不承认，劝业会的举办，既激发了国人参展的热情，也丰富了国人的参展经验。但我们同样得认识到，在这两次展会上，中国产品多是靠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传统物件来为国争光，缺少制造和电气、化工方面的内容。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距。只是，这还不是劝业会最大的遗憾。它的最大遗憾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它的举办保驾护航。和其时正蒸蒸日上的资本世界相比，劝业会所处的社会，已如一只高压锅，随时就要爆发。在这面前，一个商舰协会根本算不了什么。它的困境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没有持久的产品供应；另一方面，本身也没得到有效支持。很快，武昌的一声枪响，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剧烈颤动，那些依附于它的花儿们纷纷被松动，乃至甩脱。加上日后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天无宁日，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也就意味着，劝业会这个旧中国难得的商业实验，只能是浅尝辄止。风光之后再无风光。也就在劝业会进行的6个月时间内，盛宣怀又重新进入了宁波帮的视线。自从郁郁不得志了很长时间，只得看着自己的老乡张謇不仅在实业舞台上，而且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明星，将自己所栽培的宁波帮的目光拉走之后，他又杀回来了。1910年8月22日，他应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这一天，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重生日。因为清政府发布上谕，让他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这跟其时国内路事纷繁的现实有关。虽然他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在商办浙路公司出现之后，就“不废而自废”，但西方列强想插手中国铁路事务的决心却没有因此被“废除”。在两难之下，清政府也灵光一现，想出了“两全之策”——那就是将“借款”和“筑路”分开，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再转借江浙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筑路有没有钱，你都要从英国人那里借款。只要你借了钱，英国人就有赚钱的机会。这一策略虽然让英国人不能直接插手筑路事务，但还是换汤不换药，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此时的清政府也顾不了太多，在1908年3月6日，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英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在浙路公司眼里，这无疑是“不渴而饮鸩”。于是，怒了。说起来，在全国众多的商办铁路中，浙路公司的成就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而且每公里的成本只有37000余元，远远低于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此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6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9万余元——跟今天的国企有的一拼，反正用的都是国家的钱，多花少花毫不心疼。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它“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也正因为此，汤寿潜面对外商染指以及清政府官办铁路的压力，颇为硬气地再三抵制。只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春满园。商部当初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不是每个商办铁路公司都像浙路公司。“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纠结——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会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还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分散，各自为政，这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一堆，有的集了资却毫无推进，甚至到最后不见资金的影子。”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显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办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似乎又重新发现了盛宣怀的“好”来。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一方面意味着他本人，自1908年被任命为邮传部的右侍郎却被发配做其他事务以来，终于不用再“不务正业”了。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清政府需要借助他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然后达到逐渐收权的目的。盛宣怀对此责无旁贷。一方面，被压抑多时的他，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老得做不了大事。另外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特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便可轻松解决。这也注定着，一旦重获权力，他便会磨刀霍霍地砍向自己这块熟悉的一亩三分地。这就让汤寿潜很恼火地发现，除了“不渴而饮鸩”之外，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也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向。对大多数商办铁路而言，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是给他们解套的良机。但对汤寿潜来说，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全都交代了，就连接下来的筑路计划，也可能付诸东流。而且，清政府一旦铁路国有，他们肯定又要一如既往地屈服于西方列强所施加的压力，像当年盛宣怀那样出卖路权获得借款。果真在这一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又一次站出来，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不管你需要不需要，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上一杯羹。他不得不加入急流暗涌的保路运动。就在清政府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怒气冲冲地给清政府军机处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矛头直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更重要的是，作为立宪派领袖，他也参与并和张謇一起组织了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让清政府很是被动，不满之心自然横溢。“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他‘狂悖至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不得不说，清政府的确被这怒火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意识到，浙路公司不是国企，其总经理的人选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股东说了算。当然，专制的它们也从来不认为，天下没有政府管不了的事情。于是，在这一年的请愿浪潮中，又多了另外一朵浪花。为了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上海，有3000多名浙江旅沪人士，自然也少不了宁波帮，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从上海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天气不好，大雨倾盆，请愿的队伍却没有慌乱，而是队伍整肃地站在门前，让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只是，这样的请愿依旧打动不了最高统治阶层。9月中旬，他依旧被迫离职。在离开之前，他隐隐觉得保路运动已经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国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地毫无效果” 。本是立宪派不希望革命流血的他，被自己寄予希望的清政府弃之如敝屣，却在革命党人那里，获得了莫大的声望，甚至被推为浙江光复后的浙江都督。这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政府长时间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让他们日后的一切行为，哪怕本意是好的，都会为自己制造被攻击的借口，或者成为整个社会的笑料。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民心，也失去了自己业已稀薄的法统。“上”之不存，或为革命的秋风该扫的落叶，那么，自上而下的立宪也就失去应有的意义，同样不废而自废了。如此说来，汤寿潜加入革命阵营，不管是真心还是被迫，也昭示着，在一段时间的你追我赶之后，立宪和革命已经合二为一，殊途同归。“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也正是这两者的合二为一，让辛亥革命没有成为康梁嘴里的“法兰西革命”，变得“血流成河”。立宪派加入革命政府，并主导了各种地方机构，一方面给缺乏政府工作经验的革命党以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抑制住了革命内在的某些冲动。更重要的是，很多普罗大众通过他们，而非革命党，接受了民主、民权思想。由此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这对宁波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启示。此前的他们，在相同的血缘、业缘或者地缘下，互相关爱互相抱团取暖，但在意识形态上，龙生九种，种种不同。有立宪有革命当然也少不了中间派观望派骑墙派，犹如宁波境内有姚江有奉化江也有甬江。得益于三江口将它们收为一体，才有更为浩荡的气势奔向大海。同样，也正因为这立宪和革命在1908年之后的合二为一，让宁波帮在分野之后，形成了合流。当他们的目光从盛宣怀转到张謇、端方、袁世凯再集体转向孙中山之后，革命的浪潮已经势不可当。虞洽卿也不失时机地动摇了。他曾自称“自经劝业会……蓄心革命事业”。“只是，将‘劝业会’受挫视为他转投革命的导火线未免草率” 。尽管办理劝业会时，常受张人骏的掣肘，但他在劝业会上的“表演秀”，依旧表明他并没有主动背弃清政府中的权力阶层。他和他们之间的结合，曾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其时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最佳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说起来，他虽然和吴锦堂是同乡，也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成为至交，但你却不能指望，他在一开始就和吴锦堂那样对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的接纳。毕竟，吴锦堂的成功主要是在国外，和国内的权力阶层的关系并非盘根错节，有得是时间和勇气等待中国大破之后大立。但对虞洽卿来说，改朝换代，势必对他在人、商脉的重新扩展上提出新的要求。不是万不得已，他未必希望目前的朝廷破产。只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虞洽卿也是个商人，自有利益考量。此前，他捐了顶帽子却一直不愿意封官，也是担心自己和政府的关系走得太近，一旦朝代变更，那自己的身上，前朝的烙印就会太鲜明，难免让自己成为革命的靶子。这次，他肯定是敏感地察觉了什么地方不对劲，赶紧见风使舵。日后，革命的红色，将成为这条变色大龙的主要伪装色。
第八章 走向共和小人物炒股1910年，显然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也是新旧之间一个巨大的天堑。一方面，自1901年以来的晚清新政已经将近10年，社会本应该按照向上的势头行进。但另外一方面，新政催生着新人，也摧毁了自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这个被侵蚀得千疮百孔但依旧庞然大物的帝制中国，便轰然倒塌。也许，就连对清政府心怀不满的人，都会疑惑，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胜利到来得如此迅速，一定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1910年，若没有1910年风雷激荡的铺垫，1911年也不可能遽然到来。只是，我们在面对帝制中国的垮台时，常常会陷入革命叙事的狂欢，却不知必然中也有偶然，“辛亥革命的标志当然是武昌起义，而真正的导火索，则隐于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在这一年，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小人物，四川人施典章，正是他在上海炒股失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年的上海，风云惨淡，让人一眼能回想起胡雪岩生丝大战之后的景象。先是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在7月22日同时关门停业了。它们是第一拨倒下的钱庄，却牵连9家钱庄倒闭。就连叶澄衷家族的升大、余大、瑞大、承大也宣告歇业清理，被称为“四大皆空”。与此同时，严信厚所创的源丰润以及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也元气大伤，源丰润属下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导致这样一场金融风波的，是橡胶股票泡沫的破碎。说起橡胶股票，顾名思义，就是与橡胶相关的股票。大家都知道，橡胶在今天俨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满大街跑的汽车都需要用它来做轮胎。20世纪初，也正因为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橡胶生产成为朝阳行业，很多没见过橡胶树长成什么样的人，都忙不迭地投资橡胶行业，开办公司，发行股票。在1909年底，这股热潮波及到了中国，上海首当其冲。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所以也将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其中，最早发行橡皮股票的是英商渣华橡胶公司，每股为9两，但开市不久就涨到了30两……如此的高收益，显然冲昏了很多人的头脑。他们疯狂地投入到其中，推动了股票价格的疯长。这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谁也不知道，这花最后落在谁人之手。但谁都知道，谁不参加，谁就不是时尚中人，到时候聊天都找不到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谁就跟钱过不去。可以说，橡胶股票见证了人性的贪婪，以及旧上海对财富的狂热追逐。正是利用这种盲目和跟风，一些外商趁机做局，大肆圈钱。英商麦边就开设了一家兰格志橡皮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向上海市民招股，他采取了一系列舆论宣传攻势，“首先，在上海几家著名报纸上刊登一篇题为《今后的橡胶世界》的文章，先介绍橡胶的性能和用途，再分析世界上橡胶市场在今后30年内的供求趋势，给读者造成橡胶产品身价百倍的印象。“其次，在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传兰格志公司除在海外拥有许多橡胶种植园之外，还从事木材、石油等行业，资金充足，实力强盛。“再次，拼凑一个董事会，声称该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胶种植园获得丰收，在英国伦敦股市，该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另外，将新加坡一家橡胶种植园的外景摄制成电影，招待上海市民观看，并宣称该公司股票每年分红可达45%。“最后，采取提早发红利的办法来抬高股票声誉。该公司宣称，兰格志比其他公司业绩显著，其发行的股票在3个月后即发行股息，每股可得12.5两。通过这种宣传造成该公司股票势必大涨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人们趋之如鹜。”为了吸引一时缺少资金的购买者入股，不少洋商与外国银行互相串通，凡购买洋商橡胶股票的，可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押款。各种宣传，加上银行的助纣为虐，不难想象上海为什么为橡胶股票如此疯狂。不要说升斗小民，就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次也不顾身份一起加入了大合唱。“据时人描述，自1910年春起，‘此风披靡上海，各官商竞向钱庄及外国银行调用款项，投机若狂’，而各大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至于一般中小商人和殷实市民，投入多年积蓄，甚至变卖家中衣物、首饰以换购股票者，不可胜数。”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只有两成橡胶股票为在沪外国人购得，其余八成全都进了华人的口袋。又据统计，华商在1909—1910年初投入橡胶股票交易市场的金额约为4000万两。于是上海钱庄的可流通资金，几乎全部被橡胶股票套牢。上海道台蔡乃煌自然不会放弃这家门口的机会。他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胶股票。而另外一位候补道台施典章同样力度不小，动用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公款，购进兰格志股票达485股，每股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这些公款是川汉铁路公司从民间募集到的修路资金。只是这些钱怎么到了施典章的手里？这跟他的身份有关。其时他就任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正是管钱的。那么，他不在西南，却跑到上海炒股，又是为何？这也跟川汉铁路公司想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做投资有关。说起来，自商办以来，川汉铁路公司要想修路，必须要募集资金。但它比不上苏路，以及汤寿潜所在的浙路公司，靠近沿海发达城市，可以靠商界投资就能过好日子，它却只能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靠着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才在几年之内筹集到了1000多万两。自1904年1月起，“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这一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就直指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荡产，敲肌吸髓而来”。饶是如此，这强募起来的1000多万两，和它认造的成都至宜昌铁路就需款9000万两相比起来，依旧杯水车薪。反正铁路是一时半会修不起来了，这些钱再少也是巨款。这让管理层动起了靠钱生钱的主意，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于是施典章便手握着350万两，闯荡起上海滩来。当橡胶股票掀起全城热恋之际，这位CFO于公于私都要搏上一搏。何况买股票的钱，还不是自己的。正是在无数只推手的推动下，橡皮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像兰格志的股票，到1910年3月底，已涨到每股1650两，为原票面的275倍。当巨大的泡沫破碎之际，就是万民跳楼之时。戳破这一泡沫的，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它突然宣布，限制橡胶进口和消费，国际橡胶价格应声急跌，相关的股票交易随之停顿，人们手里昨天还价值千金的股票，转眼成为一堆废纸。倒霉的还有商务印刷馆的夏瑞芳。因为张元济的入主，商务印刷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他本人也落得一身轻闲。只是，余暇时间多了，他也迷上了股票。很不幸地，就迎头撞上了这一年的股灾。“股灾中，夏瑞芳损失极大，以至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变卖房产。他还用股票抵押，向书馆借款10万，但抵押的股票论价值已一文不值。并且，他解雇了部分编辑人员，转嫁成本。夏瑞芳投机冒险，殃及公司，虽尚未牵动大局，却为培养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留下隐患。武昌起义爆发，书馆祸起萧墙，内部职员陆费逵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设没几年的四明银行也跟着吃了苦头。因为第一批倒闭的正元、兆康、谦余这“哥儿仨”，是四明的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受此影响，四明的股票大跌，同时营业衰退，竟濒临破产。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虞洽卿当年所没料想到的，他更是无力回天。1911年4月，总、协理一干人等被迫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乘机抄底，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好在肥水流的不是外人田。这位孙先生还是宁波慈溪人。施典章更是彻底凌乱了。除了自己被股票给套牢之外，他还有个不敢言说的痛。那就是这倒霉催的正元、兆康、谦余，虽然名义上的老板分别是陈逸卿、戴家宝以及陆达生，但他才是这三家钱庄的真正靠山。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生息，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但他身为CFO，却知法犯法，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存38万两，在谦余存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谁也不知道三家钱庄私下里给了他多少好处，也不知道陈逸卿对他施以了什么魔法，反正除了大量的存款，他还将一笔95万两的巨款，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但毫不例外的是，这些钱都被老板们拿去炒了橡胶股票。它们的停业，意味着施典章所有的投资，都成了坏账。“自从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召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精明的麦边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他早已趁高出手，跑回了国外。一同携带回去的自然是巨款。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上海股市一片狼藉。好在政府终于出手救市了。为了维护市面稳定，“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倒闭钱庄的欠款，上海海关道蔡乃煌出面，与9家外资银行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贷，年息4厘，分6年偿还。同时，他还拨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帮助它们稳定市面” 。联手蔡乃煌救市的少不了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的会长已是周金箴。他对源丰润的生死，不能不关心。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合力支持下，源丰润和义善源果真顶住了金融冲击的第一波。只要这两大巨头不倒，上海市面只要熬过这段艰难日子，终究会恢复元气。得为蔡乃煌控制危机的表现喝声彩。尽管他当年能主政上海，跟站队袁世凯有关。不过，从他这些表现来看，这个人好歹还是有些本事的。事实上，他在上任之后，“经济、政治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任内整理上海市政，改造旧城，拨借官款支持地方绅士李平书创办闸北水电厂，又拨发枪支助李创立上海商团。他很懂得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上任前已投资上海《舆论日报》，上任后又收购日资《沪报》及商办《时事报》，合并更名《舆论时事报》；还利用权势攫取了《中外日报》，暗中津贴《申报》及英文《上海泰晤西报》《中国公论西报》，大力打压革命派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先后共有6家中外文报纸被其收买控制” 。所以你不能说，他只是个吃政治软饭的人。但他又的确是一个人品拿不出手的人。除了善于栽赃陷害，他还仗着自己朝中有人，连自己的上司都不曾放在眼里，甚至还发表长文，痛诋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启泰“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将陈启泰活活气死。这种不懂得低调，到处给自己树敌的行为，显然是在为自己挖坑。他从外资银行借款，并拨官银300万两，尽管一开始没给他带来问题，但不幸的是两个月后要偿还当期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让手头吃紧的他，只好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至于拿去支援源丰润和义善源的款项，能不动用就尽量别动用，以维持市面。这本不无道理。但一个人跳了出来——1910年就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参劾，说蔡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暂且不管程对这位下级是否看不顺眼，最起码他的老师，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与蔡有隙。这下，政敌终于找到围剿的机会。不幸的是，蔡的后台又倒了。这也让这一年的上海，想死就要死得更彻底一点。没有死彻底，都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也是，死彻底了也正好重生。不然半死半活的挂在那里，就跟强打精神的朝廷似的，让人看了都心烦。蔡乃煌虽然左支右挡，但还是架不住危机的二波来袭。你不能说这只是天意。事实上，就如当年胡雪岩在生丝大战中被拖垮，跟李鸿章、盛宣怀以他为目标来间接排左有关。可以说，他不仅败在了天意，也坏在了人为。和李鸿章、盛宣怀同一战壕的严信厚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创办源丰润后，他一生都在小心谨慎，谨防重蹈胡的覆辙，没想到覆辙还是让自己的儿子碰上。这次，“人为”的影子又隐约出现了。严信厚地下有知，肯定心中一凛。没有什么人愿意替他说话。再说，他的上海道一职，虽然算不得什么，但那可是在国际化的上海，一个小科长都比西部的局长值钱。把他给弄下来了，多出这么一个肥缺，该多么诱惑人哪。程德全的参劾也就一参一个准儿。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美国人、文物专家福开森(右)合影。长袖善舞的蔡乃煌因“橡皮股票风潮”而败走麦城。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清政府很雷厉风行地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蔡经手款项为625万两，六成在源丰润系，四成在义善源系，故蔡致电军机处，求以宽限时日，再次申明切勿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军机处仍以为是‘恫吓’，除严加申斥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无奈，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此时，外资银行又暴露出了其流氓的面目，落井下石，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它们在做死胡雪岩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它们的金融权力。现在，它们更不满意于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它们已经不在乎和中国的钱庄或票号进行利益捆绑了。它们要在中国独霸金融天下。所以，能趁机杀死一些钱庄，何乐而不为。再说，将上海的水搞浑，岂不是又可以浑水摸鱼？蔡乃煌从源丰润和义善源那边提款，有点被逼无奈，当然也有点负气用事的成分。他甚至有点期待，上海好不容易得以安定的局面，再次被打破。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所说不虚，让颟顸的朝廷看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在恫吓。这下却害惨了源丰润。因为款项被提，加上周转不灵，源丰润只好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严氏家道遂由此中落”。因为源丰润在宁波帮钱庄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整个宁波帮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甬帮会大、晋大两钱庄业宣告歇业；镇海方氏家族在沪经营的钱庄先后有16家倒闭；镇海李氏、叶氏家族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冲击波依旧源源不断。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这次倒霉的是义善源。它没走在源丰润前面，那是因为李氏家族中有个当交通银行总经理的人，他是李鸿章之侄李经楚，为了挽救义善源，他多次假公济私，从交通银行借款来维持义善源的资金。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压抑很久，逮住机会就向上走的盛宣怀。对办银行一直情有独钟的盛宣怀，一旦在邮传部大权在握，就根本不愿意放弃该部在1907年奏设的交通银行。尽管李经楚是他多年效劳的“东家”的子侄，但在他的欲望面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再说，李鸿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该给的面子早就给完了。所以他下令义善源归还借款，但李经楚显然无力偿还，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可谓损失惨重。它的倒闭累各地分号23家，形成了第三波冲击，“恐慌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企业商号大批破产，结束了连续六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大萧条绵延数年……”相信此时的宁波帮，包括严子钧在内，对蔡乃煌的心态应该是百感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对宁波帮的实业，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有所推动，但是作为一地的父母官，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跳脱大清颟顸、无耻的官僚体系，终究和他们沆瀣一气，在橡胶股票风波中不仅没有及时地看出问题，制止问题，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推动者。最终让宁波帮乃至整个上海，为他的失策买单。有人曾称他为“大清的灾官”，恰如其分。施典章同样也没有跑掉。蔡乃煌被程德全盯上，他同样被盛宣怀盯上。这场股灾给大清造成了惨痛的记忆，但磨刀霍霍急需要对商办铁路下手的盛宣怀却从这场股灾中看到了机会——施典章的投资失利，显然暴露出了商办铁路在资金募集上的欠缺，以及管理上的乱相——这样的“好典型”现在不抓，更待何时？就在9月25日，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张人骏、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并查处。比起陈逸卿，他终究欠缺了一点门道。陈逸卿，受美国政府庇护；更绝的一位叫唐寿江，他花钱买过三品顶戴，虽被两江总督张人骏请旨革职，却又发现他拿着葡萄牙的护照。“或许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处级别远超出他的想象：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结果一查，查出了一个大贪污犯。除了违规存款之外，他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但他至少每股虚报了250两的“花头”，也就是说，落入他个人腰包的就有12万之巨。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本上“渺无此事”。这让专案组很是震惊，不敢自专，将案情逐级上报中央。接下来，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只是，和被迫辞职的汤寿潜相比，施典章还是占尽便宜。一者，他此前曾任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在体制之内混过，是个让领导在某些方面放心的人。另外，也许是看到了民间保路运动的暗流，清政府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他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这一结果，也无疑激怒了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赤裸裸的黑幕，为此，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但正如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一样，他们的要求被直接无视。更让人出奇愤怒的是，他们投资的铁路不仅不保，而且在日后的善后赔偿上，也被区别对待。次年，已经升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义正词严之下，意味着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要承担这些亏空。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只能自认打水漂了。上头犯错不严惩，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无疑，这一处罚就像汤寿潜被离职一样，再一次帮了革命党人的大忙。引发帝制中国轰然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辛亥年6月，四川省谘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蒲殿俊，带着因川汉铁路被收归国有而破产的一干“股东”，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这两块木牌一写“庶政公诸舆论”，一写“铁路准归商办”。此前，它们一直挂在蒲殿俊租来的大房子门口。只是，这种游行和抗议跟死去的光绪一样，没有影响力。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当“盟友”变成了对手，就像情人变成了敌人，原先爱有多深，此时便恨有多深。清政府也开始感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威胁被发酵得越来越大，“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没多久，“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赵尔丰决定用暴力回答。清宣统三年农历七月十五，即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和省咨议局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是为“成都血案”。当对话的渠道被彻底堵死，可以对话的对象又被逮捕，乃至被肉体消灭，川人只有以武装起义来回应。清政府的维稳升级。这次，它们从湖北派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这一动，便动一发牵全身。
起义烽火终燎原在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全国革命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又一次失败了。这是同盟会也是他的第十次失败。这次起义发生在广州，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这次起义也因此史称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简直是在同盟会的伤口上再撒了把盐，说得更严重点，都快把它给击垮了。除了章太炎、陶成章“坚定不移”地独立闹革命，“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居正包括黄兴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把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起义重点区域，与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已无多少关系了” 。与此同时，依旧翩翩美青年的汪精卫还待在天朝的大牢里，终日以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来打发时间。此前，面对着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倒孙风潮，这位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新知识分子，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并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他的暗杀小组中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分子，有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四川分会长兼《民报》经理的黄复生，有同盟会中少有的炸弹专家喻培伦，有同盟会早期女性会员的曾醒、方君瑛……还有，他日后的爱人陈璧君，此时因爱慕汪而来。他圈定的第一对象，是端方。后来为了制造更大影响，改为军机大臣奕劻和海军大臣载洵，却纷纷落空，最后决定谋刺摄政王载沣。就在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头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汪，为他壮行。只是，汪精卫的暗杀行动因为被人发现，也同样失败。他和黄复生同时被捕。幸运的是，清朝统治者再愚昧再顽固，里面总有一些新式人物，肃亲王善耆就是一个相对有为的王爷。当然，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川岛芳子他爸。面对汪精卫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王爷意识到处死他们，有可能会激起革命党人的愤怒，局面会变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只判了个终身监禁。至于喻培伦，因为要去东京重购炸药，而幸运逃脱，日后在黄花岗起义中捐躯。起义行不通，暗杀也行不通……革命似乎已经山穷水复疑无路。谁想到清政府在赌桌上却跟着打出了一张臭牌：皇族内阁。在黄花岗起义之后，摄政王载沣终于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宣布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就像在恩铭被刺之后推出《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清政府就如愚笨的老牛，被抽一鞭子，才前行一步。只是，还是和《钦定宪法大纲》一样，新的责任内阁在人员组成上，依旧能让人一眼看出清朝统治者并不想真正放权。其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成为内阁中的一员，成了盛宣怀人生中的最大风光，值得一辈子去铭记。只是，这届责任内阁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皇族内阁”，“立宪派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实际上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 。先是有山东巡抚孙宝琦表示疑义，在奏折中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接着，全国近20省谘议局议长及议员40多人再次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国会和议员成了清廷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得不说，随着“皇族内阁”出台，就连纯粹的立宪党人，也将君主立宪当成了一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破鞋。正是对满清统治者由希望到失望，再到如今的绝望，当革命再次爆发后，立宪党人不是选择了观望，就是选择了和革命党联手。再也不像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清政府拱手送给了革命党人一张莫大的好牌：人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几个月前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还以落败告终，几个月之后的武昌起义，就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大成功。有了人和，还需要天时。得感谢四川的保路运动吸引了清政府的注意力，更要感谢清政府自作孽不可活地派兵镇压——正是兵力被派到了四川，造成了武昌兵力空虚，给了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大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起义不成功都不可能。不过，革命党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带兵前来四川的端方。端方这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确很吊诡。一个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按照清朝官员的德行，任谁都不愿意跑到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他就来了。另外一个是，在他人的印象里，他本来已经下台，在家逍遥自在，饮酒作乐、会客访友，也轮不到他来担这个责任。说到底，这是一个并不能隐忍的人。在这一点，他比起亲家袁世凯要差得太远。尽管口头上表示要“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但时局一变，他又开始怦然心动。为此，他还要花上白花花的银两，为自己谋求重新上位。鉴于他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政府在1911年又再次起用了他。成都血案发生时，他正在湖北。3天之后的10日，清政府就一道急命，让他带着部分鄂军赶赴四川“进剿”。孰料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事实上，对四川的保路风潮，端方是持同情态度的。对赵尔丰视为“逆谋日炽”的《自保商榷书》，他也有不同的解读，“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是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所以他对带兵“进剿”，持怀疑态度。“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14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办事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在这一点上，革命党人得感激端方。一则，他在“进剿”上的“无为”，促使了四川起义的烽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燃遍了四川全省。对全国的革命形势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将鄂军带入四川，并久拖不归。武昌的兵力空虚，有一大部分“功劳”应该归结在他的身上。当机会摆在了革命党面前，不如顺势而起。本来同盟会中部总部及黄兴认为武昌新军在那个时候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也没有参与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后，黄兴发出电报，孙中山才知道，自己的革命事业成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面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多人都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它的成功，既是必然中的偶然，又是偶然中的必然。当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之时，也不能遗忘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功劳，“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不过，武昌起义的成功，还得继续感激一个人。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出生于1864年的他，博尔济吉特氏，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琦善之孙。少年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但恶少也有从良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因有官声，调任上海道。说起来，他接的还是袁树勋的班。是蔡乃煌的前前任。任内奉命在辖境内禁绝鸦片，建立警察部队。很快又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但在1909年与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不睦，上表辞官，以退为进。清廷慰留，升任其为江苏巡抚。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端方密荐瑞澂，称其有大才，清廷遂委派他出任江苏巡抚。正是他欣赏并培植了戴季陶，且与张謇等立宪运动首脑和载泽等掌权大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奏派张謇总办江苏农工商务局，并加入“预备立宪公会”，也算得上是立宪派。在做湖广总督之后，时有各省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他也在其中之列。不管如何，瑞澂算得上是清政府中比较有能力也有作为的官员。看上去也很开明。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武昌的枪声一响，督署只是中了一炮，他就仓皇弃城而去。更有不堪的说法，是从后院挖狗洞出逃。先逃至长江上的军舰，继而逃至上海，不久闻听清朝政府欲治其罪，遂再逃日本。一点抗压能力也没有。当然，这跟他是纨绔子弟出身有关。你也可以理解，他对清政府的统治也自信不足。这让瑞澂，看上去像是个笑话。说起来，当时起义军虽然进展顺利，但仍有部分军队忠于清政府。其亲信张彪临危不撤，起义军反复进攻不能得手。但瑞澂一走，武昌便不再是清政府的天下。孙中山曾感叹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更要命的是，“瑞澂出逃，同时也给清王朝的崩塌开了高官显贵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各省督抚遂走者走，变者变，227年大清帝国，短短1月间，半壁江山尽属民军” 。此时的大清，不废而自废，不亡而自亡。武昌起义前后，为立宪而奔波的张謇，恰好就在武汉。他先是主持过大维纱厂的开机仪式，后又接受了瑞澂的宴请。宴会上大家还欢笑有加，却不料一日之后，便遭遇此等大变故。其时他正坐在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号上，恰好看见了江边燃起的熊熊火焰。那是武昌塘角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目睹了首义烽火的张謇，在自己的日记这样记载：“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也许，他其时根本就没想到，此火一燃，便燃起了大半个中国。“第二天晚上，张謇抵达安庆，他本来是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共商疏导淮河问题，可安庆新军起义也是一触即发，哪里还顾得上谈导淮问题。12日，张謇挤上塞满乘客的江轮，赶回了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援鄂’。谁知张人骏不仅不肯出兵，反而大骂瑞澂和立宪派。16日，张謇赶往苏州，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夜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21日，张謇等人以江苏谘议局名义发出致内阁电。此时，张謇还在为挽救清王朝尽最后的努力。”与此同时，张謇与其立宪“小伙伴们”所把持的各省谘议局的中央机构——资政院，也在10月25日这一天，召开第二次会议，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至于治本，其一是召集国会，通上下之情；其二是组织拥有完全行政权力的内阁；其三是巩固宪法中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的三大自由。议员们认为，人民有了这三大自由，就不会造反作乱。至于治标，议员们也给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说，从严将四川督抚赵尔丰及湖北督抚瑞澂按律严惩……当然，矛头直指的却是时任邮传部长盛宣怀。在他们看来，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如果不是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也不至于民心丧失，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情形至今益发不可收拾……在群情激奋之下，资政院竟头脑发昏，也不经过法律审判，便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特殊的决议，要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一人而谢天下——显然，盛宣怀一辈子为之服务，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去。在这巨大的呼声面前，清政府对此或无力拒绝或顺水推舟，一日后便下令将其“双开”，但好歹没有要了他的性命。为避免成为被继续攻击或暗杀的矛头，盛宣怀只能一逃了之，而他留下的巨大资产，成了日后民国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然而，这一切亡羊补牢之举，也没有让革命的形势变得暗淡，乃至有一丝缓和。31日，张謇一到上海便听说湖南、陕西、山西等省相继独立，但对张謇更有冲击的是11月3日的上海起义。我们应该能理解上海起义对张謇的巨大心理影响。谁都知道，因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存在，让上海一度成为了立宪派在南方的大本营，但这次，他的大本营也在革命面前，彻底“沦陷”了。而他的“小伙伴们”，也纷纷投靠了革命的阵营。在状元下海之后，他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市面惨淡的上海，就人心思动。潜伏的革命党人早已跃跃欲试。这里不得不提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曾在日本和蒋介石结为金兰的陈其美。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湖州。说起来，他和宁波帮是浙江老乡。
陈其美，蒋介石拜把兄弟，他的两个侄子分别是日后的国民党内重要人物陈果夫、陈立夫。其少年聪慧，5岁便能认字2000余。读过7年私塾，最后因父丧，15岁进入某小镇典当铺充当学徒，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了小他两岁的弟弟陈其采。不过，这个人有着强烈的升官发财的理想。但时逢乱世，一直未曾找到合适的机会。倒是弟弟的前途一路亨通，先中秀才，后又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新军统带，不久又出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此情此景，一下子就把他给比了下去，难免对他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刺激。不过，经过多年的商场历练，本就聪慧的他，慢慢地竟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除此外，他越发地现出生性豪爽、好结交的个性。谁都看得出来，他天生就是一个混江湖的料。但他需要一个能容纳他扑腾的场所。小地方已经放不下他那颗心了。1903年，他为了改变自己，到上海任同泰康丝栈助理会计。只不过到了大地方，一没有钱二没有关系的他，还得依仗自己的弟弟过日。好在，弟弟没多久就为他送上了一个巨大的青帮人脉。那时，青帮“大”字辈的大佬范高头有一手下叫芮德宝，在城隍庙看见一个英国人殴打女招待，上前劝解，却反遭殴打。作为青帮流氓，谁能受得了这个。于是一怒之下，反手把英国人痛打了一顿。这下麻烦了，英国领事馆不答应了，要求中国惩办芮德宝。正好是陈其采处理此案，遂据理力争，不仅让领事馆理屈词穷，更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对此，范高头自然要表示感激，听说他的二哥也来上海了，自然要多加照应。到最后，甚至不顾年长30岁左右的高龄，和陈其美结拜为异性兄弟。这份回礼送得不可谓不大，一下子让陈其美在青帮之中，辈分显赫。也许，范高头也看出，他终非池中之物。不过，没多久，随着陈其采被调到湖南，他在上海又没了依靠。于是，1906年夏，已29岁的陈其美，在弟弟的资助下，来到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异乡，他更是把自己好结交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亦结交了一批江浙籍的革命党人如秋瑾、徐锡麟、张静江等，以及当时的小字辈蒋志清，即后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蒋介石。这，为他今后的经历和影响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他和蒋介石以及另外一位留日士官生黄郛主动结拜。“蒋志清因为比陈其美小9岁、比黄郛小7岁，深感以小攀大有不恭之嫌，所以有意推辞，但陈其美执意结拜。遂三人互换兰谱，盟约‘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蒋志清特意将盟约刻在两把宝剑柄上，分赠盟兄。之后，陈其美介绍两位盟弟加入同盟会。” 也正是陈其美的引荐，蒋介石得以走近孙中山。兄弟多了路好走。在革命陷入低谷的1908年，却成了陈其美发展自己的一年。尽管范高头因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剿灭下，身败而亡，但谁也不能否认陈其美在青帮之中的地位。这一年，他奉派从日本回国，负责联络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会党，以重振旗鼓。与此同时，他正式加入青帮，顺其自然成为青帮的大头领。从陈其美的身上，也可以印证，孙中山此前数次发动革命，多依仗的是这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反叛者——会党。事实上，像陈其美，本身就身兼革命者与会党的双重身份。这也难免让江湖气息严重的同盟会被光复会同仁看不起，从而造成了革命党内部之间的不和。更重要的是，当革命党人一旦取得成功，其会党出身的作风和做派，也难免让革命的结局走味、变形。只是，在以革命为最高目标时，这一切矛盾暂时被掩盖。回到上海的他，在马霍路也就是今天的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靠着青帮的关系和背景，陈其美招收了大量的马仔，这些马仔平时是青帮的打手，要起义时就成革命军了。”应夔丞就是这样被他吸收进同盟会的。此时的应夔丞，已经年近五十，虽然身为青帮人士，不过因为既会说英语又比较会办事，所以比较得当时还是江苏巡抚的陈夔龙、藩司陈伯平及臬司朱家宝的赏识，被委任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可是他死活就没有改掉自己挥霍成性的恶习，当上坐办后不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会，反而花天酒地，很快就挥霍掉了5000两官银，最后没办法跑到了河南避风头。但他很快就被同僚揭发，无奈之下，他又逃回了家乡宁波。他那个靠着炒地皮发家的老爸应文生，怕他继续在外面胡闹，于是给了他5万大洋，给他创办新式学堂。这就叫人有些啼笑皆非，让一个青帮人士来创办新式学堂，到底是要学生学什么？不过，会党既然可以闹革命，谁说就不可以办学校呢？好在陈其美很快就收留了他。他在法租界的应家住宅，自此成为了同盟会的重要据点。也正是在他的协助下，陈其美还在妓院酒楼设立秘密机关，于花天酒地中策划革命事业。也许，就是像陈其美和应夔丞这样出身会党的人，才能将妓院和革命挂上钩。而且做起来很没有不好意思。这倒是颇为掩人耳目的一招。“据陕西籍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就是在上海‘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认识陈其美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尽管有人为之辩解，说这“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但终究有矫情之嫌，“因为在声色之场难免会有兼而有之的行为。况且，陈其美似也不是洁身自好之人，至少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曾在上海《晶报》上，以笔名‘寒云’连续三天刊载《辛丙秘苑》一文，记述其所见证的陈其美等人经常出没于高等妓院，一边狎妓，一边策动义举。在辛亥革命后，陈其美甚至被封了个‘杨梅都督’的绰号” 。对他的狎妓陋习，光复会领袖之一的陶成章就很深恶痛绝。在日本时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其美戒嫖还要戒赌。这难免会让陈以为陶成章是在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也许，这也是他在革命成功后对陶成章痛下杀手的一大原因。陈其美在吸纳会党上的能力，还是值得陶成章学习的。尽管平时有意无意地看不上同盟会中的某些同仁，陶成章也逐渐意识到，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多是知识分子，平时对清政府的舆论攻击也很凶猛，但往往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清政府的统治即使再腐朽、再虚弱，也不可能被革命党在报纸上骂垮。也正是在这方面上的认识有所突破，陶成章自日本回国，在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时，主要联络的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落在各地的会党和反清势力，并力争将会党发展成革命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这也意味着，文人气息浓厚的光复会与江湖气息较重的同盟会，在运作会党上，观念也渐趋一致。不过，陶成章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苏、浙、皖、闽、赣五省，不比陈其美，更多的是死守上海精耕细作。1910年，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建立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则为副会长，同时，在南洋建立执行总部。日后钱基博作《辛亥江南光复实录》对章陶这一“组合”进行了评价，语言不无尖刻，“炳麟徒以文学有高名，领袖光复会，而书生呆不晓事；成章智而能得众，实左右之。光复会之有陶成章，犹同盟会之有黄兴也。炳麟不足当孙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则胜于黄兴之轻发多败事；黄兴未必推心于孙文，而成章则实竭诚于炳麟……”看得出来，在钱基博眼里，陶成章选择章太炎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无疑是一个失招。但对这个忠心耿耿的兄弟，章太炎也投桃报李，在陶成章被刺之后，事事都与孙中山对着干，逢孙必反。陈其美显然也知道，自己这种干革命的行径的确有些“惊世骇俗”。为了以合法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他还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精神，“御侮救国，必倡尚武，名正言顺”。这总让人想起严修在主理学部时所提出的“三尚”：尚公，尚武，尚实——这里的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看上去，陈其美创建上海国民尚武总会，也挺政治正确。不过，严修所为，立宪。陈其美所为，革命。尚武无非是他的借口，真正目的是通过它来扩大宣传，并借以组织基层群众操练，暗中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如此说来，两者名义上相似，精神上却已经离题万里。1911年6月11日，该会在上海成立。著名银行家，曾和周舜卿一起发起成立信成银行的沈缦云被选为会长，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为副。陈其美则在其中担任调查部长。因为该会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加上沈缦云本人也在1910年冬因请愿速开国会失败而加入了同盟会，中国国民总会也成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虽然手头上有会党还有外围组织，但就此说陈其美一定会成为上海起义的大赢家，还言之过早。事实上，陈其美之所以日后能当上都督，不管是杨梅也好青梅也好，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光复上海的另一大势力，由上海商人们掌控的民间力量——上海商团。
浙江人的革命大团结说起上海商团，虞洽卿的华人体操会自然是当仁不让。除此外，还有体操会的“上级组织”——上海商团公会，也可以叫它上海商团联合会。如果上海商务总会是上海商人的大联合，那么，顾名思义，上海商团公会就是上海商团的大联盟。其成立于1911年3月22日。除了华人体操会之外，该公会的又一核心力量就是，上海南市商团公会。在这里当老大的是李平书。很多人常常把李平书和李云书搞混了，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生出很多烦恼。要是把李平书叫回到李钟珏，也许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没错，李平书就是提议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那位，并和朱葆三成为了同事，一个是领袖总董，一个是办事总董。也正是在他手上，上海城厢内外的市政得以大规模建设。上海南市商团公会的前身则是5个小团体在1906年组织的临时商团，它们分别是沪学会体育部、南市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和沪西体操会。而这5个团体的出现，自然是受虞洽卿创办华人体操会的影响。可以说，上海南市商团公会和华人体操会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它们的大联合也顺其自然。
上海商团公会上海商团公会设正副团长各1人，编为5个中队，共约6000人(一说2400余人)。尽管华人体操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团长一职(你也可以说是会长)还是落在了李平书的头上。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则是荣誉会长。这也意味着，陈其美要想掌握民间商团，最起码得将李平书和虞洽卿搞定。虞洽卿不太难办，毕竟他业已见风使舵转身革命，很容易和陈其美一拍即合。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陈其美的左右逢源，和“调人”虞洽卿很是相似。他们之所以能一见如故，除了在革命的态度上接近一致之外，这点也很关键。应是英雄惜英雄。这里还得说一句的是，也正是因为结识陈其美，虞洽卿方得以认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两人攀上关系，也为日后的中国走向，埋下了厚重的伏笔。李平书呢？当年他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本意是想通过地方自治，进而呼应上层的立宪运动。说起来他是个实实在在的立宪党人。想要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需要他的转变。这自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好在清政府不争气，在立宪上挂羊头卖狗肉，也实实在在地冷落了他的心。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是，他的侄子李英石是陈其美的故交。家族的影响，加上朋友沈缦云的鼓吹，他最终还是纵身一跃，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他和虞洽卿的加入，无疑为陈其美拱手送上了相当厚实的武装力量。这些商团除了人数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会党，是社会的主流力量，这些人的反叛，证明了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地把清政府抛弃了。它在精神上对清政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李平书的支持下，陈其美“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的方案，在11月1日才得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这个方案的意思是，大家决定先取上海，再取江浙两地的重要城市苏州和杭州，最后攻占南京。原定的计划则是，南京先起义，上海后举。这个计划看上去很美好。毕竟，南京其时是江苏的省城，虽然在行政上和苏州“一省两治”，但它还是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南京一旦拿下，犹如中心开花，两江自然很容易就全盘皆活。另外，有人还认为，上海道台在松江有左营衙门，在苏州有右营衙门，如果上海首先起义，松、苏两地清军即会迅速来沪增援，则上海起义能否成功实属难说。反之，若南京一带先动，上海再响应，清军必顾此失彼，溃不能防，上海起义必稳操胜券——不过，这显然没把张人骏放在眼里。要知道，此时正任两江总督的，恰恰就是对大清愚忠，并对立宪党人颇无好感的张人骏。武昌起义一爆发，一方面他没有听从张謇出兵援鄂的计划，保存了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他还对驻扎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严加防范，收回新军部分枪弹，甚至将第九镇驻南京部队约7000人调出城外，移驻城南30公里的秣陵关附近。与此同时，还将驻扎在城外浦口一带由张勋做提督的旧军江防营调驻城内……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帮手，那就是当江宁将军的铁良。尽管是受载沣排挤到此地，但个人恩怨并不影响他对清朝的感情。这也让在南京起义，成本会变得很高。陈其美改变这一计划，自然有他的利益考量，但也不得不承认，有它的合理性。加上李平书的支持，于是，上海便替代南京成了“出头鸟”。至于“先动”的日子，选择在了11月5日。只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人，有枪，陈其美还需要有钱。这时，又轮到虞洽卿做贡献了。说起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在其他方面的支持。跟陈其美结识还没多久，他就开口自捐了8000元。不过他也知道，这点钱相对于革命的巨大花销，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好人就要做到底，他又主动承担了在上海工商两界的筹饷任务。只是，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单靠虞洽卿自己，还是有些够呛，他还需要拉上一个人。谁呢？那就是他的同乡，朱葆三。此时的朱葆三，已经到了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华章了。此前，他靠着经营庚子赔款以及在抵制美货风潮中的强硬作派，让自己不仅当上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办事总董，还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如今，他还兼职上海道衙门总账房……这意味着，他进一步把政府的钱袋子捏在了自己手里。想想刚来上海时，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学徒，此时的荣耀，真是天翻地覆，让人很难想象。虽然，在他身边也有像虞洽卿、严子钧这样的小一辈们气势夺人，颇有后来居上的架势，但他在上海滩多年的经营，也不是小一辈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况且，随着叶澄衷、严信厚等人先后去世，他竟成了宁波帮中的老资格了，这资格摆在谁面前，都是沉甸甸的够分量，任谁都要礼敬几分。和虞洽卿不在政府里任职，却热衷于政治有点不一样的是，朱葆三对政治并不在行。他做人好，做生意好，做慈善也好，但是做政治，却谈不上有多好。说起来，中国的政治本来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则，比起商业来，很多都是“台面”下的交易，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人”所能应付得了的。尽管从商的成功，让他底气增添了不少，也多了一些自信，但他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以及周生有案中的表现，依旧显露出他在政治上的跛腿来。这些或多或少也在潜意识中束缚了他的手脚。况且，作为上海道衙门总账房，他已经听闻了一些内部消息，那就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在10月13日这一天，电令上海道台刘燕翼，还有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张士珩，要严守沪城，等候援兵。张人骏甚至还表示，商团、工贸组织一旦有叛逆迹象，格杀勿论，就地正法。这也让江南制造局成了光复上海时的最大一个障碍。这里简单地提一下张士珩，此人字楚宝，籍贯安徽合肥。他跟张爱玲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妹妹。和李鸿章一样，他也是对清朝比较愚忠的人。自从1904年起负责江南制造局以来，他就把该局打造成了一个铁桶般的堡垒，所部300多人，多是他从安徽老家招募而来的子弟兵，只听他的指挥。更关键的是，江南制造局以制造起家，武器弹药自然不在话下。这些还不够，收到张人骏的电令之后，他还连夜传令炮队营帮带张士春和巡警处帮带李万有，各率军警分别防守。10月18日，张士珩又请求海军都统萨镇冰派遣军舰二艘、雷艇一艘，镇守在黄浦江面。这些自然会影响朱葆三对形势的判断，因此，当时代要求他在变革面前拿出态度来时，他却没有虞洽卿、严子均这些小一辈来得斩钉截铁。虞洽卿求告上门，朱葆三自然不会避而不见，但在虞洽卿说明来意，要他转投革命之后，朱葆三还是不由得犹豫起来。因为在这非常时期，任何一举一动，都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而且关乎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行。虞洽卿不愧是个“调人”，能言善辩是他一贯的本事。不过，他显然没有料到张人骏出兵的消息，陈其美也没告诉他。但事到临头，也不好再走回头路。“他有些惊讶，不过很快镇定下来，说：‘朱老所言，虞某虽不知晓，想来亦在情理。江山易主，必有恶战。上海膏腴之地，清廷不会无端拱手相让。可据晚辈所知，清廷兵力重在华北，而长江沿岸，防守空虚。何况形势紊乱，士无战心，上海断难坚守。’“朱葆三品了一会儿茶，缓缓说道：‘我乃商人，是否不介入政治为好？’“‘朱老久经风云，世事自比晚辈看得分明，官商两艘船，但息息相关。我商界支持孙文得了天下，断不会薄待于我。官商互为依靠，相得益彰，朱老以为然否？’“‘虞先生一席话入木三分，老夫豁然开朗。时事既已如此，商界不可坐视。老夫老朽，担不得大事，不妨以你我名义，组织筹饷，具体事项，你出面；有难处，朱某尽力。’”谁也没法还原当时的现场，其间两人的心路沉浮，也是断断不能用简单的两句话，就能描述透彻。而且，虞洽卿仅仅摆出以上的几点原因，就能彻底影响朱葆三，还是有点不太容易站住脚。事实上，虞洽卿能说动朱葆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源于李平书也准备支持陈其美。说起来，朱葆三和李平书都是爱国商人，在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起也同事多年，都声名卓著，不过，暗地里两人也有一番你争我斗，谁不希望自己是最牛的那一个呢？!尽管朱葆三跟政府关系还不错，但李平书也不弱，不仅是商界领袖，而且手头上还有武装。也算是打了个平手。这次，李平书选择支持陈其美，显然对朱葆三是个刺激。谁也不知道革命的命运到底如何，万一陈其美获胜，那么，本就强大的李平书，将因为及时站队更加得势。这对朱葆三在商界的地位无疑是个挑战。为了将损失压低到最小，朱葆三只有跟进。不管原因到底如何，结果总是令人满意。朱葆三出不出面只是技术问题，他允许虞洽卿能借用他的名义，其实也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有了朱葆三这块大招牌，虞洽卿成立的革命军筹饷征募队，在工作上就格外顺利。接下来，朱葆三还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创立了宁商总会。联合创办人有虞洽卿，据说还有陈其美。这进一步证明，朱葆三在革命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在表面上，宁商总会是一个会所，联系这年2月正式成立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总让人觉得宁波人创办的同乡组织是不是过多了点？事实上，宁商总会承担的功能迥然有别于宁波旅沪同乡会，它只是一个打着会所的牌子，却为革命党人提供掩护的活动之所。毕竟像陈其美那样老是混迹于妓院、酒肆不是长久之计，也并非正途。这个活动之所位于公共租界，在今天的云南路。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特别出资于英国政府机构注册，使该会持有香港政府注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又称“特别照会”)，即使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廨之批准，亦无权力搜捕。陈其美等人的安全自然得以保证。对革命来说，此举善莫大焉。它为朱葆三赢得了不少的政治加分。尽管身败名裂的阴影依旧不时涌上心头，好在革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中途崩殂。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潜流暗涌的上海起义，更是在11月3日提前爆发。一发就势不可当。起义提前，还是得益于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11月2日这一天，虞洽卿收到了宁绍轮船公司设立在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说清军已派了5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达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总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这就意味着，只有尽快拿下江南制造总局，才能有效地支援武昌起义。毕竟，清军军火的来源不外乎购自外国和国内的汉阳枪炮厂、江南制造总局。武昌起义让汉阳枪炮厂落入革命党之手，如果再控制住江南制造总局，就等于斩断了清军又一臂膀。得不到补充的他们，也很难对武昌起义进行反攻倒算。事实上，刺激陈其美提前发动起义的，还在于一个人。那就是同样在上海活动的李燮和。李燮和，1873年生人，正是赵家兄弟般大小，字柱中，号铁仙，和黄兴是湖南老乡，为安化蓝田人，今属湖南涟源。1900年，他到长沙求学，结识黄兴、刘揆一等人，也因此加入了华兴会。此后，他开始了自己“一身入三会”的革命生涯。先是在1906年亡命天涯的途中路经上海，结识了陶成章，进而加入光复会。赴日后又在黄兴的牵线搭桥下再次加入了同盟会。其时的革命党人，既是华兴会又是同盟会，既是光复会又是同盟会的不少，但像他这样的“一身入三会”，还是少见，也算是革命党中的一景。相比较而言，李燮和身上的光复会色彩更加浓厚一些。这跟他与陶成章的关系有关，他们在结识后曾引为至交。随着同盟会在1907年前后发生了分裂，他也因此重回光复会，成为会中仅次于陶的实际领导者。不过，他在光复会中的活动，让他受到了清政府的通缉追捕，无奈之中，他匆匆逃往湖北隐藏在汉口租界区。作为革命党人，他应该能知道10月10日前，对岸武昌方面的潜流暗涌。不过，就在武昌起义前，也就是10月6日，恰好当年的中秋节，他却从武汉赶到了上海。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上海以及周边的吴淞等地，组织光复军配合武昌首义。对他的到来，陈其美表面上是欢迎的。因为革命需要他们的合作。只是，对起义领导权的追逐，况且在陈其美眼里，他还是陶成章的亲信，所以又不得不对其严加防范。随着李燮和在上海的“经营”，这种担忧在陈其美心头也越来越重。首先，他在运动清政府在上海的军事力量——水陆军警上，颇有成效。这跟他的湖南人身份大有关系。“随着曾国藩在湖南招募子弟兵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以南地区逐渐形成‘无湘不成军’的基本格局。旧式部队中的各级军官，大部分由湖南人担任，而且与革命党人素不来往。不像维新运动中各省训练的新军那样，被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以及革命党人全面渗透。经过李燮和奔走联络，吴淞巡官黄汉湘、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等湖南人，全部愿意‘以所部为民军’。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临时驻扎吴淞的广东济字营督队官徐占魁等人，也答应服从李燮和的统一指挥。这样一来，李燮和便控制了近万人的水陆军警，成为上海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军事力量，防止他们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时回缩，他还以“大言励众”，说自己自武昌而来，不仅已约敢死队若干人，而且黎都督已许赢粮济师。在今人看来，他遵循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兵不厌诈”的传统。这里的黎都督，则是在武昌首义成功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时任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之所以能成为都督，正因为武昌起义是“必然中的偶然”，大家都没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方面，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革命党人属意的领导人像黄兴、宋教仁等又远在上海；另一方面，革命又不能群龙无首，身在历史现场的黎元洪便这样戏剧性地成了武昌起义的“元勋”。不过，黎元洪的上台，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被迫上任，充当了起义的符号。而且在拥戴为都督的三天之内，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木偶尸居，不划一策。很难想象，在起义之前就已经到达上海的李燮和，会和黎元洪有什么样的直接接触。更有传言说，他此次到上海是受黎元洪的委派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与同盟会陈其美等策划上海起义，就成了绝对的以讹传讹，但这种谣言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的确震慑住了一些人。一开始，陈其美和李燮和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11月2日，李燮和还亲自到上海同盟会的机关报和重要据点的民立报社，会晤陈其美。该报是1910年秋创办，创办人有宋教仁和于右任，但其所运作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赵家兄弟。在这里，陈其美也有一份工作，那就是出任访事，即今天的采访记者。这也可以看作是陈其美掩护自己的一个身份。不明就里的很多人，往往会把他当成一个小记者。在上海光复之后还心存疑问，小记者怎么能当都督？就在这次沟通中，双方约定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下午4点钟，分别在租界区以北的闸北地区和租界区以南的老城厢同时发动起义。两处成功之后，再合力攻江南制造局——这个约定，如果真能实现，光复上海也许会更为顺利。但事情往往没那么的想当然。首先是李燮和“失约”了，因为起义的意图，在上午就被闸北巡警总局暗探队的队官汪景龙撞破，最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让李燮和不得不果断下令提前行动。不过起义却摧枯拉朽，到下午两点，整个闸北就全部光复。随后，吴淞各军也光复反正。这些起义的军警、商团统称民军，又称光复军。李燮和遂以光复军上海临时总司令名义，派人在闸北和吴淞张贴安民告示。胜利消息一传出，陈其美再也坐不住了。说实话，在他心里，其实一直很担心光复会会抢占头功。更重要的是，他侦得李燮和已与制造局卫队取得联络，深怕他捷足先登，把军火掌握在光复会手中，这对他将殊为不利。他只有先下手为强。这一天的下午，陈其美率领各路人马，赶往上海县城西门外斜桥西园(也称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宣布上海反清独立，并当场扯毁黄龙旗，改悬民军白旗，起义者均袖缀白布为标志。登上舞台发表演讲的有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等人。宣布商团作战命令的则是李英石。作为李平书的族侄，他和李平书往来密切，深受李平书的信赖，此前就被委之以商团指挥权，担任商团临时总司令。不过，他也并非靠着关系上位，说起来，他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新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随着李英石的一声令下，起义人马兵分两路。一路由他本人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并分段防守城厢，一路则由陈其美带领着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商团攻防有序，加上闸北、吴淞的胜利在前，上海县城的光复也是不费吹灰之力。上海道刘燕翼逃进了租界，上海知县田宝荣亦闻讯逃走，朱葆三也一同前往。城内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纷纷出逃，方便了起义军火烧上海道、县公署。到下午4时，各城楼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有商团把守。到晚上8时，整个上海县城均为商团所占，社会秩序稳定。倒是陈其美那一路，在攻打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时，果不其然地遇到了麻烦，而且是相当的麻烦。因为是要抢攻，所以陈其美根本不知道李燮和和制造局联络的口号，只好靠硬拼。不过，在他所率领的敢死队里，有不少热血青年。除了刘福彪、田鑫山、孙绍武、王老九等会党人士，有于右任在上海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同盟会员张承槱(蓬生)，其中还有不少大学生。但是面对弹药充足用机枪把守的制造局，在二次冲锋中死伤50多人，刘福彪甚至被炸去左脚髁骨。久攻不克，有些急眼的陈其美打算以自己记者的身份，和《民立报》另一位访员高子白闯进制造局，试图说服张士珩归顺，结果成了送上门的礼物。陈其美此举显然打乱了起义的布置。李平书闻讯之后，只好赶紧搭救。他和另外一位沪上名商王一亭两次入局会晤张士珩，请求释放陈其美，但均遭拒绝。这里还得补充说明一下，李平书之所以能进入制造局，还在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江南制造局的提调，相当于副局长。说起来，他和张士珩也是同事，只不过两人走出了相反的路线。这也让李平书的讲情，最终变得无功而返。敢死队也只得退回城里。革命形势危在旦夕。恰恰此时，朱葆三又得到张人骏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他不敢耽搁，深夜12点潜到商团公会位于南市毛家弄的会所，向李平书通风报信。此时正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群情激奋之下，李平书决定将战斗进行到底。沈缦云等向众痛哭誓师。凌晨1时，商团等各路人马再次进攻江南制造局。这也给了李燮和又一次表现的机会。在听闻陈其美落难之后，他定悉起光复军猛攻江南制造局。凌晨2时，光复军会师于龙华镇。革命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了进来。除了光复军，敢死队，上海的广大军民，就连唱戏的伶人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潘月樵，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几十名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据说潘月樵当时头包黑布，身穿黑缎袴衣，耳边挂两条白彩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的太平军的装束，骑着一匹白马，亲自指挥督战。革命的战场，遂成了历史的大舞台。出现在这里的宁波面孔也越来越多。这里就有我们熟悉的相国女婿李徵五。此前，他为革命而不惜自降身份，混迹青帮，成了“大”字辈的“老头子”。这次起义，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据说其捐出家产百万，招募新兵，在闸北组织了敢死队予以响应，加入攻打江南制造局的光复军行列。日后有文章承认：“……在决战时刻，闸北会党首领李徵五组织敢死队都有一定作用。”曾加入青帮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对此也公开表示，辛亥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徵五，洪帮是徐朗西。也正是在这团结一心奔革命的过程中，他还与蒋介石、高子白、蒋伯器等人彼此结为朋友。这也意味着，尽管他的队伍打的也是光复军的名号，但是和李燮和所率的光复军有所不同，走得跟同盟会更近一些。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是关于绰号有“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之多的张宗昌。其时他还是一个在海参崴当“好汉”的混混儿，听闻国内革命，虽然不知道革命意味什么，但却想趁机捞个一官半职，竟拉着500号以上的人，加上300余匹的马，分乘3艘海舶，由海参崴千里迢迢远赴沪上，投身于李徵五麾下。据说，李徵五见其人高马大，貌似戆直，说愿收他为徒，张宗昌立即下跪叩了3个响头。李徵五哈哈大笑，当即委以重任。可以说，正是这次投奔，让张宗昌从此有了起家的机会。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为后起，其最得意时期，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等，有的文章说：“张宗昌对李徵五的提携之恩始终铭记在心，一直到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凡是与人提起李徵五，仍然尊称为‘老祖宗’与老统领。”有些可惜的是，因为长途跋涉，等到张宗昌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业已光复。没能赶上攻打江南制造局的紧张现场。这里，还少不了包达三。不过他是被陈其美叫回来的。这个折服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年轻人，在革命的召唤面前，义无反顾地从日本归国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他亲自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上海胜利光复之后，他又驰援杭州。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很有趣的场景：“局”里的陈其美，“局”外的宁波人。上海起义就这样奇异地将身处各地的浙江人“捏合”在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众志成城之下，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成功攻克。张士珩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这胜利一方面来自于战术的得当，他们选择了从防御薄弱的制造局后墙翻入，然后举火焚厂，一举乱了张士珩的军心。据说这把火就是由伶界夏氏兄弟所放。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李平书的“间接助攻”。当时张士珩为了挽救败局，曾急令炮兵营开枪，又令海军舰只助战。不过，“因这些部门的军官大多是湖北武备学堂的学生，李平书曾是学堂的负责人，有师生之谊，故在战斗中保持中立，不为张士珩所用” 。就在大家冲进江南制造局后，还是闹出了一场虚惊，因为到处都找不到陈其美，最后，才在制造局后厕所旁一间储存废铁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他。当时的陈其美，样子很悲惨，两眼充血，脸色苍白，鼻孔边上留有血迹，嘴巴也有些歪斜。被钉上脚镣手铐不说，身体还被粗麻绳绑在一张木凳上，而头发则被钉在墙上，整个就是任由宰割的架势。看得出，对这样的乱党，张士珩下手够狠，要不是忙着逃跑顾不上，说不准陈其美最终难逃一死。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将他放了下来。打开脚镣手铐时，早已周身麻木。陈其美“哇”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后，得知制造局已完全被占领，顿时松了一口气，全身瘫了下来。至此，上海乃胜利光复。只待苏、杭。
宁波：先省城而光复相比较上海，苏、杭的光复要晚了一点。也仅仅晚了一点。如果说上海是上海起义的主会场，那么，相邻的苏、杭就是它的分会场。主会场由陈其美亲自打理，但对这两个分会场，他也不愿意丧失主导权。在杭州，他选派了自己的“代理人”——结拜兄弟蒋介石。说起来，对这样一场战斗，蒋介石其实期待已久。尽管来到日本求学，得益于清政府的“栽培”，但他对义兄在上海的图谋却是鼎力支持。他曾在学校搞到了10多张沪、浙、甬等地城区及沿海的军用地图，然后托自己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就读的奉化老乡，也是同盟会的同志孙鹤皋，趁寒假回国之际，带给了陈其美。这次，武昌起义的爆发，让业已25岁的他，感觉到自己作为军人，效命的时刻到了。对陈其美来说，蒋介石的归来定会使自己如虎添翼。毕竟这几年在日本的学习及训练，让蒋介石成为了训练有素且有经验的实战指挥官了。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才。为了光复杭州，陈其美曾派同盟会员应梦卿、陈复生以做铁路工人为名招募奉化栖凤百余名渔民到杭州。其后，蒋介石又在上海招纳了100多号人。两者组成了一支敢死队，并在11月3日潜伏在杭州的奉化试管及仁和火腿店，准备相机而动。不过，担任此次起义临时总司令的，则是宁波宁海籍的童保暄。其于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入天津陆军警察学堂。1910年回浙任新军二十一镇宪兵营执事官。也是革命的大人才。但让陈其美也许有些不爽的是，他加入的是光复会，差不多也是陶成章苦心经营江浙的一个“结果”。所以，由蒋介石深度参与杭州光复应该更符合陈其美的利益。起义是在4日深夜爆发的。辛亥九月十九日《民立报》对此有着很激动人心的报道，题为“浙江敢死队之壮观”：“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一、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令，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令，攻击抚署，以15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10名，炸弹手5名，先后继进……第四队由队长王金发率令，攻击军装局……第五队分布于旗城门下，各门附属5名，出入于弹雨之中，而无一惧色。凡直接各将校，无不深为感心也。”
杭州起义，陈其美选派了自己的“代理人”——结拜兄弟奉化人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应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战斗前他曾“给母亲、家兄致信诀别，告以誓为革命牺牲，并劝母勿念儿及死后家事之处置，语极激凄。蒋母派王良岳到杭州劝慰：‘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幸运的是，他赢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战争。11月5日，杭州全城光复。与此同时，虞洽卿则奔波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因为操作南洋创业会，让他和江苏巡抚程德全有所交往。尽管该巡抚在橡胶股票风波中公报私仇，参劾上海道台蔡乃煌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最终导致蔡乃煌负气行事，造就了上海的金融风暴。但说起来，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也曾在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奏折上署名，要求清政府开国会、建内阁，实行立宪。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又从南京接来了自湖北返回的张謇，并委托张謇的门生杨廷栋、雷奋连夜起草奏折，敦请清政府废除皇族内阁，惩办祸首，真正实现宪政，以安抚民心。相比较张人骏，他倒和张謇同声共气。面对上海起义，张人骏的态度是坚决镇压，他给上海道刘燕翼求援的答复却是“无兵可派”。这让陈其美等人觉得程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不过，他却以缺乏军饷为借口进行要挟。这有可能是他一方面对革命有所忌惮，不明白革命党人的意图，不好轻举妄动。另外一方面也不好一口拒绝，只好抬高条件。虞洽卿当场承诺以个人名义独力筹饷。11月4日晚，他携募集而来的百万巨款再赴苏州。这下程德全不好再出尔反尔，加上为革命形势所迫，江苏终于独立了。“这是第一个由封疆大吏亲自倡导的独立，且没流一滴血。”为了表示与旧政权的割裂，程德全剪去发辫，连同官袍一起扔到了一边，然后亲自拿着竹竿，将巡抚衙门的衙前屋瓦捅落了3块。很有趣的历史场景。只是成功不能复制。江苏虽然独立了，但是南京依旧在张人骏之手，让它的独立显得并不圆满。虞洽卿很想再如法炮制，自告奋勇去南京游说张人骏，结果很容易想象，被张勋“坚拒”。张人骏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则说，只要他在，乱党不可能攻入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遂成了江南一个顽固的堡垒。只是，这并不能抹杀虞洽卿的功劳。最起码，他和蒋介石等人的努力，让陈其美的起义方案在“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上得到了百分百的落实。作为宁波人，他们又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挣得了革命的又一份功绩。只是，还没来得及表扬，宁波人就为革命又献上了一份厚礼——几乎是在同日，宁波居然也光复了。而且还抢在了杭州光复之前。不知这算否意外之喜。说起来，若非陈其美的制止，想必宁波的光复早就先行几步了。一直以来，信奉“要想窜，海三湾”的宁波人，将自己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在商场和战场上出名的宁波人，都在外地。或者，他们都是在外地出的名。相反的是，宁波本土很难找到几个喊得响的名字。这似乎也成了宁波生长的一个悖论。不过，如果我们细加审视就会发现，宁波的那些留守者其实并不逊色，在每个阶段，他们的表现不曾差劲，和全国大多城市比起来，他们甚至还遥遥领先。一方面，这跟宁波自身的开放有关。它们善于走出去，然后又请进来。另外一方面，也跟那些在外的名人志士对家乡的反哺有关。在革命面前，他们同样不落下风。自1905年宁波出现了第一个革命机关育德农工学堂以来，宁波教育会也因为赵家艺以及陈屺怀等人的努力，渐渐地成为了革命团体。除此之外，随着地方自治在天津、上海的带领下蔚然成风，宁波也适时地成立了宁波地方自治会，这又为革命在日后提供了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据点。宁波光复前后，出任该会会长的，正是宁波光复的推手，在法政方面颇有造诣的范贤方。说起范贤方，他应是比较正宗的宁波城内人了，谱名贤梓，字仰乔，又称仰峤，号仲壶，跟赵家兄弟都是“70后”生人，不过他比兄弟中最小的赵家艺还要小上一岁。曾在1902年中过举人，1906年入宁波法政学堂读书，同年由宁绍台道喻兆藩保举去日本学习，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同盟会人士相交往。1908年，他学成回国，先在浙江巡警道兼洋务总办王丰镐处任秘书，兼任宁波法政学堂教师，不久就被推为宁波地方自治会会长。这也意味着，该自治会彻底被革命人士所掌握。这里得补充说明一下宁波法政学堂。它成立于1906年，并于1907年开学。位于府治旁同知署旧址的“孝廉堂”(书院性质，今解放北路91号大院内北侧)。是宁波府鉴于宁波五口通商后法政人才奇缺而采取的应对之举。因开办之早，被誉为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当然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更是宁波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修业期限则为三年。生源来自府属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及师范、中学堂之毕业生。因有政府支持，所以学费全免，只收膳食费、讲义费和杂费。课程有人伦道德、大清律、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商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世界地理、算学、格致、日文和体操等。监督(校长)由知府延聘。因为开办之时正是朝野上下立宪一盘棋，该政法学堂也以“培养立宪人才”为要务。不料从它那里走出的人才，最后却成了民国的新人。就在范贤方主持宁波地方自治会之际，他的同乡章述浚、魏炯也先后从日本毕业回乡，魏成为了他在宁波法政学堂的同事，而章则在宁波府知府江畲经处任幕僚。正是在章的影响下，并为自身前途计，这位知府大人在内心里早就倾向革命。这也让宁波的革命事业，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只是这些还不保险，因为此时的宁绍台道是文溥。身为清廷贵族，他对革命一直比较仇视。为了很好地掩护革命活动，陈屺怀、范贤方等人还商议，仿照上海以尚武为号召组设团体。经过运作，在1911年8月，中国国民总会的底下又多了一个宁波分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还有杭州分会以及湖州分会。该会会址设在宁波的崇实书院。公推邵静山为会长，副会长为范贤方，还有一位林端辅。此人字莲村，后改黎叔，1883年8月生于慈溪，读过私塾，做过学徒，后加入同盟会，是“教育救国”的力践者。宁波育德学堂的创立也有他的功劳。在这个宁波分会中，他还兼总干事。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宁波分会同样“明为提倡尚武，兴办团练，暗为起义做准备” 。这里不得不提赵家兄弟。这两位一心追随孙中山，并变卖了祖产以支援革命的兄弟，虽然长期在日本或者上海旅居，但他们也不愿意错过光复家乡的大好时机。就在同盟会中部总部于上海成立的同时，赵家藩参与策划，并在宁波设立了同盟会宁波支部。赵家艺任会长，陈屺怀任副会长。支部会员数十人，并吸纳了部分尚武会员。显然，同盟会宁波支部的成立，也是陈其美为了加强对宁波本土的领导。而他们也因此成了光复宁波的核心力量。不过，这次的赵家兄弟，已经不是二人组，又加了个赵家荪。赵家荪，在赵家总共8个弟兄中排行老七，时人称之“七先生”。尽管他在革命的活跃程度不及赵家藩、赵家艺，但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支持，赵家藩、赵家艺变卖祖产很难实现。日后，他又出任宁绍航业公司宁波分会副会长。这个航业公司似曾相识，它其实就是由吴锦堂任会长的宁绍公司航业维持会，主要经营上海到宁波间的客轮。正是利用这个宁波分会副会长的身份，赵家荪很方便地在上海和宁波之间传递革命的消息，而且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怀疑。与此同时，他在穆家巷的寓所也成了宁波同盟会聚会集议的场所。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只待时机。武昌起义的爆发，让宁波的革命党人为之一振。一位G.W.牧作霖牧师日后曾这样写道：10月中旬，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宁波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把它当作不同于近几年来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是一件反抗清王朝的严峻事情，宁波人对革命的同情心并不隐瞒……如何响应武昌，一时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只是，宁波虽然成立了国民尚武会还有同盟会宁波支部，但他们更像是革命的组织机构。发动起义需要的是更广泛的武装力量。如果说，陈其美靠的是上海商团的支持，范贤方、陈屺怀及赵家兄弟等人，只能另辟蹊径，走的是民团路线。正好就在上一年，宁波原有提督驻防军因故裁撤，以至城防兵力薄弱，这给宁波带来了城防安全问题。10月17日，范贤方以自治会会长名义召集地方各界著名人士100余人在城北报德观开会，会上借此建议，为防止土匪乘机蠢动，须由当地自办民团，以加强城防力量，保卫地方治安。会议一致同意，众推进士夏启瑞任民团总董，范贤方、赵家荪任副团董，魏炯任团长，林端辅任司令。并为取得民团组织的合法地位，同时电省请示，第二天浙抚复电照办，民团于10月22日正式成立。当日便招480人。在范贤方眼里，发起民团，“实为光复之始点” 。然而，民团虽然成立了，但所意何为，并没形成一致意见。夏启瑞等人自然认为民团就是为了保护宁波安全，所以要做的是巡查街巷。不过，另有他想的范贤方等人则力主训练，以备后用。争论之下，莫衷一是。章述浚有些忍无可忍，大声斥之曰：“今日之事，岂复诸公为政耶？”意思也就是，今天都什么时候了，大家还能不能面对现状？最后双方和解，采取了折中方式，巡、练分班进行。但是这样一来，“次日，章、范、魏革命之说，风传一时。宁绍台道文溥，欲得章、范、魏而甘心，商之知府江畲经。江力白其诬，章、范、魏得免” 。在江畲经的保护下，范贤方等人暂时脱离了被抓捕的命运。与此同时，范贤方又在积极争取新军。好在新军协统刘洵及标统马志勋部属的部分官兵，经过范贤方等人积极的联络，都已倾向革命。然而，属于旧军的巡防营统领常荣清的态度未明。正因如此，当新军有意打响光复宁波的第一炮——炮轰道台衙门搏杀文溥时，被范贤方和章述浚制止了。说起来，这跟陈其美的反复强调“沪上未动甬勿妄动”有关。一方面是因为沪甬相邻，如果上海没动而宁波先动，肯定会给上海起义带来意想不到的变故。另外一方面，鉴于同盟会在过去起义多次失败，是因为行动不统一、组织不严密以及起义准备往往不够充分。所以需要培植元气，休养实力，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还有就是，不轻易发难。这次巡防营还没搞定就轻易发难，难免又是一场灾难。为了探明常荣清的态度，10月28日，范贤方、赵家荪以民团团董身份晤会常荣清。“贤方以民团进行游说，直告以所谋之事，旁听者色骇。常徐曰：‘新军若何？’告之乃大喜曰：‘是吾之志也。政学军商其协议乎？’”于是，一场冒险的经历，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喜剧。在听到新军对光复宁波也持积极态度之后，常荣清终于没有选择做阻碍历史车轮的绊脚石。最后他甚至亲送给民团后膛枪40支、子弹4万发，以表明自身的立场。与此同时，范贤方又进一步联络宁波总商会会长费绍冠及余润泉、王荫亭、顾元琛等商界领袖，通过协商，联合各业组成了商团，用以自卫的同时，以期商团和民团能互相配合，相互策应。经过集议公推费绍冠为总办。文溥自然不甘束手就擒。得到密报的他再次责令江畲经逮捕革命党，结果江却抗命道：“羽翼已成，事不可为矣，公其自为计。”意思即是，现在满城都是党人了，你抓得完吗？你该考虑自己的后路了。大惊失色之下，文溥于29日弃印携眷逃沪。没想到也不保险，撞上了上海起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宁波光复势在必行。10月31日，就在司令林端辅的率领下，全城举行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武装示威巡行，历时4小时。不得不说，这次游行既表达了宁波人对光复的急迫心情，又是一种力量的展示。“震慑了各种反动势力” 。宁波得以较为平和地光复，和这种震慑也有相当关系。在得知宁波已经按捺不住时，陈其美也坐不住了，他速派赵家艺赶回宁波，依旧要求宁波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当时陈屺怀正在上海，即一同回甬。“两人亦顾虑刘洵是北方军人，恐难依靠，万一我军不利，若反过去拥护北军，那么宁波又将发生变化。但范贤方素向率直任性，往往直言不讳，因此这一顾虑又不可向范明说，否则将会影响大事。于是商定由赵家艺迳晤范贤方，试图说服暂不急急行动。赵对范说：‘起义大事应当为它的成功而考虑，时间上稍稍等待又有什么害处？何况我们革命党人既凭民意而起，如今举事反而没有一个公开期会申约的机构，那么人民群众是会有意见的。’” 在赵家艺含蓄地劝说下，范贤方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在成立宁波光复的临时权力机构——保安会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1月1日，该保安会在宁波府教育会成立。此后宁波地方政军一切事务悉归保安会决定。保护了众多革命党人的江畲经被推选为会长，陈屺怀为副会长，刘洵、马志勤、常荣清、赵家荪、魏炯、范贤方等12人为干事。这12人当中，有新军，有巡防军，有同盟会，加上身为知府的江畲经……宁波的各股势力终于被有机地团结在一起。这让起义有了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也具有了社会性。同时，它也“表明革命光复已成为宁波上层社会的共识” 。至此，宁波已“隐隐宣告独立矣” 。真正独立的日子，却要耐心等到11月5日才到来。这一天，也是保安会成立后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日子。谁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就决定了结局。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新鲜面孔，那就是创办育德农工学堂的富商卢洪昶之子——卢成章，字志学。此前，他正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留学，因受陈屺怀的召唤，于1911年8月份回国参加革命。只是路途遥远，当他经瑞典、西伯利亚抵达北京，武昌起义已过5天。日后，他又自京南下到上海。再应陈屺怀的催召抵甬。他很幸运，刚回宁波就撞上了宁波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当然，宁波的光复，也因为他的到来，在这一天得以提前实现。首先，他带来了“沪事将起”的消息。这一点对范贤方等人绝对是个莫大的鼓励。加上范贤方又从另一途径得知，杭事已就绪，而沪已光复矣，光复宁波的欲望已经破茧而出。当时的革命不像今天的信息时代，甭管千山万水，消息都能同步传递到远方。正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让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他城市已经发生的一切，并不清晰。一直紧跟陈其美“沪上未动甬勿妄动”之意的赵家艺，因为还没得到确切指令，自然要对这种苗头竭力阻止。他认为，宁波一隅力量单薄，主张待上海、杭州独立后方可举事。陈屺怀随同附和，这让会议的局面变得一度僵持不下。倒是陈屺怀召唤而回的卢成章，接下来却做出了让很多人震惊之举——他在看到刘洵等人默不作声却若有所思之后，暗向陈屺怀示意，并先自退席，急出至育德农工学堂，召集所教学生一百数十人，全都臂缠白布，手拿“保商安民”旗子，一路高喊“革命军来了”。而他本人，西装革履，骑一白马，于前面开路，渡过甬江直扑东门。民团司令林端辅闻讯，怕卢成章孤掌难鸣，贻误大事，赶紧率领民团前来接应卢成章入城。入城之后，率先占领了电报局。这让卢成章又心生一计，亲到电报局“发布”“杭州光复”来电一件，然后将这一消息传至保安会，以消众人之疑虑。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赵家艺也不再坚持己见，而范贤方、魏炯更是信心百倍，立即采取行动，组织千余人占领道署。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新军和巡防军也不能再有另谋，只有继续和革命党合作的份儿。如此一来，不仅革命内部的纷争被安全消解，而且加快了宁波光复的步伐。更可喜的是，兵不血刃，社会秩序井然。在宁波光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因事发突然，宁波人不能辨清，也纷纷缠扎白布，竖起白旗表示响应，“城五万户，户户举白旗，飘飘若林” 。不得不说，这种场景很有意思，谁能想到，白色竟成了革命的主色调。对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11月9日的《申报》对此有所报道，文中说，当日11时，宁波民军占领电报局，午刻，衙署、学校、店铺及各种机关一律挂起白旗，占领道台衙署当为正午12时。确切地说，这个12时应是宁波光复的正点时刻。自1655年四明寨陷落后，受清朝统治226年，宁波就此有了新生。因了此举，卢成章一鸣惊人，自此宁波便流传开了“卢成章单骑克宁波”的民谣。而这句民谣的下一句则是，“林莲村率民团内应”。后来，众人才得知，杭州其时并未光复。但木已成舟。为了自守，必须要建立革命政权，成立军政机构。只是，这军政机构该称呼什么，倒是让人有些犹豫。叫浙江军政府肯定不合适，毕竟宁波并非省城，虽然提前光复，却不能越俎代庖。最后，只能颇有创意地将它叫为宁波军政分府，并于5日当晚成立。至于地址，则放在道署，至于组成机构，共分民政、财政、外交、执法、总务5个部，并设军事委员会。经推举，刘洵为都督，常荣清为副，双双兼任军委会正副会长，马志勋为参谋总长，赵家艺参谋部长，魏炯民团总长，皆为军委会委员。五个部的席位也由以下人士分领：民政部长江畲经，副部长章述浚、冯丙然；财政部长陈屺怀，陈辞，改为张传保，副部长费绍冠；执法部长范贤方，副部长王菉轩；总务部长魏炯。魏辞，改为张世杓。而卢成章则当上了外交兼交通部长，副部长为袁履登、陈夏常。随着军政分府的成立，保安会也随之被取消。既然成立，军政分府就开始行使自己的军政职能，遂以军政分府名义下令新军出绍兴助攻省城，再令巡防营发兵收复温台各县。不过没多久就得到杭州已经光复的电报，故出兵之事未就。第二天，宁波军政分府在小校场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宁波军政分府新任都督刘洵发布《刘都督宣告宁波军政分府成立文》《军律五条》。晚，举行提灯会庆祝。至于宁波所属各区县，它们光复的时间依次如下：先是镇海、慈溪县光复。11月8日，奉化、定海、余姚县光复。11月10日，宁海县光复。11月11日，象山县光复。11月18日，浙江省宁波军政分府派遣执法部部长范贤方率民军到定海，清政府派驻定海的地方官定海厅同知杨世瑚已逃走，范贤方就在原厅署召集社会各界代表开会，宣布光复。这个在鸦片战争中备受西方列强觊觎并侵略的苦难之地，终于迎来了自己新生之日。需要说的是，自1841年以来，定海已非县的建制，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被升为定海直隶厅，隶属浙江省。自此，舟山从宁波分离70余年。这次光复，再次让定海回到了宁波的怀抱。日后虽再有分分合合，却已是发展上的考量。至此，宁波府旧属六县——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全部光复。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归宁波地区的宁海(原属台州府)、余姚(原属绍兴府)也“挂上了白旗”。11月16日，军政分府决定设立参议部，赵家艺被推为参议部长。为了公平，所选参议员包括府属每县一人。11月26日，鄞县参议会成立……想要说的是，这是一次伟大的光复。单从光复的本身而言，首先，它和苏州光复一样，都是低烈度的革命。虽然革命一定少不了流血牺牲，但谁也不喜欢血流漂杵、尸横遍野，这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也是居高不下。而宁波光复和苏州光复偏偏就很和平。比起让蒋介石抱有必死决心的杭州光复，宁波光复显然更让社会各阶层感到满意。其次，尽管都是低烈度的革命，但苏州光复是自上而下的光复，宁波光复则是自下而上的光复。相比起来，自下而上要远远比自上而下有阻力，当然也更具有革命的广泛性，更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的觉醒，以及对革命的认知。在这一点上，宁波光复比苏州光复的意义也要重大。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或许在陈其美看来，这个意外之喜，有点“有组织无纪律”，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当时情况下，只能当机立断。作为亲历者，范贤方曾写过《宁波光复记》，首先就自承“吾宁革命之胚胎地也”，接着很生动地再现了“吾郡党人”为宁波的光复而付出的艰辛。比如说办民团，策反军队，团结乡绅，联合政、军、绅、商、学各界，逼走道台，及至成功光复。当然中间也不乏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对这样一场近似圆满的光复，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将其拔得很高，“间尝推论宁波光复之有与民国成立之关系甚匪浅鲜也”。意思也就是，宁波光复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光复，它甚至影响到了民国的成立。为什么？“地据东南之形胜，为海疆一重镇，五口通商，又商贾辐辏之区也。令当日文溥得志，章、范就逮，风声一播，志士寒心。省事未必动，即动矣，宁为他府所具瞻。若宁未下，他府必观望之。省中方以恢复诸郡为急急，势不克兼顾。金陵稍迟十日，张勋负隅，倪嗣冲、张怀芝之兵南下，胜负之数未可逆料矣。夫南北统一，枢纽在金陵一役。金陵之役，浙军首功。浙军之能一意东征，以各州县传檄而定，无内顾之忧也。由此观之，宁波之光复，其影响岂同异常一州一邑哉!”言下之意，宁波的光复，给全省诸郡树立了榜样，进而给浙军在日后进军南京，扫清了内忧。而金陵一役，又是南北统一的重要节点。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宁波的光复自然就成了民国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当是不假。回想起来，万一当时文溥不是被逼走，而是得偿所愿将革命镇压，这不仅影响了同仁的士气，而且影响了全省诸郡的光复进程。当内忧未扫，何来的浙军？又何来的江浙联军？南京光复若是稍迟上数日，胜负绝对难料。胜利若是不到，民国难免是镜花水月。想想应该后怕的。所以，范贤方很是感激江畲经，还有常荣清。不管如何，陈其美都应该感谢宁波的光复。没有苏、杭、甬的光复，以及这些宁波人对他的帮衬，他在夺取沪军都督大印时，也许心底会更发虚。
荣登政治舞台陈其美当上这个都督，过程并不轻松。同盟会自然很乐意推选他，但他也有不少重量级的对手。其一就是李英石。李英石之所以能成为候选人，就在于他跟上海绅商关系比较紧密，再加上在光复上海中，领导商团表现出色，所以是上海绅商的首选。不过他也有些不足，比如说回沪不久，根基薄弱。另外他此前曾担心革命万一失败，为了避免牵累李平书，也为了让自己能留待收拾残局，所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既不是光复会的人，也不属于同盟会。这本是一条不错的“后路”，结果就在他竞争都督时，成了他的一条“死路”。其二还有钮永建。尽管前面提他很少，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要。他是陈其美在同盟会里的同仁，也是上海光复的主要推手。早在1902年，就于横滨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中山一生最器重的革命同志之一。而邹容在写成《革命军》之后，也是由他润色初稿并帮忙出版。不过，他前期革命生涯的大多时间，都是在两广边陲耕耘，曾为广西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军事和政治人才，李宗仁、白崇禧等均为其学生，日后，随着新桂系上台，他也成了该系所倚重的党国元老。1909年，因为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追捕，他微服出逃香港，然后转至德国柏林考察德国军事教育和新式武器，以资回国助孙中山革命之用。等他再回上海时，武昌起义爆发，上海起义的筹划也在紧锣密鼓之中。他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说起来，上海光复对他更为重要。因为他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于1870年出生在上海县马桥镇俞塘1号，父世章，曾任直隶知县。也正因为此，他在上海光复后被沪上各界极力推举为都督。似乎沪军都督由沪人来做，更为名正言顺。只是，他很清楚这会给革命阵营造成分裂。加上他本人颇有些淡泊名利，处世常以“不强人谓之恕，不怨己谓之强”自勉，所以他也坚辞他人的好意。同时，他又考虑到上海的两侧是苏州和松江，此两地如果不能光复，上海势必腹背受敌。于是辞别陈其美，只身来到松江策动革命。11月6日，松江光复，“戚守交印”，成立松江军政分府。接下来，他又成立松江干部学校，并组织学生军，为光复南京积蓄军事力量。不久，他又潜往南京，策划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这也让张人骏“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镇压革命党的密令，变成了一张废纸。钮永建这种只做事不居功的表现，让他成了陈其美最放心的人。现在，让陈其美还有些头大的，就剩李燮和了。论起李燮和，不仅是革命党内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上海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南下上海之后，招募敢死团，组光复军，争取清军反正，又利用湖南乡党关系让陈汉钦、黄汉湘等人倒入自己阵营，乃至打响了上海起义的第一枪。这个“上海临时总司令”也不是白当的。据陈其美表叔、同盟会会员杨谱笙解说，“当时多数人推举都督的对象是李英石。起义前大家原有‘谁先入咸阳谁尊王’(指刘项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复吴淞、闸北，因此又多瞩目李燮和。如果没有李燮和插一脚，就可能推英石当都督”。更重要的，他多少也算是陈其美的救命恩人。他若能当上沪军都督，也是顺理成章。不过，他也有很大的阻力。同盟会自然不希望看到光复会成为最大赢家，而上海的绅商一方面寄望李英石，一方面又认为，上海地方首脑不适宜由纯军人担任，这显然不符合商人群体的利益。所以，双方在抵制李燮和上也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在11月6日推举上海光复后革命领导成员的海防厅会议上，李燮和的光复会方面竟无人出席。这也让这场都督之争，最终又演变成了陈其美与李英石之间的“二重唱”。但陈其美要稍占下风。这天下午，会议的进程，一开始果然向不利陈其美的形势发展，各界代表在述及整个光复过程中，大多数对李英石统率义军，英勇作战，功高任重，评价甚高，总而言之，应将他推为上海军政府都督(又称沪军都督)，并推叶惠钧为副都督。而陈其美呢，大家也不否认他的功劳，被推举为军政长。但这个显然不是陈其美所想要的。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就在谁也不服谁的氛围中，一个人猛地跳上了桌子，举起了一枚手榴弹一声吼：陈先生昨天吃了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谁不服他当都督，我炸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说此话的正是刘福彪——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所组织的敢死队的头目，同时也是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他尽管被炸伤了脚部，但这个时候，他还是义不容辞地跟随在陈其美的左右。不得不说，李平书费心召集的这次会议，不仅在参会人选上缺少光复会，而且没有做好组织工作。与会代表们有的佩戴指挥刀，有的带枪，像刘福彪居然还把手榴弹带了进来。手榴弹一出，众皆寒言。一下子就帮陈其美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这种场景，难免让人联想到水浒人物——李逵。“刘福彪之举，似曾相识。在冷兵器时代，梁山聚义厅里有位好汉黑旋风李逵也曾这么干过。但凡有人反对宋江哥哥的话，就请‘吃俺一板斧’。”不过，陈其美果真靠这枚炸弹，就能震慑群雄，定了乾坤？要知道，参加此会的都是在起义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有胆有识的风云人物，岂能惧此之举？说起来，大家多少还是敬重陈其美为上海起义所做出的贡献，再加上他有同盟会的支持——黄兴当时在湖北，于右任在上海关系不深，杨谱笙威望又不够——不支持他似乎也没多少人可支持。所以，如果从长计议，未必他就当不上这都督。然而，他让青帮里的小人物这么一闹，“反倒胜之不武，且有‘逼宫’的嫌疑。至少，有点小家子气。陈其美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而出此下策，反倒误了一世的英名” 。会议开不下去了，李平书只好休会。然而，会议刚一结束，“沪军都督陈其美”落款的布告已经贴满黄浦江两岸，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囗日”。除了年月，日期是空的。显然，这张告示早就已经印好。看得出，陈其美对沪军都督早有图谋，而且志在必得。但让人不满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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