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4）
2022/8/28 0:10:58 书虫子
1944—1946年的“遣返”1944年到1946年期间，约有78万人作为波兰人或犹太人，从苏维埃乌克兰到波兰去重新定居。在1939—1941年苏联占领和1943—1944年乌克兰发起大清洗之后，对其中多数人来说，“苏联”和“乌克兰”都没有特别正面的含义。1944年夏天，许多在乌克兰的波兰人仍然相信波兰最终将重新取得或拓展其乌克兰领土，而且有关英国和美国会向苏联提条件的信念广为流传。但是苏联几个月的统治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NKVD的压迫让人联想起1939—1941年的回忆，而UPA在1943—1944年继续发动针对波兰平民的攻击。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在苏维埃乌克兰的UPA针对没有登记“遣返”的波兰人便已展开种族清洗。更可能的情况是NKVD冒充UPA小分队破坏波兰人定居点，而且NKVD小分队很可能“非公开地”攻击波兰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人的“遣返”最可能是NKVD和UPA非公开合作的成果。大量逮捕神父和主教意味着波兰社群在苏维埃乌克兰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无论是谁，不去波兰就去西伯利亚”的观点四处流传。波兰政府的代表执行着他们认为是为了本国民族利益的政策，并鼓励在乌克兰的波兰人离开。最终，希望留下来的波兰人被强制遣返了。甚至最顽固、最不开化的波兰农民——他们不知何故在西沃里尼亚生存下来了——也发现自己被强行遣送到波罗的海。有趣的是，苏联驱逐政策的结论是将西沃里尼亚重新定义为一个没有波兰人的地方，而这个计划是由UPA首先发起的。苏联政策是将所有波兰人从战前的波兰领土上驱逐出去，但是略过了那些居住在战前边界的苏联一端的波兰人。曾经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后来成了苏维埃乌克兰的沃伦州和罗夫诺州)已经没有波兰人了；波兰人最大的聚居点在已属于苏联的沃里尼亚地区东部(这里后来成为乌克兰的日托米尔[Zhytomyr]州)。到波兰的交通运输工具是极度原始的。出发的经历令人感到羞辱，尤其对女性来说，而在火车上度过的几周充满了疾病和死亡的风险。1944年9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被迫成立一个传染病防治特别委员会。定居者一到达波兰就会被DDT浸透。讽刺的是，这场悲剧的另一部分是由于移居波兰的计划仅限于苏维埃乌克兰在战后从波兰领土上吞并的区域，不是所有想去波兰的人都能去。即使是在这些领土上，战前的波兰公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移居波兰。如果当时的规定针对的是人民而非波兰人和犹太人，那么数百万拥有两次大战间波兰公民权的东斯拉夫人原本可以移居波兰。这原本可以削弱这项政策的种族目的。具有决定性的是苏联在1939—1941年发布的护照，因为所有苏联护照上都有一个民族性类别。当然，一些在1944年希望被视作波兰人的人，在1939年曾希望被视作乌克兰人，因此他们护照上记录的民族性是“错误的”。其他波兰人选择留下，不知为何他们逃脱了被驱逐的命运，一些人开始自称是乌克兰人。(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些人：他们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出发的长途巴士上通过母亲的波兰名字认出彼此，在利沃夫的有轨电车后座用波兰语低声交谈；在基辅的咖啡馆，当有人好奇地发现他们说出了一个波兰语鼻元音时，他们马上转换到乌克兰语。)另一个方向的“遣返”——从波兰到苏维埃乌克兰——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诚然，更向西的新边界意味着两次大战间在波兰的大部分乌克兰公民发现他们现在在苏维埃乌克兰境内，根本无须迁移。波兰给了苏联47%的战前领土，包括整个沃里尼亚的领土和几乎整个加利西亚的领土。但是即便处于更西面的位置，波兰仍然囊括了大量东南和南部尽头的领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说着乌克兰方言，信仰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虽然波兰人谋杀了几千名生活在卢布林和热舒夫地区的乌克兰人，但是生活在这片地带南部和山区的更多乌克兰人并未被内战波及。在那些国家权力需要花更久才能到达的地方，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很难相信共产主义指令将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这些人口通常给左翼投票，并且到了1945年年初这个时候，他们还把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把苏联和一个伟大俄国的积极形象联系在一起。贝斯基德山的兰科人住在这片土地上最西面的地区。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受到战争的伤害，这些兰科人普遍认为没有理由投身于任何现代民族性。在边界变动后，兰科人大约是波兰境内说乌克兰语人口的三分之一。似乎，一些在1944年年末接受从波兰“遣返”回苏维埃乌克兰的兰科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把苏联当成了俄罗斯民族的故乡。在包容性和多元性的意义上，他们自视为俄罗斯民族家庭的一员。其中一些人也可能是以乌克兰人的身份过去的。他们很多人对看到的苏维埃乌克兰的情况感到恐怖，立刻回到了波兰。在贝斯基德山牧羊和在比如说第聂伯罗州(Dnipropetrovsk)的苏联集体农庄里工作的区别十分显著，很多在两地都有体验的人发现他们强烈地偏爱前者。这些“再次遣返者”或是拿出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文件证明，或是自称波兰人并在苏联拿到了新的文件证明。由于他们能比被从苏联驱逐出境的波兰人波兰语说得更好，这些招数常常管用。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文件证明缺少民族性类别，这个含糊的漏洞给了这些人一些选择命运的自由，也给了他们回到波兰的机会，传播苏联官员所谓针对苏联生活的“诽谤性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兰科人的主要愿望是和其他喀尔巴阡山脉的斯拉夫民族留在同一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科人最希望的仅仅是留在他们的民族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由于1944年对苏维埃乌克兰的不信任，这个愿望在1945年初成了兰科人的普遍愿望。在这之后，波兰政权开始对整个乌克兰人和兰科人定居地带施加压力。没有登记“遣返”的年轻男性被逮捕。波兰安全部队和波兰军队开始攻击乌克兰人和兰科人的村庄。虽然兰科人和乌克兰人没法总是弄清攻击者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攻击者是波兰人。由于兰科人被迫以乌克兰人的身份移居别处，波兰政策事实上成为乌克兰化进程的一部分。当地能区分出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区别的波兰官员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他们坚持汇报兰科人对波兰国家的忠诚。领地级别的官员却更加置身事外地看待这个问题。比如，克拉科夫区的领地官员认为，“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为了塑造“一个同质化的国家”的利益，如果兰科人被当作乌克兰人被驱逐离境，事情会变得最简单。波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重新定居事务部长瓦尔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事实上曾下令中止强制兰科人移居。和能区分两者的地方官员一样，哥穆尔卡也来自兰科人生活的领土。来自波兰第一书记的命令被忽视了，这说明驱使兰科人和乌克兰人强制移居的决定来自莫斯科，或者至少莫斯科的指令是可以这样被理解的。“二战”欧洲战场以德国投降为止，在此后的行动中波兰共产主义部队杀害了大约4000名兰科和乌克兰平民。救国军和其他波兰游击队杀害的人数至少有数千人甚至可能达数万人之多。波兰官方军队和波兰游击队本身就是彼此致命的敌人，在1945年这一整年以及1946年，他们参与了波兰国内的所有重大战争。然而，从兰科人和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和官方军队及与之作战的游击队的接触显示了共产主义波兰即将发生的事件。当一个乌克兰人或兰科人的村庄被烧毁了，在村民看来，袭击者代表的波兰理想几乎毫不重要。苏联毫无吸引力，而波兰民族主义者帮助波兰共产主义者使波兰变得让人无法容忍。正如UPA帮助苏维埃乌克兰的官员驱逐波兰人，波兰游击队员帮助波兰共产主义者驱逐乌克兰人和兰科人。和在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人一样，在共产主义波兰的乌克兰人和兰科人面临着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和共产主义者的同质化政策。20.8万名登记为乌克兰人的个人在1945年1月至8月间离开了波兰。想要留下来的人们还在寻找能维护他们的人。
1945年在波兰的UPAUPA在1943年于沃里尼亚开始的种族清洗政策，在1945年成了惯例。UPA是如何渡过这种由他们协助制造的情况的？在1944年非正式的边界变更后，UPA的主要部队在苏维埃乌克兰西部与苏联部队作战，其指挥官把波兰视作外围行动区域。1945年初，雅罗斯拉夫·斯塔鲁欣(Iaroslav Starukh)在波兰新的西部边界针对其组织了一个新的UPA指挥部。1945年8月重组过程完成了，而新的苏联-波兰边界也公布了。1945年在波兰，UPA小分队的人数可能从来没有超过2400人。除了一些例外，这支部队不是在1943—1944年参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大清洗的那些士兵。在战后波兰领土上的UPA士兵大多是在1944年、1945年或1946年加入进来的，并且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作战。他们在波兰更南面和更西面的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要花更长时间来激活UPA部队。1943年，UPA在卢布林地区作战。1944年UPA出现在毕斯兹扎迪山脉(Bieszczady mountains)。在1945年秋天，德国人投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下贝斯基德山(Beskid Niski)才没有UPA的踪迹，居住在那里的兰科人对此表示不屑。赫鲁晓夫写信告知斯大林，波兰游击队对乌克兰平民的攻击帮助UPA招募到新兵，他是正确的。然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希望避免被驱逐到苏联。在此之前，在这些领土上的很多地方，故乡和乌克兰民族主义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承诺能阻止驱逐，这种关联才变得显著起来。这是一条通向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通道。OUN班德拉派仍然是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优势力量，但在德国投降后，OUN梅尔尼科派和OUN班德拉派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的老兵——受到前者的支持，但受到后者的抵制——如今在当地UPA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结论能被UPA记录所证明。尼古拉·寇普多(Mykola Kopdo)在1944年从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逃走加入了UPA，他在指挥一支在波兰作战的UPA旅时阵亡。德米特罗·卡万茨基(Dmytro Karvans’kyi)是OUN梅尔尼科派中的要员，他在1944年2月逃离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加入UPA。他在指挥一支在波兰作战的UPA连队时阵亡。米哈伊洛·哈洛(Mykhailo Hal’o)是波兰东南部四个UPA营之一的指挥官，他在1944年也离开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马里安·卢克舍维奇(Marian Lukashevich)是UPA在波兰的三个战略区域中的一个的指挥官，他也是一名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老兵。无论当地乌克兰人加入UPA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是从这些军官那里得到训练。换言之，共产主义波兰的种族清洗政策促使乌克兰公民加入前党卫队军官的部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确认和描述UPA在1945年的波兰所追求的利益。其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制止驱逐，而且在其招募宣传中，他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能够保护乌克兰人家园的组织。宣传归宣传，但是这确实说明了人们为何会加入。波兰东南部平民死亡数量的对比有助于确认UPA在此时此地的目标是抵抗和防卫，而不是种族清洗。1944年9月，就在冲破战争前线后，UPA下达命令中止“大规模反波兰人的行动”——至少在之后变成共产主义波兰的边界内。尽管OUN班德拉派继续把波兰东南部视作种族上属于乌克兰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战略理由把即将保留在波兰境内领土上的波兰人清除掉。对平民的杀戮和对定居点的清算还在持续中，但是此后的攻击都是对波兰人攻击的报复。UPA指挥官反对把乌克兰人从波兰东南部驱逐到苏维埃乌克兰，并认为“遣返”是消灭在苏联劳动营的乌克兰人和毁灭乌克兰民族的手段。在这个计划中，UPA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民族性的“信息”到处存在。在决定重新定居的过程中，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官员利用了德国人的文件，文件上模糊不清的“P”和“U”帮了大忙。由于每个人都认可德国人的效率，因此人们把在文件上没有显示波兰民族性的任何人都认作事实上的乌克兰人。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波兰官员就会利用教会记录，他们遵循的逻辑是任何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人必定是乌克兰人。UPA游击队员烧毁了这类土地清册以消除关于特定区域内谁是乌克兰人的“信息”。UPA士兵同时着手炸毁铁轨和火车头，推倒了数百英里的电话线杆(甚至可能在剩下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毁坏桥梁以及暗杀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UPA烧毁了人口减少的乌克兰人村庄，防止波兰人在此定居。当波兰军队在1945年9月被派来协助重新定居工作时，UPA直接向他们发起攻击。UPA比当时任何抵抗共产主义的波兰力量都要大胆。救国军在1945年8月正式解散了，其指挥官决定未来的斗争对象是一个叫作“波兰”的共产主义国家，西方盟国认可这个国家的边界，这个国家不会对波兰人的事业有任何帮助。救国军下属的一些部队不听从解散的命令，在之后有名的反共产主义组织“救国军——自由与独立”(Armia Krajowa——Wolno?i Niezawis?o?，简称AK-WiN)中继续战斗。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相同的地缘政治事实导致UPA重新组织、改变其战略。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现在绝望到认为任何对平民的继续攻击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UPA和AK-WiN在1945年春天休战。到此时，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只有一个共同的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开始，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把共产主义赶走。
共产主义、波兰国家及其乌克兰公民，1945—1946重新定居的政策使乌克兰人和一些兰科人加入UPA部队，也使一些当地领袖向新的中央权威提起申诉。1945年7月，一支乌克兰人代表团在华沙的公共行政部会议上捍卫他们的权利。他们得到的回应预示着接下来将发生的事。“虽然公民一致同意留在这里，但我认为这将是不可能的，”部长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说，“在与苏联就建立一个基于民族志的边界达成一致后，我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存在各种民族性的国家。”“民族国家”或者说在种族上同质的国家，是两次大战间民族民主党人的代码。这是格拉布斯基一本书的标题。另一方面，“存在各种民族性的国家”一直和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和犹太人自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波兰政府代表漫不经心地使用“民族国家”这个词中，可以发现一点转变。这个国家对民族性的态度并未被所有公民认可。还没有接受这一原则的说乌克兰语的人，包括亲俄的兰科人，对苏联政策和波兰民族主义和谐一致的局面感到惊讶和失望。1945年9月，来自波兰几个地区的兰科人代表写信给苏联当局，请求不被强制疏散。这些兰科人就他们的土地没有被苏联兼并而表达惋惜。他们在请愿书的最后写道：“如果苏联不想要我们的土地，那么苏联也不想要我们，所以把我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吧，只要我们对你们来说不是必需的。”苏联的政策已经朝相反的方向改变了。在苏联遣返事务全权代表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i)的要求下，1945年9月波兰当局命令三个步兵师把剩下的乌克兰人驱逐到苏联。其中两个步兵师的士兵中有来自沃里尼亚的波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针对1943年大屠杀的复仇行动。在1945年末，当波兰士兵强迫约2.3万乌克兰平民撤离这个国家时，他们杀害了几千名乌克兰平民。波兰的军队通常由红军军官率领，他们应为其中几次最恐怖的乌克兰平民大屠杀负责。这些军官在波兰军队里的军衔很高，当然他们也穿着波兰制服。(其中一些人——比如臭名昭著的斯坦尼斯拉夫·普卢托[Stanislav Pluto]上校——出身波兰人家族。更常见的情况是，苏联军官和负责将乌克兰人遣离波兰的官员有着乌克兰姓氏。)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波兰军队的惯常做法是先半心半意地袭击一个UPA小分队，摧毁一个村庄，在UPA成员逃走后杀死一些乌克兰平民，然后等待UPA作为报复破坏一个波兰村庄，以此类推，循环往复。其中有一个例子最为突出。在普卢托的命令下，波兰士兵在1946年1月25日谋杀了扎瓦卡·莫洛霍夫斯卡(Zawadka Morochowska)的平民。士兵们一共杀死了56人，其中大多数是女人、儿童和老人。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把活人开膛破肚，用刺刀割断他们的手脚。在1946年4月，波兰当局组织了一次热舒夫团体行动，行动目标是把波兰的乌克兰人驱逐干净。有25万人被认定是乌克兰人，他们在1946年4月到6月间被迫移居到苏维埃乌克兰。在整个“遣返”阶段，即1944年10月到1946年6月，共有482661人被认定是乌克兰人，被送往苏联。大致来说，其中30万人是被迫迁徙的，10万人或是受到周围的暴力威胁，或因无家可归而迁徙，剩下的人是主动离开的。热舒夫行动造成910名乌克兰人死亡，但是几乎没有损伤UPA的组织结构。行动最终的结论是，波兰的乌克兰“问题”已经解决了。
维斯瓦河行动的原则，19471947年年初，波兰当局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要“最终解决”乌克兰“问题”需要一项新的政策。组织1944—1946年“遣返”行动的苏联军队不太能用得上了。苏联NKVD正在撤出波兰，苏联用于遣返的基础建设也都拆除了。1946年，波兰还在抗拒遣返终结的事实，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最多数量的被遣返者。对此，斯大林已耗尽所有耐心。这意味着今后重新定居是国内事务，正如一位在“遣返”行动中职位显要的波兰将军迅速建议的那样。“既然苏联不再带走这些人，”副参谋长斯特凡·莫索(Stefan Mossor)在1947年2月建议，“让整个收复领土上的每户人家都移居苏联是有必要的。”所谓收复领土是指波兰从德国收回的北部和西部地区。1946年，针对波兰反对者的波兰共产主义军事部队，比针对乌克兰反对者的要多得多。1946—1947年的冬天，军队还被用来伪造1947年1月的议会选举结果。这些选举结果以及当月颁布的大赦，终结了波兰人武装反对波兰政权的情形。1947年波兰集结了更多波兰军队，UPA开始继续作战。在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Karol ?wierczewski)于3月28日被UPA暗杀后，波兰政治局立刻决定“让重新取得的领土(尤其是普鲁士北部)上的乌克兰人和民族混合家庭移居海外，防止他们组成任何紧密的团体，防止他们离国界的距离小于100公里”。希维尔切夫斯基将军之死很可能为波兰当局提供了完美的行动时机，他们希望行动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当然，优先性很重要，而且我们不能确定如果3月不发生谋杀，4月将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完全肯定苏联对这次行动的态度。波兰的计划必须获得苏联的同意，而这个计划和苏联的惯例恰好一致。在国界线另一边的苏联当局正与UPA进行一场极度残酷的战争，并且驱逐他们的家庭成员。此外，苏联特工深度参与筹划了所谓的“维斯瓦河行动”。而苏联在这次行动开端的角色依然不清晰。一位受到莫斯科信任的高阶波兰官员试图警告斯大林，让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可能失败。惊恐于波兰政治局的突然决定，波兰遣返事务副部长在深夜直接与他的苏联联络人联系，亲自告诉对方波兰政治局在没有咨询莫斯科的情况下匆忙做出重要决定。可能——可能性甚至很大——这位苏联联络人被误导了。我们不得而知。认为波兰政策会在未经莫斯科允许的情况下颁布是很天真的；认为苏联制定了每一项政策也同样天真。我们可以从1947年三四月的政策规定中窥见端倪，政策规定苏联成员与波兰当地人在维斯瓦河行动中合作。例如，瓦茨拉夫斯基·科索夫斯基(Wac?aw Kossowski)中校——苏联安插在波兰总参谋部的红军军官——在3月29日建议“完全消灭在波兰东南部边界区域的残余的乌克兰人”。4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消灭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有组织抵抗的中心部门——接受了他的建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公共安全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凯维奇(Stanis?aw Radkiewicz)所做的简短报告。拉德凯维奇是两次大战间的一位波兰共产主义者，他在苏联熬过了战争，并在红军服役。当红军进入波兰时，他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在整个1945年领导着秘密警察。出席会议的还有国防部长和米哈乌·罗拉-任米尔斯基( Micha?Rola-?ymierski)元帅，后者是斯大林的又一位代理人。任米尔斯基曾在毕苏斯基的军团服役，在两次大战间获得将军之位，但因受到贪污指控而被开除出军队。在战争时期，他加入了由苏联赞助的波兰军队，由于斯大林的提拔，很快晋升到最高军衔。1947年初，即使波兰军事规划者把预估数字上调了一些，他们认为“残余的乌克兰人口”最多不超过7.4万人。事实上，当时在波兰有大约2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口(约占波兰总人口的0.8%)。这个绝对数字高到能显示强制迁徙将造成多大的苦难，而相对比例却足够低，以至于令人认为乌克兰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兰科人)会威胁到波兰国家这个论断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一些乌克兰人在1947年是支持UPA的，但当乌克兰人被不断驱逐到苏联时，他们的支持者越来越多。而UPA的主要目标也确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即使概率很小，一些士兵依然愿意为之战斗。虽然现在OUN和UPA的领导人隐藏起他们的最终目标——在所有“民族志意义上的”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也减少了对波兰军队的攻击，但是UPA和波兰国家之间基本的利益冲突是确切无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迫使所有乌克兰人口移居海外只是因为与UPA的战争。1947年初，波兰政治局和总参谋部认为，除去UPA意料之中的破坏外，乌克兰人重新定居是和他们的权利相符的。军队有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破坏UPA的联合”；第二项任务是实行“把所有乌克兰人疏散到东北部领土上，使他们最大程度地分散开来”。波兰指挥官(包括那些向莫斯科汇报的人)明白维斯瓦河行动中包含了战斗和重新定居的任务。重新定居是针对剩下的乌克兰人，即便UPA很快保持中立了。在莫索将军看来，维斯瓦河行动的目的是“永久性解决波兰的乌克兰人问题”。重新定居是为了使波兰境内不再出现乌克兰人社群，用战后共产主义者从两次大战间的民族主义者那里继承的语汇来说，战后波兰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次行动的名字暗示了重新定居任务的中心所在。维斯瓦河从克拉科夫经过华沙，抵达靠近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Gdańsk)，把当代波兰大致分为两半。这不是偶然的。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河流破坏了民族主义者们想象中的同质民族领土边界，波兰民族主义者要求把乌克兰人向东驱逐到兹布鲁奇河外的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警告波兰人向西逃离到桑河(San)之外的地方。事实上，苏联的政策是在河流问题上折中，朝两个方向进行驱逐：布格河成为波兰-苏维埃乌克兰的边界，而超过100万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分别朝两个方向“撤离”。颇为讽刺的是，维斯瓦河行动正好符合这一传统。维斯瓦河规定了卢布林、热舒夫和克拉科夫领地在战后波兰的边界，这里居住着乌克兰人，他们也是从这里移居他方的。民族主义者的传统是把种族仇敌赶到河对岸，让他们“回到”敌人的民族领土，而苏联和波兰共产主义者在1944—1946年的做法后确实实施了此类方案，但是波兰政权于1947年却将境内的乌克兰公民向“错误”的方向驱逐，把他们驱逐到北部和西部，驱逐到乌克兰人从未存在的维斯瓦河岸，可以想见他们在那里将完成同化。维斯瓦河行动的初衷是使新的波兰国家在种族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上匹配起来。1947年，随着犹太幸存者移居海外，剩下的德国人匆忙改变他们的民族性，波兰当局决定让“每个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甚至是民族混合家庭、不支持UPA的社群、不认同乌克兰民族的兰科人、被授予勋章的红军老兵、在苏联受训练的党员、在1944—1946年帮助“遣返”乌克兰同胞的共产主义者，全都被强制移居。在“撤离”期间，民族性是由血统、宗教和纳粹身份文件上的“U”字母决定的。这项(推行到“每个人”的)政策的目的是确保波兰“民族国家”是波兰“人民民主”的起点。波兰共产主义政权通过“解决”波兰土地上最后一个民族问题，和乌克兰民族性做斗争而持续获得声望。自1943年波兰爱国主义者联盟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取得民族理念的霸权；1947年1月将UPA排除民族赦免之列，以不同于起诉波兰游击队员的法律起诉乌克兰游击队员以及1947年夏天的维斯瓦河行动，这些行为的天才之处在于行为本身以种族词汇清晰地定义了这个民族社群。
维斯瓦河行动的实施，1947莫索将军获得维斯瓦河行动的指挥权，而他在1945年才加入共产党。莫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毕苏斯基军团的一名士兵，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他是一名军事策略者。他在战前就参与了反乌克兰行动，并在1946年参加了热舒夫行动。显然，两名苏维埃波兰人筹划了针对UPA的军事行动以及军队在重新定居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米哈乌·奇林斯基(Micha? Chiliński)上校担任行动的参谋长，瓦茨瓦夫·科索夫斯基(Wac?aw Kossowski)中校负责领导行动每个阶段的工作。步兵和国内安全部队的19335人参加了维斯瓦河行动。其中大多数人是参加过对抗波兰流亡政府的战争的老兵。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射杀其他波兰同胞，其中许多人还是他们之前的战友，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些士兵必定士气低落。在维斯瓦河行动开始时，参加行动的士兵人数远远超出UPA成员人数，比例大约是20比1。莫索、科索夫斯基和奇林斯基一开始很担忧UPA造成的破坏。当1947年4月末行动在热舒夫地区开始时，莫索认为他的士兵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平平无奇。波兰指挥官意识到在面对更加投入和更有经验的敌军时，包围战术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决定追捕每一支UPA分队，直到他们被逼到绝境然后被摧毁。这是苏联的一个反游击的旧策略。这个策略从来没有打败过在波兰的UPA分队，因为UPA士兵只要分成更小的小队，之后再重组就可以了，但这项策略确使乌克兰人感到绝望和筋疲力尽。当战争成为一场追捕，波兰方面的情报和苏联的反游击制度全然相似。波兰指挥官仔细地解释了如何利用警犬追踪撤退到树林中的游击队员，如何摧毁UPA士兵的加固战壕，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当他们在战壕中被捉到时，UPA士兵常常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他们这样做是遵照指令。如果他们被生擒，等待他们的必定是酷刑，这样做还能避免折磨。同时，分散任务也在进行中，先是在热舒夫领地，之后是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的领地。1947年4月28日之后的四个月里，参加行动的士兵将140660名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从东南部驱赶到波兰北部和西部。1944—1946年的第一轮撤退和驱逐行动已经把75%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赶到其他地方，1947年的维斯瓦河行动迫使剩下的四分之一乌克兰人定居别处。维斯瓦河行动中的完善策略在热舒夫行动中也被使用。士兵们先把村庄包围起来，封锁住这片区域以防UPA介入，之后一位军事或安全部门的军官会朗读一份移居者名单。那些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有几小时的打包时间，然后他们会被带到中介点。如果在军队包围村庄时有人想逃走，他们会被射杀。总的来说，在行动期间自主行动者很可能会被射杀。在一些案例中，波兰士兵射杀逃走的人，但在死者的口袋里却发现了写着“P”(代表波兰人)的德国身份文件。遇到那些没有男性的家庭，军队为了确定UPA士兵的下落而折磨剩下的家庭成员。几个村庄被烧毁时，村民就在一旁看着。维斯瓦河行动和热舒夫行动的区别在于，安全部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波兰当局现在不仅负责驱逐，还有波兰境内更复杂的重新定居任务。重新定居的终点以及各个群体之间的分散程度是依靠情报官的判断来决定的，在行动的最后，他们的同事会等待来自情报官的信封，里面有相关指令。军事和安全部队的军官信赖当地告密者，后者揭发邻居是UPA游击队员，告密者中有波兰人也有乌克兰人。被认定是乌克兰游击队员的个人会被依法就地处决或遣送到集中营。军事法庭被赋予审判平民的权力，至少判处了175名与UPA串通的乌克兰人死刑。其中大部分判决在当天就执行。约有3936名乌克兰人——包括823名妇女和儿童——被送到亚沃日诺(Jaworzno)的集中营，在战时这里附属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在那里，除了惯常的酷刑折磨，还有斑疹伤寒传染病、食物和衣物短缺。数十位乌克兰人死在亚沃日诺，包括两名自杀的妇女。超过27名乌克兰人——其中大多是幼儿和老人——死于移居别处的火车上。从受压迫、被监禁、被判死刑和被杀害的人数方面来看，维斯瓦河行动是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存续期间最大规模的恐怖运动。1947年的重新定居行动打败了波兰境内的UPA。一旦大多数乌克兰人重新定居后，反抗不仅几乎不可能，而且从本质来说也毫无意义。大多数士兵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而战，现在他们都失去了家园。数千名希望继续反抗共产主义的人几乎没有理由在波兰继续下去。受到波兰军队无止境的追捕，UPA营队彻底溃散。一些游击队员重新定居到波兰西北部；另一些在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被封锁的边境途中一路作战，最终只有几百人达到西部。不可思议的是，有数千人穿越被封锁的苏联边境与UPA大部队会合，继续战斗。UPA的溃逃标志着苏联-波兰新边界线的巩固、波兰人口的同质化和对反波兰政权武装的清算的最后一步。第6章和第7章旨在唤起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延续性和现代论证；第8章和第9章描述了多民族帝国时期(1795—1918)和波兰统治的短暂时期(1918—1939)中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多项遗产的快速改造。从1939年9月到1947年9月，八年中，德国强权进驻又撤退，苏联强权两次进驻，东欧犹太文明被破坏，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互相进行种族清洗，一条长久存在的新国界分隔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维斯瓦河行动终结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开创了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南部的历史。维斯瓦河行动的结果与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的巩固是一致的；波兰的同质化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的建立是一致的。1947年东欧国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拉开了丘吉尔的隐喻“铁幕”。当世界大战被“冷战”所取代，民族问题或尘埃落定，或被遗忘，或改头换面。被赶出波兰后，UPA在苏联境内继续战斗了几乎十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尼古拉·列别德也许最应对触发波兰-乌克兰内战的沃里尼亚恐怖事件负责，他受雇于美国情报部门。UPA指挥官罗门·舒克海维(Romen Shukhevyeh)死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场战斗中。新的欧洲秩序建立在以下推测之上：波兰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者所统治的民族国家，将与苏联结盟。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看到，东部问题在巩固波兰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同盟的过程中——以及它们的瓦解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第10章 尾声：共产主义和被清除的记忆 (1947—1981)1945年出现的波兰和1939年被摧毁的波兰是欧洲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战前波兰的一半领土在1939年被苏联吞并了，而德国在1945年获得了战后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波兰失去了维日诺和利沃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Wroc?aw)。在战后波兰，波兰人的数量占有压倒性优势：约有97%的波兰公民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后波兰的国界放在战前的欧洲地图上，我们会发现1939年生活在波兰战后领土上的有四个族群：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和兰科人)。1939年，在1945年归入波兰的领土上仅有五分之三人口是波兰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五分之三如何变成全部人口的大致概况：犹太人被谋杀，德国人被放逐，乌克兰人被驱逐出境，而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被“遣送”回来。本章将重点关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重新定居所造成的后果，努力揭示重建波兰背后被破坏的东西。
种族清洗和社会记忆在后来属于乌克兰西部的领土上发生的波兰人大清洗和后来的波兰东南部领土上发生的乌克兰人大清洗，终结了数千年来边陲混居的局面。自近代早期开始，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三种主要语言是乌克兰语、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四种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希腊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几乎被全部消灭，许多幸存者在战后移居别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继续在这些领土上栖居，但1947年开始他们第一次被“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这两个政治单元之间持续存在的边界分隔开。加利西亚人只能把俄国人视作主要的少数民族，把俄语视为权力和文化的语言。在经过六个世纪来自克拉科夫、华沙和维也纳的统治，莫斯科的统治是一种新的形式。在原本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1939年时那里的波兰人约有35万人，到1947年减少到约7000人，减少了98%。在之后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地区，那里有约15万人自认是波兰人，而战前这个群体有180万人，减少了92%。边界变动后留在波兰的加利西亚领土要小得多，1939年那里原有约6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到1947年时只剩下约3万人，减少了95%。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地区全部犹太人口中的97%在战争中死去。在沃里尼亚，这一数字高达98.5%。即使考虑到每个可以想象到的限制条件，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在欧洲大片区域内剧烈的人口定居调整。1941—1944年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的政策，1944—1946年少数民族“撤离”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前者推动了1943年开始的乌克兰-波兰种族战争，而后者使战争持续下去。乌克兰人记得“波兰”政权发动的种族清洗，认为UPA是帮助他们的组织。对UPA的记忆成为战后波兰的乌克兰人重要的身份认同元素。1944—1946年从波兰被驱逐出境的大多数乌克兰人，之后在乌克兰西部定居。对他们来说，UPA也成为民族认同的公认宝库。移居苏维埃乌克兰的乌克兰人有时会抱怨他们的命运被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人给忘记了，后者只记得1947年和维斯瓦河行动。他们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乌克兰问题不是仅仅在波兰，或者说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被“解决”了。1944年到1946年间，159241名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或东部。323858人重新定居到乌克兰西部。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140660人重新定居。在数量方面，维斯瓦河行动涉及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波兰公民，他们如同乌克兰人一样重新定居。更多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和东部，而不是波兰西部，他们也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问题，而且新环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更糟糕。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铭记1947年，而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移居别处的波兰人铭记的是1943年和1944年乌克兰游击队发动的大屠杀。诚然，UPA在1943年的沃里尼亚和1944年的加利西亚针对波兰平民的残忍大屠杀是战时最可怕的插曲之一。波兰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几乎一直将UPA视为一群凶手。幸存者发现他们四散在战后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不承认他们的记忆，因为失去战前领土的讨论成了一个禁忌。波兰幸存者同时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屈辱，使东部文明开化的任务完全溃败，这个理念对波兰民族认同十分重要，就像国界线之于美国或帝国之于英国那样重要。这些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记忆完全不同：他们对事件的解释相互矛盾，对英雄和恶棍的概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类似的：两者都在谈论生活方式遭破坏，被迫开始新生活。想一想，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回忆接连出现是何种情景。“没有人能料到这么好的一个乌克兰村庄——和乌克兰人的生活一样欣欣向荣——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以如此残忍、野蛮的方式从地球表面抹去。”“沃里尼亚燃烧着，熊熊火焰燃烧着，我现在还能看到它，无法从脑海中擦去，我忘不了。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情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死去。”关于1943—1947年，存在着历史分歧，关于谁挑起了争端，关于谁受苦最深，关于群体、边界和时段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说法。乌克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在战后归属波兰的大部分区域内先挑起争端。波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OUN班德拉派的决定——在之后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区域内抹去任何波兰因素——开始了整个恶性循环。乌克兰人相信在今天的波兰领土内死去的乌克兰人比波兰人多：大约是1.1万乌克兰人和7000波兰人。波兰人则相信在所有有争议的领土上，遭杀害的波兰人人数更多：约7万波兰人和2万乌克兰人。
社会记忆和现代民族性今天，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矛盾的记忆和当事人回忆、伤亡人数统计联系起来看，并没有使事实走样，他们矛盾的记忆符合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盛行的两种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今回忆起来的可怕历史事件常常澄清了重述历史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身份。关于1947年的观点和关于1939年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40年代相互清洗的青少年和成人常常在30年代孩提时代一同玩耍(有时这毫不夸张)。沃里尼亚波兰人“瓦尔德马·洛特尼科”(Waldemar Lotnik)在1943年末残忍的互相清洗中参与了波兰一方，他的回忆十分典型：“但是对方是与我一起度过大部分童年时代的乌克兰人，我们一起学习读写，在冬天结冰的湖面滑冰，一起发现俄国人和德国人在‘一战’时留在森林和田野里的炮弹碎片……”他没有逃避，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时肯定是说乌克兰语的。“洛特尼科”以及其他和他一样讲述故事的人，他们的讲述方式推翻了所谓天生具备的民族特征的推测，证明对民族认同的文化定义所言不实，并警醒我们注意战前和战后对民族性解释的区别。洛特尼科——请记得，他是讲述一个十分波兰化故事的波兰人——如果不是以乌克兰语和俄语为母语的人，可能早在许多重要关头被杀死。他的回忆录标题《九条命》的意思是除了波兰语，他还说其他语言。在某个时刻，他几乎因为说波兰语时的东部口音而死，因为一个机警的红军军官听出了这点，而他正在寻找逃兵。一些在1943年九死一生的沃里尼亚波兰孩子之所以能幸存，因为他们和一起玩耍的乌克兰孩子说乌克兰语，而且在路边被陌生人拦截时能用乌克兰语说祷告词。那些希望救下波兰孩子的沃里尼亚乌克兰家庭教会他们乌克兰语的《天主经》。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宗教是认定某个民族的记号，教会有时为民族活动家提供庇护，但这是宗教第一次成为普遍社群的主要民族性标志。如果有人把现代性定义为民族性比宗教更有价值的阶段，那么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40年代。我们从幸存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些幸存案例。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死亡事件比幸存的情况更难描述。然而，发生在1943—1944年关于弄错身份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已经足够多，我们能够确定民族性并非一目了然——即使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也是如此。在基于民族基础的大规模互相屠杀的氛围里，人们因为误判而导致极度荒谬的死亡事件。1944年夏天，生活在祖布拉(Zubrza)的加利西亚村庄周围的波兰人试图通过屠杀乌克兰人向乌克兰民族复仇。村庄里的五名波兰人不相信这些无名的袭击者真的是波兰人，当地波兰人明显认为外来武装者是UPA游击队员，他们假扮波兰人以引出村里的波兰人。按照这种解读，这五名波兰人假装自己是乌克兰人。但他们失算了：袭击者其实是波兰同胞。他们的策略很成功，波兰同胞误以为他们是乌克兰人然后杀了他们。在生死之际，刽子手和受害人都没有认出同一民族的成员。1947年，波兰东南部存在类似的身份模糊问题。维斯瓦河行动遭到控诉和抵制的原因正显示了区分战争中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简单解释是谬误的。比如说，1947年5月波兰政权制造了一支假的UPA游击队——游击队由说乌克兰语的人组成——为了把OUN领导人从他的战壕中引出来。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但是伪装工作做得太好了，在前往会面地点的途中，这支波兰“UPA”分队被波兰安全部队误伤。顺便一提，甚至正好目睹现场的真UPA士兵也无法分辨出这支假UPA分队不是他们的人。一个月后在另一次事件中，一支真的UPA分队因为齐声唱起一首当时流行的波兰革命歌曲(“当民族开战，武器在手……”)并且唱完了波兰歌词而得以逃离波兰军队的包围。此种讽刺事件是种族清洗的产物，也证明了种族清洗是不彻底的；而种族清洗的成功将意味着这种意外不再发生。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被清洗的乌克兰人，有时波兰语说得比那些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UPA清洗的波兰人还要好，但是当这些群体在波兰北部和西部的收复领土相遇时，人们通常“知道”谁是波兰人，谁是乌克兰人。政治和记忆强于语言等可观察的文化特征。这并不是说兰科人和乌克兰人无法像波兰人一样逃过一劫，其中有数万人办到了。关键问题是到1947年为止，人人都接受他们的民族性是单一的、排外的，不同的人实际上属于一个民族。重新定居到波兰西部的东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常常在很多方面拥有共同点——至少和他们周围的本地人相比，但是很明显，新的“东部文化”没有出现。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相似性才会显出。一个沃里尼亚波兰人回忆道，他关于乌克兰邻居唯一的好印象是对方回请圣诞节晚餐以及UPA老兵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不知如何弄到的新鲜鱼。在战前，圣诞节晚餐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场合，而在20世纪30年代回请邀请很常见。直到40年代，这样诚挚的邀请才在西伯利亚重新出现。巩固后的波兰国家感到了分裂趋势，因此支持一种现代的波兰民族性概念。战后出现的混乱和流动性促使这个概念形成。当五分之一战前人口被杀害，四分之一村庄被破坏，三分之一人口重新定居或移居海外，一半的文化中心(利沃夫和维日诺)归于别国统治时，地方忠诚的价值低于预期，而近期记忆的价值则高于预期。对1945年后的详细研究说明在波兰制造一个工人阶级的过程包含了波兰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制造。而战时的个人经历为国家制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个人来说，这些经历也常常是充足的。清洗者与被清洗者都在转变，也许对两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民族主义化的经历了。这些人记住了一些事，忘记了一些事，有一些伤心事，也有一些他们为之辩护的事。
简化和民族主义化我们通过区域群体的例子可以发现现代民族性在共产主义波兰取得的胜利。“沃里尼亚人”现在被视为最直率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但1939年前的情形完全不是如此。兰科人(或是他们的子孙们)现在成了波兰的乌克兰公民社群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战前也是无法想象的。民族主义现在是波兰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思潮，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想一想从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大屠杀中获益的数万名乌克兰农民，或是在维斯瓦河行动后重新定居到波兰东南部的波兰人。如今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拒绝谈到被消灭的波兰村庄，就像如今在波兰东南部破坏乌克兰人公墓的波兰神父，他们已经抚平了历史的褶皱。而那些满是褶皱的村庄——比如多布拉茨拉切斯卡——又遭遇了什么？在地方历史中真实存在了六个世纪后，在数十年来对现代民族性理念保持相对冷漠后，多布拉在1939年到1947年间被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1939—1941年，苏联驱逐了那些被指控与两次大战间波兰“合作”的乌克兰人。1942—1943年，德国人谋杀了大部分犹太人。德国人同时把乌克兰民族活动家和共产主义者送到奥斯维辛。1944—1945年，UPA杀害了不合作的乌克兰人，以及被怀疑与新政权“合作”的波兰人。1945年1月6日，一支波兰营在多布拉发现一支UPA分队，UPA成员逃走了，军队杀害了村里26名村民。1946年，苏联人迫使半数幸存者重新定居，波兰政权在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迫使另一半定居别处。80名村民被扣留在亚沃日诺的集中营；一位多布拉妇女在那里生下孩子。多布拉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谁是暴力施加者的定义各执一词。我们可以假定，发现因通敌而遭UPA谋杀的14岁男孩尸体的人不是同一批人。类似的例子还有那位看到波兰士兵在圣诞节那天杀害了她父亲的12岁女孩。多布拉的情况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不能说是战争使这里变得民族化。多布拉在战前并非免于民族激进主义波及，而幸存下来的村民也并非全是乌克兰人或波兰人。我们只能谨慎地认为战争消除了近代早期那种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并激发出更现代的可能性。由于现代民族性伴随着特定的词汇，被抹去的可能性之一即我们的战后习语如何轻松地描述出那种失落的现实。今天，“波兰的”和“乌克兰的”这两个词语被强加在幸存者的故事之中，即便他们很快补充说这些词语在战前有不同的意义。和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消灭的波兰定居点相比，多布拉茨拉切斯卡的可怕命运似乎又充满诗意。想一想我们在第8章曾讨论的格文钦斯基的命运。UPA做出的杀光每个人的决定让幸存者的脑海中留下了更清晰的画面。一个来自格文钦斯基的男孩在家中的马厩里待了一夜，他在1943年8月29日黎明醒来时看到他的父亲在田里被乌克兰人包围。其中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他父亲(56岁)的后脑勺砍去；他父亲跪在地上，身体抽搐着向前倒，面朝土地死去了。男孩看到他的母亲(43岁)一边尖叫，一边跑向她垂死的丈夫。乌克兰人命令她停下，然后一个乌克兰人用枪瞄准后射杀了她，另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倒在地上的她挥去。一个格文钦斯基女孩那天早上回到家后看见邻居的脑袋滚在地上，一个孩子被柱子重击头部而死，其他村民被人用干草叉和镰刀杀死了。她哭着跑回家，发现她11岁的妹妹被殴打致死。其余家人也都死去了。逃离加利西亚的波兰人都有着类似的回忆。利沃夫南面的波兰村庄胡塞科(Hucisko)在1944年4月12日被UPA摧毁。当地的一名妇女回家后发现男人们被吊死在树上，他们被人剥了皮，心脏也被掏出来。地上到处是其他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尸体被烧毁和破坏得难以辨认。她只能通过那天早些时候自己放在小儿子口袋里的面包，认出他残缺不全的尸体。就此而论，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恐怖的波兰幸存者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做出如上区分是十分惊人的，当这些回忆录被人遗忘，他们的名字变成了数字，他们的故事也变成了历史。难以磨灭的个人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民族健忘症的一部分。个人记忆其实是民族记忆的错误因素，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共同苦难——贯穿其中的迷思因此不可避免。换言之，当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保留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讲述故事时细节略有差异(常常会有这样的例子)，当他们的叙述在整个民族社群中流传时，这些叙述就降格为最有共同点、最恐怖的元素。重新讲述或重新书写故事，或造成破坏，或再次提炼。诸如多布拉(如今仍然存在于波兰)等地的变化，甚至诸如格文钦斯基和胡塞科(如果存在，它们应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等被彻底抹掉的波兰定居点——它们消除了简化民族历史的障碍。驱逐通过将民族置于地方性之上，而为迷思的产生奠定基础。人们因为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后发放的身份文件上的民族性类别而遭到驱逐，尽管这些文件可能没有反映出一种现代的民族身份。尽管如此，驱逐的经验不仅能通过落实种族化，还通过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后果巩固民族身份。1944—1946年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被迫重新定居到从地方层面上来看是异质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民族性层面却为他们所熟悉。一个拉脱维亚莱姆基尼人(Lemkini)在“二战”后发现自己来到了利沃夫，而她对城市生活所知甚少，但她之后就知道要在地方教堂祈祷，以及如何说乌克兰语(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位从卢茨克(L’utsk)重新定居到格但斯克的沃里尼亚波兰人可能之前从未见过大海，但是他会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周围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他所说的波兰语。在新的环境里，诸如宗教和语言等“民族”特质逐渐显现。驱逐造就了民族主义的最小公分母。
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重新定居后的几年里，波兰考古学家发现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13世纪的统治者达尼洛大公(Prince Danylo)的石棺。由于挖掘工作在边界线一端的波兰国土上进行，靠近争议城市海乌姆，因此挖掘并未公开。波兰共产主义当局需要遏制过去七个世纪中“乌克兰人”定居“波兰”的观念。波兰的担忧也符合苏联的实践。毕竟，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苏联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后裔”，而共产主义波兰是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的“后裔”。波兰人和俄国人从小受到教育：他们的“种族群体”已经存在900年了，等待着适合的政治和领土来实现他们的“国家地位”。现代共产主义的中世纪公国和王国“血统”使得共产主义者得以回避500年来波兰文化向东拓展(从14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事实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1569—1795)的政治成功。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来说，波兰-立陶宛王国是一个棘手的例子，有很多亟须废除的东西：宪法传统、代表机构、波兰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合作、知识分子的灵活性以及对民族性的政治包容。那些拒绝苏联对乌克兰历史的内容解读的乌克兰人常常能接受解读的形式。如果相信是乌克兰而非俄国“继承”了基辅罗斯，可能会有忽视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的风险。当然，波兰人——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波兰”的——也是错误的。这是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王国，由近代早期欧洲最庞大的公民群体所统治，是一个贵族国家。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在19世纪被重建，一群现代民族主义者意图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不同的民族起源。这一民族主义趋势培养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对手。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是种族民族(ethnic nation)是稳定的共同体，具备持久的边界线以隔离现代历史中引人关注的问题。比方说，两次大战间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说波兰语的农民被乌克兰文化同化(反之亦然)，其中复杂的同化模式如今只是学者专家的兴趣所在。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人总会(或至少命中注定)成为他们最终成为的人。既然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东部已经成为乌克兰西部领土，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已忘记这些区域曾经有多么不同。1918年前这里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隔了一个多世纪，1918年到1939年波兰人在这里实行区别政策，1939年到1941年这里因苏联和纳粹的占领政权而分裂，1941年到1944年纳粹设立乌克兰总督辖区和波兰总督府，如今这里又成为“乌克兰西部”毫无疑问的核心地带。如今，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哈布斯堡时代在利沃夫的煤气灯下唱着《我的沃里尼亚》这首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从近代早期民族性到现代民族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一直是对手。由于俄国和奥地利的帝国政策，希腊天主教在加利西亚东部一直占据优势，而20世纪初东正教则在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联合给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创造了机会，他们在沃里尼亚的东正教领土上传播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二战”期间取得巨大的成功。在1943年沃里尼亚发生种族清洗期间，我们必须注意到不仅有波兰人被清除，还存在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结盟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情况。这是发生在乌克兰西部的新情况，在那里比起乌克兰民族的认同，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分歧没那么重要。通过巩固民族间的现代分裂，近代早期的宗教分歧被弥合了。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在近代早期王国的框架内，或是近代早期的波兰文明内，希腊天主教是罗马天主教的盟友。而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屈从于现代民族性，这种结盟也随之灰飞烟灭。发生在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不仅是波兰人针对乌克兰人的行动，也是罗马天主教针对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行动。战后波兰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即希腊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都是乌克兰人。例如，波兰城市普热梅希尔(Przemy?l)的大部分市民曾是希腊天主教教徒，在20世纪90年代该市市长宣称乌克兰文化对他而言比爱斯基摩文化更像外来文化。对任何知道普热梅希尔的人或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也许除了一些市民的行为之外。这些市民占领了当地的一座教堂，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希望把这座教堂还给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占领行为的受益者——罗马天主教迦尔默罗会修道士(Carmelite monks)——之后毁坏了教堂的圆顶，声称其“东方教派”的形状破坏了普热梅希尔的“波兰”天际线。在这里，宗教又一次臣服于现代民族主义，近代早期共享的文明变得晦暗不清。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留下的圆顶实际上不是参照了东方教派宗座圣殿(basilica)或爱斯基摩冰屋的样式，而是参照了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
作为共产主义合法性的民族历史我们可以从个人、城市、区域和宗教的例子中看到现代民族性的发展。例如，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家庭忠诚于毕苏斯基联邦主义者的近代早期民族性。1947年，年轻的雅鲁泽尔斯基上尉受命在维斯瓦河行动中重新安置乌克兰人。雅鲁泽尔斯基上尉相信维斯瓦河行动是一次波兰军队保护波兰国家的行动。雅鲁泽尔斯基被灌输将UPA视作纳粹。在整个战后期间，波兰政权通过这种关联使其针对乌克兰人的政策正当化。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些道理。沃里尼亚的UPA命令前德国警察、“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合作者去杀害波兰人。波兰的UPA吸收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的逃兵和德国警察，他们从德国占领中学习经验。UPA附属于OUN班德拉派，后者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种族纯洁性。波兰人有理由记得这些，但是他们忘了UPA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其源头仅是乌克兰，就算没有比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机构更优越，UPA的组织和前者至少是相同的。波兰政权把乌克兰和德国联系起来，这让波兰在1947年有更好的借口再次投入“二战”。这同时掩盖了一个事实：波兰政权的修辞和政策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德国占领时期。维斯瓦河行动的指挥官莫索将军曾提到用“最终解决方案”来解决乌克兰人的问题。此外，维斯瓦河行动利用了德国人的身份文件和一个德国集中营。维斯瓦河行动意味着共产主义政权可以也确实论及一个波兰“民族国家”。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妥，但创造一个波兰人的波兰是波兰共产主义者巨大的合法性成果。有四个重大改变使得波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可能的，其中大屠杀几乎不被提及，驱逐德国人被视作忠诚于苏联的理由，“遣返”是苏联的行动，而只有最后对乌克兰人的清洗是当地波兰人的成就。甚至在哥穆尔卡改革期间(1956—1970)，波兰政权关注的还是战时的两大敌人——德国人和乌克兰人——以及成功牵制住他们。1968年，那些哥穆尔卡的反对者和拥戴者实施了官方反犹政策。1968年11月和12月，当时主要的政治周刊为纪念波兰独立五十周年，要求全国重要的知识分子评论“模范波兰人”有何改变。没有一个评论者提问“模范波兰人”和种族波兰人之间有何本质的身份关系。只有一个人暗示，在创造种族同质化的政体过程中，有一些东西丧失了。在一代人经历了共产主义之后——大约在1970年左右——只有现代民族性的概念在波兰社会中起作用。一名波兰人是波兰公民，也是种族上的波兰人，(很可能)也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共产主义波兰比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做得好多了，前者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来传播民族理念。在一代人之后，随着政治和解的到来，德国人的威胁感在1970年左右逐渐减弱了。同时，波兰国内对乌克兰人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诚然，官方反乌克兰意识形态的巅峰是在盖莱克(Edward Gierek)时代，即20世纪70年代，此时的波兰是一个官方宣传种族同质化的国家。1980年到1981年间，盖莱克及其继任者被迫与波兰团结工会竞争，后者起先是一个独立的工会，之后成为拥有1000万成员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毫无疑问，团结工会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其领导人却对乌克兰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在言论相对自由的几个月中，知识分子提到，如果乌克兰没有独立，波兰独立也不可能。团结工会向苏联各民族致意，乌克兰国内对此姿态表示赞许。当波兰共产主义者试图败坏团结工会的名誉，他们强调团结工会支持波兰国内的乌克兰人获得平等权利。最终，在1981年12月，戒严令击垮了团结工会。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如今成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波兰国家的首脑、波兰军队的指挥官，他下达了这个命令。在他参与维斯瓦河行动的34年后，他再次相信只有通过自我侵犯才能拯救波兰。这是终结还是开始？现代波兰民族性中主要包含对乌克兰的仇视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存在团结工会的自由波兰与东部邻居保持一致吗？
丨第三部分丨 重建波兰祖国
第11章 爱国的反对派和国家利益 (1945—1989)在1989年协商革命后，团结工会建立了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该政府很快制定了东部政策。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波兰和独立的立陶宛、乌克兰的关系迅速改善。立陶宛政治家渐渐把他们的西部邻居看作融入欧洲的关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前往华沙寻求历史和解。与立陶宛人关于维尔纽斯的争端、与乌克兰人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争端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以至于这些争端几乎不存在了。正如我们所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打破了波兰和东部的联系，促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也许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为90年代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也许种族清洗为民族和解提供了条件？如果欧洲东北部不存在后共产主义纷争，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此种假设在回顾历史时才可能成立。这片区域的和平图景并非来自波兰政策所继承的秩序，而是来自波兰政策所创造的秩序。波兰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解民族主义，并且将其向区域稳定的方向引导。1989年到1991年期间，当苏联依然完整时，波兰的政策行为就好像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将成为民族国家一般。波兰外交官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独立意味着接受苏联时代的边界。这立刻成了对苏联消失后的未来的预言，也是为即将出现的稳定区域秩序所做的准备。这也反映了波兰在移民问题上新的重大战略，这项战略在1989年之前已经争论了15年之久。战略的起草者是耶日·吉德罗耶茨(Jerzy Giedroyc)和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Juliusz Mieroszewski)，他们在对波兰民族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制定了战略框架。考虑到这项战略诞生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讨论的争论背景下，而战略带来的和平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因此他们对现代民族性的不同理解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波兰国家的东部利益耶日·吉德罗耶茨(1906—2000)——无论是因为命中注定还是个人选择——参与了两次大战间波兰遗留下来的所有东部问题。他出生于明斯克的一个旧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家庭，那时明斯克还是沙皇俄国某个省的首府。吉德罗耶茨在莫斯科的学业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中断，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当波兰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军队在1919年争夺沙皇俄国的西北部领土，即旧立陶宛大公国的土地时，吉德罗耶茨和他的家人离开明斯克来到华沙。正如我们所知，联邦主义者毕苏斯基领导的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民族主义者格拉布斯基确立了和平。波兰的谈判者把吉德罗耶茨的家乡明斯克让给了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许多之前来到这里的立陶宛波兰人一样，吉德罗耶茨发现华沙贫穷而沉闷。吉德罗耶茨在大学里学习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他结识了当时的乌克兰民族激进主义领导人。他和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人物取得联系，从信奉完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德米特罗·东佐夫到左翼民主机构UNDO的领导人瓦西里·穆德伊(Vasyl’Mudryi)。吉德罗耶茨着迷于大主教舍普季茨基，后者当时是希腊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作为一名记者和公务员，吉德罗耶茨敦促罗马天主教会改善与舍普季茨基的希腊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主动拜访胡楚尔人(Hutsuls)，后者生活在波兰东南部，是一个说乌克兰语的贫穷民族。
图26：耶日·吉德罗耶茨(1906—2000)，波兰知识分子和大战略家，为波兰政治思想重新确立方向。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巴黎。吉德罗耶茨受到信奉完整民族主义的民族民主党人的排斥，被毕苏斯基及其怀旧式的波兰民族性所吸引。作为毕苏斯基的下一代人，吉德罗耶茨也是一个对乌克兰感兴趣的立陶宛波兰人。和毕苏斯基一样，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最高目标是波兰的国家地位，从不将波兰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波兰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对吉德罗耶茨来说，波兰人的历史附属物和其他民族性，只有在与波兰国家建立联系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吉德罗耶茨相信少数民族会毁灭波兰，他务实地得出结论：波兰国家必须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民族期望。其中尤其涉及恪守之前的承诺，即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获得政治自治权。总体而言，为了确认波兰国家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地方民族主义者不会提出反对波兰国家的论据，这需要与所有少数民族做出约定。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缺少一项针对东部少数民族的总体政策，但还是有波兰人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吉德罗耶茨和沃里尼亚长官恩里克·约瑟夫斯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在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上的民族矛盾，导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血腥种族清洗。而战后又发生了大规模驱逐，波兰失去了两座最重要的城市：利沃夫和维日诺。吉德罗耶茨在战时依然保持了对东部问题的兴趣，和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其他民族代表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的波兰军队中完成服役后，他前往巴黎，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文学机构并创办了其评论刊物《文化》(Kultura)。1947年到1989年间，《文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波兰移民出版物。吉德罗耶茨很有可能是40年来波兰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对待移民的特殊方式，他在波兰国内影响力巨大。远在巴黎的吉德罗耶茨意图影响共产主义波兰的国内政治，而不是在国外创造一个波兰的代替物。如此，他与当时的大多数波兰海外移民不同，后者寻求维持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政治机构(当时流亡伦敦)。出于思乡的原因，许多在伦敦的波兰人不明白为何要批评旧秩序或放弃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吉德罗耶茨相信一个新的独立波兰国家与复兴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是不同的，为此应该立刻着手准备。他理解“二战”在未解决波兰东部问题的情况下终结了，并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让未来的波兰统治者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的平台。尽管吉德罗耶茨很少写作，他在编辑《文化》时的抉择勾画出他的东部政策。《文化》将战后波兰的东部边界视作未来波兰国家主权的东部前线。这个结论似乎合乎常识，但在波兰人中产生了争议，东欧移民也认为此举不同寻常。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了这条边界线，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再次确认了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将此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外交背叛。吉德罗耶茨的创新在于他没有把这些领土视为割让给苏联的波兰领土，而认为这些有争议的领土能满足波兰民族之外民族的需求。虽然由于红军的胜利和斯大林的选择，利沃夫和维日诺现在成了别国的领土，《文化》分别将其视为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立陶宛的一部分，并最终分析认为它们属于乌克兰和立陶宛。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973年到1974年，吉德罗耶茨最亲密的合作者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1906—1986)为未来的波兰主权提供了东部大战略的理论证明。最重要的事务依然是未来波兰国家的利益，而引导性的设想是战时做出的某种改变不应被修改。长久以来，吉德罗耶茨坚决主张挑战目前的领土边界对波兰没有任何好处；米罗茨维奇试图证明波兰人能从维持目前边界中获利。他提议，立陶宛民族、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应在各自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变得强大，其共和国包括1945年从波兰获得的领土。他主张未来的波兰主权应该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独立。这一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建议包含了一种预言：波兰主权国家很快会兴起，它必须面对独立的东部邻居。米罗茨维奇是为数不多的做出正确预言的政治学生之一，他写道：“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都将迎来民族的春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种观点看起来很浪漫主义。当时苏联是超级核大国，很可能在“冷战”中获胜。波兰是苏联的卫星国，1968年和1970年发生的最近的两次动乱都被共产主义政权轻松地镇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境内的少数异见者不断遭到骚扰。苏联传统的强大军事力量正集中在争议区域。然而，苏联最终的命运已经清晰可见，国际关系中的现实(the real)不仅包括某一时刻的状态，还包括该状态接下来会向何处发展，理解多种发展方向是可能的，以及认识到个人会基于不同理念迫使状态朝着某一方向而非其他方向发展。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必须是务实的，但同时它必须包含(除非为了避免自相矛盾)符合实用主义的目标意识以及可通过务实手段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自身并非现实的，它们无法从目前的世界中产生，而必须从个人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意识中产生。失去理念支撑的利益是前后矛盾的。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理想主义的其内核可能是现实主义的。米罗茨维奇关于苏联命运的判断是正确的，关于波兰提前需要东部政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他对波兰未来利益的考量——正因其目标和手段如此清晰——跳出了旧波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两难境地。他并未依据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与波兰民族的传统关系来看待这三个国家，而是在未来波兰国家安全的语境下来看待它们。米罗茨维奇想象了这个波兰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他预期可能的威胁会来自(1)一个独立的俄国；(2)波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米罗茨维奇害怕波兰与俄国的矛盾——而非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矛盾——会催生俄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的有害面。米罗茨维奇的计划不是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表达同情，而是一项防止领土争端、使俄国和波兰民族主义转变方向的计划。他注意到在苏联内部建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为这一战略创造了智识开端。因为这三者可以被视为政治单位，他认为可能说服波兰人相信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离民族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卫星国波兰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类比并不贴切，但是在苏联的结构内，这种类比是可能的。因为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国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波兰在地图上是可见的，因此在未来的民族国家秩序中主张保留现存边界线是可能的。从他对俄国中心地位的承认以及他对苏联组织结构的理解，可以推出的结论是：被米罗茨维奇称为“ULB”(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国家是保障未来波兰主权的关键。如果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国家有能力保全自身，它们就能使古老的波兰-俄国之争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波兰的利益正在于提高这些国家幸存的可能性。同时米罗茨维奇认为调整东部领土不符合波兰的利益，这种调整领土的倡议将使下一代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精英变得疏离。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主张，波兰人不仅应该立刻放弃收复东部失地的计划，还要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独立国家梦想。尽管这个结论出自现实考虑，米罗茨维奇认为它也能为波兰外交政策增加道德维度。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这种道德维度可能鼓舞波兰人去行动。
波兰传统与《文化》计划联邦主义。吉德罗耶茨出生于明斯克，米罗茨维奇在加利西亚度过了青年岁月，因此我们很容易将《文化》计划视作毕苏斯基以及更早的密茨凯维奇所主张的近代早期精英爱国主义的延续。吉德罗耶茨确实从小敬佩毕苏斯基，而米罗茨维奇相信密茨凯维奇比同时代的波兰人更能理解自由的含义。但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与近代早期传统不同的现代形式。密茨凯维奇怀念波兰-立陶宛王国，而王国时期的民族性和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毕苏斯基希望建立一个由波兰高雅文化粘合起来的联邦。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帮助波兰人为迎接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世界做好准备。米罗茨维奇设想独立的波兰将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会成为民族国家。他蔑视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思旧，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怀念难以引起共鸣，而是他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这种怀念只会被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爱国者视为帝国主义。当他意识到，一旦人们决心把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作平等的民族，而不是波兰国家传统的斑斓附属物，那么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产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已经知道，立陶宛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毒害了立陶宛文化这一观点上，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理想化了针对王国的叛乱。波兰人自己则倾向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因此会认为东部领土是历史上就属于他们的领土。所有的这些解读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没有任何学术妥协能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但是，一旦人们接受了多民族的政治原则，这些民族主义观点就能被放在一系列平行的民族历史解读中。这就是米罗茨维奇的提议。在他的观念中，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国民的同情在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中表现得十分含蓄，而这种同情已成为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尊重。波兰联邦主义者的预设是波兰文化在东部具有优越性，而米罗茨维奇对不同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精英表示欢迎。波兰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年轻的民族——无论其历史价值如何——这种观点在政治中是不被接纳的。取代它的是用一般现在时态表达的提议，即这四类国民是值得拥有国家的民族。《文化》计划可视作升级后的联邦主义：假设一个人承认和东部邻居合作的关键资格其实是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问题，而获得这些国家认可的前提是波兰放弃原有联邦视角中的领土雄心和文明所有权声称。联邦主义采纳的是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文化》计划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适应。民族主义。把波兰视作众多现代民族中的一个，其实并无任何新意：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前提。类似的，放弃东部领土的建议也无创新之处。1921年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在里加与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中放弃了明斯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和别尔基切夫，并在1944年和斯大林讨论后，敦促波兰人从利沃夫撤离，这就是格拉布斯基当时努力的方向。民族民主党人认为东部领土可以给俄国，以换取俄国精英的青睐。民族民主党把现代民族的分类引入波兰政治生活，但是将俄国人和波兰人视作华沙和莫斯科之间仅存的民族。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被当作人口原材料或干脆被彻底无视。在民族民主党人看来，波兰精英应该越过人群的重重阻碍，和俄国对手达成妥协。虽然这种观点总是被塑造为现实主义，但实际上是由民族偏见和民族战略所决定的。由于预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不可能创造独立的国家，民族民主党人被其现实主义的框架牢牢束缚。“现代波兰人”通过把现代性和波兰性联系起来，揭示了这种政治视角的传统局限。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吸收了波兰民族主义的这一面，在1945年后主张和苏联达成的现状是符合波兰民族利益的。米罗茨维奇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大战略指出，应该永久承认目前的边界并废弃波兰的东部任务。但是和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民族民主党人及其战后共产主义继承者相比，米罗茨维奇的创新有三点。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推断波兰会重获主权，苏联将最终崩溃。第二，他建议为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利益，而不是俄国人的利益(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传统)或苏联人的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传统)放弃部分领土。第三，他认为莫斯科精英的态度是阴晴不定的，但可以被波兰政策所影响。影响他们态度的最好方式不是授予俄国人他们渴求的东西。独立波兰的领导人保护波兰安全的上策是放弃领土所有权声明——无论俄国是否做了相同的事情——并支持波兰和俄国之间的民族国家。这表现为对俄罗斯民族的尊重。
图27：最后一期《文化》出版于2000年10月。就像耶日·吉德罗耶茨许诺的那样，只有当他去世了，这份月刊才会停刊。《文化》综合了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传统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传统，呈现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计划，未来的状态是共产主义东欧的民族将作为独立国家迈入当代国际体系。《文化》从毕苏斯基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归入浪漫主义的类别——尽管《文化》将此用于实际用途。《文化》从德莫夫斯基那里得出了现实主义原则，但反对德莫夫斯基不切实际的倾向，即以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代价与莫斯科达成妥协。《文化》从斯大林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建立战后秩序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在民族标准上划定的国家边界具有持久性和吸引力。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智慧成就在于将对国界线的承认和共产主义崩溃的预言结合起来，并构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需要新的大战略。他们的理论成就在于清晰地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必要性，并勾勒出它的轮廓。他们的政治成就在于这一计划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1989年革命前，那些之后将举足轻重的波兰人对此计划已习以为常。
波兰政治与《文化》计划战后的波兰移民认为《文化》计划是异端。在西欧的绝大部分波兰移民相信利沃夫和维日诺必须重返波兰。在1989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解散之前，它的官方立场都是波兰应该重新商榷东部边界。这种立场根植于理想主义的信念，即波兰受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公正对待，在“二战”中被灭国，在雅尔塔被盟军出卖，多年来受到共产主义的压迫，因此波兰理应在未来的欧洲规划中讨回公道。《文化》计划也面临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反对者自称是现实主义者，把俄国视为东部唯一的强权。他们对因感情因素而重获领土并不(必然地)感兴趣，这些现实主义者争辩称独立的波兰国家能够通过和俄国达成协议——越过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使本国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斯特凡·基谢列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1911—1991)，他是战后波兰最受尊敬的散文作家之一。和主张在战后秩序中恢复失地的理想主义者不同，这些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和解主义(accomodationism)解释了战后秩序的一些基本变化，并且寻求与那些逐渐适应这些变化的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建立沟通。和现实主义者的和解主义类似，《文化》计划也从利益出发，因此可以在争论的平台出现时理性辩论。即便在共产主义波兰，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波兰共产主义经验中一个重要的特质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团体可以对社会施加广泛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反对派在东欧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为共产主义改革、经济低迷和历史不公正以及其他问题提供了讨论的平台。波兰反对派横贯四个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讨论和辩论事实上能够推动进步；从广度上来看，这些讨论涉及了数万人(在团结工会时期)或者说数百万人；从长度上来看，许多相互竞争的组织也参与其中；从深度上来看，许多个人都过着反对派的生活，有空间来思考未来波兰主权的各个方面。例如波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1949— )、亚采可·库容(Jacek Kuroń，1934—2004)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7— )，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都关注东部政策，1980—1981年在团结工会内部名声大噪，在1989年后的民主波兰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们不是异见者——如同在苏联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而是反对者、大潮流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米罗茨维奇在波兰反对派中的影响力清晰可见。1976年，波兰独立协约(Polskie Porozumienie Niepodleg?o?ciowe)发布了一份计划，其东部政策紧跟《文化》。1977年起，工人防卫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简称KOR)的报刊对东面的邻国予以密切关注，而其下属的一份信息公报刊登了一份呼吁与乌克兰和解的公开信。到1980年为止，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明显达成了支持《文化》计划的共识，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计划出现在巴黎，但它与波兰的政治、宗教和学术的重要趋势保持一致。《文化》计划始于某种假定——这种假定由波兰政权亲自推广，即波兰的边界就在现存之处。某些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和世俗知识分子关系密切，比如卡罗尔·沃伊蒂瓦主教(Karol Wojty?a)，他于1978年成为大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一直传播波兰在过去的东部争端中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并强调和东部邻国和解的必要性。1972年，扬·杰贾(Jan Zieja)神父向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传达了“我们原谅并希望被原谅”的讯息。与此同时，经过审查的(合法的)波兰编年史打破了共产主义强加在乌克兰研究上的一些限制，而未经审查的(非法的)历史著作不仅向共产主义政策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更向整个波兰东部扩张的传统提出质疑。1980年和1981年，作为拥有千万成员的群众运动(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党员)，团结工会为支持《文化》计划的精英们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平台，而《文化》计划在整个波兰社会被视为民族解放计划的一部分。关于波兰反对派以及波兰社会和东部邻国的反对运动有诸多共同点的观念广为流传。相当数量的波兰人认为他们目前的东部邻居和他们是平等的，这在现代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团结工会的媒体发布的重要文章和诸如库容等团结工会领袖的讲话，都表达了这种新的观念，最终在1981年的团结工会议会决议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团结工会发布的《给东欧劳动人民的一封信》面向的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而是苏联内部各民族。在当时这一举动异常地、过分地、愚蠢地大胆。当然，团结工会时期形成的讨论自由在各东部邻国的状况是不同的。几乎没人提到白俄罗斯。波兰人发现同情立陶宛人比同情乌克兰人更让人感到称意，尽管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受团结工会模式的吸引。对很多重要的乌克兰思想家和活动家来说，《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一种新的波兰模式，这种模式在1980年的团结工会中得到了印证。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强制推行军事法以镇压团结工会后，更多反对派出版物指出了波兰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问题。在一些文章中，团结工会的落败被视为波兰人需要与东部(和南部)邻国结盟的证明。最彻底的爱国者——独立波兰联盟(Konfederacja Polski Niepodleg?ej，简称KPN)——将东部邻国视为和波兰享有同等地位。1987年，“自由与和平”(Wolno? i Pokój)的年轻激进主义者们签署了对维斯瓦河行动表示强烈谴责的宣言，并要求波兰社会包容乌克兰人。其他地下组织在互相认同既定边界的基础上，开创了和立陶宛、乌克兰反对组织以及移民团体的对话机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米罗茨维奇提出的论据被更细致和深入地思考。及至1989年，和东部邻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渴望反映出许多反对派的观点，也成为被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视为政治正确的观点。多亏了《文化》计划、历史修正主义、地下出版物和团结工会，波兰共识不仅反对恢复失地，而且支持东部邻国的独立。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政治理念，在80年代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传统。
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文化》计划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是左翼人士，他们相信在波兰重获完整的主权后，国内的共产主义将有所改善。他们的东部计划对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亚当·米奇尼克，吉德罗耶茨对他极为崇敬——很有吸引力。米奇尼克当时是团结工会的领军人物，1989年后他编辑了波兰最重要的报纸。然而《文化》理念的主导权不仅被诸如米奇尼克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还被那些认为自己是最初的、最重要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波兰反对派所接受。许多波兰右翼人士在70年代经历了《文化》、在80年代经历了团结工会，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东部邻国的独立对波兰是有利的。比如说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Grzegorz Kostrzewa-Zorbas，1958— )当时是波兰右翼反对派，但是他为《文化》相关理念的传播做了很多贡献。1985—1989年，他编辑了一份非法出版物《新联盟》，致力于传播以下观念，即未来的东欧将出现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自由合作。科斯切娃-佐尔巴斯为团结工会的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他在1989年写了一份粗略勾勒波兰第一阶段东部政策的备忘录。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和米奇尼克——两人在其他事情上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在实施和普及针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友好外交政策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激进的世俗波兰爱国者都加入了独立波兰联盟。他们在70年代把波兰独立直接提上反对派的议事日程，当时大多数反对派认为这种直接的做法是没有帮助的。他们的领袖莱谢克·莫丘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1938—)认为波兰东部邻国的爱国主义和他本人的爱国主义一样值得赞扬，并设想独立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未来会和波兰一起加入波罗的海到黑海联邦(Baltic-to-Black Sea federation)。由于对波兰现在的东部邻国的尊重，这个预言值得注意。尽管莫丘尔斯基将他自己定义为遵循毕苏斯基传统的联邦主义者，但是他和毕苏斯基不同，他在论及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时，把它们视作和波兰有着相同意义的民族。莫丘尔斯基并没有将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当作波兰帝国主义的基础，他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民族精英的恐惧非常敏感。虽然1989年后作为国会议员的莫丘尔斯基因反复无常而臭名昭著，但是他支持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友好政策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媒体为与波兰东部邻国——尤其是乌克兰——达成和解的事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罗马天主教活动家在1989年后重提乌克兰人种族清洗波兰人的事件，并将波兰的少数民族政策和邻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提并论(所谓“互惠”)。但即便在波兰右翼阵营中，他们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不到罗马天主教统治阶层的支持。总体而言，波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非常关心波兰的东部邻国。虽然波兰人对他们的教宗的关注是不牢靠的，这仍然给波兰境内对罗马天主教的接纳态度设立了限制。再没有主张波兰权利的政治力量全面仇视波兰的东部邻国。和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相比——当时罗马天主教和民族民主党人有很强的联系，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了。在1989年革命后的东欧，不稳定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世俗爱国者或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成果，而是试图维持地位的前共产主义者的成果。就算不是全部，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暴力冲突都是由那些曾在共产主义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领导人发起的。这一点不仅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车臣的战争中得到验证，还适用于在这片区域的选举中，为了得到选票而操纵民族问题的行为。在这里，波兰也是特殊的例子。波兰共产党人在1947年对乌克兰人的种族清洗中已经解决了最后的重大民族问题。这使得任何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伪装者都无法把一个实际存在的少数民族当作一种威胁或替罪羔羊。此外，波兰反对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规模也创造了某种特殊的共产主义政党。该政党允许一些附属机构举行民主选举，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精英，改革的时机成熟后，人们期望他们能代替雅鲁泽尔斯基和他那代人。同时，其中许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反对派也在阅读相同的非法出版物，尤其是《文化》。关于乌克兰的文章给了年轻而富有野心的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克瓦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niewski，1954— )许多值得深省的启发。1989年6月的选举让由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同年8月上台掌权，波兰共产党继续面对改革自身的挑战。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克瓦斯涅斯基在转型关头接管了共产党。1990年1月，波兰共产党不仅更换了领导人，还换了名字和纲领。在克瓦斯涅斯基的带领下，1993年的议会选举后社会主义者再次掌权。克瓦斯涅斯基在1995年被选为波兰总统，并在2000年再次当选。波兰的后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就依靠他们的竞选活动和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在这点上他们不仅和整个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有所区别，而且和1989年之前的波兰共产党也有所区别。波兰共产主义传统上是反乌克兰的，波兰后共产主义(克瓦斯涅斯基作为其化身)务实地走了亲乌克兰路线。诚然，在1995年当选总统后，克瓦斯涅斯基主导了和乌克兰的历史和解。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文化》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克瓦斯涅斯基和吉德罗耶茨来往通信，并前往巴黎对他表示敬意。这意味着《文化》和团结工会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正如波兰共产党的转型来自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团结工会的竞争，波兰社会主义者也继续推行团结工会政府在9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社会主义者重新掌权后，他们也享受着和统一的德国之间友好的关系。在1989年，团结工会政府面临的是一幅不甚激动人心的图景：统一的德国所推行的东部政策远远没有波兰的政策令人宽慰。
第12章 标准的民族国家 (1989—1991)五分之一的波兰公民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茨坦协定》的规定下，波兰接收了广袤的德国领土，驱逐数百万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恐惧激发了对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以及对与苏联结盟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由于波兰主教向德国主教传达和解的讯息等原因，波兰政权被谴责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尽管1970年西德-波兰协约签署后，波兰公众对德国的态度有所好转，波兰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一有机会就会重申领土所有权。由于西德政府的合法地位——波兰人怕他们无法代表未来的统一德国——以及西德被驱逐者的游说，这种恐惧持续存在。那些被驱逐者是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下文简称CSU)的主要力量，CSU是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简称CDU)的姐妹党。在波兰于1989年8月重新取得国家主权后，一年多来波兰领导人和波兰公众对德国统一的担忧多于对苏联反应的担忧。1989年，波兰内部的政治变革逐步推进，很多进步措施得到了波兰共产主义者的认可，一些措施也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 )的谅解。在1988年12月的联合国讲话上，戈尔巴乔夫发出信号：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可以自行选择国内政治路线。由于1988年8月大罢工的影响，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和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sa，1943— )举行圆桌会谈的可能性。1989年2月，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话信以为真，同意与当时的非法工会——团结工会——的代表开始磋商。1989年4月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在同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选举被操纵了，以确保共产党及其传统盟友在下议院(the Sejm)取得多数。但是团结工会在大众投票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他们赢得了下议院每一个有竞争可能的席位(包括在上议院取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9个)，并达成共识：共产主义者缺乏统治的授权。团结工会的决定性胜利出乎双方的意料。1989年8月，在共产主义者建立政府失败后，下议院通过了由长期的罗马天主教反对者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1927—2013)领导的联盟。自共产主义统治建立后，这是东欧地区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很快会追随这个先例。每一步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从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国讲话到波兰人的圆桌会议，从圆桌会议到被操纵的选举，从被操纵的选举到团结工会的胜利，从共产主义在波兰的终结到共产主义在整个东欧的终结。1989年，人们普遍没有料到东欧卫星国的革命会引起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运动，并因此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使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变成唾手可得的目标。1989年到1991年是一段奇特的薄暮时期，我们很难在回顾往事时将其准确定位。基于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东欧各国获得主权比苏联瓦解要早两年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的波兰主权国家和苏联是对方的政策目标。1989年，戈尔巴乔夫原本可以公开提出他反对波兰获得主权。但是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戈尔巴乔夫对马佐维耶茨基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希望你能成功。”
德国进入欧洲和戈尔巴乔夫的声明不同，西德的反应是威胁性的。在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后，西德财政部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质疑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在马佐维耶茨基的非共产主义政府于1989年8月建立后，科尔总理宣布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议程中。1989年11月，科尔前往华沙以缓和恐惧，但是他选错了时机。尽管科尔私下保证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确认德国-波兰边界，但出于选举需要，他不敢公开重申此类言论。在拉齐维乌宫(Radziwi?Palace)的一次晚餐中，科尔获悉柏林墙已经倒塌。那天他和莱赫·瓦文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以及布洛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会谈突然中断，当时盖雷梅克正打算向他解释为什么波兰人害怕德国统一，随后科尔马上飞回柏林，立刻着手统一政策。科尔关于统一的“十点计划”里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这带来了两个隐忧：首先统一的德国可能向波兰要回“二战”后失去的领土；其次新欧洲将和两次大战间的欧洲一样，东部和西部的外交规则截然不同。波兰人还记得“一战”后的大量移民保障了德国与法国的西部边界，但其与波兰的东部边界尚未确定。在“二战”后，这类和平的移居并未出现，而且西德保留了在移民情况出现时最后决定东部边界的权利。在柏林墙倒塌后，波兰人不仅要关心现存的边界会不会得到确认，还要关心德国会不会同他们来确认。波兰人害怕德国与苏联关于边界的协议会将东欧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并重新确定苏联在波兰的统治地位。第二年——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11月——东德和西德的政治中心围绕着统一进程，而波兰的外交政策着重于把德国问题抑制在德国国内。虽然波兰官员(不同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试图减缓德国统一进程，但他们试图把统一和最终确定边界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手上几乎没有好牌。尽管波兰军队在“二战”时与盟军并肩作战，但1944年后苏联就已占领波兰，波兰在诸如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决定欧洲未来的战后会议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德国统一被视为未完成的战后解决方案中的最后一章，德国统一由两个德国来协商安排，并经过四个战时盟国(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同意。尽管波兰表示抗议，但在1990年2月举行的“2+4”协商中，波兰并未受邀。波兰的立场是波兰-德国边界要在德国统一前就重新确认；德国的立场是边界条约的磋商要等到统一完成后再进行。事实上，1990年3月科尔总理表示，如果波兰同意保护德国少数民族并放弃未来向德国索赔，那么德国会承认现存边界。由于波兰在战时损失巨大，而且西德将波兰排除在和平解决方案之外，这一点似乎非常过分。西德的盟友也反对西德的立场。1990年春天，马佐维耶茨基总理重申在波兰和德国边界板上钉钉之前，他不希望苏联军队离开波兰。波兰甚至提议苏联军队留在未来的统一德国的东部地区。这一度是苏联的立场，但是戈尔巴乔夫很快被说服了。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和苏联的利益协调都是有限的。甚至在1990年2月，波兰外交部部长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Krzysztof Skubiszewki，1926—2010)向德国人清楚表明，波兰不希望统一德国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波兰不接受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在科尔于1990年6月在高加索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苏联一直反对统一德国加入北约。1990年6月，事情变得很明朗了，德国马克和美国的参与不仅能促成德国统一，还能保证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波兰的立场就不言而喻了。向苏联献殷勤已无必要——西德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只是利用苏联将波兰人排除在外——重要的是确保美国人理解边界问题。美国人提出的“九点保障”和科尔的“十点计划”不同，其中提到维护现存边界。在美国人看来，现存的东德-波兰边界将成为未来的德国-波兰边界。波兰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6月12日参加了第三阶段的“2+4”会谈。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处于弱势，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处于强势，但他们的立场总体上是相同的：德国重新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实现统一必须先解决“二战”后未完成的问题，并且使新德国和欧洲及大西洋组织团结起来。“2+4”条约的第一项条款于1990年9月在莫斯科签署，条款确认西德与东德的外部边界将成为统一德国的边界。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根舍于1990年11月14日签署波兰-德国边界条约。波兰虽然在统一之前签订边界条约的战斗中落败，但在无条件承认现存边界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东部和西部第二天，即1990年11月15日，苏联和波兰代表第一次会面讨论苏联军队撤出波兰的事宜。1990年年末，天平两边的重量开始起变化，刻度值完全相反。波兰和统一德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和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一旦波兰达成了西部边界合法化的目的，德国就成了“欧洲”；而波兰和苏联的利益产生分歧，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完全倒塌，苏联成了“俄罗斯”。在波恩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有所减少，而当莫斯科成为一个更小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增加了。这种转变在波兰人中非常明显，波兰的东部邻国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1991年1月，飞往莫斯科协商军队撤离的波兰官员受到了苏联驻波兰军队指挥官维克托·杜比宁将军的欢迎——一场冗长的发言。“曾击败过德国人，从未战败过的自豪的苏联军队，”他告诉他们，“将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迎着展开的横幅，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离开波兰，如果任何人对此存疑，军队无法向波兰人民负责。”那位将军有多浮夸，这个波兰人就有多墨守成规：让苏联代表惊讶的是，波兰外交官指出1955年签订的《华沙条约》——该条约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事实上并未给苏联军队驻扎在波兰领土提供任何支持。在双方交换意见或者说是世界观后，疲倦的波兰谈判者回到华沙，他们的飞机在维尔纽斯加燃料。就在他们靠近立陶宛首都时，他们被告知要一路飞回华沙。他们透过机窗看到了理由：维尔纽斯燃起熊熊大火，苏联特别部队正向这里发起攻击。就在华沙和莫斯科开始撤军谈判时，华沙计划改善与苏联各独立共和国及其国内反共产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关系。自始至终，波恩都将莫斯科作为其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伙伴，而华沙一开始就和它直接的东部邻国交战。这第一次标志着除了传统的势力均衡的考量外，还有其他东西引导着波兰的东部外交政策，波兰外交正在实施前一章所说的大战略。和戈尔巴乔夫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波兰官员对他关于苏联各组成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言论信以为真，他们继以推论这种民主化可能走向何方。甚至当波兰寻求让苏联军队离开波兰领土时，波兰还推行了一项基于苏联可能很快不存在的政策，这一政策的预设是波兰可以优先重构与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分歧。德国问题一直作为背景存在。当波兰把注意力转向东部邻国时，调整和德国关系的经验也影响着波兰针对东部邻国的政策。波兰关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与德国关于波兰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和德国一样，“二战”后波兰的领土也纳入东部邻国，那里是数百万东部被驱逐者及其后代的家园，因此波兰认为有义务保护东部少数民族。当然，“二战”时，波兰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但是生活在波兰原东部边界地区的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把波兰视为维尔纽斯和利沃夫的侵略者。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波兰人依然害怕德国人有收复失地的意愿，这种与德国的类比可以作为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温和政策的支持依据。波兰外交官告诉国内评论员，波兰向东部邻国要求的东西应该和波兰准备给德国的东西一样少。主张收复失地的德国人促使斯库比斯茨维奇做出如上论证，前者对波兰的东部政策表现出公开的兴趣。那些德国外交官也是如此，他们参照了波兰关于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立场，将其当作德国关于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的立场。至少在一个例子里，德国人利用了波兰的立场文件以为扩大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权利辩护。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首先和德国人谈判，然后和东部邻国谈判，但历史经常无声地略过这类人物。他在他从事的任何工作上都取得成功，他的成功带来了和平。原本根本指望不了这类声明可以建立在德国统一的和平进程的基础上。考虑到西欧人的关注和美国人的参与，无论波兰的政策如何，德国统一都将以一种负责的形式推进，这几乎是肯定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库比斯茨维奇，他是国际法教授，写过一本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书，他耐心而坚定地追寻着一个精准的目标，最终目标实现了。和西德的接触说明斯库比斯茨维奇也将某些特质带到了波兰与东部邻国的关系中，此外还有团结工会和波兰新民主政府内部的传统智慧。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和莱赫·瓦文萨担任总统时期负责外交政策，所有他供职过的总理都全力支持他，他的观点是重要的观点。和“一战”后的情况不同，当时波兰的早期东部政策由议会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外交官在里加做决定，1989年后波兰的东部政策则被牢牢把握在专业人士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精英在东部政策上产生分歧：一些人希望创建一个联邦，其他人希望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只吸收那些可以被同化的领土。斯库比斯茨维奇面前没有这些分歧。反对派团结工会现在上台掌权，他们吸收了《文化》的东部计划，即波兰不应改变它的东部边界，波兰能从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中获利，以及波兰爱国者应该把立陶宛爱国者、白俄罗斯爱国者和乌克兰爱国者视为与自己相平等。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也从其他传统中得到启发，他认同关于大战略的共识，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也认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一些基本假设，即最高的价值是波兰国家，而不是波兰民族，可供参考的框架不是来自过去的，而是来自未来的。他更喜欢用“国家利益”这个词而不是“民族利益”，他引用历史是为了澄清国家利益，绝非民族渴望。他的口头禅是“民族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另一句口头禅是：“历史不是也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现实观中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能决定它的形成。欧洲在不断变化。”提到欧洲，这说明了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文化》的东部计划中增加的两个主要的知识因素之一。斯库比斯茨维奇欣赏欧洲理念的力量，以及欧洲机构的吸引力，这一点(必须支持)完全被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忽略了，尽管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其中一人住在巴黎，另一人住在伦敦。当与统一德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时，斯库比斯茨维奇对东部解决方案的务实表述从表达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担忧转向有实际意义的主张，即波兰如果要加入西欧机构，必须解决好它的东部问题。斯库比斯茨维奇牢牢把握住国际法的实际重要性，将其作为有效地采取目前模糊行动的一种方式，以及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的第一步。这是斯库比斯茨维奇的第二个知识贡献，也是《文化》计划中所缺少的。另外三个贡献更为实用。首先是有原则的耐心，这种风格在1989年前已经开始培养，这使得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即便胜利在望，也能时刻谨记他的最终目标。这当然是一位优秀外交官的基本品质，但是在共产主义东欧，能培养出这种素质的环境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实用的品质是他独立完成艰难任务的能力。运行从共产主义者手中继承下来的外交部，在后勤方面是一个挑战，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中的一幅日常画面是他在商业航班上写自己的演讲稿。第三个品质是明智地选择同僚。耶日·马卡奇克(Jerzy Makarczyk)负责欧洲和区域政策，在重要时期，他短时间内取得了众多成果。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设想了一种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双轨”政策，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他的任期内，斯库比斯茨维奇的外交部雇用了300名新职员。这看上去像行政琐事，但是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政治中，受训练的职员的效用、招募以及安置常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正在考虑的政策如同波兰的东部“双轨”政策一样精细时，以上事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双轨制波兰东部政策的双轨指的是：(1)在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2)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斯库比斯茨维奇相信苏联很快会瓦解，他解释说波兰政策仅仅反映了苏联内部的变化。与莫斯科的苏联政权的关系包括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及苏联撤军问题。波兰政策放在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上的注意力比放在中央政府上的注意力要多。波兰针对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准备工作包括确认准官方边界、外交联系常规化以及在一系列声明中建立友邻关系的准则。波兰把苏维埃共和国当作国际法上的完整主体，值得报以同等的伦理和法律关注。甚至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前往苏联之前，他断言称，“在很多区域，我们和不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独立和至高无上的”。当时，他的政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和苏维埃共和国系统接触的政策。立陶宛是一个特例。苏联没有依据法律兼并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前(1990年3月)立陶宛已经正式宣布独立，而且它的独立要求触发了散居在立陶宛的大量波兰人关于收复失地的声明。1991年8月，波兰正式承认立陶宛独立，它是第二个(在冰岛之后)承认的国家。在此前两年，斯库比斯茨维奇就说过立陶宛的渴望应该按照国际法予以实现。1989年到1991年间，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代表要求领域自治，对波兰国家的努力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波兰国家和此类声明保持距离。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在1989年10月的备忘录中声称波兰国家的唯一伙伴是立陶宛的反对团体——民主改革运动(S?jūdis)，所以波兰不应该证明立陶宛人对波兰收复失地的恐惧是正确的。科斯切娃-佐尔巴斯相信立陶宛人对波兰的恐惧比波兰人对德国的恐惧更有正当性——他在波兰和德国签署边界条约前一年就把这个论断落于书面。斯库比斯茨维奇坚持宣称波兰没有任何针对立陶宛或任何东部邻国的领土所有权要求，并且告诉主张修改边界的倡议者们他们选择的道路只会导致血腥的战争，并激起德国人对西部领土的要求。尽管立陶宛与众不同，但是立陶宛的案例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双轨政策把波兰国家真正的对话者视作邻近的民族国家。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托尔(József Antall)自称散居在外的匈牙利人的总理时，当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利用塞族人在科索沃的困境以攫取权力时，波兰当局把波兰少数民族的问题当作依据国际法和伦理标准来解决的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把波兰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做对比并不牵强。诚然，匈牙利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Trianon)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1989年有200万匈牙利人住在邻国。虽然波兰得到了西部领土的补偿，但在1945年它几乎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包括四座重要城市中的两座。1989年，超过100万波兰人留在波兰的东部邻国，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靠近波兰东北部边界的条状区域内。苏联境内一半波兰人居住在距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0英里处。我们可以在立陶宛首都周围(包括首都在内)勾勒出一片很大的地区，其中多数人口自认为是波兰人。波兰，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同，它将邻国置于散居波兰人之前。1990年和1991年，相比做出明确要求的波兰少数民族，波兰倾向和民族国家立陶宛打交道，而此时立陶宛的地位还未合法化。其中显示出大战略的迹象，大战略把世界理解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
第三条轨道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第二条轨道”的联系是存在无可争辩的法律依据的。这些共和国是苏联宪法创造出的合法实体，戈尔巴乔夫鼓励它们获得自治。当时甚至有一种感觉是斯库比斯茨维奇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居民当作“民族”，这与苏联的总体做法是一致的。毕竟，苏联是一个有许多民族性共存的国家，根据不同的民族分为每个领土单位，每位公民的护照上都要写明属于哪个民族。然而，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民族政策从未设想过各共和国脱离的可能性。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第三条轨道”的合法性就更微弱了，“第三条轨道”指引导波兰前反对派(如今在华沙的掌权者)与乌克兰人和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寻求获得民族独立，摧毁苏联)建立联系。1989年和1991年间，波兰东部政策的非正式的第三条轨道以公报的形式提供了关于如何支持民族主义反对派的信息，并为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10月出访“苏联、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做准备。事实上，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先前为德国问题费神时(1989年秋天到1990年秋天)，第三条轨道(反对派)取代了第二条轨道(共和国)，并为第二条轨道的成功——这是三条轨道中最成功的——奠定了基础。这一情况发生在乌克兰，而非俄罗斯、白俄罗斯或立陶宛。波兰反对派和俄罗斯异见者之间的关系是疏远而断断续续的，无论如何此前没有人像俄罗斯民族反对组织那样怀有“脱离”苏联的期望。类似的，出于不同的原因，波兰也没有白俄罗斯对话者。白俄罗斯民族运动规模很小，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历史的、象征性的，波兰人对此说不了也做不了什么。团结工会的前辈对立陶宛的民主改革运动最有热情，但是立陶宛反对派认为波兰人想要占领他们的国家和首都维尔纽斯。立陶宛活动家的判断是正确的，波兰人对立陶宛的友爱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把立陶宛看作“年轻的兄弟”，但立陶宛活动家错误地把波兰的文化自信和收复失地的计划联系起来。立陶宛活动家把波兰文化视为对本民族的更大威胁，1991年后持有这种传统的主导性立场的人才逐渐承认政治合作的价值。在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中，团结工会的运动家们发现了一个成熟的、有意愿的对话者——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在乌克兰，民族运动强大到可以考虑独立的问题，但又弱小到亟需盟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很成功，那些组织起乌克兰人民运动的西乌克兰爱国者的新观念由此加深：俄罗斯——而非波兰——才是乌克兰民族的巨大威胁。苏联的统治巩固了波兰在立陶宛爱国者心中的民族敌人的形象，却迫使那些看着乌克兰民族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枯萎的乌克兰人重新思考。乌克兰的波兰少数民族虽然大致上和立陶宛的波兰人一样人数众多，但相对而言占比要小得多。当有敌意的波兰组织正式宣布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开始自治，远离民族首都基辅的西乌克兰的波兰人转而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很少受到立陶宛文化的同化，而在乌克兰的波兰人却说乌克兰语。基于以上原因，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易接受《文化》和团结工会，也更愿意把波兰视为正面的模范。波兰外交的第三条轨道提供了一种适时的确认。当波兰在1989年8月获得完整国家主权时，乌克兰人对这个西部邻国的尊敬达到了顶峰。1989年9月，团结工会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立大会，亚当·米奇尼克在凌晨两点从一处讲台向挤满了人的大礼堂发来贺电：“在这个你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我们非常高兴，为此你们已经经受了太多的审判、集中营和苦难，以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子孙的生命为代价，团结工会和你们站在一起，波兰和你们站在一起。愿命运向你们微笑，愿上帝赐予你们力量。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乌克兰万岁!”他的讲话、团结工会的横幅以及波兰国旗受到了热烈欢迎。事实上，正是这些开创了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三条轨道，乌克兰活动家看到了拥有一个西部盟友的可能性，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波兰思潮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时就被边缘化。在1989年和1990年，主要的乌克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成员多次见面，后者现在决定着波兰政策，对独立的波兰和苏维埃乌克兰采取的官方行动表示普遍认同。作为双轨政策的重头戏，这就是为何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出访苏联时，会在乌克兰取得最大的成功。
1990年10月的基辅1990年10月，斯库比斯茨维奇在基辅与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安纳托利·兹连科(Anatolii Zlenko)签订了“国家与国家”的声明，声明包括承诺互不侵犯、接受既有边界以及双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斯库比斯茨维奇和兹连科强调波兰和乌克兰将像“主权国家那样”行事。波兰代表带来了乌克兰语翻译，而非俄语翻译，这一举动受到了广泛赞赏。此后，波兰和乌克兰为以作为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的形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做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在为乌克兰独立和苏联终结做准备。在1991年8月的莫斯科政变失败后，波兰和乌克兰交换了永久代表，波兰签署了一份宣言，表示愿与乌克兰签订国家条约。(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敦促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当1991年12月全民公投确认乌克兰独立后，波兰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乌克兰共和国的国家。通过第三条轨道的联系，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波兰政府明白这种姿态是需要的。波兰很快承认乌克兰，这一点超出乌克兰爱国者的预期，为此驻莫斯科的波兰大使受到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召见，美国也对此表示不赞同。这为波兰与乌克兰两国未来出乎意料的良好关系创造了条件。波兰政策间接支持了乌克兰的公民理念——这是支持乌克兰和平独立、苏联和平解体的因素。考虑到乌克兰的多民族历史、规模庞大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及不断回响的苏联历史，某些西乌克兰活动家推进了这种关于乌克兰民族的公民的和领土的理念。这种方法使得民族独立在1990年和1991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传遍整个乌克兰，这种政治理念受到文化诉求、经济诉求和地方精英利益诉求的支持，环境也赋予其正当性。乌克兰运动在1989年和1990年逐渐明朗化，但支持这种公民方式的共识尚未达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兰对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的支持，以及波兰对现存边界的认同。当西德领导人没有公开表示保留与波兰主权国的现存边界时，波兰的第一届民主政府向还未取得主权的乌克兰表达了无条件的保证。波兰政策在处理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比美国和西方列强更果决，而且在边界的基本问题上比西部邻国更慷慨。如果团结工会在1989年8月没有掌权，如果米奇尼克和其他人没有在1989年9月前往乌克兰，反波兰的情绪会得到更多共鸣。如果波兰采取对乌克兰的仇视政策，一些西乌克兰活动家就会从民族构建的公民性计划上分心，而且他们推行的民族主义对基辅精英和大部分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吸引力会更小。如果波兰倡导关于边界问题的和平变革，就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当时所做的，那么西乌克兰活动家的能量会被转移到别处。结果，波兰的安抚政策使乌克兰人民运动成了中立性的运动，受到广泛支持，赢得了全国性辩论，因此也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乌克兰人民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时采取的公民性路径导致大量乌克兰人在1991年12月投票支持独立。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西乌克兰人的政治技巧——包括某些乌克兰共产主义者。1990年到1991年，乌克兰民族活动家预感到变革的风向，但是乌克兰共产主义者追踪到了航行的轨道。没有乌克兰人民运动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34— )的合作，这艘船不可能靠岸。克拉夫丘克圆滑的“主权”支持确保西乌克兰人的观点可以在整个乌克兰变成现实，而他的政治天赋让其他乌克兰人把独立视作自然和有益的事情。他认识到乌克兰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前任书记，他在20世纪80年代奉命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他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沃里尼亚人——这使他在不会引发民族冲突的情况下利用了爱国主义。如果波兰政策没有那么高调地向乌克兰示好，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原本会将波兰作为反对独立的有力论据：乌克兰需要莫斯科的支持以对抗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夫丘克联合支持独立的精英、东部和中部乌克兰选民的努力，以及他竞选总统的努力(全民公投和总统选举都在1991年12月举行)很可能都会失败。从外交政策到国内政治的争论都将以更开阔的形式重塑。多亏了波兰政策，在现代历史上乌克兰第一次只有一个民族敌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波兰人和德国人，乌克兰人一直以来害怕被包围。从1667年在安得所沃被瓜分，到1921年在里加被瓜分，似乎波兰和俄国一直在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来谋求合作。1990年秋天的外交奇迹是德国统一的形式降低了波兰人的恐惧，而波兰独立的形式降低了乌克兰人的恐惧。波兰政策的勇气之处以及它预先谋划的迹象在于，波兰与德国完成和解之前已经向乌克兰敞开大门。斯库比斯茨维奇到访基辅，在德国-波兰边界条约签订之前他再次就边界问题安抚乌克兰。波兰政策解除了乌克兰传统的包围困境，因此削弱了乌克兰极左人士的防备，为乌克兰民族右翼人士输送能量。这一切促成了乌克兰独立的政治协商以及苏联和平解体。也许和同时代更为人所知的事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相比，乌克兰-波兰的约定对事件进程的推动同样重要。
1990年10月的莫斯科斯库比斯茨维奇1990年10月到访莫斯科是一次暂时的成功。斯库比斯茨维奇煞费苦心地把“苏联日”和“俄罗斯联邦日”分开，同样关注俄罗斯当局和苏联当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俄罗斯当局签署了一份宣言，这是俄罗斯联邦第一次和外部国家签署的官方文件。波兰-苏联正在进行的协商是关于一份新的国家条约和苏联从波兰撤军的协议。1990年12月，波兰把苏联撤军和德国权利转移给苏联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安全条款”，该条款禁止波兰加入任何联盟(除了苏联)，禁止波兰和外国情报机构合作(除了苏联情报机构)，或允许外国军队(除了红军)驻扎在波兰领土上。关于权利转让的争议解决了，关于安全条款的争议被撤销了。在1991年12月10日，波兰和苏联起草了一份条约，双方就苏联撤军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但这些协议是不可能被实施的，因为苏联在当月末就解体了。俄罗斯联邦成了苏联的继承国。友好的波兰严肃对待俄罗斯联邦这件事几乎毫无用处，在苏联解体后，每个人都必须把俄罗斯联邦当回事了。由于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单独的共和国共产党，因此俄罗斯没有“民族共产主义者”作为积极的协商伙伴(如同乌克兰那样)或领导民族运动(如同立陶宛那样)，或者把波兰视为反对派-政权关系和民主转型的楷模。几乎没有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认为苏联解体对他们的民族有积极影响，他们的定位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活动家的偏好格格不入。俄罗斯异见者们认为他们从波兰那里学不到什么，反对派之间几乎没有友好往来的传统。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二条、第三条轨道对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关系几乎没有帮助。另一方面，第一条轨道(和莫斯科中心的关系)却成功了，因为国家间条约和撤军协议都是与苏联中央政权谈判的。1992年5月，波兰很快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这两项新条约。这些谈判以一种更快的节奏再次重复，所有步骤都在前一轮谈判中出现过：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夸耀，俄罗斯外交部提出的“安全条款”，最后以接近波兰谈判立场的结果结束。1992年10月，最后一批俄罗斯野外作战部队离开波兰。尽管俄罗斯-波兰关系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有前景的迹象，但是1990年到1991年间的双轨政策已经实现了合法基础、政治动力和1992年未解决问题的快速谈判先例。考虑到俄罗斯-波兰关系此后只会不断恶化，这种解决问题的迅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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