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蜀汉舵手的历史真相（3）
2022/9/4 0:21:39 书虫子
第四章 挑起千钧重担蜀汉已无刘备，敌人大军压境，对手前来招降，听听诸葛亮如何回应；开府治蜀，由助手成为舵手，意味着肩头的担子重了，看看诸葛亮如何履职。
1.辅佐幼主继位刘备驾崩后，诸葛亮顾不上悲伤，立即上书太子刘禅，除了向刘禅报告刘备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外，还汇报了刘备临终前亲自作出的丧事安排。诸葛亮说，先帝生前专门交代，凡事要以国事为重，因为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大局，所以丧事一律从简。大行皇帝叮嘱丧期不能超过三天，三天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各郡国的太守、国相、都尉以及县令长，也照此执行。刘备之所以强调三日服丧，是因为古制有服丧三年的说法，后来虽然服不了三年的丧，但对丧事也会看得极重，程序烦琐，时间拖得很长，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曹操临终前也留下遗诏，要求葬礼结束便脱去丧服，丧期缩得更短。李严此时已到了永安，诸葛亮与他商量后，由李严出任中都护，留镇永安，诸葛亮即刻返回成都。东汉光武帝所设护军，是军事统领，其中中护军掌禁军，也掌武官的选拔，其他各护军对军队实施监督。中都护可以理解为总护军，相当于孙吴的大都督，总领内外诸军事。但是，此中都护与大将军、车骑将军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直接带兵，因而还不能称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非要类比一下的话，说他像总政治部主任或许更合适。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可能是刘备生前就作出的，也可能是两位托孤大臣商量后决定的，根据这项安排，诸葛亮今后将侧重于内政和外交，李严侧重于军事。在当前孙吴仍大军压境、曹魏又蠢蠢欲动的情况下，确保益州东部门户的安全非常重要，因而永安的驻军不能撤，由李严以托孤大臣、中都护的身份坐镇于此，是十分必要的。安排完这些事，诸葛亮即火速先行返回，于章武三年(223)五月回到成都。当时的成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尤其刚刚发生的黄元叛乱事件，一度攻击到了离成都仅百余里的地方，人心扰攘，谣言纷纷。太子登基之事已刻不容缓，诸葛亮拜见太子后，以托孤大臣的身份立刻安排登基典礼。就在这个月，太子刘禅在成都即皇帝位，后人习惯地将刘备称为先主，而将刘禅称为后主。后主刘禅下诏，尊吴皇后为皇太后。大赦，改年号为建兴，刘备的灵柩这时也运到了成都，三个月后安葬于惠陵。吴太后并非刘禅的生母，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早已在荆州去世，并安葬于南郡。就在头一年，刘备下诏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迁葬成都，她的灵柩还未运到刘备就驾崩了。诸葛亮上言，建议追谥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按照《诗经》里“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说法，将昭烈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同时昭告天下。后主刘禅准诏。新帝继位，照例对人事有一番调整，但由于刚刚经历一场大败，又临国丧，所以这一轮人事调整不太大，只是微调。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在此之前，诸葛亮并无爵位。汉代侯爵的最高等级是列侯，列侯又分为三档：亭侯、乡侯、县侯，武乡侯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中间的一档，历代学者也多从此说，但也有人不同意。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南郑县有个武乡谷，在其县东北31里，这就是诸葛亮受封之地。按照这个说法，武乡侯就是个乡侯。清人赵一清在《方舆纪要》中也持这个观点，说武乡谷在汉中的南郑县，诸葛亮封为武乡侯，食邑在此。以诸葛亮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封乡侯似乎有点低了。清代考据家潘眉不同意武乡侯是乡侯的观点，认为三国时期封爵食邑多在本郡，南郑县属汉中郡，现在归魏延管，不大可能把诸葛亮封到那里。经潘眉考证，诸葛亮故乡琅琊国有一个武乡县，后来被撤掉了，但是建安年间有个叫严干的人被封为武乡侯，说明此时武乡县又恢复了(武乡侯虽省改于中兴，而实复置于汉末矣)。推测起来，后一种观点可能性更大，武乡侯是诸葛亮生前的最高爵位，所以他被后世称为武侯。如果说刚刚担任丞相时只被封为乡侯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而到临终前这个爵位仍然未变，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到那个时候，诸葛亮手下有很多人都被封为乡侯了，比诸葛亮地位低的人里县侯也有好几个。所以，诸葛亮的武乡侯应该是侯爵的最高一等，县侯。后主同时下诏，命诸葛亮兼任益州牧，这是诸葛亮继丞相、司隶校尉以外的第三个重要职务。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被封为都乡侯，和诸葛亮一样假节，仍然担任中都护，驻扎在永安，同时兼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赵云升任为征南将军，兼任中护军，掌管中央禁军，此前禁军一直由吴太后的哥哥吴壹掌握，同时封赵云为永昌亭侯。向宠担任中部督，协助赵云典宿卫兵，被封为都亭侯。镇北将军魏延职务未变，只是封爵位为都亭侯。封固陵郡太守刘琰为都乡侯，升任九卿之一的卫尉，地位仅次于李严。这个刘琰，在后世名气并不大，但在当时绝对值得一说。他是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就开始追随的老人，有他这样资历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和刘备同姓，经刘备亲自考订还是同宗，所以格外亲待。史书上说，刘琰最擅长的本领是谈论。在平息黄元叛乱中杨洪立下大功，被赐爵为关内侯，任命他为忠节将军，关内侯的爵位比列侯低一级。同时，鉴于杨洪的才干，为加强蜀郡的管理，重新让他兼任蜀郡太守。据《三国志》各人的传记，此轮人事调整涉及的人员并不多，职务有变动的还有：向朗升任步兵校尉，尹默、杜琼被拜为谏议大夫，杜琼后来还担任大鸿胪卿、太常卿，来敏担任虎贲中郎将。诸葛亮的想法可能是先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先帝驾崩之后，蜀汉内外的环境一点都不容乐观，当务之急还是处理好这些麻烦事，人事安排尽量往后放一放。从益州内部来说，当时最大的麻烦来自于益州南部几个郡的叛乱。益州南部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其中的牂牁郡、益州郡、越嶲郡和永昌郡又称南中，这四个郡范围很大，大体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省西南的一部分，这里远离成都，遍布高山大河，杂居着各少数民族部落，统治相对薄弱。刘备在时，曾派邓方前往南中，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力图巩固那里的统治基础。邓方有很本事，他以少御多，震慑有方，确保了南中一带没有发生大的祸乱。章武二年(222)，邓方去世，刘备问时任益州别驾李恢谁可以接任邓方，李恢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刘备嘉许，派他接任邓方。当时，夷陵之战已经开打，刘备无力增兵南中，全靠李恢维持。李恢也很有本事，虽然兵力单薄，境内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但都被他平定了。刘备兵败驾崩的消息传来，南中沸腾，平时就有二心的人跃跃欲试。先是越嶲郡叟人头领高定元起兵反叛，杀了蜀汉任命的郡将焦璜，举郡称王。紧接着，益州郡有人闹事，杀了太守正昂，公然反叛。诸葛亮接到报告后十分忧虑，现在大规模用兵南中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南中问题由来已久，而且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不做好准备仓促用兵，要么失利，要么虽有小胜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司金中郎将张裔对益州本地事务很熟悉，遇到棘手的事情诸葛亮常征询他的意见，对益州郡的叛乱张裔也认为应该安抚，诸葛亮便上报后主同意，任命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去南中稳定局势。正昂被杀后，益州郡的大姓雍闿在当地很有势力和威望，益州郡的事务都由他在周旋，张裔到达后，不知道雍闿其实已暗中投靠了孙吴，还找他协助自己。雍闿把张裔抓了起来，送到孙吴，公开叛蜀。对于送上门来的这桩好事，孙权自然高兴地接着，他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太守，在南中一带扩充亲吴的势力。孙权还嫌不够，干脆自己也设了个益州刺史，治所就定在南中一带的交州、益州交界处，这时候刘璋已经死了，孙权就任命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雍闿为报答孙权，果然十分卖力，在南中一带拉拢地方势力，益州郡的另外一个大姓孟获就受到了他的挑唆。同时，雍闿还编造谣言，攻击朝廷。据《华阳国志》记载，雍闿一伙编造谣言说，朝廷向南中征要贡品，其中有乌黑的狗300只，连胸前的毛都得是黑的；螨蛇的脑汁3斗；长3丈以上的斫木3000根。纯黑色的狗还能办好，螨蛇的脑袋一向很小，3斗脑汁得多少条蛇？斫木很少有能长到2丈高的，3丈的木头极罕见，要3000根哪里弄去？这些谣言水平并不高，但很有煽动性，南中到处人心惶惶。就在这焦头烂额之际，又发生了越嶲郡太守朱褒举郡响应雍闿的事件。《魏氏春秋》记载，益州从事常房按规定到下面检查工作，常房早就听说朱褒将有异志，就把朱褒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抓起来审问，后来把他杀掉。朱褒大怒，攻杀常房，诬其谋反。诸葛亮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常房做事也太鲁莽，不看现在是什么气氛，激起了朱褒的反叛。为了安抚朱褒，诸葛亮不惜下令诛杀常房之子，并把他四个弟弟流放到越嶲郡。裴松之评论诸葛亮的做法时很有意见，他认为常房是冤枉的，诸葛亮应有所觉察，哪里有妄杀无辜来安抚奸人的道理？发发议论是容易的，在当时的局势下，诸葛亮未必有更好的选择。诸葛亮知道李严长期担任犍为郡太守，了解南中的情况，在当地也有一定威望，就请他给雍闿写信，希望雍闿回头。《三国志》记载，李严前后给雍闿写了六封信，晓之以利害，雍闿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现在可好，称帝的就有三家，所以我们这些远在偏僻之地的人心里充满了惶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话里充满了挑衅和傲慢。眼看整个南中都将丧失，幸好还有人顽强抵抗和坚守。雍闿等人进攻永昌郡时，太守吕凯和郡丞王伉坚决抵抗，雍闿无法得手，雍闿多次写信给吕凯劝降，被吕凯严词拒绝。吕凯在本郡颇有威恩，大家同心协力，雍闿这个孙权任命的永昌郡太守竟然无法踏入永昌郡一步。吕凯独保永昌，让诸葛亮松了一口气，只要吕凯能坚持一年半载，就能为他赢得宝贵的时间，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发起南中之战。现在，还得经历一番痛苦的忍耐。
2.回击敌人招降刘备驾崩，对曹魏和孙吴来说也都是重大事件。《三国志》记载，孙权的手下听说刘备死了，纷纷劝他称帝，孙权没有答应。《江表传》记载，孙权不愿意称帝，理由是汉室湮没，不能前去相救，又怎能忍心与之相争呢(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孙吴的群臣没有放弃，弄出许多所谓天命符瑞，再次劝孙权，孙权仍然没有答应。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会把名义和形式看得太重，做一件事更要着眼于利弊得失，不划算的事即使再风光也不要去做，在这方面曹操给大家做出过表率，其次就是孙权了。孙权表面称臣于曹魏，但他太明白不过了，跟曹魏翻脸动手是迟早的事，因为曹丕提出的有些条件他能答应，有些条件他答应不了，一旦谈不拢，只有动手。所以，对蜀汉那边也得保持灵活，孙权派人去成都，名义上是吊丧，其实是观察那边的情况。《吴书》记载，孙权派来的特使名叫冯熙，职务是立信都尉。刘备称帝后，孙权一直没有公开承认，此次派人来吊丧，又赶上新皇帝登基，说明他对蜀汉朝廷至少默认了。孙权此举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他想重新修复吴蜀两国的关系。可惜的是，冯熙赶到成都时正值蜀汉国丧，又有后主登基的大典，到处忙忙碌碌，丞相诸葛亮根本无暇与他深入交谈，冯熙完成了一次礼节性的出访后，就回到了孙吴。在曹魏方面，刘备的死讯传到洛阳，群臣都来向曹丕致贺。在曹丕看来，刘备的死是一个契机，比蜀汉更厉害的孙吴都已俯首称臣了，蜀汉那边不仅没有刘备，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也都不在人世，劝说他们效仿孙吴称臣，也不是没可能。于是曹丕发起了一轮舆论攻势。《魏略》记载，之前曹魏的司空王朗就写信给许靖，让他劝诸葛亮等人去掉不该有的帝号，接受大魏的封赏(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据《诸葛亮集》保存的材料，后主登基后，诸葛亮密集地收到了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一批人的书信，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劝说蜀汉向曹魏称臣。曹丕让这几个人给诸葛亮写信是有讲究的。华歆、王朗不仅是曹魏的重臣，而且是天下名士，很有影响力；陈群是曹魏的实权派，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刘备的下属，也算是与蜀汉有旧谊；许芝是太史令，既然拿天命说事，自然少不了他；诸葛璋的职务不高，也让他出面给诸葛亮写信，推测起来，他很可能是诸葛亮的本家。这些信摆在诸葛亮的案头，让他陷入了沉思。他可以置之不理，但又觉得这正是一次向外界特别是曹魏表明立场的机会，这个立场既是他自己的，也代表了蜀汉。诸葛亮没有给他们一一回信，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对他们的回答。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正议》，收录在《诸葛亮集》中，文中写道：“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不用仁德对待百姓，即使他的力量很强大，有帝王的威势，最终还是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如今魏国不汲取项羽灭亡的教训反而效仿，即使曹操不死，他的后代子孙也必然灭亡。那些写信劝降于我的人，他们也都有一大把年纪了，却顺从贼子之意，就像当年陈崇、孙竦称赞王莽篡汉一样，讨好盗贼，却还是被盗贼逼迫而死。”“光武帝创业时只带领几千人就在昆阳郊外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足见用正道讨伐淫邪，胜败不在人数。曹操一向诡诈，纠集十万人来战先帝，妄图救张郃于阳平，却只落得狼狈逃窜，不但辱没了精锐之师，还丢掉了汉中，此时他才知道，国家是不能随便窃取的，没等他退军回到家，就已染病身亡。”“曹丕骄奢淫逸，篡夺帝位。即便你们几个像张仪、苏秦那么能诡辩，说得天花乱坠、滔滔不绝，也不可能诋毁尧、舜，白白浪费笔墨而已。正人君子绝不会这么做。《军诫》中说：‘如果一万名士卒，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昔日轩辕黄帝率领几万士卒，就能击败四位帝王，平定天下。何况我们有几十万兵马，而且是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的人，谁能够与我们匹敌呢!”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先把曹操比作项羽，把华歆、王朗诸人比作帮助王莽篡汉的陈崇、张竦，都直接切中了要害，因为曹魏篡汉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自己的事还没有整明白，就来劝别人，这是对劝降者的有力反击。接着，诸葛亮举光武帝刘秀的事例说明，讨伐邪恶，维护正义，不在兵力多寡，蜀汉虽然不够强大，但比起昔日的光武帝还是绰绰有余，当年的汉中之战就是最好的例证。诸葛亮写这篇文章，既是对曹魏那些劝降者的一个公开回复，也是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面对朝野上下的动荡不安，诸葛亮希望用这篇文章鼓舞大家的士气，向外郑重表明蜀汉绝不可能投降，先主所制定和追求的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不会放弃，只要上下团结一心，一定能取得胜利。这篇文章写得义正词严，不仅有力度，而且不空洞，文字不多，却深沉有力，是一篇足以与《隆中对》《出师表》相媲美的出色的政论文。
3.组建丞相府后主下诏，让诸葛亮开府治事。开府就是组建官署，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在先主刘备在世时，其实没有组建单独的官衙，他的角色是执行者，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刘备亲自决策，诸葛亮只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现在，诸葛亮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他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精干高效的工作机构，也就是丞相府。汉代丞相府有标准的编制，一般说来其下共有13个曹，相当于13个处，标准编制为382人。这13个曹分别是：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天下二千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二千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就是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这个处的权力极大；户曹，负责祭祀、农桑；奏曹，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词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法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尉曹，负责运输，像清代的漕运总督；贼曹，负责侦办盗贼；决曹，负责刑事审判；兵曹，负责兵役；金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仓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黄曹，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各曹的负责人称掾，相当于处长，副手称为掾属，相当于副处长。丞相府还设有长史、主簿，分别相当于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地位高于普通的掾和掾属。曹操任丞相后，丞相府的编制和职权进一步扩大，设立了类似于参军事、军谋掾、军事祭酒之类的官职，分别相当于参谋、参谋处长、参谋长，参与军事活动。整个丞相府早已突破了三百多人的编制。从上面可以看出，汉代的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人事、行政、经济、交通、司法、外交、军事无所不管，而九卿管得很少。办完后主登基大典，诸葛亮即刻着手丞相府各部门负责人的物色，很快就将机构建立了起来。长史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丞相府的秘书长，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必须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且须善于协调沟通，诸葛亮物色的长史是王连。作为司盐校尉，王连此前多年从事的是与盐务有关的经济工作，这是一项苦差事，在常人看来也是个不容易建功立业的岗位，但王连干得很好，很有成绩。此外，王连还注意选拔人才，向朝廷推荐了不少人，他们后来都担任了要职。选王连当这个秘书长，诸葛亮还有另外的考虑。王连是南阳郡人，不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又不是跟随刘备来益州的，他来得比较早，算是刘璋的旧部，所以也不属于荆襄派。但反过来说，王连与刘璋旧部有着共同的经历，又是荆襄籍的人物，这两派都觉得他是“自己人”。入蜀这几年来，诸葛亮越来越感觉到，协调和平衡好事实上存在着的各派别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他的这个秘书长就一定要选一位派系色彩不那么明显、各方面又都能够接受的人。鉴于王连长期以来作出的贡献，诸葛亮特意启奏后主，封王连为平阳亭侯，并兼任屯骑校尉。屯骑是北军五营之一，屯骑校尉是中央禁卫军里的高级将领，王连有了这个身份，也方便与军方打交道。主簿选的是担任过巴郡太守的杨颙，这也是个实干型人才，诸葛亮认识他比较早，对他的才能比较了解。本来，杨颙的同宗杨仪或许更适合这个岗位，但之前杨仪由于和尚书令刘巴闹矛盾，被刘备用弘农郡太守的名义给挂了起来。东曹和西曹都掌人事，在各曹中权力最大。曹操任丞相时，长期担任东曹掾和西曹掾的是崔琰和毛玠，都是很知名的人士。诸葛亮选的东曹掾是他一直以来都十分看好的蒋琬。刘备对蒋琬似乎很有成见，甚至曾要将其处死，幸亏诸葛亮求情，蒋琬才得以保全。蒋琬目前担任尚书郎，在尚书台相当于科长这一级的低层级官员。由蒋科长提拔为蒋处长，表面看只升了一两级，但东曹掾的分量和实权甚至比朝廷的九卿还大，由科长直接提拔成处长，体现了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魄力。东曹负责人选的是荆襄人士，西曹的负责人诸葛亮选了益州本土出身的李邵。李邵字永南，益州广汉郡人，刘备在时他担任益州府内的书佐部从事，大约是秘书或秘书处长一类的职务。任用他为西曹掾，也是破格提拔，并且大出很多人的意料。李邵的其他情况不详，《华阳国志》说他有个哥哥叫李邈，却特别出名。有的人很有才能，或者很有德行，叫有名；有的人因为某一事或某一性格引起轰动，叫出名，李邵的哥哥李邈属于后面一类。《华阳国志》记载，李邈字汉南，在刘璋手下担任过牛鞞县长。刘备来益州后提拔他当了州府的从事。有一次正旦节，按礼制这是有些类似团拜的贺岁活动，李邈得以见到刘备。大过年的，人家都是祝领导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之类，这个李邈却说了一大堆让刘备不爽的话。李邈说：“刘璋将军因为你们同是宗室，所以拜托你来替他讨贼，什么功劳都没立，你却把他灭了。在下认为，将军你取益州，十分不合适(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好在刘备脸皮还算厚，又是过年，没有和他计较，而是开玩笑说：“你既然知道我不对，为何不帮刘璋来打我？”领导很有风度，李邈却不够幽默，他认真地说：“不是不敢打你，是打不过你(匪不敢也，力不足耳)。”刘备脾气再好，也有点儿恼了，让有关部门把李邈抓起来准备杀掉。最后诸葛亮出面求情，刘备也知道李邈只是个书呆子，没有别的想法，才把他放了。李严卸任犍为郡太守时，诸葛亮专门推荐李邈接任，应该说对他是相当器重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又把李邈调过来担任丞相参军，相当于丞相府高级参谋。但是，这个李邈注定是三国头号书呆子，以后他还要再犯两次傻劲，这里先不说。诸葛亮重用李邈、李邵兄弟，推测起来可能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李氏有可能是广汉郡的大族，对于益州本地这样的家族，只要他们之中有可用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格外关注，他希望通过重用他们，达到团结益州本土人士的目的。一同担任丞相参军的还有马谡，此前他一直担任越嶲郡太守，但诸葛亮发现他的特长在军事方面，虽然刘备临终前专门交代对马谡不可重用，但诸葛亮觉得让马谡当太守也是对人才的浪费，何况担任参军只是出谋划策，算不上重用，所以就把他调了过来。诸葛亮在丞相府里还设了一个门下督，任命的是马忠。门下督是一个不常设的职位，具体职责不太清楚，根据与之类似的职务进行比较，从事的可能是巡察、巡视兼保卫方面的工作。这个职务也不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任曹操的门下督，他是由军师祭酒转任的，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所以这个职务不比各曹掾低。马忠此前只是巴西郡下面一个县的县长，永安救驾中给刘备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备把他看作益州出身人士中黄权一类的人才，临终前给诸葛亮交代过不少人事方面的事情，马忠可能就是刘备交代给诸葛亮的可用人才，所以受到重用。在益州本地人才里，还有一个被诸葛亮更看重的人这时却不在，否则诸葛亮一定会安排他在丞相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这个人就是张裔。张裔临危受命去南中平叛，却被叛军抓了起来押送到了孙吴，此时正以俘虏的身份在江东受辱，诸葛亮一直惦记着他，总想找机会把他接回来。以上是丞相府方面的人事安排，诸葛亮此时还兼任益州牧，州府的人事安排也相当重要。刘备称帝前的人事安排中，左将军府以荆襄人士为主导，而益州府则多用本地人，诸葛亮仍然沿袭了这种做法。州府最重要的职位是别驾，是州牧的主要助手，相当于副州长，诸葛亮出人意料地任命了秦宓。之前说过，刘备伐吴，担任从事祭酒的秦宓苦劝，惹得刘备大怒，要杀他，也是诸葛亮求情，才免一死。秦宓此刻应该还是戴罪之身，没有任何职务，诸葛亮直接提拔他当了别驾。州府的另一个重要职位是功曹，相当于人事处长，诸葛亮任命的是五梁。五梁字德山，益州犍为郡人，益州本地名儒，有深厚的儒学才识，个人品德也比较突出，刘璋在时就是座上客，刘备称帝后担任议郎。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又是本土出身，让他负责人事工作，别人不好说什么。五梁有个同学叫杜微，也是本地出身的名儒，诸葛亮请他做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却碰了个钉子。杜微字国辅，益州梓潼郡人，和五梁都受教于广汉郡大学者任安。刘璋时任命他为从事，因病去官。刘备来益州，杜微也称病不出。诸葛亮请杜微出来做事，杜微一再推辞，后来诸葛亮专门派车去才把他请来。见了面，诸葛亮发现杜微耳朵有些聋，听不清别人说话，就在座中写了一段话给杜微，希望杜微能因天顺民、辅佐明主。杜微勉强答应下来，但不久又请病假回家养老。诸葛亮还是想把他留下，在《诸葛亮集》中保存着一封诸葛亮写给杜微的信。诸葛亮在信中写道：“曹丕篡汉自立为帝，这就像土龙刍狗一样不是真龙(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我正打算与群贤一起除其邪伪，以正道灭之。但是先生还未曾教导我，就要退归山林(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如今，曹丕大兴劳役，举兵攻打吴国。现在应趁他忙不过来，抓紧时间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训练军队，等到他遭受挫败后去讨伐他，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可定。请先生来，只需凭借您的德望辅助就行，不需要参与具体事务，为何这么急切地要回去呢(何为汲汲欲求去乎)？”诸葛亮说明，请先生来就是挂个名，不必朝九晚五。信里充满了真诚和殷切，杜微不好再说什么，就留了下来。《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是蜀汉后期最知名的学者，他也是此时进入诸葛亮领导的益州州府任职的，职务是劝学从事，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谯周字允南，益州巴西郡人，幼年丧父，和母亲以及兄长一起生活，家境清贫，但耽古笃学，诵读典籍，废寝忘食。他身材很高，个子跟诸葛亮有一比，《三国志》说他长得看起来很纯朴，不喜欢修饰自己，这是陈寿对老师长相的委婉描写，其实谯周的外貌很有特点。据《蜀记》记载，诸葛亮初次召见谯周，左右的人看到这个有点憨又有点萌的大个子都忍不住笑起来。诸葛亮一向对左右要求很严，谯周走后，有关人员向诸葛亮举报刚才有人发笑，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尚且差点忍不住，何况大家呢(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有人看到这里会说，诸葛亮怎么能自称孤呢，孤家、寡人不是帝王专属的自称吗？其实是可以的，称孤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谦称，除帝王外，侯爵也可以自称孤，诸葛亮此时已有了爵位，是可以称自己为孤的。
4.工作中率先垂范丞相府、益州府两套工作机构组建完成，开始了有序而高效率的运转，不久之后，这两个衙署的官员们对丞相的工作作风又有了新的认识。大家发现，丞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对大家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心非常细，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为了减少差错，他甚至亲自校订一些重要文件和统计报表(自校簿书)。《襄阳记》记载，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劝诸葛亮说：“大家工作职责有分工，上上下下不宜互相交叉(为治有区分，则上下不可相侵)。现在拿一家之主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让奴仆耕田，婢女做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里的事无一旷废，要求都能达到，他也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他都要亲自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陷于琐碎事务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但却什么都做不好。是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的是士大夫(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所以，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天热气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订文书，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杨颙上面这番话涉及管理学上的分工问题。从管理学上讲，一个机构要实现高效运转并有条不紊，首先要做到各部门权责分明，职责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牵扯，否则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建立组织分工制度就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下属给领导提意见往往是有风险的，因为人都不爱听不顺耳的话，无论提的意见是对是错，都会惹人不高兴。所以，聪明的下属即使想给领导提点意见，也会绕上一个大圈，先猛表扬一通，再委婉地提那么一点点，杨颙向诸葛亮提的这个意见却很直接，也很严厉。杨主任的意思几乎是说你不会当领导，你现在的工作方法就是吃力不讨好，你应该学学人家丙吉和陈平。诸葛亮听了却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向他表示感谢，对杨主任的工作仍然信任有加。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十分伤心，一连三天流泪不已(及颙死，亮垂泣三日)。但是，杨颙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另外一面。从管理学上讲，职责是应该那么分工，但要看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之下。诸葛亮开府治事之时，许多工作刚刚起步，新组建的丞相府和调整过的益州府都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也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亲力亲为，拿现在的话讲就是狠抓工作作风建设，以此来带动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关键时刻，领导必须带头。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下，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了重用，何祗就是一个例子。深为诸葛亮器重的杨洪此时担任蜀郡太守，诸葛亮让他向自己推荐人才，杨洪推荐了自己的秘书(门下书佐)何祗。据《益州耆旧传》记载，何祗字君肃，少时家贫，为人通达宽厚，有才能，但喜欢嘻嘻哈哈，当时大家对他并不看好。在杨洪的推荐下，诸葛亮让何祗当督军从事，负责管理一处监狱。有一次，诸葛亮巡查到何祗管理的监狱，询问何祗监狱和所押犯人的情况，何祗回答得头头是道，流畅自如，让诸葛亮很惊异。后来成都县令空缺，诸葛亮让何祗接任，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达官贵人聚集，这样的地方通常都很难管，犯罪案件也多，何祗到任后，打击犯罪，抓获不少作恶奸诈之徒，使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附近郫县县令缺，诸葛亮干脆让何祗把这个县令也兼任起来。再后来，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汶山郡少数部族出现不安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叛乱，诸葛亮便把何祗派过去担任太守，何祗去后很见效果，汶山郡很快安定下来，当地各族百姓都很信服他。何祗又转任广汉郡太守，他走后，汶山郡又出现了不稳定局面，此时再派何祗回任太守有点不太合适，诸葛亮索性从何祗家族里选了一位有才能的人去当太守，结果一去之后大家居然就不闹事了。除了认真工作，勤恳办事，诸葛亮还要求下属要敢于直言，敢于讲真话，看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要及时提出来。在《诸葛亮集》中保存了两篇《与群下教》，类似于两篇对下属的公开信，内容都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在第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要求：“各级官员参与处理政务，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采纳各种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意见(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如果担心受到猜疑而不愿意反复磋商、研究，就会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复研究、磋商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就好比丢掉了破草鞋而得到了珠玉(犹弃敝而获珠玉)。人的内心都苦于不能言尽，只有徐元直在这方面没有顾虑，还有董幼宰，他参与处理政事七年，遇到不同意见，他会往返十次对我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如果大家能做到徐元直的一点，能像董幼宰那么勤勉，一齐为国效力，那我就可以减少过错了。”现在有个常用的成语叫集思广益，说的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其出处就是诸葛亮给下属的这篇教文。这篇教文中说到的徐元直，就是诸葛亮早年的挚友徐庶，在与诸葛亮交往中，他能做到有话直说，知无不言。董幼宰就是董和，益州本土出身的名士，诸葛亮一向对他很尊重，请他协助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董和也很尽心，受到诸葛亮的肯定，诸葛亮后来还专门提出过要求，让大家向董和学习。在另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继续鼓励各级官员直言，他说：“我过去初次接触崔州平，就多次听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接触徐元直，又经常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我与董幼宰共事，他每次发表见解都必须把话说完；后来又与胡伟度共事，他曾多次对我进行劝阻。我天资不高，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们的所有意见，但我同他们始终都是好朋友，这说明我对任何直率的意见都不会猜疑(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徐元直、董幼宰上面已提到，崔州平即诸葛亮早年的好朋友崔钧，胡伟度名叫胡济，在诸葛亮手下任职，以后还做过他的主簿。在后面这篇教文中，诸葛亮要大家不必担心，不会因为说真话而受到猜疑。在诸葛亮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之下，各级官署呈现出新的气象，敢于直言，敢于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成为官场新风，蜀汉政坛逐渐走出被失败所笼罩的阴影，看到了新的曙光。要实现先主留下的遗志、复兴汉室，只有勤勉工作还不行，必须增加国力，做到国富民强，离开国家实力做支撑，一切都是空谈。在发展经济方面，此前诸葛亮已协助刘备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盐铁专营、发展蜀锦等，使益州的生产发展恢复得很快。开府治事后，身担丞相和益州牧两副重担，诸葛亮更是把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后主登基后的这一段时间，诸葛亮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就是发展农业，搞好经济建设。诸葛亮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布衣丞相，对农业生产他很熟悉，他知道只有农业生产发达，各项基础才能巩固，只有发展经济，国家有了钱，其他的事才有保障。在诸葛亮所著的《便宜十六策》中，多次谈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诸葛亮认为，治国必须找到立国的根本，这个根本就在农耕、山林、川泽之中，如果农业生产不正常，就会导致国运的衰败(地失其常，则有枯败)。诸葛亮还谈到，汉末以来各地动乱不已，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土地兼并的倾向又越来越严重，耕地的人越来越少，不耕作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民生凋敝，社会不稳定(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为解决这些问题，诸葛亮想出了很多办法。益州虽是天府之国，但经过几年的战争，出现了大量土地无人耕种，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来益州避难的外地人没有地种，通过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可以安抚流民，达到安民复业的目的。在《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还谈到管理社会、管理人就像种庄稼一样(治人犹如养苗)，要想禾苗茁壮成长，必须除去其中的杂草(先去其秽)，对于专权恣肆的豪强权贵，不仅要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和打击，在经济上也要加以抑制，通过打击豪强，释放生产活力。在赋税政策方面，诸葛亮认为应当轻徭薄役，不能让百姓负担过重(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因为人吃不饱肚子就会造反(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所以蜀汉实行了较低的税赋。还有史料表明，诸葛亮在蜀汉也组织兵士屯田，增加军粮收入，减轻百姓负担。在大家印象中诸葛亮是一个喜欢用兵的人，蜀汉国力有限，但他年年用兵，使军事方面的负担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郭冲五事记载，诸葛亮注意减兵省将，把兵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全国常备兵员不超过8万人，且实行轮换制，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苛捐杂税历来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直接导火索。据《袁子》记载，诸葛亮治蜀，虽然严于执法但国人都心悦诚服，百姓承担一定负担但从不抱怨(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2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有3次，这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赋税政策是较为合理和成功的。根据当时的局势，诸葛亮同时提出暂不对外用兵，先埋头发展自己，即闭关息民，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于后主登基的次年予以颁布。不用兵不是示弱，而是为了发展和调整自己，充实力量。为了更长远的目标，眼前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这种牺牲有时非常痛苦，比如诸葛亮下令诛杀常房之子时，内心正是在承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但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会忍耐，尤其在关键历史时刻，诸葛亮当然知道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他不仅自己要忍耐，还要劝说后主，说服朝中百官和众将士。有反击的一天，但现在必须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否则便是空谈。
5.开启破冰之旅虽然闭关息民，诸葛亮觉得有一件事不能停，那就是与孙吴恢复关系。诸葛亮认为与孙吴复交的事不能拖下去了，必须马上派人到孙权那里去联络，只是派谁去他还没有物色好。正在这时，有个人主动找诸葛亮谈论此事，让诸葛亮眼前一亮。这个人是尚书邓芝，他最早只是刘璋手下管理仓库的基层官吏(邸阁督)，刘备与他交谈后大异其才，对这个邓禹后人很看重，让他做郫县县令，后来邓芝升任广汉郡太守，因为有才干和政绩，被任命为尚书。据《三国志》记载，邓芝也看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于是找到诸葛亮，建议说：“现在主上年幼，又是刚刚登基，应当派遣使者到孙吴，重新缔结双方的友好(宜遣大使重申吴好)。”邓芝特意强调须派一位“大使”，意思不是说派领事不行非得大使，他的意思是必须派重量级使者，因为他也觉得此行任务艰难，又必须办好。诸葛亮回答：“这件事我也想了好久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派谁出使才合适，今天才有了最佳人选(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邓芝问这个人是谁，诸葛亮指着他说：“就是你呀!”诸葛亮改任邓芝为中郎将，派他作为特使出使孙吴，时间是建兴元年(223)十一月，距离后主登基不过半年。当时孙权在武昌，邓芝带着礼品赶到武昌，等待孙权的接见。据《吴历》记载，邓芝带的礼物包括马二百匹、蜀锦一千匹以及其他蜀地的土特产。孙权占有荆州后，势力如日中天，但他并不觉得风光，反而过得十分难熬，原因主要来自于曹魏。孙权为对付蜀汉不得已向曹魏称臣，他是权宜之计，曹丕却当了真，今天要你进贡，明天又要你把儿子送一个到洛阳当人质。进贡好办，要什么给什么，送儿子当人质这事，孙权觉得自己办不来。双方由僵持到发生摩擦，最后干脆武力相向，所幸天佑孙吴，曹军几次行动均未得手，孙权暂时渡过危机。但是，孙权很清楚他与曹魏实力上的差距，所以压力很大。不过，对于邓芝的来访，孙权仍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有及时接见邓芝(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看出孙权的心思，于是主动给孙权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此次来吴国面见大王，为的不单单是蜀国(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邓芝言外之意，现在蜀汉需要孙吴，孙吴又何尝不需要蜀汉？孙权看到这句话，脑子里一定会想起15年前曹操大兵压境，诸葛亮跑来找他说的那一席话。于是，孙权决定召见邓芝。孙权倒也实在，见了邓芝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想跟蜀汉和好，但是担心蜀主年幼软弱，加上蜀汉国小力薄，在曹魏的攻击下尚无法自保，所以为此而犹豫。”邓芝回答道：“吴国和蜀国加起来占有四个州的土地，大王您是一代豪杰，诸葛亮是一时的英才(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汉有重重天险，吴国有三江之阻，如果把两家的长处结合起来，互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身于曹魏，今后曹魏上可以命大王您入朝朝拜，下可以命大王您输送人质，如果不从，就会奉辞伐罪，到那时如果蜀国再顺流而下，那江南可就不是大王的了。”一番话看似波澜不惊，在孙权听来却如惊雷过耳，以至于半天答不上话来(默然良久)。邓芝这段话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他向孙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向曹魏称臣不可行，连权宜之计都不是，一旦称臣，你就得任人摆布，现在还只是让你送人质，如果你送了，马上让你亲自到洛阳朝拜，你去不去？敢不去，就会以违命讨伐你，你吃亏还说不出来，这哪是聪明人的做法，这是吃了亏还说不出来的愚蠢。邓芝的话还绵里藏针，你眼下跟曹魏打了几仗，看似敌人没有得手，你以为是长江天险或者孙吴将士勇猛吗？那是蜀国没有落井下石。千万别以为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不说曹魏今后加大打击力度，就是蜀国哪天趁曹魏打你的时候插上一手，你还行吗？邓芝的话把孙权打回了原形，原来孙刘联盟是如此重要!孙权沉默半天，对邓芝说：“你说得很对。”于是，孙权决定彻底打消与曹魏和缓的幻想，重新与蜀汉联合(遂自绝魏，与蜀连和)。孙权随即安排人回访蜀汉，进一步商谈双方联合的细节。邓芝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去复命，据《吴历》记载，孙权让他带回不少吴国的特产给后主，以回报厚意。邓芝此行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成都前他向孙权还提出一个请求，这是临来时诸葛丞相专门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孙权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之前被南中叛军押解到孙吴的张裔。自从到了吴国，张裔一直过着四处流徙的生活，但孙权竟然还不知道张裔是谁，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孙权也是个爱才的人，他想到这个张裔能让诸葛亮如此费心地要回去，那一定是不一般的人才，于是在邓芝一行临返回前单独召见了张裔。据《三国志》记载，孙权和张裔聊了不少，为了试探张裔的才能，孙权故意说：“听说你们蜀汉有个姓卓的寡妇和司马相如私奔，贵地风俗都是这样的吗？”孙权所说的姓卓的寡妇就是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是西汉时益州临邛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丧夫后寡居，后来她看中了还是穷书生的司马相如，于是大胆追求，写下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名句，后来和司马相如私奔，成为著名的爱情佳话。但在汉代人看来，私奔毕竟是很不光彩的事，孙权拿此事揶揄张裔，目的是考验他如何作答。张裔不紧不慢，回了一句：“依在下看，卓氏寡女跟朱买臣之妻一样。”朱买臣是汉武帝时的名臣，早年家贫，妻子不堪忍受，离家另嫁他人。张裔之所以提朱买臣，因为朱买臣是吴县人。张裔的意思是说，别挖苦我们蜀国人，你们吴国人也一样。对于张裔的机智回答，孙权十分满意，与张裔越谈越投机。孙权对张裔说：“先生回去之后必然会被重用，你何以回报我？”张裔回答：“我负罪而归，回去之后将听从有关部门的处置。如果蒙圣恩不被处死，我58岁之前的性命是父母给的，58岁之后的性命就是大王给的。”张裔此时58岁，孙权闻听十分高兴，对他有了器重之意。张裔出城后，回想起跟孙权的对话，有所后悔，他觉得当时应当装傻充愣，而不应该表现出自己的机警。所以，他立即登船，加快速度往回返。果然，孙权派出来追他的人已经出发，追到边境时，张裔刚好进入蜀汉管辖的永安县境内，追者只得回去复命。诸葛亮见到张裔特别高兴，立即任命他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同时兼任益州副秘书长(治中从事)，成为自己在政务和军务两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次年夏天，孙权派来回访的使者到了成都，使者的名字叫张温，与董卓和孙坚的老领导、汉末名将张温同名同姓，此人在吴国担任的职务是辅义中郎将，《三国志》说他出使蜀汉时32岁。对于孙吴特使回访，诸葛亮十分重视，安排沿途盛情接待，这让张温十分感动。张温一行到达成都，大家都想观察吴国特使是如何对待蜀汉皇帝的，张温到达蜀汉皇宫呈上拜章，一切礼仪均按邦国正式程序进行，拜章言辞也十分恭敬，这让蜀汉上下听了都很满意。张温此行有两个具体目的，一个是对邓芝出访的回访，一个是向后主、诸葛亮等蜀汉高层当面解释孙吴委身于曹魏的苦衷，对于未来双方再次联盟的细节性问题还未涉及。双方协商，将继续派使者商谈合作的细节问题。张温此访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中也有花絮。据《三国志》记载，张温在成都期间享受了崇高礼遇，临返回孙吴前，诸葛亮亲自率百官送行。送行宴上，众人都准时到来，只有秦宓没到，诸葛亮多次派人去催他(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秦宓前一阵担任益州副州长(别驾)，此时已改任中郎将。张温见诸葛亮如此重视这个人，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人？”诸葛亮回答：“益州的一个学士。”张温想，能让诸葛亮这么看重，可见这个学者学问不一般。张温也是有大才的人，当初孙权慕名初次与他交谈，张温文辞占对无所不通，口才极佳，让在场的人无不倾倒。现在听说蜀汉也有才能出众之辈，勾起了张温喜欢与人论辩的瘾。等秦宓来到，张温首先发问：“先生读书吗？”秦宓回答：“五尺童子都读书，何况在下!”张温于是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头？”秦宓回答：“有。”张温接着问：“天的头在哪个方向？”秦宓道：“在西方。《诗经》里说‘乃眷西顾’，按照这个推测，天的头在西方。”天有没有头，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即使古人天文知识相对匮乏，也知道它没有答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问题，考的不是知识而是机智。如果秦宓说不知道，张温就算赢了；如果秦宓反问，张温可以回答说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那也赢了。这就是诡辩术，只是秦宓也深谙其道，他善于把无聊的问题当有聊来考证，一本正经地弄出个《诗经》的典故，你说不对，那就是挑战《诗经》。张温不服气，接着问：“那你说说天有耳朵吗？”他不信秦宓还能再从《诗经》里找出答案。结果还真让秦宓又找着了：“天有耳朵，《诗经》里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如果没有耳朵，怎么去听？”张温简直崩溃，还是继续追问道：“天有没有脚呢？”秦宓回答：“有。《诗经》里说‘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如果没有脚，怎么走路？”张温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姓？”看来张温已经被几个脑筋急转弯的回答给弄晕了，这个问题也太好回答了，秦宓张口就来：“有呀，天姓刘。”张温一下子没明白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知道的？”秦宓自豪地回答：“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也姓刘。”开始还只是娱乐，现在扯出政治了，如果不赶紧扳回一局，这个特使就太没面子了，张温也算是江东名嘴，急中生智道：“太阳是升于东边的吧？”张温的意思是，你说天姓刘，我看应该姓孙才对，因为太阳在我们孙吴那边。秦宓答道：“即使升起于东边，最后还是落于西边!”张温一点便宜没占到，整个论辩中，秦宓不假思索，张口即出，声音洪亮，张温深为敬服。张温回访后，诸葛亮趁热打铁，很快再派邓芝出访孙吴。孙权再见到邓芝，就以老朋友相待了，对邓芝十分欣赏，还给诸葛亮写信夸赞邓芝的才干。孙权和邓芝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后，邓芝在江州任职，孙权和邓芝还经常保持沟通，每次送给邓芝的礼物都很丰厚(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良好的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吴蜀之间的交往逐步密切。这一时期，双方互有使者往来，相比之下留下名字的使臣蜀汉比孙吴多，除邓芝外，还有丁宏、阴化、费袆等人。随着吴蜀之间使者往来的频繁，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在对蜀国事务方面，孙权很重视陆逊的意见。陆逊当时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兼任孙吴的荆州牧，驻扎在江陵，孙权每次有给后主刘禅以及诸葛亮的信，都先送到江陵让陆逊看，让陆逊把握轻重，如有不妥，就地修改后再送出。为了行事方便，孙权刻了一枚自己的印放在陆逊处，陆逊改完公文、书信重新盖印就行，不必再送往武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这显示出孙权对陆逊的无比信任，也提高了双方交往的时效。
第五章 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大军出征，聪明的做法是派别人去，成功了是政绩，万一失败也不损自己的威望。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诸葛亮根本未加思索，是他傻，还是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1.马谡的攻心计处理好与孙吴的关系，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闭关息民，蜀汉内外部的环境呈现出好的景象，先帝驾崩后的严峻时期总算过去了。诸葛亮抓紧时机，把征讨南中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谓成功，并不是占几处地方、杀几名叛乱首领那么简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南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没有轻易用兵，但眼下的局势又不能一拖再拖。后主建兴三年(225)二月，魏文帝曹丕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自己亲往召陵，开掘讨虏渠，做出讨伐孙吴的举动。魏吴之间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展开，诸葛亮认为机不可失，于是上表后主，决定立即集合大军进军南中。丞相府秘书长(长史)王连向诸葛亮进谏道：“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应当由丞相亲自讨伐，做这样的冒险之举(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诸葛亮明白王连的意思，此次进军南中情况复杂，打胜了还好说，如果打败了或者无功而返，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挫伤，必须考虑到这个风险。诸葛亮当然知道对他个人来讲这是件极其冒险的事，但是如果自己不亲自去，而是另派一个将领，取得全胜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于国家更为不利。不能因为避免让自己冒险而让整个国家去冒险，诸葛亮虽然知道王连的话很恳切，但仍然决定自己亲自南征。大军未发，王连却病逝了。诸葛亮一向看好并重点培养的人主要有张裔、杨洪、向朗、蒋琬、杨仪以及费袆、董允、马谡、邓芝等几位，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接替王连。张裔身兼军政两端，既了解自己的想法，又熟悉益州本地情况，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此时不宜调动；杨洪复任蜀郡太守，掌管成都的安危，地方一旦出现什么情况，还得靠他稳定局面，也不宜变动；蒋琬倒是合适的人才，但他刚刚由尚书郎升任丞相东曹掾，资历有点浅。与他们相比，费袆、董允、马谡、邓芝几位资历和威望更浅一些，担任丞相长史还不太合适。较为合适的人选只有杨仪和向朗，说起来诸葛亮更倾向于选杨仪，但是一来杨仪曾是被刘备亲自贬降过的人，二来孙权对杨仪有过负面评价，这些毕竟都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安排。最后，诸葛亮决定选时任步兵校尉向朗代理长史职务。诸葛亮同时任命杨仪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随同自己一起行动。杨仪已经在家赋闲好几年了，他的职务是弘农郡太守，弘农郡远在黄河边上，是曹魏的地盘，他这个太守只是个空衔。建兴三年(225)春天，后主诏准丞相诸葛亮率众南征，《诸葛亮集》附录中保存了诏书中的一部分内容，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来，后主赐给诸葛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副，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60人。钺、曲盖、羽葆、虎贲都属皇帝专用，曲盖、羽葆属于出行的车辆仪仗，虎贲是皇家警卫，而金钺不仅好看，而且象征皇帝的授权，比假节、持节级别更高，持此如皇帝本人亲临，可以任意诛杀大臣而不必事先请示。百官一直把诸葛亮送到郊外。《襄阳记》记载，送行的人回去后，还有一个人却没有走，而是一直跟着诸葛亮前行。诸葛亮知道此人一定有话想说，但也没问，继续走。一直走了数十里，倒是诸葛亮忍不住了，对此人说：“咱们在一块共事多年，希望你能多提些良谋妙策。”此人这才说道：“南中依仗险远，长期以来不服我朝，即使现在把它攻破，后面还会继续反叛。将来明公如果倾国家之力去对付强贼曹魏，他们知道我们后方空虚，叛乱会来得更快。如果把他们全部杀了以绝后患，那又不符合仁义，而且这也不是仓促间可以做到的事(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明公能让他们心服!”一番话正中诸葛亮下怀，此人提出心战为上的原则，正是诸葛亮这段时间考虑最多的事，为彻底解决南中问题，使蜀汉今后没有后顾之忧，不能一味用武，而应当攻心，让南中各部族从心底里愿意臣服。这个人就是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马谡，作为已故侍中马良的弟弟、“马氏五常”之一，马谡一直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认为他很有才干，对问题有独到见解，所以常常跟他一起交谈，《三国志》记载，他们有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马谡的建议进一步坚定了诸葛亮的想法，他于是在行军的路上起草颁布了一份《南中教》，作为此次南征的战略指导文件。《南中教》大部分已佚失，在《册府元龟》和《诸葛亮集》中只保留着几句话，这几句就是马谡说给他的原话：“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南中之战在建兴三年(225)夏天打响。对于这次重要的战役，《三国志》记述得非常简单，《三国志·后主传》只有51个字的记载，《诸葛亮传》中更是少到只有20个字，一向以翔实著称的裴松之注，也只有不到300字的记述。在其他各人的传记中，虽然也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都比较零星，难以看出这场重要战役的全貌。记述南中之战比较详细的唯有《华阳国志》，常璩写此书时距诸葛亮南征不到100年时间，他可以看到更多的材料，通过这部书能大致还原出南中之战的整个过程。综合《华阳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此次征讨南中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整个南征大军有10万人左右，不过推测一下，这个人数可能并非全部作战部队，还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在内。当时盘踞在南中的叛军大致分为三路：西路是所谓的夷王高定元，他据守在越嶲郡，是实力最大的一股；中路是叛乱中最活跃的雍闿，他占据着益州郡，被孙权任命为汉昌太守，但由于吕凯等人的死守，雍闿未能侵入汉昌郡，在益州郡与雍闿合盟的还有夷人首令孟获；东路是已经反叛的原牂牁郡太守朱褒，他的大本营是牂牁郡的治所且兰一带。在今天的金沙江和岷江汇合处有一座美丽的古城宜宾，三国时金沙江的名字叫泸水，宜宾叫僰道。诸葛亮率大军由成都出发来到僰道附近，再往前就是叛军控制的南中地区了。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僰道附近把大军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丞相府门下督马忠率领向西进军，直取牂牁郡的且兰，讨伐朱褒，是为东路军；第二路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由朱提郡向南直取益州郡，讨伐雍闿、孟获，是为中路军；第三路由自己亲自率领，由安上沿泸水南下，讨伐越嶲郡的高定元。庲降都督是蜀汉设置的官职，是管理南中地区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管理南中各郡，李恢被叛军围困，这段时间一直艰难地在南中一带坚持着，直到诸葛亮率大军到来。这里顺便说说蜀汉立国之后的行政机构设置。最早，益州作为东汉13个州之一，下面设12个郡国。蜀汉立国前后，随着机构的不断调整，郡国的数目大为增加，最多时达到了27个。在这种情况下，除益州外，蜀汉还先后设置了庲降都督、江州都督、永安都督、汉中都督等四个镇守边境的行政机构，从级别上说与益州相同，下面分别管辖着数目不等的郡国。汉中都督管的郡最少，只有汉中郡和以后设置的武都郡两个，永安都督是李严镇守永安后设置的，下面管着巴东郡以及后设的建平、固陵两个郡；江州都督下面管的是巴郡以及后设的黔安郡、涪陵郡；庲降都督下面所管理的郡较多，南中地区各郡都在它管辖范围内。第一任庲降都督是邓方，他已经去世了。李恢是第二任庲降都督，由刘备亲自任命，刘备还命他兼任交州刺史，当然也只是遥领，此时交州已成为孙吴的地盘。李恢平时驻扎在平夷县，即今贵州省毕节。诸葛亮任命原犍为郡太守王士为益州郡太守，协助李恢行动。三路叛军中，高定元实力最强，所以诸葛亮亲自征讨，他还任命了一个叫龚禄的人为越嶲郡太守，随自己一同行动。
2.深入不毛之地三路大军分头行动，先说西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的这一支。西路大军的对手是高定元，越嶲郡是他的老巢，在越嶲郡的后面是永昌郡，目前也在高定元的控制范围内。越嶲郡的范围相当于今四川省的西南部，郡治邛都，即今天的四川省西昌。永昌郡的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和缅甸的一小部，郡治不韦，即今云南省保安。现在从成都去西昌，最便捷的路线是走京昆高速和108国道，距离有500多公里，车开得快点，一上午也就到了。而三国时由成都去西昌，必须走旄牛道。这条道路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开通，秦时在邛崃山设有邛笮关，由此往西翻过飞越岭，下大渡河，渡河向西，过雪门坎，进入大雪山西边的旄牛，此地在今四川省汉源一带。这是当年通往西南最重要的商路，商品主要有布帛、铁器输出和土特产输入等。这条古道的走向基本上是由今四川省西昌直接北上，一直通达成都。这条道路翻山过河，十分难行，高定元占据越嶲郡以后，便将这条道路毁坏，现在要去邛都，没办法再走这条路。西路军选择的是水路，由僰道沿泸水南下，过安上，再往下，就到了泸水上的一条支流卑水。卑水今称美姑河，自西向东注入金沙江。诸葛亮率大军到达卑水后，没有急于进兵，在这里原地集结休整。高定元听说诸葛亮亲自前来，十分紧张，他控制的地盘很大，但这也成了他的包袱，为了集中兵力，他把人马从永昌郡全部撤至越嶲郡，分兵把守在旄牛、定筰、卑水等几处要地，修建了许多防御营垒。旄牛的位置在越嶲郡的北部，这里并没有蜀汉大军，高定元为何在此布下重兵防守？因为他并不清楚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旄牛是他的北大门，他必须防守。盐井是高定元的命根子，它们分布于越嶲郡各处，高定元四处设营垒，也与保卫这些盐井有关，所以他不断地集结人马，做好防止敌人进攻的准备，这正中了诸葛亮的下怀。夷人善野战，不善守城，像高定元这个弄法，形同寻死。正确的做法是放弃各战略要地，分散到大山之中，蜀汉军队可以占领越嶲、永昌两郡，但其主力不敢在此停留太久，主力一撤，再出来作战。所以，诸葛亮不担心敌人聚集在一块，担心的是敌人过于分散。大概高定元被下面的人捧为所谓的夷王，心理比较膨胀，敌进我退的事觉得没面子，还想峙险固守搏上一把吧。看到敌兵的部署，诸葛亮决定在卑水按兵不动，敌人完成集结后，来个一锅端。蜀军不动，高定元沉不住气了。他的本意是拼死一战，是胜是败赌上一把，现在人家不理你，就好比好斗的拳手上了拳台，又喊又叫又蹦，但对手始终没出现，自己的体力和士气先耗掉了不少。高定元自忖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于是派人向他东面的雍闿、孟获求援。雍闿在益州郡日子也不好过，蜀汉的中路大军已向他逼近，眼看也是朝不保夕，高定元曾经给过他不少帮助，他平时一向尊重甚至服从高定元，但现在这个局面，让他犹豫不决起来。不见雍闿的援军，高定元十分生气，逐渐与雍闿生隙。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随同李恢行动的益州郡太守王士前往雍闿处，对雍闿进行策反。王士的策反工作有了积极进展，但这时高定元也察觉了雍闿将要生变，于是派部曲袭杀雍闿，同时遇害的还有王士。还有一种说法，雍闿增援了高定元，他从益州郡发兵想去越嶲郡，但诸葛亮已派兵沿泸水一线进行布防，雍闿未能通过，只得退回益州郡，结果又被蜀军打败，逃到了高定元那里，高定元的手下们对雍闿很不满，认为他没尽力，结果把他杀了。不管怎么说，雍闿一死，高定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援，如果是高定元主动突袭的益州郡，那他的兵力势必也有所分散，诸葛亮认为发起攻击的时机到了。诸葛亮下令由卑水进兵，直取高定元的老巢邛都。此战没有悬念，一方是装备优良、准备充分、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一方是由各少数部族拼凑起来的不大听从调令的乌合之众(以装备坚实节制之师，对乌合蛮夷无节制之众)，蜀军很快占领了邛都，俘获了高定元的妻子儿女，高定元仅以身免。后面的事《华阳国志》也没有记载了，幸好《诸葛亮集》中保存有《南征表》一文，交代了高定元的下落。这是此战结束后诸葛亮向后主呈报的战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诸葛亮觉得高定元已经道穷计尽，他应该俯首投降求得一条生路，但是高定元仍不知死活，又纠合起二千余人，杀人结盟，准备死战到底，结果高定元被阵斩。至此，西路军圆满完成了任务，收复了越嶲、永昌二郡。东路军在马忠的率领下进展也很顺利，马忠很快击杀了朱褒，占领了牂牁郡。诸葛亮任命马忠为牂牁郡太守，招纳叛降，抚恤民众，恢复那里的秩序。史载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忿怒不形于色，处事果断，恩威并立，牂牁郡一带的少数部族既害怕他又尊重他。马忠担任牂牁郡太守五年，在南中地区树立了较高的威望。马忠死后，南中少数部族首领自行前去吊丧，流涕尽哀，并给他在南中地区立庙。三路大军之中，只有中军路的进展不太顺利。王士策反失败，雍闿被杀，孟获成为益州郡少数部族的首领。对孟获其人，正史记载很少，《三国志》从来没有提过他，只有《汉晋春秋》简单地提到了他这个人，说他在南中很有威望，夷人汉人对他都很敬重。推测起来，他应该出自益州郡的大姓，在当地很有势力，所以雍闿要与他合作。两汉治南中，郡守多由上面派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这些人来到这里，并没有扎根的打算，干个三年五载就回去，诸事全托付仰仗给本地大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上面来的人不通当地语言，也只能由大姓们从中沟通，所以大姓们在南中势力很大。当朝廷强势时，对南中掌控力量强，大姓们也都比较顺从，一旦朝廷力量衰弱，这些大姓便趁机而起，左右地方，雍闿、孟获、朱褒都是这样的人。孟获的号召力看来很强，他接手后，叛军的势力不降反升。李恢兵力有限，一度被孟获的叛军包围在今天的滇池附近，与诸葛亮失去了联系。此时叛军数倍于李恢，为了打破困局，李恢骗叛军道：“粮食吃完了，打算退回去，我离开乡里已有很长时间，现在才回来，不想再去朝廷效力了，想回来与你们共同对付朝廷，这都是真心话(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李恢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建宁郡，也属南中地区。李恢这封信其实是诈降信，表示愿意投降叛军。叛军相信了，放松了围城，李恢趁势出击，摆脱了包围，之后集结力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控制区南到槃江，东到牂牁郡，使三路大军连成一片。高定元死了，雍闿死了，朱褒死了，南中叛乱的几个重要首领都死了，只用了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胜利来得比预想的快，诸葛亮决定抓住机会，向最后的叛军发起总攻。建兴三年(225)五月，诸葛亮率部由邛都等地出发，越过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一个叫三疑的地方渡过泸水，经过青岭，进入益州郡，与中路军李恢部会合，对孟获展开围歼，这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五月渡泸”的由来。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一来泸水两岸山势陡峭，崎岖难行，蜀军经过处多是无人区；二来是季节，农历五月天气很热了，在亚热带丛林里行军，可不是一件好差事。据《南夷志》记载，泸水一带一年四季气温都偏高，即使是冬天，爬山路的人都会热得脱掉衣服浑身流汗。更为可怕的是，泸水一带还多瘴气，闻到这种有毒气体，严重时人就会死。《后汉书》曾有记载，不幸染上瘴气的，十人之中四五个人得死。热带和亚热带原始森林中，植物腐烂或无人处理的动物尸体在气温过高的情况下会产生毒气，被称为瘴气，两广地区瘴气最盛，其中广西又被称为瘴乡。根据有关描述，瘴气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有形，一种无形。有形状如云霞，或如浓雾。无形的如腥风四射，有时则异香袭人。还有一种，初时见丛林灌林之中灿灿泛金光，忽然从半空坠落，小的如弹丸，大的如车轮，非虹非霞，五色遍野，香气逼人。人闻到这种气味立刻就会有不良反应，严重时会立即发作，直至夺人性命。山里居民对付瘴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晓起行路，行前饱食，或者饮几杯酒，以抵抗瘴气。夏天再热，挥汗如雨，也别解开衣衫取凉，夜里睡觉要密闭门户，以防瘴气入侵。有一个传说，诸葛亮率大军过泸水时遇到瘴气，这种瘴气正是四五月份最盛，当地人建议需要拿人头祭祀才能免瘴气之困，过去都是杀一些蛮人俘虏活祭，诸葛亮不肯，命人用面团裹上肉陷做成人头状代替人头祭祀，这种东西后来便流传了下来，由于它代替的是蛮人的头，所以称蛮头，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馒头。这个传说在史书上没有记录，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但流传这样的故事本身反映出诸葛亮南征是在遭遇瘴气等极艰苦条件下进行的。诸葛亮指挥各路大军将孟获所部围困于南盘江上游一带，将孟获擒获。据《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抓住了孟获，请他参观军营，问他：“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答道：“前面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赐观营阵，也不过如此，如要再战定可轻易取胜!”诸葛亮笑了笑，把孟获放了，让他再战，共计七次释放又抓住七次，最后诸葛亮又把孟获抓住，再放他，孟获不走了，说：“明公有天威，南人不再反叛了!”这就是“七擒七纵”典故的由来，诸葛亮按照心战为上的作战方针，为了让孟获等南人心服口服，不惜一再释放被俘的孟获，直到他不愿意再打了为止。记录下这件事的还有《华阳国志》，二者的内容没有太大不同，只是与《华阳国志》对照，《汉晋春秋》在关键之处有意无意地少了几个重要的字。前面的情节《华阳国志》的记载与《汉晋春秋》一样，诸葛亮让孟获参观了蜀军的兵营，问他感觉怎么样，孟获答道：“可惜对你们情况不够了解，才让明公如此容易取胜(恨不相知，公易胜耳)。”《华阳国志》这时分析说，诸葛亮当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北方(方务在北)，担心南中容易叛乱，所以想到敌人如果有不轨的想法就让他们都使出来(宜穷其诈)，于是赦免孟获，让他聚集人马再战，就这样总共七次俘虏又七次赦免，孟获等人最终心服，参与叛乱的夷、汉各族都愿意真心归顺。诸葛亮最后再问孟获，孟获的回答也差不多：“明公真有天威啊，今后边民再也不为恶了!”《汉晋春秋》没有讲诸葛亮“七纵七擒”的动机是什么，《华阳国志》说是“宜穷其诈”，按照这个理解，与心战的指导思想并不一致，因为《汉晋春秋》的意思是诸葛亮之所以释放孟获，是担心没有全部歼灭叛军，故意让他去纠集残部再来交战，偏偏遇上孟获这个死心眼儿，配合得很好，居然前后七次集结又被全歼，按照这个进度，估计孟获最后也找不来什么人了，只得投降。《华阳国志》作于西晋，《汉晋春秋》作于东晋，二者对这件事的叙述有高度的相似性，部分语句都一样，说明《汉晋春秋》是抄录《华阳国志》。《汉晋春秋》一向力挺蜀汉，也格外尊崇诸葛亮，大概认为《华阳国志》那么写不利于突出心战在南中战役中的突出位置，使诸葛亮身上多了一些权谋设计，少了一些仁义，不够圆满，于是省略。由于《三国志》没有记录这件事，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所以有人认为所谓“七纵七擒”是《华阳国志》杜撰的，并没有这件事，有人甚至认为连孟获这个人都不存在。清人编著的《通鉴辑览》一书对此有过议论，它认为军事行动岂能是儿戏，当时诸葛亮也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去做这样的游戏，他此时考虑的应该是尽早定南中，好准备下面的北伐。与南中相比，北伐才是诸葛亮更关心的大业，诸葛亮不会只是为了让夷人心服就在此无限期地耽误时日。这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有的近现代学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强调“七纵七擒”属民间故事的范畴，不是正史。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仅把该事件当成民间故事、传说是不够的，《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的史料价值不必说，一向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照录了其中的内容，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时，对裴松之注引的很多史料都未予采纳，对这件事反而采纳了，因为他认为完全确切。清代著作《滇云纪略》不仅确信“七纵七擒”的真实性，而且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归纳出七擒孟获的地点：一擒于白崖，二擒于豪猪洞，三擒于佛光塞，四擒于治渠山，五擒于爱甸，六擒于怒江边，七擒于蟠蛇谷。《滇云纪略》所言或许有传说的成分，因为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关的故事在云南、广西一带广为流传，有很多传说属于后人的附会，但这么多传说故事的出现也反映出事件本身不会子虚乌有。当然，把孟获这样的部族首领放七次再抓七次，的确有儿戏的嫌疑，不仅动机方面不好理解，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操作上的复杂性。放一次、纠合人马、进行准备、发起进攻、交战、被抓、再被放，这一套流程下来最快也得个把月吧？实际上，一个月能完成一回那已是相当快了，不可能今天被释放，明天就领三五十个人原路杀回，除非孟获有意恶搞，或者精神已经失常，否则一捉一放的时间不会太短。而且每次捉与放的地点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按照《滇云纪略》的说法，每次其实都不一样，而且跨度相当大，看起来有眼花缭乱之感，不说认真组织实施战役，就是去这几个地方徒步旅游一遍，没有一年半载也不好完成。总之，捉七次再放七次，如果主角都是诸葛亮和孟获，而整个流程都是单线程的，没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诸葛亮即使不忙，时间很充裕，他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十万大军要吃要喝要后勤保障，得耗费多少钱？诸葛亮不会不算这些账。其实，换一种思路看，当年诸葛亮的确释放过孟获，孟获也的确再次打上门来，只是诸葛亮把他本人抓了又放的未必真有七次，所谓七次，会不会是把孟获领导的其他各支叛军加上计算出来的呢？七擒是存在的，但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否则就难以说通。可能的解释就是，每次擒住的不一定都是孟获，而是“孟获集团”里的人，是把他手下的其他主要头目也都算进去了。
3.确保长治久安不管怎么说，叛乱基本平息，南中恢复了平静。大军撤走之后南中如何治理，如何才能保证南中的长治久安，这是诸葛亮考虑最多的问题。攻城容易，攻心很难，虽然开局良好，但如果后面的工作没做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治本，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诸葛亮推出的第一项政策是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南中地区之前主要由四个郡构成，即益州郡、越嶲郡、牂牁郡和永昌郡，这几个郡地盘都很大，一个郡相当于内地数郡，不便于管理，也容易导致郡太守权力过大。根据新的调整方案，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郡、牂牁郡的一部新设兴古郡，又分建宁郡、越嶲郡、永昌郡的一部新设云南郡，同时把朱提郡也纳入南中行政管辖范围。这样，南中四郡就变成了七郡。随着郡数目的增加，县的数目也大为增加，能考证出来的，有朱提郡新设的南昌县，越嶲郡新设的安上、马湖县，建宁郡新设的修云、新定、存邑、冷邱县，永昌郡新设的永寿、雍乡、南涪县，牂牁郡新设的广谈县，兴古郡新设的汉兴县，至少新增加了12个县。郡县数目的增加，使行政管理进一步细化，统治基础进一步增强。南中七郡仍由庲降都督进行管理，行政上与益州同一级别。原庲降都督李恢在此次平叛中表现出色，加上他又是南中本地人，更容易为南中夷汉两族所接受，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庲降都督一职，把都督治所移至建宁郡味县，即今云南省曲靖。味县正好处在七郡的中央，便于同各郡联络。李恢除担任庲降都督外，还兼任建宁郡太守，并仍遥领交州刺史。云南郡太守由吕凯担任，在南中平叛之前吕凯已担任太守，一直坚持在南中，为此次平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牂牁郡太守已任命了马忠，他率所部是此次南中平叛三路大军之一，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诸葛亮干脆把他从丞相府调过来，留在南中，协助李恢做好南中的治理。永昌郡太守任命的是王伉，他原是吕凯的下属，协助吕凯坚守南中，也建立了功勋。越嶲郡太守之前任命的是龚禄，已经战死，加上朱提郡、兴古郡，这三个郡的太守是谁无法考证，推测起来，诸葛亮任用的可能是当地汉人大姓或夷人首领。据《汉晋春秋》记载，南中平定后，诸葛亮任用了很多夷人首领，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么做，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由朝廷派人来担任。诸葛亮说：“如果留外人，就得留下军队。留下军队，军粮供应就困难，这是一不易；夷人新破，父兄死丧，留外人如果不留下足够的军队，必然酿成祸患，这是二不易；夷人过去多有叛杀朝廷官员之举，内心里感到罪责深重，如果留下外人，难以做到互相信任，这是三不易。”诸葛亮认为：“现在我不想在这里留兵，也不给这里运送粮食，让这里的政法纲纪大致确定下来，夷、汉两族大体相安无事就行。”所以，除留下李恢、马忠、吕凯、王伉等几名主要官员外，其余的郡县以及其下面的官员都使用了本地人。当然，诸葛亮所说的不留兵，并非一兵一卒都不留，而是不留下主力部队。根据南中当时的形势，如果采取一味弹压的政策，留下再多人马也没用，所以必须改变治理策略。两汉的少数民族政策容易走极端，力有不逮时就和亲，一旦强大就清剿。到了汉末，曹魏和孙吴也面临着如何治理少数部族的问题，他们似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曹操征乌桓、夏侯渊伐西氐、司马懿平辽东以及孙权对付山越，几次比较大的战事以杀伐为主调，死伤无数，经过杀戮有些地方几乎人口绝迹。但是，军事上的强势手段并未换来长治久安的局面，一味用强只能使各族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在此次南中之战前，诸葛亮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南中能左右局势的有两种人，一是汉人中的所谓大姓，二是所谓的夷王、夷帅，即少数部族的首领。汉人中的大姓主要有五个，分别是雍、娄、爨、孟、毛，雍闿、孟获就出自他们中间。诸葛亮任用他们中的一些有影响、有能力的人担任各级官职，同时把其中的上层分子还带到成都去做官，据《华阳国志》记载，孟获投降后，被任命为朝廷的御史中丞，孟获的族人孟琰被任命为辅汉将军，以后还担任过虎步监，多次参加诸葛亮主持的北伐。爨姓中的代表人物是爨习，他也到了朝廷做官，官至领军将军。据《方舆纪要》《述异录》等书记载，诸葛亮大胆任用少数民族中的夷王、夷帅，只要他们服从朝廷，不闹事，就承认他们在本部族的权力。如夷人首领龙佑那被拜封为酋长，并赐姓张，牂牁郡的夷人首领火济协助朝廷军队攻打孟获，因功被拜封为罗甸国王，为了让这些部族首领们安心，诸葛亮还给他们颁发了铁券，承诺世代相袭，永不改变。夷人多信巫鬼，好盟誓，诸葛亮就按照当地风俗和他们搞好关系。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和夷人首领也举行过诅咒发誓的仪式，在一部叫《庆府县志》的地方志中，还记载着该地武侯祠内曾保存过一通“诸葛亮武侯南征誓蛮碑”，印证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华阳国志》还记载，为了使这些部族的人懂得礼教、纲常，诸葛亮还让人画了很多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反映原始的宇宙观和上下尊卑，再画神龙、牛、马，反映这些部族流传着的神话故事，以示尊重他们的祖先，最后画郡县官员巡视出行以及部族牵牛担酒携宝进贡，让大家明白接受统治和纳赋进贡的道理。诸葛亮把这些画谱赠送给夷王、夷帅们，他们都接受并认真遵守。这件事情说明，为了民族团结、南中和睦，诸葛亮想得很细，做得很扎实，可谓呕心沥血。诸葛亮治理南中还有一项重大政策，就是推行部曲制征兵，组建了无当飞军。部曲制是战时和平时相结合的募兵形式，部曲的首领既是军事长官，又是部落首领，农户们平时为他耕作，抽调其中的青壮年组成类似于家兵的军事组织，战时在首领带领下打仗。这种形式世代相袭，部曲子承父业，在血缘的纽带下这种组织形式能保持很强的凝聚力。部曲制募兵做得最成功的是孙吴，他们的士卒会一直跟随某一位固定的将领，他们的子孙从军后也继续沿袭，而后方的家属也会组织起来集中生活生产，这使得他们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很少有投降叛变的。诸葛亮认为南中各部族民风一向剽悍，战士个个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结合他们的特点正好可以推行部曲制，于是以五大姓为基础，征调一万余家迁往蜀中，从其中抽出青壮年组建一支人马，一姓一部，分成五部，史称这支军队在作战中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号为飞军，也被称为无当飞军。汉末三国时代有几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如曹魏的虎豹骑，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手下的陷阵营，能与它们并列的，还有这支无当飞军。诸葛亮为无当飞军挑选的指挥官是王平，之前说过他最早是曹操的部将，在汉中之战中投降了刘备。根据史料记载，无当飞军人人披铁甲，擅长山地作战，善使弓弩和毒箭，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均屡立战功，直到蜀汉灭亡这支队伍才消失。诸葛亮组建无当飞军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来为蜀汉增添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二来稳定了后方。当时南中一带人口本来就稀少，像牂牁郡只有两万户，建宁郡只有一万户，朱提郡才八千户，兴古郡多一些，也只有四万户，一次把能征惯战的一万户移民，使这里的地方实力派们基本上没有力量再挑战蜀汉政权了。除此之外，诸葛亮还注意发展生产，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在南中地区推行从成都平原传过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当时南中一带还是刀耕火种，诸葛亮命人引进牛耕，使生产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得到解脱，受到热烈欢迎。水利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最有效手段，诸葛亮注意在南中一带有条件的地方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在云南省保安一带，至今还有三个能灌溉的叫诸葛堰的水利工程，传说都是当时修建的。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在南征期间诸葛亮从未到过保安，诸葛堰是后人附会的，不是那时所修。其实未必，诸葛亮虽然没有亲自来过保安，但他下令修建是完全可能的，后人为纪念他，一样可以称之为诸葛堰。诸葛亮把盐铁官营的政策也在南中进行推广，他把这里的盐井和铁矿山收归官有，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统一管理经营。除盐铁外，铜、锡、黄金、丹漆、阑干细布等南中的土特产也大量输往成都，永昌郡所产的一种橦花布销往成都后还很受欢迎，这些都繁荣了地方经济。诸葛亮大力推行以和抚为基调的民族政策，在南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国志》称，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中地区再也不敢反叛(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叛)。当然，也有人指出，《三国志》的说法有些绝对，因为诸葛亮率大军撤出南中后不久，南中地区又先后发生过几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叛乱，虽然在马忠、张嶷等人主持下叛乱很快得到了平息，但不能说诸葛亮去世前南中一派平静。这其实是认识标准的不同，诸葛亮自己说过，和抚南中能做到的只是“粗安”，不可能一劳永逸，各民族间积累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能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化解，个别地方再发生叛乱是难免的事。只不过，与南征前的局面相比，那种大规模、成片连郡的叛乱没有了，整个南中都被叛军所占领的局面也不可能再出现了，这也就达到了“粗安”的目的，也就是《三国志》所说“南方不敢复叛”的意思。建兴三年(225)十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回到了成都，算起来整个南征用时不到一年，诸葛亮果断决策、正确指挥，以霹雳手段迅速解决了南中问题，尤其是推行了和抚的治理政策，保持了南中总体上的长期稳定，历来受到高度称赞。诸葛亮在南中各族中也享有很高威望，有许多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至今仍然在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流传。如傣族人说他们房子大殿的屋顶是依照诸葛亮帽子的式样设计的，佤族说他们的祖先会盖房子、编竹筐，都是诸葛亮教的，种水稻的种子也是诸葛亮给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广泛使用铜鼓作为乐器，有不少地方都把铜鼓称为诸葛鼓。更为有趣的是，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到傈僳族那里传教，发现当地人更信奉诸葛亮，为了让大家信奉基督，传教士编造说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孔明，小儿子叫耶稣，过去由大儿子管事，现在由小儿子接替了。
4.孟达的心事建兴三年(225)十二月，诸葛亮率大军由南中回师。走到朱提郡下属的汉阳县时，有一个人神秘人物已在此等候他多时，这个人名字叫李鸿。据《三国志》讲，李鸿是魏国的降人，刚从新城郡来。新城郡是曹魏新设的一个郡，是由原来的上庸、西城、房陵三郡合并而成。提到新城郡，诸葛亮心里一动，马上安排接见李鸿，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费诗和蒋琬。蒋琬是以丞相府东曹掾的身份随军南征的，费诗之前因为劝阻刘备称帝被贬为永昌郡从事。费诗的老家就在南中北面的犍为郡，诸葛亮此次南征，专门把费诗找来跟随自己左右，正在考虑重新起用他。李鸿的其他事迹不清楚，不知道他原来在曹魏担任什么官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脱离曹魏来到蜀汉的。李鸿见到诸葛亮，说：“最近我在新城郡，见到王冲了。”王冲是益州广汉郡人，李严的老部下，以前的职务是牙门将军，也算是蜀汉的高级将领。李严此时已兼任着蜀汉四大都督区之一的江州都督，他平时最不喜欢王冲，王冲心里紧张，就投降了曹魏，被曹魏任命为乐陵郡太守。诸葛亮问：“王冲都说了些什么？”李鸿答道：“王冲说孟达投降魏国后，您特别愤恨，一定要诛杀孟达的妻子儿女，最后先主不听，所以没有那么做。王冲说完，孟达不相信。”王冲的说法也不奇怪，孟达曾杀了曹魏任命的房陵郡太守蒯祺，那是诸葛亮的大姐夫，所以有人猜测诸葛亮对孟达格外不满。诸葛亮问李鸿：“孟达也在场吗？”李鸿答道：“对，孟达也在场，但孟达根本不信王冲的话，他说您很了解他投降曹魏的前因后果，决不会像王冲说的那样。孟达一点儿都不相信王冲说的话，可以看出他非常敬慕您，只是再也回不到蜀汉了。”李鸿下去后，诸葛亮陷入深思，他对蒋琬和费诗说：“回到成都之后，应当给孟达写封信。”孟达字子度，从诸葛亮的口气看他提起孟达仍十分亲切。费诗说：“孟达是个小人，先前侍奉刘璋就不忠诚，后来又背叛先主，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还值得给他写信吗？”诸葛亮听完，沉默不语。回到成都，诸葛亮首先拜见后主，汇报了此次南征的详细过程，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在忙这些事的同时，他立即让人搜集曹魏方面的情况，尤其关注新城郡最近有无什么异常。李鸿当面向他报告的这个重要情况，说明孟达对蜀汉仍然挂念着，这一方面可能出于他的本性，当年投降曹魏确实有不得已之处，而且妻子儿女仍在益州，这些都会让孟达无法释怀。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孟达此时心里起了波动，他在曹魏根基不稳，如果受到某种猜忌，心里也会产生不安，也会流露出思念蜀汉的情绪。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机会。各方面的情况很快汇总过来，进一步证实了诸葛亮的推测。孟达投降曹魏后深得魏文帝曹丕的信任，让他重新回到原驻地，并将上庸三郡合为新城郡，继续让孟达当太守，把曹魏整个西南方的防卫重任都交给了他。但是，反对孟达的声音也一直未曾停止，大家认为曹丕待孟达过于亲热，不应该委孟达以重任。反对的理由其实很充分，孟达这个人原则性差，之前已经有过两次改换门庭的记录，这种人往往不可信。现在公司选人，有经验的人事经理拿到求职者的履历表先看的不是学历，不是籍贯，也不是社会背景什么的，看的是工作经历，你跳过几次槽，换过几个老板，每次间隔多久，这些信息，不仅反映出你的个性，也折射出你的优缺点，对于那些短时期内频繁跳槽的人，本事再大，用人单位也会谨慎录用。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孟达就是这样的人。之前有个吕布，改换门庭的速度之快可以创造纪录，被称为反复小人。曹魏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接受孟达的投降，但不应该再委以重任，比如可以把他征召到洛阳来，放在眼皮底下多考察考察总没错吧？但魏文帝对孟达确实有好感，跟他言谈甚为投机，不仅在洛阳亲自召见了孟达，外出时还让孟达与自己同乘一车，信赖无以复加。据《魏略》记载，当时质疑孟达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曹丕听后坚定地说：“我敢担保孟达没有问题。”曹丕亲自出面作保的恐怕只有孟达一个人。能迅速把老板搞定，这样的人一定不简单，光有智商是不够的，情商必须很发达，孟达看来就是智商、情商兼而有之且商值都特别高的人，他不仅迅速跟魏文帝拉近了距离，而且很注意结交曹魏朝中的实权派。据《魏略》说，在洛阳那段有限的时间里，孟达结交到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曾任尚书令的桓阶，另一个是时任征南大将军夏侯尚。桓阶在曹魏阵营里名气不是特别大，但他资历相当老，他是魏文帝任命的首任尚书令，那时候陈群和司马懿都是他的副手，可见此人在魏文帝心中的分量。夏侯尚更不用说，是曹丕的发小、铁哥们，和曹魏实权人物司马懿还是亲家，此时担任曹魏的南方军区司令(征南大将军)一职，正好管着新城郡，是孟达的直接领导。应该说孟达很聪明，也很有本事，他获得了魏文帝的信任，在朝中又有坚强的后援，地位是稳固的，前景似乎也不错。可是，孟达也感到了不安，他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坐镇西南看似风光，但也时时招来嫉妒和猜疑，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平时尽可能低调，做事很谨慎，不敢出半点差错。但是，最近孟达的不安在不断加剧，因为他赖以为依靠的两个好朋友桓阶和夏侯尚突然先后因病死了，孟达感到自己失去了倚靠。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诸葛亮给孟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在汉阳县正好遇到了李鸿，从他那里知道了你的一些情况，你的感叹表明你仍心存大志，说明你不是只图虚名、只知道背主叛国的那种人(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孟君啊(呜呼孟子)，过去都是因为刘封侵犯了你，损伤了先主的待士之义。另外，王冲编造谎言，而你却能明了我的心迹(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被王冲的谎言所惑，我重温你说过的那些话，想起往日的友谊，不禁依依东望，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诸葛亮在信中再三表明当年孟达反叛全是受刘封欺凌的结果，现在刘封被杀了，先帝也不在了，别有什么顾虑了，还是回来吧!信送去之后，诸葛亮又派人去永安，向李严说明情况，请李严也给孟达写信相劝。李严和孟达都是刘璋时期的旧人，二人相互了解。李严按照诸葛亮的要求给孟达写了信，信的全文已不可知，只保留有几句话：“我和孔明都受托孤之重，深感责任重大，常常思念有良才相助(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信写得情真意切，意思也只有一个，劝孟达回归。
5.上表出征诸葛亮和李严的信被秘密送到新城郡，孟达接信后沉思良久。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更让孟达心惊肉跳的噩耗，魏文帝曹丕驾崩了，他最后的靠山也倒了。曹丕死于曹魏黄初七年、蜀汉建兴四年(226)五月，时年40岁，随后其23岁的儿子曹睿即皇帝位，是为魏明帝，本年曹魏遵制仍用黄初的年号，次年改元为太和。曹丕临终前指定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为托孤大臣。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蜀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策可以归纳为三项要点，一是率益州方面的主力由汉中出关中(将益州之众出秦川)；二是率荆州方面主力北上直捣宛县、洛阳(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三是等待曹魏内部出现问题(待天下有变)。诸葛亮认为，这三项条件同时具备，霸业一定可成，汉室一定可兴。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暂时无法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大业不能成功，只是增加了成功的困难而已。在这三个条件中，诸葛亮其实更看重第三条，也就是曹魏内部发生变化。所谓发生变化，可以是曹魏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叛乱，或者发生了宫廷政变，那时可以趁乱出击，自然事半功倍。当然，这样的机遇可遇不可求，曹操、曹丕父子在治政和驭人方面很有手段和手腕，发生大规模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很小。南征归来后，诸葛亮一刻都不敢停歇，已经着手准备后面的军事行动。曹魏国丧，诸葛亮认定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抓住。经过准备，建兴五年(227)初，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于是上表后主刘禅，决定出兵。这份奏表，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全文不到700字，内容却很丰富，写得深沉、诚挚、亲切而流畅，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也是诸葛亮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集中表达，深受后世推崇。这篇不太长的奏表从内容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北伐的动机和意义，诸葛亮写道：“先帝开创的事业还没进行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就数蜀汉民力最为困乏，实在到了形势危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片刻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生忘死作战，都是在追怀先帝对大家的恩遇，想要报答于陛下啊!”诸葛亮首先提出，北伐是先帝的遗志，是先帝未竟的事业，必须坚决完成，无论文臣武将，大家都应该有这个决心和意志。第二部分，针对后主年轻、主政经验可能不足而提出一些劝谏，对自己率军离开成都后的一些具体事项进行必要的安排：“陛下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的美德，振奋鼓舞仁人志士们的勇气，不要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忠臣劝谏的道路。”“宫里、丞相府里本是一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执行不同的标准，有做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袆、董允等，都是品德良善诚实、志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才选拔出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去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成效。将军向宠性情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先帝在时称赞他很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好的坏的各得其所。”诸葛亮特意谈到了宫中和府中，这是当时无法回避的话题，诸葛亮主政后，丞相府成为管理政务、军务的日常机构，难免会有人私下里有所议论，诸葛亮对此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正面提出如何处理好宫中、府中的关系，特别提出二者必须保持一致。在人事问题上，诸葛亮特别向后主推荐了几个人，政务方面的郭攸之、费袆、董允，军务方面的向宠，在自己离开成都期间，诸葛亮叮嘱后主遇到问题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费袆、董允、向宠之前都已提到过，只有郭攸之还比较陌生。郭攸之字演长，荆州南阳郡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当时，历任黄门侍郎、侍中。第三部分，诸葛亮请后主要亲贤远佞，他写道：“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后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桓帝、灵帝莫不痛心遗憾。”“侍中郭攸之、费袆，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人都坚贞可靠，能以死报国，愿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兴盛，时间就不远了。”张裔和蒋琬是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人才，目前已挑起了大梁，陈震是随刘备入蜀的旧人，之前担任汶山郡、犍为郡太守，不久前刚被调任为尚书。他们三个，加上前面提到的郭攸之、费袆，诸葛亮告诉后主这几个人都是十分可靠的，都是贤臣。第四部分，诸葛亮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表达出誓将先主遗志完成的决心：“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耕田，在乱世里只求保全性命，不求被诸侯们知道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出身低微、见识短浅，而是自降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看望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我深为感激，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间我受到委任(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今已21年了。”这段话正面提到了两个争议性问题，一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二是刘备有没有三顾茅庐。作为当事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至于其中的复杂性，前面已分别作过分析。回顾完这些事，诸葛亮接着说：“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担忧兴叹，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里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充足，应当勉励三军，北伐中原，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还旧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心于陛下的事。至于面对问题制定适当措施，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袆、董允他们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的任务交给我，如果不成功，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告慰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袆、董允等人的怠慢，公布他们的罪责。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好道理，明察和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遗愿，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正当离朝远征，面对着奏章我已眼泪滴落，不知道说了什么(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封奏表最早由《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收录进《诸葛亮集》，当时的题目叫《北出》，南梁萧统编《文选》，搜集了截至当时所有最著名、最优美的文章，他也把此表收录其中，改名为《出师表》。谁都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曹魏最强，蜀汉最弱，诸葛亮甘愿承担风险，坚持劳师远征，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是无法办到的。诸葛亮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对刘备遗志的继承，为完成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劳，一往无前，这是最受后世推崇的地方。作为托孤大臣，诸葛亮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除了立志北伐、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外，他还不避闲言，用了大量篇幅对后主进行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矫饰，没有虚伪，读来忠心可鉴。在只有六百多字的有限篇幅里，诸葛亮先后13次提到“先帝”，7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大业，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典故，所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平实中见忠贞，平淡中见真情。这同时也是一篇上乘的散文佳作，为表达忠贞、坚定的思想，诸葛亮用了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语言凝练，一气呵成，充满气势，文中有不少词汇经诸葛亮提炼成为成语，比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等，几百字的一篇小文章，产生出这么多被后世广泛使用的成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与之相比了，可谓字字珠玑。后人对《出师表》推崇备至，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最推崇的当数宋代的两个人。一个是名将岳飞，他以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精神为动力，毕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据说由他亲手书写的《出师表》至今仍然能看得到。另一个是宋代诗人陆游，他每读一次《出师表》都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一生中先后写出了“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出师一表千载无”“一表何人继出师”“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等诗句。
6.李严劝九锡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提到的两个人的职务已发生了变动，一个是张裔，说他已任丞相秘书长(长史)；另一个是董允，说他已任侍中。他们职务的变动，是诸葛亮特意为做好留守成都而安排的。之前的丞相长史是王连，诸葛亮南征之前王连不幸因病去世了，当时由步兵校尉向朗临时代理长史一职。诸葛亮回到成都后，考虑正式确定长史的人选，他比较中意的人是张裔。诸葛亮知道忠节将军兼蜀郡太守杨洪与张裔很早就有交往，对他比较了解，就此事专门征询杨洪的意见。据《三国志》记载，杨洪反对任用张裔为长史，他说：“张裔天赋很高，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尤其长于处理复杂的事务，才能确实胜任这一职务，但是他为人不够公正，恐怕不适合单独承担重任，不如任用向朗，向朗性情上的缺点少一些，可以让张裔在您身边施展才华，这也是两全其美。”张裔和杨洪一向关系很好，张裔被流放到吴地，杨洪担任蜀郡太守，也就是张裔老家所在的郡，张裔的儿子张郁恰好在杨洪手下为郡吏，曾因小的过失而受罚，得不到原谅和宽容，张裔回来后知道这件事，内心很不满，和杨洪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杨洪从丞相府里出来，想了想，为避免张裔日后对自己产生误解，还是到了张裔那里，把跟丞相说的话都对张裔讲了。张裔听后特别不痛快，他对杨洪说：“丞相已决定任用我了，你无法阻止。”张裔这个人，能力确实很强，也熟悉益州的情况，是诸葛亮不可多得的助手，唯一的不足就是性格有问题，不大容人。诸葛亮要选的丞相长史将留在成都，在他离开成都期间负责丞相府的日常工作，这个岗位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大后方的总管。诸葛亮可能也想到了向朗，甚至也想过杨洪，但他觉得还是张裔更合适一些，所以最后任用了张裔。诸葛亮同时也任命向朗为长史，随他出征。不过，杨洪的提醒也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视，他意识到张裔性格上的缺陷，之前也觉察到张裔和司盐校尉岑述关系不融洽，二人闹得很僵，诸葛亮于是在任命张裔为留府长史的同时给张裔写了封信。诸葛亮在信中写道：“你昔日在柏下，军营被攻破，我当时就想用你，所以担心你的安危，以致食不知味；后来你流落到孙吴，我时常悲叹，以致寝不安席；等到你回来，我委付你大任，一同报效朝廷，我自认为跟你有古人所说的金石之交了。所谓金石之交，就是可以推举仇人以辅助国家，割舍骨肉之情以表明无私，做到这些尚且不能推辞，何况我仅仅信任于元俭，你竟然无法容忍吗？”元俭，是岑述的字。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似乎是诸葛亮任用岑述为司盐校尉被张裔反对过，诸葛亮借此事提醒张裔必须注意团结，和其他同僚搞好关系。诸葛亮还命丞相府东曹掾蒋琬协助张裔处理留守成都期间的丞相府日常工作，蒋琬的责任既是协助，也算监督，避免张裔头脑发热一意孤行。董和的儿子董允一直是诸葛亮刻意培养的人才，后主被立为太子，董允担任太子舍人、洗马，后主袭位，董允担任黄门侍郎，可以说一直在后主身边任职。为了保证后宫的绝对安全，诸葛亮奏请后主，升董允为侍中，同时兼任虎贲中郎将，直接掌管禁军。谁知道这一任命，竟然引起了风波。原来的虎贲中郎将是来敏，他是刘璋的亲戚，他的妹夫黄琬是刘璋祖母的侄子，因为这种关系，他成为刘璋的宾客。来敏应该说是个学者，他精研《春秋》，擅长训诂，先主在时任命他为典学校尉，从事的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后主被立为太子，来敏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主继位后，来敏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掌管禁军。来敏此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加上又是一个文人，所以诸葛亮让他改任辅汉将军、丞相府首席参谋(军祭酒)，把禁军交给董允。但来敏很不满，他发牢骚说：“新提拔的人有什么功德，竟然剥夺我的荣誉和地位？大家都讨厌我，为什么(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来敏的不满其实是针对诸葛亮的，他觉得先主在时对自己一向器重，诸葛亮主政以后，对他不够重视，怀疑诸葛亮对他有成见。这些话传到诸葛亮那里，诸葛亮很生气。当初刚入成都时，就有人说来敏性情有问题，容易制造不和谐，甚至认为他就是蜀汉的孔融(议者以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融是孔子的后人，名气很大，脾气很臭，是汉末出了名的“老愤青”，他总跟曹操过不去，曹操开始忍让，孔融一再挑衅，跟一帮人互相标榜，制造不团结，曹操最后忍无可忍，终于把他杀了。像孔融这样的人，自恃有才有名，摆出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架势，要杀要剐随你便，反正我就是不跟你合作，就是要骂你，看你能怎么样。这样的人，表面不屈，其实是见了小处未识大体，除了空发议论，并无其他专长。但是，这样的人往往破坏力极大，因为他们将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不明就里的人容易跟他们学，一个人带坏一大片。刘备和诸葛亮都是善于包容的人，当初考虑到来敏的学识以及在益州的影响，还是重用了他。但是来敏现在发展到不服从人事安排的程度，这让诸葛亮很警惕，他担心自己不在成都期间来敏变本加厉，到那时甚至无人敢管。诸葛亮果断奏请后主，把来敏撤职，让他在家里闭门思过(表退职，使闭门思愆)。诸葛亮对后方事务的另一项重要安排是请李严移防江州。后主继位后，李严升任前将军，仍旧驻屯于永安，防守着蜀汉的西大门。诸葛亮请李严由永安退守江州，这样一旦巴蜀西部有事，李严都可以兼顾。李严走后，命护军陈到驻扎在永安，归李严指挥。陈到是追随刘备时间比较长的将领，经常与赵云一并提及，史书上说他名位略低于赵云。李严到了江州，却突然给诸葛亮来了封信，劝诸葛亮受九锡，晋爵称王。九锡是皇帝专享的九种特权，主要有车马用具、仪式仪仗等，加九锡就是把皇帝的这几种特权赐给臣子，所以有人认为九锡是从九赐演变来的。回看一下当年曹操的称王之路，他先罢三公当了丞相，加九锡，再由县侯改为魏公，由魏公成为魏王，一步一步，逐渐登顶。加九锡，往往就是篡位夺权的开始。李严此议来得很突兀，同为托孤大臣，他理应协助诸葛亮治理好国家，现在却让诸葛亮去做容易引起外界猜测和不安的事，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动机。也许是诸葛亮主政以来，李严认为自己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实权与托孤重臣的名分不符，加上此次又从永安移防到江州，多少有些不满，才故意有此一举。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李严看到诸葛亮主政后，外交、内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南征，更让诸葛亮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此情况下，为表示对诸葛亮并无二心所以才有此举，尽管知道诸葛亮肯定不会接受，但还是主动提了出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诸葛亮接到李严来信后还是有点生气，给李严回信道：“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可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你劝我不必拘泥礼数，因此我不能沉默了，我本是东方一个普通人(东方下士)，被先帝误用，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赏赐给我的钱财上亿。现在讨伐曹魏还没有成功，你却不明白我的志向，把我比作齐桓公、晋文公，这实在不对。如果能灭掉曹魏、斩杀曹睿，让陛下还归故都，我与诸位一齐升迁，即使十命都可以接受，何况九锡呢？”所谓十命，就是九锡之外再加一物，诸葛亮的意思是说，待到大功告成，赏赐九种也罢、十种也罢，到那时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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