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人类（中）
2022/9/7 1:56:57 书虫子
第五章 人多，作死的力量也大由于独裁统治者有本事以令人恐怖的规模捅出歌剧般恢宏的大娄子，所以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尝试过“民主”这个小东西，试图借此来缓解那些大娄子造成的影响。必须得承认，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早的民主尝试究竟发生在何处，这个问题还颇有争议—集体决策的形式几乎是所有早期小型社会的一个特征。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大约2500年前的印度出现了至少接近于民主的东西。但是一般认为，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08年前后，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最早采用民主政体，并将其编纂成法典。当然，民主的很多关键特征(政府对所有公民开放，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换掉他们不喜欢的政府)都取决于谁可以算作公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很多不同国家，公民都不包括一些无关紧要的边缘群体，比如女人、穷人或者少数族裔。我的意思是，你不能随便什么人都给权力，对不对？民主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民主可能赋予他们权力时，他们通常会成为民主的狂热粉丝，但是当民主看起来可能夺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对民主的热情就会急转直下。因此坦率地说，民主往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来确保自身的存在。例如，罗马就试过各种巧妙的方法阻止民主滑向独裁。一个方法是让两个人同时担任执政官—这是最有权势的民选职位，兼具民事和军事领导权。当选的两个人将任职一年，按月轮流执掌最重大的权力，并各自统领四个罗马军团中的两个。这是个相当聪明的方法，意在确保绝对权力不会落入单个人手中。不幸的是，当四个军团需要参加同一场战役时，这种安排就不甚理想了。比如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前去迎击迦太基人集结的重兵。迦太基的军队由著名的战象爱好者汉尼拔一人指挥，罗马军团则由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共同指挥，指挥权每天在这两个执政官之间轮换。由于两人在战术上有分歧，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今天是谨慎的保卢斯掌权，明天就换成了鲁莽的瓦罗，如此反复。汉尼拔想引诱罗马军队出击，然后他只多等了一天(也就是等到瓦罗执掌指挥权时)就如愿以偿，最终罗马军团几乎被全歼。实际上罗马人有办法防止这种分歧发生—他们会任命一个“独裁官”，一个在危机时期被赋予绝对权力的人，前提是此人在完成使命后就会卸任。(讽刺的是，就在坎尼会战前夕，罗马元老院因为不喜欢独裁官的战术，解除了他的指挥权)在理论上，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它的确过于依赖独裁官的觉悟：你得指望大权和重兵在握的他，过后会甘愿放弃这一切。大多数独裁官的确做到了，但是有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坏了规矩。这个名叫尤利乌斯·恺撒的家伙发现，原来自己相当喜欢权力啊，于是他就决定，如果你们都不介意的话，那这个独裁官我就一路当下去了。恺撒的专权后来终结了，但他的继任者也认为绝对权力非常值得拥有，于是罗马共和国很快就变成了罗马帝国。为了防止利欲熏心的人获得过大的影响力，民主制度采取的某些做法其实相当不凡。如果说你对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1]感到困惑，那你该庆幸自己没活在威尼斯共和国。如今doge一词已经成了互联网流行的柴犬梗，其主角是只蠢萌的日本柴犬，然而在此之前有那么几百年，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者和领导者就是一个doge，也就是总督，他由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推选产生。考虑到这个总督是终身制，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而大议会由一百来个寡头组成，显然存在腐败的可能。有鉴于此，威尼斯共和国在1268年建立了一个选举制度，意在防止任何人用贿赂等手段操纵选举。整个选举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大议会通过抽签随机选出30名成员，然后这30人再次抽签选出9人。接着，由这9人推选出40名议员，并且后者再次抽签将人数缩减到12人。这12人再推选出25名议员，而这25人再次通过抽签变成9人，然后他们再推选出45人，后者再次抽签变成11人，而这11人再推选出41人—整个过程折腾到第10个回合，现在总算可以由这41名议员来选举总督了。有本事你一口气把上一段大声读下来试试。这显然极为可笑，而且对于想要做出预测的威尼斯政治专家而言，这必定有如一场恐怖的噩梦。但是从选举公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制度似乎真的非常成功(当然首先你得是个威尼斯寡头)，因为它一直沿用了500多年，其中大部分是繁荣时期，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最终被拿破仑·波拿巴征服。坦白地说，这个制度让威尼斯成了国家稳定的灯塔，尤其是跟意大利对比：截止到我写完本书时，意大利在战后的72年里已经换了65届政府和43任总理，而同一时期英国只换了15任首相(两国都有一些人任职超过一届，因此我说的是“任”而不是“位”)。之所以要强调“截止到我写完本书时”，是因为就在那时，不给力的意大利正再次面临仿佛上天安排好的宪政危机。等到本书出版时，他们或许已经迎来第66届政府和第44任总理，甚至有可能更多。因此为了准确起见，我把这个事实再陈述一遍，只是在其中留了空，方便你们填入最新的数字：自1946年以来，意大利已经换了[ ]届政府。(请访问“意大利有过多少届政府.com”查询最新数字)是不是该用铅笔写啊？说到民主的脆弱性，一个问题在于当蓬松可人的自由民主制被更专制的政权接管时，之前看似合理的政策可能就会事与愿违地导致相当可怕的后果。例如在19世纪上半叶，刚刚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墨西哥当局，决定好好利用一下北部省份得克萨斯未开发的土地。墨西哥人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保护自己免受科曼奇人的袭击以及美国西向发展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鼓励美国的牧场主和农场主来得克萨斯定居，并将大片土地交给所谓的“企业家”，也就是后来怂恿美国人采取行动的代理人(对有些人来说，当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后来，一些企业家显然正逐渐取得重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很多移民不愿意融入，也不愿遵守墨西哥政府的法律。到了这时，墨西哥当局开始意识到这事要出乱子。他们吓坏了，因此在1830年突然就想禁止更多的美国移民进来，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根本无力阻止美国移民越境涌入。再后来，局势到了危急关头：这个相对自由的墨西哥政府被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总统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取代，后者在1835年解散了墨西哥国会，强行修改宪法，把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从而事实上成了一个独裁者。他还开始强力镇压得克萨斯的反对之声，也就等于镇压美国移民社区，其结果只能是加剧紧张局势，很快，一场全面叛乱即将爆发。到了1836年，当包括阿拉莫之战[2]在内的一场战争过后，得克萨斯宣布独立。到了1845年，得克萨斯加入不断扩张的美国，结果墨西哥非但没能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缓冲区，反倒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省。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几个有分歧的教训。一方面是“不要先是鼓励移民，过后却与那些移民社区反目成仇”，另一方面则是“也不要以为你们将永远是个民主国家，因为那恰恰是你们出乱子的时候”。当然，民主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选民做出正确的决定。例如在1981年，加利福尼亚小镇萨诺尔选举了一只狗来当镇长。博斯科·拉莫斯是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混血狗，就因为有天晚上，它的主人布拉德·莱伯在当地酒吧说了一大通屁话，第二天它就参加了镇长竞选，并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两位人类候选人。对博斯科和萨诺尔镇的选民来说，这个结果其实好像还不错—博斯科被广泛称赞是一只乖狗狗，为萨诺尔当了十多年的镇长，直到1994年去世。在2013年，一位居民向《圣何塞水星报》回忆说，镇长“过去常在各个酒吧里待着，如果你不给它吃的，它就会冲你咆哮”；还有传言说它跟镇上很多不同的母狗生了许多小狗，说实话，这听起来像是相当标准的政客行为。萨诺尔镇的居民都很怀念博斯科，镇上至今仍矗立着它的一尊青铜像。博斯科当选镇长可能确实让人意想不到，但它还远远算不上是最诡异的非人类胜选者。这项殊荣可能得颁给帕尔瓦皮埃斯，一个爽脚粉品牌，它在1967年当选厄瓜多尔皮科萨镇的镇长。帕尔瓦皮埃斯甚至没有正式参选，但它的制造商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玩笑式的营销活动，宣传口号是“你可以投票给任何候选人，但如果你想得到幸福和卫生，请投给帕尔瓦皮埃斯”。选举日到来之际，帕尔瓦皮埃斯在多个选区获得了数千张补名选票，而在皮科萨镇，这个爽脚粉品牌居然莫名其妙地夺得第一名，这让一众人类候选者极其懊恼。尽管选举非人类的政客极其另类，但是如果你想看到一个真正傲人的民主烂摊子，你最好还是选一个人类出来—众所周知，让一个爽脚粉品牌当镇长，这还远远算不上厄瓜多尔现代史上最糟糕的选举结果。相反，这一殊荣很可能属于1996年当选的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布卡拉姆当过警察局长和市长，还客串过摇滚歌手，参加竞选时给自己整了个外号叫“疯子”。他在民粹主义的竞选宣传中攻击国内的精英阶层，因此取得压倒性胜利。正如《纽约时报》在他当选后所报道的，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他“追捕穿超短裙的女人，追上后跳下摩托车，撕开她们的裙褶好让裙子变长”，并因此而臭名昭著。当市长期间，他也有勒索当地企业的不良记录，并在1990年跑到巴拿马以逃避贪腐指控。在总统竞选期间，他采用了相当另类的集会和竞选广告，常常会在这些场合献唱，让伴奏的乐队在竞选行程中一直跟随。另外他还承诺，当选后他将终止国内政治阶层所致力的私有化和财政紧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有这些都很投合国内工人阶级的心意，等于是在给他们打鸡血。他还爱搞其他幺蛾子，比如留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宣称自己最喜欢的书是《我的奋斗》等等，换成其他政坛人物可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然而对布卡拉姆来说，这些似乎算不上成功的障碍。他上台后没过几个月，那些投票把他选上来的穷人就有些意外地发现，他所公布的经济计划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也要扩大私有化并加倍实行财政紧缩，而这些恰恰是给他投票的选民指望他来废止的政策。哦对了，他还试图取消总统任期的限制。在宣布经济政策的讲话中，他还有感而发，花了很长时间抨击一家总是批评他的报纸。在任期间，他仍继续致力于自己的古怪行为，比如发行了一首单曲《陷入爱情的疯子》、会见因割掉老公命根子而出名的洛雷娜·博比特、把自己的希特勒式小胡子用于慈善义卖。此外，如果当时的新闻报道属实(同样，有时我们还是很难判断哪些指控是真实的，哪些仅仅是流言蜚语)，那他还让自己十几岁的儿子非正式地负责海关事务，据说他们还搞了个派对，庆祝他儿子人生首次赚到百万美元。当时厄瓜多尔的最低工资是每月三十美元，因此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可能会让一些人非常恼火。不出所料，公众舆论很快就转而反对布卡拉姆，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最终他仅仅当了六个月总统就遭到弹劾及罢免，理由是他“心智上难以胜任”。(这几乎肯定只是个借口，但是既然你顶着“疯子”的名号参加竞选，那你现在恐怕也没什么好争辩的)他还被指控挪用数百万美元，于是再次迅速出逃，流亡到巴拿马。我们可以从这整件事中吸取很多不同的教训，但最重要的一个或许是：“如果有人留了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呃，那可能算是一个危险信号？”说到这里，如果不聊聊希特勒，那你就不可能真正领教民主制度噩梦般地迅速走入歧途的本事。
希特勒听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本书讨论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犯下的可怕错误，所以把希特勒写进书中实在算不上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举动。你现在恐怕不会说：“哇哦，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知识啊!”但除了希特勒(显然)是个搞种族灭绝的疯子之外，他的统治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被我们的普遍看法忽视了。尽管流行文化长期以来乐此不疲地把他当成嘲弄对象，但我们仍然倾向于相信纳粹机器有着残酷的高效率，而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嗯……发号施令上。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记住：希特勒实际上是个无能、懒惰的自大狂，他的统治也绝对是十足的小丑表演。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有助于他夺取政权，因为他一向被德国的精英阶层所轻视。在成为总理之前，他的很多对手都把他当笑话看，因为他的演讲和集会都非常粗俗乏味。有位杂志编辑说他是个“可悲的傻瓜”，还有一位编辑说他的政党就是个“窝囊废协会”，人们不应该“高估这个不入流的政党”。甚至在一次次选举使纳粹成了德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后，人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个狂暴且容易受骗的傻瓜，可以轻易地被聪明人控制和利用。刚刚被撤职的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心有不甘，决意夺回权力；他以为自己可以拿希特勒当马前卒，于是跟他讨论组建联合政府。当双方在1933年1月达成协议后，希特勒成了总理，冯·巴本任副总理，内阁成员都是后者的保守派盟友，所以冯·巴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只是我们雇来的。”他请一个试图警告他犯了错误的熟人放心。“不出俩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入绝境，向隅而泣。”他对另一个朋友放出豪言。结果正相反，没出俩月，希特勒就完全控制了德国，说服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赋予他绕过宪法、总统及议会本身的权力。曾经的民主国家突然间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了。为什么德国的精英始终低估了希特勒呢？或许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能并不足以阻碍他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希特勒在管理政府方面真的很差劲。正如他的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后来在回忆录《我所了解的希特勒》中所写，“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里，他在政府中制造了文明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混乱。”希特勒讨厌文书工作，经常不看助手准备的材料就做出重大决定。他不喜欢跟下属讨论政策问题，而更喜欢让他们听他即兴发表漫无边际的演讲，畅谈他心里的随便什么想法—下属都很怕这个，因为不听他嘞嘞完他们啥也干不了。他的政府时常陷入混乱，官员不知道他想让他们做什么，没有人完全清楚谁实际上负责什么。需要他做出艰难决定时，他会玩儿命地一拖再拖，最终往往依靠直觉拍板，搞得连最亲密的盟友也对他的计划一头雾水。他的密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后来在回忆录《白房子与棕房子之间》中写道，他的“不可靠让与他共事的那些人极为懊恼”。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搞内斗，互相背后捅刀子，以求争得希特勒的认可(在他高兴时)，或者干脆避而远之(在他想找人发泄怒气时)。这究竟是希特勒有意为之，还是他真就极度缺乏领导能力？历史学家有些争论。迪特里希本人认为这是个狡猾的策略，是故意制造分裂和混乱—不可否认，希特勒极其擅长这个。但是，看看他的个人习惯你又难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让一个怕干活的自恋狂来管理国家，结果自然就是那样。希特勒简直懒上天了。据他的助手弗里茨·维德曼说，即使身在柏林，他也不会在上午11点之前起床，而且午餐前基本上啥都不干，除了看看报上都说了他什么，而这些剪报也都是尽职尽责的迪特里希给他准备好的。但是即便如此，他还不乐意待在柏林，因为总有人想让他干活：他会抓住任何机会离开政府所在地，前往他在上萨尔茨堡的私人乡间疗养院。在那里他就更不怎么工作了，下午2点之前都不会离开房间，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散步，或者看电影看到后半夜。他沉迷于媒体和名望，似乎经常透过那些镜头看自己。他曾经形容自己是“欧洲最伟大的演员”，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相信我的人生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他的很多个人习惯都让人觉得奇怪甚至孩子气—白天要规律地午睡；在餐桌上咬指甲；酷爱甜食，因此吃掉了“数量惊人的蛋糕”，而且“喝茶要加很多块方糖，弄得杯子里几乎没地方可以放茶”。他对自己缺乏知识深感不安，因此宁可忽略那些跟他的先入之见矛盾的信息，或者猛烈抨击他人的专业知识—据说，如果有人纠正他的错误，他会“像老虎一样暴怒咆哮”。“如果一个人听到不合心意的事实就勃然大怒，那谁还愿意告诉他真相呢？”维德曼哀叹道。希特勒讨厌被人嘲笑，却乐于拿别人当笑柄(他会嘲弄地模仿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又渴望那些遭他鄙视的人认可他；如果看到报纸上写了些赞美他的话，他立刻就会开心起来。这些在当时基本上不是什么秘密。正因如此，在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之前，很多人都没把他当回事儿，以为他不过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流氓”，或是“说话带着啤酒味的傻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角度来说，他们大错特错。希特勒的个人缺点并未妨碍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政治辞令本能，这足以帮他赢得大众的支持；而且事实证明，要想搞出可怕的事情，你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别能干或者正常运转的政府。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以为，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背后一定有某个高智商的人在操控。我们心想，如果不是有个邪恶的天才在背后操纵，事情怎么可能错得如此离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不利之处在于，我们倾向于假定如果不能立即找出一个邪恶的天才，那就全都可以放松警惕了，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历史表明这是个错误，而且是我们一犯再犯的错误。有很多最严重的人为事件都不是邪恶天才的杰作。相反，它们出自一个个白痴和疯子之手，这些家伙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没什么逻辑可言，而那些自以为有能力控制他们的人，其实一直在帮他们推波助澜。
六项以失败告终的政府政策人头税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中的那些聪明人，想出了这个他们认为更公平的税种：无论贫富，每个人都交同样多的税。这导致了普遍的抗税和大规模骚乱，最终撒切尔被迫引咎辞职。禁酒令在1920至1933年间，美国禁止饮酒的努力确实让喝酒的人减少了，但是也导致有组织犯罪垄断酒业，使得很多地方犯罪率飙升。眼镜蛇效应为了减少德里的眼镜蛇数量，英国政府决定按上交死蛇的数量发赏金。于是人们就开始饲养眼镜蛇，弄死后拿去领赏。英国人一看这是白扔钱啊，于是放弃悬赏计划，而原来养蛇的人也跟着把不值钱的蛇放了，结果德里的眼镜蛇比原来更多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随着大萧条的影响逐渐加深，美国开始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试图借此支撑国内的产业。结果，由此引发的贸易战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萧条。杜普莱西斯孤儿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向教会发放补贴来救助孤儿和精神病患者。但是，发给精神病患者的补贴比发给孤儿的高一倍，于是成千上万的孤儿都被“误诊”为了精神病。尾号限行在1989年，墨西哥城试图通过尾号限行来减少空气污染。可惜的是，被限行的车主并没有去坐公交车，而是买更多的私家车，上不同尾号的车牌，这样他们就总有一辆车可以合法地开出去。
[1]选举人团制度，选民在总统候选人之中投票的同时选出代表各自州的选举人，组成共538人的选举人团，选举人团之后将代表自己所在地区，将选票投给当地得票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最终赢得270张或以上票数的人获胜。[2]当时的得克萨斯为摆脱墨西哥统治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阿拉莫之战是其中的重要战役，其结果是得克萨斯军几乎全军覆没，阿拉莫沦陷。
第六章 战争，又名大型犯蠢现场人类非常热衷于战争。在很多方面，战争是我们的“强项”。关于有组织的群体暴力，最古老的考古学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14000年前尼罗河流域的杰贝尔·萨哈巴地区，尽管老实说，我们或许很久以前就会打群架了。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提到的，来自墨西哥瓦哈卡的证据表明，基本上刚一开始形成村落，一个村庄就会试图袭击另一个，由此矛盾和冲突就会迅速升级。据估计，90%至95%的已知社会都发生过相当频繁的战争，只有少数社会幸免，这些社会往往相对隔绝，保持着游牧、觅食或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不过，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5000年前印度河流域存在的哈拉帕文明，它横跨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哈拉帕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差不多同时崛起，是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先进社会。它的主要城市体现了复杂的城市规划，拥有管道系统、厕所和公共浴室等令人引以为豪的设施；由此发源的文化孕育了创新的技术和艺术，并被广泛传播。而且，它似乎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战争。完全没有。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发掘哈拉帕的城市遗址，但他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定居点遭到过袭击或毁坏；遗存的艺术品中没有对战事的描述，也没有任何遗迹暗示那里存在过军队或大量军事武器，只有一些显著的防御工事。(有趣的是，与同一时期其他可比较的文明不同，他们在那里也没发现多少纪念伟大领袖的遗迹)这偶尔会让人以为哈拉帕人是某种理想化的原始嬉皮士；想法不错，但这有可能更像是一厢情愿，而不是真实情形。他们确实像一个邻里和睦的社会，但他们也有不容易遭受入侵者攻击的地理优势，这无疑会使他们更容易免于战争。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我们尚未发现战争的证据；即便如此，这也不会是第一次，因为以前发现的文明中就有先例：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文明爱好和平，不料后来的发现却彻底摧毁了这样的名声。哈拉帕的书写系统尚未被破译，因此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完成破译时，却发现有句话的意思是：“哈哈哈，我们把打仗用的东西全都藏起来，让那些考古学家彻底发懵。”尽管如此，目前看来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真的很喜欢大打出手、到处征服，而哈拉帕文明拥有长达700年的鼎盛时期，并且其间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外来冲突。然后，由于尚不确定的原因，哈拉帕文明就像是……淡出了历史。人们开始迁出城市返回乡下。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气候变化导致其他几个早期文明衰落，可能也使得印度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干旱和贫瘠；人口过剩和过度耕种可能导致了粮食短缺；跟所有密集的城市人群一样，他们也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侵袭。不管什么原因，到了距今3500年前，这些城市几乎彻底被废弃，人类历史上这个没有战争的小光点转瞬即逝。与此同时，世界的其他文明继续发展，继续在战争中厮杀。(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哈拉帕人的致命错误正是没有发起战争，而文明其实就需要通过战争来维持。就把这点作为你今天的心灵鸡汤吧。)此时此刻，我们有幸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其实一点儿都不缺战争。最近几十年里，世界各地每年因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一些作者认为，这表明我们事实上进入了和平、理性和国际友谊的新时代。然而说实话，这可能有点儿言之过早，毕竟这个下降斜坡的起点是二战隆起的最高峰。人类可能只是想歇口气，以利再战。在一本探讨失败的书里，我希望不用我说大家就能明白，就某些人而言，所有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大的失败。但是除了战争本身非常糟糕之外，随之而来的混乱、狭隘以及男子气概之类的废话，实际上也会强化人类在很多其他方面惨烈失败的天赋才能。战争是集体血冲顶门；换句话说，战争就是搞砸一切的枢纽。这一点在赫赫有名的加的斯湾之战中最为明显—事实上，称之为“加的斯狂饮”可能更准确。1625年，英国人决心把西班牙人彻底干翻。国王詹姆斯六世及一世(以统一英国、下令编译钦定版《圣经》和迫害女巫而著名)刚刚去世，巨婴儿子查理一世继位。但查理展现出的那点儿城府和判断力，终究害得他掉了脑袋。因为西班牙不肯把本国公主嫁给他，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他和几个好哥们儿决定用老办法，像海盗一样发起袭击，把西班牙佬从美洲运回的所有金银劫掠一空。那一年11月，英国与荷兰联合远征军集合了100艘舰船和15000人的军队，开进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湾。他们在那里大肆抢掠，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然了，那里就他们一支军队，因为极其缺乏组织，他们在路上耽搁得太久，等他们赶到那里时，从美洲返回的西班牙舰队及其运送的财宝早就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不幸的是，甚至在到达加的斯之前，他们就发现带的食物和水显然不够。所以当这些入侵者登陆时，远征军司令爱德华·塞西尔爵士决定让饥饿的部队优先寻找食物—不管当时在进行什么战斗。很自然地，他的部队立刻继承了英国人在海外的优良传统：他们直扑加的斯各个存酒的地方，然后喝得烂醉如泥。当塞西尔意识到整个军队都喝醉了时，他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决定：彻底放弃报仇计划，命令所有士兵撤回船上，羞愧地溜回英国。大多数人最终回到了家中，但有大约1000名士兵醉得太厉害，没能撤回船上。这些落下的士兵在加的斯到处闲逛，最后西班牙的军队来了，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处决了。英格兰入侵加的斯的行动就这样失败了。英国人的这一壮举经常出现在“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失利”排行榜上—但是说实话，如果把1000多个士兵被敌人处决这个小细节忽略掉，整个行动听起来还真的相当伟大。到了地方，吃不大饱，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一路上还丢了几个同伴：这是典型的假期场景。要是我们不发动战争，只是时不时派一大群人去喝光对方的酒，在他们的城镇里无所事事地闲逛，这个世界很可能就快乐多了。写完这句我才突然想到，欧盟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会十分惊讶地发现，酒精在很多最愚蠢的时刻起到了主导作用，让战场充满了喜感，比如在1788年，卡兰塞贝什(现今罗马尼亚境内)就发生了一场这样的“伪战斗”。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敌人根本就没出现，奥地利军队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损失。事实上，直到过了一会儿，当他们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倒霉地撞上战斗的余波时，人家才知道这场战斗已经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呃，有点儿说不清楚。比较明确的是，当时奥地利军队正在撤退，夜里穿过卡兰塞贝什镇，并且一直警惕着追击的土耳其人。从这里开始，故事就有了不同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有支当地部队是从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地区过来的，他们开始散播谣言，说土耳其人已经追上来，目的是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洗劫辎重队。另一个版本说，一队骑兵军官碰到一个瓦拉几亚农民，他赶的马车上装满了白兰地，于是军官说他们一整天跑路这么辛苦，理应喝点儿酒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一群步兵出现，语气很冲地质问骑兵，是不是应该分出一些白兰地给步兵兄弟喝，然后……大家就吵了起来。在每个版本的故事里，都是一支部队言之凿凿地指责另一支部队是罪魁祸首。不管起因是什么，大多数的消息来源似乎都一致认为，在有人朝天开了一枪之后，局面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有人开始高喊：“土耳其人，土耳其人!”骑兵很可能已经喝醉，听到枪声和喊叫之后以为情况紧急，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也开始骑着马到处跑，边跑边叫喊：“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到这时，每个人都吓尿了，都在拼命逃离想象出来的土耳其军队。由于处在黑暗和混乱当中，再加上很可能还喝醉了，有两支部队在相遇后都误以为对方是可怕的敌军，于是就开始疯狂对射。等大家终于明白其实根本没有土耳其人攻击他们时，相当多的奥地利士兵已经跑没影儿了，辎重车和大炮翻倒在地，大量物资已经丢失或损毁。当土耳其军队第二天终于出现时，他们发现了很多死亡的奥地利士兵以及散乱的营地。不同消息来源估计的伤亡数字相差非常大。一个来源只是简单地说“很多人”伤亡；另一个来源说有1200人受伤；而在后来的一封信件中，奥地利的领导者约瑟夫二世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不仅损失了所有锅碗瓢盆和帐篷，还有三门火炮”。关于这场“战斗”，有些故事中提到的死亡人数高达10000人，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些家伙为了耸人听闻而捏造的。总之，那里出事儿了，有些人可能死了，也可能没死，总之大家都认为整件事极其愚蠢。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迷雾”。另一个成功打败自己的生动实例，来自美国内战期间的彼得斯堡围城战，当时北方军以极富创造性的方式把战术胜利变成了丢脸的挫败。他们已经把南方军困在要塞里，然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发起致命一击：他们在南方军要塞的正下方挖了条150多米长的地道，并且填入多得吓人的炸药，引爆之后就可以把城墙炸出巨大的缺口。1864年7月30日凌晨，当他们把城墙炸开时，爆炸的规模似乎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数百名南方军士兵被炸死，形成的巨大弹坑长50多米，深达9米。在目瞪口呆、头晕目眩地盯着这个大坑看了约10分钟后，北方军发起了进攻—然而不幸的是，攻进去的士兵，并不是之前针对这个破城冲锋计划训练了好几天的那批，因为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黑人，但在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刻，北方军的指挥官命令部下把他们全都换成了白人士兵。为什么要换呢？因为他担心用黑人士兵冲锋有损颜面。于是，那些白人士兵冲向了南方军的阵地—直接冲进了大弹坑。有可能他们以为弹坑能提供很好的掩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南方军士兵从爆炸中醒过神来后，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然后就发现他们围在一个大坑的四周，坑里挤满了爬不出来的敌人。北方军一直在增援，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援军也决定跟着之前的战友冲进弹坑。后来，南方军的指挥官把这场屠杀形容为轻松得像在“射火鸡”。在军事战术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关键教训是：千万别冲进大坑里。对任何崭露头角的军事家而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是：战时通信生死攸关。这正是太平洋的关岛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学到的教训：当时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者，完全忘了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爆发。由于这一疏忽，当一支规模很小的美国舰队向估计毫无防备的关岛驶来，对着古老的圣克鲁斯要塞轰了13炮时，关岛的达官显贵居然坐着船驶向美军的战舰，感谢美国人如此盛大的礼炮致意，并且道歉说他们得过一会儿才能还礼，因为他们得先把大炮从岛的另一端运过来。尴尬了好一会儿，美国人解释说他们开炮不是致以问候，而是想开战，因为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战争。发现自己在转瞬之间成了战俘，这让岛上的权贵有点儿恼火。他们解释说，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们没有收到来自西班牙的任何消息，对美西两国开战这事儿一无所知。他们找了个地方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而当地一个商人却留下来继续跟美国人闲聊，因为他跟舰长居然是老朋友。几天后关岛正式投降，打那儿以后就成了美国领土。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似乎很难做到“不重蹈覆辙”。但是，也没有多少实例能比这一个更刺眼：在1941年，希特勒几乎原样儿复制了拿破仑在129年前犯下的致命错误，并且同样因此葬送了先前颇为成功地征服整个欧洲的计划。这个错误当然就是入侵俄罗斯。在历史上，只有蒙古人真正成功地大规模入侵了俄罗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入侵了基辅罗斯，因为那时俄罗斯还不存在—这点使得蒙古人显得相当独特(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谈论这一点)。波兰人曾短暂地管理过俄罗斯，甚至有那么几年还控制了莫斯科，但最终还是被赶了出去；瑞典也试过一次，但战败的后果极其惨烈，直接导致瑞典帝国的终结。基本上，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别去入侵俄罗斯，千万别这么干。在这两位领导者中，拿破仑推行这一入侵计划的理由略好于希特勒。首先来说，他可没有自己的失败作为前车之鉴。其次，他也有充分理由自信可以取得胜利，毕竟他的大军所向披靡，连胜纪录堪比哈林环球旅行者。另外，他还对沙皇亚历山大有些不满，因为他觉得俄罗斯在暗中破坏他对英国的经济封锁，而英国恰恰是他征服整个欧洲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当然，在贸易禁运问题上存在争执，算不上两个大国兵戎相见的充分理由。如果说拿破仑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那就在于他几乎从始至终都是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目的。外交和谈判真不是他的强项。尽管打算侵略某国的决定实际上是预先做出的，但拿破仑肯定觉得打俄国比打英国更安全，因为打俄国至少是陆路进攻。他知道俄国的气候实际上只留给他三个月的入侵时间，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战略：直扑莫斯科，迫使俄国人与他决战，而由于他的军队比俄国贵族差遣的雇佣军更英勇善战，所以他将赢得胜利。不幸的是，这个计划也只是听起来很美，要想实现，必须指望对手完全按照你的预想行动。然而事实上呢，俄国人几乎是任由他们长驱直入。俄军不停撤退，尽最大可能避免正面交锋，同时实行焦土政策，让敌军无法取得补给，然后就等着冬天到来替他们收拾敌军。当拿破仑意识到俄军的玩法时，想在严寒袭来之前撤离已经太迟，极度疲惫的法军被迫踏上了饥寒交迫的漫漫死亡之旅。以前其他欧洲国家只能看到法国的强大，现在他们突然看到了虚弱，而这正是拿破仑走向灭亡的开始。在1941年，希特勒身处同样的处境：他也发现作为岛屿的英国很难入侵，因此他决定选择另一个目标，抓住短短的夏季入侵苏联。没错儿，当时他的确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话说回来，他是纳粹而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他仇恨他们有什么不对？实际上希特勒研究过拿破仑的战略，但他以为自己的计划更聪明，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他没有集中全部兵力直扑莫斯科，而是兵分三路进攻列宁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基辅以及莫斯科。与拿破仑不同，他不会冬天将至就撤退，他要坚持战斗。这两个选择都是灾难性的。他没有注意到，尽管他的战术可能跟拿破仑的不同，但基本的作战计划没区别：都要果断快速地发动攻击，都想轻松赢下大战役，都假定这一切会让对手迅速崩溃。这两个计划的漏洞也没啥区别：都指望对手会照着你写的剧本演，都没想过万一对手强行加戏怎么办，都没有备用计划，都彻底忽视了俄罗斯的冬天是怎样的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本来有很多人可以向希特勒指出这些缺点，然而一旦给他捕捉到一丝丝的异议或怀疑，他就会彻底瞒着他们，或者用赤裸裸的谎话敷衍。这是个以狂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为基础的决策过程。这个战略的漏洞与拿破仑的战略相同，其结果也大致相同，只是这一次更为致命。德军攻占了大片领土，赢下了一些战役，但是苏联人并没有按剧本的要求崩溃。他们利用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德军陷入困境，而等到冬天来临时，德军就悲剧地发现原来自己缺衣少食，坦克也没有防冻剂。希特勒的命令是顶着严寒继续作战，而不是撤退，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进一步的成功，只是让更多的己方士兵丢了性命。就这样，又一支在欧洲大陆很多地区所向披靡的军队，因为自找麻烦入侵俄罗斯而遭到惨败，实力大大削弱，战争的趋势也随之逆转。似乎是嫌盟友还不够愚蠢，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日本也正忙着对珍珠港发起处心积虑的完美偷袭，毫无必要地将一个一直想置身事外的超级大国拖入战争。如果没有这两个糟糕至极的选择，轴心国或许就赢了。这证明，有时人类糟得让人想哭的决策能力，反倒可以产生长远来看最为有利的结果(当然前提是你并非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随着美军和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激战，我们就有机会证明战争迷雾既可以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迷雾，也可以是比喻的说法。当年基斯卡岛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小岛是阿拉斯加极为偏远的一部分，位于北太平洋，差不多就在日本到阿拉斯加的中途，虽然贫瘠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1942年，二战的高潮时期，它成了美国被日本夺取的两个岛屿之一。这让美国人又惊又怒，因为自1812年他们打败英国人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领土被别人侵占，尽管这块领土非常狭小而且偏远。1943年夏天，美国和加拿大联军共34000人准备夺回基斯卡岛。此前，他们刚刚经历了激烈残酷的血战，从誓死不投降的日军手中收复阿图岛，现在伤还没好，余悸未消。作战行动指挥官确信，重夺基斯卡岛的战役也将是一场恶战。当联军在8月15日登陆时，他们发现基斯卡岛笼罩在冰冷的浓雾之中。在严寒肆虐、风雨交加、能见度为零的恶劣天气下，他们摸索着一步步地穿过到处是石头的山地，小心避开地雷和陷阱，而看不见的敌人不断发射炮火，爆炸的光芒照亮了他们周围的浓雾。在24小时里，他们一直躲避着狙击手的射击，痛苦地沿着山坡向岛中心缓慢攀登，一路上不断听到低沉的爆炸声和断断续续的交火声，还有各种含糊不清的叫喊，有的是在传达命令，有的则在误报日军就在附近。一直到第二天，他们清点了伤亡人数，发现只有28人死亡，50人受伤，这时他们才意识到真相：岛上根本没有日军。实际上，日军早在大约三周前就已经弃岛逃跑。之前那些交火，其实是美加两军在互相射击。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虽不幸但情有可原的错误，只是有一点除外：实际上，在开始登陆的两三周之前，联军的空中侦查小组就告诉作战指挥官，他们已经看不到岛上有任何日军活动的迹象，因此认为日军可能已经撤离。但是，经历阿图岛战役之后，这些指挥官已经坚信日军决不会撤退，因此没有理会侦查报告。这是一例失控的证实偏见。他们如此肯定，甚至拒绝了再执行几次空中侦查以便确认的提议。在这里，我们可能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别假设。到了1945年4月，距离战争结束仅剩两周，在远离苏格兰东北海岸的水域，首次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U-1206已巡逻了九天。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潜艇，航速快，造型优美，采用了很多高科技技术，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奇特的新型厕所，能将排泄物射出到海水中，而不是储存在粪便箱内。这个厕所唯一的缺点是用起来极其复杂，完成如厕需要的步骤如此之多，以至于在4月14日，从马桶上起身的艇长不得不给工程师打电话，因为他整不明白怎样冲厕所—当你想要保持权威的姿态时，你肯定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不幸的是，那个工程师在冲厕所方面懂的也不比艇长多。在试图操作一系列装置时，他不知怎么转动了一个错误的阀门，导致舱内迅速灌入大量海水和人类排泄物。“让我们在马桶上安个阀门吧，虽然它看起来像极了冲水装置，但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让海水灌进我们霸气的纳粹潜艇。”—我不知道这是谁做的决定，不过照我推测，他们应该跟那个给“死星”[1]设计排气口的家伙师出同门。舱内被臭烘烘的粪便及海水淹没就已经够糟糕了，但当污水渗漏到下层正对厕所的潜艇电池中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危急。这导致电池开始喷出大量致命的氯气，因此艇长施利特无可奈何，只能下令潜艇紧急上浮。他们刚一浮出水面，就立即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攻击。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弃艇逃命，并且凿沉了潜艇。倒霉的U-1206就这样成了二战期间唯一一艘被考虑不周的马桶“击沉”的舰艇。此处我们应该吸取的宝贵教训是：在心理压力很大的环境下，用户界面的设计至关重要。另外，不同的关键设施必须物理隔离。但是说老实话，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完全是因为它真的好笑。谋而后动，显然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过于诡诈和迂回反倒不利。如果你跟水平远远高于你的人下过棋，那你可能就很熟悉这个过程：你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引诱对手走进一个非常高明的陷阱，结果却发现对手料到了你的每一步，而你实际上已经打败了自己。这基本上就是法国将军亨利·纳瓦尔在越南的遭遇，只不过他指挥的是士兵而不是棋子。像前辈拿破仑一样，他也整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但完美的前提也是对手要完全如他所愿地行动。那是1953年，越盟领导的部队在武装反抗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而且战果卓著。法国将军纳瓦尔的目标是把越盟的军队打得满地找牙，从而让对手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没有筹码。所以他决定给他们设一个极其高明的陷阱。他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建了个新的法军基地，威胁越盟的补给线，试图诱使他们出来正面对决。基地建在奠边府，周围环绕着密林覆盖的群山，这就给了越南人隐蔽和居高临下的优势。另外，法国援军离这个基地还很远。因此对越盟来说，这个目标实在太有诱惑力了。但是，假如他们真的禁不住诱惑来攻打基地，那么法军在技术上的显著优势将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法军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可以空投补给；他们还拥有火力优势，而越盟无法穿过丛林把重炮运过来。绝对完美!纳瓦尔下令建好了基地，然后坐等越盟上钩。等啊等，这一等就等了好几个月，啥都没发生。根本没人攻击。越盟的人在搞什么？原来，他们一直在穿过丛林搬运重炮。越盟的部队与当地老百姓齐心合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把重武器拆解，然后穿过密林，翻山越岭，一块块地运到奠边府，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搞定之后，他们就只需要等雨季到来，一旦法军被困在泥泞中，飞机也看不清空投补给的位置，他们就发动攻击。纳瓦尔的部队一直在期盼端着过时步枪的农民发起自杀式的徒步冲锋，结果却等来了原本不该存在的先进火炮的持续轰炸。法军在被围困两个月后终于被攻陷。这次战败不但非常惨重，而且极为尴尬，以至于法国的殖民政府垮台，越盟则为后来北越的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越南分裂为两个国家，仍然留在南越的越盟余部变成越共，并迅速掀起反对南部政府的暴动。由于冷战反共的破事儿，美国决定插手支持其在南部的盟友，然而结果证明，面对基本上相同的敌人，山姆大叔的表现也没比法国人强多少。随之发生的越战持续了近20年，导致150万到300万人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事都是因为亨利·纳瓦尔想出了那个非常高明的诱敌之计。但是在军事失利的编年史中，还有一条战线是企图让冷战升温，它给我们提供了最难以磨灭的战例：一个小群体的认知偏见致使一个超级大国被不起眼的小国所羞辱。
“猪”湾入侵美国曾试图经猪湾入侵古巴，该行动的彻底失败不仅仅是群体迷思的典型实例—实际上，它恰恰就是“群体迷思”一词的出处。这个词最早由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他对肯尼迪政府怎么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所做的研究。长期以来，为了颠覆自家门口这个小小岛国的政府，美国已经遭受一长串令人捧腹的失败，猪湾行动几乎肯定是其中最丢脸的一次，尽管公平地说，它可能不是最奇葩的一次。要说最奇葩的，恐怕当属这一次：中情局企图利用设了机关的贝壳来刺杀潜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此收购了大量贝类。接着说猪湾行动。计划大致上是这样的：美国将训练一批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由他们发起入侵，美国则提供空中支援。一旦看到他们一开始就轻易打败了散漫的古巴军队，古巴民众就会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并且起来反抗。很简单，毕竟中情局已经在危地马拉搞过一次了。当约翰·F.肯尼迪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时，事情就开始出岔子了。该计划的制定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作为前副总统和该计划的支持者，尼克松将成为椭圆办公室的新主人。肯尼迪对这个计划显然就没那么热心，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他担心那会导致美苏开战，所以他坚持要对计划做些修改：美国对这项行动的支持必须完全保密(因此就没有空中支援了)，登陆点必须改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引发广泛平民暴动”的要素)。到这时，形势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这次先前相当乐观的行动就该立刻取消，因为它已经没有丝毫意义。然而，每个人都在继续落实它，就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提出问题，没有人质疑那些假定。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政府的顾问，他当时是反对这些计划的，但是后来他说，讨论该计划的会议在“假定一致同意的诡异气氛”中举行，尽管他认为这个计划很愚蠢，可到了会上他也不由自主地保持沉默。“我只是胆怯地问了几个问题，尽管我本应更勇敢一些。对此我只能这样解释：你有想要揭穿这些胡说八道的冲动，但就是会被讨论的气氛消解于无形。”凭良心说，我们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在1961年4月，当这次攻击行动真正开始时，基本上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因为没有美国空军去除掉卡斯特罗的空军，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古巴流亡者。他们要驾驶轰炸机从尼加拉瓜出发，伪装成古巴飞机去执行轰炸。另外，他们还让其中一架大张旗鼓地降落在迈阿密，然后飞行员向全世界宣布他是古巴军方的叛逃者，现在决定亲自去轰炸古巴的空军基地。等人们注意到他的飞机并不是当时古巴空军装备的机型时，这个狡猾的诡计立马就被揭穿了。先头登陆部队本应在黑暗的掩护下秘密抵达，但很快就被当地的一些渔民发现。渔民可没有把他们当解放者欢迎，而是拉响警报，然后又拿步枪朝他们开火。“我们想，这是入侵啊!伙计们，小心点!他们试图入侵!”在这次入侵50周年之际，其中的一个渔民格雷戈里奥·莫雷拉向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忆道。入侵者很快就发现，本应被他们用作立足点的这片海滩竟然很难脱身，而当大批古巴军队迅速赶到并朝他们猛烈射击时(事实证明，古巴的军队相当高效，一点儿都不散漫)，想逃离就更难了。哎呀，怎么还有古巴空军的飞机也来凑热闹？看起来，那些难以让人相信的伪装轰炸机，也没能彻底摧毁古巴空军的战机。到了这一步，被困在海滩的部队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空中支援，然而由于“叛逃古巴飞行员”的骗局被公众识破，此时肯尼迪极其焦躁，断然拒绝了派美国空军去支援的请求。因此，他们被围困了好几天，即将弹尽粮绝，抵抗变得越来越绝望。在入侵未遂3天之后，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介入，他们显然绝无脱身的可能，所以最终肯尼迪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批准空中支援。但是到了这时，那些古巴飞行员感觉被出卖了，因此拒绝驾机参战。于是美国只好抛弃所有“置身事外”的虚伪，征召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成员驾驶伪装的轰炸机前往，并由一队毫无伪装的美军战斗机提供支援。这可能会给海滩上的登陆部队一线生机，只可惜辉煌的无能再显神威，他们居然忘记了轰炸机所在的尼加拉瓜与战斗机所在的迈阿密有时差，因此这两个机群没能汇合，最后有多架轰炸机被古巴击落。到整个事件结束时，美国成了全球的笑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变得更加稳固，入侵部队有1000多人被俘，几年之后，美国被迫支付5000多万美元的赎金才让他们获释。从积极方面来说，肯尼迪从这些决策失误中吸取了教训，头脑也因此变得更冷静，并在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占了上风，从而有可能拯救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此事影响非常深远，所以美国再也没有让自身陷入类似的境地：领导者不会再被群体迷思所左右，在没有准确情报、清晰计划或者抽身策略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再盲目做出考虑不周的入侵决定。哈哈，你信吗？
史上最无谓的六场战争水桶之战1325年，在意大利的两个城邦摩德纳与博洛尼亚之间爆发了这场战争，起因是几个摩德纳士兵从博洛尼亚城内的水井旁偷走了一只水桶。据估计，约有2000人因此丧生。摩德纳打赢之后，立刻又偷了一只水桶。英桑战争历史上耗时最短的战争，不到三刻钟。在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桑给巴尔，一个不被英国人认可的苏丹宣布夺取王位，并在王宫周围设置路障。英军来了之后就开始射击，过了38分钟，那个苏丹逃走了，战争结束。足球战争在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演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导火索主要是两国间一系列世界杯资格赛所引发的暴力冲突。(资格赛是萨尔瓦多赢了，战争则是两败俱伤)詹金斯的耳朵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持续了十多年，造成数万人丧生，起因是在1731年，一些西班牙的私掠船船员割掉了一位英国船长的耳朵。等到结束时，它已经扩大成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欧洲主要国家几乎均被卷入。夜壶叛乱罗贝尔·柯索斯是英格兰国王征服者威廉的长子，他的两个兄弟搞恶作剧，把一只装满了屎尿的夜壶扣到他头上。事后，父亲威廉并未对那两兄弟施以足够的惩罚，罗贝尔因此公开叛乱，反对父亲。金凳子之战大英帝国与西非的阿散蒂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起因是当时的英国总督对阿散蒂人给他准备的“普通椅子”极为不满，傲慢地宣称自己该坐“金凳子”，但对于阿散蒂人来说，那是谁都不能坐的神圣王座。英国人打赢了战争，但总督从未坐上那张金凳子。
[1]“死星”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一个战斗空间站，具备一门足以摧毁整个行星的超级激光炮。但这一空间站有一个细小的排气口暴露在外，敌军发现后对准排气口发起进攻，引发连锁反应，最终摧毁了整个空间站。
第七章 超级傻帽的殖民主义派对人类总想探索，总想找到新的地平线，这种冲动是我们的一个本质特征。正因如此，在进化史上的眨眼之间，我们这个物种及近亲就一次次地扩散到了全世界。另外，也正是这种驱动力塑造了现代世界，也就是数千年来移民、贸易、殖民和战争留下的产物，愚蠢、混乱而且往往极不公平。正是探索的冲动驱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扬帆起航，驶入大西洋广阔空旷的蓝色水域，不料几个月后就白痴一样撞上了一堆礁石。那一年，通常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即将开始，尽管只有当你不是生活在那些被发现的地方时，你才会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发现。在蒙古帝国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陆上贸易通道一直很顺畅(稍后会详述)。后来，由于黑死病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些陆上通道就受阻了。因此，怀揣新技术、新知识以及财富渴望的欧洲就把目光投向海洋。一开始，他们是为了与亚洲、非洲和新发现的美洲进行贸易，但是很快他们的使命就变成了占领和征服。几乎人人都知道哥伦布是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好吧，“发现”应该打引号)：他本来是在寻找一条去印度不用绕行非洲南部海角的近路，结果走错了，跑到了加勒比海。但是，关于他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大家还有很多误解。一个普遍的说法认为，他的想法实质上得到了证实，因为他相信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地圆说”，而老家那些轻信的傻瓜则认为，他注定会从扁平世界的边缘掉下去。很抱歉，但我还是得说，这些全是屁话。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清楚世界是个球体，甚至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也知道，而且是老早就知道了。众所周知，早在哥伦布航海的200多年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曾在著述中偶然提到，大家公认地球是圆的。考虑到时至今日也有一小撮顽固分子仍然怀疑“地圆说”，所以15世纪那会儿“地平说”的流行程度可能跟现在差不多。在2019年，一群“地平说”的死忠粉打算为“地平说社区”组织一次巡游，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机会，能让他们检验所支持的理论。干得漂亮，各位!就冲这个我也得恭喜你们。因此，当时大家的分歧并不在于地球是不是圆的。对于哥伦布的冒险，很多人的怀疑完全是另有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哥伦布把测量单位彻底搞乱了，所以他得到的计算结果全是错的。他的整个计划都基于他本人对两件事情的计算：地球有多大，亚洲有多大。不幸的是，他对这两点的计算都错得离谱。首先，根据他的计算，亚洲要比实际上长得多(尽管亚洲的确很长)，这样一来，在顺风情况下，他最终会在距日本实际位置以东几千英里的地方“找到”日本。但更糟糕的是，他对地球周长的计算是基于9世纪波斯天文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尔·法尔加尼的研究成果。这可不是个好的开始，因为早在1700年前，生于昔兰尼的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就已经相当准确地测算出地球的周长，而且之后也一直有更加准确的估算。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哥伦布最大的错误。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以为法尔加尼说的“里”显然就是一里约合4850英尺的罗马里。然而实际上，法尔加尼说的“里”是阿拉伯里，一里约合6500到7000英尺。因此，当法尔加尼提到某个距离时，其实际距离要远远大于哥伦布以为的距离。电影《摇滚万岁》的影迷会非常熟悉哥伦布的错误。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测量单位搞混了，于是得出了一个小得可笑的地球模型。在哥伦布的概念里，地球的大小仅为实际大小的四分之三。再加上他把日本的位置东移了几千英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以为只须为一个短得多的航程准备补给，然而实际上那个航程要长得多。当时有很多人跟他说“我认为你把地球的大小搞错了”之类的话，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计算没问题。因此总的来说，他能误打误撞地闯进加勒比海地区实属幸运。(那时还没有谁认真地想过，在被误以为是亚洲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可能存在另一个大陆)还有一点或许值得多说两句：哥伦布想当然地以为法尔加尼说的里就是罗马里，这反映出他有相当牢固的“欧洲是世界中心”的思想!但是老实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干出的其他坏事儿远比这严重多了。有些读者可能非常想知道，假如哥伦布的数学水平够好并且因此从未起航的话，那世界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答案是可能不会有太大不同，除了现在说葡萄牙语的人或许会更多些。当时葡萄牙人是欧洲最好的水手和航海家(哥伦布的探险队仅由西班牙资助，因为葡萄牙人很清楚他数学没整明白，所以一开始就拒绝了他)，而且随后他们将登陆美洲的各个角落。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到达巴西。一年后，科尔特-雷亚尔兄弟到达拉布拉多或纽芬兰，立刻就绑架了57名当地土著卖为奴隶，这基本上预示了后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如果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对，就是字面意思上的任何一个人—能抑制住天生的冲动，不去谋杀或绑架他们最先碰到的那批人，那么这真的会改写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在哥伦布之前的整整五个世纪里，维京人实际上是最早在美洲建立定居点的欧洲人，利夫·埃里克松从格陵兰的维京人聚居区出发，偶然发现了他们决定称之为文兰的地方(“葡萄酒之乡”，很可能是现今的纽芬兰)。跟贫瘠且极其无趣的格陵兰相比，文兰的森林和水果对维京人来说想必是福音，而且他们也确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维持多年的贸易殖民地。不幸的是，他们与当地人—很可能是图勒人或者维京人所说的斯克林斯人—的贸易前景，或多或少地被他们首次遭遇时发生的不快蒙上了阴影。这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欧洲人与美洲人的首次相遇，经过大概就是：维京人发现有十来个土著人在翻过来的独木舟下面睡觉，于是就谋杀了他们。苍天啊!你们疯了吗？不出所料，那之后当地人就没有多大热情跟维京人做贸易了，而且双方经常发生小规模冲突，其中包括一场战斗：可怕的维京人拿着刀剑，却险些败给“末端长着巨大瘤子的长杆”(瘤子很可能是充气的动物膀胱)，“它飞过维京人的头顶，坠下时发出吓人的响声”。维京人非常害怕这个新奇的气球，要不是利夫的妹妹弗赖迪丝·埃里克斯多特反过来露胸吓到了斯克林斯人，他们恐怕就打输了。由于这些接连不断的争斗，文兰定居点始终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过了一二十年，格陵兰的维京人放弃了这里。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定居点本身也是“红毛”埃里克因杀人被流放至此才建立起来的，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随着余下的维京人陆续抛弃这里返回北欧，这里也就渐渐衰落并消亡了。假如维京人在文兰的所作所为能稍有不同，少干些谋杀当地人的勾当，那么历史或许真的会有不同的走向。美洲和欧洲之间既定的贸易通道，以及随之发生的所有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可能会让这两个人群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和缓。这可能意味着双方在技术和军事上的差距就不会那么显著，欧洲人在16世纪的殖民活动也就不会变成一边倒。(这可能还会给美洲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慢慢发展出对旧世界传染病的抵抗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遭到所有陌生传染病的袭击)同样，假如14世纪马里帝国的统治者阿布巴卡里二世顺利返航了，那么历史可能也会有所不同。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帝国之一，横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该国的君主，阿布巴卡里二世非常想知道大洋是否有尽头，对面是否也有“岸”。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在1312年放弃自己的王位、权力和财富，率领一支据推测由2000艘船组成的舰队，从现今的冈比亚起航，驶向大洋彼岸，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一些马里历史学者认为，他实际上可能已经抵达巴西海岸，但是即便如此，他终究没有返回马里—说老实话，对于搞探险而言，能返航真是相当关键。或许历史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注定就是这样。当你把镜头拉得足够远时，你会发现人类历史的很多篇章就是帝国兴衰、互相杀得屁滚尿流的故事。像农业、领袖和战争，所有这些反过来帮着开启了帝国时代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能胜出，未必是因为它们是对人类最有利的长期计划，而可能是因为曾经有某个大人物决定要这么做，然后对剩下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要么追随，要么被碾碎。这就像是在旧日美国西部的酒吧里打架，只不过当历史的钢琴再次奏响时，很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在1492年，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一不小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搁浅，当时岛上已有几十万土著泰诺人。在西班牙人带来采矿、奴隶制和疾病之后，仅仅过了20多年，岛上的土著就只剩下32000人。哥伦布的数学确实很烂，但那绝对不是他所犯下的最恶劣的错误。历史学家不必对过去做出道德判断。他们的目标是揭示、描述、结合背景来研究，是理解和解释很久以前的生活，是追溯权力和冲突交织而成的网络如何导致了世界现状。这些都不需要你去评价往事的好坏善恶。事实上，考虑到这一切复杂得让人头疼，想对过去说三道四真的很困难。幸运的是，本书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对过去说三道四，因此让我们赶快阐明立场：殖民主义很坏，非常、非常坏。究竟有多坏呢？据估计，欧洲的殖民主义仅在20世纪就造成了大约5000万人死亡，堪比希特勒所犯的罪恶，而这还是在殖民帝国正在崩溃的时候。在美洲殖民地化之后的大约100年里，根据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这个大陆有90%的人口死于疾病、暴力和强迫劳动—又一个几千万的数字。我们之所以给不出更具体的数字，唯一的原因是很难弄清楚以前有多少人住在那里；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当然，尽管这个模糊的死亡人数已经很恐怖了，但是仅有这个数字还不足以反映那段历史的全貌。非洲奴隶贸易、集中营的发明、日本帝国的“慰安妇”制度、西班牙在美洲的监护征赋制度(西班牙国王把原住民作为劳动力赏赐给征服南美的西班牙人，就像创业公司给员工的人力资本股票期权)—这张恐怖清单看不到结尾，而且冷酷得让人无法忍受。你还可以给它加上很多条罪状：数不清的文化被抹去，历史记录被摧毁，巨大的财富被不合理地转移—这一条在如今仍然很明显，你可能正在享受着它带来的发展前景和安逸，当然这取决于你生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如我所说，殖民非常坏。本书的这一部分不是很好笑，抱歉了。或许这一切本来都不用我说，但是目前我们正遭受相当猛烈的反攻倒算，有不少人声称“殖民主义其实很好”。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殖民主义给被殖民者及其后代带去了很多好处，比如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和医学知识的传播、法治概念的引入等等，这些远远超过了殖民者犯下的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不管你如何粉饰，这实际上仍然可以归结为这样的断言：被殖民者基本上是未开化的；他们没有能力自治，没有机会进步，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来恰当地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就是一群坐在金山上的傻子，全然不知该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做什么。首先，这种论断更多是基于传言，而不是基于事实，不是基于那些社会沦为殖民地之前的真实状况；它把少数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暂时的、非常偶然的优势，吹嘘成某种永恒不变的“应该由谁管事”的道德法则。更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一个心照不宣的假定：要是没有殖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世界的其他地区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除了进军一个国家并将其据为己有，我们就想不到其他跨境交流科学或技术知识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没有那些慷慨的殖民者，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仍然停留在16世纪。现在看来那似乎不太可能了，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帮助欧洲率先取得了一连串技术进步的思想已实现跨境传播，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因为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既没当过殖民地、也没当过殖民者的国家供我们去检验。似乎只有泰国算是条漏网之鱼。我只用谷歌搜了一下，结果发现泰国其实已经用上电了，所以就基于这一个样本，我怀疑那些殖民鼓吹者的论据可能是胡说八道。但是说到底，这全都是各说各话，我们不能等几百年过去之后，再对你的所作所为进行回顾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因为那其实并不是人类通常区分善恶对错的方法。那看起来更像是事后给自己的立场找理由。因此，关于殖民主义的对话往往会变成这样：一方高喊“但是他们带去了火车!”，而另一方反唇相讥说“是的，还带去了阿姆利则大屠杀[1]!”。双方像复读机一样你来我往，直到把每一个人都烦得生不如死。(在此声明：我可是个非常喜欢火车的人，但我仍然不认为火车可以跟大屠杀相提并论)我并不是说殖民主义该对世界上的所有恶行负责，那不是事实；我也不是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那些被殖民的社会都是和平礼让、天人合一的幸福之地，那也不是事实。我希望书到此处大家已经明白，人类犯蠢犯浑的本事贯穿了整个世界史。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可能应该试着基于事实来思考我们的过去，而不是一厢情愿、含糊不清地描述和怀念帝国的辉煌。仅举一例：认为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去开明的治理和法治，这种观点其实难以被殖民列强与土著人签署众多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所支持—我们实在无法把那段历史与“尊重法治”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会让被殖民的土著人感到震惊，比如美洲的原住民就先后跟英国和美国政府签署了数百个条约，最终只落得族群支离破碎，土地也被夺走。签署了《怀唐伊条约》的毛利人也会感到愕然，因为将条约文本的英文版翻译成毛利文版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错误，导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刚好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签了字。同样，在南非殖民地英属卡夫拉里亚[2]，科萨人也会感到震惊：1847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新上任的总督亨利·史密斯爵士一边猖狂大笑，一边象征性地撕毁了一份和平条约，然后强迫他们的首领一个接一个地上前亲吻他的靴子。顺便说下，这些可不是隐喻，总督大人就是这么干的。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历史普遍把他当作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来纪念，而在一本颇受欢迎的言情小说中，他与一个……等下哈，我查查笔记……哦，年仅14岁的小女孩有了一段童话般的婚姻。这一切都将我们拽回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一贯善于用故事和错觉来自欺欺人，粉饰我们真实的所作所为。维护一个帝国需要积极的努力，需要不断把它的现在写成神话，把它的过去加以美化。这种自相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正因如此，哥伦布的文字表明，就在他内心盘算泰诺人是否值得征服和奴役的同时，他也坚信自己是奉主的旨意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也正因如此，当帝国时代结束时，即将离开非洲的英国人有组织地销毁了数万份殖民档案，真的就是烧成灰再一起倒进大海里，企图抹去这段历史，制造集体失忆。在乌干达，这种行动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遗产行动”。这一点，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暴行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或许是殖民时代最骇人听闻的一场暴行，具有深刻而又黑暗的讽刺意味。当时，利奥波德在刚果盆地购买了上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他的私人财产，然后为了赚钱，他把那里变成了残害和屠杀奴隶的地狱，20多年里就造成大概1000万人死亡。讽刺的是，这是打着正式的慈善旗号做的。在1885年结束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就“瓜分非洲”达成协议，从而把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化推到了新的极致。另外，这次会议还把上述土地分给利奥波德创立的慈善组织—国际非洲协会。该组织的慈善使命是为刚果人民带去“文明”，但是实际上他们把整个刚果变成了巨大的橡胶种植园。在那里，如果劳工未能完成产量目标，就会受到残酷的刑罚，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割掉手脚或鼻子。因为比利时军方不想在杀人以外的活动上浪费昂贵的子弹，所以要求士兵上交断手来佐证他们杀了多少人。一颗子弹，一只断手。于是，装满断手的篮子差不多就成了那里的一种货币，只不过，这种货币是从死人或活人身上免费收割来的。当然了，利奥波德把他的国家叫作“刚果自由邦”。因此，没错，殖民主义就是很坏。本书讲的是失败，而殖民主义尽管的确很坏，但它不完全是个失败。如果你忽略道德伦理，只看损益得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巨大的成功，其背后有很多人大发横财，活得简直像国王(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是国王的人了)。但是，尽管总体上来说殖民列强的确通过侵略性的窃取成功获得极多财富，然而这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有很多瓜分殖民地的行动既野蛮又无能。所有那些关于英雄冒险家自吹自擂的神话，加上据说可以轻松赚大钱的诱惑，全都意味着很多投身于帝国事业的人—不客气地说—就是十足的白痴。整个“地理大发现”显然充斥着邓宁-克鲁格效应。一个又一个极不合格、毫无经验甚至往往精神错乱的人被派去领导探险，或者管理殖民地，而这仅仅是基于他们非常自信，看起来像是合适的人选。就拿约翰·莱迪亚德来说吧，他受英国人委托带领一支探险队去寻找备受关注的尼日尔河的源头，尽管他此前只在非洲南端的海上短暂停留过。他出生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康涅狄格，由于把自己跟着库克船长航海的经历写成畅销书，结果就成了伟大的探险家。然而，他独自完成的冒险是真的很失败。毫无疑问，莱迪亚德非常善于结交要人并说服他们预付钱款。他的首次商业冒险是一家毛皮贸易公司，筹划了很多次却一直未能真正成立。但是在巴黎寻找商业伙伴时，他结识了很多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拉法耶特侯爵以及没在音乐剧《汉密尔顿》中出现的另外几个名人，他们支持他去完成一次完全不同的探险。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要一路穿越俄罗斯到达白令海峡，然后从那里渡海到达阿拉斯加，再沿着美洲大陆的西海岸一路探索下去。整件事情都是杰斐逊的主意，在他的眼里，莱迪亚德是“一个天才……有无畏的勇气和开拓精神”。在去圣彼得堡的途中，莱迪亚德把鞋都丢了，但他借到了一些钱，好不容易到达了伊尔库茨克，结果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探险也就跟着泡汤。到了1788年，当身无分文的莱迪亚德终于回到伦敦时，他又得到一次机会：带领探险队前往所谓的“黑非洲”。尽管他不会说阿拉伯语，探险经历顶多也就是马马虎虎，但正在寻找人选的非洲协会一眼相中了他。该协会的秘书长是个姓博福伊的人，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初次见面他就“被莱迪亚德的男子气概、宽阔的胸膛、率真的表情以及眼中的不安所打动……我问他什么时候出发。‘明天早上。’他回答说”。前往一个你只从船上看过几眼的大陆，进入未知的地域展开探险，如果你觉得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似乎太仓促，那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胸膛不如约翰·莱迪亚德宽阔。最终，莱迪亚德最远只到达了开罗，在那里他得了“胆汁病”，然后就想喝硫酸来自我治疗。不出所料，在1789年1月，他就这样弄死了自己。在他这次非洲冒险所留下的东西里，真正有用的就是对几条商路的描述。对了，他还给托马斯·杰斐逊写过几封信，信中他骂埃及人愚蠢，还说尼罗河不如康涅狄格河。说完莱迪亚德，再来说说罗伯特·奥哈拉·伯克，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爱尔兰警察，脾气暴躁，没有方向感。在1860年，他沿着一条从墨尔本到北部海岸的路线，开始前往澳大利亚的中心地带探险。离开墨尔本和欢送的人群之后，探险队的穿越速度慢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带着二十吨重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生死攸关的物品，比如一大套雪松铺面的橡木桌椅、一面锣和十二把头皮屑刷子。由于伯克脾气暴躁，而且完全缺乏探险技能，所以探险队的人员流失非常严重，很多队员要么被开除，要么自愿离开了。当慢得要死的行进速度终于迫使他同意丢掉一些补给时，他居然选择丢掉大部分的枪支和弹药，还有帮助预防坏血病的酸橙。最终，在行进大约2000英里之后，伯克撇下大部队，只带着另外三人和几头骆驼，半死不活地到达距离北部海岸不到12英里的地方，然后因为前头有一大片红树林沼泽挡住了去路，只好折返。在回去的路上，一些经过的土著人看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就想给他们些食物和帮助，但伯克却朝人家开枪。此后不久，他就死在了路上。甚至有些号称很成功的殖民探险家，其实也非常不擅长探险，比如法国人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他曾宣布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片地区为法国领土，并把现今的路易斯安那州命名为圣路易斯。一位法国官员曾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有才干的一位。”他之所以会踏上探险之路，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找到一条经俄亥俄州到达中国的路线。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生来就有让大多数同行者讨厌的本事，所以根本不适合搞探险。在1687年，他开始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探险，试图仅凭一支200来人的法国军队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他们一路上争吵不休，损失了好几艘船，然后登陆地点也比预定位置偏离了500多英里，最终在得克萨斯州某地，他被自己人谋杀了。说起殖民时代的自欺欺人和狂妄自大，或许最生动的例证就是根本没能得逞的殖民企图—有一个国家也想跻身殖民列强，最终却因此陷入贫穷，蒙受屈辱。这个倒霉的国家就是苏格兰帝国。
把苏格兰搞到破产的人像最终归入历史账本“损失”栏的很多人一样，威廉·佩特森也有一个愿景。他不仅有一个愿景，还有说服别人赞同自己的本事和韧劲儿。他的职业是银行家和金融家，但他本质上是个推销员：他似乎兼具精算师的严谨、诗人的灵魂以及传教士炽烈而又坚定的信仰，让人难以抗拒。遗憾的是，他这个愿景最终导致数千人死亡，让祖国苏格兰陷入破产的境地—更糟的是，这一切都拜南边的邻国所赐。事实上，要是没有佩特森的灾难性计划，我们所熟知的英国今天可能都不存在。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国家听信了真正的意识形态信徒的宣言，寄希望于宏大但模糊的野心，对专家的警告充耳不闻，顽固不化，拒绝承认现实，不肯改变方向，即使世界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说他们可能犯了错误。(故事中的英格兰人也是混蛋，但这一点可能不言而喻)佩特森的愿景实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苏格兰帝国，成为全球贸易跳动的心脏。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把帝国的第一个前哨站设在哪里：大西洋彼岸一个青翠的天堂，坐落在美洲的支点上。那个地方叫达连。从1698年到1699年，约有3000名殖民者从苏格兰起航，在民族主义情绪和该国一半财富的支持下，他们满怀希望，一心想要找到佩特森的天堂，建立那个帝国。没等17世纪结束，他们就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天堂，大多数人丢了性命，国家的财富可能也在大西洋上打了水漂。公平地说，佩特森的愿景并不全是灾难。事实上，他的另外一个愿景一直延续至今—在1691年，他首先提出创立英格兰银行的构想，然后在1694年，他成了该银行的共同创办者。(这个苏格兰人创立了英格兰银行，一年之后，有个英格兰人创立了苏格兰银行)在许多方面，佩特森远比大多数人更早预见到全球化贸易的轮廓将怎样影响我们当今的世界。但他既乐观(“贸易能够促进贸易，”他写道，“钱能够生钱，直到世界末日。”)，又极其顽固。他的态度终于让英格兰银行的其他董事忍无可忍，因此还没等到银行成立一周年，他就被迫退出董事会。于是，佩特森又回到多年来一直放不下的想法：在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带，在巴拿马地峡东部海岸的达连，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早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就已经清楚认识到，从这里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最容易。当然确切地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穿越这个地带一点儿都不轻松—但是，仍然要比绕行美洲南端、合恩角或者麦哲伦海峡的海上通道更快捷、更安全。佩特森煽情地描绘了一幅繁荣的景象：通过连接两个大洋，达连将成为“海洋的门户，宇宙的钥匙”。当时正值欧洲疯狂殖民扩张的高峰时期，苏格兰当然也想分一杯羹。到了1690年代，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在从美洲殖民地掠夺资源，并因此大发横财；再往后，英国与荷兰加入战团，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到这时，欧洲人瓜分全球的争夺战已经覆盖亚洲、非洲和美洲，因为“凭借武力洗劫”的总体战略仍然立竿见影，能迅速带来数不清的财富，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帝国时代也是金融革命的时代：殖民主义的先锋不仅由国家直接扮演，其参演者还有国家支持的、公开交易的“股份”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臭名昭著的巨头，它们模糊了商业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界限。基本上，佩特森的达连冒险就是想照搬这种模式。这些公司的触角遍及全球，财富和势力让很多国家都难以企及。事实上，它们本身常常就可以代表国家，能对本国政府施加难以置信的影响(与如今大不相同)。此外对苏格兰来说，1690年代也充满不确定性和疑虑。自从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南下统一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以来，苏格兰人一直躁动不安。他们的确是联盟的一分子，但他们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议会，颁行自己的法律，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货币。然而，苏格兰某些社会阶层越来越怀疑，他们在整个联盟中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相信(还真不是无端揣测)，联盟就是一个只对英格兰人有利的陷阱，苏格兰将永远是穷亲戚，从伦敦传下来的政令将永远偏向英格兰的首都，损害爱丁堡的利益。看到其他阶层都在积极争取与英格兰更紧密的结合，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1690年代的金融动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氛围—英格兰发生了货币危机，国王想要发动劳民伤财的对外战争，苏格兰遭遇了“七个灾年”，经济萧条、庄稼歉收和饥荒导致很多人陷入饥饿和贫困。这场经济危机非但没让苏格兰人民厌恶风险，反而给允诺改变现状的人创造了沃土。因此，当佩特森的达连计划出炉时，它就被高涨的爱国热情逮住，成了苏格兰重申独立、摆脱联盟束缚、掌控自身未来的途径。在设想自己的计划时，佩特森其实并不关心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事实上，在求助于祖国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说服其他国家支持这个计划。在1695年，苏格兰已经决定支持他的冒险计划，成立“苏格兰对非洲及印度贸易公司”，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了该公司广泛的权限和慷慨得荒谬的条款。然而，他还是把筹集资金的起点选在了伦敦。正是在这里，整件事情开始走入歧途，公司的创始人开始忽视警报信号。不过，一开始这事儿并没有出什么岔子；事实上，各方面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有点儿太顺利了。佩特森在伦敦名气很大，而且善于推销，再加上人们对志在全球的股份公司热情泛滥，所以苏格兰贸易公司很容易就找到了支持者，吸引了总额约30万英镑的投资承诺，这可是笔巨资。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个计划的兴趣太大，自然就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委婉地说，东印度公司对竞争的前景很不乐观。他们已经被这十年来的金融危机吓坏了，而且本年度也遭受了巨额亏损；伦敦商业界的很多其他成员也是同病相怜。在这时，苏格兰贸易公司还没有选定巴拿马作为他们的目标，而且为了保密，他们甚至没有公开提到美洲探险的计划。相反，该公司的全名却暗示，他们正在推销的这个计划把重点放在非洲或东印度群岛，而那些地方是英格兰的势力范围。东印度公司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大概意思就是“别做美梦”。东印度公司的财富和势力与英格兰帝国霸业的成功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动用自身的影响力来破坏苏格兰贸易公司的计划。这是全球贸易残酷的现实政治[3]给苏格兰贸易公司上的第一课：你们想做大量的国际贸易，还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就会因此配合你们。英格兰议会对苏格兰法案的条款义愤填膺，因为该法案自讨苦吃地给苏格兰贸易公司画了张自由贸易的大饼：21年内完全免征关税、进口税以及其他税。英格兰的议员想知道，这将如何影响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关和贸易关系，苏格兰议会怎么可以通过这样的法案。他们警告说，由于两国之间没有实施严格检查的硬边界[4]，“上述商品难免会被苏格兰人偷偷带进英格兰……从而在关税上给陛下造成极大的损害”。英格兰议会展开调查，递交了报告，并威胁要弹劾任何与苏格兰贸易公司有瓜葛的人。不出所料，国王威廉站在了英格兰一边，并放出话说这事儿让他极为愤怒。于是乎，来自伦敦的那些投资承诺全都神秘地化作泡影。当苏格兰贸易公司试图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这两个贸易之都募集资金时，剧情跟伦敦毫无二致。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对此心怀不满。他们从中作梗，再加上一位狡猾的英格兰外交官暗地里吹风使坏，这就使得佩特森及其同事虽然会见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跟他们一起喝了不少咖啡，被人家追问了不少计划相关的信息，但是最终没有几个人答应投资。可以说，英格兰政府粉碎苏格兰梦想的努力在扼杀外部投资方面取得了奇效，但其在苏格兰本土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苏格兰人民当然会觉得他们遭受了不公平对待，这样的刺激促使他们不再仅仅把苏格兰贸易公司看成发财的机会，而是上升到了国家认同的高度。佩特森可能并没打算把达连计划搞成狂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他是真的只想把自己的贸易理论付诸实践—但是作为曾经的推销员，他知道要抓住时机利用高涨的公众情绪，因此就很愉快地把他的经济试验跟汹涌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怨恨绑在了一起。在1696年2月26日，该公司在爱丁堡举行的认股登记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堪比《您身边的理财大师》的订阅量。苏格兰人简直是在把钱往这个计划里倒。当时苏格兰并不富裕，但即使是在七个灾年期间也算不上贫穷。与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苏格兰也有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而他们算得上是该计划最狂热的支持者—这一点不同于东印度公司等其他股份公司，其投资者往往仅限于贵族和富商。为了撰写《苏格兰的价格》一书，历史学家道格拉斯·瓦特查阅了苏格兰贸易公司的档案资料，发现人数最多的投资者群体是贵族圈外的小地主。但更糟糕的是，投资者囊括了苏格兰社会的各个典型阶层—从有头有脸的名人到律师、医生、牧师、教师、裁缝、士兵和钟表匠，还有至少一个“煮皂工”，甚至是一些相对富有的仆人。狂热是可以传染的。殖民地让人一夜暴富的传说已经成了苏格兰的街谈巷议，歌曲和诗歌也在颂扬这家公司，很多人在为它祈祷，祝福它吉星高照。考虑到历史的变幻莫测，再加上那时苏格兰流通着两种货币，所以投资总额的准确数字很难确定，但是据瓦特估计，流入该公司的资金占到了当时苏格兰货币财富总额的六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把全部承诺金额都包括在内(因为只需要预付一部分现金)，资金总量很可能已经超过苏格兰的货币总值。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佩特森似乎很清楚怎样给金融狂热火上浇油并加以利用。事实上，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如今对“病毒式传播”的理解极为相似。他在169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事情不能借着最初的热度搞起来，那么资金的募集就难以成功，因为民众往往非理性地盲从。”一个关键因素可能在于，该公司的认股登记没有私下进行，是公开的，而且这确实是公司有意为之，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投资者是哪些人。佩特森故意选择显眼的公众人物(你也可以称他们是“意见领袖”)作为早期的支持者，希望他们能树立榜样，促使其他人抛弃理智跟风投资。这就像某种17世纪的众筹网站一样，将支持公司的行为从个人的财务选择变成公开的效忠声明—这使得那些没有支持该公司的人因缺席而显得特别刺眼。这一切自然导致了不断自我强化的社会压力，所营造的氛围会咄咄逼人地把反对或怀疑的声音淹没。在1696年，创办苏格兰银行的英格兰人约翰·霍兰很遗憾地写道，当他试图批评该计划时，他被指控为东印度公司的间谍。“这个国家对印度和非洲贸易的热情已经冲破天际，”他写道，“很多人因此对我抱有偏见；因为无法回答我对这个计划的质疑，他们就私底下说，我们绝不能相信霍兰先生，因为他是个英格兰人……坦率地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想法是危险的，人们越来越心怀畏惧，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英格兰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爱国的自信心爆棚，支持变成了表演式行为，崇高的承诺、动人的愿景、还有暴富的诱惑，这些合在一起，就为失控的狂热创造了适宜的环境。1698年7月14日，在与岸上欢呼的人群道别后，5艘船从利思起航，载着威廉·佩特森以及另外1200个满怀希望的人，驶向中美洲他们从未去过的目的地。哎呀，我是不是忘了说啊？威廉·佩特森之前从未到过达连。为什么这娃非要在达连进行他宏大的贸易试验呢？这至今仍算是一个谜。作为商人，他的确在加勒比地区待过很长时间，但是在其传记或公开的文字中，没有证据表明他到过巴拿马地峡附近的任何地方。他十有八九是从海盗那里听说了达连的故事。(当时是海盗的黄金时代，真实的加勒比海盗可跟电影里的不一样，他们无法无天地大肆劫掠，有的是真正的流氓悍匪，有的则往往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因为政府想让他们去骚扰同样从事殖民的竞争对手)还有一点也不清楚，那就是佩特森究竟怎样仅凭一些传言，就说服苏格兰贸易公司其他董事支持他的愿景，同意他把达连作为苏格兰全球帝国的中心。他们无疑有很多次机会改变计划—在1697年，也就是船队起航的前一年，他们实际上差一点儿就彻底放弃了达连计划，转而专注于更合理的目标。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公司在爱丁堡筹到了很多钱，现在却已严重超支，无法保证足够的资金来充分支持该计划的野心。(他们愚蠢地决定在欧洲大陆购买最先进的新船，而当时大多数竞争对手的大部分船只都是租用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好吸引荷兰及德国的潜在投资者—这有点儿像一家科技创业公司虽然没有收入，但是却在城里最贵的地段租了豪华写字楼)董事会里有很多名声誉良好的专家，他们质疑这次远征的可行性，并且强烈建议将筹到的资金花在更低调的亚洲贸易任务上。他们充分意识到达连之行的所有陷阱，甚至考虑了美洲其他几个可能更适合的地点……尽管如此，这群头脑清醒、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仍然坚信他们一直都是对的，并决定继续推进计划。在1698年11月初，这些殖民者到达连之后没多久，那些陷阱就逐渐清晰可见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达连是此行的目的地：公司非常害怕竞争对手知道他们的计划，为了保密，任务是在船队起航之后才透露的。一开始似乎很顺利。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有陆龟、树懒和巨食蚁兽等新奇物种，都让这些殖民者惊叹不已。当地的库纳人似乎很友好，还提到几英里外有金矿。殖民者欣喜地发现了一个“最优良的港口”，一处有天然屏障的海湾，长两英里；他们中的休·罗斯相信，这个港口“能够容纳1000艘世界上最好的船”。另一个不知名的殖民者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气候温和，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健康和便利。”“健康”恐怕是言过其实了。登陆后不到两周，一些殖民者就开始生病且不治而亡，其中包括威廉·佩特森的妻子。又过了几天，定居点的最后一位牧师也去世了。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殖民者仍然自信满满。他们用苏格兰的旧称喀里多尼亚给海湾起了名字，并且立即着手建设他们的第一座城镇—新爱丁堡。他们因这些发现而欣喜若狂，以至于急不可耐地派出远征队的总会计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是音乐剧里的那个)，搭乘一艘路过的法国海盗船返程，以便尽快把喜讯带回祖国。汉密尔顿搭乘的海盗船刚离开港口就沉没了；这是个相当明显的预兆，表明整件事情已经错得多么离谱。这么大一个天然港口，为什么其他的殖民列强谁都不用呢？到这时原因就很明显了。它就像加州旅馆一样，进去轻而易举，想离开就没那么容易了。[5]由于盛行风的作用，船只一离开港湾的庇护，马上就会遭受巨浪的迎面袭击。汉密尔顿搭乘的那艘船离开港口也就30分钟，结果就被巨浪拍成碎片，几乎有一半船员淹死。(汉密尔顿自己逃过一劫，并且最终回到苏格兰，去忽悠家里的父老乡亲，吹嘘远征进行得多么顺利)一些经验丰富的水手曾经警告过该公司，他们那些昂贵的大船龙骨较浅，完全不适合加勒比地区的海况，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要知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船一年中有好几个月只能躲在港口里。你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拟建的贸易殖民地来说，这个事实会促使他们重新考虑，然而你错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他们是否真的想清楚了整个贸易这件事。道格拉斯·瓦特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贸易代表团，他们在可贸易商品上花费的预算少得可怜—这些商品主要是布匹，但也包括200多顶假发、数量可观的时尚鞋子以及大量梳子。(为啥带那么多梳子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全世界的土著人都一个德行，见到梳子就喜欢得要死，会立即拿他们的土地来交换。结果呢？库纳人似乎对梳子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另一方面，如果代表团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定居点，那他们可能应该少带些假发，多带些工具。建设新爱丁堡的任务启动之后，他们的士气开始一落千丈。这项工作极为辛苦繁重，并且是在苏格兰人没有经历过的高温下进行。他们在茂密的丛林中徒劳地砍伐了两个月，而丛林似乎始终不肯让路。这之后项目负责人认定，他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建设地点(“就是一片沼泽。”如佩特森所述)，于是他们的士气愈加低落。接着雨季开始了，而且巴拿马的雨可不像苏格兰的雨。那位写日记的罗斯也很快改变了他对选址的乐观看法，现在他写道：“定居点和整个海湾周围到处都是红树林和沼泽地，非常不健康。”沼泽可不仅仅是不健康。疾病已经夺走佩特森妻子的生命，现在开始侵袭更多殖民者。我们不清楚那具体是什么病，因为他们只记录了“发烧”，但最有可能是附近沼泽地的蚊子传播的疟疾或黄热病(当然这两种疾病本身也是“殖民者”，都是由欧洲人从旧大陆带过去的)。当地的定居者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死亡。那些没有发烧生病的人，他们的健康也在其他方面日益被摧毁，而这主要是因为苏格兰贸易公司决定，把充足的烈酒供应作为此次远征的一大福利。喀里多尼亚人开始用朗姆酒和白兰地消解哀愁，而这当然不可能加快新爱丁堡的工程进度。没过多久，负责人决定彻底放弃城镇的建设，把重点放在修筑堡垒上，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西班牙人的大举进攻。啊，是的，西班牙人。看见没，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提到佩特森这个计划中最严重、最明显的问题：西班牙人非常非常确信达连是他们的地盘。是什么让西班牙人有这样的信念呢？几件小事，比如他们已经在巴拿马地峡活跃了近两个世纪，再比如那里是他们把从南美掠夺的金银运回西班牙的重要航线，再比如达连就在西班牙的三大殖民地城市之间。事实上，他们曾经占领过达连，后来由于苏格兰人现在才发现的种种问题放弃了。西班牙会任由一个新兴国家插足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吗？这种妄想实在可笑。为什么苏格兰贸易公司以为西班牙佬会放过他们？这真的让人费解。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对他们的想法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很多浪漫的海盗故事中，海盗多次成功攻击和掠夺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财产。受此鼓舞，苏格兰的殖民者似乎已经相信，现在的西班牙就是只纸老虎，一个衰落的帝国，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尽管西班牙有一支海军而苏格兰没有，但他们很可能相信，如果能够击退西班牙人最初的攻击，那他们就能成功地揭穿对手的虚张声势。然而……剧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首先，西班牙根本用不着直接进攻。先前英格兰人就企图阻挠苏格兰人的野心，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跟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来，那些都不值一提。西班牙人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让威廉国王知道，苏格兰的小小冒险正在挑起两国都不想看到的战争。威廉刚刚从英法之间家常便饭一样的战争中脱身，非常渴望与西班牙保持和平，因此他立即下达命令，禁止任何英国领土或船只以任何形式给那些苏格兰人提供补给或援助，甚至不得与他们有书信往来。当这个消息传到喀里多尼亚时，定居者陷入了绝望。自打他们到这里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家乡的消息，也没有新的物资供应，尽管他们一直定期地向苏格兰发回请求—现在他们被彻底隔绝，想在该地区找到盟友的希望也破灭了。甚至在英国下达禁运令之前，殖民者就已经击退西班牙的一次小规模袭击，这还多亏一个奉命在这里监视他们的英国船长发出了预警。(丢脸的是，因为他们的保密工作实在太烂，这个船长实际上还比他们先到了一步)这场小小的胜利短暂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是当他们派出一艘船去找人做生意时，那艘船却被西班牙人夺走，船员被关进了监狱，货物也被没收，他们的士气再一次跌到谷底。到这时，喀里多尼亚有半数人口或者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或者被人关进监狱，而剩下的那一半要么精疲力竭，要么饥肠辘辘，要么喝得酩酊大醉，于是他们已被彻底孤立的消息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相信他们已被彻底抛弃，于是决定一起放弃达连，踏上悲伤的返乡之旅。因此，从威廉·佩特森终于到达他大半生的梦想之地开始，仅仅过了9个月，他自己就变成了鳏夫和病夫，被人抬上一艘准备离开的船。他总算没被发烧夺去性命，但是离开达连却意味着永别。由于这些殖民者仍然受到疾病的折磨，所以跟他们在达连时的处境相比，途经牙买加和纽约的返乡之旅一样苦不堪言。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离开港口，然后路上又有数百人死亡。一艘船沉了，另一艘几乎被摧毁。最终，只有一艘船历尽坎坷回到苏格兰。不幸的是，他们回来得太晚，为了查明他们出了什么事，第二支前往达连的船队已经起航。没错，等到已经无人可救的时候，苏格兰贸易公司终于做出决定，派出早就应该派去的救兵。第二支船队于1699年11月末抵达，发现定居点已经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新爱丁堡已被遗弃和烧毁，堡垒杂草丛生，四周遍布草草掩埋的坟墓。然而，这些新来的人还是丧失理智地决定留下来，还派人回去请求新的补给，试图守住这片土地并重建家园。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让更多人染上了疾病，生命垂危，并且让西班牙有机会证明他们可不是衰落的强国。新世纪刚过几个月，大批西班牙人就出现了，提醒每一个人这里仍然是他们说了算。饱受热病折磨的苏格兰人居然在围困中坚守了一段时间，但是到4月，他们被迫投降。苏格兰帝国就此告终。大概是觉得让敌人夹着尾巴逃走更有宣传价值，或者仅仅是可怜这些倒霉的家伙，西班牙人最后竟然把他们放了。跟先前那批定居者一样，他们在回程中又有数百人死于高烧。而且，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又摧毁了两艘船只，导致100多人丧命，其中包括倒霉透顶的会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先前的沉船事故中捡回一条命，并且随后回到苏格兰，但是后来他竟然又决定跟着第二支船队返回达连。总共约有3000人从苏格兰去了达连，其中可能有1500到2000人死在了喀里多尼亚湾或者海上，还有很多幸存者再也没回苏格兰。在进入新世纪的爱丁堡，计划失败的消息逐渐传了回来，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震动。在一个刚刚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这个烂摊子成了政治足球被踢来踢去，一些人指责公司的董事造成了丢脸的败局，另一些人则指责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人横加干涉。爱丁堡因此发生暴乱。一个不满的殖民者在小册子里抨击公司的董事，被指控亵渎神明；三个支持公司的人用版画侮辱和攻击政府，被控叛国，所幸罪名没有成立。这时真相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站哪一边。这事儿不仅影响政治，还影响了财政：苏格兰本就处在经济危机当中，这下整个国家的财富又有很大一部分打了水漂。个人投资者损失了大笔资金，看起来是拿不回来了。苏格兰蒙受羞辱，国力大为削弱。当然，任何重大的政治变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推动苏格兰与英格兰全面统一的各种力量很复杂，而且早就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佩特森的鲁莽计划。那毕竟是在17世纪末，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联盟似乎每周都在变化。但达连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几年后，作为统一协议的一部分，英格兰要向苏格兰提供紧急财政援助，而且援助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苏格兰，还包括苏格兰贸易公司的个人投资者，他们不仅能拿回本金，还有数额颇丰的利息。很多人说这是贿赂。“我们被英格兰人的黄金收买了。”苏格兰诗人彭斯在80年后写道。有些人认为整个事件就是英格兰人的阴谋，就是想把苏格兰搞残，使之没有选择的余地。还有一些人不关心这个，能拿回自己的钱他们就很高兴。佩特森赞成统一。在1707年5月，联合王国成立。8月，12辆重兵押运的马车载着大约40万英镑驶入爱丁堡。整件事的关键点在于：佩特森并没有错，至少没有全错。巴拿马确实是极好的殖民地点—真的，考古学家马克·霍顿曾在2007年全面考察巴拿马地峡，他的结论是，实际上佩特森提出的达连贸易路线是切实可行的。在今天看来，他对全球贸易发展的预测也没有那么离谱；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提出全球贸易将成为帝国暴行的非暴力替代品。他写道，贸易可以带来财富，而且不会“像亚历山大和恺撒那样沾染太多的罪恶和鲜血”。坦率地说，这在当时算得上觉醒。(尽管如此，我们的好评也应该适可而止：很多出资人谈到达连尚未开发的金矿时欣喜若狂，这暗示着他们掺和该计划就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所有出资人没能共同解决那些难题，这一点就注定了冒险会失败。他们忽视了那些细节，比如所需船只的类型和需要携带的补给；他们还忽视了大局，比如此次行动的地缘政治影响。当遭遇挫折或陷阱时，他们最终相信了自己天花乱坠的炒作，坚信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对的。这是群体迷思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达连的故事仍是导致苏格兰分裂的关键。在2014年就独立举行的全民公投中，支持和反对独立的双方仍在拿这段历史说事儿。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寓言，说明英格兰总想阻挠和压制苏格兰人的希望；对于统一主义者来说，这是个教训，说明放弃稳定而追逐不切实际的抱负非常危险。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拿来作类比。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国家拒绝与地理上最近的贸易伙伴结成政治联盟，转而去支持一个虚幻的愿景，妄想实现不受约束的全球影响力，而作为这个愿景的推销者，那些做着帝国梦的自由贸易狂热分子，他们用愤愤不平的爱国主义言辞把含糊的计划包装起来，并且从始至终忽视专家关于真实现状的警告。不幸的是，我现在想不出有什么能跟它类比。
另外五个探险失败的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法国探险家，第一个环游世界的法国人，曾经到达大堡礁，但随后就返航了，因此未能发现澳大利亚。约翰·埃文斯威尔士探险家，在1790年代，他花了5年时间到美洲去寻找一个失踪的威尔士部落，其间被西班牙人当作间谍囚禁，最后总算找到那个部落，却发现他们不是威尔士人，而是曼丹人。菲尔加摩尔·斯蒂芬森加拿大探险家，他认为北极实际上非常宜居，并于1913年带领探险队前往。当他们的船卡在冰里时，他告诉船员他要带一个小队去寻找食物，随即就抛弃了他们。刘易斯·拉塞特在1930年，拉塞特率领一个搜索队进入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去寻找一个巨大的纯金“矿脉”，他声称那是他多年前发现的。但根本没这回事儿。最终，队友抛弃了他，然后他的骆驼也趁他拉屎的时候跑掉了，于是他就死在了那里。萨洛蒙·奥古斯特·安德烈瑞典工程师和冒险家，想出了乘坐氢气球到达北极的好主意，然后尽管气球一直漏气，他们还是出发了。最终他们全都死在了北极的某个地方。
[1]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英国军队向印度人民开枪，造成数百人死亡。这场大屠杀是甘地随后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最终引领印度走向独立的直接原因之一。[2]卡夫拉里亚(Kaffraria)在阿拉伯语中有“异教徒、无信仰者”的意思，这个词如今在南非成了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蔑称。[3]现实政治(Realpolitik)，这一概念由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主张当权者在处理内务和外交时，应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4]硬边界(hard border)，指设有边界警戒线和检查站，出入都受到专人或设备监控的边界。[5]这里指的是美国乡村摇滚乐队老鹰(Eagles)的歌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在歌词中，身心疲惫的旅人偶遇加州旅馆，初到时觉得这里是人间乐园，但到想离开时，却发现自己已成为这里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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