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猴的把戏（3）
2022/9/21 1:23:40 书虫子
聚光灯下的利他者如何选择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在上一章中，我提到过在非人灵长类和人类中，信任是进行结盟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设想一下，在一个过渡联盟的案例中，一个中等地位的雄性猕猴申请得到雄性大头领的帮助，以联合起来攻击群体中的雄性二头领。经过几周紧锣密鼓的准备和策划之后，这只中等地位的雄性最终对雄性二头领发动了挑战，最初雄性大头领也助了它一臂之力。不过，倘若在这场战斗中，雄性大头领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不再帮这个小兄弟，而且重新站队，那么它的背叛对于那只中等地位的雄性来说，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自然而然，雄性二头领不会放过它，会狠狠地报复。现在又有雄性大头领给它撑腰，它将有恃无恐地收拾这个胆大妄为的挑战者。因此，不管你是一只猕猴还是一个人，选择值得信赖的盟友，对于获得任何政治事业的成功都极为重要。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样的盟友。我们的家庭成员通常可以作为优秀的盟友——想一想，布什家族的成员是如何在政治事业上相互帮助的——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基因利益，而且我们可以评估，知道他们在过去如何行事，也知道他们在未来是否值得信赖。但我们怎么知道刚刚遇到的、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那个人是否值得信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温一下第二章中关于合作和囚徒困境的讨论。我们跟一个陌生人玩单次囚徒困境时，如果知道这个人过去与其他人博弈的时候是合作还是背叛，那么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需要记住，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背叛总是更安全。但是，如果我们得到的信息让自己相信另外一个人会合作，那么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两个人都会赢得更多。因此，在尝试判断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是否值得信任时，对方的名声特别重要。很明显，我们自己的名声对于他们也同样重要。政治生涯意味着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辅助，任何一个在这方面有雄心的人，在试图掌握权力之前都应该尽其所能地树立一个好名声。在囚徒困境中，两个人被控告犯罪。如果他们相互合作，在被警方隔离审问时说的都是同一套供词，大家都能免除牢狱之灾。合作名声的重要性也在其他的经济学博弈中得到了支持——比如黑利和费斯勒使用的独裁者博弈，其中人们需要决定如何跟另一个人分配一笔钱。[5]如果被告知另一个人慷慨大度，有权分钱的这个人就会对他更慷慨。当捐钱能树立或强化他的慷慨名声时，人们也更可能把钱分给另一个人，因为这样做对未来的合作有帮助。实际上，囚徒困境和独裁者博弈的研究都表明，与匿名的情况相比，如果参与者相互之间知道彼此的身份，他们会更合作，更慷慨。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名声好坏在所有要求合作的人类事业上都非常重要，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政治活动，或者浪漫关系。事实表明，名声对动物中的很多事情同样很重要。举一个例子，体型较大的珊瑚礁“客户”鱼会与体型微小的“清洁工”鱼合作，后者在前者的口中游来游去，帮助它们清理口腔。对于研究动物行为的进化生物学家来说，这是教科书上互利共生的一个案例，这种系统对于相互合作的双方都有好处。对于大鱼来说，它们的牙齿和牙龈得到清洗而不必支付高昂的保健费用。对小鱼来说，它们得到食物而不必被自己的“客户”吃掉。在两个个体合作的时候，有一种情形通常会出现，即合作双方同样存在利害冲突，而这可能会导致欺骗行为。比如，“清洁工”鱼可以如此欺骗：它们咬掉客户口腔附近的健康组织，而不是只吃死去的组织和寄生虫。“客户”鱼也能做出欺骗行为：在“清洁工”鱼忙着进行口腔保洁时，它们可以尽快地合上嘴，吞食它们。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雷东·布夏里(Redouan Bshary)对此进行了研究(他现在在瑞士的纳沙泰尔大学)，他认为，“清洁工”鱼有时候的确会欺骗。因为它们的“客户”有时候会短暂地摇晃身体，动作明显，这是它们被咬痛之后的反应。这种情形就像牙科医生把他锋利的工具插进了你的牙龈里(我希望这是无意为之)，而你疼得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哎呦”。布夏里发现，“客户”鱼倾向于选择合作性的“清洁工”，而不是骗子“清洁工”。它们没有看重经验，而是重视名声。[6]它们观察“清洁工”如何为其他客户服务，将这些客户是否因为被咬而摇晃身体暗暗记在心中。轮到自己时，它们就会靠近那些品行端正的“清洁工”鱼，避开有欺骗行为的“清洁工”鱼。这样，在“清洁工”鱼的“客户”心目中，它们是乐于合作还是坑蒙拐骗，就会相应地树立好名声和坏名声。不过，根据布夏里的观点，骗子“清洁工”找到了一种方式，能够在自己的名声上做手脚，从而最终破坏这一系统。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原来，骗子“清洁工”会在小“客户”那里规规矩矩，表现得像良民一样，因为这些“客户”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一旦骗子“清洁工”被大客户挑中，成为它们的口腔护理专家之后，这些骗子“清洁工”就凶相毕露，重操旧业，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对待这些大客户。用进化生物学家的术语来说，骗子“清洁工”在低报酬的互动中合作以建立名声，而在高报酬的互动中，它们就利用这种名声剥削其他的个体。我将在第八章中更详细地讨论“清洁工”鱼和它们的“客户”，以及如何为合作事业寻找好搭档的问题。为什么保护环境那么难？纽卡斯尔大学的诚实箱实验，大家还记得吗？这一实验很好地说明，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对公共事业做贡献的倾向受到很多事件和因素的影响。哪怕这种事业很小，比如为咖啡机分担购买咖啡的费用。而且，人们能觉察到这些事件或因素的影响——要么破坏他们的名声，要么提升他们的名声。比如，慷慨大度的时候被人看见，或偷奸耍滑的时候被人逮到，就会导致这些效应。在囚徒困境中是合作还是背叛，以及在咖啡俱乐部是否做出诚实的贡献，这些问题是相似的，但是两种场景也存在重要区别。对于前者来说，困境在于两个囚徒利益之间具有潜在冲突。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个模型适用于要求两个个体都合作的所有情境，比如结成联盟反对第三方，或在“客户”鱼跟“清洁工”鱼之间进行互利共生的交往。而在决定是否把钱交给咖啡俱乐部的困境中，问题在于个体利益跟群体利益之间有矛盾。很明显，当所有人都合作，即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咖啡付款时，群体最有利。然而，经济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除非不合作的个体被揪出来遭受惩罚，否则没有人会对一项公共事业做贡献。为了证明他们的博弈论模型是正确的，他们的愤世嫉俗是合理的，他们特地拿出了自己的证据：许多以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s)为范式的研究结果。经典的公共物品博弈由四到五个玩家组成，他们可以选择把一个代币投资给私人物品——比如，把代币留在他们手里，保存它的整个价值——或投资给公共物品，比如，投资给公共基金。做出投资之后，基金的总量会翻一番——这为进行合作提供了动力——然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玩家，不管每个人有没有贡献。如果所有的玩家把他们的代币都贡献给公共基金，他们会共赢，获得自己投资可能收获的最大收益。然而，如果一个或更多玩家行为自私，而把代币留在他们手里(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些个体被称为“搭便车者”)，那么把代币贡献给公共基金，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选择。事实上，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就是电影《美丽心灵》的男主角，由演员罗素·克罗扮演——提出的数学模型表明，每一个贡献给公共基金的代币，只能对贡献者产生半个单位的回报，因此理论上应该没有人会傻到给公共基金投钱。事实与这些模型的预测相一致。实验表明，当进行多轮的公共物品博弈时，玩家最初通常选择合作，但是会慢慢地变得自私自利，因为他们越来越克制不了欺骗的诱惑，越来越想在这个过程中占便宜。人们很难对公共事业做贡献，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管理有限的公共资源——比如不受污染的空气和水——是如此困难。196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一个名叫盖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美国生态学家恰如其分地把这种现象称为“公地的悲剧”。[7]悲剧在于，当涉及保护环境或其他相似的问题时，个人利益总是会盖过公共利益，最后，每个人都成了输家。向政府或国家纳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都应该主动交税，因为这么做是我们自身的利益所在：纳税人的钱可以用来修建道路和公立学校，用来为科学和医学研究提供资金，以及在很多国家(谢天谢地，很快美国也会包括在内)用来提供全民医疗保健。然而，如果纳税不强制执行，而逃税者也不遭受惩处的话，几乎没有人会傻到乖乖交钱的地步。在美国，人人都听说过这样的恐怖故事：有的人因为没有交税而遭到美国国税局的审核，被迫支付高额罚金或坐牢。人们依然想试着逃税，特别是在他们挣了很多钱而税率很高的时候，但这没法跟意大利的情况相提并论。在意大利，纳税执法不严，没有人害怕因为逃税被抓而遭受制裁。结果，意大利的逃税现象非常猖獗。大多数的意大利人都很富有，因为他们都把代币抓在自己手里，而国家则总是处于破产状态。到最后，就像环境恶化一样，每个人都因此受伤害。人类社会中存在许多“公地的悲剧”，但是再次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单单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之中。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几种不同的寄生虫或微生物生活在同一个寄主身上，他因此成了“公共资源”。对于任何一种寄生虫来说，尽可能地剥削寄主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如果所有的寄生虫都这么做，公共资源就会遭到过度开发。结果，寄主死亡，寄生虫也会跟着寄主一起完蛋(或者至少必须寻找新的寄主)。人们可以通过强制合作、惩罚搭便车者的方式解决“公地的悲剧”，就像对纳税和逃税采取措施一样。此外，这一悲剧也可以通过奖励主动合作者来解决。比如，一个好名声，也许就能抵消合作的代价。为了更好地理解名声为什么能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情境下的合作倾向，以及如何影响，这里有必要介绍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的概念。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存在两种互惠类型：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直接互惠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某一个体利他性地帮助另一个体，期待受益者会在未来进行回报。如果回报实际发生了，两个个体都得到了好处。在间接互惠中，某一个体利他性地帮助另一个体，但是这种回报来自第三方，而不是来自接受帮助的个体。通常，这里的多个个体都来自同一个群体，拥有一些共同利益，所以如果间接互惠在该群体中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所有的群体成员都将受益。不过，当帮助自己群体之外的成员时，比如把钱捐给慈善组织，间接互惠也可以运作，不是间接地来自第三方的支持，而是来自助人者名声的提升。因此，通过帮助一个不能回报帮助者的个体，人们建立了好名声——或者，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是“积极的形象评分”，而拒绝帮助则会损害他们的名声。[8]在慷慨程度方面，拥有一个好名声还是一个坏名声，对于事业的好坏、政治的成败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当比尔·盖茨还是微软CEO，还没有跟梅琳达结婚的时候，他很少对慈善机构做出大笔的捐献，尽管他经常位列《福布斯》杂志列出的全球最富有者的榜首。他吝啬抠门的名声对微软的事业没有帮助，当然，这个软件巨头是如此强大和成功，以至于最终这些坏名声带来的损害没有什么影响。在比尔与梅琳达结婚后，他们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开始对慈善机构大笔捐赠时，比尔的名声还有微软的形象开始明显提升，这很可能为微软的商业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要是你觉得比尔·盖茨的案例不怎么有说服力，我还有别的证据。很多研究表明，对名声的重视会影响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贡献意愿，而好名声也会转变为财政收入或政治收入。多年以前，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烈奥尼(James Andreoni)和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拉根·皮特里(Ragan Petrie)进行了一个经济学实验。他们让200个大学生在电脑上进行公共物品博弈，博弈的匿名程度在不同组之间存在区别。参加的学生5人一组，每个人拥有20个代币。这些代币可以投资个私人物品(也就是留在自己手里)，从而产生每个代币两美分的收益，也可以投资给公共物品，从而产生每个代币一美分的收益。该实验存在四种不同的情境。在“基线”情境下，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所在群体对公共物品总的贡献，但是他们不知道其他的群体成员是谁，也不知道每个人都贡献了多少。在“信息”情境下，这5个人准确地知道每个群体成员为公共物品贡献了多少，但是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在“照片”情境下，这些大学生能看到其他群体成员的照片，但是不清楚具体每个人贡献的数额。最后，在“信息和照片”情境下，人们既能看到照片，又能得到信息，因此他们知道谁是群体成员，以及每个人各自贡献了多少。这个研究表明，与基线情境相比，同时提供信息和身份(即“信息和照片”条件)导致人们对公共物品增加了59%的贡献。另外两名经济学家，玛丽·雷杰(Mari Rege)和谢蒂尔·特勒(Kjetil Telle)，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重复验证了上述结果。他们招募了住在奥斯陆的挪威学生，让这些素不相识的参与者进行单次公共物品博弈。研究发现，即使是陌生人，在顾及名声的情况下，也会对公共物品进行更多捐献。[9]前面已经提到，黑利和费斯勒证明，在两人的独裁者博弈中，个体察觉到自己被盯视会影响他们的合作水平。这一效应同样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得到了证实。哈佛大学的研究者特伦斯·伯纳姆(Terrence Burnham)和布赖恩·黑尔(Brian Hare)，要学生在多种匿名情境下进行多局的公共物品博弈。不过，在其中一种情境下，学生使用的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名叫“基斯梅特”(Kismet)的机器人形象。这个机器人由麻省理工学院研制，而且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人——除了它的眼睛之外。结果表明，那些觉得自己被“基斯梅特”盯视的学生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量，要比那些对着普通电脑屏幕的学生多出29%。[10]
机器人基斯梅特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对于名声如此重视，是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地寻求来自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以便维持我们的自尊，或提升我们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看来，树立一个好名声能带来诸多心理奖赏，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情愿在社会名声上进行投资。这也许是对的，但名声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着更深层、更自私的动机。经济学家提出，人们对名声进行投资是为了让他们的个人财政所得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而进化生物学家则认为，动物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个体适应所得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这里的“财政”指的是金钱，而“适应”指的是“生存和繁衍”。本质上，一个好名声就是我们消费限额的延伸，就是我们的信用卡。如果没有名声，我们就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信用。随着我们通过合作行为建立名声，在额度越来越大的未来商业交易中，他人给予我们的信用意愿会有相应的增加。良好的名声能够带来财政和政治所得，这一点已经被实验证实。比如，瑞典生物学家曼弗雷德·米林斯基(Manfred Milinski)和他的同事发现，当公共物品转变为间接互惠博弈，玩家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得到间接奖励，名声就会提高人们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这种现象，多少有点儿像骗子“清洁工”鱼的做法：它们从一个情境中得到好名声，然后从另一个情境中得到好处。通过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慷慨行为建立好名声，人们能在随后的间接互惠博弈中获得收益。然而，米林斯基指出，如果间接互惠博弈被撤销，或者玩家在两种类型的博弈中具有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在一个博弈中建立的名声不能迁移到另一个博弈中去，那么他们对公共物品的贡献意愿很快就会缩减，化为乌有。[11]因此，人们在未来的社会情境中是否能被识别出来，直接影响着他们在情境中对名声的投资与建设。只有当投资能带来实际收益时，这种名声建设的投资才会出现。这听起来像是在说风凉话，但这是实验揭示的结果。有人可能会对这些结果存在小小的怀疑，因为它们都是在人为情境下从大学生身上得来的。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人并不会像大学生这样，为了挣几个小钱就自愿参与某个经济学实验。事实表明，在现实中，曝光捐献者的身份和捐赠慷慨程度很重要。比如，慈善组织经常让他们的捐献者有大把机会广为人知。为了表彰捐献者，他们给这些人竖立雕像，或者把捐献者的名字公布在杂志或网站上。除此之外，基金募集者会给捐献者提供特定的礼品，这些礼品跟他们的捐献数额相对应，这样其实就是在告诉其他人某个捐赠者到底捐了多少钱。不同的捐赠额对于树立捐赠人的名声和地位很重要。基金募集者看起来深谙此道：当他们从一个特定捐款人那里寻求捐赠时，会透露其他人捐赠的情况，而且提出一个建议的捐赠额度，以便让这位捐赠人在自己的同伴那里富有竞争力。慈善机构还会公布礼物的等级，从而强化捐赠者在慷慨程度方面的对比，进而加剧他们在名声方面的竞争。比如，博物馆和影剧院在他们的节目中通过分类的方式列举捐赠人。根据他们的捐赠额度，捐赠者将被列入“庇护者”、“赞助人”或“伙伴”的类别。经过这些机构仔细设定的类别，最有可能是为了怂恿人们“调高”他们的捐赠，以便让自己进入一个更高的类别。安德烈奥尼和皮特里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实验证据，表明名声在捐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两位经济学家让学生通过电脑参与一个模拟慈善捐助的博弈。玩家可以保持匿名，也可以选择让自己的身份曝光。如果选择曝光，根据他们礼物的数量多少，研究者会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慷慨类型中。当自己的捐赠有机会被传播时，人们会捐赠得更多。捐赠级别的设定与传播则对于捐赠者增加礼物，以满足较高类别的下限具有显著的影响。类似地，米林斯基和同事做的另一个研究表明，公开对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救援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进行捐赠，会导致捐赠者个人财政方面的收益(捐资者从他们群体成员那里得到了更多的钱)，以及政治名声方面的提升(他们被选出来代表所在群体的利益)。[12]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echard Alexander)在他的《道德系统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复杂的社会系统存在大量的相互交往，而在这些交往中被认为有吸引力的互惠交往，可能会成为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13]在个人关系中，某个人的名声通常基于对他或她在过去交往中行为表现的直接观察。而在公共生活中，名声可以通过广为人知的合作行为或慷慨表现来树立。在两种情形中，通过第三方传播名声——换句话说，就是传言——同样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建立或毁坏名声的过程中，传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如果认为传言会影响人们合作倾向或慷慨倾向，这种观点理应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许多实验已经把对这个观点的疑云驱散了。在心理学家贾里德·皮亚扎(Jared Piazza)和杰西·贝林(Jesse Bering)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人们匿名参与独裁者博弈，但是有的玩家1被告知，玩家2将与另外一个知道玩家1身份的玩家讨论自己跟对方的分钱决策。八卦的威胁和对自己名声的考虑，使得这些独裁者在分配金钱的时候变得更慷慨。[14]传言现象在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比如，通过调查在大学咖啡馆里的谈话，以及发生在部落村庄里的聊天，研究者们发现，超过50%的谈话内容都跟传言有关。鉴于此，任何拥有商业或政治抱负的人们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积极传言的对象，而不是消极传言的对象。[15]然而，培养一个好名声，可能在投资上非常昂贵，而且这样做也只是在名声有机会转变为未来收益的时候才有意义。博弈论模型预测，一旦人们发现名声不能产生任何未来收益时，就不会为树立自己的名声继续投资。许多实验表明，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对背叛者的惩罚通过炫耀性的慷慨行为来建立名声，比如进行100万美元的捐赠，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通常情况下，获得一个好名声并不能激励大多数人进行公共物品投资。对这些人来说，只有通过法律强制、罚款，甚至坐牢的威胁才能让他们对公共物品做出贡献。然而，没有任何外部因素能像人们施加于自身的内部控制那么强大、那么划算。当规则被内化之后——也就是说，人们具有了一种主人翁精神，相信遵守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自己就会成为最有效的强化者。人们会自发地成为他们自己的告密者、警察和法官，以确保当他们破坏规则的时候能逮住自己，并且给予自己适当的惩罚。自我惩罚可以相当严酷、相当痛苦——想一想中世纪天主教僧侣的自我惩罚。因为有不纯洁的思想或做过不纯洁的行为，他们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脊背(电影《达·芬奇密码》中白化病僧侣的谋杀罪行，引起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他们因为某些事而深感内疚，甚至可能为此自杀。强制人们纳税的法律通常没有被内化——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欺骗了美国国税局而自杀——但是宗教和道德规范是被内化的。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与民主社会的法律和法律强制机构相比，甚至与充满压迫的独裁政权的暴力和恐吓相比，宗教和道德都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控制人们行为的工具。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善于内化规则，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当内疚感不能遏制人们的自私行为和欺骗倾向时，其他人就会帮他们一把，这就是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说的“道德攻击”。[16]不管是涉及另一个人还是整个群体，当有人在合作交往中做出背叛或欺骗时，其他人就会公开谴责他们的行为，或传播他们的负面八卦，以此来惩罚他们。让背叛者背负一个坏名声，其他人以此让背叛者付出代价。这些代价也将损害背叛者作为未来合作伙伴的生存力——不管是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还是在商业合伙关系中，或者是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惩罚背叛者，这一点已经被不计其数的、与合作和信任有关的经济学实验证实，这些实验包括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和其他经济学博弈。[17]但是我们现在不谈实验，而是先看一看日常生活中更具体的案例。我们都清楚，恶意的传言能对某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害。恶意的传言是一种惩罚方式，能够允许道德警察对背叛者造成致命的伤害，同时又不把自己暴露在遭受报复的危险中。在某些情况下，被惩罚的背叛者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些八卦的存在。当在工作上或家庭中遭遇不顺的时候，人们就会抱怨，把这些不顺归因于运气不好或因果报应。最有趣的是，各种形式的道德攻击是最好的广告方式。道德攻击的目的是告诉每个人，欺骗已经被发现，而且不被认可。这种道德攻击的轻微形式是不停地按喇叭。比如，像许多典型的意大利人一样，我驾车的时候风格比较狂野。当我驾车行驶在加利福尼亚的大街上，没有遵守某些交通规则时，其他的司机就会对我按喇叭，即使他们没有因为我的驾驶受到直接的影响。对像我这样违反交通规则的家伙进行道德攻击，跟其他情形下的道德攻击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这些情形包括：欺骗自己的配偶，或在体育比赛、商业交易或政治活动中进行欺骗。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某些被他们丈夫欺骗的女人会花上大笔的钱，把她们骗子丈夫的名字或面孔印在巨幅海报上，贴在繁华的都市地带，送给他们一个坏名声，保证没有其他的女人将来会跟他共度余生。对未能进行合作的个体进行惩罚的现象存在于许多动物社会中——合作在这些动物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当猕猴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棵果实累累的果树，它们通常都会发出呼喊，招呼其他的群体成员，一起饱餐一顿。灵长类学家马克·豪瑟(Marc Hauser)报告说，如果某些猕猴不通知其他猴子就把所有的果子都吃光，一旦它们被撞见干了这事的话，就会遭到其他群体成员的攻击。[18]我不会把这种攻击称为道德攻击——在猕猴中没有什么道德，但是这种情况跟人类的道德攻击又非常相似。人们害怕遭到道德攻击，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没有合作或破坏规则而被他人施加于身的代价，可能很大。因此，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被人盯着或我们的身份被人知道就更可能进行合作，存在两种原因：除了树立合作的好名声，从未来的投资者那里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之外，我们还想避免偷奸耍滑可能招致的惩罚。欺骗那些认为我们会合作的人是自私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不管博弈的性质如何，在合作性博弈中进行背叛同时会引燃另一样东西——竞争。当我们欺骗一个伙伴或一个群体时，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利益之上。我们这是有意识地做出了竞争而不是合作的决定。正如合作能带来好处——比如，要是我们的利他主义能够得到宣传，我们在名声上就能积累印象分；竞争也有代价，但如果我们的竞争或自私行为隐藏在匿名的幕布后面，这些代价就可以被减少或避免。人们选择跟其他人合作时喜欢身处聚光灯下，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都来欣赏，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奖赏自己的行为。相反，当人们选择背叛，选择伤害而不是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更喜欢暗箱操作。
暗中竞争纽约城1977年断电事件1977年7月13日晚上8点30分，由于多次雷击导致电线和中继站受损，纽约城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彻底停电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24小时。[19]灯火熄灭，数百万人被抛在黑暗中，一股如山洪海啸般的犯罪浪潮冲击了整个城市，尤其是纽约最贫穷的地区。因为黑暗既保证了匿名性，又阻挡了警察的干预，人们劫掠商店，盗窃公寓，砸碎窗户，纵火焚烧整个街区的建筑。就在这一夜，纽约有超过1500家商店遭到洗劫。偷窃和破坏财产伴随着其他暴力犯罪：人们在街上或在家中被抢劫或被枪击，女人被强奸，还有500多名警察受伤。到了第二天晚上电路最终修复的时候，有4000多人被捕——这是在纽约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逮捕。然而，头天晚上犯了法但是没被抓的人数，恐怕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显然，13号晚上劫掠商店的人，或进行抢劫、强奸和谋杀的人并不都是职业罪犯。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没有犯罪记录。这种情形正如意大利谚语，L’occasione fa l’uomo ladro，即“只要有机会，人就去做贼”。这个谚语暗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能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前者不偷不抢，后者作恶多端。相反，在适当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变成贼——甚至是杀人犯。另外一则意大利谚语(I proverbi sono la saggezza dei popoli)说“谚语是人类的集体智慧”。它们揭露了人性的某些基本真相，但是通常并没有附上随后的解释。要解释为什么“只要有机会，人就去做贼”，我们需要求助于行为的理性模型。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模型告诉我们，偷窃基本上是一种自私的竞争行为，损人利己。在一个“好”机会中，收益高而代价低。为了让偷窃有代价，社会制定了保护他人财产的法律，并且惩罚那些违犯法律的人。遵守这些法律，就像遵守向所有公民征税的法律一样，相当于在一个公共物品博弈中，被迫把个人的代币贡献给公共基金。如果不捐献代币，甚至从公共基金中偷窃代币，就要付出代价。如果这个代价被取消的话，欺骗的收益就不能再被损失抵消了。黑暗提供的匿名性和免疫性唆使人们打破社会契约，以损害他人为代价释放他们的自私和竞争倾向。这种损害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可以发生在社会整体层面。通常来说，这样做的人一般是能从中获利最多的那些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百万富翁不需要为了得到一台新电视机，而抢劫一家电器商店。而穷人和被压迫者则常常感觉到，在合作性博弈中，他们是受不公平社会契约强迫的人。无论是被规则调节(比如在体育比赛中)，还是被针对犯罪的法律震慑，竞争跟合作一样，都是人性中的一个内在成分。而且，竞争的收益成本率波动可能会导致有害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都是被克制的。由于坐牢的人中贫穷和没受教育的人最多，这难道意味着，当在合作性博弈中有利可图时，人们进行背叛的生物倾向在这些人身上更强烈吗？教育、财富和工作稳定能保护我们不受有害的竞争倾向的影响吗？这些能让我们即使在违法乱纪更有利的情况下还继续像老实人一样规规矩矩吗？我不这么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有钱人与任何其他人拥有同样的背叛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可能表现在不同的背景下。举例来说，在背地里受到匿名性的保护，这种情形容易释放有害的竞争倾向；这种倾向就在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中存在着——大学教授。匿名同行评议与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有关的许多决策，以及与该国公民健康和幸福有关的许多决策，受到许多领域学术进步的影响，相关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法律、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和医学。而这些领域的进步，反过来，又受研究资助的影响，也受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发表的影响。资助和发表对于研究型学校也有好处。在美国，当某个教授从政府获得一大笔研究经费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钱会直接进入他所在大学的口袋里。在英国，教授在权威期刊上发的文章越多，他们所属的大学就会得到政府越多的资助。毫不奇怪，在申请经费和发表文章方面非常成功的教授，许多大学对其趋之若鹜，他们还可以获得来自学校的更快晋升和更高薪水。对知识的追求，曾经是学者在家里拿笔在纸上书写的职业，现在已经成了一笔大买卖，而且许多大型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在运作。毋庸讳言，鉴于获得经费和发表论文的重要性，这两项活动已经变得竞争激烈；只有一小部分提交给学术期刊的论文能够被接受和发表，而且只有更小一部分的经费申请能够被批准。谁决定哪一个被接受、被批准？政治家？政府雇用的特别专家？不，是教授自己。通过一种叫作“同行评议”的过程，他们阅读彼此的作品，然后给出接受或拒绝的建议。因此，当一个审稿人建议接受时，他或她就不只是推进一个有价值的事业——这个事业能有益于社会并且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好，而且这个审稿人也在推进这位投稿人的事业，让他的钱包变得更鼓。相反，一篇文章或一份经费申请被拒绝，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将对某位研究者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在人类的任何事情上，人们都会彼此谈判，为自己的努力争取好的结果。同样，在评审知识和学术工作的时候，审稿人的个人利益也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人性本身可能会妨碍他们做出客观的判断和决定。发明同行评议的那个人——我将把这个人叫作“发明家”——必须意识到当每一篇论文或每一份经费申请被审议时，审稿人对于这份作品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建议，就相当于在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中进行合作或背叛。如果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教授们相互审阅彼此的作品，这个博弈就是在以频繁转换角色的方式不断进行。审稿人先做决定，对投稿人的作品给出接受还是拒绝的建议。不出所料，如果投稿人针锋相对，在下次两者角色调换而进行互动的时候，就会做出同样的建议。这个“发明家”必须意识到，如果教授们相互之间进行博弈，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会简单地追踪玩家的行为，而跟他们的优点无关。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平庸的个体将会拥有闪耀的学术生涯，而许多纳税人的钱将被浪费在吊儿郎当或不知所云的研究项目上。更惨的是，两个玩家扮演审稿人和投稿人的频率具有不对称性。举例来说，资深教授更可能评审年轻大学生的作品而不是相反。同时，他们建议的影响也具有不对称性。比如，某个审稿人的一次建议可能会影响投稿人的整个学术生涯。这些不对称性可能导致试图影响结果的尝试。某个投稿人可能通过贿赂的方式，试图鼓励或奖赏积极的建议，而使用恐吓或暴力来阻止或惩罚消极的建议。大学教授的确偶尔诉诸暴力惩罚拒绝他们的同行：就在不久前，因为同事拒绝了自己终身教职的申请，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开枪杀害了评审团中的三个人。[20]保护审稿人，保证他们安全无忧，不受被自己拒绝的投稿人的伤害，是“发明家”主要考虑的问题。人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让审稿人的身份处于保密状态。既然没人知道他是谁，也就没人能够伤害他。通过这种方式，审稿人不用担心玩“一报还一报”的游戏，也会对行贿的企图或惩罚的恐吓具有免疫力。这位“发明家”认为，一旦审稿人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将会对投稿人的作品做出诚实和客观的评价，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同时也因为他们已经签署了意向协议，大意如此)。他在考虑人性如何影响投稿人的行为方面可谓用心良苦。可是这个“发明家”忽略了致命的一点：审稿人也是人。任何人，在被赋予权力对另一个人的作品、职业和财政成功做出匿名条件下的评判时，很可能会受诱惑，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取好处。问题在于，尽管教授比其他人更有资格评审各自的作品，但他们同时也属于同一个共同体，会为了有限的资源，比如研究经费、论文发表和社会地位而进行竞争。这个共同体专注于生产高水平的重要作品。而用来实现这个共同体目标的这种利他性动机，不可避免地跟以邻为壑推进个人议程的自私性动机搅和在一起。来自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模型告诉我们，利他性动机和自私性动机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合作与竞争的收益和代价权衡。匿名性剧烈地改变了这种代价收益权衡，使得这种情形更有利于竞争：因为匿名性减少了个体能够从合作中得到的好处(减少了合作的动机)，而且几乎完全消除了竞争的代价(为卷入自私行为提供了动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回想一下：只有在合作能够提升他们的好名声，增加他们个人收益的未来预期时，人们才更可能跟他人合作，或对自己所在的社区做贡献。在同行评议系统中，对他人作品进行客观和诚实的评议有助于整体的学术共同体，但是匿名性剥夺了审稿人通过合作获得一个好名声的机会。除了合作带来的间接利益的减少，审稿人的匿名性还大大减少了竞争的代价。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模型预测，如果给予人们一个机会，伤害他们的竞争者而不必付出代价——不因伤害而受惩罚——他们就倾向于这么做。在1977年纽约城断电事件中，人们的所作所为符合这些模型的预测。同样的情形还包括战争期间士兵入侵他国，对普通民众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或者比如地震或大飓风等自然灾害之后，由于法律强制系统的崩溃而引起犯罪数量飙升的情形。匿名审稿人的行为也跟这些模型的预测一致吗？当黑暗降临的时候，大学教授也会像纽约大停电时的暴民那样谋杀他们的同行，抢劫同行的财产吗？审稿人变为竞争者调查审稿人匿名性对同行评议过程的影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性之窗。除了其他工作，大学教授也要做大量研究，而同行评议系统面临的就是数以百计的研究。可悲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以及来自同事的逸事证据告诉我们，匿名审稿人有时候的确会抢劫被他们评审的投稿人的学术财产：他们剽窃这些投稿人的思想，拖延他们作品的发表，以便让自己有时间重做，还声称那是自己的原创。匿名审稿人有时候还会永久性地损害或毁掉被评审人的财产：他们通过苛刻的负面评价，压制这些投稿人论文的发表，或阻止他们获得经费资助。除了偷窃财产和毁坏财产之外，匿名审稿人还会对投稿人犯下几乎等于是专业“谋杀”的新罪行，比如：他们可以建议拒绝某个同行永久教职的申请。多年以前，我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交了一份申请，打算获取经费从事一项研究。这个美国国家机构资助了数以万计的科学研究。当NSF收到了一份教授的资助申请时，它会邀请其他大学同一领域的教授提供匿名评审，给出接受还是拒绝的专家建议。NSF给出了详细的审议指导，要求审稿人对研究计划的科学价值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估，不要对审稿人自身或审稿人总体的工作做出个人化的宽泛评价。即使有这样的建议，其中一个匿名审稿人还是一开始就对我的申请给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个投稿人(就是我)曾经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大量资助，如果他以为自己同样可以从NSF拿到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很纳闷：对一项研究计划的科学价值，居然有那么多的限制意见。受到某个匿名审稿人不应有的严厉批评和人身攻击(在拉丁语中，我们称之为ad hominem，即对人不对事)，绝对是一次心理上的创伤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研究者的伤害，超过了来自拒绝本身所导致的专业损害。为了能在匿名的同行评议系统中活下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功，一个研究者必须变成厚脸皮，有能力把拒绝和伴随拒绝而来的事业挫败完全不当一回事。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我已经被拒绝过数百次，想必自己的脸皮在这个过程中长厚了不少，但是收到苛刻的匿名评审意见，还是会让我有辞掉自己工作，干脆搞点儿园艺的冲动。与其与周围的人类生活在一起，还不如置身于绿色植物之间，让人更放心、更安全。当然，不是每个使用匿名同行评议系统的人都会朝他们的竞争者开枪射击，或至少不会总这么做。许多拒绝是理所当然的，提供了建设性的批评，帮助投稿人学会如何生成高质量的作品。更常见的评审情况是，对一篇文章或一份资助申请的匿名评议是混合式的，既有积极意见，也有消极看法。英国博士彼得·罗思韦尔(Peter Rothwell)和克里斯托弗·马丁(Christopher Martyn)做了一项研究，发表于2000年出版的《大脑》期刊上。这项研究发现，多个独立审稿人对于一份稿件应该被接收、修后再审还是拒绝的意见一致性，居然不比随机水平高。[21]如果我的一份稿件收到了三份评审意见，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说这份稿件好极了，无与伦比；一个说还可以，表现平平；还有一个则会说，这是所有稿件里最垃圾的一份，狗屁不通。请留意这是发生在我的好文章身上的遭遇，不好的文章通常会得到三份负面评价。对于某些期刊来说，既有好评也有差评的稿件依然有机会发表。但是，对于拒绝了大多数稿件的期刊来说，一份负面评论就是致命的，特别是当这则意见来自一位有影响的资深教授时，而这就是通常情况。试图通过匿名同行评议系统发表文章、获得经费，就像是步行通过雷区：地雷无处不在，而你每走一步就可能引爆一颗。不过，大多数的地雷威力很小，爆炸不足以引发致命伤害。于是你能够拿回自己的脚，舔舐上面的伤口，整装之后，再次前进。然而，持续的爆炸，以及伴随每一次爆炸而来的焦虑、恐惧和愤怒，可能会引发心理伤害，增加巨大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从而迫使你缓慢行进，左摇右晃、踉踉跄跄地曲折前进，甚至倒退几步。你时常会碰到这样的学术中人，他们尝试通过建立一条通过雷区的安全走廊来对抗这一系统。这一走廊将允许他们以稳定的速度直线前进，避免因持续爆炸产生的压力和痛苦。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但是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只出现在一到两本期刊上。因为与杂志编辑有个人联系，他们的文章从来没有被拒绝过。我观察过这些另类的家伙，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成功过于自信，于是决定踏出他们的安全走廊，向一份没有关系的期刊投稿。果不其然，他们踩中了一颗地雷，“轰”的一声，像其他人一样被炸得粉身碎骨。吸血鬼与狼人之战到现在应该很清楚，在同行评议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主观性；评审匿名性允许人们手执利斧，砍倒他们的竞争者而不受惩处。但是不要忘记人类可不仅仅是在单打独斗的层面上进行竞争。他们也属于不同的群体，为了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而与其他的群体竞争。在研究和学术这一行里，竞争可能涉及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男人对抗女人，年长者对抗年轻人，来自大型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对抗来自小型学院的教授，做人类研究的对抗做动物研究的，研究猴子的对抗在实验室里用老鼠做研究的。因此，当一个审稿人和一个投稿人来自不同的群体时，匿名评审为审稿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通过评分打击竞争者群体。我是一个猴人(即研究猴子的科学家)，因此在把资助申请提交给同行评议时，最害怕它会落入鼠人(研究老鼠的科学家)的手里。无论我们是谁，他们只想干掉我们，因为我们的动物比他们的更酷，而且他们想要所有动物研究的资金都落入他们自己人手里。这就类似于《暮光之城》系列小说中的吸血鬼与狼人。这些斗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只存在于一个妄想迫害狂的教授头脑中，这一点已经被关于同行评议系统的大量研究所证实。某些更有趣的研究比较了单盲同行评议和双盲同行评议的稿件评审结果。单盲评议是传统做法，其中审稿人是匿名的，而投稿人则不是，而在双盲评议中，投稿人也是匿名的。为了实现投稿人的匿名，稿件或基金申请的第一页因为包含作者的姓名和个人信息，在被评审之前都要去掉。结果发现，当投稿人是女性、其他国家的公民或来自竞争性学术机构的教授时，来自传统的单盲评议相比双盲评议更有可能给出拒绝的评审意见。换句话说，当审稿人知道投稿人的身份之后，他们的评审意见表达了对于特定群体的诸多偏见。请注意：双盲评议比单盲评议更好，但远不完美，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审稿人依然可以猜到投稿人是谁。对女性的歧视具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可能会迫使女性远离研究和学术。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博士学位，满怀热情地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但与男性相比，她们中有更多的人会逃离学术圈。[22]就我所知，已经有人正式研究单盲和双盲同行评议的年龄群体效应。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在学术界，不管是由于过去的关系还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来自相同年龄群体的人通常以损害其他年轻群体为代价，在各自的事业上相互帮助。比如，婴儿潮时期(从1945年到1960年)出生的那一伙人在美国学术界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居高位，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能够决定年轻研究者职业生涯的生死和成败(关于婴儿潮时期出生者的裙带主义，已经在第三章讨论过)。许多婴儿潮时期的出生者不是帮助更年轻的研究者，而是千方百计、随心所欲地把权力和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粉碎了他们之后的好几代人的职业希望和追求。我陆续认识了一些资深教授，他们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长达30年的研究资助。可是，这些老家伙不断地写下苛刻的负面评论，阻止年轻的科学家获得他们的第一份经费资助。有一位政府经费的主管人员，审查过好几百份资助申请的评议。他曾经对我说：“资深教授杀死了他们的年轻后生。”当然，除非那位年轻后生是他们亲生的或收养的，他们才会刀下留情，放他一马。对同行评议系统进行的研究同时发现，当投稿人提出要求，认为某个特定对象与自己存在竞争因而不要选为审稿人时，他们的稿件以及经费申请与没提要求相比更可能获得通过。这再一次说明，审稿人竞争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还有研究发现，当审稿人签名暴露他们的身份之后，他们的评审更可能包含建设性而不是毁灭性的批评。最后，对于拒绝率超过90%的权威期刊来说，投稿得到严厉的匿名评审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某些投稿人只把他们最好的稿件投给权威期刊，即使他们报告了自己最新的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依然以得到他们这一辈子最糟糕的评论而告终。如果你是一个刚刚从权威期刊比如《科学》或《自然》收到不公平拒绝意见的科学家，你可能身处一个非常出色的队伍里。胡安·米格尔·卡姆帕纳利奥(Juan Miguel Campanario)是西班牙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家。他在网上建立档案馆，收集了30多个案例，这些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关于那些后来使其作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描述重要的科学或医学发现的论文，最初是如何被权威期刊的匿名评审专家当成学术垃圾扔掉的。[23]卡姆帕纳利奥还记录过这样的情况：某些论文报告了值得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但一经发表就遭到了严厉批评，这些同行研究者通过写信或评论的方式否定这项新发现。卡姆帕纳利奥对于诺贝尔奖得主遭受拒绝和批评经历的总结，巧妙地说明了教授在发表他们最好的作品和使其获得同行认可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卡姆帕纳利奥的在线档案馆里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每一个领域的历史都充满了类似的情形：论文报告了重要的发现，要么是马上就被严厉拒绝，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真相就是，与一般质量的作品比起来，杰出的作品更难发表，这是因为，原创性和革新性研究项目相比保守性项目更难获得资金支持，而后者只是对已有研究的小小扩展。这种现象有很多可能的解释：声称有重大发现的论文比其他论文审查得更严格；许多这样的新研究被发现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拒绝是正确的；新观念很难被理解，而且很难与已有的范式契合；或者科学进步的整个过程是非常保守的，总是小步前进。所有这些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研究者之间的竞争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审稿人的匿名性让这种竞争变得更突出。一些同事认为我关于同行评议系统的观点过于悲观，危言耸听。他们承认匿名审稿人有时候马马虎虎会犯错误，可能给投稿人带来不公正的伤害，但是这些结果很少是有意的。而且他们认为，这跟竞争没有多少关系。总体说来，匿名同行评议系统得到了很多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直到今天依然流行。我的观点是，审稿人应该公布他们的身份，以便为他们写下的话负责任，或为他们滥用这一系统而付出代价。这种想法比较小众，而且总是面临着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人性的考虑：每个人都害怕投稿人会报复拒绝了他们的审稿人，即使这种拒绝是公正的、合理的。匿名同行评议系统的支持者确信，审稿人永远是诚实和专业的。而且，他们似乎很少相信投稿人会按规则出牌，不对拒绝感情用事，克制他们想要对不良审稿人进行复仇的冲动。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人性对于投稿人行为的影响如此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承认，而人性对于审稿人行为的影响就这么容易被一笔抹杀？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投稿人针对不良审稿人的报复是某种形式的自卫，而我们都认可人类拥有强烈的自卫本能。审稿人可能会利用匿名性伤害他们的竞争者，这种观念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种侵犯本能，没人招惹就进行攻击。而且，在匿名性改变了竞争的代价和收益，让它变得有利可图之后，我们会表现出这种侵犯本能。尽管就像自卫和报复一样，这种没人招惹就进行攻击的倾向已经植根于我们的大脑中，但是自卫更容易在道德和法律的立场上获得正当性。我们预期人们会尝试伤害那些伤害了他们的人(即使《圣经》也建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伤害某个什么都没做的人，仅仅因为这样做是可能的，或这样做是有利的，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认识到审稿人可能利用匿名性伤害他们的竞争者，就是承认人类是一种道德败坏(或仅仅是不道德)的物种。所以，最好还是承认我们人性中有坏的因素，不过我们能把它们改造好。尽管“人类的集体智慧”以及经济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发展的理性模型都告诉我们，“只要有机会，人就变成贼”，不过很多人发现这种人性观难以接受。人类行为是受道德原则或宗教信念的指引，还是受成本收益比率的影响，两者相比，前面的观点令人感到更舒服。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被贴上了愤世嫉俗的标签，因为它们没有给道德和宗教留下空间。然而，即使最现代、最文明、最具有宗教性的社会，也需要通过调节合作和竞争的成本与收益(比如，通过法律强制系统)，强迫他们的公民进行合作，压制自私的竞争性倾向。警察每天都在街上，保证我们不屈服于偷窃和谋杀他人的诱惑，同时保证一旦我们做了这些，就会很快被抓到。然而，许多人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被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而警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好人不受坏人的伤害。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大学教授这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于自身行为成本收益比率的改变也很敏感。审稿人可能利用匿名同行评议实现自己的竞争性目的，而根本不顾他们曾经签署过不这么做的承诺。当被人盯着或相信自己被人盯着时，人类更有可能行事规矩，待人慷慨，因为他们预期自己帮助别人会被奖赏，而伤害别人会被惩罚。不过，当夜幕降临时，匿名性统治一切，原来的预测就都不算数了。当然，即使在背地里，某些人依然选择行事规矩，乐于助人。要是在纽约城下一次断电的午夜，自己碰巧置身于中央公园，我当然希望周围的每个人都做一个好公民。对于断电时待在家里的那些人，我建议他们待在里面，锁好房门。而在其他情况下，当你正在从事要求双方合作的社会交易时，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让所有的灯都亮着，让其他人知道你正在盯着他们。[1] Bateson, Nettle, and Roberts (2006).[2] 英国人喝咖啡或喝茶的时候，喜欢往里面加点儿牛奶，因此这个实验中主要的饮料就是咖啡和茶，牛奶相当于一种调味品。[3] Haley and Fessler (2005).[4] Burnham和Hare(2007)，以及Emery(2000)都论述了对眼睛和眼睛注视方向做出反应的生物倾向性，这些倾向性既存在于动物中，也存在于人类中。[5] 关于独裁者博弈中名声对慷慨的影响，请参考Servátka(2010)的研究。[6] Bshary and Grutter (2006).[7] Hardin (1968).[8] 参考Nowak和Sigmund(1998)的研究，他们对基于形象评分(image scoring)的间接互惠进行了探讨。[9] Andreoni and Petrie (2004); Rege and Telle (2004).[10] Burnham and Hare (2007).[11] Milinski, Semmann, and Krambeck (2002a); Semman, Krambeck, and Milinski (2004).[12] Andreoni and Petrie (2004); Milinski, Semmann, and Krambeck (2002).[13] Alexander (1987), p.100.[14] Piazza and Bering (2008).[15] Dunbar (1998).[16] Trivers (1971).[17] 关于人们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研究，请参考Fehr和Fischbacher(2004)以及Egas和Riedl(2008)的总结。[18] Hauser (1992).[19] 关于纽约城1977年的断电事件，更多信息可以在维基百科的“New York City blackout of 1977”标签下找到，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_blackout_of_1977。[20] “Said教授被指控在亚拉巴马州谋杀三人”，《纽约时报》，2010年2月10日。[21] Rothwell and Martyn (2000).[22] 许多研究发现存在基于裙带风、性别或其他因素的匿名同行评议偏差，比如Lloyd(1990)，Wenneras and Wold(1997)，Link(1998)，以及Budden et al.(2008)。对于同行评议系统中的性别歧视，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请参考Ceci and Williams(2011)。[23] 档案地址：www2.uah.es/jmc，也请参考Campanario(1998)。第六章 爱情经济学和爱情进化生物学对于配偶结合而言，最不可思议的心理适应机制是罗曼蒂克的爱情，它在人类的心灵中创造出一种对所爱之人的渴望和心理依恋，这与一个幼小的孩子和母亲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并无二致。
贝弗利山庄出了什么事？根据娱乐小报的说法，电影明星珍妮弗·安妮斯顿和布拉德·皮特由他们的经纪人安排，于1998年开始了他们的初次约会。两个人都很漂亮，长相出众，事业成功，并准备好开始一段稳定的感情。随后不到两年，他们就在马里布举办了豪华盛大的婚礼。他们为寻找一个完美的爱巢，耗费了长达9个月的时间。最后，两个人花费1350万美元在贝弗利山买下一栋占地12000平方英尺(约1115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豪宅进行彻底装修，甚至包括在家里新建一所幼儿园。看得出来，这对新婚夫妇计划建立一个新家庭。此外，珍妮弗和布拉德也成了商业伙伴，他们合资成立了B计划娱乐公司，拍摄了多部成功的影片，包括《特洛伊》以及新版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这对伉俪拥有着一段漫长而甜蜜的婚姻。在这个时期，他们频繁地以一对幸福伴侣的形象出现在《人物周刊》和《美国周刊》的封面上。虽然这些杂志经常报道的话题是婚姻背叛、虐待配偶，或者明星绯闻，但珍妮弗和布拉德跟这些经典题材没有一点儿关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11月，布拉德和安吉丽娜·朱莉在拍摄他们的新电影《史密斯夫妇》的时候结识，两个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坠入爱河。2005年1月，布拉德和珍妮弗对外宣布两人分手。2005年10月，他们办完了离婚手续，而这时，安吉丽娜已经怀上了布拉德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布拉德和珍妮弗的爱情不是真的吗？他们对彼此的承诺不够坚定吗？他们的生活目标不一致吗？是什么事情，使得他们改变了要待在一起的念头呢？如果布拉德不确定珍妮弗就是他的完美伴侣，而要寻找安吉丽娜那种类型的女人，他为什么之前想要跟珍妮弗稳定下来？这些问题已经被很多人回答过千万遍，他们中既有小报记者、名人传记作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也有占星家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关系专家和名人专家。然而据我所知，还没有小报记者去采访经济学家或进化生物学家，询问他们为什么布拉德和珍妮弗的婚姻会走向末路，覆水难收。当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询问他们？经济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对于爱情和亲密关系了解多少呢？其实，他们了解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巧的是，对于为什么有的婚姻关系会一帆风顺，而有的浪漫关系则中道崩殂，经济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给出了很多答案。他们甚至会在这个话题上走得更远。因此，让我们首先界定什么是爱情，以及爱情为什么会存在。
爱情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据《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观点，我们会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配偶，而且只要配偶带来的物质利益超过相应成本，我们就会留在这种关系中。[1]当成本上涨而收益减少时，我们就会结束这段关系。根据贝克尔的说法，发生在布拉德和珍妮弗身上的事情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当他们初次相遇时，他们能给对方想要的东西，他们这样继续交往了好几年，因为他们都能从这一过程中获得收益。接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至少其中一个人来说，留在这种关系中的收益已经不够了，而相关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比如失去与其他人约会的机会)。当成本超过收益的时候，关系就解体了。这种分析体现了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浪漫关系的一个模式：我们理性地开始一段关系，理性地结束一段关系，而爱情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法。但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点。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就是反对者中的一员。对于亲密关系的谱系，他更强调浪漫主义的一端。在1988年出版的《激情的理智：情绪的策略角色》(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一书中，他否定了对浪漫关系进行铁石心肠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认为爱情至关重要，他甚至还试图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爱情的存在。[2]弗兰克关于爱情的观点被镶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关于情绪起源的理论中，这一理论结合了生物学和经济学，试图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以及我们的情绪如何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某些问题。就像贝克尔和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弗兰克把浪漫关系视为一种合作事业。两个人为了这项事业的共同目标而待在一起，这些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养育后代和积累资产(或制作影片，假如你是好莱坞演员的话)。然而，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弗兰克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既不相信人们永远在追求自私的个人利益，也不相信他们的行为必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认为，浪漫关系的标志是，即使在成本收益比率对其中一个人或对两个人都不利时，他们还能相互做出承诺待在一起，至少是试图这么做。这怎么可能呢？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假如两个合作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就可能带有各种风险。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长期的合作关系会导致他们称之为承诺问题的一种现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兰克设计了下面的案例。想象有两个人，一个叫史密斯，一个叫琼斯，他们想合伙开一家餐馆。他们的天才和技能互补，这给他们的合作带来了优势：史密斯是一个天才的厨师，而琼斯是一个出色的经理。倘若两个人都各做各的，他们的潜力将十分有限。不过，要是合作的话，两人都有机会进行欺骗。史密斯可以从食物供应商那里拿回扣，而琼斯可以从钱柜中偷钱。如果其中一个人欺骗，另一个人损失就会很大，而如果两个人都欺骗的话，他们都要面临更大的损失。这是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然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不现实的——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一旦欺骗被人发现，他们的餐馆事业就走到了尽头。此外，假如经常检查彼此的行为，也会让他们处于被欺骗的焦虑之中。史密斯和琼斯没有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策略：他们做出了永不欺骗彼此的承诺，为此签订了一份合同。如果史密斯和琼斯都是纯粹理性的人，只根据合作和欺骗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做决定，那么他们的承诺就什么都不是，注定会失败。问题在于，当两个人首次开始他们的合作事业时，不管对两个人来说这是多么有利可图，迟早情况都会发生变化。这时，对于一个人或两个人来说，欺骗与不欺骗比起来可能都更划算。欺骗的诱惑似乎很难抵御，特别是在不太可能被抓住的情况下。如果未来有助于欺骗的情形能被提前预知，这种合作关系或许还有希望。比如，如果欺骗机会每10年都会出现，史密斯和琼斯可以简单地只签一个10年的合同。除此之外，如果史密斯和琼斯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在他们展示自我的时候愿意放弃欺骗的机会，这种合作关系也有希望。不幸的是，史密斯和琼斯不能预料未来欺骗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也不充分，因此不能预测情况改变时，对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尽管合作的困境和解决它们的策略在动物和人类中是相似的，但人类依然想出了更聪明的做法来解决这些困境，使得哪怕在欺骗更有利的情况下，个体都会坚守最初的承诺。第一，存在名声效应：当其他人(未来的事业伙伴)发现谁合作谁欺骗时，欺骗就会带来代价。第二，不管有没有出现对欺骗更为有利的情形，对欺骗的制裁将让这一选项不再具有吸引力。最后，存在涉及道德和情感的内在控制机制，这些机制在其他动物中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史密斯和琼斯可能坚持他们的承诺，永不背叛对方，也许仅仅因为他们认为欺骗是错的，这么做会感到内疚。如果签合作合同的人对彼此做出过道德承诺，并且以适当的情感支撑它的话，那么这种承诺就有机会在现实中坚持下去。一言以蔽之，弗兰克的情绪理论认为，情绪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承诺问题。他的观点是，虽然人类被认为是一种进化而来的自私生物，他们的行为被认为完全受成本收益比率的控制，但是由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变得如此复杂，他们必须依赖与其他人的长期合作才能生存下来，繁荣发展。在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中，我们很有必要抑制自己的自私冲动，学会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忽视欺骗的诱惑。不管我们的是非感是一种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生物本能”，还是一种对来自我们父母、社会和文化的社会契约的内化，不管它们的最佳利益是什么，道德在促使人们合作方面都卓有成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情绪能帮助我们。我们不仅仅认为不遵守承诺是错的，我们还会为此感到内疚，还会因为给另一个人带来痛苦而感到后悔。这些负面情绪将是背叛承诺的强大障碍，尽管这对那些不能感受他人情绪的社会病态者是一个例外。除此之外，正面情绪对于坚守承诺也非常重要。当第一次做出承诺的时候，我们感觉良好，如果这一承诺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坚持下去时，我们会感觉更好。也就是在这里，浪漫的爱情介入进来。爱情：完美的商业解决方案？从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所有的合作关系都是商业伙伴关系：不管其目标是生孩子还是运作好莱坞星球餐厅(这是一家由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布鲁斯·威利斯共同投资成立的联合经营企业)，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倘若为了完成它们的目标，这些关系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就会产生通常的承诺问题。作为惯例，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名声效应、强加制裁、道德和情感之间的联合。在浪漫关系的案例中，在承诺问题产生之前，两个商业伙伴必须找到彼此。罗伯特·弗兰克使用另一个商业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运作的。弗兰克说，寻找最佳的浪漫伴侣，与在房屋出租市场上寻找最佳公寓具有很多相同之处，或者类似于作为一个房东，想要寻找最佳租客。作为租客，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来搜索和检查正在出租的公寓。同样，作为房东，你也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来面试可能的租客，评估他们的可靠性。如果你非要等到检查了所有的公寓或者面试所有的租客之后再做最终决定，那么你将永远做不了决定。市场上有太多等待出租的公寓，也有太多想要租房的租客。每天，都有新的公寓出现在市场上等待出租，都有新的租客打电话给房东。相反，在找公寓时，你可以只参观部分公寓；在找租客时，你只面试部分潜在的租客。通过这种方式，你将对与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有个初步了解。接着，根据弗兰克的观点，当双方都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质量阈限时(也就是，他们觉得某些选项已经足够好了)，他们就终止自己的搜索，打算尘埃落定，进行谈判。承诺问题随即产生，于是两个当事人就打算通过签订租约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原因表明签订租约是必要的。第一个原因，当一个租客找到一个满足自己质量阈限的房东，或一个房东找到一个满足自己质量阈限的租客，他们对这个人的过去并不清楚，也不能预测这个人未来的行为，而这些对于做出一个好决定是必要的。某个租客可能前几个月都按时支付租金，接着就耍赖，开始拖欠租金。某个房东也可能在刚开始很友善，接着就翻脸，拒绝对公寓进行必要的维修。为预测两人未来的行为而收集关于这两人的必要信息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签订租约，那么当租客或房东其中任何一方做了错事或不好的事情时，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就会恶化。这与餐厅合伙关系的类比非常明显。即使租客和房东各自的表现都很完美，没有中断他们合伙关系的理由，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保证，说自己已经达成了对自身来说最好的交易。理论上，租客甚至可以在一个月之后找到更好的公寓，而房东也可以在第二天找到一个愿意支付更高租金的租客。如果双方都为了更好的交易而继续搜索，可以相信，他们的合伙关系迟早会终结。为了让合伙关系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终止搜索。如果没有租约，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就不可持续。和一位随时会中断合作关系的家伙在一起而体验到的不确定感，会让自己处于应激状态，充满烦恼。此外，不管离开的收益是否足够高，如果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能随时结束这段关系，最后的破裂对双方来说都将代价高昂。因此，双方最好都限制彼此理性决策的潜能，缩减彼此的选项。通过签订一份租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方都保证对另一方忠诚，在租约涵盖的时间期限内放弃接受更好交易的机会。这种方法使得双方都能从他们情境的稳定性中得到好处，同时也能避免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不可预料的代价。就像租客和房东一样，人们也想要稳定和长期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伴侣。他们抽样寻找可能的伴侣，当他们发现某些人满足自己的质量阈限时，就决定安定下来。然而，选择了一个伴侣之后，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会渐渐发现自己伴侣性格和行为中的新特点，而这些是他们从前没有注意到的，或者人们注意到伴侣行为的改变，抑或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人出现。无论如何，或早或晚，欺骗或关系破裂的机会就会出现。鉴于双方已经在关系中进行了大量投资，对这一关系的共同目标来说，关系破裂将代价高昂，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为了减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人们签订了婚姻的契约。这种契约会对破坏婚姻关系的一方进行经济方面的严厉制裁，比如支付高昂的律师费、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想要了解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询问老虎伍兹)。如果分手的原因涉及与他人一起进行欺骗，就会带来名声受损的高昂代价。比如，某人的名字被印在巨大的广告牌上，受到公众的道德谴责(见第五章)。不过，所有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关系破裂来说都是不够的。亲密关系的情况可能因为以下原因发生剧烈的变化：双方待在一起的代价过于高昂或收益减少，或安吉丽娜·朱莉走了进来，于是其中一人六神无主，满盘皆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处罚没有用，名声受损没有用，道德和内疚感以及对另一个人痛苦的同情也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出现了，它不但没有阻遏分手，反而促使人们待在一起，不管处于何种情形中，不管代价收益比例是多么糟糕，不管其他人怎么想，也不管珍妮弗·安妮斯顿的情绪如何崩溃。这种非理性的力量就是爱情，爱情战胜了理智、金钱、名声、道德和同情。根据弗兰克的观点，爱情能够最终解决承诺问题，也是唯一能够保证两个人待在一起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相比基于物质的自我利益或合作交换，基于非理性爱情的关系会更成功。“身在爱情关系里的人们，真的会把物质的自我利益放到一边吗？”弗兰克自问自答，“有证据表明，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在《激情的理智：情绪的策略角色》一书中，弗兰克抨击了他的同行，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是不充分的；人们的很多行为，与他们的自我利益并不一致。弗兰克写道：正如理性主义者所强调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长期来看，最能带来物质成功的行为将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反复看到最具适应性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来自对物质优势的追求。因为在重要的承诺和实施问题上，这种追求通常会弄巧成拙。有时候为了把事情做好，我们必须停止关心这样的问题：自己是不是力所能及做到了最好。[3]在浪漫关系中，爱情是作为承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终极证明，证明“为了把事情做好”，我们必须以非理性的方式行动。因此，我们就要忽略自身决定的成本和收益，热情拥抱纯粹的利他主义，以及它的代价。弗兰克说的对吗？爱情真的是作为承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存在吗？还是让我们以更批判的方式检验一下弗兰克的观点吧。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三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比较一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正如弗兰克所暗示的那样，如果浪漫关系像其他的合作性商业伙伴关系一样，会产生同样的承诺问题，那么为什么商业伙伴不陷入爱情以解决他们的承诺问题呢？如果签署一份公寓租约，就像签署一份婚姻契约在维系伙伴关系方面一样无效，为什么租客并不总是与其房东陷入爱情呢？因为爱情只发生在(某种)浪漫关系中，但不发生在任何其他类型的人类合作伙伴关系中，这就存在两种可能的结论：要么爱情不是承诺问题的解决方案，要么爱情是承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浪漫关系和商业伙伴关系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浪漫关系提出了特定的问题，因而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弗兰克主张，基于非理性情感的关系本质上要比另一种关系更稳定：这种关系基于理性思考和物质交换的前景。事实是这样吗？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爱情的非理性，使得浪漫关系容易受到活泼善变的怪念头的影响。相比之下，建立在理性因素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像这些理性因素一样长久。我不知道克林顿和希拉里是否现在还对彼此充满激情，但很明显，他们从自己的伙伴关系中——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经济上——受益良多，而他们的关系也看起来非常稳固。[4]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被曝光之后，以及克林顿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那些预期他们会离婚的人都错了。根据娱乐小报的报道，布拉德和安吉丽娜非常相爱，但是他们看起来整天在打架，总是处于感情破裂的边缘。也许真正把他们绑在一起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他们共同的利益，包括孩子与共同资产。如果爱情真的为承诺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么这种解决方案会持续多久呢？这是与承诺模型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它不能解释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什么时候结束，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又为什么结束。如果爱情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它的产生与处于一种关系中的成本和收益无关，就会导致这种推论，即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改变不会导致爱情的终结。尽管真爱永恒，但是芸芸众生的爱情似乎在关系开始时最为强烈，此时激情达到了顶点，然后就慢慢减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爱情会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承诺模型将会预测相反的时间类型。根据这个模型，当两个人开始一段浪漫关系时，他们的伙伴关系对两个人都有好处：他们拥有共同利益，想要追求共同目标，因为与联合起来相比，单干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效率低。简而言之，在开始的时候，爱情是不必要的。根据承诺模型的观点，关系后期才需要爱情，那时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待在一起对于某个人或两个人来说都不再是更有利的选择。因此，随着时间的变化，爱情应该变得越来越强烈，用以保证这些非理性的情绪能够捍卫关系，防止它被理性的主张推向破产的境地。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形吗？爱情的承诺理论还有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它不能解释这样一种观念，即爱情不仅仅与维持亲密以及对伴侣的承诺有关，同时也与追求一段带有欲望对象的关系(有时候是毫无回报的)有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介绍一部欧洲文学杰作：埃德蒙·罗斯丹于1897年创作的戏剧《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下面是该剧的梗概：在1640年的巴黎，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剑客，名叫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美丽而聪慧的表妹罗克珊。不幸的是，西哈诺有一只丑陋的大鼻子。他不想告诉罗克珊自己爱上了她，因为他害怕被她拒绝。不过，罗克珊告诉西哈诺，说她爱上了他的一个学员，年轻帅气(但不怎么聪明)的克里斯蒂安，要求西哈诺保护他。西哈诺甚至做得更绝，开始以克里斯蒂安的名义给罗克珊写情书。罗克珊很快就被写情书的这个人迷得神魂颠倒，她以为这个人是克里斯蒂安。一天晚上，克里斯蒂安站在罗克珊的阳台前面向她表白，而西哈诺就站在阳台下面低声告诉克里斯蒂安该怎么说。笨嘴拙舌的克里斯蒂安让他很着急，最后西哈诺把他推到一边，在夜幕的掩护下，自己装作是克里斯蒂安向罗克珊求爱。克里斯蒂安和罗克珊结婚了，但不久法国和西班牙打仗，他和西拉诺都被派到了前线。在漫长的战争中，西哈诺每天都以克里斯蒂安的名义给罗克珊写信，倾吐相思之情。为此，他每天早晨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穿过西班牙防线，找一个邮局把信寄出去。当罗克珊跑到前线来看克里斯蒂安的时候，克里斯蒂安要求西哈诺把真相告诉罗克珊。但就在西哈诺打算这么做时，克里斯蒂安被子弹击中不幸牺牲，于是西哈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15年之后，罗克珊进了一个修道院，西哈诺每周都去看她。这一天，一生中树敌无数的西哈诺在去看望罗克珊的路上，遭到对手的伏击而头部受伤。但他还是出现在了修道院门口，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慢慢地往前走，不过看起来还是像往常一样神采奕奕。夜幕降临的时候，西哈诺要求把克里斯蒂安的最后一封信读给罗克珊听。于是他就开始读信，当天色完全黑了，他还在读，读的时候就像他早就把信中的内容铭记在心一样。罗克珊这才意识到是西哈诺写了这些信，他就是她一直以来所深爱的那个人。西哈诺把帽子移开，露出了伤口。罗克珊大声说她爱他，他不能死，可是西哈诺伤得太重。当罗克珊弯下腰吻他的时候，他微笑着死去了。如果无论是贝克尔的理论还是弗兰克的模型，都不能解释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都不能解释他的情感与行为，那么哪一种模型能做到这一点呢？有其他的爱情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吗？也许，生物学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爱情进化生物学性、爱与锤子如果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什么是爱情，这个人很可能会说，爱情意味着找到完美伴侣，受到性吸引，发展热烈的感情，并与这个人共度余生。假如一个进化生物学家恰好路过，听到这样的谈话，他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反驳说，爱情与性吸引或伴侣选择没有多少关系。根据进化论的立场，性吸引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促进性交，而性交存在是为了让繁衍成为可能。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非常熟悉性吸引如何工作，什么样的人有吸引力，以及为什么这样的人有吸引力。[5]虽然有时候性吸引与浪漫的爱情形影不离，就像孪生姐妹，但事实未必一定如此。类似地，尽管你可以认为，性吸引和浪漫爱情都影响甚至决定伴侣的选择，实际上，选择一个长期伴侣，可以完全与性吸引或浪漫爱情没关系。为什么人们与某个特定的他人成双结对，而不与其他人在一起，原因很复杂。理解这种现象需要许多不同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比如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不过，理解为什么人们彼此坠入爱河，并不需要知道任何性吸引和伴侣选择的知识。爱情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文化中。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诗歌和歌曲都以相似的方式描述过爱情。这些事实意味着，我们体验浪漫感情的能力具有基因基础，植根于我们的大脑中。最近，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与同事进行了神经成像的研究，声称他们已在大脑中找到了“爱情回路”的具体位置。[6]尽管在沃尔特·迪士尼的影片中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动物彼此爱上对方，或宠物爱上它们的主人。不过，这种对于动物内在生活的拟人化观念远离现实，不是真的。我相信，浪漫爱情是人类独有的，这种体验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从我们的祖先与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的祖先分道扬镳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就像我们许多其他的心理、生理和身体特征一样，人类爱的能力也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话虽这么说，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特征，完全可以在后来的环境中，具有与最初功能不同的另一种功能。以性欲为例。没有人会质疑性与性吸引进化而来是为了促进繁衍。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的性吸引不只针对异性，也会针对同性，或针对还没有性成熟的个体，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不同种类的性吸引，出于不同的原因进化而来。相似地，浪漫爱情也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孩子可能爱上其他的孩子(我在7岁时经历了自己的初恋)，成人会爱上同性或异性的其他成人，而且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可能爱上他们的宠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体，比如玩具汽车。这可不是说存在许多类型的浪漫之爱，也不意味着浪漫之爱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进化而来。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浪漫之爱永远是同一种现象，而且很可能被进化赋予了某种特定功能。思考一下这个隐喻。锤子可以用来钉钉子，打碎窗户玻璃，或者杀人。这并不意味着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锤子，或者锤子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那个发明出锤子的人很可能只想到了一种功能——钉钉子，而其他的功能是随后出现的。我猜想，爱情的进化功能并不是用来解决合作关系中的承诺问题，而仅仅是用来鼓励男人和女人成双结对，越久越好，以便一起照料孩子。成双结对和养育孩子在其他灵长类，包括与我们最相似的类人猿中，性吸引、性交以及繁衍的运作方式与其在人类中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不过这些灵长类中的母亲和父亲并不存在成双结对的现象。以猩猩为例，当繁衍季节到来时，雄猩猩与雌猩猩虽然只是初次见面，但它们会在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里进行交配，完事之后双方就不再见面了。当几个月之后猩猩幼崽出生时，雌猩猩独自把它养大。猩猩和其他的灵长类幼崽都是被自己的单身母亲养大，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有一些会生病，然后死掉，但这与幼崽的健康状况有关，与父亲不在身边没多少关系。同样，父亲出现在这些幼崽的生活里，也不会让它们成年以后过得更好。像许多其他的灵长类雄性一样，雄猩猩只会让雌猩猩怀孕，但不会帮着照料孩子。对于这一点，雄性和雌性没有觉得好，也没有觉得不好。没有依恋，没有成双结对，也没有类似于配偶之间浪漫之爱的东西。这种类型也有例外。在某些灵长类中，父亲的帮助要么对于幼崽的生存很有必要，要么对于它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一种小型的南美猴子叫作绢毛猴(tamarin)，雌性一次产两只幼崽，但它还没有强大到这种地步：可以任何时候都把两个幼崽带在身边。如果父亲不帮着带孩子，幼崽就挺不过出生之后的第一周。为了把父亲留在身边，保证它帮着带孩子，雌性与雄性结成伉俪，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黏在一起。绢毛猴和猩猩的案例说明了一个不仅在灵长类中适用，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也适用的简单原理：当父母中的一方独自就能成功养育后代时，单亲就是常规模式，雄性和雌性不会形成长期的配偶关系。[7]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这位单亲都是母亲，而在鱼类中，这位单亲通常是父亲。然而，当子代需要双亲照料才能生存下来，才能成功过渡到成年时，雄性与雌性就会结成伉俪，共同养育后代。大多数的鸟类都是成双结对的，因为巢中的雏鸟需要喂食，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没有谁能独自承担这项工作。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雷利(Chris Fraley)，与两个同事一起对大量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分析。他们首先分析了44类哺乳动物，接着又分析了66种灵长动物，试图重构跨越时间的成双结对现象的进化史。[8]在他们的分析中，成双结对的界定主要是看在某一物种中，一只雄性与一只雌性是否会花大量时间在一起，是否存在配偶看护行为，是否存在广泛的身体接触和亲近，以及是否存在分离悲伤。结果显示，被认为是成双结对的哺乳动物都存在双亲照料；此外，这些动物寿命较长，幼崽的发育期比较漫长和缓慢。对灵长动物的专门分析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成双结对和双亲照料在灵长动物中都很少见，但这些现象一旦出现，通常都会同时存在。在这些物种中，幼崽发育缓慢，非常柔弱，需要照料。弗雷利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认为成双结对和双亲照料在哺乳动物中是协同进化的；在父亲开始承担照料孩子的物种之中，很快也会出现成双结对现象。这个规律对于人类同样适用。如果父亲不与母亲一起抚养孩子，那么孩子就将缺乏他们被双亲照料时所具有的重要优势：父母共同喂养孩子，保护他们免遭危险，给他们钱，教会他们各种有用的技能，鞭策和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麻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得在孩子对父母的需要程度方面，人类与其他绝大多数的灵长动物都不同。一个是我们有硕大的头部，另一个是我们生活在充满竞争的复杂社会中。按照动物的标准来看，人类的头部是非常大的，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育成熟。事实上，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婴儿的头部长得非常大，因此母亲必须在婴儿头部完全长成之前把他们生下来，否则婴儿的头部就无法从产道中通过。出生之后的大脑发育还需要持续很久。在这样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成熟阶段里，人类的婴儿非常脆弱，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因此，父亲的帮助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同样，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胜任力的成年人，事业有成，与父亲的帮助也息息相关。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谈及，人类社会的竞争格外激烈，因此年轻人需要他们能够拥有的全部裙带主义的援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转变为一个成功的成年人。虽然单身母亲也能设法养活自己的孩子，满足孩子的基本需要，但是她们的孩子可能没法与其他孩子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孩子能得到父亲的额外援助，他们拥有双倍的裙带联结来依靠——特别是当他们想在军队里或学术界混一辈子的情况下。如果在动物和人类中，雄性和雌性成双结对的目的与共同照料孩子有关，而不是像布拉德和珍妮弗那样，与成立电影制作公司有关；如果爱情的存在是为了巩固这种联结，那么我们就能做出这样的预期：如果没有生孩子，或者父母双方的工作都完成了，他们想要把重心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上，爱情这时候就会消退，这种成双结对的关系就会解体。仅仅在自己家里建立一所幼儿园是不够的，实际上你得让里面有孩子才行。配偶关系的解体在1955年上映的电影《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中，一个已婚男人陷入了与自己欲念的对抗之中：他想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与玛丽莲·梦露扮演的、住在隔壁的一个年轻女人私奔。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场景：梦露站在地铁门口，她的裙子被一列驶过的火车吹了起来，掀过了她的膝盖。电影的片名暗示了婚姻中离婚最容易发生的那个时期，这与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对于这个时间点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经过七年的婚姻，许多夫妇都已经成功地养育了一两个孩子，度过了孩子最危险的婴儿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这时意识到自己并不想继续留在彼此身边。或者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于是打定主意不能再拖，是时候寻找另一位配偶了。布拉德·皮特和珍妮弗·安妮斯顿在共同度过没有孩子的七年之后离婚，于是我们看到，布拉德心里发痒的时间点跟这个理论是相符的。或者，也许当玛丽莲·梦露和安吉丽娜·朱莉出现之后，所有的预测都不管用了：不管有没有孩子，已婚男人包括美国总统都开始心里发痒，梦露和朱莉让他们的脑袋里有了新想法。我能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婚姻出于共同抚养后代的第一种理论。不过，在玛丽莲和安吉丽娜的经历中，我们也能找到对第二种理论的支持。要理解第一种理论，重要的是要知道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婴儿死亡的风险在婴儿早期非常之高，这种风险随着婴儿的长大而缓慢下降。因此，如果一对夫妇在有了孩子之后立刻分手，这个婴儿就会有性命之忧，悲惨命运可能就会随之而来。对本土文化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即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人类婴儿需要他们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母乳喂养通常被认为能够减少婴儿患病的风险，这是因为，母亲把她抗病的免疫物质通过母乳传递给了婴儿。在当代的狩猎采集社会，比如南非的昆人(!Kung，布须曼人的一支)中，母亲给婴儿喂奶的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艾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过这一民族。他认为，在我们进化史上大多数的时间里，四年可能是平均的生育间隔。[9]在狩猎采集群体中，婴儿完全断奶大概是在四岁：在这个年龄阶段，从母乳到固体食物的饮食转变也完成了。婴儿夭折的风险则进一步降低。这时候，母亲通常又有了另一个孩子。但不是所有的夫妇有了第二个孩子就心满意足。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她后来于2004年出版了《我们为何而爱：自然与浪漫之爱的化学》(Why We Love: The Nature and Chemistry of Romantic Love)一书——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的记录，收集了全球58个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离婚数据。[10]她发现，已婚夫妇倾向于在他们结婚四年左右离婚，通常是在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许多人类夫妇为了能成功地照料孩子，会在一起待上一段最短的时间。然而，费舍尔把这一观点推进了一步，猜想人类可能是一种连续性的一夫一妻制者。尽管“连续性的一夫一妻制者”听起来很像“连续性的杀人凶手”(即连环杀手)，这个词仅仅意味着，人们会在某段时间与一个伴侣进行社会性的结合，但他们不会一辈子都与这个人绑在一起；他们连续地从一个伴侣走向另一个伴侣。根据费舍尔的观点，人类很可能每隔四年，有了孩子之后，就定期更换他们的配偶。而事实上，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人类实行的是连续性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社会的离婚率都在不断升高，但还是有很多夫妇长期厮守，不离不弃，共同养育孩子。他们也不认为，作为父母，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哪怕他们的孩子早就能自食其力，独当一面。我自己的父母结婚已经超过50年了，而我的母亲依然坚持给我买袜子和内衣。显而易见，她并不认为自己当妈的任务已经完成。当离婚发生时，从结婚到离婚的时间间隔，则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2010年，一项由意大利统计局进行的婚姻和离婚调查发现，意大利人的婚姻平均持续15年。[11]男人离婚的平均年龄是45岁，女人则是41岁。意大利人现在结婚相对较晚，通常是在他们35岁左右，甚至快40岁的时候。因此离婚更容易出现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他们结婚几年之后，依然没有孩子；另一种是他们已经有了一到两个孩子，而且最小的孩子已经有四五岁大。这一发现再一次与前面谈到的理论相符，即人类结成配偶是为了生孩子和养孩子。常识告诉我们，当已婚夫妇离婚后，要么没有太多的爱重新开始，要么在开始时爱很强烈，但慢慢就会减弱。第二种可能性与爱情的另一个理论相符，这个理论是我的一个朋友喝了几杯之后提出来的。根据这种理论，爱情只是亲密关系的一个阶段，一个早期阶段。事实上，这个朋友的观点与爱情的“成双结对照料孩子”理论非常契合。根据罗伯特·弗兰克的承诺理论，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因为背叛的风险在不断升高。与这一理论不同，“早期阶段”理论以及“成双结对照料孩子”理论，都认为爱情在关系的初始阶段较为强烈，可能会持续几年，但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不过，如果人类真的像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结成配偶以便联合起来照料他们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一物种存在浪漫之爱呢？父亲与母亲的合作存在着承诺问题，于是弗兰克认为，浪漫之爱进化而来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照料人类后代的合作，与动物或人类的其他合作方式存在差异，因此这种合作导致了某种特定的问题，这一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果真如此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合作性的伴侣关系，在本质上，人类的配偶关系与其他的长期性合作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动物中，结成配偶的个体在寻找食物、保持彼此清洁或与其他个体发生冲突时都会相互合作。在不计其数的情境下，都存在着不同人类个体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合作关系都存在承诺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诉诸浪漫之爱。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要看到的那样，承诺问题不是由非理性的情感解决的，而是通过对这种联系的不断检测来解决的。爱是一种情绪。因此，为了理解爱的进化功能，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爱情，即在情绪的进化功能视角下看待爱情。情绪既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场景下，也存在于许多非社会性的情景中。爱情就是兴奋剂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它创造出一种连锁反应，导致裂变在巨大的爆炸中释放无穷的能量于是带来了彻底的破坏城市被抹去大地在摇晃山脉被摧毁冰山被融解海洋沸腾星球开裂太阳崩溃银河坍塌宇宙，别了只是因为两个人的爱情——乔·弗兰克，《爱情囚徒》，摘自他的广播剧《在另一边》情绪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激发动机。如果我们经历了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就会被驱动着做一些有益的事，或避免做某些有害的事。疼痛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有机体能做到这一点：它们会尽其所能地避免伤害自己身体的刺激。如果你是一个疯狂的人，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手指放在厨房里的炉火上，疼痛就会产生，继而保护你的身体，不管你有多疯狂，让你自己很难伤害自己。性欲和性高潮的存在，是为了保证生物体有强烈动机参与性交，生下后代，不管它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怎样的观点。性冲动是如此强大，甚至那些发誓终身不娶的神父都很难完全压抑自己的性行为。他们的情绪会不断反对他们有意识的决定，从而导致这些神父中的某些人做出不适当的性行为，还会为此卷入报纸上的新闻事件中。人们可以对所有事情做出随心所欲的决定，但是生存和繁衍问题太重要了，于是不能完全依赖人们有意识的决定。情绪进化而来是为了鼓励我们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管我们是否想到了这件事。我认为，浪漫之爱进化而来是为了让男人和女人结成配偶。但是，为什么需要这种额外的情绪兴奋剂呢？我想，这一问题与我们灵长类的进化史有关。在鸟类中，结成配偶是一种古老的适应性行为。也许鸟类已经作为一种成双结对的物种存在了几千万年。这意味着自然选择有大量的时间塑造鸟类的大脑，铺设必要的线路，用以支持结成配偶的心理与行为的适应器。与鸟类相比，人类的成双结对行为在进化上较为新颖。它最近才产生——数百万年在进化的尺度上相当于是前天，而且很快就要面对大脑容量和儿童发展模式的急剧变化，这些都使得双亲照料成为一种必要和一种优势。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类也许就从一种与黑猩猩相似的物种进化而来：这一物种在性事上是放荡不羁的，雄性在养育孩子方面不做贡献，两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比如雄性会攻击雌性，偶尔还会强暴它们。我们类人猿祖先的大脑，也许已经被性选择塑造了数百万年，以便支持某些交配和繁衍策略，而这些策略与配偶结合无关。正如心理学家保罗·伊斯特威克(Paul Eastwick)最近提到的那样，当环境改变有利于人类种系中的配偶结合行为的进化时，自然选择不得不很快地校正人们的大脑，而这又会导致其对某些特征的反抗——这些特征恰好是被很多世纪的性选择过程打磨出来的。[12]这在进化上是非常不容易走的一步，因为它意味着要让在性事上放荡、充满攻击性和厌恶异性的类似黑猩猩的类人猿，转变为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热爱女性、具有父性大脑的人类。这种快速转变的需要导致了一个特殊的进化难题，而这一难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案。这个特殊的解决方案就是浪漫之爱和成人依恋。不过，自然选择是如何找到这种特殊的解决方案的？浪漫之爱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爱情的历史因为经常坐飞机，我不由自主地就会留意机场里的一种人类行为：离别时刻，许多人都会与自己心爱的人说再见。我见过许多丈夫握住妻子的手不放，而妻子则拿着登机牌，拖着行李办理登机手续，一直到她越过安检线。最后，在他们分开之前，两个人微笑，拥抱，亲吻对方。我还看见，最后他们必须松开手让对方走的时候，两个人的眼角流下了泪水，脸上带着悲伤凄恻的神情。毫无疑问，我不是第一个观察到这些场景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思考爱情本质的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雷利和菲尔·谢弗(Phil Shaver)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表于1998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题目名叫《机场离别：对伴侣离别的成人依恋动力学的自然主义研究》。[13]他们做这个研究，是因为觉得浪漫伴侣在机场离别时的表现，能够为理解人类爱情的本质和起源提供启发。弗雷利和谢弗让观察者四人一组，写下他们在一个小城市飞机场看到的伴侣离别行为。为了对照，这四个观察者也要记录下那些一起乘飞机的伴侣的行为。下面是他们在离别伴侣中观察到的一些行为：他们手拉着手。他们拥抱，搂在一起，大概有五分钟。当她要离开时，他吻了她好几次。他们给了对方一个漫长而深情的吻。他抚摸着她的大腿内侧。他们都哭了，帮着对方拭去脸上的泪水。她，用一种安慰的方式，抚摸着他的脸。他很快走了；她哭泣着离开。在登机的时候，她轻声地说“我爱你”。在分别的最后一刻，两个人还在手牵着手。在飞机起飞时，她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人。在他离开之后，她走向窗口，目送着飞机的离去。在飞机离开20分钟之后，她依然站在窗口。在一个案例中，一个男子已经登上了飞机，又跑回来给了伴侣最后一个吻，这让飞机的乘务人员很生气，她们要求他立刻返回他的座位。除了观察和记录这些离别伴侣的行为，研究者还要求他们填写问卷，用以测量他们的人格、他们关系的长度，以及在与自己伴侣分别时他们所经历的悲伤程度。这个研究意在表明，离别的伴侣表现出的行为，与那些离开自己父母的孩子的行为相比，两者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这些类似的行为：寻求或维持接触与亲近，表达悲伤和痛苦，照料和安慰，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淡漠和情感的拒绝。启发这个研究的一般理论，同样也指导着当前浪漫之爱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该理论认为，爱情和成人依恋拥有它们的进化根源——孩子与他们的照料者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情感和社交的联结。这个理论的基础在大概55年之前就已经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一个理论，回答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年幼的孩子会与他们主要的照料者形成强烈的联结，这个照料者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年幼的孩子有一种情感上依恋他们照料者的生物倾向，这表现为他们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持亲近或引起交往，比如哭喊、微笑、跟随和黏着他们。人类婴儿完全依赖他们的照料者，据此从环境中获得安全。鲍尔比认为，依恋系统可能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作为一套心理和行为的适应机制，这套系统能让婴儿待在照料者身边，与他互动，从而促进婴儿的生存。通过观察登记住院时婴儿与父母分离时的反应，以及阅读猴子中母婴互动的描述，鲍尔比提出了这样的依恋观点。事实上，研究发现，婴儿的依恋系统并不是人类这一物种所独有的，同样存在于与人类有关联的许多猴子和类人猿中。这一系统至少有长达3500年的历史——比人类配偶结合的行为还要古老得多。[14]鲍尔比认为，婴儿的依恋系统有一套目标——维持与母亲的接触和亲近，以及特定的启动和终止条件。依恋系统在婴儿离开母亲的时候就会启动，当接触和亲近实现的时候就会终止。这套系统就像恒温器一样工作：测定当前的温度，在与预定的标准比较之后，做出相应的调整。婴儿的依恋系统拥有三种定义性特征：年幼的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时会表现出焦虑和对陌生人的恐惧(他们哭喊，黏着大人，显得焦虑和悲伤)；当他们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跑向自己的母亲(把她作为一个安全的“港湾”)；当他们平静下来感到自信的时候，就以他们的母亲为“安全基地”进行探索，离开她去玩耍，但通常都会回到她身边做做检查，确保一切都正常。尽管婴儿在从母腹中诞生时就会哭，但依恋系统的主要定义性特征——比如分离焦虑和对陌生人的恐惧——在他们六到九个月大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依恋系统继续在儿童期余下的日子里发挥作用，甚至在青春期依然有效，尽管通过依恋系统表达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改变。依恋系统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孩子的身上都能看到，尽管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与他们母亲短期的分离和重聚。有的孩子对待分离较为坦然，重聚时充满爱意和深情，而有的孩子则容易为分离而焦虑，重聚时会以拒绝和愤怒对待他们的母亲。事实表明，婴儿依恋的基本特征以及孩子之间的差异，不仅能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和文化中被观察到，而且也存在于与我们有着最近关系的猴子和类人猿之中：猕猴、狒狒，当然还包括黑猩猩和其他的大猿。情侣之间与母婴之间在身体亲密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比如浪漫情侣之间会以婴儿的方式彼此交谈。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少数人之一。弗雷利和谢弗的机场研究，以及此后许多其他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研究都表明，婴儿依恋系统的特征——维持亲近，分离焦虑，安全港湾和安全基地——同样可以在成人的浪漫关系中被观察到。[15]而且，与母亲存在安全依恋的孩子，在成年以后的依恋关系中也会感到舒适和放松，而那些对他们的母亲或父亲感到不安全、焦虑、矛盾和愤怒的孩子，则会在他们成年以后的依恋关系中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恋人。此外，在浪漫关系中，伴侣之间的角色经常轮换：一方作为不成熟的个体需要关注、安慰和确信，另一方则作为提供这些资源的照料者。鉴于过去55年以来的所有理论和观察，我猜想人类浪漫之爱的进化史可能是按照下面的顺序发展而来的。随着人类大脑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婴儿变得更加依赖、更加脆弱，因此父亲的卷入以及双亲的照料成为一种需要，自然选择必须设计一种方式来鼓励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还要尽可能地长久，以便成功地养育孩子。不过，自然选择从来不是从头开始设计某种特征，而是对已有的结构进行修改和再安排。婴儿依恋系统的心理与情绪的适应机制，早已存在于我们类人猿祖先的大脑中。这些机制运作得非常好，能确保婴儿与母亲待在一起。自然选择调整了这一系统，让它在成年期也能正常运作。这样，依恋系统就能把一对情侣绑定起来，让他们不那么容易分离，也不那么愿意分离。某些被用来绑定母亲与孩子的神经通路和神经化学物质，比如催产素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它们也在身体应对压力和疼痛的调节过程中起作用)，同样影响成人之间的配偶关系的绑定。为了在成年雄性和雌性之间培养长期情感和社会联结，自然选择不仅修饰了我们类人猿祖先的大脑，还塑造了它们的身体。我们类人猿祖先的身体很可能跟现代黑猩猩的身体差不多：非常适合于进行激烈的性竞争和性冲突，但不适合于配偶结合。比如，雄性比雌性长得更高大更强壮，有更大更锋利的犬齿，有相对较小的阴茎，有能产生大量精液的巨大睾丸。而在雌性这边，它们会通过自己月经周期的身体变化来宣告自己的生育力状况：它们屁股后面会有明显的肿胀，从而引起雄性之间的竞争。为了在两性之间培养关系，让他们结为配偶，进行合作，自然选择减少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身体尺寸、力量和武器方面的差异。接着，它又在女性身上取消了明显的排卵标志，增加了她们整个月经周期内的接受性。这给成双结对的男女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所有时间里做爱，于是强化了他们的联结，增强了一个孩子诞生之后这个男人认为他是自己亲生骨肉的自信，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这个男人进行父性投资的意愿。同时，自然选择也降低了男性的乱交倾向，减少了已婚男性对性的多样化需求的强度，这主要是通过减少他们的睾丸尺寸、降低他们的雄性激素水平来实现的。与雄性黑猩猩相比，人类的男性拥有与他们身体相比相对较小的睾丸，并生产相对较少的精子和雄性激素。我曾经看过一个幻灯片，某个研究者一手拿着黑猩猩的大脑，一手拿着它们的一颗睾丸。两者看起来几乎一样大，当然这不是因为黑猩猩的大脑比较小的缘故。在人类男性中，还存在另外一种与配偶结合有关的生理适应性表现，即无论是身处一段承诺关系中，还是结婚后有了孩子，这些男人的睾酮水平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16]对于在浪漫关系中做出承诺的男人来说，较低的雄性激素水平会抑制他们对其他女人的欲望，从而让他们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身上。这个现象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包括最近由我的同事和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涉及500多名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最后，许多研究者，包括心理学家辛迪·哈森(Cindy Hazan)和德布拉·蔡夫曼(Debra Zeifman)，都认为人类勃起的阴茎那不可思议的长度，也是为了配偶结合而进化出来的一种适应机制。[17]相对身体而言，人类的男性拥有灵长类中最长的阴茎。长阴茎使得各种各样的性交体位有了可能，包括更为亲密的面对面、腹部对腹部的体位，这可能会促进性交过程中的社会性结合。面对面的性交在灵长类中非常少见，但却在倭黑猩猩中广泛存在，这是一种与我们存在亲缘关系的灵长动物。像人类一样，倭黑猩猩利用性行为来强化它们的社会联系。人类的长阴茎也增加了女性性高潮的可能，这能够提高女性参与性行为的意愿，从而巩固情侣之间的联系。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多种身体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适应机制，促使人类的男性和女性结为配偶，合作养育后代，这一模式通常都能很好地运作。对于配偶结合而言，最不可思议的心理适应机制是浪漫之爱，它在人类的心灵中创造出一种对所爱之人的渴望和心理依恋，这与一个幼小的孩子和母亲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并无二致。成功的配偶结合，需要伴侣之间在心理和生理层面深深的相互依赖，其中一个人的缺失或死亡，对于另一个人来说简直就是危及生命。相反，无论是对于作为配偶的两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牢固而稳定的浪漫关系意味着在健康和长寿方面的诸多好处。尽管经济学能帮我们理解配偶关系形成的某些层面，以及伴侣之间的某些合作问题，但是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浪漫的配偶结合，绝不是建立在合作和互惠利他原则基础之上的商业伙伴关系。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珍妮弗·安妮斯顿和布拉德·皮特最初陷入爱情，最终却劳燕分飞？我们在这一章中讨论了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爱情理论，这些理论能解释好莱坞的明星以及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为什么结成配偶，又为什么分道扬镳吗？好了，读一读下面摘自《美国周刊》2010年8月30日的两则报道，然后自己判断一下：演员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在著名的电视剧《天才小医生》中扮演儿科医生杜奇·豪瑟)和他的伴侣戴维·波特卡希望通过代孕妈妈生下双胞胎。了解这对夫妻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要孩子，想要成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坠入爱河的原因。现在这个梦就要实现了。”女演员哈莉·贝瑞谈到自己女儿的父亲、她的前夫加布里埃尔·奥布里时说道：“你认识到，你并不打算跟所有人都走那么远。我们打算把这个神奇的小家伙带到世界上来……过去我们是一家人，但现在我们不再是了。”[1] Becker (1981).[2] Frank (1988).[3] Frank (1988), p. 211.[4] 莫里斯1996年的作品《权力中的伴侣：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美国》(Partners in Power: The Clintons and Their America)说明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具有一种强烈的“商业性”伙伴关系。[5] 在1994年《欲望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Desire)一书中，戴维·巴斯(David Buss)详细地讨论了性欲望和性吸引。[6] 详见Fisher, Aron, and Brown(2005)。[7] 关于猩猩，请参考Knott and Kahlenberg(2010)；关于绢毛猴，请参考Tardif, Carson, and Gangaware(1990)。[8] Fraley, Brumbaugh, and Marks (2005).[9] Konner and Worthman (1980).[10] Fisher (1989, 2004).[11]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研究结果后来被写成了一篇文章，刊登在2010年7月22日的《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12] Eastwick (2009).[13] Fraley and Shaver (1998).[14] Bowlby (1969); Maestripieri (2003).[15] 这里有一个广受欢迎的成人依恋研究：Attached: The New Science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How It Can Help You Find-and Keep-Love(Levine and Heller 2010)。[16] 关于睾酮与浪漫关系的研究，请参考Ellison and Gray(2009)和Maestripieri et al.(2010)。有关父亲身份对于睾酮的影响，请参考Gettler et al.(2011)。[17] Hazan and Zeif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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