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商周（3）
2022/10/8 0:17:11 书虫子
第十一章命之不易 无遏尔躬
无常喋血白露刚过，正待秋分，天地悄逢一场悠然的寒。这时节的朝歌刚刚转冷，体感上尚无冬天的凛冽，但一不小心就会着了风寒的道。我国自古流传的二十四节气，便是以泛中原地区(河南省及周边地域)的物候为基础编成的。如果你觉得二十四节气歌不准，要明白那不是歌的问题，是你住的地方不对。古乐五音，宫商角徵羽，上见于《周礼》。先民以五音配四季，商音凄厉悲凉，与秋天万物寥落的肃杀之气相合，故以商配秋。秋风可称商信、商吹，秋阳可称商日，另有商云、商意、商气等说法。至唐朝，歌女因习音律而被称为“秋娘”“商女”，其意相通。杜牧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就是歌女之意。秋之于商，便是肃杀之上的肃杀，萧索之上的萧索。朝歌这一年的秋天较往年还更冷些，大街上人影渐稀，迎面相遇也是噤若寒蝉。帝辛本就不怎么富余的耐心和温柔在反对派一道道的声浪中终于告罄，他选择无视国内外已经十分动荡的局面，坚定地用血腥镇压回击。帝王的冷酷就像秋风。一场令城内居民避之不及、人人自危的“大清洗”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自由民以上阶级皆是战战兢兢。帝辛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一个个不知真假的“叛乱”分子被恶来带领的近卫部队从宫殿、民居或酒肆中抓出，齐刷刷送去花式处死。倒霉的队列中既有国内外的贵族，也有士兵或平民，从上层到底层都遭到了穿透式的打击。奴隶是没资格加入“倒王”阴谋的，但灾难从来不会放过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被捕奴隶殉死。这一波内部清洗持续了数年。东南的战事压力不断升级，令帝辛的耐性变得很糟糕，他不想再磨磨蹭蹭地安抚与平衡各方势力，只以雷霆手段果决地震杀不安定因素。针对上层贵族的清洗尤为激烈。早已失势却不肯沉沦的神权集团首当其冲，一茬接一茬地被抓出来干掉，而后帝辛控制下的傀儡祭司顶上了前任们的位子。神官烧成的灰烬中飘出一缕缕不甘不愿的青烟，一阵秋风过，消散无影踪。贞人作为一个曾经显赫的政治阶层退出了历史舞台，部分“从良”的贞人从宗教官转变为文化官，负责记录贵族行止、制作策命、整理典籍等工作。宗教事务被大幅度阉割，剩余工作由史官群体承接。贞人掌控的经济事务则全部由专职官员接手，宗教与政治、经济在人事层面终于实现了分离。史官们的工作范围比贞人广、分化比贞人细，除了掌管礼仪与历法，他们还得兼顾历史记录之工作，其中的核心自然是记录王的言行。相比于贞人曾经的尊贵，史官群体的地位要低很多，绝大多数都属于基层官吏，这减少了靠近政治核心的小人物膨胀作乱的可能。帝辛在盛怒之下保存了最后的隐忍——他没有对自己的叔伯兄弟们动手。这可能是出于对亲族血缘的天真幻想，也可能是忌惮于宗室的影响力而不愿决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帝辛只能先拿方伯造反阵线开刀。玩弄方伯是帝辛的拿手好戏。早在帝辛四年，他就曾“大搜于黎”。黎，商王畿西部的一处地方。大搜，大田猎，大阅兵。帝辛广召诸方，于黎地召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名为练兵，实为震慑。他用强兵巨兽勾起各族首领的畏惧，用鹰一般的目光令他们颤抖，用绝对的实力告诉他们：不服我者，扑街。当然，他肯定也没忘了伸出五个手指，让敢怒不敢言的方伯们纳贡、交钱、送人。大阅兵是帝辛对诸方的一次试探，像那些无故缺席的、迟到的、请假原因不充分的、阅兵表现不积极的，都要在小本本上记下来。暴力治国是商人的传统，也是帝辛从小接受的教育。王者，凶兽也。对内部敌人毫不留情的帝辛对方伯们更是残暴。这轮针对嫌疑方国的大清洗规格极高，就连地位尊崇的三公也没能躲过。公侯将相宁有种乎？帝辛面前一律平等。鄂侯被处死，九侯更是遭受了“醢杀”。醢者，肉酱也，其刑之暴，状似后世之凌迟。鄂侯死后，其族人逃入了湖北。鄂族建立的新聚居地后称鄂州，今湖北省的简称“鄂”即源于此。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曾经跟商国干过仗且一直怀有复仇心的西伯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为三公中硕果仅存之人。这充分说明了姬昌恭谨侍商的表现已经赢得帝辛的信任。西伯昌在位长达半个世纪，能演能忍还能熬，熬死了文丁，熬死了帝乙，熬到了又一个敢与贵族硬碰硬的帝辛。周国作为方国中实力突出的存在，俨然已成为商廷内部两方势力都想拉拢的对象。
炮烙与妲己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帝辛在国内施用重典，设“炮烙”之刑。商代并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刑罚有明显的因事设刑特色，从重到轻分为死刑、肉刑和囚刑。死刑有灭族(劓殄)、砍头(大辟)、碎尸(脯、醢)等；肉刑有砍腿、砍手、割鼻、阉割等；囚刑就是蹲监狱，大部分时间要做苦力。这些刑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残酷，而炮烙更是残酷中的残酷。炮烙，以油脂涂于铜柱之上，下置炭火焚烤，令刑徒行走于铜柱之上。只要脚沾柱面，立刻皮焦肤烂，肉香四溢。要么就掉下炭火烧死，要么就烤死在铜柱上，变成黏着于铜皮的焦人。行刑过程色香味音俱全，还可邀众人观赏，其残酷与变态可谓空前绝后断子绝孙。镇压、征夷、酷刑、倾轧，以上种种元素将帝辛加冕后的第一个十年粉刷为猩红岁月。但在这铁锈色的主旋律中，也有一段粉红的回忆。帝辛对方国展开弹压后不久，今河北境内的有苏氏公然宣称不再纳贡，加入了反对派阵营。有苏氏是个很古老的部族，己姓，属黄帝十四姓之一。帝辛遂御驾亲征，败有苏。有苏氏首领向帝辛献上诸多珍宝以求宽恕，其中就有他美丽的女儿。有苏氏之女生得倾国倾城，令帝辛一见倾心，再见轻生，立马以豪车载回国中，从此宠荣不二。此女名妲，即状如初生太阳一般青春美丽的女人。按照女子称姓不称氏的原则，唤作“妲己”。
罪与罚·妲己何以解忧？唯有妲己。帝辛应该是极喜欢妲己的，这个年轻妹子点燃了他中年男人的激情与爱欲，颠鸾倒凤不在话下，花钱出力更是常态。帝辛于沙丘之地大摆舞乐，通宵达旦地狂欢聚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又召来国内的年轻男女，在派对上裸奔调情，行羞羞之事，且彻夜畅饮，场面活色生香。妲己给足了帝辛欢娱，也成了他遗臭万年的命门。按今天的话说，帝辛这叫乱搞男女关系。后世抨击纣王的恶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宠幸妲己，荒淫无度，掏空了身体和国库。得益于《封神演义》的演绎，妲己成了我国最著名的狐狸精代言人。在分析这份黑色评价前，我们先来谈一下先民的男女关系。不是帝辛和妲己那种狭义的男女关系，而是父与母、尊与卑、先与后的大男女关系。
论男女人类社会之发展，无一例外是由母系社会走向父系社会。原始社会的人两性关系比较混乱，仍有野兽习气，孩子没法判定父亲，只能确认母亲，由此诞生了以生殖力比较强的“母亲”为核心的群落关系。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也是这样的社会结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群落的地方就有社会，社会中又会诞生神话与崇拜。生殖崇拜是母系社会最早也最重要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均为生育力强大的女神。用于崇拜的“偶像”会明显突出第二性征。故先有母亲而后有社会，先有女神而后有传奇。
汉、唐伏羲女娲像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第一位母亲神便是诞生于混沌中的女娲。她降临于蛮荒的大地，用泥巴塑造出了我们的第一批祖先。一开始她用手捏，后来觉得捏人效率太低，便用藤条蘸着泥巴漫天甩去，泥点落地则化为人。手工的这批好看又沾了神性，后来就成了帝王贵族；泥点子这批就成了平民和奴隶。女娲造人的传说解释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人生而有贵贱，生而有阶级；其二，为什么手工制造的包包等奢侈品比流水线生产的贵。神话演变了一段时间后，女娲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伏羲，两人还成了一对蛇身人首的兄妹加夫妻。今天的小朋友们学习的神话故事范本都认可了这种组合。这事儿，很可疑。先秦之典籍中可见女娲而不见伏羲，双方为兄妹的说法更是于汉代才成形。《楚辞·天问》就提到了“女娲有体”，但通篇没有伏羲的身影。伏羲出现于女娲之后，却被人为拔高成了母神的丈夫，且因为两人是兄妹而非姊弟，这位父神还领先了半个身位。这份“偷天换日”的篡改在古老的文字源流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女娲天然是神，呙者，漩流之心，象征其母系社会核心之神的地位。那伏羲又是何人？羲，金文中是持武器顶着羊头之人，也就是一个献牲的祭司。所以神话背后的真相就清楚了：女娲是母系氏族的领导人，在部落的生殖崇拜中升格为母亲神；伏羲是母系社会的终结者，是最先利用宗教巫法掌控社会的男性领导人，后被升格为男神，又被篡改为父亲神。这种神祇关系的变化，暗合了性别权力的变化，以及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更迭的文明进程。象形文字是多么的神妙，不仅可以用来记录历史，其本身便已经是历史的记录，拼音文字就没有这种功能。母系向父系，或者说女权向男权社会的转变产生于哪个时刻？秘密依然藏在两个汉字里——“姓”和“氏”。姓者，女生也，哪个女人生的，就跟哪个女人姓。最古老的姓氏(特大家族)多见女字旁，比如黄帝的姬姓，炎帝的姜姓，舜的姚姓。而随着巫神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男性逐渐在家族中占据了领导地位，需要圈定以自己为核心的团体，把自己和其他男性区分开来。此时，母亲的“姓”已经无法作为拥有了财富与力量的儿子们的标识，于是“氏”便应运而生。氏者，父之烙印也。姓彰显着你的起源，氏则体现着你的身份。这种尊贵是基于男性且描述男性的，故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称姓不称氏。由姓到氏，乃是父系氏族要求权力重新洗牌而做的再划分，是男人向女人发起的革命!在这场彻底的革命中，女性的尊荣与财富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场革命的余震绵延长远，历数千年之久，至商周仍在持续发酵。商周二国相比，周的女人地位更低。商人在祭祀中要专门祭祀祖先的配偶，周人则是捎带着划过；商有女官，周则全部废除。顺带一提，在周国成为天下共主后，姬姓的女子逐渐出现在了各国的王室里，于是“姬”字便成了女子的泛称。周代之后，女人逐步沦为男人之附庸，甚至被当作高阶男人赏赐低阶男人的礼物，或攻击其他男人的武器。妲己便是这样一件武器，学名叫“红颜祸水”。与她齐名的还有夏之妺喜，周之褒姒，晋(春秋)之骊姬，合称四大妖姬。后来还有名声稍好一点的西施、貂蝉等，本质上跟几位前辈也是一个路数。若是没有害死个把君王，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绝世尤物。美丽的娇躯担不起亡国亡族的沉重，红颜祸水的背后，藏着男人政治斗争的杀人不见血。比如褒姒，令其成名的“烽火戏诸侯”完全就是杜撰，西周压根儿还没发明烽火传信的军事系统。然而这故事被史学家“别有用心”地记录在案，一路登堂入室成了正史，甚至还登上过小学课本。并非所有委屈都能昭雪，亦不是所有阴谋都会大白于天下。历史可以被淹没。帝辛与妲己荒淫吗？淫是肯定的，君王得美女，不淫生理不正常，而且先民对于男女之事本就非常开放。浪漫的商族尤其如此，他们的大型祭祀经常以大型野合作为收尾。在春天的树林里，随处可见商国青年们纠缠的肉体，这是一种部落时代的性自由遗风。在春秋时代的宋、郑、鲁等国家仍然可以看到大型的男女“狂欢”活动，学名“仲春之会”。仲春时节，怀春的青年们会在固定的野外场所集会，各寻所爱，淫奔不禁，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孔子的父母就在这种活动上相识，这也是为何孔子这么大的人物却没有笃定的生父。秦朝以前的社会不仅支持自由恋爱，对于龙阳之好、断袖之癖也有相当的接受度，同性恋在上流社会尤其普遍。综上所述，帝辛的“淫”根本不算个事儿。至于掏空国库之说，你见过亿万富翁泡妞泡到破产的吗？酒池肉林之靡费相比于国家军费开支简直九牛半毛。再说那肉林能好吃到哪儿去，商时的作料只有盐、梅酒、饴糖、花椒，连孜然都没有，充其量不过白煮肉的水准。要说帝辛嗜酒，那是真的，因为“尚酒”乃商之国风，贵族普遍嗜酒，酒肆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商业场所。商之青铜器五十类，酒器占了一半，爵、角、觚、觯、尊、觥、壶、卣十八般酒器样样酒精通。商人爱酒也跟他们热爱巫卜有关，酒是通神超验的好帮手，喝醉了比较方便看见神明。喝酒，那是国家时尚，不是帝辛一人之恶习。一爵酒下肚，帝辛有了几分微醺，怀里的妲己与案上的江南增兵计划书都变得模糊起来。酒是个好东西，可以让你忘却烦恼，忘记各怀鬼胎的贵族与永远镇压不完的方国，飘飘然入梦而不觉，只知当下的快乐。人啊，就得活在当下。对帝辛而言，这是斗争的岁月，是进取的岁月，是挫折中前进的岁月。对姬昌来说，这是隐忍的岁月，是养晦的岁月，是黎明前黑暗的岁月。命运的齿轮加速运转，他们的命运即将由平行变为交叉。掌握命数的神啊，他一定是个爱看热闹的主儿。
听说你要造反一份方国行动监察报告递交到了帝辛的手中。看着这份报告，帝辛本就满布皱纹的额头愈发紧绷了，那报告的字里行间都藏着同一个词：造反!造反者，周人也。姬昌这些年低调低调再低调，但终于也是木秀于林，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报告上罗列了周人几年来的可疑行迹：其一，舆论造势。相伴于帝辛的残暴之名四海横行，姬昌的有德之风在西土大行其道，这与姬昌手下舆论宣传队伍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舆论建设是帝辛的短板，毕竟他能动手就不吵吵。这种渗透与对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周国修德的名声给他们引来了很多粉丝，比如名气嗷嗷大的孤竹国兄弟组合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孤竹国君之子，其父死前想让小儿子叔齐继位，但弟弟爱哥哥不爱江山，非要让位给伯夷，伯夷不从，跑了；弟弟决意追随哥哥，也跑了。哥儿俩这番帅气的出走被有关部门评价为贤者之举，收获点赞无数。只可怜了孤竹老国主，他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气得顶翻棺材板。两人因仰慕姬昌“善养老”之名而投奔周国，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姬昌敞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其二，广收小弟。周国不仅修德，还兴武。姬昌举西伯之名，连续多次伐狄，将赤狄、白狄等一干狄人统统赶出了自己的统治半径，令多年来不堪狄民骚扰的各路小方国感恩戴德，纷纷表示要给周国打工卖命。如此德武双修，修出了一个西方的政坛偶像。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帝辛忙着搞他的东方大业，对这些西方小国难免疏于关注，周国便趁机填补了这份权力真空。史称“诸侯皆向之”，甚至屡有“诸侯朝周”。其三，暗度陈仓。周的权力核心与战略资源在悄悄东移。帝辛六年左右，西伯昌扩建程邑，将渭水之畔的这座大城修得更大更硬，并改名为“毕邑”。“毕”的甲骨文是一柄捕鸟的工具，似乎在暗示此城将成为周人进窥“玄鸟”的武器。仅就内容而言，这份举报信列举的问题都介于模棱两可之间，修城、修德、修理戎狄，都是西伯的分内之事，算不得谋反实锤。但没办法，没有实锤也要写，因为周人实力的日渐膨胀实在令写报告的崇侯虎如芒在背，夜不能寐。
崇与周皆位于商国西部，终日笼罩于周国威望与军事实力日益扩张的阴影中。今天听说隔壁老王去周朝拜了，明天听说隔壁老李被周揍了，心中焉能不慌？周国军队一旦东出崤函，几天便可兵临崇国城下，心中焉能不惧？无论是出于自保的私心还是翼护商国的公心，崇侯虎都必须积极鼓吹周国威胁论，力主帝辛将危险扼杀在襁褓里。置身于舆论旋涡上方的帝辛很矛盾。第一个人说应该搞周国的时候，他是拒绝的。姬昌不是季历，他和周国一直以来都很恭谨，在帝辛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也及时站队，从未有过谋反迹象；此外，讨伐东南暴民已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西部维稳是大势所需，帝辛实在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然而第二个人来了，第三个人来了，很多人都来了。崇侯虎并不是第一个鼓吹周国威胁论的小弟，不久前费仲也给了他同样的建议。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周国日益坐大带来的威胁似乎成了事实。季历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养虎为患，帝辛不曾忘却。矛盾，很矛盾，非常矛盾。恍然间，帝辛发现自己处在了与他爷爷如此相近的处境中，历史为何总是在转圈圈？
囚西伯想要威孚四方，必须心黑手辣。纵观商的历史，“扶持一个、坐大一个、打压一个”的循环操作是传统套路，没有哪个老大可以免俗。出名要趁早，教训小弟亦然。帝辛九年，一个晴天霹雳落在了毕邑：王欲巡狩于渭，召西伯昌随驾。这份行动通知杀气侧漏，在周人获得通知之时，一支商国军队已经出其不意地突进到了渭河腹地，其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国核心领导层迅速围拢到宗庙之中商讨对策。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方伯们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商的套路。同样的把戏已经玩过了太多遍，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去了，八成是个死；不去，可以放手一搏，然后死得比较有尊严。讨论毫无意义。在一片混乱中，大家只能眼巴巴等着老大拿主意。我们不知道姬昌在那一刻是如何考虑的，或许坦然面对，或许无法入睡。我们只知道结果——“纣囚西伯”。西伯被前来巡狩的军队带回了商国，囚于“羑里”。此地位于安阳市汤阴县北四五公里处，在殷都郊外。无论是审时度势，还是回看历史，西伯百分之九十九要像他老爹一样葬身狱中。对于自己的命，姬昌“投案自首”时便应该认下了，他只是放不下家与国的未来。儿子姬发已长大成人，勇武尚可，但性格略显优柔。好在自己给他留下了一套辅政班底，维持局面应该不成问题。像他这种重量级方伯不会立刻被杀，通常要养到重要的祭祀日，被做成大轴菜端出去。为了打发死前的无聊时光，姬昌取木枝为笔，在监狱的土地上玩起了高等数学。
《周易》“易”就是那个年代的高等数学，玄妙又难懂，一般人整不明白，只有姬昌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能玩得转。
囚西伯《周易》是华夏文明起源级别的巨著，无论玄奇神秘之程度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它都是当之无愧的奇书第一。周易并不是姬昌从平地上筑起的大厦，而是无数先民智慧的层层垒叠。今人皆称“文王演周易”，要理解他是如何演的，就得先明白易是怎么来的。混沌初开后，空间与时间随之铺展。人生于这宇宙天地之中，与万物同繁衍共生息。阴阳覆转，四季轮回，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与安排。直到有一天，某位先知突然开悟，他抛却了世间蝇营狗苟，开始思索起这万事万物的因果与规律。先识而后知，后知而再识，人类开始拥有了粗粝的知识。此后，先民渐次结束了流浪生涯，定居于大地的不同角落。知识开始在祖孙之间传承与增厚。传说曾有龙马从黄河跃出，另有神龟自洛水而现。先民们记录下了马身和龟背上的图案，得到了神赐的“河图”与“洛书”。龙马与神龟自然是不存在的，河图与洛书实际上是先民中的智者通过观察四时天象与日月轮回而记录下的宇宙规律。这浪漫的神话传奇展示着“知识”给先民带来的震撼，他们将其视为神迹。日出之地与日落之地被定为“东”“西”，东西之垂直向则为“南”“北”。北方天空中有颗闪亮易辨认的星星，先民将它命名为北极，其所在方位便夯定了北，这便有了“地分四方”。通过植物与气温的变化，再配合风霜雨雪的点缀，便也有了“天分四季”。开天辟地之后，气有了阴阳之分，阴阳又可用来描述明暗、冷暖。从冬到春再到夏，是白天变长、天气变暖的过程，也就是“阳”。由夏到秋再到冬，则相对是“阴”。根据其阴阳强弱，又分为“太阳”(春分到夏至)、“少阴”(夏至到秋分)、“太阴”(秋分到冬至)、“少阳”(冬至到春分)四部分。有看官要问了，这春夏四时是一种身体感受，肯定不准确，如何做成“图”与“书”呢？有了观测的对象，自然会有测量的方法。先民们看到树木的影子，联想到根据日影测得标准时间的方法，于是制作了直立在平地上的木棍来观察时间。将一天中特定时间的影子长度进行长期记录后，先民有了惊人的发现：有一个冷天的影子最长，此后慢慢变短，到一个热天达到最短，而且差不多每三百六十多天就会循环一次!好神奇啊!在当时，这个发现就是妥妥的诺贝尔奖级别。最长的这一天被叫作“冬至”，最短的这一天就是“夏至”。这种测日影的器具后来发展为“圭表”。标准的圭表为八尺，竖着的杆子叫“股”，地面上与其垂直的部分叫“勾”，股顶到勾顶的斜连线则为“弦”。不过这些称呼都是西汉时才定下的，非周人所创。以圭表的测量结果为基础，辅以日月的运行之态，衍生出了最初的“历法”。历法的出现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转折点，耕种从此成为一项有章可循的，可以记录、预测、大规模推广、模式化复制的技术。凭借这种技术，黄河流域演化出了古代文明中最发达的农耕产业，养活了古代史中最大规模的人口。圭表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战国《考工记》与西汉的《周髀算经》详细记述了利用圭表影长测定方位、节气乃至地理距离的方法。有天地为辅，简单的工具也可以有万般妙用。卦者，圭卜也。圭就是姬昌推算周易的工具。河图洛书是这些天文地理规律的归纳总结，是姬昌的“理论基础”；圭表和以“勾股”为代表的基础几何与筹算是姬昌的“算法”。以此为工具，将空间与时间中的已知变化通过一定的规律统一到一个抽象的体系中，再用这套体系去推演时空的未来变化，这就叫“易”。是不是听着非常玄，非常厉害？易，阴阳相加为易(易的古文是上日下月)，万物变化为易，以简述繁为易。用简单的逻辑体系去描述阴阳变化所引发的复杂规律的书，就是《易经》。既然要推演万物，就要先简化大千，如象棋一般，化千军万马为七种棋子，缩大川旷野于九纵十横，然后兵行马跳，走出万般变化。相传太古智者伏羲首先构建出了这套模型，我们称其为“先天八卦”。姬昌继承了这套体系，调整后演变为周易八卦(后天八卦)，也就是后来被道家发扬光大，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八卦。拿大学生写论文来类比，易就是论文里的数理模型，八卦就是模型里的变量。八卦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分别指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元素，是一种朴素而抽象的自然模型，类似于五行论。八卦又可以从自然元素引申至人类社会的关系，可谓变化无穷。比如，在方位上，八卦对应着八个方向；在伦理上，八卦对应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在畜物上，八卦对应马牛龙鸡猪雉狗羊；在身体上，对应头腹足股耳目手口；在形态变化上，对应健顺动入陷丽止说。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的字面意思就是“天”与“健”都与“乾卦”对应。
文王八卦这还没完，姬昌将他学习得来的八个元素继续推演，两两组合得八八六十四卦，再结合对应卦的元素属性，为六十四卦均撰写了卦辞。卦辞就是对该卦象的形态做出的描述，并配以吉凶之断语。有了卦辞，六十四卦就可以用来占卜了。姬昌的后人将占卜后的卜辞连缀、统计、精编成文，将每卦又推广为六爻(“爻”字是结绳记事的象形)，每爻有爻辞。六十四卦合计有三百八十四种子状态，再加上乾、坤各有一单独的“用爻”，共计三百八十六爻。换句话说，《周易》这本书相当于汇编而成的占卜参考总纲，使用者可以根据占卜得出的卦象，依爻辞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解释。这六十四卦之变化基本做到了“包罗万象”，可以玄之又玄，形而上地解释一切问题。不过因为太难懂又太模糊，于常人无异于天书，所以很多后世大儒都提出自己的解释手册，即基于各自理解下的周易使用说明书。今天流传最广的这一版发源自孔子写的《易传》，又称《十翼》。
举个例子来说明下，如第三十四卦名为“大壮”，卦象上“震”下“乾”，震为雷乾为天，故此卦全称“雷天大壮”，是纯阳之相，主阳刚盛长。卦下有六爻，描述了在这个卦象中推演出的不同预测。当你想出兵打仗时，假如卜到了这一卦，第一反应可能觉得不错，是个很爷们儿的卦象，但看了爻辞就得泄气。因为第二爻说：“壮于趾，征凶，有孚。”说明书解释曰：“伤于脚趾。筮遇此爻，出征则凶，但尚有收获。”即当下应该蓄积力量，待站稳脚跟之后，才可行动。不过豪赌一把也能有所收获，所以组织个敢死队也是可以考虑的。周易六十四卦历数千年之发展，已经从巫卜工具变成了一种泛文化与哲学理论，衍生之广远超姬昌当年的想象。由于在测字算命、风水堪舆上用得最多，所以被某些人片面地当作封建迷信，谈起《易经》就想到戴着墨镜和小黑帽的算命先生，这是把祖宗宝贝看扁了。易经首先是历史记录，其次是工具书和哲学体系，更是诸子百家源头之一，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深远之极的影响。姬昌沉浸在这种创造性的游戏里，仿佛忘却了时间与外物。窗外晴转风，风引云，云聚雨，雨入土，土生苗，苗成树，树发花，花开世界。姬昌一直都没能等到送他去见商人列祖列宗的召唤，渐渐地，他也不再挂念生死。他的世界里填满了命数之道、天运之理，毕生所学的知识与所走过的套路在他聪慧的大脑中飞速旋转，与地上的六十四卦互为表里，道器相通。他在冥想之中仿佛窥见了天人之奥义、时光之进程。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好家伙，我好像要大难不死，逢凶化吉？
重见天日数年弹指一挥间。姬昌还真就没死，不仅没死，也没人给他用刑，除了自由受限外，活得还算凑合。埋首于科研工作的生活大约是充实的，每天都有新发现和新感悟大约是很快乐的。姬昌在牢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牢外的儿子和小弟们也是一刻不得闲。他们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风里来雨里去，花钱如流水，差点跑断腿。趁此机会，正好聊聊商周时代的钱。最早的商业贸易都从以物易物开始，你家的羊换我的猪，我再用羊去换别家的粮。后来大家觉得实在是不方便，最好能找一个一般等价物，所有物品用这个等价物来衡量，就可以省去各种中间环节了。那么问题来了，用什么东西当这种等价物(货币)呢？一种物品想要成为钱，必须具备几种特性。首先它是不易获得的，比如用石头就不行，否则大家都出去捡石头，分分钟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第二它也不能太不易获得，比如黄金大家都喜欢，但是数量太少了，没法人人拥有，所以不能当主货币，只能当辅助货币。第三它不能太大，否则没法带着去市场，太累。第四它得能计量，有天生的单位，不能一块掰成两半就成了两块。第五它得有一定的耐久度，不易损坏，不能一个整钱一受压就成了“压碎钱”。综合这些个要素，一种产于南海的小型贝壳脱颖而出，被选为通用货币。贝币贝币，你可真是我的好宝贝。这种贝币通过南海民族向商国进贡而来，小而圆润，符合刚才说的五个标准。根据其大小不同，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档次，相当于不同的面值。西周早期，大家又发明了一种铜制贝币，即用青铜做成贝币的形状。除了贝币，布匹和粮食这些必需品、硬通货也可以当钱来使用。现在跟钱有关的字都带贝字旁，比如贡、财、贩、赌等等。贝币的单位是“朋”，五个为一系，两系为一朋，朋字的形状就是两串钱。除了到处塞钱之外，周国的大臣们还四处搜罗各色宝贝讨帝辛的欢心。闳夭、散宜生等人“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其中这美女就来自周的亲密盟友、太姒的母国——以盛产美女而闻名的有莘国。“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姬昌多年的政治栽培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附庸于周国羽翼下的小国在他蒙难时没有作鸟兽散，而是坚定地站在周人一边。在商廷为姬昌进言自然不在话下，很多方伯甚至“从其囚”，要求跟姬昌一起坐牢，非常讲义气。当老大能当到这份儿上，足见姬昌收拢人心之力。帝辛可以不理会香姬宝马，却不能不理会为姬昌鸣冤造势的国际舆论。这些支持姬昌的方国多数来自西边，若真的杀死他而引起西土的广泛叛乱，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上博简”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姬昌被囚后，西方没有大国弹压，反抗商国的方国越来越多。帝辛一看，没有姬昌在那边管事儿还真是不行，就动了复用他的心思。姬昌也趁机毛遂自荐(他在牢里居然也有人通风报信)，申请戴罪立功，为大邑商平叛。帝辛深感其忠诚懂事，终于决定将他释放，并恢复其西伯特权。这个说法与姬昌出狱后重获征伐之权且大杀四方的发展相吻合。总之，一直以来的忠心勤恳、西土诸国的配合，再加上周臣源源不断的糖衣炮弹，这些因素糅合为一，终为姬昌博得了一个超级奇迹——他被释放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啊!
第十二章维天之命 於穆不已
愿者上钩大约在被囚禁七年后，姬昌走出了羑里的牢房。一抹阳光打在他的脸上，前来迎接的臣子们看到的不是苦大仇深与一蹶不振，相反，是一种淡定和从容。在所有的时代，迷茫都是多数人的常态，笃定确信的乃是少数，所以才让那种人和那种力量看起来那么美。胜利只能带给人经验，绝望才能带给人突破性的成长。姬昌带领他的臣子们回到了毕邑。在归国的队伍中，有一个特别的人，一个诡谲的人，一个并非来自周原的人。我说的不是三个人，是一个人。此人唤作吕尚，姜姓吕氏。其祖上为大禹时代的“四岳”之一，因辅助治水有功，被封至东海吕地(山东境内)，故以吕为氏。得益于《封神演义》，他的另一个名字在民间家喻户晓——姜子牙。吕尚家道贫穷，但绝不是庶民，而是个落魄贵族。因为他接受过优质的教育，天文地理兵法政事无一不通，绝非寒门子弟。实际上西周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之世，就没有筚门闺窦之人能立足于列国之间的。每一个能建立世家且被历史铭刻的大人物，几乎都有可以追溯的显赫族源。哪怕当代混得穷，往上数几辈也必是钟鸣鼎食之家。姬昌获得吕尚的经过有多种版本，仅《史记》中就有两种，一种奇幻，一种平淡。
谋动阴阳·吕尚第一种大家都很熟悉了——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吕尚来到渭水之滨，刻意选了一个姬昌狩猎必经之地垂钓。二人相遇后，吕尚以直钩钓鱼为引，畅谈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论，姬昌大喜，车载而归。这个“钓君王”的版本很有档次，同时体现了吕尚的神机妙算与姬昌的求贤若渴，其本质依然是“为圣君立传奇”的套路。真实的君臣知遇往往都是平凡而直接的，就像电视剧里的爱情总关风花雪月，现实里的爱情多谈柴米油盐。中国古典文化中，与“愿者上钩”齐名的君臣传奇非“三顾茅庐”莫属。刘备真的是因为诸葛那“卧龙”的名声而三访茅庐吗？并不是，刘备作为独角兽级创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是相当忙的，哪有时间去登门拜访一个实习生？除非这个实习生有不一般的背景。诸葛亮本是琅琊世家出身，又娶了个好老婆——黄月英之父黄承彦是荆州黄家的族长，荆襄超级大豪门。当时刘表新死，群龙无首，荆州内部豪族分裂为投曹派与保刘派。刘备需要联合当地士族谋取荆州，保刘派需要找一个军事靠山对抗曹操，两下一拍即合，诸葛亮就作为荆州士族的代表加入了刘备势力。一开始卧龙先生只是个幕僚、中郎将，但他搞内政确实很有一套，这才一步步成长为蜀汉的一哥。三顾茅庐？刘备哪有那个闲工夫去跟后生扯淡。姬昌也一样，他不会对一个钓鱼的穷哥们儿另眼相看。当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版本的时候，简单粗暴、遵从利益和欲望的那个往往更真实。吕尚入周第二个版本就合理一些：他年轻时经商，赔了；后又在朝歌做官，干得也不顺心，最后辞职回家。周人的说法是“纣无道，去之”，把锅又甩给了帝辛。吕尚不是子姓的贵族，又不是方伯，靠才学当个小官尚可，想登堂入室没戏，血统是权力游戏必要的入场券。吕尚不甘心，他知道自己身负大才，应该干一番大事。就在朝歌这个风云际会的大城市，吕尚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与一心谋求救主却摸不到门路的散宜生和闳夭一干人搭上了线。吕尚抓住了这次机会。在营救姬昌的过程中，凭借过人才智和对商国的了解，吕尚疯狂输出，各种献计献策，得到了周国干部们的一致好评。待姬昌出狱，吕尚便跟着他一同归国，并很快成为姬昌的心腹重臣。
肉羹奇谈这场牢狱之灾让姬昌收获良多：得到了一个为其全盘筹划的谋臣，创作了一份流传后世的《易经》，还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信息。在朝歌日夜奔走的日子里，姬昌的团队与商国的中上层贵族形成了广泛而隐蔽的联系。他们熟悉了商的政治与经济模式，用财物和女人打通了可以利用的关系网，更与反对帝辛的贵族阶层发生了接触。这些都是可以长期发酵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周人看穿了商国的上层并非铁板一块的事实，处处裂痕、处处破绽，操作空间大大地有。还有帝辛，他腹背受敌的境遇及政治上的弱点都被周人牢牢记在了心里。“纣囚西伯”的故事基本结束了，此处还有一个彩蛋。史书论及姬昌之子，言必称武王、周公，可他俩都不是长子，上面还有个大哥呢，大哥哪里去了？江湖上已没有大哥的身影，却有大哥的传说。在姬昌由囚转释的过程中，就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关于大哥的血腥插曲。传说姬昌被囚之时，长子伯邑考在殷做人质，纣王暴虐，将伯邑考烹杀为肉羹，送予姬昌。姬昌早已算出了实情，却也只能忍痛将肉羹吃下。纣王残忍地调侃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遂放松了警惕，不再视姬昌为威胁。此事件之暗黑，之残暴，之血腥，之猎奇，先秦历史中恐无出其右者。那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呢？答：零分。该记录首见于《帝王世纪》，后被诸多史学大号添油加醋地转载。到宋元之际很多人都将其当作了史实，甚至在严肃的考据文章里选用这个故事。民间野史就更喜欢这种汉尼拔式的变态情节了，元《武王伐纣平话》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伯邑考以身救父的故事，《封神演义》则把它变得更为家喻户晓。传至今日，信以为真者不在少数。武王在祭祀先王时把伯邑考也排列其中，居姬昌之后，这说明他死前曾被立为王储，而不是被“舍弃”的弱子。一位太子加嫡长子，在周人正式发动讨商战争之后竟完全没有戏份；不仅如此，武王兄弟九人各有封地，唯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建国大业实现之前已死，且没有留下子嗣。伯邑考的英年早逝成了先周历史上的一块留白，给了后人极大的想象空间，为其“塑像”的文学家层出不穷。伯邑考具体是怎么死的？王位是怎么到了他二弟手上的？如此精彩的题材自然是文字工作者们不可放过的。再加上周人此时承袭了商的嫡子继承制，故姬发成为王储又有了点“立子以贤不以长”的嫌疑，于礼不合。先秦的士大夫们是最注重面子的，不然也不会有“二桃杀三士”这样的典故。文王可是圣人，他的身边怎么能有这样的污点呢？伯邑考身为圣王长子，既无功业傍身，又没大德传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哪行呢？为伯邑考父子构筑合理又合礼的背景是后人重塑这段历史的根本动力。自春秋开始，帝辛残害忠良的故事变得层出不穷，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伯邑考从盛年早夭的王子变成了以身殉父的贤子，与帝辛暴虐施政的故事完美衔接在了一起。这就是那碗暗黑肉羹背后的真相。从妄诞的传说到深入人心的范本，真假的界限竟然可以如此模糊。民国史学界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历史层累说”，即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一个历史事件在每个转述者的口中都会叠加个人的想象，所以时代越晚近，历史的细节就越丰富。我们可以研究春秋的夏史、秦的夏史、汉的夏史，唯独看不到夏的夏史。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史料来看，周人只知大禹，孔孟方知尧舜，战国始有神农。历史不仅会随时间的流逝向后发生，也会阶段性地逆流而上被创造，这种复杂的脉络使真实的历史与编造的历史鱼目混珠，真假难分。所谓不造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阴谋、阳谋、德谋自姬昌回归毕邑之后，周国便笼罩在了一团迷雾之中。迷雾的深处是姬昌、吕尚与几位核心成员的日夜密谋。不久，毕邑竖起了玉饰的巨大石门，隆起了高高的灵台。灵台即夯土高台，又作观台。居其上，可以观云物、察福瑞、候灾变，又可聚众宴饮，赏乐观舞。姬昌从国内遴选美貌少女，终日在灵台上与一众近臣击钟鼓鸣小曲儿，沉溺酒色而不可自拔。这些事情都完完整整地传入了朝歌，麻痹着帝辛的神经。这只是第一步。姬昌的下一个手笔更大——向商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这一步棋下得很有深度。第一，洛西之地的经济价值不高，但是面积不小。《韩非子》称其为“赤壤之国方千里”，即洛西是不适合垦殖的红土地，但是方圆千里听起来很给力。给领导送礼，礼物本身尚在其次，包装一定得高档。第二，洛西之地原属于周人侵吞的方国所有，姬昌此举意在传达“我不欲东进，只是为大邦商教训不听话的小弟”的信号，这正是帝辛想听到的。第三，洛西之地虽然位于商周之间，但是离商本土较远，离周人前锋很近。一心向东的商人不会真的在意这块西边的土地，而周则随时可以派兵把它夺回来。第四，这块地不是白送——请废炮烙之刑。一个被商国关押了多年的方伯请求领导把刑法放宽松一点，这可以看作一种示弱，也可以看作收买人心。恐惧炮烙重刑的商廷贵族给他点赞，方伯们更是视这个从商人的屠刀下全身而退的西伯为偶像。以洛西换炮烙，大善之举，修德之举!无论最终是否成功，姬昌都揽下了一身的好名声。从结果来看，帝辛很开心，很满意，遂赐予姬昌弓矢斧钺，许征伐诸侯之权，恢复“西伯”身份。到此，文王“修德”大计已浮出水面。何为其德？德者，瞳术也。德的甲骨文本是眼睛形状，没有“心”，如同上天冰冷的审视。后来加入了“心”，强调“获之坦荡、问心无愧”，才与德的今义近了几分。由此来看，“德”既讲究术又讲究心，是终极的“正义”!
此时姬昌的“德政”已然不再是缥缈的意向；在吕尚的帮助下，文王的“德政”已经从一种模糊的倾向与风格转化为详细、具体的计划方略，斧正了周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行动的前进方向。这“德”不仅是道德修养、政治教化，也是囊括了“明德慎罚”“勤政保民”等政治执行规范的一套体系。姬昌的“德政”具体包含哪些规条，并无史料留存，但衍生出了很多“继承者”。如《国语·鲁语下》规定了为臣之六德，谓诹、谋、度、询、咨、周也；另有《司马法》中的兵之六德，《周礼·地官》中的民之六德等，都可上溯至姬昌。换句话说，姬昌的“修德”已经是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包括了王应如何，还有官应如何、民应如何、兵应如何，更像是某种行动纲领。如何以德进行宣传、如何以德鼓动民众积极性、如何以德争夺天下方国支持等，这些具体的方案都写在了“德政计划书”中。与德政互为表里的，是周国的“天命论”。他们把相对具象化的“帝”抽象为虚拟化的“天”，得天命的核心不再是帝仆血统，而是获得天的认可。天命由民心为反应，所以得民心者得天命也。德政与天命组成了周天子的革命理论。修德的表面目的，是“以德配天”，获取民心、正义；修德的真正目的，当然是预备争霸天下。《齐太公世家》云：“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既是“阴”谋，自然不能流传。最狠莫过诛心术。周人这全盘计划背后的操盘手当然是吕尚，他的出现是姬昌“修德”的分水岭，得吕尚之前，姬昌是低调的、发散的、随心所欲的修德；得吕尚之后，是高调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修德。此时的商面临内外势力的双重压迫，每一分钟都在消耗与衰弱，周则厚积薄发，每一天都更加强大。但这种趋势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帝辛在东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完成了对东方土地的控制与经济人口的吸收，商国有可能重焕新生，断不会再放任周国坐大；相反，在大开发完成之前，商都不会对周大动干戈。这是周的危，也是周的机。能否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抓住那尺寸之光，在双方实力最接近的一刻集中一切力量击溃商军，决定着姬昌逐鹿中原的成败。吕尚与姬昌的“修德”是一项长久大计，周的领导团体与诸公子们必然也是要好好开会，认真学习，勤记笔记，积极发言的。姬昌诸子中，唯姬旦学得最细，领悟也最深，他尚且年轻的脑袋已经通彻了权力的游戏，这个“德”字将在他手上发扬光大。
凤鸣岐山“王”的甲骨文是一把倒置的玉斧，形如山顶之上一抹横云。高山之上，苍穹之下，通天彻地，是为人王。然而王之位高，不过天高；王之权广，不及神广。商人的列祖列宗皆为神的仆人，且是仅有的仆人，所谓“神不歆非类”。
商的王在天帝与祖先神的庇护下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有人要来打破他们作为天帝服务商的垄断经营了。公元前1056年前后，有人声称见到了凤凰翱翔于岐山之巅，凤鸣声声，直达天厅，史称“凤鸣岐山”。这个传言从周原快速地散播开去，在各个城市与乡村中被人们添油加醋地谈论。传言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周人。这一年的天象也有异常。夏季的太阳徐徐西降之时，西方地平线上狭窄天域之内，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齐齐聚现。当整片天空坠入长夜的苍蓝，唯有西方一角被夕阳的余晖染成朱色，五颗行星在淡淡的红光中闪烁，仿佛五只赤鸟降临西方。传说为虚，眼见为实。在那个一切以上天的旨意为尊的时代，这样奇特的天象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外星人入侵。《竹书纪年》曰：“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五星连珠是中国古典传说中改朝换代的天象，五星落在西面，预示新的真命天子将出于西方。
凤鸣岐山三国曹植作《赤雀赞》曰：“西伯积德，天命攸顾，赤雀衔书，爰集昌户。”鸟是帝的使者，玄鸟生商，赤鸟兴周，咱们都是一个系统。姬昌站在灵台之上，极目远眺，心潮澎湃。这座灵台终于发挥了它真正的作用——为今时今日的舆论战做准备。灵台乃通天之所，而能够通天者才能称王。有灵台在手，西伯与天的交流才能顺理成章。有了天时(天象)，有了地利(灵台)，姬昌的计划还缺最后一环——人和。当年姬昌报仇失败退出山西后，商国置数个方国以察周，其中有 “虞”“芮”两国。就在凤鸣岐山这一年，两国“恰好”发生了土地争端，谁也说不过谁，就手拉手前往周国，想让德高望重的姬昌给评评理。两位国君进入周国境内，发现农人互不争地，行人互相让路，皆是彬彬有礼；到了国都，见男女不行同路，人人尊老爱幼；到了朝堂，见卿士互谦互让，十分和谐。二人被大周国的文明水平深深折服，羞愧得无地自容，便将争议土地划为“间原”，谁都不占，一起开心地回家去了。姬昌靠民风教化搞定两国争端的新闻很快传扬开去，作为其“修德”的一环，引来天下拜服。西部大小方国纷纷入周朝拜，心悦诚服地称颂姬昌之仁德大义。“断虞芮之讼”的戏码可谓精彩。两大配角虞、芮的国君应是吕尚为姬昌精心挑选的，既展现了商的离心离德(两国都是子姓分支)，又让周的“德行教化”显得好真实好不做作。而作为这出戏真正的主角，姬昌从头到尾压根儿都没出场，很有点《碧血剑》中金蛇郎君的感觉。姬昌的“国际修德”还不止于此。既然你帝辛收容、任用外族的逃亡奴隶，那我就反其道而行，颁“有亡荒阅”之法令。荒阅是大搜查之意，姬昌宣布，周国将搜捕与清查逃亡奴隶，一经查实，立即交还给原来的主人。奴隶主们对这一举措是大大地拥护，列国间称颂姬昌有德的声浪无疑又响亮了几分。众配角的工作搞定，天、地、人皆在掌握。在众方国的崇拜与簇拥中，姬昌揭开了这场大戏的高潮段落——“受命称王”!
受命称王称王，这是姬昌一系列舆论运作的终极目标，也是实现他翦商大业的基石。履行完“受命”这道程序，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开始“翦商行动”。到了大戏开幕的那一天，姬昌召儿子姬发于明堂，一同前往祭祖。这祖不是周人自己的祖，而是商人的祖。第一个问题，为何要祭商人的祖？现在假设你是姬昌，想要树立自己承接天命的正统性与正义性，该如何去做？是直接怒斥帝辛暴虐无德，把他们子姓的祖先神通通打成赝品吗？当然不是。周视商为师，又奉商为主，宗教、政治、文化都与商一脉相承。一直以来他们都承认商先君“宾于帝”的理论，认可商之先王的神仆身份，现在说翻篇就翻篇，以前勤恳事商的种种行为岂不都成了欺骗与糊弄，德政何在？而且商的天命归属论在臣服于商的诸多方国内都有极深厚的影响力，想彻底将商国的祖先神体系拔除并重建，难度太大。所以姬昌要受命，受的不仅是“天命”，还得是“商命”。第二个问题，周人能祭商人的祖吗？他们有这个技术能力吗？不光有，而且还很熟练。自亶父之时起，周人就开始大规模地祭祀商人之祖，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为此提供了力证。周人以祖甲为界将商王分割，之前的都是先圣明君，理想；之后的都是不听帝命的坏孩子，不理想。周人敬畏天命，恭恭谨谨从不逾矩，与早期、中期的商君行为吻合，所以他们主要祭祀前者，特别是商汤、太甲等功勋显赫之王。祖甲以后的商王是否完全不祭？倒也不是，因为考古发现周原上建有帝乙和文丁的神庙。很大的可能是这两代商王在位时商周之间发生了联姻，所以周人对他俩高看一眼。周人很虔诚，他们简直是把商之先王当成自己的祖先在祭祀，也难怪能获得帝乙、帝辛的信任。若是登上岐山俯瞰周原，当可见商王神龛林立，大小王庙俱全。周人的祭祀占卜也学自商人，干活有贞人，卜问用龟甲，全套家伙与流程周人门儿清，祭祀商之先祖，轻车熟路也。
姬昌携姬发大兴祭典，按照天干地支的日期顺序献牲祭祀历代(商)先王，并召贞人卜问。周原出土的甲骨中有一块西伯祭祀太甲，请求册命他继承天命而任天子的卜辞。太甲回复曰“不于受又又”，翻译过来就是“不左于受有佑”，这事儿我准啦。估计其他先王也都准了，不然姬昌会一直卜到他们准为止。获得先王授命之后，姬昌又完成了建太常之旗的仪式。部落社会以图腾为族徽，为了在战场上激励战士们，各族都把图腾画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上，这就是军旗的雏形。在贵族制度相对成熟后，军旗随主人的爵位高低而归属不同品级，“太常”即王专属的最高等级之战旗。《周礼》曰：“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战旗自然要在战神武丁的祭典上建，名为建王旗，实为阅王军。绘有日月之形的太常旗象征至高至明，你是日，你是月，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大旗猎猎揭竿起，新王出自岐山底。立了这杆大旗，姬昌就是有了官方认证的“天子”。众小国的方伯们汇聚于这杆大旗之下，虔诚拜首，向这位新鲜出炉的周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至迟从此时起，周原宗庙中甲骨卜辞的单字“王”不再指商王，而指周人自己的王。对于商王，则写作“商王”“衣王”。后世曾有人质疑姬昌称王之举的真实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姬昌公然称王难道不怕立刻招来帝辛的打击吗？这种疑问是受后代礼法教条影响太深的缘故。虽然姬昌称王了，周仍是商统领的方伯。商人重实轻虚，对他们来说你称王还是称公没什么区别。只要你遵奉我的命令，乖乖履行纳贡和勤王的责任，你爱称什么就称什么吧。尤其对帝辛这种“反传统”的商王，这就更不叫事儿了。也有人怀疑周原的甲骨卜辞来自商国，非周人所刻。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这种说法也渐渐偃旗息鼓。奉天承运之后，姬昌已经获得了“王”的实质。他虽不敢大张旗鼓地像商王一般田猎与巡狩，但众邦国却开始向他提供服务，并一车车地将贡赋运往周的城市。非主流霸主，讲究以德服人。
财政收入在商周时代，中央国家的常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贡”与“赋”。下级诸侯提供的物资称为“贡”，属于藩属对上级贵族应承担的义务，有政治强制色彩。夏人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发明了“贡”，实际上就是在向其他部落征税，或者收保护费。贡的内容很多样，主要是各部落的土特产，土里产什么就贡什么，因此也称“土贡”。比如渤海地区贡鱼盐、兖州方国贡丝与漆、泰山淮河一带贡五色土和野雉等。随着小弟数量的增加，周在贡上获取的收入稳步提升。周人将各邦国的贡分为九类，即“九贡”：高级牲畜、皮帛、绣帛、宗庙用器、木材、珠玉龟贝、服装、羽毛、其他土产。基本上周国贵族的衣食住行祭还有臭美的需求都可以由贡来满足。比贡更重要的是“赋”，也称田赋，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税收，以粮食收获为缴纳标的。在商人的体系里，外服给的是贡，内服收的是赋。商人的赋税制度称为“助”，助者，帮也，帮公家种田就是“助”。商人在内服推行井田制，把一块地像井字一样割成九块，每块地七十亩(相当于今天的十几亩)，周围八块分给八家，中间一块是公田。私田收获归各家，公田收获归公家，每户大概贡献九分之一的劳动力。年份好的时候国与民同富，反之同歉收。赋的收入规模远大于贡，所以公田的收成就等于商国财政收入的大头。周一开始大概也是抄袭商人的“助”，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了这个税法的漏洞。人都是自私的，谁都不愿意像耕私田一样卖力地去耕公田。哪怕政府进行监督，比如“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效果也不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公私产量都达不到最优。农业不同于工业，工作效率是很难量化的。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为了革除这弊病，周人制定了一种叫“彻”的新税法。彻者，通也，打通公田私田，全部分给种者。周人的井田每块一百亩(合今天二十余亩)，共九百亩分给八家，最后八家一起缴纳1/9的收成给国家。周的人均耕地更多，彻法可以显著地提升农人效率，这种极简风的改革形制很像明末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内核又近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对国家财政有很好的正向刺激。“财政”的成长几乎与“国家”的成长是相生相伴的，唯有足够成熟的政治制度，才能支撑起足够精细化的财政制度。夏人发明的“贡”只是半强制性的联盟协议，具备较成熟国家形态的商则发明了真正的土地财政，而后周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公、私权益，形成更有经济效率的税赋制度。以“彻”为模板的土地财政则成为后世多个朝代的样板，后人主要在征收单位、征收比例、纳税者类型、征收次数、土地公私化等方面度情量况，不断细化。每到交田赋的时候，周国政府会派小司徒与其他各级“地官”来清查土地、人口、出产、牲畜等，上报大司徒，由其制订收缴计划。收缴上来的粮食会运往政府建立的国库存储，内府、仓人、廪人等负责储备与调运工作，另有司会、司书负责记账核算。田赋的承担者主要是农奴，一种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身份，名义上有公民权，实际被压迫在土地上无法抬头。商国催动战争的重负全部转嫁在他们身上，实际的负担远高于名义上的“九分其一”，这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耕种公田的积极性。不用种田的商国自由民也同样悲惨。身为“国人”的他们要承担兵役，直接开赴前线砍死夷人，或者被夷人砍死。即便侥幸活到了战争胜利，参战的国人与他们携带的奴隶们也没法回家，因为他们还要肩负开拓大东南的任务，成为战争移民。商人大仗不断，消耗无算，民众身上的负担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周人则开源无数，国家财富厚积薄发。商国之民怨像一个肥皂泡，纸醉金迷的贵族们用蠕虫般肥厚的嘴唇吹出一股股腐败的气体，将泡泡越吹越大，越吹越薄。构筑在这个梦幻泡泡上的贵族生活顷刻间摇摇欲坠。一个叫帝辛的王夹在中间，拼命地想扶住这绿锈斑斑的青铜神殿，他沉重的双脚仿佛两支尖刺，深陷入泡泡的薄膜。一个叫姬昌的老头子蹒跚地跟在帝辛身后。他摸出了一根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此针一出，谁与争锋!姬昌衰老的身体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年事已高的他仿佛感觉到了死神的催促，时不我待，火力全开!他在称王的第二年便由静转动，开始急遽地对外扩张。让其有自信转变策略的楔子仍是虞芮之讼。虞芮之讼乃是吕尚为姬昌制订的修德计划中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其军事意义不亚于政治意义。虞、芮两国是文丁布下的守门员，共同控制着潼关至崤函一线的关中出口。在文丁、帝乙的时代，虞芮必然是商王极为信任的部众，按说应经得起考验，然而帝辛与同族的对立关系使得两国倒向了西方。从本质上说，虞芮归周是商人联盟内部瓦解的体现，是帝辛对老派贵族采取的铁血高压政策遭受的反弹。以虞芮国君为代表的方伯们失去了居于商王羽翼下的“安全感”，要知道男人也是很需要安全感的。两位国君若写一篇招讨檄文，大约是这样的口吻：君不见九侯、鄂侯惨死在前，西伯被囚在后，另有比干柱石蒙尘，微子长兄遭弃。问今日之朝堂，哪里还有忠臣置喙之所？净是些草莽出身的邪魅作祟!西部方国的“倒戈”也与帝辛一碗水端不平有关。由于国家的前进方向放在了东南，商对东南方的有力盟国必然青眼有加，相对地就会忽略西方的小弟们。这些曾经与商王关系亲密的方伯从商国获得的重视与资源日趋式微，自然要重新为自己打算。事实上帝辛后期基本把西方的征伐管理全部让给了“西伯”来代劳，这给了周人好大的空间。重东轻西的政治失衡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证实，比如青铜器。在今豫鄂交界之地，曾有一方国曰“息”。在商中期，息国由江汉文明圈的一员转变为文化上高度亲商的方国。随着商国本土的铜矿日益枯竭，江淮地带的铜矿脉开始为商王所倚重。由中原进入江淮的首选通道是大别山、铜柏山之间的隘口，古称“义阳三关”，商向南开拓必经此地。息国占据着这条南北要道，南方的铜矿、玉石等战略物资也要经由息国进入商之本土。为了保障青铜矿脉的安全，从武丁时代起，商国多次向南征伐，将控制范围推至江汉。武丁时代，南部第一方国是商扶持的大方“雀”，后来商国势力范围收缩，江汉一带被南蛮势力蚕食殆尽，“雀”也遭遇灭顶之灾，逐渐在甲骨刻辞中销声匿迹。息国就是雀国的代替者。在另一条南下的通路“南襄盆地”丢失之后，“义阳三关”成了商国不容有失的命脉。凭借这样的地理优势与东南大开发的时代背景，息方伯在帝乙帝辛时代成了新的南疆红人，极受重视。这一时期的息国遗址中出土了青铜钺与玉钺等礼器，代表征伐之权，规制显著高于以前世代，可见其地位的水涨船高。虞芮本是商封锁周国东进的绝境长城，现在不攻自破，崤函天险反而成了周国的防御工事。面对已经很难再集中力量“巡狩”西境的商军，吕尚做出了周人可以依天险自保的判断。在虞芮倒向周后，崤函以西的所有方国别无选择，必须站队周国，否则就要被关门打狗。面对气势汹汹的周，仍有少数方国不愿臣服，等待他们的就是姬昌那饥渴难耐的冰魄银针。称王次年，周王拜吕尚为师，向西北，伐犬戎。再明年，有密须人凭借地势高险“侵阮徂共”，并经由阮国进犯周人疆界。姬昌大怒，整军将密须灭国，内迁其人口于都城附近。两年内便基本平定了大后方。文王四年，周军的战车滚滚而东，终于突出关中，进抵东北方的耆国。“耆”与“黎”为通假字，故也可称黎国。此地曾为蚩尤“九黎族”的居所。传说蚩尤于涿鹿之战被黄帝斩杀后，其余族一部分南逃而化为南蛮百越，一部分作为战败者被黄帝联盟捕获。被俘的九黎部众被称为“黎民”，与之相对的炎黄部族因为号称有一百个姓而被称为“百姓”。黎民与百姓原是败者与胜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西周时代，有姓者的地位显著大于无姓者，故“百姓”多指贵族，而无法追溯姓氏起源的平民和奴隶就称“黎民”。直到春秋战国的乱世打破了宗族世袭制，高等姓氏的纯化不断被颠覆和打倒，剧烈的阶级变迁使得百姓与黎民快速混同化，二者间的差异便被逐渐抹消，直至共同成为平民的统称。黎国位于党项地区，统御甚广，人口众多，实力不弱。双方交战后周军虽取胜，却并未将黎国戗灭。由于黎国离商本土太近，为避免打草惊蛇，姬昌没有恋战，而是转头向南进军，于次年灭邘国。周将南宫适俘虏邘君，内迁其民于“翟”。拿下邘国的战略意义在于夺取渡口。黎地离商虽近，继续东进却有太行山阻隔，战车无法通行。周人想获取东进的通道，只能曲线谋国，由南向北越黄河而进击。过黄河需要渡口，最佳的渡口就在离邘国不远的盟津。此时周人的前进路线上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在伊洛之畔，乃是被西伯的势力所包围的崇国。这个周人的老对头此时如大海中的一座巨石，其高大的城墙孤独地耸立于平原之上，夜间疾风乍起，仿佛可听得四面周歌。关于伐崇事宜，汉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记录最为著名，基本经过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姬昌见崇侯昏庸不堪，生了讨伐之心。在行动之前，他先发表了一篇檄文：“我听说崇侯虎侮辱父兄，不尊长者，判案不公，分财不均，百姓们都吃不饱穿不暖，我来讨伐他就是为了拯救劳苦大众。”崇国的百姓听说后，个个拍手称快。开战之前，姬昌又下达了“不杀平民、不毁房屋、不填井、不砍树、不抢牲畜、不放纵违令者”的“可持续发展之六不令”，令崇国人民十分感动。当周国军队来到之时，崇人自己开城门投降了。这个差不多就是汉代的主流舆论风向。由于汉朝独尊儒术，而文王又被奉为儒家圣人，故主流舆论对文王推崇至极，什么奇葩故事都敢往上贴。姬昌要是打打嘴炮就能结束战争，那世上就不需要警察了。这一场伊洛河原上的大战其实十分惨烈，其经过散见于《大雅·皇矣》与《易经》的“封”卦、“师”卦及《左传》之中。因为对崇国的实力有所忌惮，姬昌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大队周军在王门、城郊与野外分批次集结，向崇国开拔。王门即玉门，王在宗庙完成祭祀后，多于玉门前誓师阅兵，以振军容。“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周人召集联盟友军，准备了大量的钩梯与冲车等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崇国那素以雄伟而闻名的城墙。面对高墙坚城，周的先头部队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先埋伏于草莽之中，隐蔽气息以待伏击。侦察部队登上高地观望敌军部署，寻找攻城战的适合发起点，并等待部队的集结。崇军未能觉察周军的动向，被从树林中突然冲杀而出的周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借助充足的攻城器械，周军一度攻上了城头，眼看就要破城。危机当前，崇军终于从混乱中回过神来，顽强地打出了一波反杀，将周人从城头逼退。周人奇袭不成，只能开始围城，战况转入拉锯。双方兵来将挡，飞矢流星，杀得昏天暗地。崇国硬汉们组织了敢死队出城反击，不幸失败，反被周军俘虏，陷入被动。周军这边虽然势大，多次发动冲锋却也是久攻不下。围城战一共持续了三旬(一旬为十天)，周军疲敝，暂时撤退。崇人没能休息很久，周军很快便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改变了策略，守城士兵发现周人不再往城头冲锋，而是改作了挖土。土堆渐成小山，土垒化为壁障，弓矢无法穿击，守城军也不敢再出城破坏，只能干瞪眼。城外渐渐隆起了一座座大土包，包逾城高，且“乘城而上”。姬昌将先前抓捕的俘虏通通斩首，并割下他们的左耳(古代战争中统计杀伤人口的常用方法)祭祀上天，得吉兆。周军遂发动总攻。决战之中，周的先锋部队借土垒之便再次攻上了城墙，与赶来救援的崇军主力接战在一处。这群最先登上城头的战士们遭遇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号咷”之声不绝于耳。就在他们牵制了崇军注意力的当口，周军主力从另一个方向攻上了城墙，两军夹击之下，崇人大溃散。战争结束后，崇国被姬昌荡平。曾经伟岸的城墙倒塌了，残垣断壁成了新帝国崛起路上的界碑。这场胜利的荣光属于周王，祭坛上的袅袅青烟把他胜利的消息传给了天上的子姓神仆(这画面有点讽刺)。从崤函望向朝歌，除了黄河之外再无敌阻，一马平川任奔流。崇人尽力了，他们最终也没有等来大邑商的援手。周人在西边打得这么热闹，商却一片沉默，难道帝辛睡着了？
圣王的终点商人当然是有所察觉的。《尚书》载，早在周人败黎伐邘之时，商廷就有人火烧屁股——坐不住了。大臣祖伊急火火面见帝辛，一脸惊恐地请他提高警惕，不然亡国之祸不远。帝辛的回复则非常超然：“我生不有命在天？”翻译一下就是：“我的命运不是早就被上天注定了吗？担忧有何用？”一副爱咋咋的、不服咬我啊的表情。帝辛的回答可能来自两种考虑。第一，他始终自负，坚信自己能够把控局面。姬昌虽已称王，几次征伐仍然高举着帝辛赐予的“专征伐”之权，名正言顺，且征伐方国的行为也没有触及商的根本利益。第二，西方方国的死活他真的不放在心上，或者说真的顾不上了。他此时正在准备御驾亲征，与淮水扛把子徐夷进行战略决战，商的经济与军力都绷紧到了极限，周国什么的不要拿来烦我。崇侯虎你是个好小弟，但姬昌也是个有用的小弟，而且大哥实在是没有余力了。帝辛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他派飞廉出使北方联络北疆方国，加强商的外围力量，以防不测。这可能也是周人将军力转向南线的原因之一。崇国败亡后，姬昌将国家核心从毕邑再度向东推移，来到了沣水流域，地名从河名，曰“丰”。从这个“沣”字就可以看出此地水土上佳，是极好的经济开发新区。丰邑作为周人新城，将肩负起向崤函以东输送力量的历史使命。就在这座新都里，周的国王倒下了。岁月与战争耗尽了这个老人的生命力，他像一座枯朽的巨树轰然倒塌。戊子日，姬昌从病榻上艰难地坐起，自己洗了脸，思忖片刻后召来了御事(秘书)。姬发此时没在身边陪同，所以他让秘书记录下了给姬发的留言。“儿啊，我的病怕是没救了，担心没时间当面嘱咐你。过去的先贤给后生留训诫和名人名言，一定要当面念。现在我病得厉害，发语音给你不方便，你就读文字版的吧。注意，别浪。“当年舜只是个无名之辈，在鬲茅这个地方种田糊口。没着没落的生活中，他无师自通地领悟了‘中’之道。他的中，是时时自省，让自己的想法不违背百姓的诉求。无论内外、远近施政，总能从有限的经验出发，从正反两面去思量斟酌，把事儿办好。得了‘中’之道以后，他工作更加认真努力，得到了尧的赏识，成了领袖。这个，是做老大应该有的样子。你得学着点。“后来上甲微也从河伯那里得了‘中’之道，双方联盟后打败了仇人有易氏。有易氏畏罪潜逃，上甲微也没有赶尽杀绝，双方最终讲和。上甲微的‘中’，是居中团结，多方联盟。这种本事代代相传，到了成汤一辈终于承接天命，有了商国。这个，是做老大应该有的样子。你得学着点。“这些事吧，我自己做得也还不怎么样，日子就到头了。你得好好领悟，慎重从事，不要等当了老大才想起来学习。好好干，千万别浪。“要是做不好，你会倒霉的。”以上的遗言总结为一篇《保训》，传到了姬发的手上。其中两个简短的案例，一讲搞内政，一讲搞战争，两下浓缩为一个“中”字，讲的都是为王之理，可谓一字千钧。对内，他希望儿子能够稳中持重，不偏激不冒进；对外，他希望儿子能够居中统领，策动群力。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中心”，平衡和集合尽可能大的资源与能量。生死有命，运数无常。姬昌已经足够幸运，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及今人一半的年代，他是难得一见的长寿。由于生年不详，姬昌的寿命一直是个谜。民间传说他活了近百岁，实际上可能有七八十岁，倒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在他出生之时，周还只是一个刚刚在岐山脚下立足、惊魂未定的部落。他见证了周氏一族的兴起与灾难，并一手将它再次托起。在他统治周国五十年后的今天，周人所统辖的联盟已据天下之半。他这一生，足够精彩。他见过岐原无垠的黍田，在和风扬起的季节沙沙低语。他见过羑里清冷的月白，越过高墙洒银辉于他的眉头。他见过北原沉静的野马，鬃前跪着执鞭宣誓效忠的牧人。他见过朝歌盛大的祭祀，火光吞噬着凡人尘埃般的灵欲。他见过渭河对岸的野花，随飞鸟的翎羽装点女子的裙裾。他见过西天赤色的行星，血染的苍穹点燃他称王的野望。他见过毕邑湿漉的雨季，庭燎的细裂应和宗庙垂雨的陶瓦。他见过天帝的蒙召，见过岁月的河滩，见过神祇的崩落，见过牛骨的灼痕。他用八卦图参透了过去和现在的奥秘，他还相信自己曾洞见未来。织田信长曾咏和歌《敦盛》。其中几句，写在此处倒很应景：人生五十年，天地久相较，如梦亦如幻，一度得生者，他日必长眠。
第十三章简兮简兮 方将万舞
新王的城、梦与焦虑症姬昌死在了受命第七年的春天。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节，周人迎来了自己的新主。姬发将父亲归葬于毕邑，而后在吕尚与弟弟姬旦的辅佐下登上王位，继续高举太常之旗。姬发拜吕尚为师，总领军务，并尊其为“尚父”。吕尚这个外来者俨然已是西周集团的二号人物，能得两代商王如此信赖，足见本领之大。他如今从外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自己人”，在姬昌的安排下，吕尚的女儿邑姜给姬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诵”，另一个叫“虞”，这两个外孙便是吕尚的丹书铁券。继位的新王交给他老丈人兼头号谋臣的第一个任务，是确立继续伐商的正义性。前面说了，文王受命是代商奉帝，承袭别人而非自己祖先的天命，不具备天然的世袭权，这个天命自他死了以后就无主了。当务之急是要把姬发续在天命继承权的后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姬发君臣祭出了两招。其一，不改元。姬昌死于受命第七年，姬发仍沿用父亲的大统，继位后第二年不记“元年”，而记“八年”，自称太子、“小子发”而不称王，表示自己与父王一脉相承，以父之名，代天伐商。其二，他们编造了一个做梦的故事。做梦者，姬发之母太姒也。在姬昌受命元年的正月，太姒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棘树长满了商国王庭。她儿子发跑进了庭院，种下了一棵原产周原的梓树。树苗入土而变，化为松柏棫柞四木。
重屋生荆棘太姒醒来后心中不安，就把这事告诉了老公，让百科全书式的老公占卜一下此梦何意。姬昌听完也觉得十分不祥，不敢轻卜，着人把儿子喊来商议。姬发表示专业的事情得找专业人员，遂召来三名巫师，分别为老爸老妈和自己祓除不祥。巫们把祓除结果写在了币帛上，焚告于宗庙，而后走了一套望祭和烝祭的流程，向祖先神们卜问此梦吉凶，神回答，恭喜你们，吉梦!父子大喜，神灵真给力，下一旬的祭品一定加量不加价。此事载于《程寤》，寤者，睡觉做梦也。这个梦的设计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继续强化了“受命”一说，给帝命授于周增加了更多细节：商庭满棘，是说商国政坛满是小人朋党；梓化四木，是说周的义士将占满商廷，寓意以周代商。实现这个周国梦的是谁？栽树者姬发也。这是这个梦的第二层诉求，它把姬发也塞进了姬昌的受命之说中，而且还是手植梓苗的主角，再拉上颇具威望的太姒做口述者，就更显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古人当然也会做梦，但他们不解梦存在的缘由，便视其为鬼神的诏示。因为多数人都做过梦，所以梦兆的迷信非常普遍。“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占卜梦的启示是卜术中最重要的一类，贵族和老百姓都很热衷，自然就被帝王当成了舆论武器。相传武丁曾梦见天赐圣人，名叫“说”，第二天起来后他把手下官员都检阅了一遍，确认过眼神，没遇上对的人。他差人满世界寻找，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叫傅说的人，正是梦中那个他，遂举为相，商国大治。此事见于《史记》，这是老大拿梦当借口，给自己想提拔的小弟背书。汉朝有一王夫人，某天她跟老公说，自己梦到了太阳坠入怀中。老公大喜，这是天大的吉兆啊。这个“太阳”还没生下来，王夫人的公公就崩了，他老公刘启继位，“太阳”宝宝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此事见于《汉书》，这是老大的媳妇儿借梦来忽悠自己老公，顺便抬高自己。姬发走的也是这个用梦来忽悠各路小弟的套路，用以强化自己天命所归的形象，史称“扬梦以说众”。周国初丧，不宜大动干戈，军事活动转入整备状态。按照姬昌当初的规划，姬发在沣河以西的丰城基础上继续扩建，于河东造“镐”城。丰在左，镐在右，沣河穿行其间，桥梁沟通二京，风水上呈现骑龙之势。丰镐实际是一个城市的两个区，后合称“宗周”。丰京为宗庙与园囿，镐京为宫室与国社。城中人口充实，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一闾就是一个社区，另有专门做生意的“市”。镐京向东十公里左右，过潏水即为大唐古都长安城，亦为隋之大兴城。唐长安以北两公里为汉长安城。汉长安北邻秦咸阳城，西邻秦阿房宫。就在这大概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浓缩了中华文明两千年浩荡历史中最精华的部分。周家人寻龙脉的本事，真的厉害。姬发在镐京城头遥望东方，只见山同龙游，云如凤舞。丰镐大地的风吹过他的面庞，却无法抚平他紧皱的眉头。这个新老大的内心焦虑，很焦虑，非常焦虑，他当太子当得太久了，一朝为王(名义上不是实际上是)，顿感千斤重担如山岳倾覆般压来。
四朝古都图姬昌继位时是个青年，他最好的岁月都用在了刀刃上。姬发熬到上位时已经是个中年乃至壮年，最好的时光都用在了刀把上。都怪姬昌在位的年头太久了，要是老爷子咬咬牙再坚持几年，没准姬发就要死到他前头，此乃王储不可言说的痛。他的父亲是神明一般的领袖，一生征战无数，鬼神无惧，连不可一世的商王都杀不了他。不仅如此，父亲还德行远播，威名撼地，大小方国都被其个人魅力所折服。地盘是他打下的，计划是他定下的，队伍是他拉起来的，王位是他传下来的，连天命都是他跟上帝讨来的。姬发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老爹的阴影里，这导致他不太自信。某年四月的朔日，姬发叫来了弟弟姬旦，十分恐慌地对他说：“完了完了，咱们要谋取商国的计划泄露了，昨天我做噩梦，梦见商人在抓我。现在是想打时机不行，想投诚又不可能，你快给我出个好主意，不然就愁死我了。”这等丧气之语，实难为外人道。姬旦一脸无奈，好言好语地给他鼓励了半天。姬发没有父亲那种对命运的笃定和对胜利的信心，他只能在父亲选定的谋臣的辅佐甚至是带领下稳步前行，继续完成父亲定下的计划。以周国的弱势，真的能讨伐大邑商吗？这大大小小的方国，在父王死了之后能听我的话吗？真的是压力巨大啊。这种焦虑令他时常难以入睡，好容易睡着了又会从噩梦中惊醒。所以姬发总是一脸神经衰弱的样子。焦虑归焦虑，姬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他谨慎地按照老爸的指示与谋臣的建议去行事，一点都不浪。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优点。而吕尚与姬旦也实在很给力，推动着周的战车在既定路线上稳稳前行。抛却老大的健康问题，周的形势算得上一片大好，他们的军队战意高昂，他们的仓廪丰厚殷实，他们的神明高坐云端，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模样。
黑暗中的眼睛自西伯昌薨的第二年起，一连串的异象在中原各地显现，流言长着翅膀飞入商国王畿。有人在牧野(朝歌西部的牧原)见到了怪兽“夷羊”。有人在天上看到了多个太阳。有泥雨从云端降下，之后国都大道上长出了荆棘。白日里有女妖现身于市，夜晚有鬼怪在暗处叹息。最奇特的是国中有女子变成了男人。一传十十传百，各种乱七八糟的乱象如蝗虫一般掠过商人的屋顶。天为雨血，鬼为夜哭。恶意在黑夜中流窜，商的子民人心惶惶。种种谣言最后都归于帝辛之身，这个骄横野蛮的王连年征战，还篡改神灵祭祀，任用宵小；举国上下父子难全，夫妻分离，腐败横行，国将不国，上帝才如此震怒!对对对，都是他的错!帝辛不是全然无辜的，至少在祭祀这方面他就惹下了很多口实。继位之初，帝辛还是个勤于祭祀的好青年，后来越发觉得这样繁复浪费的规程不够合理，毕竟“我生不有命在天”，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啊。后来他开始专注于精简的祊祭，几乎放弃了周祭，天上一部分先公先妣饿得直跳脚。而微子启、比干等人的担忧也终于成真——他们死后的享配资格眼看就要告吹。周人乘虚而入，在商的内部寻找可以为其所用的人。间谍们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潜伏下来，于暗处记录一切，然后将消息传递到西方的丰镐。周国势力对商国上层的渗透程度非常之深，网罗到了一些非常大牌的“朋友”，比如贵族代表微子启和官员代表胶鬲。微子启叛变很好理解，胶鬲你个浓眉大眼的怎么也叛变了？关于胶鬲的变节，《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不那么靠谱的旁证。姬昌为了迷惑帝辛，在国内纵情声色，大肆搜罗珍宝，得了一块上好的玉版。玉版是方形的玉片，古时的玉一般按形状来命名，如圆形、扁盘状、中间有小孔的叫“璧”，孔特别大的璧叫“瑷”，形似璧但有一个缺口的叫“玦”，圆环状、类似镯子的叫“环”。
西周玉器(琮、璜、璧)诸玉之中，玉版的价值最是特殊，因其扁平的形状便于雕刻文字和图案，可以作为特殊的信物、礼器使用。后人也用“玉版”来泛指珍贵的典籍文书。帝辛听说后有点眼馋，派了最会做生意的胶鬲去索要。没承想姬昌一口回绝，胶鬲只得一脸丧气地回去复命。帝辛很不开心，又让费仲来索要，这次姬昌却一反常态，果断奉上。本来费仲就是帝辛最信任的左膀右臂，这下更得欢心，相反胶鬲的能力就受到了质疑。与此同时，姬昌还在商人那边埋下了“胶鬲见恶于周人”的印象。为王服务，无能即是原罪。另有一种说法是，胶鬲乃生意人出身，“商人重利轻别离”，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被周人视为帝辛团队中最容易攻破的一环，结果也是“不负周望”。为了拉拢微子启与胶鬲，姬发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亲信——姬旦负责搞定胶鬲，姬奭负责对付微子启。周王的兄弟精诚团结去策反商王的弟兄，真是王比王气死王。姬旦与胶鬲在“四内”碰头，许胶鬲事成之后“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在周人的王朝里当最高级的大官，胶鬲表示满意。盟书一式三份，每一份都涂上牺牲之血，相当于加盖公章。双方各取其一，最后一份埋在地底，正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姬奭那边的进展也很顺利，他与微子启会盟于共头山下，许其事成后担任诸侯之长，继承殷族香火，再许给他桑林、孟诸之地。盟书也是一式三份，最后一份埋在共头山下。从此之后，周对商的作战彻底落入了敌在明我在暗的有利状态，商的政府动向，兵力部署，军事计划，乃至国内反对势力的情况都摆在了吕尚的桌面上。对于内心极不安定的姬发而言，这个优势是十分重要的，毕竟未知就是恐惧的本源。
周人的酒文化周人的行动不仅仅停留在信息战层面。伴随着王畿的谣言四起，周军向姬昌当年没能完全搞定的“黎”发起了第二次袭击。借助此次大胜，周人完全控制了太行山南麓地区，还没从上一次失败中恢复元气的黎国就此覆灭。姬发对于这场胜利十分看重。这是他父亲没能完全搞定的敌人，而今在他手里得到了解决，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灭黎而还的姬发率群臣到太庙举行典礼，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祭拜结束后，他们又在太庙里举行了一场庆功宴会。周人的酒文化中，等级最高者为“饮至”——领导干部们为庆祝重大事件所举行的国宴。要庆祝灭黎之胜，饮至大典必不可少，周国所有的大人物自然要齐齐出席，列坐其次，觥筹满盏，君臣共饮，好不热闹。我国是一个酒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纵观欧美亚非拉，热爱豪饮之民族不可胜数，但像汉人一般将喝酒这档子事儿做得如此有仪式感，规矩繁复甚至令人生厌的，好像独此一家。直到今天，酒局还是国人维系生意和情感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传统发源自周人。商人也爱饮酒，比周人爱得多，但他们喝得豪放、潇洒甚至粗鄙，比周人的臭规矩简约得多。中国人喝酒很注重拿范儿，开酒会一定要定个子丑寅卯诸般规矩，规矩越多越显高级。吃饭前你推我让，按辈分和职位依次坐定；喝酒过程中谁打头阵、谁陪次席、谁喝几圈等，各地都有各地的讲究。但这些与周人繁复的酒文化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拿饮至来说，卿大夫与士分别进场的仪程，君主和臣下之间如何互相致意，按什么顺序行礼喝酒，凡此种种皆有规定，没有个脑子好用的“司仪”根本顶不下来。比如喝酒之前要祭酒(敬神)，有意思的是向神祭酒要坐着，跟人喝酒反而又要站着，与“尊者坐卑者立”的中国文化反向而行。再比如宴会过程中，一旦有人行礼你就得站起来回礼，所以与会者要不停地起立坐下，还没喝醉就要累死了，腰不好的直接歇菜。设立这么多规矩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制行动体现身份，而体现身份最直观的环节就是排座次。周人宴会上的主要角色有主、宾、介、众宾等几类，按尊贵程度分配位置。在方位上，周人以坐北朝南为尊，坐西朝东为尊，所以西北这个位置是最高贵的。后世的皇帝们在宴席上一般都是坐北朝南，自成一行。周的国君则是反过来，他坐在东面最低的地方，把最尊贵的位置留给客人，非常有礼貌。北面偏西的尊位属于核心客人，即今人所称的“主宾”“大客”。他右手边居于西位的是“介”，“介”是“客”的陪助，相当于“副陪”， 负责助宾客行礼、伺候客人吃好喝爽。国君虽然坐在东侧，但谱儿还是要摆够的，不能真的把主持的累活儿交给他。所以要给王安排一个代表，称“主”，又称“宰夫”或“宰”，担任宴会的管事佬。主或宰是一场宴会的运转核心，负责把握宴会节奏，代表国君向主宾及其他公卿士大夫行礼献酒，毫无疑问是宴会上最累的一个。宰这个字容易让人想起屠夫，这种联想非常正确，宰本来就是照顾领导三餐的“食官”，一个经常陪同领导左右的御膳房总管。民以食为天，王的食更是大过天。照顾领导吃饭是头等大任，宰也因而成了近侍中的上位者。很多早期政务官职都是由处理王的吃喝拉撒的近侍人员演变而来，因为这些人最得领袖信任。宰后来演化为内廷第一重臣，主管出纳王命，太宰、宰相之“宰”即来源于此。饮至开始之前，负责张罗场面的各类小臣要做好万全准备，摆放酒器、桌案、祭品以及桌签之类。待一切准备妥当，国君要首先入席。董事长姬发以主人身份坐在东阶之上，他入座后亲自指定姬高为本场饮至的“客”。高，姬发庶出的弟弟，此次征黎活动中担任主将，列军功第一，被钦点居客位(上位)。作为王弟的姬高此时不能马上就座，得推辞一下，不行不行我是小弟哪能坐上位呢。然后王再请，高再辞，王三请，高这才很不好意思地“上座”。这个画面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坐姬高旁边担任介的是姬奭，负责拉拢微子启的就是他。现代的家宴上也经常选择主人家族的年轻男性担任陪客。姬奭在西周早期历史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虽不是太姒之子，但也是姬姓子弟，被姬发以弟视之。整个宴会的核心人物“主”则由姬发最能干的弟弟姬旦担任。这是王对他的信任，也是他能力的体现。前面这几位都是姓姬的，接下来是三位外姓人。第一位是辛甲，从殷投奔过来的大臣，经姬奭引荐而被姬昌任命为太史，执掌礼事。他在饮至中的责任是“正君臣之服位”，故其角色称“位”。第二个是“作册逸”，作册者，史官也，故也称“史佚”。甲骨文中的“册”字形为连编的木简，指代记录祖先世系、庙号的谱牒，最迟在商初已经采用，所以晚商建立周祭制度时才能对先王先公们进行系统而完整的追溯。册是很重要的文件，祈福、祭祀及战争都会用到。将重要事件记录于册后报告某位祖先的行为写作“称册于某某”，可见册还肩负着铭刻史事之功用，遂演变为“史册”。史官通常情况下应该跟“众宾”一起坐在宾西面的阶下。但由于逸在这次战争里也立了很大功劳，所以被安排在第二尊位，宾居北面西侧，他坐北面东侧。这个位置夹在主(王)和宾中间，所以他不能一开场就入席，要等主宾俩人落座并互相敬酒后才能入座。要不然俩大佬互相敬酒时他横在中间，会显得非常尴尬。第三位是德高望重的太师吕尚，位在庭中，负责监察饮酒，指正喝酒规矩不到位的人，也就是俗称的酒监。春秋时出现出现了投壶等“行酒令”游戏，主持投壶者称为相，类似酒监。唐朝文人则把监察行酒的人称为席纠，多数情况下由高级妓女担任。今天的酒席上多由“主陪”来负责这个活计，若有人喝得慢、喝得少、喝得不干净，主陪都要指责两句，好让大家都喝得公平、喝得实在。一件事的外在附加物越多，其主旨就越偏离。就好像当月饼的包装精美到一定程度，送月饼的初衷就不再是祝福；酒场上的规矩多到了一定程度，喝酒的初衷也便不再是为了酒。周人的酒宴上充满了规矩和体统，这种酒喝得累。为啥路边摊上的兄弟永远比宴会上的大佬们开心？因为大家喝酒的目的本就不同。观宴席之座次，可知国政体制；研酒场之谈吐，能通天下纵横。这些周国的大人物克制地推杯换盏，不光要喝，还要观舞赏乐，外加吟几句诗歌，文艺得紧。他们喝的是国宴酒，谈的是天下事，吹的是八荒牛。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古今多少事，都付酒爵中。干!
盟津大集结商周之间沉默的平衡在姬昌受命的第八年终于被打破了。这一年的尾巴上，依附于周的蜀国迎来了一位老大哥的使者，他给蜀君带来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指令，让后者瞬间血压飙升到两百：一月戊午日前，带军队前往盟津集结，大哥要阅兵。背景中咔嚓一个炸雷，镜头前哐啷一片弹幕，蜀君内心飘过一行独白：老大要动手了？蜀自从臣服于周后，一直都比较听话，此时更是不敢怠慢，当下点兵点将向盟津进发。盟津是一处黄河边上的渡口，离邘国旧址不远，位于今天河南省孟津县北部。周人夺取崇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控制前往盟津的道路，一旦由此越过黄河，很快便会与商短兵相接。蜀军紧赶慢赶，终于在规定时间到达了集结点。到了地方一看，好家伙，真是金鼓喧天，牛马齐鸣，旌旗招展，人山人海。他们有的穿麻戴甲，军容整肃；有的衣衫褴褛，裆上裹布，总之全是不知名的军队。好点的装备了一部分青铜兵器，差的就拿着木矛棘棍。彼此一交流，果然都是蒙周老大的召唤前来集结的大小方国。《史记》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八百肯定没有，几十个也许是有的。另外“不期而会”四个字很有意思，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这两天赶来，说明人心所向，天意所归。这就比较假了，周军自丰镐出发，行军至盟津至少需要二十天；其他方国也是远近不一，像蜀国怎么也得一个月才能到达。要想“不期而和”，除非是有人发朋友圈被其他人看到，然后大家伙赶高铁过来。万众瞩目之中，周王终于现身，不过不是姬发，而是姬昌。姬发用车载着他老爸的木头牌位闪亮登场。他自称太子，以示奉周王之命讨伐暴君，不敢自专。姬发这样做也出于不得已。哪个老大不想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呢？但前面说过，姬昌承袭的天命并不能自然地转给儿子，所以姬发需要暂借父亲的名号来压一压阵。平原上黑压压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等待姬发的命令。盟津集结真的是要发动灭商大战吗？姬发与吕尚真的要直捣黄龙吗？结合当时的环境与后面的发展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盟津集结是一个信号，也是一场测验，一场对于“人心”的测验。姬发自继位以来就有深深的焦虑，对自身的怀疑和对商的怀疑时刻萦绕心头。周国如今小弟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父亲的威名归附而来，跟商的小弟没有本质的不同。姬昌死后，这些方国心里有没有变卦？他们归附的到底是“周”还是“昌”？周想取商而代之，他们里面有没有人想取周而代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出兵攻打强大的商，他们愿意跟着我一起上吗？面对商国这个巨无霸，众方国的支持对周而言非常重要，所以他必须慎之又慎。姬发和吕尚选在此时亮剑，必然是做出了形势已经发生逆转的判断。周对商的情报战已经搞了多年，颇有成效，但情报这种事永远没有百分百的准确。万一商人不如情报所言之虚弱，周军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地。一切看起来都是一场豪赌，赌注乃是周的国运。在达到盟津这个赌场之前，谁的心里都没底。姬发出发前专门去了一趟毕邑，向祖宗们卜问吉凶，就像赌徒带着全部身家去赌场搏命之前一定得烧香拜佛一般。所以姬发没有跟军队一样从丰镐启程，他是从毕邑出发的。带着神赐予的昭示，周国的真王一路向东，去揭开心中的谜底。在盟津附近的集结地，随着大量的方国军队涌现在视野之中，周国君臣心里总算是一半石头落了地。大事可期矣!
诡异的散场姬发在联合军团面前发表了言辞中正的誓师：“大家都肃静，好好听我说。我本是个无知的人，只因为先祖有德行，祖坟上冒了青烟，才让我继承了这偌大的功业。现在我要奉王(也就是我老爸)的旨意，讨伐暴商。赏罚制度我已经拟好了，跟着我，有肉吃!大哥不会亏待你们的!”众小弟群情激奋，纷纷表示讨商之时就在今日。西部联盟与大邑商的决战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欠莱克星顿的一声枪响。师尚父发号施令，各方国士兵在周的统一指挥下列阵，于黄河岸边进行战前演习，船只物资开始调动，准备发起渡河行动。大军攒动的滩头是热辣辣的红色，周国的中军大营里却是冷冽冽的蓝色。在盟津阅兵的这段时间里，周国君臣的精神一直高度紧张，身在西方，心在东方。他们催动周的谍报系统全力运转，不断发回商的动向，任何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然而出乎大家意料，就在这场阅兵仪式行进到最高潮之时，一切竟戛然而止——姬发表示天命不遂，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大家先散了吧，等我的通知。哈？不打了？众方国的军队一脸茫然，不明所以。武王集而不攻究竟为何，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官方的解释是“天意难违”，并演化出了一个成语——“白鱼赤乌”。史载，当姬发的船行至黄河中流时，突然有一条白鱼跃入船中。姬发捡起后拿它祭了天。等渡河到了对岸，又有个火球从天而降，落在姬发的营帐之上，盘旋转动后化为一只赤乌，嚣鸣不已。姬发视其为凶兆，故撤军而还。白鱼入舟，天降赤乌，为何就成了凶兆呢？殷人尚白，白鱼自然是商人的隐喻。鱼自己跳上船，既可以理解为商人会奋起还击，也可以理解为商人自投罗网，好坏全凭一张嘴。相比白鱼，赤乌的含义更为重要。殷商晚期的大陆民族已经普遍具备了观星之能，赤乌现于河东，正与此时的星象相吻合。木星被称为岁星，主征伐。公元前1048年左右，岁星由天西转移至天东，从渡口大本营向东望去，岁星正如军神一般悬于朝歌之上。伐岁者必受其凶，姬发由此得出了伐商之条件尚不成熟的结论。盟津大集结以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了，但绝对算不上失败，姬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第一，有这么多的方国愿意追随他渡河与商作战，测试结果至少可以打九十九分，留一分以防自己骄傲。至于那些接到了指令而没有前来会合的方国，正好可以收拾一番。第二，对商的测试也很令人满意。周国在盟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一定对商王廷造成了重大的精神冲击。商国的反应将印证间谍情报的真实度，结果证明，眼线们还是靠谱的。第三，通过这次渡河演习，周国及诸方国在集结路线、物资调动、渡河时间选择、地形摸排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一切都不会白费。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像一个老练的猎手一般匍匐下来，一边储存体力，一边等待疲惫的猎物暴露致命破绽。盟津集结的队伍并未完全解体，其中一部分直接在盟津驻扎，进行正式进军前的准备工作。习惯于隐而不发的周人之所以敢搞出这场盟津大集结，源自他们获取的一个重要情报：商人打了一场大大的胜仗。看不明白？这就给你解释。
皮洛士式胜利帝辛的平常心已经崩溃了，也可能他的字典里就没有过平常心三个字。如果说姬发是个被逼上岗的临时赌徒，那帝辛就是个职业赌棍。他在牌桌上最看不起那种缩手缩脚、小牌跑不掉四个二绝对不往外扔的风格，老夫从来都是一把梭，玩的就是一个自信。他的一生都在赌，赌自己的改革会成功，赌贵族的反弹不会造成致命伤，赌自己高消耗的国家战略能够撑过临界点，让商重现生机。为了开拓东南的大计，帝辛赌上了国运。他打赢了仗，却赌输了命。依靠数十年间对东夷持续不断的打击，商人在帝辛后期终于取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胜利。牺牲了无数商国战士之后，淮河流域的徐夷终被降伏。淮水诸夷之中，徐夷是实力最强、文明程度最高的一支。他们的大本营位于今日的徐州附近，徐州的“徐”字即源于此。作为夷人的最强代表，徐人农牧渔业皆发达，冶金、制陶也很出色。徐地的青铜器可以与商媲美，铜纯度甚至微微领先于中原。与商周的美学风格相比，徐地的铜器更加厚重、硕大，盛行虎、羊、牛等图腾形制，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文明种族，文明水平不会低于周国。商的先祖以玄鸟为图腾，徐夷先祖则以鸠鸟(一种黑羽短尾的鸟类)为图腾。同属鸟夷一系的图腾暗示两族之间必有极深的渊源，细究起来，徐夷之先祖皋陶、伯益与商的祖先契几乎是在同时期工作于尧舜手下。商国建立后，徐、商之间一直关系亲密，互有往来。直到武乙时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对土地的需求，双方的势力范围发生了交叉，这才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这一打，就是断断续续近百年的时光。高等级文明间的战斗基本无法一蹴而就，战争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一路向着商王最不喜欢的方向演化下去。靠着战象冲天的獠牙与商军强大的战斗力，帝辛几乎百战百克，但每次赢得都不轻松，只是一点又一点艰难地将战线向前推进。帝辛不想打掠夺战，更不想打焦土战，他想打兼并战。他要的不是一战一地的得失，而是兼并收购和长治久安。国家物质资源与人口被巨大的战争管道从本土持续地抽调至东南。勇武的王最终是赢了，虽然历史对过程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知晓他获得了徐夷乃至整体淮夷的臣服。商的势力范围一下打通至东海，山东南部、安徽、江苏、浙江尽入其手。海滨的盐资源与湖北、江西等地的巨大铜矿资源储备亦全在掌握。还有最重要的人口。史称帝辛俘获“兆亿夷人”，兆亿并不是夸张修辞，在中国传统计数单位中，兆是百万，亿是十万，故所获人口规模应在十万至百万之间。这样巨大的人口对商的消化能力提出了空前的考验，但一旦消化成功，那就是庞大的生力军。土地、资源、人口，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惜帝辛独独缺少了一样东西，一样最无价也最廉价的东西，一样可以决定一切并吞没一切的东西。时间。欧洲有一句非常古老的谚语，叫“皮洛士式胜利”。皮洛士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他在公元前280年带领大象军团突入意大利半岛，并两次战胜强大的罗马军团。赢虽然是赢了，有生力量也基本损耗殆尽，最终被罗马翻盘。皮洛士式胜利从此成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赢了战斗，输了战略”的代名词。同样率领大象军团的帝辛也取得了这样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战胜者商国被掏成了一个骷髅架子，国内经济衰弱不振；且东南大开发在战后才真正开始，归化管理的负担依然严峻。当胜利的消息和进一步移民的通知同时传到朝歌之时，不知道商国百姓是该哭还是该笑。帝辛从本土和近畿方国抽调了大量人口前往东南，管理这“兆亿夷人”，大部分的精锐军力也被迫留驻夷人区，分散接掌土地。
商军战士就在如此关键的当口，周人动手了。西方的近畿方国一个接一个传来噩耗，帝辛始终无动于衷。直到崇国的覆灭报告也传到了朝歌，帝辛才不得不放下他的幻想，开始着急起来。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内部的反对派纷纷原地爆炸，大肆抨击帝辛一系列战略对国家的荼毒。比干和箕子这些硬气的老臣不停向王开炮，微子之流更是直接跟周人暗通款曲。赌徒帝辛的面前只有两个选择。选择一：将国家资源抽调回来，优先消灭周的隐患。此举可以保国家稳定，代价是东南局面大有可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一日防周，日日防周，眼前这个兼并东南的大好机会可能再也不会有了。选择二：顶风前行，坚决加码东南。代价是一旦周人发动攻击，商国本土只能依靠非军事手段和留守力量组织抵抗，此乃商国问鼎中原后从未有过的风险。当然，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若能扛过这个危险期，完成对夷人地区的整合，国家就可以再次进入上升通道，稳固乾坤。到时候周人就不再是个问题。帝辛的性格决定了他只会选择第二条路。第一条路只是回到逐渐衰弱的老路上去，治标而不治本。只有第二条路，才能让他像武丁一样立不世之功，成万世景仰的中兴之主。一场以国运为筹码的旷世豪赌。帝辛底牌尽出!
崩溃的前奏帝辛二十八年春，周国首领姬发携先王牌位，命太师吕尚领三军，向东进发。西部众方国尊其号令，大会于盟津，旌旗距朝歌不足二百里。消息传入朝歌，王都哗然动荡。前来劝谏的大臣一拨接一拨，陈词滥调接连轰炸，让帝辛心烦意乱。强悍的商王此时除了努力拼凑手上仅剩的资源之外，已经无计可施。事实上，那边厢的周人也很踌躇。如果这时候商国凑出了一只足数的军队前往讨伐，周人也许会得出情报有误、商尚有余裕的结论，之后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幸运的是，数百年间从未间断的神佑之光再一次照在了商人头顶。岁星在几个月前消失于西方的地平线下，此时又现身于东方的苍穹。据斥候回报，周人领衔的联合军团在渡河后按兵不动，不久后竟然自行退去。如果我是帝辛，此时一定有一种“天命仍在我手”的错觉。但商国的贵族们可完全没这种感觉。人家都要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这儿自我感觉良好呢？疯了吧？叫你别瞎搞别瞎搞，怎么样，差点出了大事!事到如今你还想怎样!盟津观兵成了压垮商国残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上百年未曾出现的亡国危机面前，旧贵族对帝辛的忍耐到达了尽头。西方的危机虽然暂时平息，商国政坛的矛盾却彻底爆发了!
比干之死元老院的几位大佬与国王发生了公开而激烈的冲突。微子启当仁不让地开了第一枪，向帝辛再次“劝谏”，给恼羞成怒的帝辛又添了一把火。其他大佬火速跟上，要求帝辛处死奸佞，回归旧法，其势已近逼宫之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微子启化身“微跑跑”，叛逃了!微子启的叛逃不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曾与箕子、比干商议“弃暗投明”之事。帝辛这小子已经疯了，再不走怕是要见血，我已经准备扯呼，留下还是跟我一起走，你俩给个话儿。此邀请遭到了比干的严词拒绝，箕子表态不详，但也选择了留下。虽然都是倒王派，比干与微子的立场还是有所不同。比干保留着一个老派贵族的荣耀与底线。反对帝辛，是因为这个侄子做得不对。归根到底，他仍是想要保住宗族利益，让国家重回“正轨”，宁为商国求一玉碎。而微子启最在意的是他自己。先王长子叛逃无异于一颗巨型深水炸弹，将大邑商炸了个江海翻腾。帝辛的理智瞬间崩塌，真是忍一时心里憋屈，退一步变本加厉。乱臣贼子，啊不，贼叔，当诛!他终于做出了无法挽回的愚蠢决定——向反对他的长老举起了屠刀。身为文丁次子、帝乙二弟、帝辛王叔、商国少师的比干被剖杀于淇水河畔，其妻小亦被株连。箕子看到比干扑街的惨状后心生畏惧，立马削发佯狂，装疯卖傻。帝辛将其投入大狱。一直到这起血案发生之前，商国的命运都仍有转圜的余地。到比干死，箕子拘，局面就彻底不可挽回了。商国本质上尚未发展为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也许是帝辛的梦想)，王最重要的身份不是部落联盟的公推领袖，也不是国家的宗教首脑，而是子姓大族的族长，这是其力量之源，统御之本。国家二字，虽然“国”在“家”前，“家”却比“国”重要。比干和箕子等人不管在政治层面如何跟帝辛对抗，他们都承认帝辛的族长地位，承认彼此间的血缘纽带。帝辛也由此保持着对暴力机构的统辖，哪怕两大长老分别担任着“太师”与“少师”这样的军队长官。因为商国主力部队的大部分将领都是子姓男儿，他们效忠的不止作为政治符号的“王”或者“国”，还有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族长。所谓同一个姓氏，同一个梦想。当比干的鲜血浸染了朝歌的残阳，子姓贵族们不得不扪心自问：这个王，还是我们子姓人吗？作为臣子的比干死了，不重要；作为家族长老的比干死了，很重要。不然以帝辛的性格，早已把这些反动分子杀之而后快。后世历朝历代皇帝杀掉的大臣如过江之鲫，有几人因此而丢了皇位？自然为数不多，因为在成熟的国家体制中，“国”已经真正的排在了“家”前面。对于此时的商，国虽未崩，家已先裂。军队中有大批战士的名字是写在比干、箕子的族谱里的，他们与帝辛代表的宗家相对疏远，也并不同心同德。此时其心中所想，不难猜测。那留驻东南方的军队莫说调不回来，就算能，帝辛是否有本事实现控制，恐怕也是未知之数。这场风波到此还没结束，贵族的反噬说到就到。新任的太师与少师出于不满与恐惧，也叛逃了。他们不仅灵魂与肉体奔向了西方，还顺手带走了大邑商的祭器。反正天帝操作系统都被周盗版了，干脆把硬件终端也送过去吧，上山总要纳个投名状不是？微子走了，胶鬲还在。吕尚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商国大乱的情报，向姬发做出了终极通告：大王，东风来了!终于来了!
第十四章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大风起兮岁在鹑火，月照房宿，巨鹰翱翔西天，白鹿奔走旷野。周王的命令如飞翔的赤乌，带着火焰的轨迹传向四方。讨伐帝辛的通告从镐京迅速传遍了整个西土，各臣属方国军队再次向盟津集结。武王在众文武陪同下于宗庙祭祖，置先王木主之位于中军，大阅全军，向黄河开拔。风萧萧兮沣水寒。这一次，周人要玩真的了。国运大战开始之前，我们来盘点一下周国的总兵力。首先是周军精锐，三千虎贲。贲者，奔也，若虎奔兽，所向披靡。虎贲战士们清一色青铜兵器加持，不仅装备精良，血统也高贵，全部由王族和公族的子弟组成。换句话说，他们都姓姬。商周时代并无职业军人，战士们需要自费购买装备。青铜兵器和铠甲只有富家子弟才配置得起，因此虎贲战士一般都营养充足，身材高大，且有时间和精力习武。高帅富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战斗力自然不是一般军队可以比拟的。这些贵族都带着自己的奴隶伺候战备起居，总规模少说也有大几千人。周国夺取天下后，虎贲演化为“禁卫军”，后世的精锐部队和高级军职也常冠以“虎贲”之名。然后是周军最硬核的装甲部队，战车三百乘。“一乘”指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一个作战单位，由战车和步兵编队组成。战车四匹马力，车上甲士三人，左侧弓手为“甲首”，负责战车编队的指挥。车上装配多种青铜兵器，每样都是凝固的贝币。这三个车兵大概率都是贵族，穷小子是没有资格(主要是没钱)驾车的。除了车兵之外，一个完整的战车编制还包括七名甲士和十五名步卒，合计二十五人。甲士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能配置一定的装备，与战车上的三个大佬算是真正的战斗人员。步卒负责后勤，如携带物资、打水喂马等，让战斗人员保存体力，全身心投入厮杀。照此匡算，三百乘约有六七千人。到了春秋之时，一个战车编队扩大为一百人，军事大国多称“千乘之国”。最后是步兵军团，甲士四万五千人。在那个尚武的时代，战争不仅是责任，也是英雄的荣耀。甲士来自“国人”和“庶人”，“野人”和奴隶是没有资格当战士的。周国以户为单位计算人口，每户出一个青壮年，登人(登记于名册)后称“正卒”，即现役兵员。此外还有农闲时与正卒一起训练的预备役，称“羡卒”，国有大敌时才会动用。此次倾世大战，周国已经底牌尽出，正卒羡卒悉数动员，方凑成这数万大军。棺材本儿我们不要了，不成功，便成仁。公元前1046年二月二十一日，联军主力部队于盟津完成集结。多个方国的将士支流汇入了周国军阵，兵容鼎盛。在东亚大陆上，这是第一次出现商军以外的以万人为单位的武装。誓师完毕后，武王亲率大军跨过黄河，他们像滚滚铁流一般现身于黄河北岸，车嶙嶙马萧萧，剑煌煌兵迢迢，飞狼奔虎，急速东行。空中聚拢起了硕大的乌云，不觉间雨幕蒙蒙。天地间一切的声音都包裹在雨声之中，显得愈加低沉与静穆。雨水从盔甲上流过，滴入脚下的土地。这是商人的车轮曾碾过的土地，是天神曾庇佑的土地。如今行走在上面的，却是来自四方，曾被此地的主人视为蛮族的战士。
逆流的巨鱼就在姬发的主力军出城不久，发生了一个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插曲。投奔周国而来的孤竹兄弟伯夷、叔齐突然出现在了大道之旁，要求拜见姬发。待得来至姬发车前，两人使劲拉住王车的马，嘴上一通指摘：“老爸死了不让他安息，非要打仗，你觉得自己孝顺吗？攻打商国乃是以下犯上，你觉得自己仁义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左右的侍卫立刻就暴躁了，哪里来的老鬼，真是要多不吉利有多不吉利，赶紧拿他们祭旗!深谙政治之道的吕尚拦下左右，说这两人是义士，本着我国的“德政”方针，就不要追究他俩的责任了，快赶路吧。被轰走的伯夷叔齐站在路边摇头叹气，无奈地望着姬发的车轮远去。这起著名的八卦事件还有续集，我们后面再说。伯夷叔齐的出现似乎预示着这次行动不会太过顺遂，果然，联合兵团之后遭遇了很多坎坷。经过“怀”地(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前后，日夜无休的降雨引发了水祸，减缓了部队速度；途经共山时又遭遇了塌方。受糟糕的路况影响，有些战车抛锚了。阴雨与天灾持续削弱着部队的士气，一股不安的骚动开始在人群中蔓延。
联军克商行军图随军出征的王弟成叔武向中军大帐表达了内心的忧惧，这不吉利的事儿一件接一件，苗头不太对，要不要缓一缓？姬旦则力主速行，战机珍贵，稍纵即逝，绝不可误。术法通天的吕尚同志也及时站出来稳定军心：“车坏了，那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改朝换代就在今朝；下雨乃是吉兆，这是天洗兵(濯甲兵)，此战必胜啊!”周国将士还真挺吃他这一套，打起十二分精神，继续赶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周军依然保持了极快的行军速度，这主要得益于共山以东较为平整的地形。从共山一直到王畿，都是历代商王游狩的大猎场，肉兽肥腴，水草丰茂。在森林的边缘，常有呦呦小鹿从树丛中探出头来，怯怯地注视着这支陌生的军队。疲劳并没有让周国将士退却，数万双眼睛闪烁着对胜利的渴望，他们相信，神灵已经栖宿于自己的身体中。绕开水患并穿过共山后，周军于二月二十六日驻扎于百泉，进行战前最后的休整。遥望东方，朝歌已不足百里，空气中弥散着大战将至的气息。
牧野鹰扬二月二十七，甲子日，微光乍现，天地冥昧。联军的先锋在昏暗的晨曦中抵达了太行南麓的牧野，扎下阵脚。根据斥候的回报，商的迎击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姬发决定在此处以逸待劳，布阵以待决战。朝歌之南，有城名牧邑，乃王都最后的军事屏障。牧邑郊外有大片平整的土地，牧郊田野，故称牧野。这片平坦的旷野可以充分发挥周国战车的威力，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增添一分胜算。寒意尚未退去，士兵们口中呼出阵阵白气，头发上凝结着点点薄霜。天光渐次放亮，在视野的边缘处，敌人的轮廓终于在地平线上现身。待那从宿命的迷雾中穿行而出的敌军映入眼帘，姬发与诸将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这是什么阵仗!商国大军人挨人，旗连旗，潮水一般从地平线上压来。其容如山，其会如林，其行如蚁，横无际涯。具体人数不详，但明显是数倍于联军。《史记》说商国兵力有七十万，这个数字过于夸张。《帝王世纪》说有十七万，《太平御览》引《尉缭子》说有十八万。即便是最少的说法，也已经大大超乎周人预料。莫非我等中计了？待敌人的阵线又向前逼近了一点儿，周人的表情便从惊惧转为了疑惑。身经百战的商军应该是很讲究阵形队列的，可眼前的敌人却肆意排布，乌泱泱如赶大集一般。且视野中几乎全是步兵，看不到高大的战象，战车的数量也很少，如海中的礁石一般影影绰绰。这不是一群狼，更像一群羊啊。周人来袭的消息传入朝歌后，混乱又一次降临了这座大城。帝辛明白，好运不会连续降临，想要挽狂澜于既倒，只有背水一战。可宗族和神都已经背弃了他，他现在连战前的祭祀都搞不了，因为祭司跟祭器都跑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帝辛身边只剩下了几个亲信和少量禁卫军，情况恶劣到了极点。没有其他可以调动的力量了吗？有的，还有一只规模巨大的队伍。在朝歌的阡陌与监狱中充斥着奴隶与战俘，虽然质量不行，数量上还是占绝对优势的，可以让周人淹没在人海战术之中。帝辛死马当活马医，命人将所能召集的奴隶与战俘全部集合与武装起来，一番号召之后，由禁卫部队监押着赶赴前线。恶来临危受命，作为主帅随帝辛前往迎敌。这就是周人眼前这只巨大的纸老虎，没有经验、没有阵法、没有斗志、没有(战车)驾照，大部分人甚至连参战资格都没有。短暂的惊慌过后，周军开始有条不紊地布营列阵。姬发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驾战车横游阵前，向全军发表誓师宣言。“远矣西土之人!”一声长啸震天星，多少征人侧耳听。几万双眼睛看向姬发。他们中有王族，有贵族，还有平民和奴隶，有周人的儿子，有羌人的儿子，有庸、蜀、髳、微、卢、彭、濮人的儿子。“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一时间山呼海啸，于平湖中孕发惊雷。姬发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誓师演讲，核心内容有两个：其一，历数帝辛之罪，树立自己奉天惩罪的人物定位；其二，重申战斗纪律，命令部队时刻保持队形严整，步步为营，以瓦解敌人意志为要义。誓师既毕，大战开始!周军分集团列阵，缓缓向商军推进。吕尚使勇锐怪异的巴人于阵前大跳战舞，用凶悍的异域呼号与狂放的舞姿搞得商国奴隶们不知所措，面面相觑而不敢进。就在商军前阵发愣的当口，周国的战车大队疾驰而出，像巨石一般揳入了敌军阵线。虎贲军随后跟上，从战车撕开的缺口处刺进人群之中。由于缺少进退有序的阵形与盾兵、射兵的配合，商军前阵完全陷入混乱。周军战车如入无人之境，四匹马力的强劲冲击令商兵如雪片飘飞。纸糊的奴隶大队在周的精锐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霎时间血雾升腾，溃如破絮，只能依靠人数优势不断顶上去。庞大的人群在恐怖的驱使下变成了毫无意志的血肉防线，抵挡着周军高马重车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负责压阵的商国禁卫军不断将刑徒与奴隶向前驱赶。为了稳住阵脚，他们在后方接连斩杀弃战之人，勉强维持着阵列的走向。那些可怜的奴隶与刑徒夹在茫茫人海之中，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任由人潮将自己向血花绽放的方向推去。十余万持戈者在周军主力的冲击下逐渐土崩瓦解，四面看去，皆是茫茫人海，南北不可辨，生死未可知，动亦动不得，逃亦逃不得。黑暗笼罩了视野。在那种狭缝和绝望的挤压中，恐惧感爆炸了。求生欲望压倒了一切，前阵奴隶开始倒戈，使劲向后推搡，妄图从人群里挤出一条逃生通道。前阵冲击中阵，中阵冲击后阵，自相践踏，一片大乱。联军带着倒戈的奴隶与刑徒一路掩杀过去，倒转的人流如巨浪腾空，惊涛拍岸，溅起血花朵朵。帝辛计划中以命换命的玉碎之战演变为大屠杀，转眼间尸积如山，血流漂杵。眼见大势已去，帝辛仓皇而逃，将他的宏图霸业丢在了身后喧嚣的战场上。恶来仍在作战，他率领着忠于商王的战士筑起了最后的防线，掩护帝辛逐渐远去。这个莽汉用生命报答了王的知遇之恩，将忠诚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青铜击碎人骨的声音此起彼伏，之后又渐渐平息下来。一只雄鹰掠过平原，鲜活的阳光从它背后投下，驱散了晨间的雾气，露出牧野上遍布的尸骸与赤色的土地。战场寂静如冥海，唯远方传来了大邑商的丧钟之音。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朝歌陷落之日牧野大战次日，周国大军进抵王畿。躲得过初一，躲不过高三。守军尽碎后，抵抗已没有意义，朝歌百姓出城投降，以亡国之民的姿态列队迎接“王师”的到来。随周军一同现身的还有微子，他带着商国失却的祭器提前抵达，以子姓大长老的身份代表商国向周军献城。此刻他双膝跪地，上身赤裸，束手袒肉，十分恭顺。微子左右各有一从人，一个牵着羊，代表“祀”；另一个举着矛，代表“戎”。是谓国之大事皆付与，任君发落。恢宏华丽的朝歌此刻如同一个颓丧的妇人，匍匐着向胜利者袒露她的一切。姬发接受了微子的投降，率领诸臣子与众方国首领入城。周军开始按计划接管整座城市，数百名贵族被打入囚牢，或关进曾经挤满奴隶的地穴。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全然没了平日里的高贵潇洒。城里的青铜、珠玉、女人、奴隶都是周人的战利品，但姬发对这些毫不关心。他带领一支人马直奔鹿台，去确认他心里唯一重要的事——那个人的生死。举手摘星宿，登台告大风。在气象磅礴的封土与阶陛之上，帝辛最后一次俯瞰商王朝传承了六个世纪的壮丽河山。一种英雄迟暮之感笼罩了天地，诸神已去，庙宇倾颓，徒留孤高的王独立方台。辉煌时光与温柔之乡都被雨打风吹去，他深知这里就是他的归宿与坟冢。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帝辛没有选择逃亡，也不愿选择投降。他身着珠玉华服，将国之宝器堆在身侧，而后一把火点燃了鹿台宫苑，用一场华丽的大火与一缕扶摇的青烟给自己画上了句号。待姬发赶到之时，高台上仅剩下了一片焦朽。姬发从废墟中找到了帝辛焦黑的尸体。他搭弓射箭，连发三矢，所谓重要的敌人射三遍，而后用黄钺砍下了帝辛的脑袋，悬挂于太白旗之上。鞭尸加悬首，姬发之手段不可谓不残忍，他就是要所有的殷人都看到帝辛的下场，打消他们轻举妄动的念头。帝辛既死，大局已定。朝歌是商人的军事中心，一切防御工事均围绕此城打造，殷都留守的兵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姬发依然不敢放松，“斩首行动”后他没有住在帝辛的王宫里，而是即刻返回军中部署下一阶段的行动。临走前他安排手下打扫城中宫室与街道，筹备庆功大典。多位将领受周王的委托征发四方，将帝辛已死的消息传檄诸国，顺便接收王畿以外的地盘。太阳渐渐西落，阴影流下苍穹，忙碌而喧嚣的一天归于平静。万物龟息，朝歌安静得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利簋，又称檀公簋在姬发的大帐外，史官作册逸久久地仰望月影星河，而后记录下了这一夜的星轨与月相。八天后，一位获得了武王赏赐的将军“利”命人造了一尊利簋，并铸下了“岁鼎克昏夙有商”(岁星当空，至暮而攻陷朝歌)的铭文，把这份伟大的功业永久性地传给了后人。帝辛在位时间不短，多少也培养了一些忠于商国或他本人的铁粉。虽然大部分殷人都随着微子投降了，散落在外的勤王势力依然为数不少，这里面有依然忠于商的方国，也有带兵在外的商国将领，他们的存在让姬发始终如芒在背。对商人的残兵而言，国破的打击是致命的。帝辛和几位长老的死亡意味着他们已经群龙无首，亦没有人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威望去把这一盘散沙捏合在一起。圣都的丢失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宗教力量的庇护，沟通天界的电话线被人给拔了，简直两眼一抹黑。周联军在接下来的几十天里四面出击，所到之处如滚汤泼雪，商国的亡魂们顷刻间消融无迹。以威武大胜之师，击巢覆完卵之敌，自然攻无不克。方来是第一个带兵赶回王畿的商臣，遭吕尚亲自列队欢迎，全军覆没。其他可见于记载的有周将吕他灭戏方，侯来于陈地败殷臣靡集，百弇带领虎贲拿下商重要盟友卫方，另有陈本伐磿，百韦伐宣，新荒伐蜀(此蜀非彼蜀)等。周国大军所向披靡，用一连串的大胜将旧商势力范围内的钉子户尽数拔除。根据不是特别靠谱的统计，这一圈打下来共伐国九十九，杀人十余万，俘虏三十余万众。周国的总人口都未必有这么多，真可谓杀人如麻。将军们忙着砍人，姬发当然也没有闲着，他有一大堆政治、宗教事务要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打猎、访问商国祖庙、祭祀老爹、接受献俘、发布政令、向祖先告捷献祭等，其中最频繁的活动是打猎。打猎，先民贵族专有的阅兵方式和娱乐活动，工作生活两不误，中原和四方的领主大爷们都很热衷。商国广大的后花园里遍布野生动物，周的勇士们猎得不亦乐乎。姬发的队伍猎获了不少野味，其中最多的是长角类，计有麋五千多头，鹿三千多头，麝三十余头。大块头的有老虎二十二只，熊一百余只，犀牛十二头等，放到今天全是高级保护动物。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猫二”，即两只猫，其他野兽都是批发，猫却只打了两只。猎物的记载顺序一般对应其珍贵程度，猫紧随虎后排名第二，说明猫属于珍稀野物，在周初还不太常见。这种萌物正式走入人类生活，且催生出专业的“猫奴”，已经是唐朝的事了。
老大们打扫余党，小人们打扫宫墙壁。帝辛死去次日，士兵们已经将朝歌的大道整顿停当。姬发率群臣再次入城，前往社坛承袭天命。昨儿来的时候大家一个个血刺呼啦灰头土脸，今天休整一番后立刻改头换面器宇轩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百名大兵组成的壮汉方阵，他们手持云罕旗在前面开道，面容整肃，飘带倏倏，代表着大周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后面走来的是仪仗车方阵，王弟姬振铎(曹姓之祖)担任车队长，头车载太常之旗。姬发走在队伍中间，两侧是夹辅老大的左右护法：手持大斧的姬旦和手持小斧的姬高。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大宝剑方阵，由散宜生、太颠、闳夭等大臣组成。到了社坛，四位提前在此等候的大佬为王递上了供品。毛叔郑捧铜镜所取之清露，卫康叔举草席，召公奭献彩色币帛，师尚父牵祭牲。随后史佚为王朗诵祝文，直言帝辛之过太重，为皇天上帝所难容。姬发趁势连磕两头，高呼上帝圣明，把天下转让给了周人的儿子。都是典型的自说自话，反正上帝也不出声。然后姬发又连磕两头，从坛上退了下来。商国遗民的族长们被聚集到宗庙中，接受新领袖的庄严训话。姬发义正词严道：“商的先贤们祭祀上帝之时，用的是我们祖先后稷培育的谷，所以商的子孙不肖时，上帝便指派了我们周人继承天命，这是上天有意为之。有罪的是你们的王，尔等献民不会受罚，反而可以重获新生。只要听从我的训诫，必保尔等有安身之地。”满地匍匐的商人谁也不敢吭声，庙堂中只有姬发的声音在回荡。姬发的政务官们打开了内宫府库，整理、接收帝辛国库中堆积如山的宝物，比如满坑满谷的青铜器与玉器等。在缴获的众多青铜器中，名气最大、价值最高的，非“九鼎”莫属。
所谓九鼎每当咱们国家有飞船上天、航母下海的时候，媒体都喜欢用“大国重器”这个词儿。欲当大国之名，必得有强悍的工业实力，造得出与庞然国威相匹配的神器。这种能力象征着人类对于泰坦与巨神兵的幻想，是一种雄性专属的浪漫。而鼎，就是青铜时代的“重器”。周人制礼乐，“列鼎”制度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列分五等，天子祭祀用九鼎，诸侯用七鼎，皆称“太牢”；卿大夫五鼎，士特定情况下用三鼎，均称“少牢”，此外士也有用一鼎的情况。鼎跟簋配对使用，四簋配五鼎，八簋配九鼎，奇数配偶数，圆碗配方锅，齐整。九鼎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神秘、最高等、最有象征意义的神器，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和氏璧制成的传国玉玺。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它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相传夏王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命州牧进献青铜，铸成了象征九州的九鼎。后来夏桀失国，九鼎迁于商，周灭商后又迁于周。春秋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均对九鼎垂涎三尺，围绕着它们发生了各种奇闻逸事，更有暴躁小哥秦武王举鼎不成砸腿而死的无厘头事件。到秦统一六国之时，九鼎已失落无踪。纵观九鼎的传奇鼎生，可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得鼎者得天下，姬发从商都缴获了九鼎，乃是天下易主的证明，正史里也是这样写的。但很可惜，这又是一个为了证明周的正统地位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这个九鼎，大概率是周人自己所造，然后又被包装成了传国神器。首先，九鼎绝非夏人所铸，因为他们手艺不行。冶铜之术在夏时草创未就，铸点简陋的小件还可以，巨鼎是造不出来的。商人的造鼎技术无须多言，九鼎不诞生于夏，有没有诞生于商的可能？可能性有，但是很小。商人的确铸了很多高质量的大鼎，但人家对鼎的重视程度没那么高。周人是吃货，商人是酒鬼，一人我饮酒醉，看谁先把谁喝跪。周人重食器，其核心礼器是鼎簋套装，天子九鼎，诸侯七鼎，以鼎定尊卑；商人重酒器，其核心礼器是酒具套装，既有觚、爵的两件套，也有觚、爵、斝的三件套或其他组合。谁的套数多，谁地位就高。所以商人铸九鼎为传国神器的可能性不大，要铸也是铸大酒缸。周代商后，周王总结商失国的教训，将滥饮列为其中之一，于是向天下发布禁酒令，限制臣民饮酒。只有殷商遗民可以随便喝，算是“风俗尊重”。酒器从此在礼器家族中逐渐式微，最后被食器给挤对没了。鼎本来就是煮肉用的大锅而已，后来成了周国王族彰显财富的工具和举行祭祀的用具，传着传着又成了镇国神器。这是一个由食器到祭器，由祭器到祭礼，由祭礼到神权，由神权到政权的过程。真正的九鼎在周末乱世中丢了，人们心中的九鼎却一直没丢。武则天登基之后就蹭过一波九鼎的热度。万岁通天元年，武曌命人重铸九州大鼎，按各州方位置于明堂，发动十余万宿卫兵搬运。神州鼎高一丈八，其余八鼎高一丈四，正牌的九鼎绝对相形见绌。宋徽宗时，为了显示大宋国力雄厚，也铸了一套九鼎，并建了配套的宫殿，靡费甚巨。鼎成二十二年后，靖康之难爆发，九鼎跟宋徽宗一起装车运到金国去了。最后一套有关领袖的九鼎离我们很近。1943年，中、美、英、苏于莫斯科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蒋介石跻身同盟国巨头之列，一时春风得意。国民党内的一拨小弟决定狠狠拍一次马屁，由调统局长朱家骅统筹，多名党国元老参与，铸了九个小鼎，找人写了铭文，罗织了美女司仪和各省代表，准备搞献鼎仪式。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城内一片哗然，骂声四起，美国记者甚至写出了蒋介石准备做皇帝的新闻。老蒋气到肺炸，在预演仪式上把筹备委员会一干人等大骂一通，这闹剧也草草收场。
何去何从万种芳菲四月天。各路镇抚军将领带着胜利的消息和方伯、小臣数十人，踏着漫山遍野的花儿归来了。姬发于牧野设祭坛，向祖先行献捷之礼。数十年的隐忍与准备，经营与算计，终于换来了这终极一胜。至此，灭商的军事活动正式落下帷幕。周取代商的消息已随战事通传九州，定鼎四海。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摆在中原大地新任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怎么搞定旧朝的遗民。“大邑商”的遗民规模对于“小邦周”而言，堪称海量，约有三十万之众。维稳成本高，造反隐患大，必须制定一套稳妥的处理方案。姬发拿不定主意，便召三巨头前来商量。军神吕尚是典型的鹰派。他的方案简单直接，把他们全部物理超度，一了百了以绝后患。姬奭算半个鹰派，他的方案是选择性肉体毁灭，保留“献民”(顺民)，比如微子这样的，杀光“顽民”。姬旦不同意他俩的想法，他认为周国刚刚上台，立足还未稳，无论是有选择的清洗还是无差别的屠杀都会引起全局恐慌，商人必定造反，搞得难以收拾。而且刚刚掌权就大行杀戮之事，显得吾王出尔反尔，对政府的声誉非常不好，咱们可是要行德政的。他的方案是不改变遗民的生活习惯，让其“各安其宅，各田其田”，天下可保安稳矣。姬发一直都是个偏好稳妥的人，他的想法与姬旦不谋而合。本着安定团结的原则，他颁布了治理商国遗民的大方针：一是保留商的国祚，二是通过军事安排监视其动向。对于已经与子姓离心离德的部族，允许他们脱离商国；对于不愿放弃商人身份的，就在原有土地上圈养起来。败而不灭，对于商而言已经是很好的结果。要延续国祚，首先得给商人指定一个新的首领来承接宗庙的祭祀事务。微子是亲周的好人选，但是此人有硬伤——他当过叛徒，“顽民”们恐怕不会服他。周人踅摸了一圈，最后敲定了一个献民和顽民都能接受的人——禄父。禄父，帝辛之子，庙号“武庚”。由他承袭国主之位，充分尊重了商的嫡子继承制，遗民们既开心又安心。新商国的首都仍放在朝歌，但国土面积大大缩水。王畿故地被一分为四：东为卫国，由管叔鲜领国；西为鄘国，由蔡叔度领国；北为邶国，由霍叔处领国。后人将这个男团称为“三监”，三人将商围在中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的骚动逃不过我的眼睛。这是一把看上去很坚固的三重防盗锁，当然，只是看上去。除了军事上的包围，姬发还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剥光”了商人。商的奴隶被大量带走，府库被搬空，防御工事和卫城被拆毁，作为核心战略资源的青铜储备更是被尽数夺走，以防他们熔铜为器，再兴兵燹。少量用来祭祀的礼器由周人按需分配，严控数量。对于下层民众，周人尽散鹿台之物资以安抚；对于上层贵族，周人积极分化吸收，邀请他们进入周的政权担任官职。“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亲殷如周，视人如己”。不少在帝辛的高压政策下苦不堪言的贵族都放弃了商的公民身份，跑到周国拿了身份证。此外，在新商国地界里，酒可以继续喝，喝醉了正好，喝死了拉倒；祭祀当然也可以继续搞，但只能集中于朝歌，在周的监视下进行。对于商人宗祀更为重要的殷都则被毁弃，当地人口按照长期规划被逐渐迁走。商失去殷，就仿佛被抽走了龙骨，精气神不再矣。从此世间只有商人，再无殷人。殷都慢慢凋零为废墟，即今人口中的“殷墟”，成了一个时代的落寞背影。
谁主沉浮从上帝视角看去，周商之战是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有人将周代商描述为蛮族推翻文明民族的战争，类比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商积数百年之功，在文明的广度与精度上都是一览众山小。商比周先进，这无须赘言。但周并不是蛮族，他们跟在商的后面勤奋地学习了近百年。待其夺得天下魁首之日，无论礼制、政体、青铜技术还是玉石文化，都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准，且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周代商，可以说是(相对的)落后战胜了先进，但不能说是野蛮战胜了文明。关于战争的正义性，没什么好说的，跟“正义”两个字真是半点不沾边。帝辛在治国上犯了很多的错误，不能算明君，也断不是昏君。他勇猛、坚定，有进取精神，某种程度上还很宽仁。帝辛用人牲的数量几乎是历代商王中最低的。虽然正史极力将周人描述为正义之师，却缺乏有力的证据。反过来说，周人的立场也无可指摘——这场战争也不能被描述为以臣僭主的造反。周的首领确实被商册封过，但他的第一身份是自己国家的君主，与赵匡胤、司马懿等全然为臣子，然后夺了主公天下的案例甚为不同。一个处于国运上升期、拥有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的小国，凭借努力和运势击败了他们曾视之为师，整体力量占优但内部矛盾重重、走在下坡路上却在寻求改革的老大帝国。如果用近代历史做比，神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击败了洋务运动中的大清。这只是一场同一文明阶段中，一个国家夺取另一个国家“盟主”地位的战争。帝辛的故事结束了。回头看他功败垂成的一生，既可以说时运不济，也可以说咎由自取。如果早生个几代，他或许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评价。他的失败源于其背负的原罪：身为王，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他太过自信，想拆解氏族肩膀上的国家，把商重组为以王为核心、不受姓氏绑架的新天地，这尝试太急、太早，早了整整八百年。他好大喜功，想用急速的扩张为老大帝国赢得再次腾飞的动力，却提前拖垮了先王勉力维持的局面。今天的人们不知道他叫帝辛或受，只知道他叫“纣”。周人编排和罗织了他的罪行，主要包括兴建酒池肉林、为女色所惑、囚禁贤人、陷害忠良、大施酷刑等。编写罪证的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新鲜玩意儿，最后写出来的罪状清单跟夏桀一模一样，毫无新意。桀罪即纣罪，皆是亡国之罪、样板之罪。孔子门生子贡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太阳照常升起，人间成王败寇。输家就要接受一切，包括历史的诋毁和唾骂。国运的交错总归是复杂因素的集成，非一人所能改变。国的结局，也不是一人的结局，而是众人的结局。最后说说几个配角的结局。闳夭为比干聚土作冢，以示新王对这位长老的尊敬，顺便博取遗民好感。比干被树为贤臣表率，受华夏子民万世景仰，代代尊崇，几近于神。箕子被姬奭从大狱中放出。周王向箕子发出了在新王朝任职的邀请，但箕子不愿为献民，遂联络景如松、琴应、南宫修等一干殷商贵戚，携本邑族人远遁东北。这一众殷人建国于朝鲜半岛北部，史称“箕子朝鲜”。他们带去的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土著“白衣民族”，后者即今朝鲜、韩国人的祖先。妲己和其他妃子在姬发登临朝歌王宫之时已然悬梁自尽。姬发给了她们与帝辛类似的待遇，先连射三箭，再斩首并悬于小白旗下。费仲被俘，其后再无记录。胶鬲“委质为臣”，当了大周朝的公务员，但其后未见封国，亦无他迹可寻。牧野战败之日，飞廉出使北方未归。待王与儿子的死讯传来，他于霍太山上迎风洒泪，设坛为帝辛祭，以尽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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