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崩塌（上）
2022/10/9 0:05:48 书虫子
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
[美] 埃里克·H.克莱因 著贾磊 译
献给詹姆斯·D.米利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并将其推介给弟子们
青铜时代晚期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文明
他序《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古代史上的转折点》丛书中的一个分册。丛书中的每个分册都着眼于古代世界中的某个关键事件或关键时刻。这些转折点总是令人难以捉摸，时常充满戏剧性，历史由此转向新的方向。无论是赫赫有名还是已被遗忘，它们都是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对于这些转折点，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的成因、过程和时间。这套丛书的作者既是会讲故事的学者，又是在其专业领域有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叙事好手。《古代史上的转折点》丛书反映了古代世界研究领域的广泛趋势。各分册都是考古学研究与经典文本的整合，将材料证据与文学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些分册既关注上层精英，又关注普罗大众。尽管希腊罗马世界自然是核心内容，但本丛书并不局限于此。我们还关注希腊罗马周边的各民族、生活在希腊罗马土地上的非希腊罗马民族以及更广大范围内的古代世界(包括东西方)中的文明和民族。如今的时代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了解遥远的过去对我们了解当今世界何等重要，过去令人着迷。青铜时代末期对古代世界演进的影响之大，其他时代难以企及。正是在这一时期，那些称雄史前时代的伟大王国和城邦纷纷崩溃，它们留下了金字塔等宏伟的历史遗迹以及那些依稀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故事，有些故事最终被改编成了特洛伊战争传奇。对于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人们来说，那场灾难仿佛就是整个世界的终结。然而，尽管青铜时代那些殿宇雄伟的国家土崩瓦解，却迎来了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形成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如今我们依然生存于此。《文明的崩塌》从公元前1177年海上民族(Sea Peoples)入侵埃及讲起，然后向前后延展开来。它把我们带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世纪的辉煌岁月，讲述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从以色列到赫梯诸文明的故事。而后，它追寻了长达几个世纪，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的种种过程、人物和事件。讲述过程中，历史证据信手拈来。细节描绘或宏大或细腻，宏大如公元前1190年左右叙利亚港口城市乌加里特(Ugarit)的陷落，细腻如对图坦卡蒙(King Tut)国王遗骨的CT扫描和他断腿之后或许置其于死地的感染的描绘。从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到中东战争，埃里克·H. 克莱因用传神风趣、充满感染力的手法探讨了青铜时代晚期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异同。或许公元前1177年这一年并非家喻户晓，但它理应如此。巴里·斯特劳斯
自序希腊经济一片混乱，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内乱纷纷，外族人与外邦战士又火上浇油，土耳其唯恐卷入这场危机，以色列亦是如此，约旦挤满难民，伊朗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伊拉克则动荡不定……这说的是2013年吧？没错。但这也是早在三千多年之前的公元前1177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相继崩塌，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向。公元前1177年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古代世界中的一大转折点。青铜时代在爱琴海地区、埃及和近东持续近两千年，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起，止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文化和技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最终迎来末日：在西至希腊和意大利，东至埃及、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土地上，地中海地区这个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化世界的大部分猝然崩溃，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大型帝国和小型王国迅速瓦解。随着它们的终结，一个过渡时期到来了，这个时期曾被学者们视为史上第一个黑暗时代。直到几个世纪之后，希腊和其他受影响的地区才出现了文化复兴，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三千多年前青铜时代文明的崩塌以及导致崩塌的种种因素，但它也包含着一些我们应当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也与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社会息息相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世界与我们当前技术驱动的文化之间并无可比性，其实不然：从外交使节与贸易禁运、绑架与敲诈、刺杀王室成员、作用显著的婚姻与令人不悦的离异、国际阴谋与军事欺诈、气候变化与干旱问题，甚至还有一两次海难等状况来看，过去与现在不乏相似之处。细观三千多年前那个时代中的种种事件、民族和地区，就可以理解我们并不只是在从事一个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审视当今经济和近来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如饱受地震和海啸袭扰的日本，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美国和欧洲的财富和投资状况错综复杂混杂在包括了东亚和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的国际体系中。因此，审视三千多年前同样错综复杂的各文明以及它们分崩离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寻找到不少前车之鉴。探讨“崩塌”缘由、比较帝国兴衰并非新思路，至少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就是当时的巨著，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的《崩溃》(Collapse)则是新作的代表。然而，这些作者探讨的都是单一帝国或单一文明——如罗马人、玛雅人、蒙古人——的终结之因，《文明的崩塌》一书则是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角度来探讨的。在这个体系中，多个文明相互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文明是彼此依赖的。历史上这样的世界体系寥寥无几，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青铜时代晚期，一是如今这个时代，两者的类比——或说“比较”更恰当——时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举例说明，英国学者卡罗尔·贝尔(Carol Bell)近来评述道：“锡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战略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当今的原油。”那时，锡仅可在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的某些矿场中大量开采，只能远途运至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北叙利亚地区，从那里再分别运往北部、南部和西部更远的地方，包括渡海运至爱琴海地区。贝尔继续谈道：“为了得到足够的锡来生产……武器级的青铜，哈图沙(Hattusa)的大王和底比斯(Thebes)的法老一定是绞尽脑汁。同样道理，如今的美国总统为了让美国越野车司机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汽油也费尽了心机!”曾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任职，目前在谢菲尔德大学执教的考古学家苏珊·谢拉特(Susan Sherratt)十年前就开始对这种类比提出了论证。她认为，公元前1200年和今天的世界存在着某些“真正有用的类比”，这体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碎片化与日俱增，以及在“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和距离”上的直接交流。她最为相关的研究是，对比青铜时代晚期与当今世界的情形，发现我们有着“越来越同质化，却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和文化，其中……世界一端的政治动荡会极大地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经济状态”。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言：“把青铜时代的故事用戏剧化的形式写出来并非难事，它充满了侵略、战争、掠夺、政治灾难和旷日持久的经济崩溃，是‘民族之间的首轮冲突’。”他还认为，青铜时代的历史“不但可以写成一个充满戏剧和暴力场面的传奇故事，还可以写成一个充满良性互动的故事，这些良性互动不仅发生在商业和外交上(尽管年代久远)，在文化上更是如此”。布罗代尔的见解深深地影响了我，因此我在本书中将青铜时代晚期的故事以四幕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介绍某些主要角色的时候——从赫梯(Hittite)的图特哈里(Tudhaliya)、米坦尼(Mitanni)的图什拉塔(Tushratta)到埃及的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和亚述(Assyria)的亚述乌巴立特(Assur-uballit)，我适当采用了记叙和倒叙手法来营造合适的情境，特别是在他们初登世界舞台，而后又谢幕退出的时候。(本书末尾提供了人物表，以便希望明确人物名字和时间的读者使用。)然而，我们的叙述也会类似于一个侦探故事，充满一波三折、虚张声势的气氛和重要线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丈夫就是位考古学家)笔下的比利时传奇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动用一下我们那些“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在我们这部编年史的结尾将丝丝缕缕的证据编织起来，以便为这样一个问题找到答案——为何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在繁荣了几个世纪之后突然崩塌。此外，为了真正了解公元前117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这一年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时刻，我们必须要从早前的时间开始追溯，正如若要真正理解当今全球化世界的本源，我们就要回到18世纪，从启蒙运动的高潮、工业革命和美国建国开始谈起。尽管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剖析青铜时代西方世界各文明崩塌的原因，但我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帝国和王国轰然崩塌之后，在这个角落的文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种倒退在某些地方长达数个世纪)并发生不可挽回的改变之后，世界究竟承受了什么样的损失。这场灾难的规模是巨大的，同等程度的损失直到1500多年之后罗马帝国崩溃时才再次发生。
序曲 文明的崩塌 公元前1177
战士们浩浩荡荡地登上世界舞台，然后蜂拥而去，身后留下遍地尸骸、断壁残垣。现代学者将这些战士一并称为“海上民族”，但是埃及人在他们袭击埃及的记录中却从未使用过这个词，在他们眼里，这些战士属于并肩作战的不同族群：佩雷散特人(Peleset)、阐卡尔人(Tjekker)、舍克利斯人(Shekelesh)、施尔登人(Shardana)、达奴那人(Danuna)以及万舍斯人(Weshesh)，这些都是为这些生着异族相貌的人起的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除了埃及人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对于海上民族的起源我们也无法确定：一说源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一说来自爱琴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土耳其的古称)西部，甚至塞浦路斯(Cyprus)或地中海东部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遗址中从未找到他们的发源地或出发点。我们推测，这些人一直在不停地迁移，所经之处，一个个国家和王城皆被征服。据埃及史料记载，他们先在叙利亚安营扎寨，然后沿迦南海岸(包括现代叙利亚的部分地区、黎巴嫩和犹太地)前进，最后进入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这一年正是公元前1177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在位的第8个年头。根据古埃及文献及近年来的考古证据，这些海上民族有些来自陆路，有些来自海上。他们身上既无统一的戎装，也无锃亮的铠甲。在古代画像中，有一群人头戴羽毛头饰，另一群人头戴无檐帽，还有一些人则戴着有角头盔或者剃了光头；有人蓄着短而尖的胡须，下身穿着短褶裙，上身或打赤膊或穿短袍，还有人净面无须，身穿好似裙子的长衣。这些情况表明，海上民族是由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多民族组成的。他们举着锋利的青铜剑、金属枪头的木矛和弓箭为武器，乘着船只、马车、牛车和战车席卷而来。尽管我将公元前1177年当作史上一大关键时期，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入侵者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如同一波又一波潮水般涌入的。战士们有时孤身一人，有时有家眷陪同。根据拉美西斯的铭文记载，任何国家都难以抵御这些大举入侵的战士，抵抗徒劳无益。赫梯人、迈锡尼人、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诸强逐一崩溃。有些幸存者逃过屠杀，有人蜷缩在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城市废墟之中苟且度日，还有人加入了入侵者大军，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让成分已然十分复杂的乌合之众变得更为复杂。每支海上民族大军都在行动，行动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或许是为了战利品和奴隶，有的或许是迫于人口压力而离开西方故土，向东方迁移。拉美西斯的停灵庙位于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附近的美迪奈特·哈布(Medinet Habu)，庙中墙壁上铭刻着一段拉美西斯国王言简意赅的话语：此类异邦之人在其岛屿之上一同密谋，各国疆土在战中一同灰飞烟灭。在其武器面前，无一领土可得幸免，赫梯(Khatte)至廓德(Qode)、卡开密什(Carchemish)、阿尔扎瓦(Arzawa)与阿拉西亚(Alashiya)的道路皆被(一时)切断。异邦在阿姆鲁(Amurru)一地(扎营)，此地居民惨遭屠戮，当地仿佛从未存在。异邦人向埃及进发，然烈焰滚滚阻其去路。异邦联盟是由佩雷散特人、阐卡尔人、舍克利斯人、达奴那人和万舍斯人组成的联军。其妄图染指远在大地边缘的国家，信心百倍，意气十足。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地方遭到了入侵者攻占，是因为它们在古代就已经很知名。赫梯是赫梯人的土地，其中心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内陆高原上，临近今天的安卡拉(Ankara)，赫梯帝国的领土从西部爱琴海沿岸一直延伸至东部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廓德可能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可能是古代的基祖瓦特纳(Kizzuwadna)地区]。卡开密什是一处著名的考古地点，近一个世纪之前首先由包括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和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在内的一支考古队开始挖掘——伍利因在伊拉克发掘了犹太先祖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乡“迦勒底的吾珥”(Ur of the Chaldees)而为人所熟知，劳伦斯在好莱坞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迹改编为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之前，曾就读于牛津，专攻古典考古学。阿尔扎瓦这片土地为赫梯人熟知，它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他们掌控的区域之内。阿拉西亚可能是今日的塞浦路斯岛，那里富藏金属矿产，以铜矿闻名于世。阿姆鲁位于叙利亚北部海岸地区。在下文讲述的故事之中，我们将游话这些地方。
图1 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被描绘成战俘的海上民族(图片出自Medinet Habu,vol.1,pl.44;芝加哥东方研究所提供)此次海上民族入侵潮中的六大族群(包括上述美迪奈特·哈布神庙铭文中拉美西斯所提到的那五个以及另一处相关铭文中提到的第六个，也就是施尔登人)的名声远不如传闻中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他们没有自己的铭文传世，无法从文字上为人所知，几乎全依靠埃及铭文。尽管过去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不辞辛劳，先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近来又从陶器和其他古代遗物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是这些族群大多在考古记录中也难得一见。比方说，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达奴那人是《荷马史诗》中的达努人(Danaan)，来自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还有人提出假说，认为舍克利斯人源自现在的西西里岛，施尔登人源自撒丁岛，他们的部分根据是这些族群的语言和当地人的语言在辅音上发音相仿。此外，拉美西斯也称这些“异邦”是在其“岛屿”上炮制阴谋的，拉美西斯的铭文中还特别指出，施尔登人“来自海上”。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这些说法，而且有那么一个学派认为舍克利斯人和施尔登人并非源自地中海西部，而是源自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地区，他们是在被埃及人打败之后才逃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这两个地方也因此得名。这种说法有个有力证据，那就是远在海上民族入侵之前，施尔登人既为埃及人打过仗，也和他们动过武。与这种可能相反的证据是，拉美西斯三世告诉我们，战胜入侵者之后，他在埃及安置了其中的幸存者。在纵横沙场的所有异域族群中，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存在的只有一支：人们通常认为海上民族中的佩雷散特人就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圣经》上说，非利士人来自克里特岛。这个观点在语言层面也得到明确的认同，解密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早在1836年之前就已提出了这个观点。到了1899年，在泰勒埃斯—莎菲(Tell es-Safi)[此处被认为是《圣经》中的迦特(Gath)]进行挖掘的圣经考古学者就已经开始对“非利士人”特定的陶器样式、建筑和其他遗迹进行考证的工作了。尽管我们无法详细知晓这些入侵者来自何处，也不知晓他们的动机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被刻在了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拉美西斯三世停灵庙的墙壁上。这个古代遗址既有繁多的图像，也满是一列列的象形文字，在上面入侵者的甲胄、武器、服装、船只和满载战利品的牛车一览无余，细致入微，学者不但据此发表过关于其具体民族的分析文章，甚至还分析了这些场景中不同类型的船只。有的全景展示则更为形象，其中之一是异域民族和埃及人的海上混战，有人双脚朝天浮在水上，显然已经战死，而其他人仍在船上激战。
图2 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的埃及与海上民族的海战图(图片出自Medinet Habu,vol.1,pl.37;芝加哥东方研究所提供)自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OI)的埃及学家们就对美迪奈特·哈布神庙的铭文和场景进行了研究并将其精确复制下来。在埃及与近东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上，该研究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19年和1920年，研究所创始人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近东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归国之后得到了来自实业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的五万美元启动资金，东方研究所应运而生。东方研究所的考古挖掘活动遍及整个近东，从伊朗直至埃及以外的地区。有关布雷斯特德及其指导下的OI项目，包括1925年到1939年间在以色列美吉多[Megiddo，也就是《圣经》中的哈美吉多顿(Armageddon)]展开的考古发掘已有很多著述。这些著述中最重要的当属在埃及进行的铭文调查，埃及学家们不辞辛劳，将全埃及神庙和宫殿中众法老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和图画场景如数复制下来。将铭刻在石墙和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一一复制下来是件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誊写者常常顶着烈日，站在梯子或脚手架上，盯着那些铭刻在大门、神庙和石柱上的残存下来的符号进行誊抄，一干就是数小时。毋庸置疑，这个项目的成果弥足珍贵，因为许多铭文经过风化腐蚀或游客的人为破坏已经严重受损。这些铭文如不转录下来，后人就无从破译了。美迪奈特·哈布神庙的转录结果得以分卷出版，第一卷于1930年出版，随后的书卷及相关文卷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继面世。尽管学界仍有争议，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描绘在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上的陆战和海战或许是在埃及三角洲或附近地区同时发生的。这些图像展示的可能是同时发生在陆地和海上的一场大战，有些学者则认为，陆战和海战图呈现的是海上民族的伏击战，他们打了埃及人一个措手不及。不管怎样，战事结果没有争议，因为埃及法老在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明确宣告：袭我疆域者，再无子嗣来犯，其心与灵永远消亡。由海路袭我者，河口处阵前烈火熊熊，然岸边我军长矛密如围栏，将其团团包围。我军将其拖入包围圈，让其跪倒在沙滩上，就地处斩，尸体堆积成山。其船只辎重亦被尽数击落水中。在我威名之下，此类异邦已不敢(再)提我埃及名号：如若提我威名，熊熊烈火必将其吞噬。在著名的哈里斯大纸莎草(Papyrus Harris)上，拉美西斯继续对他的手下败将指名道姓：我摧垮了那些入侵的异邦客。我痛斩了(那些)岛屿上的达奴那人，阐卡尔人和佩雷散特人也灰飞烟灭。来自海上的施尔登人和万舍斯人全军覆没，他们悉数被俘，押往埃及，有如被推向岸边的流沙。我将其安置在我名下的要塞之中。他们各色人等，数以万计。我向他们所有人征税，每年从仓房和谷仓中收取衣服和粮食。埃及人抗击“海上民族”集团的入侵，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30年前的公元前1207年，也就是法老麦伦普塔(Merneptah)在位的第5年间，这些不为人知的族群也组成一支联军袭击过埃及。麦伦普塔为学习近东古代史的学生所知，或许多是因为这位埃及法老在同一年(公元前1207年)撰写的铭文中首先使用了“以色列”(Israel)一词。这个铭文是《圣经》之外“以色列”一词出现的最早记录。法老的铭文中用了一个特殊的标志来说明此词并非只表示一个地方，而是指一个民族。这个词出现在一段征战迦南地区的简短描述中，他称当地人为“以色列”，这些句子是一段长铭文中的一部分。不过，这段铭文总体描述的是当时麦伦普塔与位于埃及领土西部的利比亚人的战斗。当年麦伦普塔更重视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而非那些以色列人。例如，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遗址发现的一段记录于“第五年，第三季的第二个月(即第十个月)”的文字中称：“卑鄙的利比亚酋长(与)舍克利斯人和所有异邦已入侵，他们一起进犯埃及边界。”同样的措辞重复出现在称为“开罗柱”(Cairo Column)上的另一段铭文中。在发现于凯尔奈克[今卢克索(Luxor)]的一段长些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海上民族早期入侵的更多细节。铭文中还包括了每个族群的名字：(法老陛下在利比亚土地上胜利之初)埃克万斯人(Eqwesh)、特雷斯人、鲁卡人(Lukka)、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来自所有土地的北方人……在第三季，法老说：卑鄙、堕落的利比亚酋长……携该国最好的勇士和战士，与其弓箭手——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鲁卡人、特雷斯人降临特赫努(Tehenu)国……从利比亚及其带来的异邦人中所获俘虏的名录……来自海上诸邦没有包皮的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舍克利斯人222人共250只手特雷斯人742人共790只手施尔登人……(共)……(埃克)万斯人，没有包皮，被杀，他们的手被带走，(因为)他们没有(包皮)……与利比亚为敌的舍克利斯人和特雷斯人……克赫克人(Kehek)和利比亚人，带走的未杀战俘218人。这段铭文中有几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在这次较早的海上民族入侵潮中，共有五个而非六个族群参与：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鲁卡人和特雷斯人。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在这次入侵和后来拉美西斯三世时期的那次入侵中都有参与，但另外三个族群却不同。其二，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和埃克万斯人被明确称作“来自海上诸邦”，而五个族群一并被称为“来自所有土地的北方人”。后者不足为奇，因为新王国(New Kingdom)时期的埃及人所接触的国度[除努比亚(Nubia)和利比亚之外]都位于埃及北部。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来自海上诸邦”让“他们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分别有关联”的说法更具说服力。有些学者提出，对埃克万斯人也来自“海上诸邦”的描述说明他们可能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亚该亚人(Achaean)，即青铜时代希腊本土上的迈锡尼人(Mycenaean)，20年之后，拉美西斯三世有关海上民族的铭文中所谓的“达奴那人”或许也是这个民族。至于最后两个族名，学界一般认为鲁卡人指的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各民族，这个地区在古典时期被称作“利西亚”(Lycia)。特雷斯人的来源尚未确定，但可能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有关。除此之外，铭文告诉我们的并不多，不过就是些十分笼统的战争地点和战事情况而已。麦伦普塔也只是说胜利“在利比亚的土地上取得”，并将此地称作“特赫努人的土地”。然而，麦伦普塔明确表明他们属于胜方，因为他列出了被他们杀死和俘获的敌方战士，包括那些人和“手”——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杀死敌人剁下手掌作为证据，以便论功请赏。这种骇人之举的证据刚被发现：人们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阿瓦利斯(Avaris)的喜克索(Hyksos)宫殿中发现了埋在4个葬坑之中的16只右手，喜克索时期早于麦伦普塔时期约400年。不管怎样，我们不知道这些海上民族是全部被杀，还是部分幸存下来，但我们可以猜测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30年后有些族群在第二次入侵潮中卷土重来。一如公元前1207年，埃及人也是公元前1177年的胜利者。这些海上民族不会第三次重返埃及了。据拉美西斯豪言，他的手下败将“在他们的地盘上覆灭”。他写道：“其心脏被取走，其灵魂随波流去，其武器也被丢入海中。”然而，这次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拉美西斯三世统治之下的埃及是唯一成功抵御海上民族攻势的大国，后来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却未能再次称雄，这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整个地中海地区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一一论述。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剩下的岁月里，继任的法老们统治下的埃及的影响力和国力都大打折扣。埃及沦为二流帝国，成为往日辉煌之下的一个残影。直到舍顺克(Shoshenq)法老在位时，埃及才辉煌重现，利比亚人舍顺克约在公元前945年创立了埃及第二十二王朝，他很可能就是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埃及王示撒(Shishak)。埃及之外，几乎所有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称雄爱琴海和近东地区的国家和强权——那些在我们今天所谓的青铜时代晚期的黄金岁月里就已存在的国家——纷纷衰落消亡，有的立即消失，有的留存不超过百年。最终，文明如同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被抹除了一般。在从希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之地上，之前长达数个世纪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一个新的过渡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将会持续一个世纪，在某些地区可能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毋庸置疑，在这些王国的最后岁月里，它们的国土一定被恐怖笼罩。这里有个具体的例证，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Ugarit)国王曾给塞浦路斯岛上级别更高的国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刻写在一块泥板上的，信中写道：父王，现在敌船已至。他们在我的城市里纵火，对我的国土造成了破坏。父王难道就不知晓，我的步兵和(战车部队)都驻扎在赫梯，我的战船都驻扎在鲁卡人的土地上吗？大军未还，我的国家只好就范。此事还望父王明察。现在已有七艘敌船来犯，对我们造成伤害。如若其他敌船出现，请设法送书一封，让我知晓。至于这块泥板有没有到达塞浦路斯收信人手中还存有争议。泥板的原发掘者认为此信或许根本就没有寄出。最早的报告称，这块泥板是在窑中被发现的，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其他70余片泥板，这些泥板放到那里显然是为了烧制，以免它们在送往塞浦路斯的坎坷路途上损坏。发掘者和其他学者最初推测，这封求助急件尚未发送，敌船就已打了回来，城市令人悲伤地沦陷。此说已被数次写入一代人的教科书中，但学者近来又有了新的说法，他们认为这块泥板并不是在窑中发现的，而可能是一封已经送至塞浦路斯的信件的复制品。早前学者的研究有种倾向，那就是把这个时期的任何破坏都归咎于海上民族。然而，将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终结通通怪在他们头上不免有失偏颇。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或许有些过分，因为除埃及的文字记录和铭文之外，我们并未找到明确证据，而埃及的文字记录和铭文还互相矛盾。海上民族是像军令严明、以夺取圣地为宗旨的中世纪十字军一般，作为一支相对有组织的军队来到地中海东部的呢，还是像后来的北欧海盗(Vikings)那样是一群组织松散的乌合之众呢？还是说，他们是为了逃难或者找寻新土地前来的难民？我们并不知晓，真相或许是上述原因兼而有之，或者都没有。现在到了将过去数十年发现的新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时候了。我们不再确信所有留下毁坏遗迹的地点都遭到过海上民族的横扫。从考古证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个地点的被毁原因和毁灭者并不总是唯一的。此外，这些地点遭毁并非在同一时间，甚至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十年间。我们将会了解到，它们走向灭亡，或许跨越数十年，或许长达一个世纪。此外，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希腊、埃及和近东地区青铜时代崩溃的某个或者某些原因，但近代发现的新证据表明，罪魁祸首或许并非只有海上民族一个。现在看来，在诸多文明的崩溃过程中，他们既是入侵者，也是受害者。有个假说认为，有一系列不幸事件让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向东迁移，恰与国力业已衰败的王国和帝国遭遇。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许多王国已江河日下，处在虚弱状态，海上民族才得以乘虚而入发起攻击，最终一举将它们征服。如果这样来看，海上民族或许就像某位学者所说的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或许与之前猜测的不同，在地中海东部更为平和地安顿了下来。这种种可能，我们将会在下文详细探讨。然而，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海上民族一直是理想的替罪羊，往往站在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甚至非他们位置上的绝对达不到承担埃及和近东衰败的罪责。现在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近来有几位学者指出，海上民族肆意破坏及(或)迁徙浪潮的“故事”是由著名法国埃及学家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等学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编出来的，这个论断在1901年形成了定论。然而，这个理论的依据只有铭文而已，毁灭地点的实际挖掘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开始的。事实上，那些追随马斯佩罗理论的学者在海上民族走向问题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他们在被埃及人击败之后才来到了地中海西部，而非从这里出发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将在下文中阐述)，海上民族或许对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某些破坏负有责任，但是终结这一时代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一连串事件，有人祸，也有天灾——包括气候变化和干旱、名为“地震暴”(earthquake storm)的地震灾害、内乱以及“系统崩溃”(systems collapse)。正是这一系列天灾人祸联手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奏响了这一时代的终曲。但是，欲了解公元前1177年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必须从三个世纪之前谈起。表1 青铜时代晚期国别年表(埃及和近东国家/王国)
表2 现代地名与青铜时代晚期大致地名对照表
第一幕 武器与人类 公元前15世纪
约公元前1477年，在毗邻地中海、位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珀鲁—内弗(Peru-nefer)城里，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发布命令，要求修建一座带有精美壁画的宏伟殿堂。为了绘制这些壁画，他们从克里特岛雇来了米诺斯的(Minoan)艺术家，克里特岛路途遥远，要向西横跨大绿海(Great Green，埃及人对地中海的称呼)方可到达。他们的作品——比如人们跳过公牛的奇景——在埃及史无前例，他们采用的是湿壁画画法，将颜料绘制在尚未干燥的石膏上，这样色彩可与墙壁融为一体。这种画技，这种构图，都是他们从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上学到的。这种绘制方法画成的独特画像流行一时，不仅在埃及，而且在地中海沿岸从迦南北部到南部埃及三角洲地区的诸多地区，包括现今巴勒斯坦地区的卡布里(Kabri)、土耳其的阿拉拉赫(Alalakh)、叙利亚的盖塔(Qatna)以及埃及的代巴(Dab’a)都很盛行。三角洲地区城市珀鲁—内弗现已被确认为现代城市泰勒艾德—代巴(Tell ed-Dab’a)。自1966年以来，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德·比耶塔克(Manfred Bietak)及其团队一直在此进行发掘。此城过去曾被称为阿瓦利斯(Avaris)，是喜克索人的首都所在地，他们约在公元前1720至前1550年统治过埃及大部疆域，是埃及人愤恨的入侵者。公元前1550年前后，图特摩斯的先祖埃及法老卡摩斯(Kamose)夺下阿瓦利斯，阿瓦利斯摇身一变，成了埃及重镇珀鲁—内弗。经过四十余年对这个埋于数米黄沙瓦砾之下、富庶一时的城市的发掘，比耶塔克让往日的喜克索首都、埃及重镇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约公元前1450年)由米诺斯人绘制，或由他们指导下的当地人绘制的精美壁画，也经比耶塔克之手得以复原。这些壁画很好地说明，在喜克索人被赶出埃及之后，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日趋“国际化”。重返喜克索时代喜克索人首次入侵埃及是在公元前1720年前后，图特摩斯三世时代之前约240年。他们统治埃及长达近200年之久，到公元前1550年左右才被逐出埃及。喜克索人占领埃及之时，埃及已是古代近东地区的老牌强国之一。吉萨(Giza)金字塔已经矗立在此近千年，这几座金字塔是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 period)的第四王朝时修建的。很久之后，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末期的埃及祭司兼作家曼涅托(Manetho)称喜克索人为“牧羊人的国王”——这其实是埃及短语“hekau khasut”的误译，它的意思应该是“外邦首领”。他们的确来自外邦，因为喜克索人是从迦南地区(今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迁移到埃及的闪族人。早在公元前19世纪，埃及就有这些闪族人出现的迹象了，例如贝尼哈桑(Beni Hasan)的埃及陵墓壁画上就有“亚细亚人”(Asiatic)形象的商人带着他们的商品进入该国的场景。喜克索人的入侵让埃及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 period，约公元前2134—前1720年)戛然而止。他们的成功很可能得益于先进的武器技术和先发制人的能力，他们拥有的复合弓的射程要比当时的传统弓远得多。他们还拥有当时的埃及人未曾见过的马拉战车。征服埃及之后，喜克索人主要以其首都——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利斯——为中心进行统治。其统治期从公元前1720—前1550年，长达近200年，这段时期即所谓的“第二中间期”(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第十五至十七王朝时期)。这段时期是在公元前3000—前1200年间为数不多的埃及被外邦统治的时期之一。可追溯到这一时期晚期(约公元前1550年)的故事和铭文都记录过一些埃及人和喜克索人之间爆发的战斗。值得一提的是一则名为《阿波皮与塞格嫩拉的争执》(The Quarrel of Apophis and Seknenre)的故事记录了两大统治者之间的不和。在这个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中，喜克索国王阿波皮抱怨说，埃及国王塞格嫩拉养在池塘里的河马发出的噪声让他晚上睡不着觉，塞格嫩拉当时正在埃及的其他地方进行统治。他的怨言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两大王庭之间相隔数百英里之远，一个位于上埃及，另一个位于下埃及，河马嘶吼的声音再大，喜克索国王也根本不可能听到。考古学家们在复原塞格嫩拉的木乃伊的时候，发现其头骨上有着道道伤痕——那是由战斧砍出来的。显而易见，他在战斗中死于暴力。他死在与喜克索的战斗中吗？我们无法确定，但阿波皮和塞格嫩拉开战是可能的，发生战事的原因是不是河马就不得而知了。
图3 贝尼哈桑陵中的“亚细亚人”(图片出自Newberry 1893,pls.xxx/xxxi;埃及考察协会提供)埃及第十七王朝末代法老卡摩斯也曾留给我们一段铭文。当时，卡摩斯正在其故乡、位于上埃及的底比斯进行统治。在铭文中，他详细讲述了对喜克索人(他称其为“亚细亚人”)的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战，这条铭文写于约公元前1550年。我扬帆全力向北行进，誓将亚细亚人驱逐出去……在我面前，勇武大军有如滚滚烈焰……弓箭手登上桅楼，准备将其阵地毁灭……我在船上过夜，心情舒畅，破晓时分，我军雄鹰般向其扑去。早餐时间来到之时，我已经将其推翻，破其城墙，杀其臣民，令其妻子来到岸边。我军猛如雄狮，扑向猎物……财产、牛羊、脂肪、蜂蜜……分其财物，满心欢喜。卡摩斯还告诉了我们阿瓦利斯城的下场：至于两河交汇的阿瓦利斯，我使其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我毁其城镇，焚其家园，令其永远成为赤红的瓦砾堆，一切皆因其在埃及土地上造成破坏：他们曾盲从亚细亚人的召唤，(他们)曾抛弃了其主人埃及!这一战，埃及人将喜克索人逐出他们的土地，后者逃回了吕田努[Retenu，今日犹太地和叙利亚的古代名字之一，埃及人还称这一带为帕—卡—纳—纳(Pa-ka-na-na)或迦南]。此时，埃及人在卡摩斯之弟雅赫摩斯(Ahmose I)统领下，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开始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埃及新王国时期。这一时期，阿瓦利斯和埃及其他地区得以重建，阿瓦利斯也被重新命名。约60年后，到了大约公元前1500年，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和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时候，这座当时名为珀鲁—内弗的城市繁华再现，那里的宫殿里装饰着带有人跳公牛等场景的米诺斯风格壁画，与埃及境内的画风相比，这些壁画中的场景显然与爱琴海克里特岛上的风格更吻合。有考古学家曾推测，某位埃及统治者或许曾与某位米诺斯公主有过王室联姻。诚然，第十八、十九王朝晚期确有几位埃及法老曾与外国公主联姻，目的主要是与异邦强化外交、增进协作关系，但是正如下文所述，我们没有必要用政治联姻来解释埃及的这些米诺斯风格的壁画，要想证明地中海东部、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有其他独立证据。闪回: 美索不达米亚与米诺斯人包括考古文物以及文字和图像证据在内的大量数据表明，生活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在与新王国时代埃及法老接触之前就已经与古代近东的多个地区有了交流。例如，我们知道，早在近4000年前的公元前18世纪，米诺斯人的产品就已跨越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来到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关米诺斯人古代贸易的文献出自古代城市马里(Mari)遗址，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今日的叙利亚境内。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两万多件刻有文字的泥板，堪称无价之宝。他们被当地人叫到遗址所在地，这些当地人无意中发现的东西，起初还以为是个无头男子，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座石像。那里出土了很多石像，其中有座石像上刻有铭文称石像主人为这座古代城市的国王。泥板上所刻的文字是用古阿卡德语(Akkadian)写成的，它们出自王室成员的来往信件档案以及一些马里国王的日常琐事记录，其中包括一位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在位、名叫兹姆里—利姆(Zimri-Lim)的马里国王的记录。这些泥板上记录了有关宫中政令及王国治理的种种事宜，还有当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有块泥板上记录了兹姆里—利姆在夏日饮料中所用的冰块，他的夏日饮料有葡萄酒、啤酒，还有用石榴汁或甘草味道的茴香籽调味的发酵大麦饮料。我们从泥板中知道，他曾下令在幼发拉底河畔建造了一座冰窖，专门用来储藏冬天从雪山上收集而来的冰块，以备在炎炎夏日里使用。他声称之前没有哪位国王修建过这样的冰窖，这或许是真的，但冰镇饮料在这个地区并非新鲜事，有位国王还提醒他的儿子，让仆人在把冰块放入饮料之前将它清洗干净：“命他们把冰取来!让他们把上面的树枝、兽粪和尘土统统洗掉。”档案中还包括了与地中海和近东其他地区的贸易和交流记录，特别提到了他们收到的不同寻常的物品。我们也从这些泥板中了解到，马里统治者与其他城市和王国的统治者之间时常互换礼物，各国国王也有从外邦得到医生、工匠、织工、乐师和歌手等职业服务的需求。马里泥板上记录的异域特产中有一把镶嵌着名贵天青石的黄金短刀和其他用黄金制作的武器，还有“用迦斐托人风格制作”的衣物和纺织品。迦斐托[Caphtor，或称卡普塔鲁(Kaptaru)]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和迦南人对克里特岛的叫法，后来埃及人称之为克弗悌乌(Keftiu)。这些物品来自克里特岛，因为产地工匠的高超工艺和昂贵的原材料而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又因为远道而来而产生了今日所谓的“距离价值”。有块泥板上还记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马里国王兹姆里—利姆将一双来自克里特岛的米诺斯鞋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此事在泥板上只有寥寥数语：“迦斐托样式皮鞋一双，差巴赫迪—利姆(Bahdi-Lim，一位官员)送往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的王宫，却被退还。”退还鞋子的原因只字未提，或许只是不合脚而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被希伯来《圣经》发扬光大的名言源自《汉谟拉比法典》，但法典中并未提到退还鞋子之类物品应有什么惩罚措施。不论合不合脚，汉谟拉比拒收皮鞋这件事让人感到有些蹊跷，因为算上克里特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现今的希腊和叙利亚或伊拉克之间的距离，这双鞋子在当时汉谟拉比的国度该是件稀罕物。这段旅程不容小觑，物品运输很可能要经不同客商之手分段进行。另外，同等级别的国王之间的礼尚往来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古代近东地区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礼物会通过某位国王的使节直接送达，交接地点类似今日的大使馆。米诺斯人的发现与概况从前文中我们明确知道，至少从公元前1800年的青铜时代中晚期开始，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就与古代近东的数个地区有了接触。马里信件中甚至还提到，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初就有米诺斯人生活在叙利亚北部的乌加里特，那里或许还有一位米诺斯翻译(或一位为米诺斯人提供翻译服务的人)，此处的米诺斯人收到了马里向西运来的锡。但是，他们从公元前15世纪起，也就是在哈特谢普苏特及后来的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似乎与埃及有着某种特殊关系，正因如此，我们的故事才从这个时期讲起。值得一提的是，“米诺斯文明”一词在20世纪初才被创造出来，命名者乃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尽管我们知道埃及人、迦南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分别如何称呼米诺斯人，但我们并不知道米诺斯人如何自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只能推测他们最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罢了。我们知道的是，从约公元前3000年起直至约公元前1200年，他们在克里特岛建立了文明。这期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克里特岛为强烈地震所毁，位于克诺索斯及岛上其他地方的宫殿需要重建。然而，米诺斯文明迅速恢复，作为一支独立文明繁荣起来，直至约公元前2000年被从希腊本土入侵的迈锡尼人取代，之后迈锡尼人继续在岛上进行统治，直至约公元前1200年才土崩瓦解。亚瑟·埃文斯爵士在雅典市场上发现有“乳石”(milk stone)出售，随后他追根溯源，开始了对克里特岛的挖掘。“乳石”是生过孩子或临盆的希腊妇女所戴的配饰。这些石头上刻着埃文斯之前从未见过的符号，他认为这些符号是文字。于是，他顺藤摸瓜，找到了位于克诺索斯[凯夫拉山(Kephala Hill)]的遗址，这里离克里特岛现代大都市伊拉克利翁(Heraklion)很近，特洛伊发掘者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早前想将其买下进行挖掘，但没有成功。但埃文斯却将这里买了下来并于1900年3月破土挖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一心扑在考古发掘上，几乎倾尽所有财产，最终将考古发现结成多卷著作出版，并将巨著命名为《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在其忠实助手苏格兰人邓肯·麦肯齐(Duncan Mackenzie)的协助下，埃文斯不久就发现了似乎是王宫的遗址。他立刻将新发现的文明命名为“米诺斯文明”，这个名字取自希腊传说中统治克里特岛的古代国王米诺斯(Minos)和关在王宫中迷宫般地下结构中的半人半牛怪物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故事。埃文斯发现了大量的泥板和其他物品，上面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命名为线形文字A(尚未破译)和线形文字B(希腊文字的早期形式，或许是由迈锡尼人带到克里特岛上来的)。但是，这些人的真实称呼他从未找到，如前所述，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克诺索斯和克里特岛上的其他众多地点一直在进行着考古挖掘，他们的真实称呼至今仍是个谜。埃文斯在克诺索斯发现了许多来自埃及和近东地区的物品，包括一个刻有象形文字的雪花石膏制成的盖子，上面写着“仁慈的神，塞威塞拉恩拉(Seweserenre)，拉(Re)神之子，希安。”希安是最著名的喜克索国王之一，公元前16世纪初在位。他在位时期的物品在古代近东地区都有发现，但是这个盖子如何流落到克里特岛仍是个谜。盖子发现多年之后，又传来了令人倍感好奇的消息，在克里特岛卡特萨姆巴(katsamba)的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雪花石膏花瓶，这里是一处与克诺索斯有关的北部沿岸港口城市。花瓶上刻着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名字：“仁慈的神，曼—赫珀—拉(Men-kheper-Re)，拉神之子，图特摩斯完美的化身。”爱琴海地区发现带有其名字的物品十分罕见，这是其中之一。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称，米诺斯人拥有一支海军，是当时的海上霸主，“据我们所知，传统说来，米诺斯人是第一批组建海军的人。他们成为今日被称为‘希腊海’的海域主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早期学者将此称作“米诺斯制海权”(Minoan Thalassocracy，thalassocracy来自希腊语表示“权力”的“kratia”和表示“海”的“thalassos”)。尽管对于米诺斯人的海上霸权如今不乏质疑之声，但埃及文献中确有“克弗悌乌船只”(Keftiu-boats)的记载——克弗悌乌(Keftiu)是当时埃及人对克里特岛的称呼。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船是来自克里特岛、驶往克里特岛的，还是以米诺斯的风格制造的。接替埃文斯继续在这里挖掘的约翰·德维特·斯特林费洛·彭德尔伯里(John Devitt Stringfellow Pendlebury)对埃及与克里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极感兴趣。他不仅在克诺索斯进行挖掘，还在埃及的阿马尔奈[Amarna，阿肯那顿(Akhenaten)的都城，下文我们会谈到]进行挖掘。彭德尔伯里甚至还就此话题出版了一部名为《埃及史》(Aegyptiaca)的专著，他在此书中对在克诺索斯及岛上其他地点收集的所有埃及舶来品进行了编目。1941年，他不幸遭入侵克里特岛的德国伞兵枪击身亡。埃文斯和彭德尔伯里相继在克诺索斯发现了更多的进口物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米诺斯人似乎一直在从事商品的进出口。经过不懈努力，米诺斯人与埃及以及埃及之外的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商业网络。譬如，克里特岛上不同地方发现了青铜时代中晚期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圆筒印章(cylinder seal)和来自迦南的储物罐，而米诺斯陶器和其他成品物件或提到它们的记录，也已在埃及、巴勒斯坦地区、约旦、塞浦路斯直至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广大区域被发现。回到埃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上文提到的物品只是经地中海来往物品的一小部分，由于许多青铜时代晚期的商品都容易损坏，遗留至今可以辨别出来的并不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粮食、葡萄酒、香料、香水、木制品和纺织品等物品早已消失了。一些原材料，如象牙、天青石、玛瑙、光玉髓等宝石以及金、铜和锡等金属，也已在当地被制成武器和首饰。因此，贸易路线上和国际交流中许多有代表意义的物品早已在茫茫历史中损毁、解体，以至于无迹可寻。然而，容易损毁的贸易商品的记录可在幸存至今的书面文字或壁画中找到。如果经过正确破译，壁画、铭文和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了解民族间关系和减少无谓争议的指南。因此，新王国时期法老(哈特谢普苏特至阿孟霍特普三世)的带有壁画的埃及陵墓是帮助我们了解公元前15和前14世纪外交、通商以及交通网络情况的宝贵财富。有爱琴海各民族人物确切形象的壁画的陵墓，最早是在公元前15世纪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期间修建的。这些陵墓中我们常会看到米诺斯人的形象，他们往往与其货物一起出现，铭文中也往往明确指出他们来自克里特岛。例如，塞奈穆特(Senenmut，他是哈特谢普苏特的设计师、顾问，或许还是情人)墓中就绘有爱琴海某国的使馆，还有六位男子带着典型爱琴海风格的金属瓶的形象。在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50年)手下奉职的维齐尔(Vizier)莱克米尔(Rekhmire)的陵墓中有一幅画，画中男子都穿着典型爱琴海样式的短裙，随身带着鲜明爱琴海风格的物品。这些形象旁边的残留部分写道：“克弗悌乌及‘海中诸岛’上的酋长为和平而来，在统治上下埃及的国王陛下威严之下屈尊低首。”很显然，图中描绘的是前往埃及的一个代表团，这个时期埃及古墓中所描绘的类似情景还有数个。莱克米尔墓中不仅描绘了爱琴海诸民族，在这幅图的上下方还绘有来自邦特(Punt)、努比亚和叙利亚的使者，每个使者旁边还有铭文描述。尽管图中情景尚未得到证实，但它描绘的很可能是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期的一些大事，来自爱琴海的使者或商人只是聚集在此处或者被传召过去的多国人士的一部分。倘若属实，这最有可能描绘的是塞德节(Sed)的节庆情景，塞德节在法老在位30年纪念日首次庆祝，之后庆祝时间的间隔长短不一。我们知道，图特摩斯三世举行过至少三次塞德节活动，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位的时间长达54年。在哈特谢普苏特和(或)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一共约有14座墓葬(皆属于高级官员和顾问)壁画描绘了外国使团造访埃及，这些外国人包括爱琴海诸族、努比亚人和迦南人，他们都携带着外国产品。在可确切追溯至图特摩斯三世的9座墓葬中，我们常能看到外国人展示外交礼品、上缴年度贡品的描绘，还可看到使者奉图特摩斯三世的旨意，为获得雪松木而前往黎巴嫩的使节图。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其他媒介，如神庙铭文和莎草纸记录中，我们还常常见到“克弗悌乌”“克弗悌乌人”(keftiu-men)和“克弗悌乌船只”的字样。这其中最有趣的当属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第30年(约公元前1450年)记录于一张莎草纸上的文字，其中有几处有关“克弗悌乌船舰”(Keftiu-ships)的记录，这段记录的背景是埃及海军的进口辎重：“交给工匠[此人的名字]包覆用的木材，用来制造克弗悌乌船舰”，“今日交给工匠提蒂(Tity)，用于制造他所委托的另一艘克弗悌乌船舰”以及“交给工匠伊纳(Ina)用于制造另一艘克弗悌乌船舰”。可追溯至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第34年、记录在凯尔奈克阿蒙神庙(Temple of Amun)墙壁上的一段铭文中也同样提到了克弗悌乌船舰。尽管现在我们尚不清楚这些船舰是发自克弗悌乌(即米诺斯船舰)，还是有能力前往克弗悌乌(即埃及船舰)，但我们可以明确知晓的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与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埃及新王国之间有着交流，而且很有可能有直接交流。不论在今天还是3400年之前，此处的盛行风向都可以相对轻松地将帆船从克里特岛南部沿岸带到埃及北部沿岸的马特鲁港(Marsa Matruh)，再从那里抵达尼罗河三角洲。因为风向和洋流的原因，驾乘帆船归航并不容易，但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还是可能的。航船还可逆时针行进，从埃及到迦南和塞浦路斯，从那里再到安纳托利亚和罗得岛(Rhodes)，然后再到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ic islands)和希腊本土，最后再回到克里特岛，南行抵达埃及。
图4 带有爱琴海诸民族壁画的莱克米尔墓(图片出自Davies 1943,pl.xx;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从首位阿蒙神的先知蒙克赫佩雷森内布(Menkheperreseneb)之墓的壁画和铭文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埃及人了解米诺斯王室，对他们的了解程度不亚于其他外国王室。在墓中墙壁上，我们能看到“克弗悌乌王子”(来自克里特岛)与赫梯王子(来自安纳托利亚)、图尼普(Tunip，可能位于叙利亚)王子和卡叠什(Qadesh，位于叙利亚)王子在一起的壁画。用来称呼这些人物的称号“wr”(意思是“王子”或者“酋长”)是一致的。壁画上的形象似乎表明，这些王室成员有时会造访埃及，或许在某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来访。他们究竟是同时到来的(或许和莱克米尔墓中描绘的是同一个事件，但描绘的视角不同)，还是在不同场合到来的？我们无法确定。如果这些青铜时代晚期的主要人物像今天在英国皇室婚礼或八国集团峰会上的政要般共聚一堂，参加某个在埃及举行的重大事件，那倒是蛮有意思的。代表王子或酋长的“wr”一词还被图特摩斯三世用在了别处——他在其年鉴第42年的起始处，提到了“塔纳亚(Tanaja)王子”，“塔纳亚”是埃及人对希腊本土的称呼。在此，他列出了来自爱琴海的物品，包括一件以克弗悌乌工艺制作的银器和四只带有银把手的碗。有意思的是，他将这些物品称作“inw”，这个词一般都被译作“贡品”，但在这里更有可能是“礼物”的意思。进行“正规”贸易或许会被视作有失国王尊严，而互换同等(或相近)的“礼物”则完全可以接受。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公元前14世纪期间打着互换礼物的幌子进行的国际贸易为背景，对此进一步探讨。哈特谢普苏特与图特摩斯三世哈特谢普苏特在图特摩斯三世之前统治着埃及，她治下的埃及不仅与爱琴海诸国有着交流，而且与古代近东的其他地区也互有交往。埃及第十八王朝凭借外交手段而非战争打开了国际交往的大门，最终誉满全球，哈特谢普苏特功不可没。她是法老图特摩斯一世与雅赫摩斯王后之女，拥有正宗王室血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父亲是通过娶了王室成员才成为王族一员的。哈特谢普苏特通过包办婚姻嫁给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图特摩斯二世，好帮助这位尚不够王室资格的年轻人承继大统，因为他的母亲并非王后，仅是一位侧妃，迎娶哈特谢普苏特增强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他们结合之后只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子嗣，这对埃及王朝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但是，图特摩斯二世与一位后宫妃子生了一个儿子，他荣升图特摩斯三世，注定要承继其父的王位。不幸的是，图特摩斯二世猝然离世，其子尚幼，无法独立统治国家。因此，哈特谢普苏特摄政，暂时统治埃及。但当图特摩斯三世可以即位之时，她却拒绝交权。她的统治时期长达二十余年，图特摩斯三世只好在幕后默默等待，或许过得很不自在。在这二十多年间，哈特谢普苏特戴上了传统上法老佩戴的假胡须，身着传统官服，还穿上了用来掩饰乳房和其他女性特征的带有铠甲的男式服装，这可以在她的位于戴尔·埃尔—巴哈里(Deir el-Bahari)停灵庙中的雕像上看到。她还改了自己的名字，用了一个阳性而非阴性的后缀，摇身一变，成了“哈特谢普苏(Hatshepsu)陛下”。换句话说，她的统治并非摄政而已，而是以一个男子、一个男性法老的身份君临埃及。她也因此被今人视作可与娜芙提提(Nefertiti)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比肩的古代埃及三女杰之一。很显然，图特摩斯二世去世之后，哈特谢普苏特没有再婚，但或许她与其设计师兼总管塞奈穆特私通，在塞奈穆特主持修建的位于戴尔·埃尔—巴哈里的哈特谢普苏特停灵庙中有他的一幅石刻像，或许是偷偷刻上去的。这位富有魅力的统治者曾以和平方式派遣贸易使团远赴他国，她的使团到腓尼基(Phoenicia，今黎巴嫩)寻过木材，也曾到西奈半岛寻过黄铜和绿松石，但她最著名的使团当属其在位第9年上遣往邦特的那一支，这次征程的记录就刻在了戴尔·埃尔—巴哈里的墙壁之上。邦特的确切位置至今不明，学界仍有争议。多数专家认为它在苏丹(Sudan)、厄立特里亚(Eritrea)或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某处，但还有一些认为它在其他地方，比如红海沿岸，包括今日的也门(Yemen)。哈特谢普苏特的远征使团并非埃及遣往邦特的第一支使团，也非最后一支。之前的中王国时期曾有几支，之后的公元前14世纪中叶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也曾派出过一个使团。然而，只有哈特谢普苏特的记录中有过对邦特王后的描绘——所配铭文中称之为“埃提”(Eti)。对这位异邦王后的描绘引起不少评论，因为她身材矮小、脊柱弯曲、脂肪肥厚、臀部硕大，今人往往认为这位王后患有“臀脂过多症”(症状是大腹便便，大腿和臀部突出)。图中还有遥远国度的棕榈树、异域动物等细节描绘，对往来于埃及和邦特之间的埃及船只的描绘也细致入微，桅杆和索具一应俱全。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第33年，也就是公元前14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他也派遣了自己的贸易使团前往邦特。这一事件正式记录在其年鉴之中，年鉴中还记录了第38年时他向同一地区派遣的另一个使团。我们能够确知的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与外国往来贸易的实例并不多，邦特之行及其派往黎巴嫩寻求雪松木的使团即是这少数例子中的几个，我们还推测，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的贵族墓中描述的许多所谓“贡品”(inw)其实就是贸易货物。在与图特摩斯三世有着明确的贸易往来的边远地区中，有个埃及人称为“伊赛”(Isy)的地方，图特摩斯三世在记录中称，他曾在三个不同场合收到过来自此地的“贡品”，此地很可能是位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西北部地区的城邦联盟阿苏瓦(Assuwa，暂译)，也可能是阿拉西亚，即青铜时代的塞浦路斯岛。图特摩斯的书记官在不同铭文中至少四次提过“伊赛”一词，此词与“克弗悌乌”一词一起出现在“诗歌石碑/胜利之歌”(Poetic Stele/Hymn of Victory)中：“我为您击垮西方敌国而来，克弗悌乌与伊赛必生敬畏之心，我令其视陛下为初生牛犊，意志坚定，犄角尖利，令人敬而远之。”在其有关第9次战役(在位第34年，即公元前1445年)的年鉴中称。“伊赛酋长”带来的“贡品”中包括纯黄铜、铅块、天青石、象牙和木材等原材料。同样，从其第13次战役(在位第38年，即公元前1441年)的记录中，我们可知“伊赛王子”带来的“贡品”中有黄铜和马匹，而从其第15次战役(在位第40年，即公元前1439年)的描述中我们可知，“伊赛酋长”带来的“贡品”包括40块铜砖、一块铅砖和两只象牙。这些物品多数是青铜时代近东地区高级别礼物交换中的上品。公元前1479年埃及与迦南的美吉多之战近年来，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可能已经辨别出来，她的木乃伊位于编号为KV 60(KV是英语Kings Valley的简称，即帝王谷)的墓中，而非编号为KV 20的她自己的陵墓中，她的墓地位于帝王谷的其他地方。这片山谷本是留作埃及男性国王墓地所用，她是埋葬在此的为数很少的女性之一。假如那具木乃伊的确是哈特谢普苏特本人，那么在她垂暮之年一定患有肥胖症和癌症，牙齿也有问题。她在约公元前1480年去世之时，图特摩斯三世(不少人怀疑哈特谢普苏特的死与他有关)急不可耐地登基即位，匆匆出征，打响了独自治国后的第一场战斗。他还试图将哈特谢普苏特的名字从历史中抹去，下令将其纪念建筑统统毁掉，将带有其名字的铭文全部凿除。图特摩斯三世发动第一次战争时(在其后的大约20年间，他一共挑起过17次战争)，他就设法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如字面意义所言，他将公元前1479年的征程路线和细节以及征服情况，从随军日志中转抄下来，铭刻在位于埃及凯尔奈克的阿蒙神庙的墙壁上，以供后人瞻仰。这次战争中，他与起兵反抗的迦南首领在美吉多的战斗(也就是后来更为人知晓的《圣经》中的“末日之战”)是迄今为止第一场连细节都被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学习借鉴的战斗。铭文中称，图特摩斯三世率军从埃及出发一路向北，行军十日，远达北部的叶亨(Yehem)一地。他在叶亨驻下军来，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议如何有效打击美吉多这座壁垒森严的城市及其周围迦南统治者的临时营地——在此之前，迦南统治者们因图特摩斯三世登基为王而起兵反抗。叶亨至美吉多有三条路可走：北路位于约克尼穆(Yokneam)附近的伊茨雷埃勒(Jezreel Valley)中，南路在他纳(Ta’anach)附近并入伊茨雷埃勒，而中路的尽头就是美吉多。据记载，他手下众将建议他们从北路或南路进军，因为这两条道路更加宽阔，不易遭到伏击。图特摩斯答道，此计会正中迦南人下怀，他们决不会认为他会蠢到去走那条狭窄而容易遭受伏击的中路。恰恰因为如此，他偏要从中路行军，打迦南人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不出图特摩斯所料。埃及大军穿过中路隘口[不同历史时期名称不同，或称阿拉谷(Wadi Ara)，或称依朗干河(Nahal Iron)，或称木斯木斯关(Musmus Pass)]共花了近12个小时，但他们毫发无伤地抵达美吉多时，发现无论这里还是周围的临时营帐居然都无人把守。正如图特摩斯三世所料，迦南人的队伍不是去了北路的约克尼穆，就是去了南路的他纳。图特摩斯三世所犯的唯一错误在于容许他手下兵将停下脚步，先去抢掠敌人的营地，然后才真正开始攻城。这个闪失让美吉多为数不多的守城者(多为妇孺老幼)有了将城门关闭的喘息之机。于是围城之战又进行了七个多月，埃及人才将美吉多城攻陷。将近3400年之后，在1918年9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复制了图特摩斯三世的策略，同样取得了大捷。在美吉多战役中，他俘获了数百德国和土耳其士兵，自己却除了几匹战马之外，未损一兵一卒。后来，艾伦比承认自己曾经读过詹姆斯·布雷斯特德翻译的图特摩斯三世文献，这使他决定让历史重现。据说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说：“虽说那些不研究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但艾伦比却证明，研究了历史也会 ‘重蹈覆辙’，只是‘重蹈’的是那些成功事例罢了。”埃及和米坦尼图特摩斯三世还发动过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战争，战争对象是公元前1500年就在这一地区存在的米坦尼王国，当时他的前辈图特摩斯一世就曾起兵征讨过这里。米坦尼王国不断壮大，逐渐兼并周边地区，如哈尼加尔巴特(Hanigalbat)的胡里王国(Hurrian kingdom)。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笔下或口中对这个王国的称呼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埃及人称之为“纳哈林”(Naharin)或者“纳哈林纳”(Naharina)，赫梯人称之为“胡里人(Hurri)的土地”，亚述人称之为“哈尼加尔巴特”，而米坦尼国王自称为“米坦尼”王国。米坦尼王国首都瓦舒戛尼(Washukanni)一直未曾被发现。尽管目前考古记录和古代文献中有些令人苦思冥想的线索，瓦舒戛尼却是为数不多让考古学家困惑的古代近东首都之一。有人认为它可能位于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泰勒埃法克喀里耶(Tell al-Fakhariyeh)土丘，那里有过考古挖掘，但这种说法从未被证实。从各种文献可知，米坦尼王国约90%的人口是当地的胡里人，统治他们的是其余10%的米坦尼领主，他们可能有印欧血统。这个小群体显然来自别处，他们征服了当地的胡里人，建立起米坦尼王国，米坦尼领主中，有被称为“马瑞阿努”(Maryannu，意即“战车勇士”)的军事精英阶层，这些人都是驾驭战车和训练战马的高手。在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首都哈图沙发现的一则文献中，人们发现了米坦尼驯马大师基库里(Kikkuli)撰写于公元前1350年的一部论著，内容是如何在214天内将野马驯成良马。这部论著洋洋洒洒写满了四块泥板，但开篇却简洁明了：“来自米坦尼土地上的驯马师基库里如是(说)。”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第33年(约公元前1446年)，他发动了第8次战争，与其祖父一样，他水陆并进，向米坦尼王国发起了袭击。据称，尽管他逆流而上，风向也不利，他的军队还是乘船沿幼发拉底河向上游挺进。发动这次战争或许是因为他怀疑米坦尼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参与了迦南人的叛乱，而打击报复。击败米坦尼军队之后，他下令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卡开密什北部竖起一座带有铭文的石碑，以纪念他的胜利。但是，米坦尼并没有就此灭亡。在15或20年后，米坦尼国王萨乌什塔塔(Saushtatar)再次开始大肆扩张自己的王国。他袭击了亚述人的首都亚述城(Assur)，抢走了一扇用珍贵的金银制成的大门，用来点缀瓦舒戛尼的王宫，此事后来被记录在位于哈图沙的赫梯档案馆的一则文献中，他或许与赫梯人也曾有过战事。然而，不出一个世纪，到了公元前14世纪中叶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在位的时候，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善，阿孟霍特普本人甚至迎娶过两位米坦尼公主。纵观米坦尼、亚述与埃及之间的关系，这时的世界已然成为一个民族之间互有关联的世界，尽管这种关联有时是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的阿苏瓦反叛令人称奇的是，图特摩斯三世与包括埃及北部和西部在内的遥远地区都有接触，或许与那里有着活跃的商业交流。与阿苏瓦(假设它就是埃及人所说的伊赛)之间交流的发起者可能是阿苏瓦，而非埃及。大约在公元前1430年，阿苏瓦发动了一次反对安纳托利亚中部赫梯人的叛乱，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叛发生之前的十年间，阿苏瓦正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强国的外交接触。先前只有少数学者感兴趣的阿苏瓦反叛在1991年却成了大热门，那年有个推土机司机在赫梯首都哈图沙(现安卡拉以东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古代遗址旁的道路上施工时，铲斗碰到了路肩上一个金属模样的东西。他从驾驶室座位上跳下来，把手伸进松动的泥土，拖出来一个又长又细还沉甸甸的绿色物体。此物看上去摸起来像把古剑，经当地博物馆的常驻考古学家清洗之后，证实这的确是把古剑。然而，这并不是一把典型的赫梯剑，而是一种之前从未在该地区发现过的剑。此外，剑刃上还刻有铭文。一开始，人们认为将铭文识别出来要比找到剑的来历更容易，因此铭文先被翻译了出来。铭文是用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写成的，这是古代近东青铜时代的一种外交语言，铭文如下所示：i-nu-ma mDu-ut-ha-li-ya LUGAL. GAL KUR URUA-as-su-wa u-hal-liq GIRHI. A an-nu-tim a-na DIskur be-li-su u-se-li。[大王杜萨利亚(Duthaliya)击垮阿苏瓦国，特此将这些宝剑献与其主暴雨之神。]这则铭文指的就是所谓的阿苏瓦反叛，大约公元前1430年，赫梯国王图特哈里一世/二世(称之为“一世/二世”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叫这个名字的第一任还是第二任国王)将其平定。这次反叛此前已被研究赫梯帝国的学者熟知，因为20世纪早些时候在哈图沙进行挖掘的德国考古学家发现过许多有关文献，这些文献均以楔形文字的形式写在泥板上。但是，这把剑是与反叛有关的第一件武器，因此也是与之相关的第一件文物。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还有更多类似的宝剑有待发现。但是，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有必要在赫梯人身上花些时间，找到阿苏瓦的位置，验证一下这次反叛的真实性。我们还要考虑一下为何这是早期“国际主义”行为的证据，为何这或许是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比荷马记述的时间早200年，而且战争发生的原因也与荷马的说法有出入。题外篇：赫梯人的发现与概述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尽管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中部有过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称雄一时，但它一直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至少在地理上方位不明，直到大约二百年前才重见天日。赫梯人为圣经学者所知，是因为希伯来《圣经》中对其有记载，《圣经》中提到，他们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生活在迦南、名字以“-ite”为后缀的诸民族之一[这些民族包括Hittites(赫梯人)、Hivites(希未人)、Amorites(亚摩利人)、耶布斯人(Jebusites)等等]，他们曾与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有过交往，但最终被他们征服。例如，《圣经》中称，亚伯拉罕从赫梯人以弗仑(Ephron)手中为妻子撒拉(Sarah)买了块墓地(《圣经·创世记》23：3—20)，大卫王之妻拔示巴(Bathsheba)的第一任丈夫是赫梯人乌利亚(Uriah，出自《圣经·撒母耳记下》11：2—27)，所罗门王所娶众女子中有一位即是“赫人女子”(《圣经·列王纪上》11：1)。然而，在《圣经》记载的土地上寻找赫梯人的早期努力并未取得成功，尽管《圣经》中耶和华通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呼叫的言辞已指出了赫梯人的具体地理位置：“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圣经·出埃及记》3：7)与此同时，19世纪初的探险家们发现了一支先前不为人知的青铜时代文明的遗迹，以土耳其中部高原地区的发现最为典型，瑞士绅士约翰·路德维希·布尔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就是这些探险家中的一员，为了方便探险，他习惯穿当地的中东装束[还以“易卜拉欣酋长”(Sheik Ibrahim)自称]。终于，零散的线索联系了起来。1879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德高望重的亚述学者A. H. 塞斯(A. H. Sayce)宣布，赫梯人的土地并不位于迦南，而是位于安纳托利亚。也就是说，位于土耳其，而非巴勒斯坦地区、黎巴嫩、叙利亚或约旦。他的理论被广为接受，今人依然接受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的说法，但是，这样一来人们不禁会想，《圣经》为何会犯下如此大错。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相当合乎逻辑。正如当年的大英帝国从英格兰一隅扩张出去一样，赫梯帝国也在土耳其向西扩张，并向南扩张直到今天叙利亚境内。如同在大英帝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上人们还在玩板球、喝下午茶一样，赫梯帝国消失许久之后，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帝国故土上的赫梯文化、语言和宗教残余还在影响着当地人，正因如此，我们现在称之为新赫梯人(Neo-Hittites)，他们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兴盛起来。专家称《圣经》是在公元前9世纪至前7世纪之间成文的，这时早期赫梯人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接班人新赫梯人已在迦南北部牢牢地扎下了根。他们无疑会与以色列人以及黎凡特(Levant，泛指地中海东部岛屿及邻近国家)的其他民族有着相互交流，这确保了他们在《圣经》中的一席之地，也无意中让日后找寻早期赫梯人的探险家们迷失了方向。此外，随着考古学家在赫梯遗址挖掘的进行，大量泥板得以发现并被破译出来，他们明确得知，赫梯人并非这些人的自称。实际上，他们的自称有点接近“涅西特”(Neshites或Neshians)，源自城市名涅莎[Nesha，即今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地区的灰山卡内什(Kultepe Kanesh)，此处的挖掘工作也已展开]。这座城市作为一个当地印欧王朝的中心兴盛了大约200年，公元前1650年左右，一位名为哈图西里一世(Hattusili，意思是“来自哈图沙的男子”)的国王在东部以外的地方建都，新址的名字就叫哈图沙。现在我们依然称他们为赫梯人，只是因为其真名在被破译出来之前，“赫梯”一名在学术作品中已根深蒂固，难以更改了。新都哈图沙的位置是经过了千挑万选的。那里地利城坚，只有一条狭窄的河谷通往山上的城池，易守难攻，建城500年后仅仅陷落过两次——两次攻陷哈图沙城的可能都是临近民族卡什卡人(Kashka)。胡戈·温克勒(Hugo Winckler)、库尔特·比特尔(Kurt Bittel)、彼得·内韦(Peter Neve)和于尔根·泽赫(Jürgen Seeher)等德国考古学家于1906年起开始对此地进行挖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泥板。这些泥板中不但有显然是出自官方档案的信件和文档，还有诗歌、故事、历史记录、宗教仪式等各类书面文件。这些文件不仅让我们将赫梯统治者的历史和赫梯与其他民族和王国的交流情况关联起来，而且还让我们知晓了普通人的历史和交流情况，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信仰体系和法律规范。有关法律，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咬掉某自由民的鼻子者，须偿还40舍克勒(shekel)银子。”(不禁让人去想，这种事情难道经常发生不成？)这些文字还告诉我们，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一世(即上文提到过的哈图西里一世的继承人，也是他的孙子)曾率军远征美索不达米亚，行程超过1600千米，于公元前1595年袭击了巴比伦，放火将这个历史长达两千余年、因“立法者”汉谟拉比而流芳史册的王朝化为了焦土。之后，他却没有据巴比伦为己有，而是率赫梯军队打道回府，成功制造了一场历史上最长距离的“飞车劫案”。他的行动造成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先前不为人知的民族加喜特人捡了便宜，占领了巴比伦城，然后在此统治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尽管赫梯历史中人称古王国时期的前一半因穆尔西里(Mursili)国王的赫赫功勋而知名，但我们在此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它的后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赫梯帝国”，帝国在青铜时代晚期繁盛起来，迈向了更为辉煌的时期，这段时期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2世纪的前几十年。其间最著名的国王当属苏庇路里乌玛一世(Suppiluliuma I，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他征服了大量领土，在贸易上与埃及新王国的法老们平起平坐，让赫梯人在古代近东地区取得了显赫地位。一位新近守寡的埃及王后甚至请求苏庇路里乌玛送一个儿子给她作丈夫，并与她共同统治埃及。尽管这位王后是谁至今尚未明确，她去世的丈夫又是谁也无法确定，但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认为王后是安赫塞纳蒙(Ankhsenamen)，而去世的埃及国王则是图坦卡蒙，此事我们将会在下文谈到。阿苏瓦反叛和阿黑亚瓦人溯源现在让我们回到约公元前1430年，当时赫梯人与他们的国王图特哈里一世/二世正忙着对付反叛的各国联盟，这些国家统称为“阿苏瓦”，位于土耳其西北、达达尼尔海峡内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加利波利(Gallipoli)战役就是在此打响的。赫梯泥板上给出了奋起反抗赫梯人的所有22个盟国的名字。对我们来说，这些名字多数已经失去了意义，具体位置也无从考证，但是盟国名单上最后两个名字“维鲁西亚”(Wilusiya)和“塔鲁伊撒”(Taruisa)却非同寻常，它们很可能指的是特洛伊及其周边地区。反叛显然是乘图特哈里一世/二世结束安纳托利亚西部军事行动而撤军之机爆发的。听到消息后，赫梯军队立即掉头向西北部的阿苏瓦进发，试图平息叛乱。赫梯文献告诉我们，图特哈里亲自率军击溃了阿苏瓦联军。据记载，一万名阿苏瓦士兵，六百组战马及其驭手，连同“被征服的人口、牛、羊(及)土地上的物产”被当作战俘和战利品带回了哈图沙。战俘中还包括阿苏瓦国王和他的儿子库库里(Kukkuli)以及几位其他王室成员及其家眷。之后，图特哈里任命库库里为阿苏瓦国王，重立阿苏瓦为赫梯王国的附庸国。但库库里很快又起兵反叛，不料再次成为赫梯人手下败将。库库里被处死，阿苏瓦联盟被摧垮，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阿苏瓦的遗产首先在于它的名字在现代的“亚细亚”(Asia)一名中还留有印记，但或许它还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有关，因为据学者考证，“维鲁西亚”和“塔鲁伊撒”与青铜时代特洛伊城的名字[也称“伊利昂”(Ilios)]及特洛伊周边地区的名字“特洛阿德”(Troad)非常相似。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谈上文提到的那把在哈图沙发现的带有图特哈里一世/二世铭文的剑了。如上文所述，这把剑并非当地所造，而是公元前15世纪主要用于希腊本土的一种剑。确切地说，这是一把迈锡尼剑(或是迈锡尼剑的高仿品)。这把剑为何用在了阿苏瓦反叛之中？挥舞它的是阿苏瓦士兵，是迈锡尼雇佣军，还是其他人物？这个问题仍是个不解之谜。除了叙述篇幅最长的那块泥板之外，提到阿苏瓦与反叛(或单独提到，或两者兼有)的赫梯泥板还有五块。其中有一块印证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开篇一语简单明了：“……于是说道：‘大王图特哈里：在我击垮阿苏瓦返回哈图沙之时……’”最有意思的当属一块书信残片，残缺之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尚能辨别出有两处提到了阿苏瓦国王，一处提到图特哈里，指出了一次军事行动，还提到了阿黑亚瓦人的土地、阿黑亚瓦国王以及属于阿黑亚瓦人国王的群岛。这封书信残缺不全，因此在同一文本中同时提及阿苏瓦和阿黑亚瓦并做太多解读容易让人误解，但它似乎说明当时阿苏瓦和阿黑亚瓦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封书信——最早在德国出版时编号为KUB XXVI 91——是赫梯国王寄送给阿黑亚瓦国王的，但近来有人认为，此信其实是阿黑亚瓦国王寄送给赫梯国王的，从这方面讲，这封书信可能是迄今发现的由阿黑亚瓦国王寄送并从阿黑亚瓦发出的唯一信件。但是，阿黑亚瓦究竟位于哪个地区，国王又是谁呢？我们在哪里寻找阿黑亚瓦？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学术界，但是多数学者现在都赞成这样一种说法，阿黑亚瓦就是希腊本土和迈锡尼，首都可能就是指迈锡尼城(Mycenae)。这种说法的理据来自哈图沙赫梯档案中的约25块泥板，这些泥板在不同情境中都提到了阿黑亚瓦，涉及时间近300年(从公元前15世纪到前13世纪末)，经过详尽分析，阿黑亚瓦指的就是希腊本土和迈锡尼人。在继续讲故事之前，我们还得说点题外话，这次我们要谈谈迈锡尼人。迈锡尼文明的发现及概述迈锡尼文明首次博得万众瞩目是在近150年前的18世纪中叶至末叶，故事的主角是有“迈锡尼考古之父”之名的海因里希·谢里曼。现代考古学家对此人爱恨交加，之所以恨他，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挖掘方法原始粗暴，部分原因在于他和他的考古报告的可信度有多高根本搞不清楚。19世纪70年代初，谢里曼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希萨利克(Hisarlik)进行挖掘，当时他认定那里就是特洛伊，既然他已经找到了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一方(这个我们将会讨论到)，那他理应就该找到迈锡尼一方。在希腊本土发现迈锡尼无疑要比之前在安纳托利亚发现特洛伊要容易得多，因为迈锡尼古遗址有一部分[包括著名的狮子门(Lion Gate)]一直矗立在地上，在数世纪之前就已被发现，有些部分还得以重建。19世纪70年代中期谢里曼开始挖掘的时候，附近迈锡尼(Mykenai)村的当地人直接就把他带到了遗址上。和之前一样，他并没有挖掘许可证，可这丝毫未能让他罢手。很快他就发掘出大量竖穴墓(shaft grave)，里面满是骨架、武器和黄金，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他马上给希腊国王发了一封电报，据报道他称自己“正凝视着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脸庞”，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当然，谢里曼就是在他是正确的时候也会离奇地犯错，这次搞错了坟墓和遗骸的时间。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竖穴墓(迈锡尼有两大墓葬圈)可以追溯到临近迈锡尼城与迈锡尼文明最辉煌时期的发端之时，也就是公元前1650年至前1500年之间，而不是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Achilles)的时代(约公元前1250年)。他的判断或许错位了四个世纪，但至少他没挖错地方。谢里曼并不是勘察这些青铜时代遗址的唯一的考古学家，赫里斯托斯·聪塔斯(Christos Tsountas)和詹姆斯·马纳特(James Manatt)等学者也致力于考古挖掘且比谢里曼更有成就，但谢里曼因其之前有关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的论断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谢里曼在迈锡尼和附近的梯林斯(Tiryns)遗址等地挖掘了几个季度之后，又在1878年和1880年两次重返特洛伊继续进行发掘。他还试图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进行挖掘，但并未成功。幸运的是，迈锡尼的考古留给了考古领域的专家，其中有两位伟大的考古学家，一位是来自辛辛那提大学的美国人卡尔·布利根(Carl Blegen)，另一位是来自剑桥大学的英国人艾伦·韦斯(Alan Wace)。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为界定迈锡尼文明及其整个发展历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韦斯主持英国考古队在迈锡尼的发掘工作长达数十年，这项发掘工作始自20世纪20年代，布利根不仅参加了1932年到1938年间在特洛伊的考古发掘，还参加了对希腊南部皮洛斯(Pylos)城的挖掘。1939年在皮洛斯挖掘的第一天，布利根和他的团队就发现了数块黏土板，这是后来陆续发现的用线形文字B记下来的巨型档案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中止了他们的挖掘工作，但是考古发掘在战争结束之后的1952年就得以恢复了。同年，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权威证实，线形文字B实际上是希腊语的一种早期版本。对在皮洛斯、迈锡尼、梯林斯、底比斯以及克诺索斯等古代遗址上发现的线形文字B的破译工作随即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对这种文字的破译为走进迈锡尼人的世界开启了一扇大门。对埃及、赫梯和阿卡德文字的破译让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古代遗址上从事研究的考古学者受益，同样，线形文字B所带来的文字证据也为已从考古挖掘中得知的信息锦上添花，使考古学家得以重建青铜时代的希腊世界。简言之，考古遗迹与铭文相结合，让现代学者将古代历史重建起来。我们现在知道，迈锡尼文明大致起源于公元前17世纪，大约同一时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开始从大地震中复苏。(根据考古术语)这场地震标志着该岛第一宫殿时期(the First Palatial period)向第二宫殿时期的过渡。韦斯和布利根将迈锡尼文明所属的时代命名为“希腊青铜时代(Helladic period)晚期”，将希腊青铜时代晚期I和II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至前15世纪，又将希腊青铜时代晚期III分成三个阶段：IIIA至前14世纪，IIIB至前13世纪，IIIC至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兴起的原因在考古界仍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个早期观点称，他们曾帮助埃及人将喜克索人逐出埃及，但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被人普遍接受了。若说迈锡尼竖穴墓中发现的物品提供了什么证据的话，这证据就是，迈锡尼受到的某些最初的影响来自克里特岛。事实上，埃文斯认为米诺斯人入侵过希腊本土，但后来者韦斯和布利根却认为其实恰恰相反，现在所有的学者都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当迈锡尼人占领克里特岛的时候，他们也接管了此处前往埃及和近东的国际贸易路线。他们(相对)突然地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会继续扮演这个角色，直至青铜时代晚期之末。显然埃及人将迈锡尼人称为“塔纳亚人”，而赫梯人则称之为“阿黑亚瓦人”，迦南人(假若在叙利亚稍北一点的乌加里特发现的文字可作为解释依据)对他们的称呼则与赫梯人很相似，称之为“黑亚瓦人”(Hiyawa)——或许据此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些源于地名的名称只适用于称呼迈锡尼人。如果这些名称指的不是迈锡尼人，那在埃及人和青铜时代晚期近东其他强国的文字记录中的就是些不知其名的民族了，但从这些地方出土的公元前14到前12世纪的大量迈锡尼花瓶和容器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场早期的特洛伊战争？如果“阿黑亚瓦”代表的是希腊本土和迈锡尼两者，如果出土于哈图沙的编号为KUB XXVI 91的书信中说明阿黑亚瓦出于某种原因加入了阿苏瓦对赫梯人的反叛，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这封信本身，以及所有涉及阿苏瓦反叛的信件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30年，这比公认的特洛伊战争(通常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至前1175年之间)早大约200年。上述种种资料，包括在哈图沙发现的刻有阿卡德语铭文的迈锡尼剑，彼此或许没有关联。然而，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它们解释为，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的战士参与了阿苏瓦对赫梯人的反叛。假若如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他们这次出兵相助不但被记录在了同一时期的赫梯文献之中，而且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记载于后来希腊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文学传统之中——这些记载和特洛伊战争无关，而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种种战斗和袭击，以阿喀琉斯(Achilles)等亚该亚英雄为主角传颂开来。如今的学者也认识到，就连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中也有对早于特洛伊战争(传统认为爆发于公元前1250年)几个世纪的战士和事件的记载，其中包括有关勇士埃阿斯(Ajax)的塔盾(tower shield)的描绘，这种盾牌在公元前13世纪之前就已不再使用了。还有一种很多英雄都用过的剑叫作“镶银”剑(phasganon arguwelon或xiphos arguroelon)，这种昂贵的武器早在特洛伊战争发生之前很久就已无人使用了。另外，《伊利亚特》第六卷中详细记述了柏勒洛丰(Bellerophon)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确知的是，柏勒洛丰这位希腊英雄的故事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梯林斯国王普洛透斯(Proteus)派柏勒洛丰从希腊本土的梯林斯出发前往安纳托利亚的利西亚。他完成了三大任务，克服了种种突如其来的阻碍，最终在安纳托利亚被赐予了一个王国。另外，根据《伊利亚特》记载，早在阿喀琉斯、阿伽门农、海伦和赫克托耳的时代之前——也就是在普里阿摩斯之父拉奥墨冬(Laomedon)的时代——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曾攻陷过特洛伊。他只用了六艘船就拿下了特洛伊(《伊利亚特》第五卷第638—642行)：人们说强大的赫拉克勒斯，我的父亲，是另外一种人，他勇敢坚忍，心如雄狮，曾经为了夺取拉奥墨冬的马，带着六艘船和不多的士兵来到这里(即特洛伊)，攻下伊利昂城，使街道荒凉无人迹。正如上文讲过的，如要找到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将其与前荷马时代征战于安纳托利亚大陆上的亚该亚战士的种种传统联系起来，发生在约公元前1430年的阿苏瓦反叛便浮出水面，这次事件是特洛伊战争之前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通过文字证据(如上文提到的赫梯信件第KUB XXVI 91号)也能证明，这是迈锡尼人(阿黑亚瓦人)曾经参与过的为数极少的事件之一。因此，我们可能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这个事件是不是同时代赫梯人记述中安纳托利亚的迈锡尼(阿黑亚瓦)战士或雇佣军征战故事的历史基础，是不是特洛伊战争前在安纳托利亚大陆展开军事行动的亚该亚战士的故事源头。我们可能还想知道，会不会正是这次阿苏瓦人也许蓄谋已久的反叛，成为他们在公元前15世纪40年代末与前15世纪30年代初向图特摩斯三世发起袭击的序曲。结语备受尊重的艺术史学家海伦·坎特(Helene Kantor)曾说道：“随时光流逝，历史留给我们的证据只是曾经存在的一小部分而已。每件舶来的器皿……都是业已消逝的许多其他器皿的代表。”事实上，大部分往来货品要么是容易腐烂的物品(因而消逝在历史之中)，要么作为原材料很快被加工成了上文提到过的武器和珠宝等其他物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青铜时代爱琴海诸国、埃及及近东地区之间贸易来往的规模要比我们当前通过考古发掘而了解到的大得多。或许我们应该在这种语境下去解读曼弗雷德·比耶塔克在埃及三角洲泰勒艾德—代巴图特摩斯三世宫殿发现的米诺斯风格绘画。它们不一定是某位米诺斯公主突发奇想下令绘成的，它们证明了公元前15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确存在国际交流、贸易和影响力，这些影响最远可达到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并反过来影响了埃及。对于这个世纪，我们可以这样做个小结。当时从爱琴海至美索不达米亚的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呈稳定上升趋势。此时，无论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人、迈锡尼人，还是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他们的地位都已稳定下来。喜克索人已被逐出埃及，埃及人则开始了如今我们所称的第十八王朝和新王国时期。但是，正如我们即将在下文探讨的，这不过是公元前14世纪国际化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开端而已。比方说，图特摩斯三世的多年征战与外交，以及之前哈特谢普苏特的和平商团与军事辉煌，两者结合起来，将埃及推向了国际霸权与经济繁荣的巅峰，这在埃及可谓前所未有。像这样，埃及一跃成为青铜时代晚期剩余时间里的强权之一，其他强权不但包括赫梯人、亚述人和加喜特人/巴比伦人，还包括米坦尼人、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和塞浦路斯人等建立的国度，我们将在以下各章谈及包括它们在内的列强。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之建议、推荐或指引。文章版权属于原著作权人，若您认为此文不宜被收录供大家免费阅读，请邮件或电话通知我们，我们收到通知后，会立即将您的作品从本网站删除。
返回 书虫子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