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3）
2022/10/10 1:24:01 书虫子
第四章 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复兴“三农”之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也是对“两山+两化”思想理论的直接体现。在21世纪全球资本过剩的大趋势下，中国的道路自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觉地推进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型。我们认为：在这个转型时期，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愈益明显，其价值化过程就会吸纳越多货币化和资本深化的金融增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所要求的绿色生产方式，就是有利于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诚然，这也是将“三农”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重中之重”的根本原因。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旺若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结合，首先需要组织创新，要结合国家生态化转型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制度体系，以“三变”改革来重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连接农民与现代化之间的桥梁；其次是制度创新，要为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构建“质量效益型”发展需要的市场载体，特别要求各地政策部门加强学习，主动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农村全域生态资源要素的整体性开发和“生态资本深化”带动的价值实现；最后是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探索非标资源和资产的标准化，实现不可分生态资源的拆细交易，为生态资本市场构建提供技术支撑。进而，若能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则可复兴“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正外部性”：一是从宏观层面筑牢国家应对国内外危机的基础；二是从中观层面构建城乡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稳态社会结构；三是从微观层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生计的可持续性。
一、敢问路在何方：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之路(一)农村生态资源：农村利益矛盾的肇始1.农村生态资源的多样性特征农村生态资源是指当前农村大量存在的具有多样性特征和生态功能且经济价值还未完全显化的山水田林湖草和其他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农村生态资源作为经济要素因其内生的结构性黏连而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唯其如此，才能构成大自然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据此看，生态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提供物质产品，如水资源、优质空气、林木、肉类以及生物能源等；二是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定二氧化碳、生产氧气、调蓄洪水、调节气候等；三是生态文化服务，如旅游观光、生态疗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古往今来，农村生态资源可以在传统社会直接被人类消费，也可以在近代社会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租赁或多种方式被用于其他开发，来体现其价值。农村生态资源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公共性，也即农村生态资源具有公共物品所具备的两大属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村生态资源也就具有了外部性；二是既有地域性也有整体性，比如局部的“高山冷凉小气候”、特有的珍稀动植物等具有地域性或地理专属性，而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又具有整体性；三是农村生态资源具有立体性，空间资源构成了农村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单一资源或平面开发思维认识和利用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反生态的观念和行为；四是个体消费的不易量化性，即许多农村生态资源如对山泉溪水、多元化物种，以及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没有光污染的星空等的个人消费是无法进行计量的；五是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多维性，即农村生态资源有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等。以上是农村生态资源本身的特点。但任何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源，都在于其具有使用价值，也就是对人类的有用性。所以，农村生态资源是和人的需求、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农村生态资源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关系，农村生态资源也就具有了社会特征。综上，中国在新时代的生态化转型势必以“两山+两化”为指导思想，要求社会各界自觉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发展来彻底改变过去的“粗放数量型增长”方式；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严峻局面下，尤其要在“三农”领域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多元化发展。2.农村生态资源产权所编织的产权网一方面，从经济学视野和产权理论的角度看，农村生态资源产权作为一张布局错落有致的产权网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综合系统是由不同子系统和元素联网组织成的，每个子系统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对一个全域系统的生态环境中任何子系统的破坏，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的生态资源开发和利用环节，所以它们的产权关系内在地具有生态联系性和系统整体性。同时，正是由于农村生态资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导致其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在此前的“粗放数量型增长”时期，对应着形成的是以“数量型合约”关系为制度基础的“粗放”市场，各类利益主体往往是简单化地切割生态资源的某一部分用于交易，在少数人占有收益的同时，一般都造成了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多重“负外部性”。虽然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的是产权越是清晰明确，交易就越是容易达成。但巴泽尔认为产权的界定是需要成本的，可能会出现成本过大而无法明确产权的情况，因此产权实际上常常不可能界定清晰。张黎明的研究也表明：森林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有效执行为产权主体的权益实现提供了保障，但现实情况是，产权界定和执行的成本高昂，足以抵消甚至是超过产权当事人的可能收益。总体来说，就整个农村生态资源系统而言，想要明确界定产权是非常困难的。但产权界定不明确并不代表农村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实现，奥斯特罗姆等人认为像森林、草原和水域等资源属于“公共池塘资源”，虽然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值得注意，但在公用地资源利用过程中人们是能够自身实现制度创新的，并由此导向自主和民主的合作机制。美国历史学家孟泽思在研究中国清朝的森林管理时，明确提出森林作为特定地方的小规模自然资源，又有其道义经济的意义。这里介绍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把造成市场关系失灵的“外部性”问题纳入讨论范围。据此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也有利于我们加深生态化转型和乡村振兴必须以“两山+两化”为指导思想的认识。3.靠山吃山与靠水吃水从社会视野和生存角度看，农村生态资源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与农民生计、农村文化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俗话说“靠山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首先看土地为主体的平面资源开发中的问题。众所周知，土地具有多功能性，以土地为主的农村生态资源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黄宗智就基于中国乡村研究认为小农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由于中国农民长期没有国家财政供给的社会保障(或者说保障力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在国家或者集体提供土地，农户家庭提供劳动力的条件下，土地的收益一方面用于基本的粮食和食品供给；另一方面则用于农民的医疗、养老，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现金开支需要，这符合社会保障构成要件。总体而言，土地的保障功能体现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其次，除耕地外，森林资源也是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山区农村重要的生计物质基础。比如作为国家重要连片贫困地区的秦巴山区，由于山高谷深的自然条件，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极少且许多耕地甚至位于极端险峻的坡度高于45度的山坡上，农民常常在森林中采集蕨类、菌类植物和在林下养殖跑山鸡等用于食用，同时采拾柴薪用于生火做饭和冬季取暖，砍伐一些树木用于建房，他们对山林具有很强的生计依赖。类似地，位于横断山脉香格里拉高海拔地区的藏族村民，其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雨季在深林中采集松茸等珍贵菌类到市场上销售。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地的牧民对草原也有比较强的生计依赖……此外，农村生态资源还有其他非物质保障、社会文化延续的功能，这对于多样化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苗族的神树崇拜不仅有文化意涵还有社会生态功能，还有傣族的水信仰和水崇拜所蕴含的民族和社区认同以及生态珍视等。这些功能对作为“他者”的外部资本投资人可能并不显著甚至没有作用，但对于村社共同体内部人员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农村生态资源具有社会保障、社区认同和文化传承等社会功能的时候，想要将其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和简单化地作为商品直接推入市场，在客观上并不具有可行性。因为这些资源的生存保障功能和其他无法被市场主体识别和认可的功能，其所有者或依赖者不会从单纯的经济理性和市场思维来行动。而这恰是以往与“粗放”增长相配套的数量型合约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就像政治经济学中常常讨论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一样，由于劳动力要素是和劳动者紧密结合的，如果只是将劳动力当作一般市场要素(即资本)进行交易，一方面不符合社会价值取向上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生产系统的“内爆”，造成严峻的社会问题，甚至是阶级问题。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生态资源虽然不像劳动力资源那样完全和劳动者结合，但农民对其具有极强的生计依赖关系和文化情感认同，使得这些资源也具有了人格化特征，想要直接将这些资源作为市场要素按照一般经济规律进行交易，可能因为高交易成本而导致交易合约无法达成，即使交易达成也会造成对农民的损害、进而招致如“弱者的武器”这样的报复行为。据此看以往农村中大量发生的利益矛盾，甚至因此引发的对抗性冲突，大多与这种简单化地推进市场交易有直接关系，所派生的法律诉讼及维稳“扫黑”等制度成本属于“负外部性”，往往被转嫁到社会上，严重影响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二)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1.什么是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就是生态物品由资源变为资产并进一步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可以被称为农村生态资源的资本化。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并非是财产关系的根本性变更，而是新条件下其表现形态和方式的变化。因此，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实物形态到价值形态的转变，也即本文提出的价值化，是将作为实物形态的农村生态资源抽象为以“使用价值”为内涵的虚拟价值形态表达；二是指农村生态资源的多维度价值最终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且产生经济效益。2.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既有的一些研究从对资源、资本的认识角度对农村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从而探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过程。许多资源不仅具有被人们直接利用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间接服务于人类的生态价值。农村生态资源就是具有这一双重价值的载体，是资源个体价值和资源生态价值的统一。农村生态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生态资源是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承载能力的各类自然资源，构成生态环境的具有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承载能力的各类自然和人工要素。生态资产则包含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同时具有盈利能力和公共福利。生态资产是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且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稀缺自然资源。生态资本是一种“存量”，是能产生未来收入流的生态资产，具有“增值性”。一般情况下，当资源变得稀缺并具有明确的产权之后，即可变为资产，这一过程称为资源资产化；资产用于增值创造收入时即成为资本，这一过程称为资产资本化。在“两山+两化”的指导思想下，生态资产的资本化是实现生态资产价值并增值的有效方法，农村生态资源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经历农村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的过程。进一步，有产权的生态资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转变为资本流动起来，农村生态资源变成生态资产，稀缺性是农村生态资源成为生态资产的重要条件；生态资产变为生态资本是生态价值体现的最终结果。3.生产增值：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运作模式我们认为，由于这类生态资源转化为资产的增值性属于可测度的预期收益，并且其收益率高于一般金融市场吸纳社会投资的资本产品，因此，应该有条件地利用各地产权交易所开设“可拆细、可连续”的生态资源产权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ver the Counter Bulletin Board，简称OTCBB)，也应该在资源性生态资产通过内部交易形成价格之后，引入抵押担保，及时推出期货交易；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嵌套使用，来构建组合投资的交易条件。同期，也可以采用PPP方式加强生态修复及其“结构性黏连”的性质所决定的综合系统开发。生态资产资本化运营是利用市场经济手段保护农村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并直接或者间接创造利润的生态经济运作模式，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环境保护体制改革目标具有高度统一性。生态资产资本化的运营平台在于生态市场构建，生态市场是生态资产资本化运营的节点，既是前一轮生态资本运营的归宿点，又是新一轮生态资本运营的出发点，既是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载体，又是生态资产整体增值的平台。生态市场是生态资产资本化运营的必然产物，包括生态投资市场、生态技术市场和生态消费市场，分别对应于生态资本运营的资本积累、资本投放和资本扩张。在生态市场上的交易使得生态资产有了转化成为生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可能，生态市场上的资本化运营离不开对生态资产开发利用具有决定权、操作权的企业、组织、机构或个人。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农村生态资源资本化的主体职能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代表国家、集体行使生态资产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机构和相关企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承担。生态资产资本化运作的对象主要是生态权属、生态资产存量、生态资产流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生态资本化的主要模式：生产增值模式，通过不断挖掘其新的生态生产要素，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满足人们绿色消费的新型生态产品，将其使用价值直接开发转为交换价值，进入生态市场实现资产增值；共生增值模式，通过开发生态资产存量共生功能，推进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通过整体优化、科学配置生态资产提升生态资产质量及其社会服务能力，进而全面提升整治优化改造区的经济社会价值，以开发收益反哺生态建设，形成更优的生态环境；盘活增值模式，通过完善和建立生态资产交易制度和市场，生态资产所有者通过转让、租赁、承包、买卖等形式交易生态资产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获得生态资产增值收益；服务增值模式，基于政府政策的生态补偿和基于市场的生态服务付费是两种相互补充的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开发、资本运作，使生态服务许可证能够在市场平台上进行交易，使其价值得以真正实现。(三)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关系国本的国之大计长久以来，我们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主义的道路上奋进，虽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粗放的数量型增长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自身的失衡，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全面过剩，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新的经济成长支撑点还未找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较多的负外部性，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风险加大以及人的精神压力等。总体而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现代性风险在不断扩大，风险社会特征越来越显著。1.乡村振兴助力器在中国发展进入必须进行根本性转型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报告，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判断，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是要求我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构建生态经济体系。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三农”工作总抓手，其也是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最为重要且内涵最为丰富的战略。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就是走城乡融合道路，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多种业态，而三产融合的物质基础不再是一般农业的“三要素”，而是具有多样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能够满足城市市民需求的农村生态资源。所以，推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2.宏观经济风险化解器我们的生态建设曾经长期集中在单纯的生态保护层面，并未将农村生态资源作为可以直接产生收益的资产和投资标的。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态建设工作长期以来都是以财政的直接支出作为主要经费来源……而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吃紧的状况，不依靠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而单纯凭借政府投入是几乎不可能持续的。类似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财政总体紧张的情况下又要进行乡村大规模基本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负担会进一步加大。更为宏观和严峻的问题是在全球产业、商业和金融资本全面过剩的一般情况下，麇集于城市的资本必然进一步吹大泡沫，放大风险。加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金融争端，使得国内过剩的资本要么寻找到新的投资场域和标的，要么就只能在国内资本收益率降低的情况下大规模外流。基于此，如果能够让农村大量沉淀的没有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生态资源的价值显化，就可以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吸纳流动性。比如，目前金融市场的一般投资品的回报率为4%—5%，而南方林木资源一年的平均增值率已经达到8%—10%，后者回报率远高于前者。所以，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生态资本深化，不仅能够将生态保护由成本转化为收益，还能实现“金融替代财政”，一方面减轻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吸纳过剩流动性，降低金融风险。只不过我们长期受工业化文明的熏陶，还缺乏生态文明深化体制改革的措施，缺乏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的金融工具。3.城乡融合连接器中观层面的背景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从工业化初期的二元结构和农村单方面支持城市逐步转变为城乡融合和农村优先发展。这样的转变内含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占人口近半数的城市中产市民群体逐渐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长期以来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虽然因城市化进城，数量相对减少，但依然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乡村农民和城市市民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关系当然也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如何对新的社会结构形成良好的治理，特别是应对中产群体兴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是社会治理层面的重要任务。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两个群体能够形成良性的融合与互动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而良性的互动最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构建以共同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动态博弈关系。所以，新时代的城乡融合意义重大，并非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旅游、休闲体验等市民下乡消费行为，而是革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樊篱，促进市民下乡进行投资与农民形成多样化的财产关系。同时，通过城乡文化融合创新、农民市民共建兴趣社群、市民参与乡村治理等多种形式构建城乡之间的深度互动关系。最终以占国民绝大多数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契约关系”构建社会的稳态结构，以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来夯实中国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最重要基础。4.乡村治理重构器微观层面则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和可持续性生计，筑牢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中国农村生态资源条件优越的地区常常位于偏远山区，也常常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的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且生产条件恶劣，无法按照一般的产业化农业的逻辑推动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以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现代化，配合农民大量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共同导致农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益部分占比大幅度下降，劳动性收益占比上升但并不具有稳定性。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财产性资源就是长期沉淀着的大量的农村生态资源，而在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推动市民下乡和三产融合发展的条件下，这些农村生态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带来的增值收益远高于一产化开发条件下的收入。与此同时，40多年来“去组织化”倾向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仅将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以村社自治为主要手段的低成本治理模式打破，还釜底抽薪地彻底将治理的经济基础也连根拔起，导致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不断攀升的治理成本，且财政的大规模投入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倾向。重构乡村的低成本简约治理体系需要首先夯实治理的经济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水田林湖草农村生态资源的系统性和立体性开发，本身就需要配合资源整合的以产权制度安排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制度体系，但在耕地、宅基地以及部分林地都分到每家每户的情况下，只有集体林地、水域和空间资源等由于历史原因或客观不可分性而被村社集体占有，在农村生态资源三产化开发产生大规模增值预期的背景下，这些资源的增值收益被村社集体占有进而能够构成治理的经济基础，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农民的再组织化和乡村低成本有效治理体系重构。
二、农村生态资源的全域整体开发(一)理解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他也明确要求：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靠集体经济提高组织化才能把乡村振兴战略融入现代化，这就要通过发展综合性合作社来壮大集体经济。立足于客观实际来看，在进行农村生态资源全域整体开发促进价值实现的大背景下，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将会显得尤为重要。1.解开农户与集体对立的政策死结在农业一产化思路下，许多地方走不出农户与集体对立的政策死结，这是因为耕地作为一产化农业的主要要素，早就已经分配给农户几十年了，再想集中起来会非常困难。而从农业三产化的角度来看，真正能够被资本化开发和再定价的要素，恰好是因具有不可分割性而还没有也不可能被分到户的阳光、泉水、空气、山林等农村生态资源以及乡村文化资源。这些以“山水田林湖草”为名的资源要素在农业一产化时代几乎没有被定价，因此就具有被定价和再定价的增值空间。而要对这些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排他性占有和开发，就需要发挥集体作为资源产权归属主体的作用。从理论上看，农村生态资源因全域性和立体性导致内涵的多样性，占有农村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对不同内涵的消费以及形成的消费需求弹性是不同的，因而产生定价多样性的困境。效用不同导致其价值内涵不同，而内涵不同又导致单一价格没有办法确定。同时，由于从平面资源开发演进到立体空间资源开发，多样化的不同生态资源之间具有结构化的黏性，在产权、功能和价值上皆不可分割。因此，乡村生态化转型对生态资源必须是整体定价，而非分散定价。所以，要对这些符合一、二、三产业融合要求的资源要素进行开发，就必须借助于以地缘为财产权利边界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而通过“三变”重构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借此直接占有这些要素被三产化的再定价收益用于对村民股东的分配，据此形成乡村基层有效治理的经济基础。2.对外合作的“中间人”无论是过去的农业产业化阶段还是在实施三产融合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阶段，任何外来主体想要进入农村都会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借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极度分散的且具有不同边界的资源要素，以及其背后不同权利类型和不同权利诉求的兼业化小农。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山区，因地块破碎、边界参差导致外来资本与分散村民谈判的成本极高，更何况土地、林地等资源本身附着了生存功能与福利功能，其产权构造也极其复杂，外来主体完全按照外部市场规则和契约要件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流转或征迁，都会因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存成本过高而面临极大的困难。从政策上看，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发展三产融合，对资源的多样性、整体性和全域性有更高的要求，由于这些资源既包括生态山水和自然景观，也包括古居风俗，其资源特性和产权归属各异，部分资源在区域内又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一般外来主体开发时常会因难以厘清的财产与社会关系而引发冲突。我们目前在社会上所看到的外来主体直接进入且相对顺利推进的项目，其背后总是有地方政府背书的成分，实际上这只是将交易成本转嫁给了地方政府，当基层政府无法化解矛盾之时，势必引发基层群众上访“告御状”；而中央事实上不可能化解交易成本陷阱。若遇危机，则表现为社会总体风险的爆发。所以，应该由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中介”作用化解交易费用，首先利用村社熟人社会的特征和集体资产(包括国家投入转化成集体的“三资”)的杠杆作用将全域农村生态资源集中，再由集体经济组织发挥资产经营管理的作用，与包括公司、合作社、个体经营者在内的不同经营主体进行谈判，最终形成全域农村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3.收入分配公平化前文已经提到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全域农村生态资源的管理和运营主体能够提高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增值空间，使得由农户单独占有的部分资源开发的收益因分享全域“总租值”增加而提高；与此同时，结合集体产权制度股份化改革，农户可以较为平等地享受集体资产增值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村内的收入差距；最后，由集体留存的部分收益也可以用来接济和支持少数深度贫困家庭，起到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经济上的生产关系会作用于上层建筑层面的社会关系。上文中明确农村生态资源因多样性、立体性和资源间的黏性而需要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进行整体开发，这就要求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资源的集中需求和整体性开发方式必然对应着社区治理方式上的“再组织化”，由于不再可能用强制性命令的方式实现集中而只能采取协商谈判的途径和股份合作的方式，最后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治理方式上的变革则为多元互动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治理作为上层建筑是有成本的。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资产、资源和资金就是其开展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在长期“去组织化”的背景下，集体掌握的资产、资源和资金越来越少，无法发挥提供社区公共产品、调动村民社区参与等方面的作用，乡村治理陷入衰败。而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在应对乡村治理“阙如”问题时的措施是将政权下伸，利用政府财政和行政手段提供乡村治理公共物品，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效益并不显著。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明确强调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为重构乡村低成本的简约有效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二)一种新设想：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的三级市场模式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农业三产化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前文中已经讨论了农村资源属性和经济基础的特征导致任何外来主体进入时都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但不同的产权与制度设计又会反过来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资本化的收益以及如何对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是城乡融合和三产融合背景下进行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制度建构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结合中国在改革前30年城市工业化提取“三农”剩余，以及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依靠中国农村传统的“村社理性”加强组织建设，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地资源资本化及其收益分配社会化。即，在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采用国家信用配合政策手段反哺乡村的机遇下，应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资源价值化。为此，应该参考成熟的资本市场制度来改造过去对农村资源“一卖了之”的粗放型招商引资。1.一级市场：特别的股权化设想中国农村资源的产权一直以来不是以个体为边界，而是以村社和地缘为边界的。如果是单姓村，就是血缘与地缘重合形成土地和资源的产权边界。在农业三产化背景下，首先需要对全域即整个村社(常常为自然村)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做出勘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资源认定并不是按照村内居民的标准来进行，而是根据具有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城市市民的需要来确定的。因为三产化所对应的业态多种多样，曾经在一产化条件下不可能被定价的资源在三产化条件下就有很高的溢价可能。在进行勘查之后，对于任何可以对应的有经济效益的资源做资产化的定价，依法统一由集体所有，按政策做股到户。在地化资源的一级市场原初交易首先在村内进行，因“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资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网络在各主体之间构建起结构性合约，产生的风险也因村社理性的存在较容易被内部化处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村内财产所有权主体促进村内交易的规范化，比如制定股权证在村内质押的资产管理规则，将外部市场中规范交易的流程逐步引入。通过一级市场完成乡村资源转化为价值化股权的核心观点，在于内部定价既能提高集体经济对外谈判地位，应对资本下乡，又能体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政策目标。过去，在原来农户已经分散占有财产条件下交易费用过大，外来投资人很难进入，即使勉强进入，也会造成很多矛盾。唯有村集体内部定价方可降低交易成本。承接官方投资的村级组织发动本村农户参与协商，通过内部化的原初定价，来实现村域内的资源变资产。利用股份的可拆性和灵活性，增加村内股权的类型和层次，以差异化的股权设置来应对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不搞一刀切。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资产的定价发行人，是按照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来内部协商定价，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村集体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能够在二级和三级市场获得更大溢价收益，如“塘约模式”中全体村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每年只按照约定价格领取资产性底线收入，更大部分则来自资产经过经营增值后的分红收入。农村的各资源资产要素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是内部按照民主协商的原则形成资产价格。以一产价格定价，也便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来托底回购之后再转租。我们当然知道，农村“再组织化”对于中西部广泛存在的集体组织溃败、集体经济空壳村庄来说并不容易，很多地方为了掩盖本级政府粗放市场、懒政怠政，也假托意识形态指称农民“谈合色变”。这就尤其需要国家把政府投入作为重建和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杠杆”，以宪法为据清理法规政策，改变近年来国家大量支农资金下乡被私人部门“精英俘获”的复杂状况，这也要求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承接财政项目和资金下乡。具体做法就是“以投作股”：将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各部门涉农项目经费和他人捐赠都以“专项资金”名目注入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也可以借由产权制度改革确权给集体，形成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再按比例或资产性质分为集体股(优先股)和成员股(普通股)。其中成员股按照参与本村集体劳动的年份平均量化(或者差异量化)到村民股东，村集体参股合作社的资产则按照剩余盈余按比例分配。政府投资到村的“专项资金”不得以现金形式分配给社员，且应该要求社员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实物或现金配股，才能得到专项资金分配的股份。一方面，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可变资金产生的收益可以在集体内部分配，避免精英俘获；另一方面，财政资金投入可以充实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村民与村集体形成紧密的财产关系，进而形成紧密的社会和治理关系。到此，村内资源的初次定价完成，村内原初市场发育起来。2.二级市场：多元化进入下的公平在农村生态资源完成一级市场内部初次定价之后，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提高农民的对外谈判地位、吸纳外部投资人进入二级市场来实现乡村要素再定价。对于集体所有的这些可供开发的资产，组建多种合作社或其他经营主体，将价值化资产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形式交给不同合作社，而合作社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进一步引进外来主体和资本，形成类似于PPP的开发模式，实现资源的多样性开发和组合性投资，因为多种合约形成的约束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比如，农村的日出日落和星空云海，以及“带甜味的空气”，加上国家水利投入建设的山坪塘坝、山水田林湖草等资源性资产被内部定价之后，可以作为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给农旅合作社，收益由合作社按股返给集体，再对成员股权做分配。当然，集体范围内全域资产应尽可能和外部官方经济主体通过二级市场对接，而不是先去和外部私人主体对接。和外部投资主体对接的目的，是加强(扩充)集体资产的财产份额。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农商行、农行、农发行和政府投资基金等本地注册的金融机构，设置针对集体资源性资产的信用额度。在信用额度内，对集体控股企业申报项目有减免审批程序的优惠。理论上，政府金融机构支持集体经济是题中之义；集体的资源性资产如果不和官方金融对接，其活化程度就不高，如果仅靠私人资本来做活化，那就意味着二级市场增值空间给了私人资本。但集体资产份额在进入市场之前不可抵押，没有信贷可得性。但是，政府资金既可以增信，也能作为杠杆撬动集体域内资源形成经济资产。现实中，如果金融部门增信的困难大，政府可以用自有基金先增信。由此，农村资源通过价值化创新纳入现代市场经济，就可以不再被稀缺资本控制，而是有条件与多元化的投入者对等谈判，吸引包括创意设计企业、社会组织、电商等不同城市主体与农民联合创业。这一方面降低了外部主体进入农村的谈判成本，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因垄断了全域资源并且获得官方金融支持进而市场势力大幅度提高，能够形成相对平等和互信的交易关系，并且，在做二级市场有序开放时，农村集体是参与公平竞争的，第一是自己有资源资产，第二是官方给定的可减免审批程序直接使用的信用额度。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生态资源所有者与外部资本形成平等交易，促进内外部沟通形成的市场，能够平稳而持续地引入外来资本，撬动本地资源面向城市和三产的开发，形成价值化增值。而大规模的增量收益又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扩大再生产以及村社集体提供公共服务、改善乡村治理、进一步增加区域总地租的经济基础。3.三级市场：场外交易与创新融资模式所谓三级市场，是指在二级市场基础之上进一步创新直接融资方式。亦即进入乡土社会的各种经营主体进一步做社会化包装，创新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分布式生态和文化资源的可回溯信用进行再包装定价，形成针对农村优质资产租赁经营为载体、市民绿色消费参与内容的社会信用区块，进而才可能有比较制度优势去对接国内外金融资本。相对而言，直接开放外资进入农业这种尚未完成货币化的资源经济和战略命脉的政策则欠缜密。为最大限度适应既定的金融开放，尽可能积极地发挥金融市场对乡村经济的杠杆作用，促进农村在地资源价值显化和活化，可以考虑以县或更大区域为单位活化生态产品的产权市场。为此，可以借鉴资本市场的场外交易，引入股票、期货等手段，让在地化全域农村生态资源演变成可拆分、可连续交易的产品，经域内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投资人交投后推出交易价格，吸引外部投资人进入。同时，要引入资本市场活化在地资源，还必须有一个标的物的“回购商”。然而，由于标的物的在地性和不宜交割性，所以应该让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主体来承担“回购商”的角色，在交易终止而投资人不能交割时做托底回购。但集体经济组织只需用村社内部一级市场的价格对标的进行回购，因为无论是无风险回报率还是因市场溢价而形成的风险溢价，相关增值收益在这一轮交易和经营过程中已经被分配。如果某个区域的生态化资产由多个村社共用占有，那么就由乡镇一级发挥作用，对接需要进行交割的外部投资人，再将资产权益交回给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按原初定价折算给投资商。
三、探索与实践：对几个真实案例的再剖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我们提出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三级市场制度设计之前，全国各地开发和利用农村生态资源已经有了很多的实践探索，如浙江丽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探索，其开展市县乡三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测算为生态资源价值化奠定了数据基础；宁夏隆德“以投转股”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夯实了集体经济组织这一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关键载体，是政府政策和制度层面的有益探索；重庆城口岚天乡依托农村生态资源推进“三变”改革，初步完成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构建；贵州罗甸为单株海南黄花梨颁发不动产权证并尝试开展产权交易，则是对以产权交易为核心内容的第三级市场的有益探索。各地实践的侧重点不一样，路径方法不尽相同，推进进度和结果也各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都与中央生态化转型需要的制度设计有所呼应，对丰富我们的理论有所裨益，在实践创新方面值得借鉴。案例的选取与顺序安排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本章主要对四个地方的实践案例进行介绍。(一)浙江丽水：从GDP到GEP生态产品价值，可以定义为区域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近年来，丽水市全力践行“两山”理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算、调节、服务及文化、制度政策设计等方面先行探索。1.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1)守住了这方净土，就守住了“金饭碗”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曾先后8次到丽水调研，尤其是2006年7月29日第7次到丽水调研时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并殷切嘱托丽水的干部群众“守住了这方净土，就守住了‘金饭碗’”，“一定要走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2018年4月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又专门点赞丽水，指出“浙江丽水市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进程指数、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2)从政策到机制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明确在浙江、江西、贵州、青海等四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要求，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3)对GEP新体系的探索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对丽水作出“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决定，考核导向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多年以来，丽水市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功能布局、发展水平和工作特色，制定推行了促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全新考核办法，构建形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新体系。2018年7月，丽水市发布《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资产核算研究报告》。2019年3月，《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由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标志着丽水承担起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先行先试的重要责任。2.解析GEP的丽水模式(1)构筑GEP核算大框架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合作，开展GEP核算探索，包括构建丽水市GEP与生态资产核算框架和指标体系；开展丽水市GEP的功能量、价值量核算；以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为对象，核算丽水市各类生态资产指数及生态资产综合指数。2018年7月发布了《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资产核算研究报告》。根据核算结果，2017年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4672.89亿元，包括调节服务、物质产品生产、文化服务三类，其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价值最高，为2579.49亿元，占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55.2%，其次是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总价值，为1933.11亿元，占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41.37%，生态系统物质产品总价值为160.29亿元，占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3.43%。2019年5月，由浙江大学、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丽水)两山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首份以村为单位的GEP核算报告《遂昌县大田村GEP核算报告》出炉。大田村GEP包括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部分价值。其中，物质产品包括林养土鸡、清水溪鱼等农林畜牧业和渔业产品；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洪水调蓄、水环境净化、固碳、气候调节等；文化服务包括生态旅游与休闲资源。经过测算，大田村GEP中调节服务价值最高，约为1.276亿元，物质产品价值约为0.246亿元，文化服务价值约为0.081亿元；合计约为1.603亿元。(2)生态保护区与生态红线区全市95.8%的区域列为限制工业进入的生态保护区，其中生态红线区占比达31.9%。制定了涵盖一、二、三产业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按照“园区外无工业，园区内无非生态工业”的理念推进腾笼换鸟。编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全面开展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试点。(3)从“卖柿子”到“卖风景”依托生态环境、气候条件、山区资源等天然优势，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积极探索资源资产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林权改革”“河权到户”等首创性改革，实现从“卖柿子”到“卖风景”的转变。(4)为生态让路以生态核心区、高山远山、地质灾害点为重点，连续实施两轮“十万农民异地搬迁规划”，让位于生态。着力将绿色循环理念植入发展进程，利用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宜人的气候等天然优势，吸引环境适宜性企业落户发展。通过生态+、品牌+、互联网+，深化全域旅游，做精“丽水山居”，做大“丽水山耕”，做强“丽水赶街”。(5)丽水大花园依托各县(市、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形成独具特色、各领风骚的优势特征，包括龙泉青瓷和宝剑、青田石雕、云和木玩与梯田等。通过农旅融合、城旅融合、文旅融合等理念，将丽水全域作为一个大花园，全力打造“慢生活、漫享受、寻乡愁”的世界一流生态旅游目的地。3.让叶子变成票子(1)量化“绿水青山”“叶子变票子、水流变资金流”。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和总量一直占据全省一半以上份额，居全国各地市第一，“河权到户”实现河道管理和河道经营的有机统一，已完成河道承包243条，承包人每公里河道增收达8000元以上。“农民变股东、资产变资本”。完成2727个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220万农民变成了股东，并实现了林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以及茶园、石雕、农副产品仓单、股权、农村水利工程产权等抵押贷款。全市涉农贷款余额908.6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50.75%，高于全国平均数30个百分点。“信用变信贷，村里变城里”。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基本金融服务不出村。(2)夯实“绿水青山”底蕴目前，丽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14年浙江省全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全省第一，生态文明总指数全省第一。境内水质达标率98%，饮用水合格率100%，水环境质量全省第一。每立方厘米空气的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为2800个，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全省第一，各县(市、区)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市区空气优良率93.2%，是全国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唯一的非沿海、低海拔城市。最新统计显示，丽水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1.7%，位居全国第二。据测算，2017年，全市实现GEP 4672.89亿元，较2006年增加2576.5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值率为86.7%。(3)走在全国前列的丽水农民收入截至目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已连续9年位居全省第一，农民收入水平由2006年低于全国平均200元增加到201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40元，是2015年的1.5倍。“丽水山耕”品牌价值26.59亿元，累计全市销售额达104.69亿元，产品平均溢价率超过30%。全市累计培育民宿农家乐3881家，实现年营业总收入增长30%以上。目前全市建设8200余个赶街村级电商服务站，7个县入选全国电商百佳县，数量居全国第一。赶街模式还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区)的44个县。上市公司科伦药业并购丽水市所属龙泉市国镜药业，主要是因龙泉生态环境优越，降低了过滤器更换周期，系统维护费下降近60%。4.多视角探究丽水经验的背后(1)GEP核算模式的具体内容核算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就是分析与评价丽水市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及其经济价值。GEP共有15个核算指标，25个核算科目。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从功能量和价值量两个角度核算。先根据生态环境监测、水文监测和气象监测，以及统计数据，核算各类生态系统物质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然后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旅行费用法等方法，确定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最后，在各类生态产品与服务功能量核算与价格的基础上，核算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2)“河权到户”与水利富民“河权到户”是将村子的河道打包承包，以河养河，目前形成了股份、个人、集体、合作社等多种河道承包模式。通过厘清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边界，变政府治水为共同治水，同时将承包收入、渔业收入及工资收入，甚至多元的潜在溢价等交给农民，做到在最严格生态保护下的水利富民。(3)生态品牌与电商平台的深度联姻“丽水山耕”品牌是丽水市注册的全国首个含有地级市名的集体商标，以政府所有、生态农业协会注册、国有农投公司运营的模式，建立全产业链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电商化营销模式，通过“赶街”公司+村级电商服务站，借助网商平台，把农产品变成农商品，卖向全国各地。(4)“三权”抵押贷款丽水林权改革建立起来包含林权确权发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贷款发放、交易流转、司法处置、风险缓释、财政奖励等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人民银行发挥牵头作用，林业、财政、法院等部门全力配合，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共同完成；并发展成“林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为主的抵押贷款模式。(5)“审山审水审空气”率先建立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探索健全自然资源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管体制。组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订出台《丽水市生态环境损害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试行)》。(6)农村金融改革先行一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信用县“四信联建”，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推进村级担保组织和资金互助社建设，着力解决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法律障碍和不良贷款处置难等问题；创建农村金融服务站，实现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县域全覆盖。(7)全域旅游大景区把丽水当作一个大景区，促进旅游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旅融合，走休闲养生路线，发展“丽水山居”民宿、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旅游项目，打造有机农产品、民俗演艺精品节目等；全市12家国有旅游公司启动旅游景区的资本化、旅游公司的实体化、旅游资产的证券化“三化”改革。案例评述：丽水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许多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首先，树立了符合生态文明的全域和系统思维，将丽水市域当作一个大景区，突出全区域、全要素和全产业链，立足于全域生态文化价值提升进行战略布局和改革试点。其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GEP核算的试点，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且使用的方法和核算的结果也较有公信力和科学性。另外，丽水市将生态环境审计纳入干部考评当中，进一步从行政体制机制上对生态文明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再次，丽水将生态文化内涵融入到产业和产品中，推出了“丽水山耕”生态农产品、“丽水山景”乡村旅游、“丽水山居”田园民宿公用品牌，带动了全域农文旅品牌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开展营销推介，拉近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最后，丽水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的试点探索还有向纵深推进的必要和条件，一是测算出来的GEP数据如何真正转化为生态价值并且显化是摆在丽水试点工作面前的突出难题，比如怎样和资本市场结合；二是如何让生态价值增值和效益显化真正惠及普通群众，改变有些地方教条化地维护生态环境而迁出老百姓的做法，深入体现人与资源的和谐共生原则。这里就有前文中一、二级市场体系建设的必要，也就是要进一步完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农村“三变”改革。(二)宁夏隆德李士村：“以投转股”与集体经济1.从5万元起步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宁夏隆德县2018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区农业农村厅确定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投改股)改革试点工作。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整合各类扶持资金7117万元，覆盖全县102个村(社区)。2018年村集体实现收益299.16万元，共有8个乡镇12村实现收益分红107.5万元。李士村位于隆德县凤岭乡西部，辖6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370户1214人，常住人口222户78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1户391人，已脱贫109户385人，2户6人未脱贫。全村总面积6.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358亩，草地面积3361.8亩，退耕还林面积970亩，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20元。(1)将资金变股金李士村最初得到了财政扶持资金5万元，在作股量化时，资金的15%即0.75万元作股给集体，剩余4.25万元则作为成员股量化到各户。后区财政投入了200万，在作股量化时，扣除15%村集体股，剩余170万也量化到村民。李士村用这些扶持资金发展产业。对现有闲置学校6幢校舍进行改造，建成并扩大李士村昌信农家超市、风河醋厂、意兴油坊和小杂粮磨坊，成立农机服务队，实行村集体自主经营，上述产业被称为李士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五驾马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年终纯收入38.6万元，其中提取公益金、公积金和风险金5.6万元，剩余33万元进行分红，其中村集体分红9.9万元，成员分红23.1万元，户均分红638元，人均分红约200元。(2)村民变股东在认定流程上，先由小组摸底，村级汇总，以户为单位，形成报告，上报县里，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户数会与实际认定的户数存在较大出入。例如李士村共有户籍人口370户1214人，最后认定了362户1155人。认定方式多种多样，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分为原始认定、合法认定、申请认定和不予认定。其中，1998年以前户口在村的即原始认定，1998年后为合法认定。结合村庄实际情况，李士村不予认定有三种情况：移民或女儿出嫁但户口仍在本村的、2018年12月12日前去世的以及拿财政工资的。股份量化以户口、人数为标准，以户为单位、人人平均。李士村将除去四种情况外的所有村民都列为分红对象，村党支部书记齐永新表示：村两委也清楚为了提高村民积极性是需要用土地、资金等其他资源入股的，目前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李士村社员持股85%，村集体持股权15%，其中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所得分红的40%用于村集体公益项目，60%用于合作社扩大再生产。全村一共界定成员身份1155人，量化股本金额210万元，股份标准500元/股，设置股权4200股(其中村集体持股630股、占比15%，社员持股3570股、占比85%)。隆德县农业农村局把股本分为四类：资金股、资产股、资源股和其他。资金股中的资金来源也做了细化：分别来自区财政、县财政、扶贫资金、村积累、帮扶单位(相当于社会捐赠)及其他。农经站在开始设计制度时也为以后其他资产的认定预留了空间，可以更改。(3)政策的矛盾与基层的智慧隆德县的文件中规定：股份量化到户(人)后，原则上不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维护现有持股成员的稳定，实行静态管理。若实施户内成员持股增减变化，户内自行分配。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持股成员的收益权，原则上可依法继承、内部转让，但不得退股提现。村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政府法律政策的逻辑和乡土逻辑的争论。政府希望生不增死不减，村民希望可以适时调整。股民身份一旦确认后，按国家规定生不增死不减，长期稳定不变。李士村灵活运用，采取“三十年不变，五年一次小调整”，以应对出生、死亡、迁出等一系列问题。股权变更程序较为复杂，数据管理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与股民认定程序基本一致。(4)股权划定的实际据农经站仇站长介绍，目前基本不存在因股权划定而产生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因为村干部在前期股权划定时就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工作的持续推进，经过几次改进，最终成了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版本，充分地考虑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当然，仇站长也表示，工作没有一次就能做好的。我们实地的走访过程中，也存在有人对股权划定不满的情况，在李士村，受制于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出嫁了但户口还在本地的女性不予认定，她们甚至没有资格参加村民代表大会，但目前没有升级成较大的矛盾。(5)灵活分红，多元业态分红方式灵活，股份与红利灵活组合，分为同股同红、同股不同红、不同股同红、不同股不同红，最后组成一个固定的金额进行分红。村集体经济组织吸纳本村劳动力18人参与产业发展，务工每人每月收入达2000—5000元。李士村在集体经济组织建设股权设计上是多元的，根据不同身份不同情况的村民设计相应的股份，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可调，多元股权具有可调性。因为可调，所以才有村级企业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条件。如果村集体根本不能调整股权，对于每年产生的收益只是做一个账上的分配，那么村集体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是很难发挥的。李士村多元股权形成的集体经济所发展出来的就是一个多元业态，种养产加销结合发展，多措并举，这样才有产业兴旺。(6)多重创新保障村民不同身份不同股。根据一般户、建档户、兜底户三种不同的户类别，进行不同的量化股份合计、量化股本金额。目的是防止未来出现的四种情况：同股同利、不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利、不同股同利。因此在“隆德县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年终现金分红统计表”设计中划分了三类：一般户每股分红金额、建档户每股分红金额、兜底户每股分红金额。如果出现不同的分红金额，可以填入相应的表格中，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与冲突，减少政府人员的工作量。股民身份认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体现了有效的村民自治，考虑较为长远，为以后其他资源的认定预留了较大空间。2.一份李士村的改革清单(1)基本保障：来自政府的村庄建设投入李士村于2017年7月开始村庄改造，政府补贴3700万元用于改造土路、进行道路硬化及村庄立面改造。县文化旅游局投入120万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其中文化活动室建设花费23万元、厕所60万元、站亭文化培训室150万元(国家补贴50万元+扶贫项目100万元)、农机服务中心25万元。2018年水利局补贴300万元用于建设污水处理中心。(2)三驾马车：集体经营性资产李士村集体涉及经营性项目总投资205万元，其中用于投资建设超市5万元、投资建设醋厂31.94万元、投资建设油坊23.45万元、投资建设小杂粮磨坊32.11万元、投资建设农机服务队102.5万元，剩余10万元由乡政府代为保管。前驱马车——集体超市。集体超市始建于2017年3月28日，起初扶贫办投资5万元用于壮大集体经济，超市开业后在3个月期间实现11.08万元盈利。集体超市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激励建档立卡户进行创业与创新。集体超市先以雇用某身有缺陷的建档立卡户为员工(工资为600元/月)，商品均由村委统一进货。但由于薪酬较低，后为调动建档立卡户积极性，激发其能动性，村委采用由该建档立卡村民承包超市自主创业方式，承包费用为每年5000元。现超市每月盈利可达2万元，运作良好。二是村庄自治积分兑换交易室。超市内部结构与其他超市无异，而集体超市中的货物分为两种——一般性商品和积分兑换品。积分兑换品是乡镇为激励村民参与村落建设与管理的激励积分可兑换的物品，如参加村庄会议可以积10分，参加村庄组织的培训可以积20分，改进庭院卫生环境和获得尊老爱幼评价可以分别积累50分等，而10积分即可兑换一节电池，20积分可兑换一个插头，100积分可以兑换一大桶洗洁精，300积分则可以兑换电源连接线等。动力马车——醋厂、油坊与小杂粮磨坊。醋厂车间为现代化消毒清洁车间，共有4名生产员工，1名技术员，技术员工资可达5000元/月，普通员工3000元/月。以玉米、小麦、小米、荞麦为主原料的醋厂车间每月可生产5000斤自然发酵醋，零售6元/斤，批发5元/斤，年销量可达1.5万斤，总销售额可达36万元。油坊采用“土方子”，共有六道榨油工序：“炒油籽、磨油籽、踩油饽、蒸油、包坨、榨油”，每道工序全靠人工完成，4天出成品，不损坏胡麻油籽机理。月产油量1400斤，年销量1.68万斤，零售价30元/斤，批发价25元/斤，年售额50.4万元。小杂粮磨坊采用传统石磨磨面，慢工出细活。后擎马车——农机服务队。2018年，松土机共工作5000亩田地，租用费用70元/亩(政府每亩补贴40元，农户自交30元)，2018年创收35万元。收割机共工作1650亩，每亩租用140元，创收23.1万元。全村有6位有农机车驾驶证人员，村委为农机车和驾驶员都购买了保险(农机车1200—1300元/年，驾驶员100元/年)。3.李士村案例解析(1)有主有辅，多元发展积极开展股份权制改革。李士村集体建成并扩大李士村昌信农家超市、凤河醋厂、意兴油坊和小杂粮磨坊，成立农机服务队，发展五个经营实体，整合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扬非遗传承及民间传统工艺。坚持非遗传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着力打造“朱庄河”农产品品牌，恢复纯手工生产无添加剂、原生态、无污染的传统农家酿醋、榨油、小杂粮工艺流程。年生产量达30吨(其中醋20吨、油9吨和小杂粮1吨)。建立农产品展示厅和电商物流服务，开展农产品推介会，促进农产品营销工作再上新台阶。多渠道增加村集体收入。组建了农机服务队，购置大型青贮玉米收获机2台、大型拖拉机2台，配套耕种收农机具等5套，为合作社、大户、农户优惠低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0.3万亩，增加了村集体收益。(2)软硬结合，经济稳步发展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全村组道路硬化实现了全覆盖，贫困户自来水和广播电视入户率达到100%，网络宽带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文化活动场所、健身器材、综合服务网点、标准卫生室、电商服务中心等配备齐全；实施危房改造，村民住房安全实现完全保障；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路灯，厕所设施改造，村民居住条件大幅改善。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在望。截至目前，李士村有109户385人贫困人口脱贫，剩余2户6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47%，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7880元，贫困户均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零辍学”，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医疗参保率达到100%，健康扶贫政策惠及全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户全部进行了危房改造，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达标情况。(3)依托传统的低风险改革李士村的产业是多元的且是农户低成本可以进入的，如传统的制醋、传统的制油、传统的磨面等五业并举。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留在农村的，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入。将产业调整成小加工厂，是一个低成本的结构调整的方式，针对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恰恰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认为假如产业不能形成产业链，没有附加值，就产生不了大收益，其实恰恰是当产业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的时候，其风险就会随着产业体系的投资增长而不断向“重资产”方向扩张。资本量越大，风险就越大，资本的收益和风险的累积几乎是同步的。很多时候不一定非要追求大规模种植、大规模加工、大规模销售这种大规模、高风险的方式。小品种、高质量、低产量的非大面积种植，反而更有利于收入提高。从产业角度来说，李士村的五大产业是一种“创旧”，利用农村的传统作坊工艺，把它和现在的网络销售相结合，就是一个用现代的技术来创旧“互联网+农业”、“网络+作坊”，使多业并举发展起来。李士村食品加工业使用的原材料都是本地的粮食，本地昼夜温差大，且高山冷凉气候几乎没有害虫，不用打农药，因此醋、油、面等产品都是高质量的。而李士村的产品缺的是品牌，缺的是用网络营销方式，鉴于此，可以利用网上的手段把传统手工艺不断地进行线上推广，利用各种各样现代的网络营销模式，让小商品实现稳定销售，并且能够体现传统工艺价值的合理价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贱卖。案例总结与评述：总体而言，李士村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调试改进值得肯定和借鉴：一是财政投入“以投转股”成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杠杆。2017年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李士村利用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项目资金200万元，建成了超市、醋厂、香坊、磨坊并成立了农机服务队，确立了“五驾马车”发展模式。集体经济不仅成为村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有效激发和增强了全村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二是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对资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使得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壮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村民就业问题，让村民看到了希望，增加了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积分制，将村民的社区行为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进而形成激励，村民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得以增加，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得以大幅度提高，村庄治理明显改善。三是上文中提到的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设置多种股权、充分考虑本地实际、预留未来增值空间、五年一调整等，不仅减少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减少了阻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来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为今后灵活处置预留了空间。虽然李士村的脱贫攻坚实现了突破性的胜利，发展趋势也是向上的，但是其整体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存在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村委干部当前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农业生产过剩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如青贮玉米种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地膜)、养殖业(牛粪处理)，在生态脆弱的前提下，需要坚持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二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集体收入村民占股85%，倘若每年都全部分红下去，村集体财产所剩无几，不利于集体资产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延长产业链。目前李士村集体经济决策、管理和运行主要依靠村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集体经济的主要负责人。在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履职与经营的冲突、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的冲突等问题，不利于集体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壮大。作为特殊法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和改进。三是李士村集体经济壮大目前还主要依赖对资产的直接经营，而更适宜的路径是集体经济组织扮演集体资产运营管理公司的角色，鼓励村内发育的生产、信用和供销等多样化的合作组织，并对以这些合作组织为主的经营主体进行组合投资。(三)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三变”改革与三产融合重庆市城口县位于秦巴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下辖的岚天乡处于大巴山区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城口县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森林覆盖率达到92.9%。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行“三变”改革，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发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吸引市民下乡，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和乡村治理改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和谐统一。1.岚生风光，天生美景“岚生风光，天生美景。”岚天乡地处神秘的北纬31度大巴山脉腹地，位于重庆市城口县东北部，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东邻河鱼乡，南毗修齐镇、高观镇，西接北屏乡，北连陕西岚皋滔河，距城口县城32公里(距规划建设的渝西高铁城口站和在建的G69银百高速北屏互通约10公里)，幅员113平方公里，拥有耕地7830亩、林地15.7万亩，辖4个村(岚溪、红岸、星月、三河)17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953户3520人，场镇居民438户1763名，占全乡总户数的50.7%，全乡集中居住率达到79%。岚天乡处于中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带，总体森林覆盖率92.9%，主要居住区海拔1000—1300米，负氧离子含量2万个/立方厘米，年平均气温13℃，夏季平均气温22℃，冬季平均气温3℃，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分明，宜居宜游宜业，千亩高山草场锅底凼、万亩原始森林黑老帕坐拥其中，落红溪、夫妻树、秦巴古盐道、千年寒冰洞、雷打天星桥、火烧鸿恩寺等23个历史人文景观引人入胜。岚天乡丰富且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具备良好的开发潜力，如何防止空间资源价值化进程中发生精英俘获占有收益造成的“空间基尼系数”增加是关键问题。对此，2017年以来，岚天乡在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县甚至全市前列，下辖的岚溪村被确定为城口县唯一、重庆市38个之一的“三变”改革示范村，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2.国家级贫困县的产业转型岚天乡的传统农作物有玉米、土豆和红薯(俗称“三大坨”)，特色农产品有中药材(木香、党参、重楼)、山地鸡、黄牛、山羊、核桃、高山蔬菜、七彩杂粮等。岚天乡近年来重点打造以板栗、中蜂、中药材为主的“岚天三宝”，实施7500亩板栗、核桃树低效林改造，板栗在地面积达4万亩，并投资500万元建成以板栗酒为主要特色的民宿彭家酒庄。引进市场主体与农户合作包装岚天岩蜜品牌，发展中蜂2300余箱，着力打造生态养蜂观光园、农家蜂园、蜜源植物观赏园。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2500余亩，建成50亩以百合花、山药为主的三河村药膳基地。岚天乡大力实施“+旅游”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金增大扶持力度，撬动社会资本发挥主体作用，加大宣传营销，开辟客源市场，委托专业团队提供智力支持，大力推进重庆市全域旅游示范乡、岚溪河乡村旅游(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乡土岚天国家3A级旅游景区建设。着力构建“一中心四集群”旅游发展布局。“一中心”，即以乡政府所在地岚溪场为中心，重塑场镇街区特色，完善场镇休闲度假功能，提高接待能力和水平，做旺场镇人气，打造“大巴山水上乐园”“中国岚天岩蜜特色小镇”。“四集群”，一是依托三河村，将普通民房改造成大众民宿，新建精品民宿，开发农家农事体验项目，打造“老家三河”原乡民宿旅游区；二是依托红岸村，丰富乡村野外生活体验项目，开发创意创作项目，打造“色彩红岸”乡村公园；三是依托大洪溪，完善童趣乐园、记忆老家、夫妻树步道，新建苗木花卉基地、创意手工基地，开发农事体验项目，打造“大巴山乡村欢乐谷”；四是依托星月村，完善岚天门、月亮崖、小寨山，新建岚天中蜂体验园，开发农旅融合项目，打造“物华星月”农旅融合旅游区。近两年岚天乡分片区委托专业公司和团队设计、建设了堰塘湾至三岔河的旅游标识标牌、岚溪村草籽沟步道、堰塘湾大巴山水上乐园(旅游步道和亲水设施)、五人制足球场、大巴山钱棍舞广场、大洪溪大巴山乡村欢乐谷(童趣乐园、旅游步道、记忆老家文化广场)、大洪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条街、红岸村乡村公园、落红溪步道、星月村小寨山步道、月亮崖、岚天门旅游步道和观景台等项目。上档升位大巴山森林人家108家，接待床位达到1500个，餐饮接待能力达4600余人。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引进市场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建成落红溪、大巴山水上乐园、记忆老家、孙家坝等4个扶贫众创空间。引导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建成“旅游联合中心户”11家，吸纳农户就业30余户，认购代销农产品100余户。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员占全乡常住人口的20%，间接从业人员占全乡常住人口的60%，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1000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户100余户，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延伸阅读10岚天乡主要景点介绍1.岚天门岚天门是从南边进入大巴山腹心岚天乡的一个天然巨型峡口，又名天星桥。相传古时此处两山不断生长，合为一体阻断了河流。眼看淹没村庄，玉皇大帝遂遣雷公劈开巨石疏通河流，这就是流传至今“雷打天星桥”的传说。相传王羲之沿河溯流而上游历至此，看见两块天然巨石形成的石门壁立眼前，半山云雾缭绕，遂诗意大发，提笔蘸水在石壁上刚书写一“岚”字，“岚”字竟突然变大升空，附于左边巨石之上。抬头仰望，天空豁然开朗，岚天门因此而得名。2.大巴山乡村欢乐谷位于岚天乡岚溪村大洪溪，主要展示大巴山独有的风俗人情、人文景观、农村生态资源。欢乐谷内不仅有象征神圣爱情的夫妻树，而且还有民俗文化彩绘墙，更有五彩斑斓的花卉苗圃、童话城堡，置身于其中，远离尘嚣，既能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能体会乡土人情味，还能享受静下来的时光。3.大巴山水上乐园位于岚天乡岚溪村堰塘湾，主要以“亲水、嬉鱼、消夏、避暑”为主题，充分利用丰富的岚溪河流域资源，采取“村集体+公司”模式经营，共开发了垂钓、游泳、划船、漂流等20余个游乐项目，能让游客朋友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感受夏日里的欢乐、凉爽。4.童趣乐园(因环保督察已关闭)位于岚天乡岚溪村大巴山乡村欢乐谷内，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乡村传统建筑材料、乡村生活器具等布局乐园场景，呈现20世纪大巴山区农村儿童快乐成长的乡村生活景象。白天可以观赏和体验攀岩、梭梭板、风车、铁环、陀螺、鸡毛毽、弹弓、木滑梯等数十种乡村游戏和乡村玩具，晚上可以欣赏和参与乡村民俗文化表演、品尝各类乡村美食。5.记忆老家位于岚天乡岚溪村大洪溪大巴山乡村欢乐谷内。记忆老家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利用乡村遗弃的青砖、青瓦、水缸、石磨等传统建筑材料和生活器具建成，艺术化地展现了大巴山区20世纪乡村房屋改造升级、乡村生活不断提升的历史。6.夫妻树位于岚天乡岚溪村大洪溪大巴山乡村欢乐谷内。夫妻树本是两棵独立生长的大树，高10余米。在距离树根约2米处，一根树枝将两棵大树相连，这根树枝中间向上再长出一根树桠，犹如一对夫妻共同呵护一个孩子成长，颇为奇特。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已婚夫妻都来此许愿，希望自己的爱情丰收结果、家庭幸福美满。很多人的愿望都得以实现，夫妻树的神奇因而被广为流传。7.许愿树位于岚天乡岚溪村草籽沟。许愿树是一棵润楠树，高约20余米。过去多次经受住暴雨洪灾的冲刷而屹立不倒，被当地村民奉为神灵。一些人来此许愿，并很快实现了愿望，许愿树由此而得名，慕名而来祈求家庭幸福、出行平安、创业成功、打工挣钱、孩子升学的游客也越来越多。8.红岸乡村公园位于岚天乡岚溪村至红岸村5公里公路两旁。乡村公园内群山连绵、植被丰茂、溪水潺湲，被誉为“大巴山最美彩叶观光带”。板栗树连绵成片、漫山遍野，板栗年产量高达200吨。落红溪步道伴随溪流分布，长约3公里，环境优美，远离尘嚣。落红溪慢时光驿站处于乡村公园中部，不仅有小桥流水、翠竹怪石、曲径通幽，还有烧烤啤酒、音乐唱吧、纵情高歌，更有可以体验儿时欢乐的跷跷板、秋千、小迷宫等。3.“三变”改革试点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岚天乡积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引导四个村分别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结合土地承包关系和人口户籍信息等确认集体成员身份，确定成员股份份额，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选举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监事长，制定章程和管理制度，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搭建和规范运行。目前全乡四个村已经全部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共有945户3678人变股东，持股3282股，平均每股配比达694元。延伸阅读11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与过程岚天乡建立健全“2+2+3”文件体系，制定了《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推进农村“三变”改革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的实施意见(试行)》两个统领性文件，出台了《关于农村集体资产清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指导意见》两个指导性文件，颁布了《岚天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试行)》《岚天乡财政支农资金变股金实施办法(试行)》《岚天乡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办法(试行)》三个规范性文件，从乡级层面搭建了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的文件体系。1.清产核资在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岚天乡四个村分别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合资。在2014年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再次对各村的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梳理、分类，完善“三资”台账，确保集体资产归属明确，产权清晰，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到位。2.股权量化通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界定各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及先进地区经验，通过综合考虑土地、户口、居住等因素，将现有村集体资金、可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确定成员股份份额，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选举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监事长，制定章程和管理制度，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搭建和规范运行。目前全乡已经村村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共有945户3678人成为股东，持股3282股，平均每股配比达694元。3.开发打造岚溪村引入了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岚溪村集体、房东合股联营民宿项目。目前正在做“民房变民宿”项目前期工作，将按照入户走访、发布公告、会议动员、确认民房、设计方案、组织施工、共同验收等七步流程将民房改造为民宿，逐户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确定民房改造设计方案，统一组织改造施工，共同验收存档，公司统一经营。表4-1 岚天乡四个村集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比较(岚溪、红岸、星月、三河))
红岸村引导注册了城口县佼雄旅游专业合作社，主要与红岸村集体(红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股联营落红溪慢时光驿站项目。三河村引导注册了城口县岚瑞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与三河村集体合股联营孙家坝露营基地、传统民宿、马牛羊拉车、黑老趴穿越行+锅底凼露营、旅游观光车等旅游项目。星月村引导注册了城口县红尖石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与星月村集体合股联营小寨山、月亮崖、岚天门等旅游项目和农旅融合项目。下一阶段，岚天乡将继续深入研究每个村的资源禀赋，差异化策划每个村的合股联营项目，特别是要策划有特色、有市场前景的旅游经营项目和农旅融合项目。4.利益分配目前由于处于发展初期，为了吸引企业，确保存活率，无论是资产入股还是资金入股多是按照入股金额的6%收取固定分红。一是在民房变民宿项目上，构建了“经营主体+村集体+农户(房东)”的经营模式。把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50%补助给乙方，40%作为房东持股部分、10%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部分，并按出租房屋间数平均量化到户，还要求企业总投资必须达到财政资金两倍以上，持股人持有乙方财政补助资金股份属于转移性股份，不参与乙方经营决策，只享有股份金额的所有权、分红权。二是在盘活资源资产上有突破，构建了“经营主体+村集体”的联营机制和“三变”+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把集体资产折资入股到企业，按照5%的比例保底分红，如红岸村将溪流和荒地折资40万元入股到佼雄旅游合作社，合作开发了慢时光驿站；岚溪村将河提等基础设施折资60万元入股到大巴山水上乐园；星月村将集体土地折资25万元入股到中蜂观光园。三是在利益联结上加重了贫困户的股份，一是在每个项目中都设置了扶贫岗位，二是在集体股份分红中特别提留10%给贫困户。四是在利益分配上与基层社会管理相结合，把股东分红与“红黑榜”制度结合，实行乡风文明100分制，按照比例最终确定每户分红金额。五是鼓励建卡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入股股份经济合作社获得不低于6%的年度固定分红。六是推行“八步程序”，实施低技术小投入项目。2018年对7500亩板栗树、核桃树进行了低效林改造，实施了15公里的窄路面拓宽工程，村民实现了务工收入，村集体实现了利润收入。岚天乡按照“基础设施建设跟着产业走”要求，四个村全部成立了股份经济联合社，引进市场主体9个，引回返乡能人40余人，整合财政投入村集体资金920万元，以“村集体+市场主体+农户”模式，合股联营水上乐园及钓鱼台、孙家坝露营基地、落红溪慢时光驿站、彭家酒庄、民房变民宿、农村电商、记忆老家及夫妻树、草籽沟等项目，切实解决“空壳村”问题，彻底盘活了闲置资源。每年全乡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超过50万元，租金、股金、薪金等多种收益叠加，户均增收3000元。探索创新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推行“七步流程”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民宿，构建“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房东”的联营机制，现已营业100余间民宿客房。2018年，岚溪村被确定为全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红岸村被确定为县级“三变”改革试点村。4.“三变”改革与集体经济发展表4-2 岚天乡集体经济项目一览表
通过近一年的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了以下作用：一是吸纳了资金，全乡集体经济组织共参与项目18个，企业投资1080万元，财政投资600万元；二是解决了群众就近务工问题，全乡在集体经济组织劳务工资开支近200万元；三是构建了创业平台，吸引了10位返乡能人和民间艺人回乡创业；四是盘活了山水林地资源，使得以前荒废的资产得到效益发挥，全乡折资入股达125万元；五是各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2018年全乡四个村都实现收益，共计58万元，有3个村完成财务核算和分红方案，每股分红最低都可达到80元以上，其中岚溪村已经开了分红大会，每股分红达到100元，分红最高的家庭达到800元；六是社会效益明显，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自创自建自管、公开公平公正的议事原则得到群众高度认可，增强了村支两委在基层的凝聚力。5.改革激发动力：岚天乡的多元化发展之路(1)民房变民宿项目岚溪村引入了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岚溪村集体、房东合股联营民宿项目。项目探索创新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推行“发布公告、民房确认、方案设计、组织施工、共同验收、统一经营、兑现分红”的“七步流程”改造闲置民房变民宿，构建“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房东”的联营机制，把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50%补助给乙方，40%作为房东持股部分、10%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部分，并按出租房屋间数平均量化到户，还要求企业总投资必须达到财政资金两倍以上，持股人持有的乙方财政补助资金股份属于转移性股份，不参与乙方经营决策，只享有股份金额的所有权、分红权。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投入的改造资金和提供经营管理折资入股，折资95万元，占股63.9%，其中，包括公司现金投入45万元，村内部分贫困户入股至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扶贫小额贷款50万元，前3年，每年以不低于6%的比例保底分红给贫困户。3年后，贫困户可以选择不再入股，也可以选择继续入股，并按入股比例分红，资金风险由公司承担；村集体以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等折资入股，折资24万元，占股16.1%；农民以闲置民房使用权折资入股，共150套，折资30万元，占股20%，入股民房由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规划设计、施工改造和运营管理。经三方商议，经营收益由城口县落红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集体、民房入股农户按照7:1:2的比例分红，若投资效益较低，则民房入股农户以1000元/间的标准保底分红。村集体收益分红部分，按859.5股成员股量化分配给本村集体225户，927人。目前，已改造100余套民房，经营80余间民宿客房，项目总计投资149万元。2018年年底，农房入股农户户均分红能达1200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均分红能达500元。在民宿项目经营收益分配中，民宿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管理费用、房屋保底分红(类似房屋租金，房屋基础好保底分红高，房屋基础差保底分红低)等，再提取10%的公积金(用于提升经营活动，弥补意外亏损，巩固财政基础等)，剩余部分按股份进行效益分红。岚溪村集体按比例所得收益，提取10%的公益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益性事业支出、困难家庭扶持等)，剩余部分由岚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股分红，“量化到人、分红到户”。房东群体按比例所得收益，由每家房东按改造后的床位数获得分红(每个床位分红=房东群体收益/床位总数)，“量化到床、分红到户”。另外，通过融资构建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建卡贫困户以扶贫小额贷款入股落红溪旅游公司，落红溪旅游公司为建卡贫困户提供不低于6%的年度固定分红。表4-3 “民房变民宿”项目利益联结机制
民宿项目效益分析。以改造民房150间、床位300个为例，改造费平均0.5万元/间(0.25万元/床，按5年折旧，每年折旧费500元/床)，年保底分红平均1000元/间(500元/床)。每个床位年接待70天，每个床位每天销售利润45元(销售价70元/天，餐饮成本25元/天)。每个床位分摊保底分红约4元/天，分摊劳务支出约4元/天(每10间房配1名服务人员，80元/天)，分摊管理费约4元/天(管理费总计17万元)，分摊折旧费约7元/天。每天净收益：45-4-4-4-7=26(元)。民宿总净收益：26元/天×70天×300个=54.6万元。则按照20%的比例分红，农户每间可获得728元，由于之前已经约定了按照最低1000元/间进行分红，所以农户总共分红15万元，集体按照10%分红则为5.46万元，贫困户投入的50万元按照6%的比例分红则为3万元，公司剩余纯收入为31.14万元。(2)乐园+水域该项目位于岚溪村，由重庆智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这家公司于2018年3月2日成立，企业法人是张某(岚溪村人)，以100万元独资注册。经营范围是旅游开发、旅游景区管理服务、会议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文化技术交流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水上游乐园服务。2018年6月15日，智达旅游公司与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集体资产出租合同，打造岚天欢乐水世界。出租岚溪河位于岚天乡场镇张国利桥头至双河口桥头段约1公里河道，估值80万元(由村集体与公司协商确定)，用于水上垂钓、水上游乐、旅游景点的开发运营管理(内含步道、周边停车场、各景点公共设施)、河道经营管理等。租赁期限为10年，2018年6月15日起到2028年6月14日止。租金是第1年3万元；第2—4年为4.8万元(80万元的6%)；第5—7年为5.6万元(80万的7%)；第8—10年为6.4万元(80万的8%)。此外，根据“三变”改革要求，以财政补助资金40万元的50%作为岚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持股入到智达公司，股份经济合作社可享有每年9%的固定分红，为期5年。由于岚天乡的海拔较高，水上乐园项目一般在7、8月份营业，这一时间段之外的水温相对较低，不适合进行水上活动。2018年8月项目试运营了一个月，一期投入了60万元，客流量平均每天100人，入场门票100元/人，再包括救生衣、泳鞋和手牌等附加产品，人均消费150元/人。以2018年的情况计算，毛收入为100人×150元×30天=45万元。根据协议，集体经济组织以河道入股分红3万元(资产收益率3.75%)，集体用财政资金投入的20万元(财政共投入40万元，其中20万元直接补贴给项目，另外20万元用于入股)按照9%分红为1.8万元，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为4.8万元，剩余40.2万元为智达旅游公司收入。(3)落红溪慢时光驿站该项目位于岚天乡红岸村。红岸村位于河鱼-北屏-岚天环线，地处岚天乡西北部，距离岚天场镇约3分钟车程，辖3个社、149户，585人，是典型的地广人稀村落。红岸村一直以传统农业产业为主，重点发展板栗和核桃产业。当前，红岸村初步构建了“经营主体+村集体”的联营机制和“三变”+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因之前建设落红溪慢时光驿站项目时土地已被政府整体征用，所以直接采用“经营主体+村集体”的联营机制)。政府财政投入资金60万元修建落红溪慢时光驿站项目(红岸村乡村公园)，目前该乡村公园长约3公里，建设有小桥流水、翠竹怪石、曲径通幽，还有烧烤啤酒、音乐唱吧、跷跷板、秋千、小迷宫等设施，可同时容纳50人烧烤聚餐。该项目由岚天乡红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佼雄旅游专业合作社合作经营，佼雄旅游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是该村的村主任聂方雄。根据协议，一是村集体以落红溪慢时光驿站旅游设施折资入股，经营主体(佼雄旅游合作社)以设备投入和提供经营管理折资入股；二是由经营主体(佼雄旅游合作社)负责项目的运营管理并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三是合作社以量化的产权资金额度6%—8%/年的标准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红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分红约2万元，并带动周边农户(贫困户)实现务工收入4万元；四是红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在村集体收益中按股分红；建卡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入股股份经济合作社，获得不低于6%的年度固定分红。下一步佼雄旅游合作社计划投入50万元用于扩展场地，增加落红溪娱乐设施，同时还计划与红岸村集体合股联营桃树湾50亩大寨田项目和树屋项目。(4)怡清园大巴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彭家酒业)该项目位于岚天乡红岸村，老板毕业于四川大学，是本村村支书妻子的哥哥，其就读的是财会专业，之前在成都安家，做服装生意。后因小弟生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父母亲年纪太大，因此返乡创业。另一方面乡政府做动员工作，加之能为家乡做贡献也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彭家酒庄的前后有30亩地，均为其自家所有，其中11亩是农田。目前建设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计划投入1000万元，实际投入600万元左右。投入资金里面，贷款和其他来源资金有150万元，分别为中银富登小额信贷公司50万元(财政贴息)，集体经济试点资金50万元，项目扶持资金50万元。该酒业自有资金总投资450万元，已建成4000余平方米(两层)，是集餐饮、住宿、酿酒、电商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实体。内含房间29间，可同时容纳64人住宿和200人就餐，无尘酿酒车间120余平方米，可进行高粱、玉米、苦荞、板栗等土灶酿酒。彭家酿酒自曾祖父开始，年代久远，工艺传统。当时主要在周边地区销售，酒的品质一直很好，闻名乡里，回头客很多。现在车间年产量已达8万—9万斤，申请到品质认证并开始做包装，注册了“彭家酒厂”商标。当前主要市场还局限在城口县域范围内，计划通过电商平台向外走出去，打开销路。彭家酒窖已储藏2万斤酒，储存时间长的已有七八年。过去年产5万斤，销售额年均为40万—50万元。目前该酒庄的酒价格在8—15元/斤，有高粱酒、荞麦酒等，以后打算发展板栗酒厂，每年营业额可以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外，该业主还计划用酒糟养猪，形成循环的全产业链。配套的大巴山森林人家(民宿)按照五星级农家乐标准打造，采用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即将“三变”改革的试点资金50万元(试点资金共100万元)入股。项目采取“市场主体+村集体+农户(贫困户)”利益联结模式，试点资金主要用于装修该森林人家的房屋、配套设施建设及生产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城口县怡清园大巴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彭家酒业)负责房屋建设生产经营投入和生产经营管理，并自行承担市场风险。彭家酒业每年提取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本金(50万元)的9%(4.5万元)红利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固定分红收益，其中6%的红利(3万元)每年一次性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余下3%红利暂存于彭家酒业。合作期满后，本金和每年暂存的3%的红利一次性支付给村集体。该项目计划通过合作经营，带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5人就业(建卡贫困户7户)，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可取得分红4.5万元，并带动周边农户(贫困户)实现务工收入及农产品销售40万元。大巴山森林人家价位在每天168—288元。2018年7月31日试运营以来，生意比较火爆。他们在2018年秋天组织了板栗采摘节活动吸引游客，其板栗林为自家所有。饭菜主要为农家菜，一些制作方法也恢复传统工艺，作为留住乡愁的一种方式。住宿和吃饭的游客主要来自达州、万州、重庆、开县和云阳等城市。该业主的思路比较清晰，看到政府很多的农业项目投资都失败了，因此认为不能纯粹搞农业。他推崇差异化发展，多样化消费，当前吸引的客源也相对处于中高端水平。目前的发展困境在于如何实现在地化管理，在外寻找专门管理人员并不容易，也不一定适应本地的一些特点；本村的人素质又不易达到餐饮酒店服务业标准要求，且当地人不习惯市场化的管理方式。该酒庄事实上正在践行的是三产融合的思路，以板栗、玉米等种植为第一产业，以板栗、荞麦、玉米等加工为第二产业，以旅游、采摘等为第三产业。而且其雇用人员的工资也基本在每天100—150元，基本达到了三产融合后的劳动力再定价，其发展仍具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包括与全乡的第一产业结合联动发展。6.岚天模式：集体经济带动的乡村治理改善(1)月坪的乡村治理探索月坪是星月村的一个自然村，共有29户居民，位于城口县城进入岚天乡场镇的必经之路上，地处要道有“岚天门”之称。星月村长期以来缺乏经济发展基础，整体较为贫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之后，因月坪自然村是岚天乡的“门面”，于是乡里将“精神扶贫示范点”建设落地到月坪，政府在月坪的乡村旅游示范片建设、文化广场升级改造以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上共投入50多万元。据乡政府工作人员谢某介绍，选取月坪作为一个示范点打造，一方面在于月坪的地势条件依山傍水，以良好的村庄环境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特别是避暑产业集群发展。另一方面全乡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计划打造10个“文明院落”，每个院落都会有相应的主题，星月村计划建设3个“文明院落”，月坪则作为“文明院落”建设的试点探索，经营主题是“外婆家的菜园”，引起游客的乡愁。月坪村在景观打造上围绕“乡愁”做文章，各种景观小品都是由本地村民和能工巧匠就地取材进行制作，不仅成本低，而且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同时，在相关的宣传标语方面摒弃了以往过于生硬和呆板的方式，充分利用网络流行语和青年人视角，喷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等标语，给人以亲切感。(2)月坪文明大院与社区治理月坪文明大院的建设体现出良好的社区治理。村民共同维护参与，在算盘、小转盘、杆秤以及旗帜等小物件上展示着包括星月村“红十条”、月坪文明大院自治组织名单、村内卫生值日表、月坪文明大院党员“红色细胞工程”等在内的村社治理规章。月坪文明大院还利用县电视台对口帮扶资金设立“爱心超市”，实行积分制兑换日用生活品，实施文明家庭“流动红旗”制度，定期评选文明家庭并授予“流动红旗”。“算盘”造型的展板上写着星月村“红十条”，主要是明确村规民约中不能违反的条款，加强村民的自我约束，如果违反则会扣除相应积分。积分的多少会影响文明家庭“流动红旗”的评选、“爱心超市”商品的兑换以及最后的股份分红。“算盘”意味着精打细算，显示出积分累计的重要性，切实与村民参与的利益相关联。在文明大院的场景设计下，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带动作用，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也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星月村的“红十条”是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村民共同遵守的村规，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核算。各户的积分直接与集体经济分红相挂钩，于是成了村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红线。此外“积分”还与“爱心超市”相挂钩，每个季度评定的积分可以作为兑换“爱心超市”商品的依据，10分可以折价1元，60分以上才能够将积分兑换成相应价格的物品。“爱心超市”经营的商品主要以生活用品为主，如肥皂、洗衣粉、暖水瓶等。延伸阅读12星月村“红十条”本十条由星月村村民代表大会制定，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公约，实行积分制管理，每户每年共100分，违反以下十条的报村委员会直接录入文明家庭评选扣分台账。一、“红十条”内容1.无故不参加会议，不参加公益活动的每次扣5分；村社干部邀约民心、当老好人、不履行村规民约监督责任的每次扣10分。2.办无事酒席的每次扣10分；参与无事酒送礼的每次扣5分。3.存在“等靠要”思想的每次扣5分；能脱贫而不愿脱贫的每次扣5分。4.户容环境(室内规定室外)、耕作田地脏乱差，乱倾乱倒垃圾每次扣5分。5.不遵守用水协会等自治管理组织规定1次扣5分；无理取闹、恶意攻击、歪曲事实、传播谣言的每次扣5分。6.达不到建卡贫困户、低保户等评定标准采用缠访、越级上访等方式持续表达诉求每次扣5分。7.在评定建卡贫困户、低保户等过程中故意隐瞒家庭财产以及经济收入的每次扣5分。8.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建卡贫困户、低保、五保、民政救助等国家补助资金以及不诚信使用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每次扣10分。9.不履行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义务的扣10分。10.其他违反村规民约和本院文明公约的，以及其他影响到乡村、社工作的每次扣5分。二、结果运用1.院落住户的平均分值作为全村开展院落创建的重要考核依据。2.以社(或院落)为单位开展文明家庭的月度、季度、年度的评选，以积分在本社(或本院落)排名为主要依据。3.凡是不满60分的，以户为单位，列入“黑名单”管理，并报乡、村备案处理，考察期为3个月，考察期间村支两委对列入“黑名单”的住户不办任何相关手续，并取消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权利，直至“黑名单”农户改正错误行为，经村民代表大会考察合格并同意取消“黑名单”后，方可继续享受国家一切优惠政策和村支两委提供的服务。4.每户“红十条”的积分与“集体经济”年度利润分配挂钩。以每年每户的年终得分除以100为该户的分配系数，以在“集体经济”年度利润分配时应分金额乘以分配系数后得出实际的分配金额(如：李某家有集体经济股份5股，当年“红十条”得分80分，每股应分100元，该户合计应分500元，乘以诚信系数0.8，该户实际分得400元)。除了惩罚和约束机制之外，月坪还积极开展文明互助等活动。月坪大院于2018年6月成立了互助小组，以增强院内村民之间的互动联系，以互帮互助增强村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精神，使得村民感情联系紧密，更易于内在矛盾的化解。村里成立6个互助小组，开展“互学”“互管”“互帮”等活动，具体的开展方式如教育互助、劳力互助、思想互助、灾害互助等。延伸阅读13月坪文明大院“互助小组”活动方案(2018年6月4日晚全体户主代表通过)为有序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切实改善全村生产生活环境，发挥村民互帮互助的优良美德，增强村民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经星月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村民“互助小组”。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一、“互助小组”组成原则1.坚持“同院同组、相邻为组、强弱搭配”的原则，小组一般以3—5户一组。2.根据邻里的文化程度、身体条件、家庭情况等不同情况进行编组，以强帮弱，优势互补着眼小组的共同增收致富、克服嫌弃邻里的倾向。防止和纠正不愿与素质弱、家庭差的邻里编在一组，或把平时表现一般的邻里“凑合”编在一起的现象，通过科学编组促进邻里共同进步。3.小组长的确定，根据民主推荐，充分尊重小组成员的意愿，由本组人员推荐出小组长候选人员，利用小组会、院坝会，对所推荐的候选人员统一衡量，确定上报名单，由党支部审定，支委会根据上报名单，严格把握条件，认真审慎研究决定小组长。小组长也可以适时轮流担任，不带入任何行政职务，小组长和组员之间是一种彼此平等、团结和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互助关系，双方既有监督、帮助他人的义务，又有接受他人监督、帮助的权利。二、“互助小组”活动内容互学：主要是指小组成员之间要相互学技术、学文化，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生产生活技术水平，学习致富本领，让小组技术本领强的人，带领大家共同提高致富增收的本领。互帮：主要指小组成员之间帮助对方解决各种思想、生活问题和实际困难，在缺少劳动能力、技能知识、法律常识时，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互管：主要指小组成员之间要相互教育管理，相互检查监督，督促小组成员摒弃生活陋习，整治居住环境，完成脱贫目标任务，共同实现脱贫致富。三、“互助小组”的活动形式1.劳力互助：主要针对因家庭人员体弱，个人无法完成的重体力劳动或者农事季节需抢时间的生产活动，其他“红白喜事”等需要劳动力协同完成的生产生活活动。2.教育互助：主要针对留守儿童等需要在教育上进行辅导的学生，采取初中帮小学、高中帮初中、大学帮高中等学生之间的互学模式，组长要代为履行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让其感受家庭温暖。3.技术互助：主要通过互教互学，根据小组中掌握不同的技术相互学，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中摸不到窍门，不懂生产生活技术，种养殖效果不佳等情况。4.思想互助：茶余饭后，三五百米散散步，三五句话宽宽心，言行有误提个醒，帮助小组成员辨别是非，解开思想疙瘩，进行心理疏导，解开思想包袱。5.生活互助：在环境卫生中互相监督学习，临时急需的生活物资可互助借用，互助看管老人和孩子，条件成熟的还可共同生火做饭。6.灾害互助：对小组成员在家里出现变故、个人或家庭出现重大伤病或受到自然灾害，要第一时间参与救灾抢险，主动寻医问药，端饭送水，嘘寒问暖，让小组成员时时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7.孤老互助：由孤儿和散养“特困”人员一组的，亲属为第一监护人或是没有亲属的，组长应该为监护人，并在民政部门的监督下签订供养协议，保证衣食吃住行等“两不愁三保障”。8.务工互助：互助提供务工信息，在外务工团结友爱，树立月坪人自立自强吃苦耐劳的品质。9.评比竞赛：每一季度开展一次小组评比排名，对提前实现了脱贫目标、小组成员切实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居住环境、在全村中表现十分优秀的小组和小组长，村委会给予小物质和精神奖励。月坪文明大院自治组织名单(2018年6月4日晚全体户主代表通过)一、院长：张某；对文明院落的管理负责，督查和协调各组活动开展二、卫生总督查：王某；对环境卫生负总责，督查住户轮流卫生值日工作，搜集汇总卫生检查情况表三、用水协会会长：郑某；工程维护人员：月坪大院全体住户代表；财务组长：彭某四、巡山护林：郑某五、公益设施管理组组长：彭某；旅游步道管理：于某；路灯管理：文某；其他公物管理：彭某六、院民“互助组”七、“月坪温馨家园”微信群：目的是沟通生产生活、商业、政策法规等信息，宣传月坪人文景观，树立月坪美好形象，由土生土长的月坪人或荣誉院民组成，群成员必须热爱家乡，传播正能量，凡是传播有违背法纪、道德、有损月坪声誉言论的成员，群主有权监督，并被踢出本群。群主：彭某此外，月坪文明大院还实行清洁卫生值周制度，以转盘形的展示板将每户户主名字记录上去，用指针指向本周负责公共区域卫生执勤的家庭，一方面便于农户知晓自己何时执勤，另一方面便于大院内部互相监督。整个院子的卫生环境维持较好，同时村民卫生清洁的意识明显提升了。在环境风貌和社会风貌整体改善的情况下，月坪人的精气神也有了明显的提升，积分制管理对村民开展自我约束和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激励效果。配合整体打造的以大巴山森林人家和避暑民宿为主的产业基础，月坪在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上走出了一步有益的探索。案例评述：案例所记述的内容由于客观原因详略不一，一则因为受访谈对象态度和意愿各异，二是因为各个项目和政策实施的进度并不一致。但从已有的信息和资料中，我们依旧可以对岚天乡在推进“三变”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等工作有所掌握，权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观点一：基层干部群众对本地资源的认知是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前提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除了东安镇的4A级景区中国亢谷由政府主导按照一般旅游景区方式打造之外，岚天乡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是最早认识到了自身的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并最先开展行动的。在乡党委书记江奉武带领下，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进行全面转型，不再走传统农业产业化道路，而是结合岚天乡的海拔优势，发展避暑经济和特色旅游业，率先提出“乡土岚天”的口号和形象定位。基层干部群众对本地资源、区位条件的认知是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有效进行发展规划的前提。观点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组织制度创新在岚天乡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投入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由于岚天乡进行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在全县率先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财政投入并没有像新农村建设时期那样直接补助了公司和大户，而是首先注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是政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将形成的固定资产确权给集体经济组织，这成为集体经济组织重要的“本钱”，再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入股(相当于出租)到经营主体中。这样，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营主体资金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获得了收益，掌握的资产有了一定的收益率。财政投入对于集体经济壮大和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岚天乡在产业选择上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清晰的规划，以“乡土岚天”为基本概念，主要布局大巴山森林人家、避暑民宿、慢游项目、特色农林产品、娱乐和文化活动等，将农村生态资源价值通过多种途径显化。第一是在全域规划和宣传上突出生态和乡土，并将其植入外来消费者的印象中，并产生和扩大需求，岚天乡的民宿价格相较于海拔低一点、环境差一点的乡镇要高很多，且吸引的游客更多。生态内涵的打造和营销带来的是岚天乡全域总租值的增加。第二是部分经营主体在生产农产品、开发新业态时，充分挖掘了其中的生态内涵，比如岚天乡的“蜂情园”就主打蜂蜜产品的原生态，避暑民宿也重点突出本地夏季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和原生态氛围，大巴山森林人家的菜品也在突出野味、新鲜、传统和地道等，生态价值无形中蕴含在了众多的产品和产业当中。第三是部分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通过产权等交易方式直接显化了，比如岚溪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属于村内财产的部分河流和河道折资入股到经营主体当中保底分红，水资源的价值通过这样的契约直接体现出来了。所以，部分具有可交易性的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可以直接显化。岚天乡所处的大巴山区是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所属的城口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事实上，中西部大多数生态条件优越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工业化时代都因内部无法自主原始积累而外部资本也无法进入而沦为贫困地区，当地群众也因没有足够的现金收入(有的地区因人地关系紧张甚至无法保障农户基本生存)而沦为贫困户，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只能选择外出务工获取并不稳定的劳务收入，且到年老时又只能被劳动力市场析出而回到农村。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家的大规模财政投入基本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但并不足以使村民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并且没有将资源盘活。在全国层面于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需要认真谋划的是如何和乡村振兴衔接的问题，这时候乡村丰富的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就可以进一步凸显出来。丰富优质的农村生态资源是像岚天这样的乡镇村民最重要的财产，将这些资源通过各种形式盘活进而获得财产性收入，是实施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稳定性的最重要手段。由于部分农村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系统性特点，所以常常由集体经济组织占有，所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至少包括两块：一是已经分到户的资源直接开发获得的收益，二是集体资产经营获得的收益按照股份分红。总之，岚天的经验告诉我们，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典型山区乡村生态化振兴的必由之路。观点三：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带动有效乡村治理最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收入之后，在组织发动老百姓方面能够更有力，不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星月村的月坪自然村为例，利用扶贫资金设立的爱心超市，村民每户在社区内的表现都会转变为积分，村民可以凭借积分换取不同的生活物品；同时结合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民的社区表现最后会与集体股份分红挂钩，既有激励机制，也有约束机制，村庄社会治理明显得到改善。岚溪村年底举行的集体分红大会，虽然资金额度还不高，但已经能够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村庄治理井井有条。所以，岚天乡的实践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的基础，乡村治理的效果得到了全面改善。当然，用岚天乡党委书记江奉武的话说，岚天乡的实践还处于1.0版本，需要进一步升级，比如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形式上需要更加多元，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的业态需要进一步提档升级，经营主体上需要更多地培养综合合作组织以避免大户倾吞、精英俘获等问题。瑕不掩瑜，岚天乡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改革、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一、二级市场构建以及乡村治理方面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四)贵州罗甸：基于黄花梨的产权金融交易探索我们认为“两山”发展理念是自然和生态环境作为“价值中心”的属性被认知，即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和生态资源的资本深化。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充满风险，更何况生态文明是我国从工业化时代向生态化时代的历史转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所要求的深化改革牵涉金融法规及与运作机制如何做适应性调整问题，这必然是个复杂过程。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贵州省罗甸县，其单株名贵活立木交易在生态金融扶贫之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的探索实践中虽然走得踉踉跄跄，还有很多改进之处，但是其曲折探索也为后续生态金融扶贫之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的探索起到了灯塔作用。我国农村的大量自然资源都是未被定价的资源，因此必然成为国际资本追逐结合的“热土”。一方面应对国内在“三大资本”过剩、高污染、高负债等多重压力下的绿色经济转型需求，另一方面应对中美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大，使中国加速启动主权信用货币化资源性资产，主动在推进生态化扶贫之中体现资源价值化，可以缓解金融风险。为此，进一步使生态资源资本深化，已成为打造“压舱石”应对全球金融化挑战的当务之急。1.对活立木的单株定价探索贵州省罗甸县2008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贵州HS林业开发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先后在罗甸中南部地区8个乡镇流转荒山，建立以降香黄檀、沉香为主的珍贵林木示范基地3万余亩(其中海南黄花梨2.2万余亩，柚木1万余亩)，村民可通过土地租金、到基地务工和林木资产价值20%分红三项利益分配实现收益。分红后降香黄檀价值增长的部分，仍可以享受20%的继续分红，直到树砍了终止交易为止。企业与村民签订固定租约的土地流转合同(5元一亩/年，30年)，另外签订土地征占合同或者联防联保合同进行20%的林木收益分红。同时，公司计划出台“三三三一”规定(30%现金，30%新农村建设，30%投资基金，10%公益)进一步涉入20%分红金的管理和再投资。降香黄檀活立木可以进行单株定价并颁发活立木不动产权证，通过不动产权中心进行单株活立木交易。2016年11月29日，贵州乾朗交易中心与HS林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合作开展降香黄檀产权交易，但是由于贵州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金融交易所整顿工作，降香黄檀活立木尚未在乾交所上市交易。目前主要通过线下渠道进行单株活立木交易，5—8年生单株降香黄檀活立木价格为2.5万元。贵阳银行对降香黄檀进行内部价值评估，并根据市场价值法对购买者进行按揭贷款，HS林业提供保证金或者承担回购任务。中国人保财险公司为单株活立木进行保险，保险金额2万元，保险费率1%。如果林木灭失，HS林业赔偿同龄活立木，再由HS林业与保险公司进行结算。2.不砍树：但体现出树木的价值贵州HS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珍贵林业(降香黄檀等)营造及深精加工为核心，以名贵中药材(石斛等)林下种植及林下养殖(黄花梨绿壳鸡蛋)、经营和农产品贸易为辅营产业的现代珍贵用材林产业综合开发企业。2008年，罗甸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该公司。2009年，罗甸县引进贵州HS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在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支持下，在五星村试种黄花梨成功。HS林业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5.2亿元，实际缴纳的资本金是2000万元，负债9000万元。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HS林业2015年4月30日前已种植约2.4万余亩(海南黄花梨1.6万余亩，柚木9000余亩)林木资产评估价值为68亿元(约28万/亩)。2017年2月正式成为发改委“贵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入库项目。HS林业依托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的科技支撑和科技成果生产转化，徐大平所长和梁坤南教授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通过六年时间，组织当地农民先后在罗甸县8个乡镇，完成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和柚木种植2.5万余亩，其中海南黄花梨达1.6万余亩，柚木9095亩。当地拥有7000平方米育苗大棚，苗圃60余亩，年育苗量达100万株以上，是全球最大的海南黄花梨种植基地。2016年至2017年罗甸县实现降香黄檀活立木交易达5000万余元；组织当地村民劳务用工65万余人次，支付工资、租金等5127余万元。罗甸基地的护林人员已发展到53人，各部门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30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乡镇。表4-4 HS林业已种植面积
用相关负责人的话说，HS林业开发的创新之处在于不砍树，但体现出树木的价值。除了海南黄花梨芯材加工和交易，HS林业公司还开放了关联产业交易。如林下种养殖、文旅、民俗、康养；活立木交易、附加值加工；林业补助、碳汇营收、生态扶贫和政策性补贴等作为边际效益。目前开发的产品有：黄花梨酒，制香，精油，海黄蜂蜜、林下鸡和鸡蛋、海黄辣椒，降香黄檀药品。对于单株活立木不动产交易，主要客户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投资型客户，也即将海南黄花梨作为不动产进行长期投资；二是兴趣需求型，比如手串、红木家具爱好者，购买海南黄花梨，多年之后即可使用其芯材制作手串等，因为按照当前价格，十几万能买好几棵树，但是只能买两串手串；三是家庭资产配置型，部分经济相对宽裕的家庭有资产配置和理财需求，海南黄花梨作为投资品的门槛不高，并且活立木的增值空间非常明显。3.单株活立木不动产权登记的历史性创举国家于2015年3月1日施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6年出台实施细则，从2015年到2019年都属于不动产登记的过渡期。黔南州是少数民族自治州，政策可以先行先试，不需向上级汇报。2017年林业局曾经给HS公司办了一小批林权证，后被国土资源部门发现叫停，之后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个办证的流程。2017年8月，实现了单株降香黄檀活立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历史性创举，林木资产变身不动产(可确权、可交易、可抵押、可传承)。2018年6月6日，公司给全体7526名合作村民兑现首批1000万元(按5000万元的销售额计算)的分红。4.金融工具的创新(1)银行贷款目前已通过与贵阳银行的首期合作，获得银行授信额度29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用公司房产抵押贷款，用单株林权抵押900万元的信用授信。同时还获得罗甸县农村信用联社贷款450万元和重庆银行贷款338万元。(2)单株活立木交易按揭贷款2018年9月3日，贵阳银行以2.5万元/株的价格全国首创地开通了单株活立木按揭贷款业务，价格为3万元/株。2018年共销售200株，其中45株是按照单株2.5万元销售市场，交易额5000万元，村民分红1000万元。贵阳银行和HS公司签订了《林权销售贷款合作协议书》，贵阳银行作为HS林业公司与单笔林权销售中的第三方提供按揭贷款，单笔林权销售按揭贷款最高额为3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在单笔林权购买人无法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时，HS林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HS林业公司同意将第三方总额的20%作为保证金，单笔林权购买人从初期违约开始未按时足额还款，银行无需HS林业同意，可直接扣划相关款项。(3)单亩按揭贷款在2018年单株按揭之前，2016年HS林业公司已经探索单亩按揭。2016年富民村镇银行和HS林业公司签协议，可以以单亩按揭的方式来合作。当时一共销售67亩，销售额4020万元，其中通过富民村镇银行按揭的金额是1680万元，全部为贵州和周边省的客户购买，共有18户按揭，其中有5户因生意亏损造成贷款逾期。根据HS林业公司和富民村镇银行签的协议，逾期6个月HS林业公司就要回购，因此2017年公司需要六七百万元的回购资金，无法负担，所以和银行联系延期。2018年，富民村镇银行行长因此被处分。HS林业公司大股东意见很大，要起诉这些逾期的客户，公司作为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截至目前，HS林业公司已经陆续回购了3户。(4)保险公司2018年9月，中国人保财险(PICC)正式开始为公司的降香黄檀活立木办理商业保险，按照市场销售价进行保险。如果林木灭失，由HS林业公司赔偿同龄的树，再由公司与保险公司协商结算。因为HS林业公司目前销售规模不大，备份树充足。价值保险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资产价值的评估。目前的评估价格一般按照成本价值法，一亩几千元不到。对于降香黄檀这种珍贵苗木的巨大未来价值，没有一家评估公司敢按照市场价值评估，贵阳银行推荐的评估单位不敢签字。贵阳银行的行长自己去调查做评估，银行认定为2.5万元，但没有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5)乾朗交易所由于贵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交易所整顿工作，目前乾朗交易所还没有拿到正式牌照，还没有活立木在乾交所交易。之前在网络上宣传第三方资金监管，原计划放在乾交所进行，由于整顿，也没有实现第三方资金监管。当前的单株活立木都是线下销售。(6)融资情况新三板挂牌失败。为了冲新三板，HS林业公司与投资人签订了风险极大的对赌协议。2015年8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认购HS林业公司的股份，认购股本金110万元。HS林业公司承诺其将在2016年5月31日之前完成新三板挂牌。若未能成功挂牌，投资人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股份或者选择退出。若投资人选择退出，HS林业公司将一次性退还实际认购股本金110万元，同时按照资金实际到账时间年化30%作为股本金回报款。目前新三板挂牌失败，正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计划纳斯达克借壳上市。美国联合商业协会副会长、美联商汇(亚洲)资本集团创始合伙人、总裁、首席执行官王某某是美国著名的私募基金投资人。美联商汇是纳斯达克资本运作的顶级集团，有很雄厚的资本实力。目前美联商汇已经发了协议给HS林业公司，准备把HS林业公司推到国际市场上，对方已经购买好了壳公司。企业债务情况。公司总投入2.2亿元，负债9911万元，其中金融机构借款2588万元，其他金融机构2195万元，自然人借款5128万元。案例评述：HS林业公司开展珍贵苗木单株不动产权证申办、单株活立木产权交易、引入产权交易市场和多种金融工具等探索，为构建生态资源价值化“第三级市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只是由于基础性工作的缺失、市场与政策风险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不当导致公司的发展与业务的创新探索举步维艰。观点一：多种金融工具组合平衡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1.预期收益(1)资产评估价格2015年2.4万余亩(海南黄花梨1.5万亩，柚木9000亩)林木资产评估价值68亿元(广东中广信)。(2)大料的价格之前有报道海南拍卖了两棵树，一棵树龄40年，另外一棵树龄70年，两棵树一共卖了1428万元。通过计算，40年树龄的这棵树，平均每年的稳定现金流应该是在6.1万元，另外一棵70年树龄的，每年的稳定现金流应该在8.6万元。(3)小料的价格小料可以做手串，按照每年长2.3公斤的芯材，每斤4000元，一年生长量的价值1.8万元。(4)贵阳银行给的内部价值评估是2.5万元(5—8年生的降香黄檀)这意味着从预期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极高回报率的投资品，大大地高于一般的投资品，而且比社会上通行的高利息借贷的收益率还要高得多。2.预期风险(1)种植风险虫灾：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梁教授介绍，降香黄檀的主要虫害是双线卷裙夜蛾和蛀干害虫瘤胸天牛。因为当地人采集叶和花做茶，所以不用杀虫剂。大规模种植导致大面积的虫害发生。风灾冻灾：降香黄檀怕风，因此他们选择了罗甸县，罗甸县是一个三面环山开口朝南的地理位置，无风，温度高。(2)市场风险在四川乐山也能种植降香黄檀。如果说形成降香黄檀的生产基地不具有唯一性，那也就意味着它远期收益(几十年之后才能实现的收益)很可能会发生其他变化。比如说在其他地区也可以种，那当大量的木材产品上市的时候，木材的单株回报肯定会大幅度下降。(3)政策风险被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现在大连期货交易所、郑州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基本上是比较成熟的交易品种，当然也不可能回避投机。如果给出了年回报率24%等这种不规范的传销方式，被有关部门监管，甚至制裁等，都是难以避免的。另外，由于机构改革，林权证发放由林业局转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导致无法办理，出现了违约，也是一种政策风险。再比如交易所整顿，使得原计划在乾朗交易所进行的线上销售计划被迫停止。3.金融工具组合预期既有收益也有风险。用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在创造收益的同时又能应对风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林木具有长周期的生长特点。降香黄檀的成材时间至少30—40年。这么长的周期内，资金的流动性肯定是个大问题。贵州罗甸县做了以下探索：(1)单株活立木交易对单株降香黄檀颁发不动产权证，单株定价(一棵5—8年生的树定价2.5万元)，2018年6月销售额5000万元的20%(1000万元)分给农民，之后每次交易差价的20%都返还给农民，也就是农民享有林木全生命周期增加价值的20%收益。同时，按揭贷款、林木保险、私募基金等金融工具，可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2)附加值开发开发降香黄檀花茶、叶茶、降香黄檀酒、精油等，实现附加值收益。一亩一万多的利润就可以支撑产业的发展了。如果顺利实现这样的资本深化，山区贫困户就可以通过转手交易或者代际传承，做到不砍树也致富，成为一种生态化扶贫的林业经济和资本市场交易产品的创新。通过这种方式，利用资本市场的交易使短期不产生收益的林业产品形成短期收益。即期的交易收益回报可以去激励更多的人种树，去恢复生态，有正向的积极意义。但也要从防范风险的角度，防止过度投机，防止搞传销。目前各地各部门还没有跟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创新的要求，没有理解生态资本深化的思路。于是合规风险就是公司最大的困境。比如用公司现在给出的这些预期收益来融资的时候，就有合规问题。于是他们先后遭遇了一系列风险。观点二：生态资源资本深化过程中内部化机制处置外部性风险企业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性问题，当外部性问题陡然爆发，用分红来启动村民对预期的稳定，用预期的稳定来形成公司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当于用内部化机制进行处置外部性风险。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使得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案例，遇到了林木非标资源性资产适应的非规范制度尚未突破壁垒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生态化的中央主导各部门突破制度壁垒；与此同时，深化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供给侧制度改革，推进“三权”分置、加强资源变资产的“三变”，然后开放地方的小品种期货，先行先试。这些才是符合今天生态文明深化体制改革思路。观点三：生态资源资本深化过程中建立一级市场的重要性根据前文中关于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市场体系构建的内容，在整个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三级市场的制度设计中，一级市场是最重要的。比如该公司遇到的林权证问题、交易所整顿、按揭贷款风险等，都是三级市场问题。对此，不管使用产权交易、期货交易、抵押贷款，还是按揭贷款、保险公司、私募基金，大部分的地方金融工具，几乎所有可能融资的手段公司都使用上了。都直接对应着前文中讨论的三级市场。也就是说，公司在没有做一级市场的情况之下，先去做了三级市场，而三级市场恰恰是风险最高的。若未建立一级市场，势必降低资源主权主体(农民)的谈判地位。而没有对等谈判就会导致农民出现机会行为，使得契约不可维护。低租金对农民来说就是谈判地位不对等，公司把农民变成一个非常弱势的谈判对象，形成的契约就是不可维护的，因为双方没有对等谈判。拥有资源主权的主体的谈判地位是被人为压低的，当然就导致小农机会行为，这个机会主义导致任何契约都不可维护。金融化竞争中的三级市场是高风险的，所以我们团队在一级市场的设计中，回购商是村集体而不应该是公司。然而，现在保险公司、按揭贷款所有这些资源价值化的交易最后的回购商都是公司。本来一级市场设计中之所以要村集体承担回购责任，就是因为三级市场风险过高，所以设计出来的主体是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它同时又是三级市场交易失败的回购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使得生态资本深化的创新风险最小化。重视一级市场的另一个考虑是外部性可以被内部化处置，就在于资源性资产长在农村的山上，也就是长在村集体的地盘上，有“不可移动性”，谁也拿不走。因此，越是长周期的农村生态资源资本化，就越是要稳定的村社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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