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
2022/12/16 0:06:07 书虫子

     国防军的毒贩我命令你们48小时不许睡觉，可你们居然坚持了17天。——海因茨·古德里安柏林，1940年6月6日。雷电大作，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砸落在公交大巴和汽车的车身车顶，还有行人的衣服、帽子和撑起的雨伞上。一辆黑色霍希牌(Horch)汽车在街面上疾速驶过，车里新安装的德律风根T655型收音机正在播放新闻。播音员用亢奋的声音宣告，德军已胜利抵达巴黎城外。司机转动收音机按钮，调整频率换到另一个台。阿尔内·许尔帕斯(Arne Hülpers)的歌声随即在车里响起，是那首脍炙人口的《真我本色》。车窗外的马路边，高高竖起的广告牌被雨水冲刷着，映出几个淡绿色的霓虹灯大字——“碧浪真本色”。22点52分，兰克乘坐的火车离开安哈尔特车站，向西驶去。他决定到前线去，就柏飞丁使用情况做一次调查，顺便为军队补充一些药品储备。他在接下来几周中写下的战争日记，如今保存在弗莱堡的军事档案馆里。这些日记记录了西方战役第二阶段——占领法国核心区的所谓“红色行动”(Fall Rot)期间——发生在战场上的真实场景。日记中的句子断断续续，叙述充满了跳跃，中间还夹杂着大量缩略语。但从始至终，柏飞丁的话题无处不在：“1940年6月14日9点，约见中尉克雷奇默(Kretschmer)，战局，预测。思路清晰，剂量为每隔一日服两片，对药效十分满意，没有药劲过后的疲惫感，在服用柏飞丁期间没有情绪低落现象，对我的问题能清楚地予以确认。”

    

     国防军致泰姆勒药厂的信函。信中写道，国防军使用柏飞丁的情况还没有什么确切的结论，且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无法透露有关柏飞丁使用的具体情况。在这次行程超过4000公里的环法之旅中，兰克把足迹踏遍了法兰西，沿海岸线从北到南，经过一座座城市，翻越一座座大山，在其所到之处，兴奋剂总是最重要的话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次闪电战的突击队——冯·克莱斯特麾下的装甲军团与主要功臣古德里安和隆美尔做了跟踪采访。哪里的士兵战斗力最强，士气最高涨，哪里就是兰克要去的地方，因为他给这些人带去的，是瘾君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成箱成箱的柏飞丁。“1940年6月16日，星期天。上午10点左右，在预计出发时间之前，司机霍尔特开着车来了。这一路上，除了夜里睡觉外，他一直和我们形影不离。4万片柏飞丁装车。妥了。11点准时出发，前往第14军。吃了块巧克力(我开车)，在罗尔默斯市场喝了杯咖啡，然后直奔蒙特索奇(Momtesauche)。整整一天，我只吃了一包饼干。”兰克随身带了台相机，在做寻访调查时拍下不少照片。看到这些照片，很多人或许会感到诧异，因为照片上出现最多的画面，是睡觉的人：东倒西歪躺在草地上的士兵，汽车里睡着的驾驶员，沙发椅上打盹的军官，树下行军床上酣睡的中士。这些照片透露出一个信息：摩耳甫斯(Morheus)，这位兰克眼中的宿敌，还远远没有被打败。兰克一心要与之决战到底，凭着他手中的那柄利刃：柏飞丁。这时候，外部的敌人已基本被干掉。当6月中旬巴黎落入德军之手时，法国军队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在巴黎沦陷的那些日子里，法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派凄凉景象：“遍地废墟瓦砾，烧成焦炭的马车和马尸堆在广场上，环绕广场的一排排大树被烧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到处是烧毁的坦克和房屋。在英法联军撤退后的街道上，散落着各式被丢弃的武器装备，中间夹杂着没有被带走的大炮和坏掉的装甲车。路两旁的便道上，一群群逃难者正在赶路，大部分人是推着自行车，车子上捆着过日子用的家当。”这些天，兰克的上司、陆军卫生监察官瓦尔德曼也来到了战区，并对柏飞丁的表现赞不绝口，那口气就像父母夸耀自己的孩子，尽管并没有提到宝贝的名字：“突破马其诺防线。惊人的行军速度：每小时60～80公里!后勤保障，体能提升，救援掩护——一切都比1918年的情况好得多。”在这场战争中，国防军部队马不停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穿越炎炎夏日下的大地山川。隆美尔为了绕过法国守军，特意避开大路，从荒山野岭包抄，并于1940年6月17日创下了日行240公里的“军事世界纪录”。空军参谋部作战处负责人称赞道：“这样的行军速度简直是神灵附体。”6月中旬时，古德里安率军抵达靠近瑞士边界的蓬塔利耶(Pontarlier)。驻守马其诺防线的50万法国士兵如今自己落入了包围圈，这一次，法国彻底败给了它的邻国德意志帝国。只有希特勒一人对这神奇的速度仍然不敢相信：“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他在发给古德里安的电报中说，“你们到的地方应当是索恩河畔的蓬泰莱(Pontailler-sur-Sa?ne)。”古德里安不得不解释说：“没错，就是瑞士边境的蓬塔利耶。”德军突破速度之快，从一位德国战地记者的报道中便可清楚地看出。这篇报道以典型的军人口吻写道：“装甲车、炮兵、高射炮部队、后勤车队一路挺进，日夜兼程，一刻不歇，向前，向前。没有人想睡觉，一块巧克力就可以代替午饭。我们的目标就是前进!现在我们的车队已经穿越麦田、草场和耕地，一路走了300公里。这一路上的甘苦，只有那些手握方向盘的人才能体会。几天来，我们的驾驶员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法国老百姓连逃跑都来不及。有位平民对我们说：‘你们德国人简直像旋风一样，呼地刮了过去。前几天还在加来(Calais)，一眨眼就到了南法。’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连续17天无休无眠：闪电战后的酣睡但是，代替午餐的并不仅仅是巧克力，正如上面那篇刊登在《柏林地方导报》的文章所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泰姆勒药厂生产的那些圆圆的小药片，因为它的功能之一就是消除饥饿感。在将近3天的时间里，和古德里安部队并肩行军500多公里的兰克，从装甲部队的一位军医那里得到证实：在突击过程中，每位驾驶员每天要服用2～5片柏飞丁。在后来第三帝国的宣传中，这场速度空前的胜利被描绘成纳粹意志的胜利，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兰克的战时日记证明，当时起作用的是其他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化学品：“总参谋部军医克鲁姆马赫(Krummacher)在柏飞丁方面很有经验，他介绍我认识了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上校……后来我又找到了上尉克雷奇马尔(Kretschmar)，他和我聊得很深，不久前又向我要了些柏飞丁……自从战役打响后，他一共吃掉了30片包装的整整1管柏飞丁，最多一次吃了6片。”克雷奇马尔是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主管后勤的总长，兰克在日记中写道，克雷奇马尔“有很多次都是靠柏飞丁撑着，才能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他特别强调柏飞丁对改善情绪很有帮助，而且，每次他吃了柏飞丁后，即便是那些需要高度注意力的艰巨任务也不在话下”。此外，兰克还写道：“那些了解和重视柏飞丁的作用，并主动向我索取药品的，主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兰克与隆美尔手下的军医总长进行了一场“深入而令人愉悦的谈话，话题是关于柏飞丁，还有科学”。一向以勇猛善战自诩的武装党卫军同样也离不开柏飞丁。“10点出发，沿着第10装甲师的行军路线一路向前。途中遇到武装党卫军的队伍，拍了照片。虽然经历长途行军，队员们依然精神抖擞，我从车上卸下一箱2000片柏飞丁，交给了他们的军医。”其实在当时，大规模使用药物所导致的副作用已经显现，但兰克对此视而不见，至少在日记里只字未提。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军官在大剂量嗑药后，明显感觉心脏不适。据说第12装甲师有一位上校“吃了很多柏飞丁”，在法国海岸游泳时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还有一位嗑药的上尉在部队联欢时犯了心肌梗死。此外，一位少将因为持续作战感觉体力不支，就吃了柏飞丁，然后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去前线看望士兵，结果在路上突然休克。装甲兵团第1预备部队的一位上校在战役期间“连续4周，每天2次，每次2片”吃药，后来经常感觉心脏不适，而且他特别强调，在“开始服药前，他的心血管系统是完全正常的”，因此，他对上级指示的大剂量服药明确提出异议：“行动开始之前，运来的柏飞丁被分给所有师级以上军官，分到药物的军官把一部分留下自用，其余分发给麾下的部队。上级在发放药品时特别指示，这种药能让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清醒，每个人都必须吃。所以说，装甲兵团服用柏飞丁是有明确命令在先的。”另外还有一位参谋部军官在一个半月里的33个战斗日，每天服用4片柏飞丁，后来因“血压过高”被迫离队。药物成瘾性导致的问题也日渐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困扰，出现情绪低落、抑郁等症状。只要药效减弱，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适。嗑药时间越长，大脑中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就会下降，人的感觉就会随之变差，然后只能通过加大服药剂量来加以平衡，并由此陷入由药瘾导致的恶性循环。然而，兰克却将这一切抛在了视线之外。他所奉行的宗旨是：“战争是战争，药物是药物。”这位在柏林军医大学以正直闻名的科学家在受命进行的兴奋剂调查中无视事实，对调查结果大加美化。这一点充分暴露了兰克在柏飞丁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他是军队里最了解这种毒品的人，对它的危险性也了如指掌；但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瘾君子，因此对毒品造成的负面作用，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界都选择了沉默。这是身为瘾君子的毒贩的典型案例。但在滥用毒品问题上，他和其他毒贩不同的是，因为他，无数士兵和平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战争与维生素当整个德国都在为赢得战役欢呼时，以维生素先驱自居的莫雷尔正忙于研制一种名为“维他默丁”(Vitamultin)的合成药物，并将其推向欧洲市场。他的营销策略既简单又有效：他只需要说服伟大统帅——同时也是他的病人——接受这种药品，其他人肯定就会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为了提高希特勒对维他默丁的兴趣，莫雷尔向汉堡的诺德马克(Nordmark)公司(他本人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定制了所谓“精品维他默丁”。这是为一人生产的特制药，在金灿灿的包装纸上印着“SF”字样，即“Sonderanfertigung Führer”(元首特供)的缩写。和华丽的外包装相比，药品的成分看起来要朴素得多：野玫瑰果粉、干柠檬、酵素、低脂奶粉、精炼糖。尽管希特勒并不缺乏维生素，因为他一日三餐几乎只吃水果和蔬菜，不过，他还是立刻迷上了这些小药片，仿佛它们并不是药，而是仙女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守护的金苹果。多补充些维生素总不会是坏事。很快，他每天都要吃上几片这种金纸包装的灵药。莫雷尔当即指示帝国总理府旁边的恩格尔药房，必须“随时保证500～1000片‘精品维他默丁’储备……一旦数量不足，必须立刻补充”。只有莫雷尔一人拥有处方权，同时他还交代药房，取药时只能把药交给他本人或希特勒的侍卫。接下来是莫雷尔营销策略的第二步。这位精明的医生又向药厂订购了专供国防军高层和总参谋部要员的维他默丁。这批药品不是金纸包装，而是换成了银色纸，上面的印章也换成了SRK——“Sonderanfertigung Reichskanzlei”(总理府特供)。这些高官很快便爱上了这种美味的“糖”。开会时，大家经常一边咂着嘴里的“糖”，一边讨论着眼下的战局。在从元首总部寄给妻子的信中，莫雷尔得意地写道：“维他默丁在这边大获成功。所有要员都对它称赞不已，并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家人。”营销策略的初步成功，为维他默丁在第三帝国各种大型组织中的大范围推广奠定了基础。莫雷尔利用自己元首私人医生的身份大肆宣传，并很快得到了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DAF)的支持，由其出面组织维他默丁推广活动。于是，大笔订单源源不断：先是2.6亿片，然后是3.9亿片。劳工阵线陆续向莫雷尔订购了近10亿片维他默丁，目的是提高兵工厂员工的生产效率，同时帮助他们改善体能，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莫雷尔医生和武装党卫军也拉上了关系。他先以“友情馈赠”之名，向党卫军无偿赠送了10万片维他默丁，并声明这些药片是专供挪威的党卫军山地师之用。在和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私下谈话时，莫雷尔告诉对方，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推广使用维他默丁十分有必要：实验证明，提高维生素C的摄入量可以使夜间值勤者的意识变得更警觉，而北欧地区的黑夜通常比较长。武装党卫军经过体验，对药效显然很满意，并陆续发出了几笔订单，总数多达几亿片。这些专供党卫军的药品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商标，并贴上了“SS-Vitamultin”的标签。接着这位满脑子生意经的医生又盯上了地面部队。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难道不应该为维他默丁的事和陆军方面谈一谈吗？”但是，莫雷尔却在国防军的采购商兰克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这位身为国防军顾问的军人生理学家早就习惯了劲道更猛的另一种药物，因此他对这种维生素合成药毫无兴趣，拒绝将它列入国防军的装备清单。但是，就算陆军这条路不通，维他默丁的生意也还要做下去。当莫雷尔在空军那里又一次碰了钉子后，他认为这是军方有意排挤他，于是下决心要告空军军医部负责人希普克(Dr. Hippke)上校一状。在给后者的上司、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信中，莫雷尔写道：“上校军医希普克博士根据他得到的错误信息，对配备这种优质药品横加阻挠，而且他还用公告的方式四处散布谣言，千方百计地想把我搞下去。”接下来，莫雷尔还写道：“面对工作中遇到的这种行为，我不能忍气吞声。假如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一定会向法院起诉。为此我恳求您，尊敬的帝国元帅，秉持公正的原则对此事做出评判。顺致最崇高的敬意。希特勒万岁!”戈林做出了回应，希普克被撤职。莫雷尔医生获得了胜利，并在通往欧洲药业大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飞得更“High”自从德军在敦刻尔克失利后，对这场失败负有直接责任的“胖子”戈林一心想要挽回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个自命不凡的吗啡瘾君子想伺机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能力超群的大人物，而绝非无能鼠辈。这时，希特勒正在谋划所谓的“海狮行动”：派遣地面部队，攻占英国。要保证数十万德国士兵顺利横渡英吉利海峡，必须先由空军夺取制空权，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对戈林来说，这既是考验也是机会。一旦成功，他便可以借此向希特勒邀功，从而保住自身的强势地位，让人无法再对其肆意放纵的生活说三道四。为了从空中制服英国，戈林决定首先对皇家空军的地面目标实施轰炸：机场、飞机库、跑道、飞机。一场针对英国的空中战役开始了。但是，当英国空军于1940年8月25日发动夜间袭击，轰炸柏林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和威丁(Wedding)两大城区后，德方不得不改变既定策略。9月4日，希特勒下令对伦敦发动空袭，以此来震慑英国百姓。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使敌方机场躲过了炮火，同时也使英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德国人的炸弹让首都伦敦和其他几个城市陷入了厄运。截至年底，共有4万多名平民在轰炸中丧生。这是二战中的第一场系统性的毁灭性轰炸。英方对此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英国空军对德国空军的进攻坚决予以回击：无数德国战机在英国上空被击落，同时，英国还出动飞机对德国城市实施报复性轰炸。冲突一步步升级。没过多久，日间空袭对德军来说已经太过冒险了。一位轰炸机飞行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起飞往往都很晚，夜里10点、11点，然后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抵达伦敦或其他某个英国城市上空。这时候，人自然又累又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飞行员马上就会吞下一两片柏飞丁，然后精神就会好起来。……我本人也参与过多次夜间行动，指挥官当然也必须在场。那时候，我都是预防性地提前吃下柏飞丁。您想想看，指挥官在战斗时要是打盹，这可绝对不行!……我们不可能因为柏飞丁对健康有害，就不吃它。特别是当你注定在不久之后就要坠机而亡时，就更是如此了!”这肯定不是个案。不过，从来没有人对德国空军的嗑药情况做过统计调查。按照历史学研究的标准，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在飞行员当中确实存在大规模服用兴奋剂的现象。目前能够找到的，只有一份兰克当年为陆军和空军部队订购总数为3500万份的柏飞丁的采购单。事实是：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掌握制空权；要掌握制空权，必须要有实力。这里的实力，一部分是用钢铁打造，另一部分则是以血肉构成。两者都必须有完美表现，其耐久力也必须在敌人之上。德国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在技术上落后于英国的喷火式战机，但在兴奋剂方面，德国空军的装备却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在空军部队里，人们为柏飞丁起了各种代号和别名，如“飞行盐”“斯图卡药片”“戈林药片”等。一位空军准将在从地中海发回的报告中说：“我的裤兜里塞着一条细长的麻布板，大小就像巧克力棒，外面包着一层玻璃纸，里面固定着五六片白色的药片，就是柏飞丁。施佩尔林(Sperrling)医生告诉我们，这药能够消除疲劳和睡意。我打开裤兜，从底板上扯下两三片药，然后快速掀开脸上的呼吸面罩，把药片扔进嘴里。药苦极了，嚼碎后满嘴都是粉末，可我也没有办法漱口。”过了一会儿，药劲上来了：“引擎平稳安静地运转着。我感觉异常清醒，甚至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霎时间，天空变得格外明亮，光线刺得眼睛生疼，让人难以忍受。我腾出一只手来挡住眼睛，才稍稍感觉好受了些。引擎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微弱，仿佛离我很远，很远。四周围一片静寂，一切都变得缥缈而虚幻。恍惚间，我像是翱翔在天空中，飞机就在我的身下。”飞机降落后，这位仍处于亢奋中的飞行员看着眼前的现实世界，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虽然当时我脑袋发木，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可我还是沿着飞行线路，稳稳地落到了地面上。落地后，我感觉周围的世界就像定格一般，所有东西都一动不动，不见一个人影。机棚的残垣断壁，矗立在一片弹坑之间。在我把飞机驶入总队停机坪的过程中，右轮爆胎了，大概是因为压上了弹片。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施佩尔林医生，然后随口问了他一句：柏飞丁到底是啥鬼玩意？发药的时候总该给飞行员提个醒吧？当他听说我一口气吞下三片药时，简直吓呆了，然后接下来一整天，他都不让我再碰一下飞机。”尽管德国空军有兴奋剂相助，但面对实力强大的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无计可施。这场不列颠空战最终以德国失利结束，这是德国在二战中的第一场败仗。希特勒不得不放弃“海狮行动”和攻打英国的计划，并为他所发动的战争寻找新的战场。戈林的又一次挫败并没有带给德国人应有的教训。这位帝国元帅仍然如磐石般牢牢据守在他的地盘，即位于威廉大街的帝国航空部大楼。这是一栋规模庞大的浅色石灰岩建筑，屋顶的旗杆上，一排红色的战旗(Reichskriegsflagge)在风中飘扬，像是在宣示着这个重要政府机构和帝国元帅的尊贵地位。但是，当人们迈过巨大的铁门，穿过宽敞的、用高高的铁栅围起的前庭，进入大楼内部，就会发现，这是个到处充斥着酒精、毒品和阴谋的黑暗王国。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人，难免会感到吃惊。但实际上，这个有3000多个房间的“戈林城堡”(今天的联邦财政部办公地)正是纳粹德国的真实写照。此时的纳粹政权已经彻底丧失政治理智，并将德国引入了一条通往深渊的迷途。一位军官在描述帝国元帅的打扮时是这样说的：“大伙儿看见他，都忍不住想笑。他上身穿着一件泡泡袖的女式白色真丝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貂皮衬里的黄色麂皮马甲，下身是一条宫廷小丑模样的阔腿灯笼裤，腰上扎着有金色铆钉的皮带，皮带上斜挂着一柄凯尔特短剑，再加上脚上的丝质长袜和金黄色十字纹皮拖鞋，那画面真是喜感十足。”这位叱咤风云的部长偶尔还会涂脂抹粉，给手指涂上艳红的指甲油。在开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血液中的鸦片酊含量下降，导致其精神萎靡，戈林就会突然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出会议室。几分钟后，当他重新走进会场时，气色明显发生了改观。一位将军谈到这种令人惊异的变化时说：“戈林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光。在会议的前半程和后半程，戈林的状态简直判若两人。我心里很清楚，他中间肯定偷偷嗑了药。”逃避现实的习惯给戈林在公务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身边的人要想得到重用，不是凭能力和资历，而是要懂得如何哄戈林开心。当戈林的亲信之一布鲁诺·洛尔策(Bruno Loerzer)少将被指责不称职时，戈林替这位被他本人称为最懒惰将军的手下辩解道：“我需要有个人能在晚上陪我一起喝瓶红酒。”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的情况与此相似。他被戈林任命为所谓的德国空军兵器生产总监(Generalluftzeugmeister)，并成为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尽管乌德特是一战所有参战国中战绩仅次于法国飞行员勒内·冯克(René Fonck)的王牌飞行员，在公众中享有颇高威望，但这位身为花花公子的功勋飞行员对航空部的工作却始终摸不着门道。对他来说，这份工作远不如在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影片中作为明星登场更有趣。不过，这些在戈林看来都不重要，因为他做事向来不讲原则，而是一切凭感情用事。

    

     沉迷于酒精和柏飞丁的空军兵器生产总监恩斯特·乌德特(图中)当帝国航空部部长和他的兵器生产总监私下里聊天时，两人经常一起回顾一战时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时，他们曾吸食可卡因，驾驶战机在空中并肩作战。至于眼下空军所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比如如何改进装备、研发新的战斗机机型等，很少能成为他们谈话的主题。乌德特在发表任职演讲时，带着满嘴酒气对台下人说，大家在管理方面不要对他有太多指望。可问题是，在当时的航空部里，由其掌管的部门一度多达24个，因此，这些部门的混乱可想而知。乌德特总是一天到晚酒瓶和药瓶不离手，因为他要靠嗑药来缓解酗酒后的头疼。在效率低下的帝国航空部里，乌德特负责的部门是差中之差。后来，戈林在总结航空部工作时讲过的一番话，很可能是在影射乌德特：“有的部门，大家平时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有时候，它会突然冒出来，惹出一堆乱子。这时人们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个部门，它成立好多年了，竟然没人知道。还有的人已经被开除了三次，可过段时间，他又在另一个部门出现了，而且职位越来越高。这绝不是玩笑，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几回了。”每天上班的时候，乌德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笔记本上涂鸦，特别是画自己的漫画像。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家，和朋友在私人酒吧里围坐在一起喝酒谈天。酒吧里陈列着他当年周游世界时搜罗的各种战利品。其实他最想做的事，是驾驶战机重新飞上天空，向人们展示他的高超飞行技艺。但是，他早就没有时间去开飞机了。超负荷的工作总是搞得他筋疲力尽，几近崩溃。1941年整整一年，他只能依靠大剂量柏飞丁来勉强支撑。德国战争指挥官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的性格，在乌德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希特勒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失败都是乌德特惹的祸，是他一手制造了空军史上最大的一场闹剧。”这话看来不无道理。在战后全球上演最多的德国话剧《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中，剧作家卡尔·楚格迈尔(Carl Zuckermeyer)以好友恩斯特·乌德特为原型，塑造了忠诚潇洒的飞行员将军(Fliegergeneral)哈拉斯的英雄形象。无论是话剧，还是同名电影中由库尔特·尤尔根斯扮演的一身正气的男主角，都与现实中的原型有着天壤之别。乌德特绝不是一位英雄。他值得歌颂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他以自身的无能和毒瘾给纳粹体制造成了巨大破坏，当然这纯粹是他的无心之举。他是一个丑角，一个历史怪胎，是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异类。1941年11月17日，德国通讯社播送了一条消息：“空军兵器生产总监乌德特大将在一次新型武器试验中身负重伤，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元首对这位以身殉职的军人表示哀悼并决定为其举行国葬。”实际上，乌德特是在他位于柏林西区的豪华寓所中饮弹自尽的。他以此种方式将航空部的整个烂摊子，一股脑儿推给了自己在一战时的老战友戈林。就在这位瘾君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他还在床头为后者留下了一句遗言：“铁人(Eiserner)，你抛弃了我。”随着自大狂乌德特的自杀，第三帝国逐渐步入了末路。国葬当日，就在戈林铁青着脸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并在悼词中称赞乌德特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时，国防军正在苏联被困。乌德特的坟墓就在柏林军医大学后方的因瓦登墓地，距离奥托·兰克为国防军进行柏飞丁试验的大楼仅有几步之遥。风靡海外1940年9月13日，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报道称，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勇气药片”，这种药片的意义已经从最初的医学领域转入军事领域。它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斯图卡轰炸机，但德军司令部却可以依靠它让士兵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英国人看到这篇报道后如获至宝，并随即决定大规模使用苯甲胺(Benzedrin)，一种比柏飞丁药效弱，但副作用较小的药物。他们终于为德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找到了合理解释：它的来源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化学制品。英国广播公司迅速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将德国空军使用柏飞丁的真相曝光于天下。以此为导火索，纳粹领导层对柏飞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柏飞丁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德国公共卫生负责人利奥·康蒂在致陆军卫生监察官的信中写道：“如蒙告知空军人员服用柏飞丁的实际规模和效果，我将不胜感激。另外，您对此持何态度，亦请赐教……我本人坚决反对(向军队)发放柏飞丁，并曾在通告中多次就该药物的危害提出警告。我的考虑是，能否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加强对柏飞丁处方权的管制，例如正式将柏飞丁列为毒品。希特勒万岁!”陆军对康蒂的来信反应冷淡，一个月后，新担任陆军卫生监察官的齐格弗里德·汉德罗瑟博士(Dr. Siegfried Handloser)才回复道：“英国人在宣传中多次强调，德国国防军的战绩完全是依靠毒品获得的。伦敦广播公司还声称，德国装甲师也是借助毒品才成功攻入法国，英方报道之不实由此可见一斑。事实真相是，服用柏飞丁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其剂量也微乎其微。”这些话显然是一派胡言，因为汉德罗瑟对法国战役(Westfeldzug)时陆军的3500万片柏飞丁订单和兰克从法国发回的报告都心知肚明。康蒂不肯就此罢休，他要为捍卫纳粹的意识形态理念而战，这就是：绝不能让毒品玷污雅利安人的纯净血统。但他没有看到，在二战地缘政治的实力角逐中，对兴奋剂的需求是顺理成章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位科学家朋友，向其求助。后者在《德国医师报》(Deutsches ?rzteblatt)发表了题为《柏飞丁之困》的文章，从批评的角度对这种德国造流行毒品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潜在的成瘾性做出分析。这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柏飞丁问题的批评性长文。作者在文中以典型的纳粹式语言发出呼吁——“抵制毒品，人人有责”，并强调，每一个染上毒瘾的人都是“恶化”的坏分子。这篇文章确实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有关柏飞丁成瘾案例的讨论不断增多。这些案例当中既有每日大量服用柏飞丁的医生，也有因服药过量导致连续多日失眠的医学系学生。有的人总感觉身上像是有小虫爬，瘙痒难耐，于是用手挠，直到把皮肤挠出血。德国的月均柏飞丁消费量曾一度超过了100万份。1941年2月，康蒂再次发出警告，这一次是以党内公开信的形式。他在信中写道：“令人担忧的是，如今整个国家都沉迷于嗑药……这是对我国人民健康和未来的直接威胁。”帝国卫生领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即使达不到目的，也要为目标奋力一搏。1941年6月12日，康蒂下令将柏飞丁纳入《帝国鸦片管理法》管辖范围，并正式将这种大众毒品划归为麻醉剂。但是，这项法令真的能够抵制毒品的泛滥吗？事实上，对康蒂和其他抱有同样信念的卫生事务官员来说，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上的胜利。曾是纳粹强势人物之一的帝国卫生领袖在这场禁毒斗争中最终落败，其影响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此时，德国民众对这场以捍卫血统纯洁性为理由的禁毒运动并不热衷，相比之下，他们宁愿去做瘾君子，让这种能够在战乱中给人提供慰藉的化学兴奋剂束缚自己的身体。老百姓对禁毒令的颁布几乎毫无意识，更遑论遵守和执行。民间消费量甚至出现上升的势头，年均增长量超过了150万份。毒品问题暴露了纳粹政权的内部矛盾，并对纳粹政权的自我瓦解起到了推动作用。没过多久，德国的毒品消费量便达到了1亿份以上。

    

     入侵苏联前6周，德军在药品订单上将柏飞丁称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军需品对军队而言，柏飞丁禁令的颁布无疑也选错了日子。因为就在10天之后，德军开始了对苏联的入侵行动，而这时的德国官兵早已习惯了嗑药。国防军总司令部和戈林麾下的帝国军备与军需部甚至将柏飞丁列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军需品。禁毒令最终变成了一纸空文。从1941年夏天起，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控制毒品的泛滥，更何况失控的并不仅仅是毒品。

     第三部分“嗑药的元首!”——病人A和他的私人医生(1941～1944年)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年代，医生的工作——在认真敬业的前提下——都是一份货真价实的领导工作。……在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时，必须要让医生时时刻刻都感觉自己的地位是在患者之上。……医生永远是两者当中的强势一方，这是基本的行医之道。——特奥多尔·莫雷尔的演讲稿数十年来，希特勒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头号恶魔和疯子一直是各方人士热衷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者当中虽然不乏以猎奇为目的的混事之徒，但这些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努力通过对这位独裁者的人格解析，来破解人性之恶的谜团。在这方面，人们迄今收获寥寥。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五花八门的希特勒传记中(其数量之多无人能出其右)，所有的外部事件和人物经历都已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巨细靡遗。在心理学领域，甚至出现了以“希特勒病态人格”为课题的专项研究。但是，秘密并没有因此而被解开。希特勒的人生似已成为一个没有谜底的传奇。莫非有一个盲点，是迄今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们都未曾注意到的？我不敢奢望自己在这里讲述的内容能够准确还原当时的历史，但可以坦白地讲，我所捕捉到的是70多年来各路学者都不曾注意到的一条线索。这些年来，人们为了找到谜底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编造故事，《明星》杂志发表的所谓希特勒日记便是其中一例，其他的一些资料来源更是破绽百出。在这里，我想为读者提供的，并不是一个解开谜团的终极答案，而是一种对这段历史的独特解读方式。每个想要走近希特勒的人，都绕不开莫雷尔——跟在希特勒身后、身着浅棕色华达呢制服的胖医生。特别是在1941年秋天之后，他所扮演的角色早就不是史学界如今认为的那个性格怪异的边缘人物。正是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状态明显发生了逆转。所有传记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呈现出空白，因为没有人能为此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撰写的厚达1200页的经典著作《希特勒传》中，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索引发现，全书提及莫雷尔的地方只有7处，第一处是在第737页，而且每一处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作者在谈到这一时期希特勒的身体状态时，说他“神情呆滞，像被麻痹了一样”。这种形容固然准确，但对其背后的原因，作者却没有明确交代。虽然作者也曾提到希特勒患有“严重的毒瘾”，但对毒瘾的程度和影响却只字未提，对毒瘾所导致的恶性循环也没有详加分析。而正是这种恶性循环让希特勒深深陷入自我的世界，只有莫雷尔的注射才能对其施加干预。费斯特在1973年出版该书时称，今后关于希特勒这个人物不会再有新的发现，因为“不会再有更多的资料，能够对这一历史时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既有形象做出修正”。这一断言显然为时过早。如今，史学界的关注点已经从希特勒的特殊人生经历转向了导致其发迹和成为其人的社会进程，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尽管如此，仍然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掌管花花绿绿药片的莫雷尔医生”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本著名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书中写道：“不断增大的药量和注射量——莫雷尔医生在整个战争期间为其提供的药物多达90种，每天的用药品种多达28种——也无法阻止(希特勒)身体的衰败。”在这里，因果关系显然被颠倒了。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克·埃伯勒博士(Dr. Henrik Eberle)对这件事的看法要简单得多。在与已故柏林教授汉斯-约阿希姆·诺依曼(Hans-Joachim Neumann)合著的《希特勒有病吗？一份总结性报告》(War Hitler krank？Ein abschlie?ender Befund)一书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位德国国家元首并没有毒瘾，莫雷尔的行为是“非常负责任的”。“他对每日规定的药物剂量十分注意，很少会出现过量的情况。1945年之后，莫雷尔对自己多年来没能给希特勒提供正确治疗，并导致其身体状况恶化深感内疚。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莫雷尔在1941～1945年的大量笔记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记录无疑出自一位有良心的医生之笔。”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这与私人医生本人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莫雷尔曾在笔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与病人的对话：“我不得不一直采用大剂量短时疗法，并不断挑战医学所允许的极限，尽管我会为此受到很多同行的谴责，但我必须并且有能力承担起这一责任，因为眼下德国若是缺了您，必定会毁灭。”这位独裁者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这些药物究竟有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变化与这些药物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莫雷尔连续多年做了大量笔记，并在笔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给自己的病人服用的各种药物，这些药物的作用是要让后者能够尽可能地支撑下去，不要垮掉。他之所以要记下这些，是因为一旦希特勒出了事，他可以用这份笔记向盖世太保做个交代。于是，一份事无巨细的医疗记录就这样诞生了。如果有哪位想亲眼看看这些记录，必须不畏舟车劳顿，因为这位私人医生留下的笔记被分成了几份，分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一部分存放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一部分收藏于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所，还有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寻访之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二战战胜国的政府核心区，距离白宫仅有一步之遥。这栋宏伟庄严的建筑从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代庙宇。在档案馆入口处一座雕塑的白色基座上，用英文镌刻着一行字：“What is past is prologue(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进入档案馆明亮的收藏大厅后，第一眼感觉有些眼花缭乱，尽管有各种指示牌和说明，但要找到自己想要查找的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所收藏的档案，实在是浩如烟海。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就像是搬运工一样，把第三帝国堆积如山的文件统统搬了回来，分放在首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科里奇帕克(College Park)的档案馆分馆。要想在这些卷宗中查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份，可以借助索引、电脑，或向档案管理员求助，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类似“Reichssicherheitshauptmat”(帝国安全部)之类的复杂德语专业词语转换成英文。帮助我查找莫雷尔档案的管理员名叫保罗·布朗(Paul Brown)。一上来，他就给满怀希望的我迎头泼了盆冷水。用他的话讲，我的调查工作就像用石子打水漂儿，只能在水面上激起一串浪花，而永远无法潜入水中，将水下全部景象尽收眼底。因为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是无穷无尽的。布朗的结论是，历史只有一种，就是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史料为基准做出推理，所谓历史真相是不存在的。很快我便查到了下面这些内容：莫雷尔在战后不久便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重点调查对象，这些调查情况直到几年之前才根据《纳粹战争罪行揭示法案》(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对外公开。美国人想要澄清的问题是：希特勒自1941年秋天起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原因何在？私人医生莫雷尔在这方面扮演了何种角色？他是否对此负有责任甚至有谋害希特勒之意？那些具有致瘾性的毒品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一推测属实，可以使许多谜团就此迎刃而解。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或许让希特勒嗑药这件事本身，是莫雷尔给自己扣上的莫须有罪名。自1945年夏天起，莫雷尔连续两年不断被审讯，并自称曾遭受酷刑：对方为了逼他说出秘密，甚至拔掉他的指甲。但美方最终没能从这位战俘嘴中套出这件事的真相。莫雷尔的说法总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让审讯他的人一筹莫展。在记录审讯情况的秘密文件中，人们经常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点。对莫雷尔的《医学鉴定书》(Medical Assessment File)这样写道：“他很愿意讲话，但经常会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记忆出现明显缺失时，他总是改由想象来代替，于是便造成了表述的前后矛盾。……病人的心理状况在不同时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莫雷尔明显患有轻度的外源性精神错乱，其病因应与拘禁有关。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虽未受限，然而由于病人存在用臆想填补记忆空白的倾向，因此，其表述不具有充分的可信性。”这份鉴定书的结论是，莫雷尔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自己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做出解释。战后以专家身份参与审讯的三位德国药学家和医生对此也一筹莫展。因此，一份有关莫雷尔的调查文件——第53号特别报告，题为“关于毒杀希特勒的传言”(The Rumored Poisoning of Hitler)——最后得出结论：这位私人医生并没有给他的病人开毒品或足以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麻醉品。希特勒身体和心理状况的骤然恶化，完全是由精神过度紧张和素食所导致的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鉴定结果准确吗？鉴于评估人都是二战的亲历者而有可能犯下当局者迷的错误，再考虑到资料的不完整性，我们不应对此妄下定论。美国当局的目标是搜集信息，从而拆穿有关希特勒的各种神话。但从对莫雷尔的调查来看，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解开谜团的答案的确就在莫雷尔留下的那些笔记里，尽管线索很隐蔽且不易解读。莫雷尔留下的这份“遗产”是一摞摞写满了字的处方单，包含大量缩略语的卡片，字迹潦草的笔记本，满满当当的日程本，乱七八糟的便笺，不计其数的公务和私人信函。在笔记本上，信封上，电话记录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重复的内容，但其表述又存在细微差异。从1941年8月到1945年4月，莫雷尔几乎每天都要为他的病人看病。在总共1349天里，有885天都留下了医疗记录。其中的开药记录有1100次之多，注射近800次，几乎是每天一针。有时候，莫雷尔会把针头细心地贴在医疗记录里，因此从外表看，这些记录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透明严谨的印象。莫雷尔这样做是害怕一旦出现问题，盖世太保会兴师问罪，因为在后者眼里，私人医生向来都是必须重点提防的危险人物。这些资料就像一片层峦叠嶂的原始森林，让身处其中之人环顾左右，辨不清方向。对那些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那些资料上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在看似巨细无遗的记录中，很多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些有遗漏的地方显然是刻意而为。在打理其他商业文书时向来一丝不苟的莫雷尔，难道是想用这些貌似严谨、实为混乱的记录来掩盖些什么？莫非那是一个只有他一人知道，连他的病人都被蒙在鼓里的秘密？当战局骤然出现对第三帝国堪称灾难性的逆转时，在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地堡性格去年我曾有幸多次在元首的总部小住，这几次拜访令我收获甚丰，其程度远超乎元首您所能想象。我将竭尽所能，将您赋予我的能量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约瑟夫·戈培尔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是任何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都无法解释的。——珀西·恩斯特·施拉姆要想了解希特勒当年嗑药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到自1941年夏天至1944年秋天希特勒逗留最久的故地做一次寻访。这处历史遗迹的位置是在波兰东部。在马祖里地区的一片密林里，废弃的堡垒像一艘搁浅的混凝土飞船，安静地躺在阳光下。绿色藤蔓爬满了墙壁，翘起的瓦檐上长出了橡树的幼苗。破败的水泥墙壁满是裂缝，钢筋裸露在外。在整个堡垒里，到处竖着黄色的警示牌，上面用波兰语、德语和英语写着：危险!小心坍塌!但是，每日近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游客并不把这些提示放在眼里，他们爬上黑黝黝的窗洞，钻进狭窄的墙缝，摆出各种姿势拍视频、玩自拍，像是在玩寻宝游戏。

    

     探寻历史的足迹：曾经的元首总部——“狼穴”1941年夏天，“狼穴”(Wolfschanze)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当时，这个地处东普鲁士小镇拉斯滕堡(Rastenburg)、四周用一道50～100米宽的地雷带围起的工事刚刚建成。碉堡的主体是10个掩体，被2米厚的水泥层覆盖的后半部是卧室，保护较少的前半部分是工作区。堡垒正中央是简陋的军官食堂，里面的陈设看上去像是一间朴素的乡村酒馆，中间摆着一张笨重的木质餐桌，可以供20人同时就餐。不久后，人们在餐桌后面的墙上钉上了一个革命的标志物：一面缴获的苏联红军旗帜。1941年6月23日，在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后的第二天傍晚，希特勒抵达“狼穴”。他将在这里指挥这场被称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军事行动。按照计划，德军将在3个月之内结束战斗，因此，军队甚至没有为士兵预备过冬的军服。由于自认为胜券在握，德方在选择对苏作战指挥所的位置时并没有做精心考虑。就像当初修建“岩巢”时一样，德国人认为这场战争肯定不会持续太久。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迟早会让他们吃大亏。指挥所建好没几天，人们就开始抱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在整个欧洲都找不出第二处。由于周围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碉堡里总是遍地泥泞。很快，“狼穴”的臭名就传了开来。在这处灯光昏暗、空气稀薄、总是被雾气笼罩的林中营寨里，人们甚至不得不用往地上泼煤油的办法来驱蚊。一位纳粹处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再没有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了。碉堡里潮湿寒冷，每天夜里，我们都在电动通风系统造成的穿堂风和噪声里瑟瑟发抖，难以入眠。早晨醒来的时候，总是头痛欲裂。一天到晚，内衣和军装都是又湿又冷。”“碉堡里太潮湿了，这对健康十分不利，”莫雷尔医生入驻“狼穴”后不久也在笔记中写道。他被安顿在狭小的第9号工事，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无法调节的电扇一直转个不停，却不能带来新鲜的空气，只能把湿冷的空气搅动得更混浊。“这真是霉菌滋生的最佳温度。我的靴子上长满了霉点，衣服湿漉漉的。胸口发闷，面色萎黄，精神压抑。”但是，希特勒对这一切似乎毫不在意。早在“岩巢”里，他就已经爱上了这种封闭的洞穴生活，“狼穴”对他来说，仿佛是一处梦想中的港湾。在这与世隔绝的藏身地，前线的战况成为生存的唯一意义。在接下来的3年里，“狼穴”变成了他的生活中心，这里陆续修建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工事，用于居住、管理和经营等各种目的，另外还有一条专用的铁路线和一个小型机场。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多达2000人。这些人当中没有谁喜欢“狼穴”，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们的元首。希特勒常常对周围的人说，碉堡里的环境让他感觉最舒服，因为这里的气温总是很凉爽，没有冷热变化，空气也足够新鲜，而且莫雷尔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氧气瓶，“可以用来吸氧，也可以把氧气输送到卧室。元首非常满意，甚至称得上兴奋”。人工氧气输送，厚实坚固的防护墙：表面上，这里带给外界的感觉是，这位身在指挥所的德国统帅是站在战争的最前沿指挥战斗，但是，这时候的他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距离战争更远。这种在独裁者当中并不罕见的遁世倾向，将带给他无法逆转的灾难性后果。在过去几年里，整个世界总是一再屈服于希特勒的意志，一次次不可思议的胜利使他的权力和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然而一旦在现实中遇到难以轻松战胜的反抗，他就会深深地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不肯自拔。“狼穴”这处钢筋水泥所筑的洞穴，正是其幻想世界的典型代表。早在1941年夏，苏联的殊死反抗便让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虽然德军在入侵苏联的头几个星期里夺取了大片地盘，俘虏了数十万红军战士，然而在他们面前，永远有无尽的土地和无尽的军队需要征服。希特勒的军队打了无数胜仗，制造了无数惨烈的场面，并按照计划将战线迅速向前推进，但苏联红军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屈服的迹象。这座“庞大空虚的纸牌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从战争一开始，双方便拼尽全力展开搏杀，德军在开战以来第一次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创。就连嗑药也没能给德军带来太多帮助。与攻打法国时一样，在这场针对苏联的更大规模的闪电战中，兴奋剂从一开始就被投入使用，特别是在陆军官兵之中。在发动进攻前，药物通过后勤渠道被分派到各装甲兵部队，一个军团在短短几个月内得到的药品配给便多达3000万片。但柏飞丁并没有带来快速胜利，因休整导致的时间拖延很快让德军吃尽了苦头。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则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调遣大批部队前来增援。1941年8月，就在战事正处在千钧一发的开局阶段时，希特勒却病倒了，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这天早上，希特勒的侍卫灵格(Linge)像往常一样，于11点整敲开了13号工事的房门。他发现，希特勒正躺在床上，发烧，腹泻，浑身关节疼痛，不停地打着寒战。看样子，八成是染上了痢疾。“接到电话，要我火速去见元首。据说他突然感觉头晕，眼下正在他的地堡里。”当莫雷尔通过190号分机得到希特勒突然患病的消息时，他正在幽暗狭小的工作间里干活。那是他和御用摄影师霍夫曼的儿子合用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各式摄影器材和药品。莫雷尔迅速抓起黑色的出诊包，冲出房间，赶到自己病人的身边。希特勒浑身瘫软地倒在床上，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他要莫雷尔马上想办法治好他，因为他要赶去主持战事会议，并就命运攸关的问题做出决策。这时候，仅靠维生素和葡萄糖肯定是不行的。在焦急和忙乱中，莫雷尔决定在维生素钙剂中添入类固醇和速效胰岛素复合剂，配成针剂，给希特勒注射。这种类固醇和速效胰岛素复合剂是莫雷尔自行研制的一种荷尔蒙药剂，它是用从猪和其他牲畜身上取得的心肌浸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肝胰腺加工制成的。这次注射不像往常那样顺畅：“入针时，针头断了。”为了缓解急症导致的疼痛，莫雷尔又给希特勒注射了20滴杜冷丁，这是一种作用类似于吗啡的鸦片类制剂(Opioid)。但是，频繁的腹泻并没有停止。这天中午12点时，在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工事中召开的战事会议上，“病人A”缺席了。元首病休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整个指挥所。“元首非常生气，”莫雷尔在当晚的医疗记录中写道，“我从没见他在我面前发过这么大火。”这位私人医生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兴奋剂疗法。很快，注射的针剂便见了效，痢疾症状消除了。第二天，希特勒重新出现在战局讨论会上，并立即着手挽回头一天缺席会议所造成的影响。就在他生病的这一天，他与总参谋部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再次暴露，总参谋部的将领们一心想抓住机会，尽快实施自己的计划。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下一步的进攻路线。与希特勒的想法不同，将领们认为应当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他们计划以攻坚战的方式占领苏联首都，从而夺取整场战役的主动权。但是，刚刚病愈的希特勒却另有打算。他执意将军队分成南北两个军团，北方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苏联北部的列宁格勒，南方军团则在同一时间穿越乌克兰向高加索挺进，夺取对战争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各大油田。这场冲突给莫雷尔医生和他的“速效疗法”也带来了影响。为了让“病人A”不再因为生病而受到排挤，他决定加大预防性注射的力度。从此，莫雷尔俨然变身为多联疗法的代言人。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的药物，并通过注射剂量的调整，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最佳疗效。他甚至抛开了对症下药的原则，而是将药物当作营养品，源源不断地注入希特勒的身体。这些药物可谓无奇不有，如托诺弗斯芬(Tonophosphan)——赫斯特(Hoechst)公司生产的一种后来多用于兽医领域的新陈代谢促进剂，从子宫血液中提取的富含荷尔蒙和免疫抗体的丝氨酸(Homoseran)，可改善性欲和活力等的衰退的性激素睾酮，还有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有助于治疗抑郁的睾丸素。另外还有一种用于注射的药剂是前列腺素，它是从小牛的精囊和前列腺中提取的。尽管希特勒还像以往一样不吃肉，但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素食者了。自1941年秋天起，越来越多的动物成分开始进入他的血液。这些治疗的目的是消除和预防心理与生理上的疲劳症状，加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随着药物种类和剂量的不断增加，希特勒体内的天然免疫系统逐渐被人工构建的防护墙代替。莫雷尔让这些变得愈发不可或缺。在希特勒的健康问题上，自从感染痢疾那一次之后，莫雷尔采取的手段相当于用高射炮打蚊子。这种治疗方法一直延续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从未停止。当元首偶尔走出工事，在“狼穴”1号禁区里散步时，莫雷尔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他的身侧，一位助手拎着注射器械包跟在后面。药物疗法的连续性从1941年8月的一次火车旅行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分乘专列前往东线视察。在长达24小时的车程中，火车将穿过整个东欧，在这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列车途经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z-Podolsk)，武装党卫军和一支德国警察部队刚刚枪杀了23600名犹太人，这是第一起以大清洗方式屠杀整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件。为了保证希特勒在途中也能按时得到治疗，他所乘坐的专列临时安排停车，因为当列车行驶时，车厢晃动有可能影响莫雷尔的操作。由一节防弹车厢和两节护卫车厢组成的专列刚刚停稳，莫雷尔便迅速走进希特勒的包厢，麻利地打开药箱，掏出用黑色皮子包裹的套装药剂，掀起固定安瓿瓶的金属片，拉开存放针管的皮套拉锁，抽出针管，敲开一只安瓿瓶，插入针头将药液吸出。然后，他用橡胶管扎住希特勒肤色苍白、几乎看不到汗毛的手臂，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然后小心地将针头刺入皮肤。第一针是静脉注射，第二针是皮下注射。莫雷尔骄傲地记录下这次临时停车的非常经历：“火车在半路停了下来，因为我要给元首注射葡萄糖、托诺弗斯芬和维生素钙剂。我只用8分钟就全部搞定了。”这类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变成了规矩。希特勒的日常状态越来越取决于药物，随着时间推移，注射到他体内的药剂种类达到80多种，这些药物包括荷尔蒙制剂、类固醇以及其他许多非常规药品。每天的药剂搭配都会略有变化，这对病人心理可以起到良好的安慰作用。如此一来，希特勒就不会产生对某一种药物上瘾的印象。这正是莫雷尔的良苦用心，他必须想方设法，让病人接受自己为其调配的药物鸡尾酒。就这样，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一道，共同摸索出一套自我治疗和自我修正的完美方案，并对其无限制地加以滥用。到了1941年下半年，莫雷尔的多联治疗方法越来越大胆，已经达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尽管在当时，人们对类固醇和荷尔蒙的了解还很有限，对各种兴奋剂的复杂交叉作用还没有充分认识。希特勒对这一切毫无意识，他一辈子都对药物感兴趣，但掌握的医学知识却近乎零。和统率军队一样，身为瘾君子的他对毒品的认识也始终是个半吊子：做事全凭感觉，从不刨根问底。这一点最终将他引向毁灭。直到巴巴罗萨计划实施前，他凭借天生直觉所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而恰恰是在莫雷尔开始对他实行注射治疗，用各种药物把他的身体搅乱后，他的良好直觉也弃其而去。大剂量用药所导致的耐药性，是问题的根源所在。随着身体对药物的适应，要想保证药效，只能不断增加剂量，因为一旦药效降低，希特勒的身体很可能就会崩溃。从这一角度看，莫雷尔是给信任自己的主子帮了倒忙。身为私人医生，他对药物的交叉作用显然没有考虑，而这本应是行医者的基本职责。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心只想讨希特勒的欢心，并以此保住自己作为宠臣的地位。1941年秋天，当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杀戮，入侵苏联的国防军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让数百万人命丧黄泉后，纳粹恐惧机制也像毒瘤一样逐渐发作，由里而外一步步恶化。东线之困根据我的判断，我深信元首是健康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中，1941年10月2日这一天的记录是这样的：“当日，秋高气爽。中央集团军所有部队于拂晓时分发起进攻。”攻打苏联首都的计划在经历一番迟疑后，终于被付诸实施。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和莫斯科之间的小城维亚济马(Wjasma)，德军对苏军发动了两场大规模围歼战，俘虏了67万名红军战士。在“狼穴”元首总部，一些人甚至认为德军已胜利在望。但是，由于德军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优势，并且在其他战场上消耗了太多兵力，他们无法再以闪电战的方式一举攻克斯大林的权力中心。当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时，德军的攻势彻底陷入了泥淖。“无休无止的雨、雾。路面状况不断恶化，给所有行动和后勤补给都造成了严重困难，”陆军司令部在10月底的战事记录中如此写道。自开战以来，德军第一次露出了败象。面对严峻的局势，希特勒的反应十分冷淡。当苏联红军在初冬时调集西伯利亚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并给德军造成严重伤亡时，德方将领纷纷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要求立即撤军，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希特勒拒绝听从这一建议，并于1941年12月16日发布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这道命令虽然暂时避免了更坏情况的发生，但从长远看，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从这一刻起，在没有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任何后退行为都是禁止的。曾以行动凌厉令敌人胆寒的国防军，如今面对战争局势的多变却无力应付，只能苦苦坚持。尽管直到最后一刻，德军仍然以顽强斗志赢得了敌人的尊重(德军的顽强斗志与其独一无二的“任务式指挥”不无关系，它让一线指挥官在达成预定目标的方法上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最初曾以辉煌战绩震惊世界的运动战却从此成为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古德里安，就在1940年春天，他以打破常规，甚至不惜违抗军令的行动为西方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如今，当他试图劝说最高统帅从莫斯科撤军时，希特勒干脆将他撤职，不让他再插手前线的指挥事务。希特勒的唯一战术就是“殊死抵抗”，不计代价。“不计代价”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无视前线的残酷现实。因此，德军在对苏战争的第一年冬天就蒙受了惨重损失。在莫斯科，教堂敲响钟声，以鼓舞民众士气。东正教神父们挨家挨户奔走，动员百姓为保卫俄罗斯的神圣领土而战。在苏联各地的电影院里，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一边是身着棉服和皮靴的红军战士，另一边是穿着单衣、没戴手套的德国战俘光着脚在地上蹦来跳去，以免冻僵。对这些侵略者来说，前途越来越令人绝望。在很多时候，能够带给他们帮助的只有柏飞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说一个：在伊尔门湖(Ilmensee)南岸的渔村维斯瓦德(Wswad)，其地理位置处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间，一支德国部队被包围，营帐被烧毁，粮草尽断，只剩下一条小路可供逃生。这群狼狈不堪的德国兵一行大约500人，扛着沉重的背包和机枪，趟着齐腰深的积雪，开始了长达14小时的夜行军。根据国防军报告中的记录，这些士兵当中有很多人没过多久就“精疲力竭……大约在半夜时，雪停了，天空明亮清澈。可很多人宁愿躺在雪地里，也不愿再往前挪步。任何豪言壮语都无法唤醒他们的意志力。于是，他们每人被分到了两片柏飞丁。过了半小时后，一些人感觉渐渐好了起来。大家重新排好队伍，再次上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嗑药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冲锋和进攻，而是为了坚持和活命。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一位军医的回忆“那时候，我手里有很多药。我负责把药发给大伙，发药时就是一句话：给你，拿着!”1940～1942年曾在柏林军医大学受训的军医奥托·舒尔特施泰因伯格(Otto Schultesteinberg)回忆自己在苏联战场的经历时如此说道。这位时年94岁的老人对当年那场战争，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种种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如今，老人的家在巴伐利亚州施泰贝尔格湖畔。在当地一家克罗地亚餐馆的露台上，我见到了他。他告诉我：“我自己并没有吃过柏飞丁，或者说吃得不多，大概只有几次吧，我想试试那是什么感觉，也好知道自己发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告诉你，那玩意儿真的管事!它让人很清醒，清醒得简直不正常。不过，我不想经常吃它。我们知道这东西会让人上瘾，还有各种副作用：精神错乱，神经失调，体力衰竭，等等。在苏联的时候，我们打的是一场消耗战、阵地战。这种情况下，柏飞丁不管用，它只会让体力消耗变得更严重。人如果缺了觉，早晚得补上。从战术来讲，用药物剥夺睡眠不会有任何好处。”柏林方面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帝国公共卫生事务负责人康蒂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禁毒主张，并指示其领导的“涉毒举报处”全面搜集吸毒士兵的信息。他制定了一份有关吸毒的定性标准，要求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按照这项标准对每一名因涉毒被开除的士兵进行归类，从而决定是对其采取强制戒毒，还是“作为无法改造或不可救药分子尽快清除出队伍”。这些话不仅严厉，而且还带有明显的恐吓之意，因此未能得到国防军方面的配合。军方举报的涉毒案例几乎为零。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已经没有人再有心思去惩戒吸毒分子了；相反，军方甚至有针对性地向康蒂身边的助手发出征兵令，并将其派往前线，用这种办法给禁毒运动制造困难。1941年年底，最高指挥部的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德军已取胜无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总结形势时称：“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我们都已面临枯竭。”旨在通过偷袭扭转真实军力对比的闪电战策略失败了，希特勒亲手制订、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投机沙盘”上的战争计划由此破灭。面对拥有人口和装备优势的苏联人，德国人要想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纯粹是妄想。这才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德国本应从这一认识出发，做出合理决策。然而希特勒却对摆在眼前的事实采取无视的态度，此时的他早已对地缘政治现实失去了判断力，因此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决定。如果说1941年秋天之前，这位最高统帅是无往而不胜的话，那么现在他所经历的，正是这一切的反面。1941年12月，德国对美国宣战。这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疯狂决策，因为这时的德国正在多条战线上拼死挣扎，力量已消耗殆尽，而它的对手则是养精蓄锐多年、实力雄厚的工业巨擘。树敌过多者不会有好下场。但是，刚刚接替布劳希奇元帅、亲自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自大狂希特勒，早已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认清现实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求。正如他本人所说，巴巴罗萨行动是推开了“一扇通往黑暗的未知世界的门，没有人知道那扇门背后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希特勒同样是被黑暗包围，就像莫雷尔描述的，“在碉堡里，整天都见不到一丝阳光”。在这黑暗世界之中，没有谁能够走近这位陷入魔道的独裁者，并把他拉回现实。只有私人医生手中的针头可以刺穿这身“铁甲”，把各种荷尔蒙激素注入他的血管。“元首过着如此自闭和不健康的生活，真是让人伤心，”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整天待在碉堡里，不到外面散步，也没有任何娱乐。”在1942年1月召开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得到落实。在灭绝犹太人问题上，希特勒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德国之所以不惜一切坚守每一处被其占领的地盘，有一个原因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让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Sobibor)、海乌姆诺(Kulmhof)、迈丹尼克(Majdanek)、贝乌热茨(Belzec)这些建在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的炉火，烧的时间再长一些。守住所有阵地，直到犹太人全部死光。这场针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争，最终变成了“病人A”——一个违背所有人类伦理的狂人——一人操纵的战争。狼人星球我非常羡慕您能在元首总部亲历这些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元首的审时度势天赋以及他对国防军建设的精心规划，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充分信心。……愿神赐予元首健康和力量，带领人民实现最终的目标。——一位友人致莫雷尔的信1942年夏，纳粹的地理扩张达到了巅峰，第三帝国的版图从北角(Nordkap)一直延伸到北非和中东。但同时，它也从各方面显露出失败的迹象。同年夏天，德国开始实施“莱茵哈德行动”(Aktion Reinhardt)，超过200万犹太人以及生活在波兰占领区的5万多名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在这场系统化大屠杀中被害。就在同一时间，德军完成了一场兴师动众的大转移：空军动用17架飞机，将元首总部从“狼穴”搬到了在距离乌克兰西部小镇文尼察(Winniza)数公里处新建的指挥所中。实际上，这次搬迁行动不过是纳粹上演的一场大戏，是为了给军队造成一种印象：最高指挥层正和他们一道浴血沙场。然而实际上，这个森林中的木屋距离真正的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之遥。1942年春天，当英军对吕贝克、罗斯托克、斯图加特特别是科隆等德国城市发动大规模轰炸时，指挥所的人们安然无恙地躲过了一劫。对希特勒而言，在这个连名字都无人知晓的遁世之地，他可以轻松地忘记眼前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沉浸到自己的幻觉世界之中。这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像当年慕尼黑摄政王广场附近的居所那样，一个凡俗意义上的家，而是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避风港。新任装备部部长施佩尔(Speer)在描述乌克兰的新元首总部时说，这是“一片别墅式的平房，一片小小的松树林，还有公园模样的小花园”。为了与周边环境显得更和谐，人们将新伐下的树干漆成了绿色，在树荫下的灌木丛里开辟出空地，建成停车场。乍看起来，这里就像是一处避暑用的度假村。然而，正是在这几座被高大橡树包围的木屋里，希特勒一如既往，继续指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战争，并开始酝酿新的行动方案——“狼人”计划。“狼人”这个名称和他此时的生活状态简直再贴切不过：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要求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近乎病态的卫生隔离规定，对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希特勒来说，微生物是他终生惧怕的敌人。而在这时候，那些在沼泽地和荒原上苦苦坚持的德国兵却在与真实的危险搏斗，战壕热、兔热病、疟疾等远东特有的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此时，莫雷尔和他的病人变得更加形影不离。甚至在指挥所的战局讨论会上，这位私人医生也会出现在元首身侧。参会将领们一个个不敢多言，只能向这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医生投来厌恶的目光。这样的会议每天都会召开两次，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会议室也是门窗紧闭，窗帘拉得密不透风。虽然林子里的空气总是很新鲜，但“狼人”指挥所里的空气却永远污浊难闻。如今希特勒能听得进去的建议，都是出自和他一样对前线战况毫不知情的人之口。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总是深得元首的欢心，性格乖戾的陆军元帅凯特尔就是其中一位。私下里，人们偷偷地唤他“奴才”。

    

     与病人形影不离的御医莫雷尔(希特勒左后侧)1942年7月23日，在德国发动对苏战争13个月后，希特勒又一次犯下了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在其颁布的第45号训令中，希特勒命令将德军兵力分为两支，这次是在苏联南部：A集团军群的目标是攻克石油资源丰富的阿塞拜疆首府巴库，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拿下斯大林格勒，向里海海岸进军。这样一来，原来800公里长的战线被拉长到了4000公里，这必然会导致局面失控。这一决定在陆军司令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乌克兰的炎炎烈日和45～50摄氏度的高温下，“争吵和发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假想变成了指挥行动的准则”，总参谋长哈尔德对最高统帅的决定如此指责道。装备部部长施佩尔说：“希特勒的精神错乱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个在他身边的人都预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在制订军事计划时，德军的真实处境早就被抛在了一边。私底下，人们把每日的战局讨论会称为“摆戏台”。“那些有关国防军战况的各种夸夸其谈让人担心，这样下去，没有人会对局势的严峻性有充分认识。”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战争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它是“镰刀收割计划”的发明者、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官、不久前受封陆军元帅的冯·曼施泰因，在一场有关东线南段危急局势的报告中讲的：“和以往一样，元首依然没能对全局做出总体性判断，他仿佛不再有这样做的能力。”在希特勒眼里，那些头脑清醒的将军所说的话都是危言耸听，但这些话虽然刺耳，有时候他也不得不听。因此，他经常会用孩子气的方式做出反应。例如，他拒绝和约德尔将军握手(顺带一提，后者是最高统帅部里唯一一位不让莫雷尔医生看病的人)，不出席聚餐，而是整天躲在树荫下自己的木屋里，在天黑前绝不迈出房门一步。1942年8月，希特勒到前线视察军情时，因皮肤常年不见阳光而被严重晒伤。“整张脸红彤彤的，脑门被晒脱了皮，疼痛难忍，搞得他情绪很糟。”因此，当重新回到林中隐蔽的小屋后，他简直乐开了花。另外，希特勒也很少再公开露面，发表演说。这个曾经热衷于在万众簇拥下激昂陈词的人，渐渐从公众的视线之中消失。历史学家和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描述这种变化时写道：“他曾经有计划地用全民狂热代替了理性，可以说，他用六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德国百姓离不开的一剂毒品。然而在战争期间，他却突然给他们断了药。”反过来讲，这种变化也给希特勒本人造成了不良后果。以往他的每次露面都不仅让万众为之欢腾，同时也让他像嗑了药一样沉醉于其中。现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他只能依靠化学品来补充以往从百姓拥戴中所获得的能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希特勒的自我封闭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是一个永远需要外界激励的人，”希特勒传记作者费斯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莫雷尔的毒品和药品代替了过去他从万众欢腾的场面中获得的刺激。”身为国家领导人，希特勒很少再亲自处理日常公务。他总是整夜不眠，很少在清晨6点前上床。和过去一样，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和施佩尔一起讨论大型建筑规划，当然纯粹是在假想的层面上。这位忠心耿耿的装备部部长和最受元首宠爱的建筑师，曾将与希特勒之间的合作称为“令人心醉神迷的几个年头”。作为排挤他人的行家里手，施佩尔一直对“领袖魅力的刺激作用”深信不疑。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渐渐发现，希特勒“在这些讨论中经常偏离现实，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战局走向带来了深远影响。希特勒经常在不考虑装备、兵力和后勤保障等因素的情况下，盲目地把军队派上战场。与此同时，当涉及具体的战术问题时，他还不停地对军事指挥官们指手画脚，甚至在营级部队的调遣上也要亲自过问。在召开战事会议时，他要求速记员逐字记录，以便会后监督。因为很多将领在接到希特勒发出的不切实际的命令后，总是偷偷想办法敷衍他。从敦刻尔克的停止前进命令开始，希特勒对军事的一知半解就已暴露无遗。这一年，在希特勒的指挥下，德国国防军在阿布哈兹(Abchasien)和卡尔梅克草原(Kalmückensteppe)漫无目标地左突右攻，一边挺进到黑海海岸，另一边又攀上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峰，将纳粹“”字旗插上5633米高的山顶。这时，希特勒也从一个军事指挥上的半吊子彻底变成了一个满脑子不着边际幻想的狂人。1942年夏天，希特勒的毒品注射量达到了高峰，为此，莫雷尔医生不得不向柏林恩格尔药房发去订单，为元首总部专门订货。

    

     恩格尔药房致莫雷尔的一封信：“为了供应订购的注射器，我需要签发处方，或一份表明注射器是为元首总部提供的证明。只有在收到此证明后才能准备注射器。最诚挚的问候，希特勒万岁!”在1942年秋的非洲，从“冰毒之狐”化身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元帅在与蒙哥马利(Montgomery)率领的英军交战中受困。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苏联战场上，随着斯大林格勒战略意义的下降，围绕这座城市展开的激战渐渐变成了一场近乎病态的死搏。可希特勒却对这场代价惨烈的战役大肆渲染，将其描绘为一场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之战。当保卢斯(Paulus)麾下的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被苏军包围，成千上万德国士兵在饥寒交迫和敌军的炮火中痛苦地死去时，希特勒的健康状况骤然恶化。“胃肠胀气，口臭，全身不适，”莫雷尔在1942年12月9日的笔记中如此记录道。就在同一时间，戈林提出的大胆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从空中为被困德军运送燃料——彻底落了空。一周后，“病人A”向他的私人医生问起一件事。他说，戈林曾经跟他讲，每次身体感觉疲乏和头晕的时候，都会吃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是卡地阿唑(Cardiazol)。希特勒想知道，“当他在处理要务时，如果身体感觉不适，是不是也可以吃这种药”。莫雷尔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卡地阿唑是一种剂量难以把控的血液循环促进剂，很容易导致血压增高并引发癫痫，所以风险很大。不过，莫雷尔医生从中领会到了他的病人的意思：元首需要某种药力更强的药物，来帮助其排解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所造成的心理打击。莫雷尔决定接受这一挑战。乌克兰屠宰场你们必须保持健康，必须让身体远离一切毒害。我们需要清醒的国民!未来德意志人的强大，完全是由他的精神创造和健康力量决定的。——阿道夫·希特勒莫雷尔用经营独创药物维他默丁赚来的钱，买下了波希米亚奥洛穆茨(Olmütz)的一家食用油加工厂，这家名叫海康恩(Heikorn)的公司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食用油制造商之一，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抢来的。希特勒亲自出面帮莫雷尔促成了这笔生意。收购价格只有区区12万帝国马克，对这样一笔利润可观的不动产来说，几乎相当于白送。莫雷尔拿到这家工厂后，将它改造为其名下的哈玛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堪称是使雅利安化(arisierendes)的杰作。”此后，他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生产包括罂粟油、芥末、去污粉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另外还有专为国防军研发的“鲁斯拉”(Russla)除虱粉(尽管效果不理想，却是国防军的必备防护品)。不过，公司的核心生意是维生素和荷尔蒙药剂，为此，这位野心勃勃的私人医生和纳粹恐怖体制的受益者必须找到办法，以保证产品的原料供应。在“狼穴”元首总部以南8公里的文尼察市，有一家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屠宰场。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斯威夫特(Swift)公司利用最先进的现代技术，按照芝加哥屠宰场的模式，对这家屠宰场进行了改造。据说，乌克兰全国的牲畜屠宰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整个屠宰过程是全自动化的，包括动物血液的收集。这唤起了莫雷尔的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德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就像莫雷尔在笔记中所说的，按照老方法屠宰时，总是把“宝贵的蛋白质用水冲洗掉”。莫雷尔决定，要用这些先进设备大赚一笔。就在希特勒这个让全世界陷入战火的狂人整天躲在木屋里做白日梦之际，自学成才的药剂师莫雷尔利用德国在乌克兰作战的机会，开始运作他的赚钱计划。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莫雷尔制定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案。他向纳粹思想领袖、负责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通报说，他准备建立一家“内脏制剂生产厂”，并以典型的御医口吻提出请求：“如果我能够得到那些原料的话，我就可以满足整个东部占领区对荷尔蒙产品的需求。”这里的“原料”指的是甲状腺、肾上腺、睾丸、前列腺、卵巢、库珀氏腺、胆囊、心、肺等，也就是在文尼察屠宰的所有动物的全部器官和腺体，包括骨头。这笔生意就像是一个金矿，因为这些廉价原料将被加工制作成价格昂贵的兴奋剂和类固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莫雷尔在占领区一刻不歇地四处奔走，为酝酿中的不光彩生意穿针引线。他的目标是，必须要让所有原料物尽其用，就连屠宰时收集的动物血液也不浪费。他准备将这些血液加上蔬菜(主要是胡萝卜)进行干燥处理，制成一种新型营养药。莫雷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连日来的奔波让我疲惫不堪，每天我都要开车走150公里甚至是300公里的路，而且是在颠簸不平的石子路上。”他要让乌克兰占领区成为任其剥削的对象，要榨干它的血液，吸干它的骨髓。纳粹分子的厚颜无耻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希特勒身边的红人，他在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方面，与那些身居要职的纳粹大人物并无二致。莫雷尔的计划得到了他的另一个病人、乌克兰总督辖区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因手段毒辣而被称为“小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他表示，今后在屠宰动物的过程中，莫雷尔“可以派专人收集所有制药所需的废料……并按需求进行加工处理”。莫雷尔对此感激涕零，并宣布了他的下一步计划：“如果内脏制剂一事进展顺利的话，接下来我将着手乌克兰草药和毒品方面的研究。您将会看到，所有工作都在按照章法有序推进。”他当即注册成立了“乌克兰制药公司文尼察分厂——内脏制剂和草药生产以及药物出口”。这一名称不仅明确了产品的内容，同时也为公司的未来扩张定下了基调。由此可以看出，莫雷尔并不满足于在乌克兰西部的发展，而是把目光投向更有利可图的顿巴斯工业区，甚至是黑海沿岸的草原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他计划在这些地方“大规模种植草药，为建设强大的德意志经济助一臂之力”。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Charkow)，在1941年10月被德军第6集团军攻克前，这里是苏联的第四大城市与战略重镇。自被德军占领后，这里到处呈现出一片死亡景象：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炮火摧毁，城市人口由原来的150万减少到19万，无数苏联平民被杀害，有的人被扔下阳台，有的人被吊死在走廊、银行，或者饭店的门前。在德罗比茨基谷地(Schlucht Drobizkij)，德国C集团军群下属的4A特遣队联手秩序警察部队314大队的部分成员，对当地犹太人实施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1.5万人被枪决，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拖入毒气车中杀害，大量哈尔科夫居民被占领军送去德国做苦役。当1942年5月红军营救行动失败后，近24万名苏军士兵沦为俘虏。但是，莫雷尔对这些事毫不关心，哈尔科夫的悲惨景象反而让他看到了商机。他在给辖区总督的信中写道：“在这个政权几度易手的城市里，应当想方设法为战争经济做点儿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当他听说哈尔科夫有一家内分泌研究所在内脏制剂领域颇有建树的时候，莫雷尔再次致函科赫：“在没有腺体供应的情况下，这家原属于苏联政府的研究所的工作是毫无前途的，而本人蒙您关照，已获准从屠宰场得到这些内脏废料。因此，我谨恳请您批准将这家研究所出售给我，以便我尽快开始内脏处理以及德国急需药品的生产工作。”在信发出当日，莫雷尔便收到了科赫的电话答复：同意将研究所“过户”给他。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科赫还向乌克兰18家屠宰场发布指示：“根据乌克兰辖区总督的命令，屠宰场的所有动物内脏废料……必须全部交予乌克兰制药公司处理。屠宰场应在去除脂肪后，将动物内脏放入零下15摄氏度的冷库中冷冻，或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将温度降至最低。”在荷尔蒙研发和大规模生产问题上，所有障碍都已被清除。莫雷尔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在他的眼里，那些来自东线的令人作呕的废料就像是一个意外发现的宝藏：“这些动物内脏可以带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愿真空干燥和萃取的设备能早些运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但事态的发展并非如莫雷尔所愿，幸运女神这一次没有眷顾他：随着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的溃败，莫雷尔的内分泌研究所计划泡了汤。1943年春，苏联红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很遗憾，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它把我们的美好梦想和筹备工作都变成了一场空。”莫雷尔在失望之际，不得不将动物内脏的萃取加工重新搬回波希米亚的奥洛穆茨制药厂。为了将大批动物原料从乌克兰运到远在1000公里之外的加工厂，并将运输成本压缩到最低，莫雷尔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动用国家机器。他打着“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旗号四处招摇，甚至不惜假借元首的名义发号施令。当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仅有的几条通往东线战场的公路在战火包围中，成为运送援兵和给养、将伤员送回后方的生命线。可莫雷尔却恬不知耻地依靠元首总部的关系，让几百辆货车和列车跋涉千里，横穿整个东欧，将从乌克兰强取豪夺的成吨货物运送到波希米亚。这些货物是猪肚、胰脏、脑垂体和脊髓，猪牛羊的肝脏，等等。在莫雷尔这里，元首总部“除军事要务外，不准擅自动用车辆”的限令变成了一纸空文。莫雷尔从乌克兰运来的动物原料中还包括制作明胶用的鸡爪。下面是一张标准的莫雷尔货车装箱单：70桶盐渍猪肝，1620只猪肚，70公斤猪卵巢，200公斤牛睾丸。价值：2万帝国马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的“雅利安化”药厂，几乎每天都有一辆来自乌克兰的货车将上述货物运抵这里。就连国防军的运输车也必须为他让道，否则，莫雷尔医生绝不会客气。如果一辆载有“乌克兰制药公司”货物的列车不能顺利通过，他会立刻抓起听筒，将电话打到主管部门，就“车辆调度问题”提出交涉。其交涉对象有可能是低级别的运输指挥官，也有可能是铁路局局长或帝国交通部部长。电话中，他在说明身份后，就会恼怒地威胁对方，必须为这些“元首部门托运的一级紧急货物即刻放行”。如果对方配合，他将以安排觐见希特勒作为回报，或至少赠送一盒银色包装的精品维生素药片。莫雷尔总能如己所愿：他的要求就像最高指示一样被一层层传达下去，直到兑现。在利益驱动下，莫雷尔变得越来越胆大。为了保障战时的生产正常运转，并牟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他甚至不惜动用强制劳工，为他的工厂干活。“眼下我们在招募体力工人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就连装车的活儿也只能交给女孩子干，”首席药剂师库尔特·穆利博士(Dr. Kurt Mulli)向莫雷尔报告说，“所以我考虑写份申请，让上面分派些囚犯给我们。也许您有办法让鲍曼办公室给我们出份证明，证明我们这里的工作属于头等要务。”穆利知道，他的老板一定能够说服希特勒的秘书、纳粹党务负责人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让这个威风凛凛的强势人物为他出力。在这几个月里，莫雷尔收集的动物内脏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但是，为了保住自己在乌克兰的垄断地位，他宁可让这些原料烂掉，也不能把它们交给别人去加工。“我绝不能让这些原料落入竞争者之手。收集和处理乌克兰动物内脏的权利，必须由我一人掌控。”莫雷尔将肝脏制剂开发确立为公司发展的重点。肝脏是动物体内最重要的能量转换器官，许多元素都是在肝脏内吸收和分解，这些元素中包括各种类固醇：既有胆固醇合成的具有促进肌肉生长和提高性能力作用的雄性激素，也有皮质类固醇和糖皮质激素这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体能的神奇物质。莫雷尔宣称，这些成分经过提炼，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体能，甚至具有治愈作用。这种说法与当时人类的科学认知水平是一致的。然而实际上，肝脏中也有许多有可能导致疾病、破坏人体免疫力的成分，一旦免疫系统失去对自体和异体分子的区分能力，无法再识别哪些是危险和不健康的元素，人体的自我毁灭机制就会被启动，并最终导致死亡。由于东线战局越来越混乱，从乌克兰运来的内脏原料经常因运输过程中受阻而解冻，有时候甚至要在路上辗转三个星期，才能运抵奥洛穆茨的加工厂。然后，这些臭烘烘的动物肝脏被扔到大锅里，加入丙酮和甲醇，连续熬煮数小时。毒素被蒸馏掉后，剩下的是一种褐色蜂蜜状的黏稠液体。这些液体被注水稀释，然后灌入安瓿瓶，每日1万支。这就是莫氏公司的主打产品：Leber Hamma。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真的能到消费者手里吗？按照战时经济法的规定，自1943年5月后，所有新药品都不得上市。可莫雷尔自有他的办法。他找到了帝国卫生领袖康蒂主管的卫生局，语气傲慢地说：“对于我的药品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元首在听完我的汇报后做出了如下批示：如果你研究试验出一种药品，然后在元首总部使用并证明有效，那么自然就可以在全国普及，不需要任何批准。”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病态：莫雷尔这位来自柏林私人诊所的名医，在占领区一手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药品帝国，然后把元首总部的成员——很可能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当成了小白鼠，用来试验那些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制造、成分可疑的激素类药物和类固醇针剂。之后，这些药品又获准在全国和国防军部队中推广。这是一种自身免疫力的极度衰退。药物“X”与走火入魔元首的健康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乍看上去，人们会感觉他的身体很硬朗，但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约瑟夫·戈培尔自第6集团军余部于1943年2月初在斯大林格勒宣布投降后，长期以来笼罩在国防军头上的光环随之消散。作为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也同样光环不再。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隆美尔军团兵败北非，英国空军自3月开始对鲁尔区的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德国潜艇部队在5月的大西洋潜艇战中败北：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希特勒却像以往一样反应麻木。他仍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并且固执地认为，他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他一如既往地坚信德国必胜，拒绝将理性与客观性作为决策的基础。纳粹体制变得越来越僵化，而没有随着时局变化做出调整并尝试新策略，如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从根源上讲，体制的僵化是由“病人A”的“僵化”导致的。这时候的希特勒变得比以往更加孤独。随着苏联红军的不断挺进，在1943年整整一年里，希特勒在“狼人”指挥所只待过几天，其余时间都蜷缩在“狼穴”的小木屋里，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这里，每天固定的集体聚餐和宵夜对其他所有人都是一种折磨。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连续几个小时，甚至一直到黎明。他很少主动和人搭话，而是目视前方，就像面对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人群。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重复那些他喜欢的老话题：关于抽烟的危害，不能让毒品伤了身体，还有盛赞他的私人医生为他准备的素食餐谱。1943年1月30日，他为私人医生特批了一笔高达10万帝国马克的款项，用于素食的科学搭配研究。他得意地讲，因为有足够的维生素和能量补充，他偶尔也可以破戒，在晚饭后喝上一杯啤酒或是一小杯斯利沃威茨白兰地。这一年，在战局出现根本性转折的同时，希特勒的身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周围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有人都已意识到：希特勒的魔法失灵了。“希特勒朝我走过来，驼着背，步履缓慢，透着几分疲惫，”一位少将在描述自己与最高统帅会面的情景时说道，“当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瞧这个老人，他就要被重担压垮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注意到，他的两眼是那样憔悴无神。我敢肯定地讲，那是一双病人的眼睛。”这一切当然不可能瞒过御医莫雷尔的眼睛。但是，他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他的病人恢复活力，重新成为那个万人景仰的元首呢？眼下，荷尔蒙、类固醇、维生素合剂显然已无济于事。1943年7月1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局势变得空前紧张。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打败德军，赢得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坦克战的胜利，也让德方扭转战局的最后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与此同时，盟军在西西里成功登陆，意大利投降在即，退出与德国的联盟已指日可待，希特勒眼看就要沦为孤家寡人。“意大利军队的背叛让他夜不能寐，”莫雷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身体紧绷，脸色极度苍白，整个人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明天他将和Duce举行重要会谈。”半夜，莫雷尔被希特勒的侍卫灵格从床上叫了起来。对方告诉他，希特勒腹痛难忍，让他赶紧想办法处理。头天晚上，希特勒吃的是奶酪配菠菜豌豆卷，腹痛估计是这顿饭引起的。莫雷尔迅速穿上衣服，摸黑一路跑到希特勒身边，拿起针管给他打了一针。但是，常规药剂这时显然没有用。莫雷尔快速思考着，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他该拿什么来对付这场“猛烈的袭击”。他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迅速消除痛苦，让病人恢复精力的药物，而且要一击必中。他知道确实有这样一种药，但要给希特勒注射它，要冒很大的风险。在1943年第二季度“病人A”的病历卡右下角，标注着一个药名，下面画着几道强调用的横线：优可达(Eukodal)。这是达姆施塔特的默克公司生产的一种麻醉剂。1917年，优可达作为止痛镇咳剂首次上市，并于1920年代风靡一时，人们甚至将这场风潮称为“优可达主义”(Eukodalismus)。这种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名为羟考酮(Oxycodon)的鸦片类物质，它是从天然鸦片中提炼合成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优可达就曾是医生圈子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说起它时往往态度暧昧，半遮半掩，这是因为有些医生本人就是优可达的服用者。在专家眼里，优可达被视为药物之王和梦的化身。它的止痛效果是吗啡的两倍，致幻作用明显超过海洛因。在剂量适当的情况下，优可达并不会导致困倦和睡意，而是相反。作家克劳斯·曼便曾不顾父亲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阻拦，执意尝试了这种药物，并亲身体验到服药后的奇妙感觉：“我从不服用纯吗啡，我吃的这种药叫优可达——‘优卡小妹妹’。我们认为它的效果更棒。”

    

     1943年夏天“病人A”的病历卡：上面第一次出现了麻醉剂优可达的名字不过，这时的莫雷尔却在犹豫，到底该不该给希特勒使用这种厉害的药品呢？离出发前去与墨索里尼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病人A”没精打采，身体缩成一团，对所有人都不理不睬。莫雷尔知道，优可达可以让元首立刻打起精神，消除多半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痉挛性便秘。但他同时也能够想象，这位患有药瘾的独裁者一旦用过一次优可达，体验到这种“神药”带给人的强烈愉悦感，就很难离开它了。只要患者连续两周至三周定时使用优可达，身体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然而眼下即将到来的，是决定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刻。假如希特勒在这场轴心国首脑会谈中表现不佳，甚至因身体原因缺席的话，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莫雷尔必须权衡利弊。他决定冒险。他掏出针管，将药液注入了希特勒的静脉。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决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发生在希特勒身上的变化，尽管除了莫雷尔，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变化背后的原因。眼看着元首在转瞬之间重获活力，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振作精神，为接下来的德意首脑会晤做准备。希特勒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好转显然很满意，并当即请求医生再给他打一针。莫雷尔开始时没有答应，“因为在下午3点半出发前，还有重要的会议和决策”等待希特勒去处理。他建议用按摩来代替药物注射，另外再喝一勺橄榄油。希特勒却死活不肯，近乎耍赖地说，他突然感觉头晕眼花，要这样下去，他可能就无法出席会谈了。最后，究竟是元首强迫还是莫雷尔主动让步，如今已无从考证。但结果就是，莫雷尔又给希特勒打了第二针，这一次是肌肉注射。“在动身去停机坪之前，再次注射优可达。”与墨索里尼的会面是在威尼托大区(Venetien)费尔特雷(Feltre)小镇附近的加吉亚别墅举行的。根据在场人的回忆以及战后美国情报机关的调查报告，希特勒在这次会谈中情绪明显失控。希特勒口若悬河，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他的意大利同僚一直没机会插话，只能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的一端，不耐烦地听着。墨索里尼原本是打算利用这次会面的机会告诉希特勒，意大利退出战争对各方都有好处。但是，情绪高亢的希特勒根本不容他解释。在整个会谈中，墨索里尼一边揉着酸痛的后背，一边听着，偶尔掏出手帕轻拭前额，或者深深地叹一口气。其间，不断有人走进会议室，将盟军轰炸罗马的最新战况报告递给他。但直到会谈结束，他也没机会把这些报告中的内容告诉对方。因为希特勒从始至终都在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词语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试图让在场的人相信，轴心国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心情压抑的“领袖”被兴奋剂控制下的“元首”彻底盖过了风头。这场会谈的结果是：意大利暂时留在了轴心国联盟中。莫雷尔对自己的成绩颇为得意，他用手中的针管为政治做出了贡献。在日记中，他骄傲地写道：“元首健康状况非常好，在回程的飞行中没有任何不适，晚上在上萨尔茨堡的山上，他对我说，这天取得的成绩都是我的功劳。”战后，美国调查机构将希特勒在德意首脑会谈中的异常表现归因于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但并没有为此留下任何证据。从药理学角度看，甲基苯丙胺和优可达这两种药物相去甚远。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对莫雷尔用白纸黑字写下的优可达字样如此无视呢？这显然是因为莫雷尔的字迹过于潦草，以至于美国官方翻译无法清楚地辨认。在美军欧洲战场司令部军事情报局(United State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列出的希特勒使用过的无数药物中，将“Eukodal”错写成了“Enkadol”。

    

     美国情报机关无法辨认的莫雷尔字迹由于美方未能在麻醉品清单中找到这种药物的名字，它的意义也因此被忽视。调查者从未想过那串字母实际上是Eukodal，更何况优可达这个药名在美国也并没有人听说过。莫雷尔医生的潦草笔迹将美国人引上了歧路。优可达之瘾优可达是一种类似C(即可卡因)和吗啡的混合体，在制造这种肮脏货色方面，德国人一向很拿手。——威廉·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自从用上了新药优可达，莫雷尔和他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实现了新突破。在每晚的宵夜上，这位被戈林讽刺为“帝国注射大师”的御医成了唯一的固定客人。谁能陪元首一起宵夜，一向是人们判断谁是希特勒身边红人的晴雨表。“不管怎样，他都得在场，”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Traudl Junge)在描述莫雷尔和元首间的亲密关系时如此说道。莫雷尔的工作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这位御医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1943年，在用优可达为元首治疗的第一个年头里，莫雷尔开始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大，并决定亲自涉足鸦片交易。由于鸦片在市场上越来越紧俏，这门生意的利润十分可观。自从隆美尔兵败非洲、英美联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后，第三帝国和摩洛哥罂粟种植园之间的原料供应链被切断，与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货物流通也因战事紧张而受阻。在德国国内，法本公司正在着手研究用纯人工合成物来替代天然吗啡，但是，这种后来被冠名美沙酮(Polamidon或Methadon)的合成药物当时尚处在研究阶段。随着一批又一批伤员从前线撤下，对强力镇痛剂的需求与日暴增，鸦片制剂成了千金难买的抢手货。如果会让这样好的赚钱机会白白地丢掉，那莫雷尔就不是莫雷尔了。他果然想出了办法。他坐镇元首总部的私人办公室，仅凭电话和信件遥控，便把公司的经营网络扩大了一圈。他斥资收购了拉脱维亚首府里加的法尔玛斯加(Farmacija)公司，原因只有一个：这家公司有一间设备先进的鸦片实验室和一批宝贵的药品库存。“库房里有价值40万帝国马克的吗啡半成品，还有价值20万帝国马克的鸦片。”有了这些，“病人A”的需求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以前，元首总部的所有药品都是由柏林恩格尔药房供应，可最近一段时间，药剂师尤斯特(Jost)总是不识趣地“遵照《麻醉品法》(Bet?ubungsmittelgesetz)的规定”，向莫雷尔“索要处方，以供在麻醉剂登记册上备案之用”。于是，希特勒的御医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鸦片制造商。1943年下半年，当德军开始从东线全面撤离时，希特勒和毒品之间的游戏进入了新的一轮。在外界面前，他仍然努力装出一副为德国命运日夜操劳的样子，实际上却整天躲在元首总部冰冷阴暗的水泥洞窟里，品味着优可达带给他的奢侈享受。希特勒使用这种药品的频率是多少，我们只能依靠估测。有明确记录可查的是，截至1944年年底，希特勒共接受了24次优可达注射。但真的只有这些吗？在莫雷尔的病历记录中，经常出现一个可疑的代码——字母“X”。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句标注：“注射如常。”对一个每周接受数十种药物治疗的多重药瘾患者来说，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常说，在独裁体制里，秘密的含义就是让知道的人尽可能少，让受影响的人尽可能多。莫雷尔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样。只要没有人知道希特勒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就永远是人们眼中高高在上、令人仰止的领袖。对莫雷尔来讲，在优可达问题上，他只有两种选择：或是限制使用药量；或是将其加密，以防被人抓住把柄，使自己和他的病人成为受外界攻击的对象。但是，如果是在希特勒本人强烈要求——无论是以命令还是较委婉的方式——的情况下，莫雷尔的选择就只剩下了后一种。或许正因为这样，希特勒才让莫雷尔时刻伴随左右。这样他就可以得到那个神秘的“X”，一种介于自我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生化缓冲器。在莫雷尔的病历记录中，只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句标注：“X”的意思是葡萄糖。但由于在病历中的大多数地方，葡萄糖都被缩写为“Trbz”，因此这条注释的可信度并不高。鉴于上述情形，我们有理由推测，隐藏在符号“X”背后的药品就是优可达。希特勒便是依靠它来振作精神，让自身与生俱来的魔力借助药物重新被唤醒。这位独裁者的强大感召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例外。例如，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9月10日的日记里就写道，他是如何被元首令人惊叹的神采感动的。尽管“之前的一天一夜非常令人煎熬……但他的状态却出奇的好。……他大概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可从外表看，却像是刚度完假回来一样。”乌克兰辖区总督埃里希·科赫也曾满怀深情地说起元首的强大感染力：“和元首交谈后，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能量，心情激动难抑。”1943年10月7日，在“狼穴”召开的纳粹高层会议上，各路将领在谈到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规模轰炸时，一个个都长吁短叹，情绪低落。这时希特勒站起身，发表了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说，以坚定的语调表达了对德国必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番讲话让在场的人不由得相信，第三帝国可以依靠手中的秘密武器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重新夺回那些被炮火夷平的地盘。“11点：注射如常。左下臂严重水肿。气色非常好，”莫雷尔在当天的病历记录上如此写道。不久后，当希特勒动身前往布雷斯劳(Breslau)到百年厅接见国防军数千名军官，为部队鼓舞士气时，莫雷尔带着注射器械一路随行，“注射如常”。在震耳欲聋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中，元首圆满完成了接见任务。之后，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军官怀着赴死的决心，奔向各自的战场。那些对希特勒使用兴奋剂一事毫不知情的人，无论是他身边的亲信还是最高司令部成员，往往都对元首的莫名乐观感到疑惑和不解。他们在想，难道元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大家？莫非德军真的掌握着某种秘密武器，可以让德国最终反败为胜？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注射的作用。是那些注入希特勒体内的药物让他忘却了现实，沉浸于幻想的世界，使他在从前线传来的各种坏消息的包围中，依然固守着必胜的信念，并用他的自信感染着周围的人。在这一时期的莫雷尔诊疗记录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字：“中午12点30分：因为在将官会议(约105名将领出席)上做演讲，注射与之前一样。”1943年圣诞节时，苏联红军延续夏季攻势的胜利势头，发起了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山脉攻势。这时候，莫雷尔收到了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国务秘书寄来的一份礼物：歌德名著《浮士德》百年纪念版。对方在信中说，这份礼物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提醒您不要忘了您在慕尼黑的老朋友们，另外也是为了纪念您的大学时代，因为您曾说，在大学时，大家都把您称作‘梅菲斯特’”。这句无意中的提示恰好道破了希特勒和他的私人医生之间的秘密。对方在信中还写道：“不过，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您都不是个‘恶鬼’，而是个‘好鬼’。”国务秘书并不了解内情，因此他在写下这些话时并没有其他想法。莫雷尔随即回信感谢对方，但他是否真能沉下心来读书，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他整天都在忙着为“病人A”治疗，日夜无休。元首对化学品的依赖还产生了另一种效应：谁要想在元首接见时有好的表现，也要依靠药物的帮助。因为最高统帅要求所有人必须时刻保持振作，不允许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人抱有颓废情绪，因此，一旦哪个人在与元首交谈时露出疲态，或反应稍显迟钝，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希特勒不能容忍有人请病假，或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有好几次，他都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下令撤除某些要员的职务。这种情况让莫雷尔医生再度受益：因为在“狼穴”一号禁地没有医务处，这位御医掌管的药房便成了所有人的地下药品库。希特勒的侍卫灵格经常因为感冒而让莫雷尔给他打一针优可达，好让他能继续工作并保持良好的情绪。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莫雷尔在药房里准备了五花八门的药物，用来打点那些出入司令部的将领、参谋和通信兵，这也是他用来为自己积攒人脉关系的重要手段。每当有元首接见的将领为了克服恐惧、增强自信心向他求助时，他都会欣然从命。振作精神的最有效药物非柏飞丁莫属。莫雷尔对柏飞丁的危害心知肚明。他在给一位女病人的信中曾经写道：“它不是能量替代品，换句话说，它不是粮草，而是皮鞭!”尽管如此，他仍然将这种泰姆勒畅销药随意散发，以至于连远在柏林的人都对元首总部滥用兴奋剂的事有所耳闻。柏飞丁的坚决反对者康蒂听到这一消息后，致函纳粹党务中心领导鲍曼，要求其出面向各大区党部负责人和纳粹骨干就兴奋剂问题发出警示。康蒂在信中特别指出，滥用兴奋剂是由最高领导层开始的。鲍曼对此做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那些临时参见希特勒的人都需要借助药物来舒缓压力，那些整天围在元首身边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病人A”的毒品依赖虽然是一个秘密，但同时也是一种传染病，它让伴随身侧的人也和他一样，彻底失去了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毒品中转站：纳粹情报机关纳粹政府滥用毒品的程度之深，可以通过一些文件得到证明。这些文件记录了陆军卫生总局与军事情报局之间的神秘关系。1943年，国防军大药房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事务和反间谍局提供了568公斤纯可卡因和60公斤纯海洛因。这一数量比德国医疗界全年的需求量多出了几倍。得到这些“特供品”的情报机关，并没有帝国卫生局下属鸦片处颁发的批准函。这些毒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负责情报组织和管理工作的“Z”部门，以及主管财政的“ZF”处。其中，仅半吨盐酸可卡因的价值就高达数百万帝国马克。这些毒品到底是为了换取外汇被出口到了国外？还是被用作收买国外的重要情报人员，让他们对纳粹德国效忠到底？1943年12月，陆军卫生总监为限制毒品的秘密交易，以信函形式下发公告，严格禁止以“日常剂量的治疗”为名进行毒品交易。然而，反间谍局负责人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上将却把这道命令当作了耳旁风。直到1944年4月，毒品交易仍在进行：2公斤盐酸可卡因、1.5公斤盐酸吗啡以及200克海洛因被交给了在北非地区活动的“维莫尔特遣队”(Sonderkommando Wimmer)，后者的任务是开展以盟军为目标的间谍行动。这些送交情报机构的毒品都是收货人明确要求的原装货：默克公司的可卡因，达姆施塔特制造的全球畅销品。这些毒品的下落迄今无人知晓。“病人B”你要么戒烟，要么戒我。——希特勒写给爱娃的信1944年1月4日，在纳粹高层军情会议上，当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建议将军队撤离第聂伯河沿岸阵地时，希特勒大发雷霆，以至于情绪失控。莫雷尔听到呼叫后立刻赶来，为希特勒注射了一针优可达，帮助他放松神经，恢复平静。就在同一天，苏联红军越过了1939年划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一刻不停地向德国领土逼近。5天之后，希特勒要求医生再为自己打一针，按照莫雷尔病历中的记录，原因是“胃肠胀气(惊厥)”。过了不久，当元首准备在电台对公众发表讲话前，莫雷尔再次出马：“下午5点40分，在重要讲话(明天在电台)之前，注射如常。”1944年2月底，在德军被迫从乌克兰全线撤退前夕，希特勒躲进了大雪覆盖的上萨尔茨堡贝格霍夫别墅，和比他小19岁的情人爱娃共度假期。在这与世隔绝的隐秘巢穴里，他可以悠闲地看风景，看乌鸦飞起飞落，还可以享受莫雷尔的太太汉妮用家传秘方为他烤制的奶酪蛋糕，那是“全世界最美味的奶酪蛋糕”。希特勒坐在宽敞的客厅里，隔着巨大的可自动升降的全景落地窗望着屋外。对面是神秘的温特山(Unterberg)，山里流传着关于红胡子国王和他领导下的神圣帝国的种种神话。这时，漫天弥漫的大雪把整座山都染成了白色，在月光映照下，它闪烁着幽暗的光。不过，希特勒并不喜欢下雪，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他对雪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畏惧，在他的口中，雪被称作山的裹尸布。因此，这些天他一直待在屋里，没有迈出房门一步。此时，德国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不畏严寒的苏联人正在酝酿发起进攻，夺回克里米亚半岛；行事冷静的英国人从空中对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德国曾经的盟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随时有可能倒戈，加入敌方阵营。在各个战场上，德军都在节节败退。美军在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本土上拉开战线，击溃了德军的攻势。冯·曼施泰因、冯·克莱斯特等功勋元帅因坚守自己的主张相继被解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不仅没有被解职，恰好相反，1944年2月24日，他被自己的病人授予战功十字勋章。在授勋仪式上，希特勒称赞莫雷尔是一位有天赋的医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一位在维生素和荷尔蒙研究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却未得到相应认可的科学家。为了表达谢意，这位新授勋的御医很快给他的病人“第一次注射了强力维他默丁合剂(为消除疲倦和提神)；注射前疲惫不堪，失眠；注射后精力旺盛，与帝国外交部部长进行了两小时谈话；晚饭时状态明显好于中午，开朗健谈。元首十分满意!”爱娃也经常让莫雷尔为她治疗。“病人B”的治疗工作很轻松，因为她要求医生对她使用和“病人A”相同的药物，这样的话，她的脉搏就可以和情人用同样的频率跳动。只有激素是一个例外。莫雷尔给希特勒用的是提高性能力的睾酮，给爱娃用的是有调经作用的雌激素，其目的是让这对情人能够在日益频繁的战事会议的短暂间隙，享受性事带来的快乐。在希特勒的性能力问题上，尽管坊间有各式各样的传言，但其实希特勒对性事一直很重视。他甚至说过，婚外情从各方面看都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由男女之间的性本能驱动的。他相信，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爱欲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没有性爱就没有艺术，没有绘画，没有音乐。所有文化民族，包括教廷掌控下的意大利在内，都不排斥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关于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时的性生活情况，莫雷尔曾经间接透露过一个细节：他在战后受讯问时称，希特勒有时候会拒绝接受身体检查，因为不想让医生看到自己身上的伤，那是有性施虐倾向的爱娃在做爱时留下的。

    

     爱娃在协助莱尼·里芬斯塔尔进行希特勒的纪录片拍摄一直到1944年春天，即使在战争形势日趋恶化时，希特勒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依然是健康的。在打造元首健康形象以及媒体的舆论宣传方面，贝格霍夫别墅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墅房间的墙壁上，到处都挂着古典大师的绘画作品。在初春的日子里，元首头戴礼帽，一只手牵着狗，站在森林边上，神情凝重地眺望着远方。这时候，由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亲手调教的爱娃总是陪在一旁，手里举着爱克发相机，让元首按照她的指示调整站姿，就连他脖子上的领带，都是她事先挑选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希特勒这位年轻情人亲手拍摄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的人不由得会相信，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清心寡欲、最专一、最纯洁的人。没有毒品和注射，只有一脸爱意的元首抚摸着身旁的小鹿，或和孩子们一起玩着复活节彩蛋游戏。身穿浅灰色细条纹西服的施佩尔站在远处的阳台上，扭脸望过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莫雷尔医生，正在一脸开心地吃着蛋糕。但是，就在爱娃放下手中相机的一刻，所有人都会立刻摘下脸上的面具。爱娃又开始神经质地用指甲挠着小臂，牙齿紧咬着嘴唇，直到咬出血；希特勒在一边喝着苹果茶，端着茶杯的手不停地抖动，杯子碰撞茶碟，发出嗒嗒的响声，让周围的人不知所措。莫雷尔则累得连爬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些天来，他忙得焦头烂额，一刻也不得安宁。这个胖胖的医生如今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病人群体已经扩大到整个帝国的领导层，甚至包括德国的盟友：这些人有墨索里尼，代号“病人D”；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等实业家(后者诊疗费高达2万帝国马克)，以及不计其数的纳粹大区负责人和国防军将领；还有吗啡饮料上瘾的莱尼·里芬斯塔尔，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代号“病人X”)，装备部部长施佩尔，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戈林元帅的太太(曾接受隔日一次的维他默丁注射治疗，病因不详)，等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纳粹分子成了莫雷尔的“常客”，其中有些人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元首的忠心，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当然，元首才是莫雷尔要照顾的头号病人，仅这一项工作便常常让他感觉疲惫不堪。他曾对病人之一、经济部部长冯克的太太抱怨道：“我必须时刻待命，随时听从上面的召唤。现在，我都是中午12点到元首那儿去，做完治疗差不多是下午2点。回到旅馆房间后，我一直躺倒在床上，这样我才能有气力，接下来再去照料元首。”这时，莫雷尔医生自己也对针剂产生了依赖，为此，他的诊所代理主管威伯医生经常要从柏林赶到下萨尔茨堡的山间别墅，因为“他打针的手法最好，是唯一一个能够准确把针头刺入我的静脉的人”。至于莫雷尔给自己注射的是哪些药品，我们无从得知。1944年上半年，在贝格霍夫别墅里，疾病、药物和大屠杀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话题。1930年代曾经让大家着迷一时的保龄球设施，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碰。为了防御空袭，美丽的观景落地窗被罩上了防护网。大家都躲在昏暗的房间里，或倚靠在壁炉旁，或蜷缩在华丽的沙发椅中，呆呆地望着墙上落满尘土的戈贝兰壁毯：活像一群惧怕阳光的吸血鬼。即使外面艳阳高照，屋里也总是灯火长明。厚厚的地毯，散发着潮湿污浊的腐味。元首55岁生日这天，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Karl D?nitz)到访别墅。邓尼茨元帅向希特勒报告称，海军已成立配有秘密武器的特遣部队。他向元首展示了自己带来的新式超小型潜艇模型，并请求元首发布命令，清空波罗的海沿岸所有港口，以备出击。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盯着邓尼茨带来的潜艇模型，就像小孩子看着一件心爱的玩具。他不加思考地答应了这位海上冒险家的请求。在生日这天，莫雷尔医生给“病人A”注射了一份鸡尾酒式的能量剂套餐，这些药剂中包括“X”(强力维他默丁)和樟脑酊，还有用天然植物提炼加工的毒毛花苷K制剂。第二天一早，莫雷尔又给希特勒补打了一针Prostrophanta，这是其名下的哈玛药厂生产的另一种速效强心剂。另外还有静脉注射的葡萄糖针剂，再加上一针维他默丁。所有注射药剂中最精华的部分，当属莫雷尔自行研发的动物肝脏制剂。今天，如果有哪位医生胆敢给病人注射这种药物，会立刻被当成江湖骗子，甚至有可能为此蹲监狱。然而在当时，“病人A”却对自己的“御医”深怀感激，称他是唯一能为其提供帮助的人。没想到的是，这场生日庆典被空袭警报打断了。在尖利的警报声中，人们手忙脚乱地打开巨型烟雾机，整个贝格霍夫别墅顷刻间被弥漫的烟雾包围，就像是神话中与世隔绝的魔鬼岛。莫雷尔几乎被吓出了心脏病，“浓烈的烟雾让人呼吸越来越困难”，于是他跑到山谷里躲了一阵子。晚饭时，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希特勒坐在餐桌旁，又一次炫耀起自己在饮食上的道德优越感。他指着客人们面前的牛肉汤，挖苦地称之为“清炖尸体”。而在他自己的盘中，是健康的奶酪菠菜糊和酿黄瓜，还有大麦粥配苤蓝丝，再加上6片维他默丁以及治疗腹胀的酵素片，另外还有用猪心提炼加工，具有强身健体作用的磷酸合成药。吃完饭后，这位自诩的素食者一手握着餐刀，一手搭在肚子上，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盹。他的“神医”喝完一大杯惯例式的波特酒，身体陷在沙发里，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的双眼也渐渐闭了起来。这两个男人都有一颗衰弱的心脏，眼下这两颗心都已经老了。爱娃点燃壁炉，找出一张爵士唱片放在唱机上，开始播放。这天晚上，她本想再看一遍她已看过上千遍的美国电影《飘》，那里面有她最喜欢的男演员克拉克·盖博。但党务负责人鲍曼却一脸坏笑地说：“元首需要的娱乐不是电影，而是更刺激的玩意儿。”从他咧开的嘴唇里露出满口金牙，那是用从犹太人手里抢来的黄金镶成的。莫雷尔听到这话不觉一惊，以为鲍曼的话是冲自己说的。他为自己的困倦感到内疚，慌忙抢过话头，讲了一段自己当年在非洲轮船上行医时的逸事。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接下来，侍从端上了苹果派，作为饭后甜点。偷偷让莫雷尔为自己打了一针优可达的希特勒，没有再因为胃痉挛而感觉不适。“我给您做静脉注射时，请您慢慢从1开始数，当您数到15时，疼痛就消失了。”在生日庆典后的几周里，就在苏联红军开始筹备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的同时，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开始一路滑坡。这场将于6月底展开的大规模攻势，将为苏联打开通往东普鲁士的道路。眼看着情人日渐衰老，爱娃不禁忧心忡忡。这段日子里，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两条黑色苏格兰梗——一条叫史塔西，另一条叫内古斯——的陪伴下度过的。每次当爱娃用斥责的口吻提醒他不要驼背时，希特勒总是开玩笑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兜里的钥匙太沉。但是，只要他和爱娃在阳台上站上一小会儿，他的双膝就开始不停地抖动，这情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在落日的余晖中，爱娃眺望着慕尼黑的方向，伤心地问自己的情人，不知道他买给她的那栋在博根豪森富人区的豪宅如今还在不在。希特勒的衰败不仅仅是在身体上。1944年6月6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这一天，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显然是赤裸裸的谎言：“在莫雷尔教授的帮助下，我不佳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元首在健康方面的强大支柱。每次和元首会面时，我都会发现，元首永远都是神采奕奕，情绪高昂。”实际上，在诺曼底登陆——纳粹政权的丧钟又一次敲响——的这一天，希特勒的情绪经历了大起大落。据说在早晨9点时，希特勒在早餐室里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这不是侵略是什么？!”莫雷尔闻声赶了过来，给他打了一针“X”，之后，希特勒很快平静下来，一下子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悠闲地到外面散步，享受着美好的天气。路上遇到人的时候，他都会和蔼地拍一拍对方的肩膀。在中午12点的战情讨论会上，尽管德国正在面临一场军事上的灾难，希特勒却显得一反常态的兴奋，他一边吃着午餐——粟米汤、焗蘑菇、苹果派——一边大声地自说自话。这次的话题是大象。他说，大象是最强壮的动物，和他一样也不吃肉。接下来，他又绘声绘色地说起波兰一家动物屠宰场里的血腥景象，那里的姑娘们穿着橡胶长靴，趟着没过脚踝的血水，紧张地工作。饭后，莫雷尔给他打了一针用动物内脏提炼的针剂，希特勒才渐渐安静下来。直到6月6日晚上，希特勒仍然不相信盟军真的已经完成了登陆行动，而是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佯攻，是为了逼迫德军做出错误反应的迷惑战。但是，他想错了。盟军确实从半夜开始在50公里宽的登陆面上成功抢滩，把德军打得措手不及。西线由此被彻底攻破。第三帝国在军事上再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不过，对希特勒来说，这些天还是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开心：戈培尔终于戒烟成功了。1944年7月14日，希特勒离开了贝格霍夫别墅，从此再没有回来。在乘飞机前往“狼穴”时，所有窗帘都被拉得严严实实的，希特勒“得了感冒和结膜炎，(因为)洗头水流进了左眼”。他打了一针肾上腺素，然后拿起了关于战情的最新报告：盟军在法国的攻势步步深入，苏联红军向德国东部边界逼近，盟军对德国城市展开新一轮轰炸。希特勒戴着老花镜，费力地阅读着这一条条令人心惊的坏消息。一路上，他没有往窗外望一眼。刺杀事件以及药理学后果绿树丛中的“狼穴”正值夏日，林子里到处都热腾腾的。莫雷尔在他的假军帽上罩了一张纱网，用来遮挡讨厌的蚊子。元首居住的工事外墙，又增加了一层阻挡弹片的防护设施。戈培尔又开始吸烟了。1944年7月20日，“11点15分，为病人A注射如常”。在当天的病历卡片上，这项治疗被标注为“X”。在药劲的作用下，希特勒精神抖擞，快步向召开军情会议的平房走去。几个先到的军官站在门外迎候。元首皱紧浓密的眉毛，高高的眼眶向外隆起。他和门口的军官挨个握了手，抬腿走进会议室。因为天气热，会议室的10扇窗户全部敞开着。出席会议的24名军官陆续赶到，大家围着一张长条橡木桌，站成一圈。只有希特勒一人在凳子上坐了下来，一只手不停地摆弄着放大镜。站在他右侧的豪辛格(Adolf Heusinger)中将开始就东线的严峻局势做汇报。迟到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走进门，和希特勒握了下手，然后将棕色的文件包放在了桌下，尽可能靠近目标的位置。过了一会儿，他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了门。12点41分，一位海军上将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想透口气。为了看清楚地图，希特勒把整个身子都趴到了桌面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肘部撑着桌子。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12点42分，汇报的将军刚刚说到“如果我们不立即撤回佩普西湖周围的集团军，一场灾祸……”话没说完，轰的一声，炸弹开花了。“我清楚地看到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当时我马上就想到，这肯定是英国人的炸药，因为德国炸药没有这种黄色刺眼的火苗。”希特勒本人在回忆这起事件时，语气显得格外冷静，仿佛是一个局外人。爆炸的冲击波把他从屋子中央掀了起来，一直飞到了门口。或许是受药物“X”的影响，希特勒在爆炸过程中始终镇定自若，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在他周围，几位重伤的军官躺倒在地，头发上还冒着火苗。遇袭事件后不久，希特勒以旁观者的口吻回忆说：“那一刻因为烟雾太大，我什么都看不清，只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人影在地上扭动着。我躺在屋子里，靠近左侧大门的位置，头顶上方是横七竖八的椽子和木梁。不过，我还可以自己站起来，也可以走，只感觉有点儿头晕，身体轻飘飘的。”莫雷尔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炸弹引爆了。没过一会儿，希特勒的侍卫灵格焦急地跑了过来，让医生赶快去见元首。莫雷尔拎起黑色的小皮箱，挪动着肥胖的身躯，在潮湿炎热的空气中疾奔。路上，他看到一位受伤的将军躺在地上，一条腿被炸断，一侧脸上血肉模糊。莫雷尔下意识地想停下来，为他处理伤口，但灵格一把拉住了他，告诉他，元首才是最重要的。莫雷尔很快来到了希特勒面前，眼前的情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希特勒额头流着血，脑后的头发被烧焦了，一侧腿肚上有一处碗口大的伤口，后来他被诊断为二度烧伤。元首神志清醒，脸上甚至挂着笑容，对莫雷尔说：“是凯特尔和瓦里蒙特把我送回屋的，我在路上发现，我的裤子都被炸破了，大半条腿都光着。我就去洗了洗，因为当时我的脸看上去就像是黑人，然后又换了件衣服。”当希特勒提醒他，再过两小时，墨索里尼就要到“狼穴”进行重要国事访问后，莫雷尔当即掏出针管，给希特勒打了这一天当中的第二针“X”。很显然，这个“X”不可能只是普通的葡萄糖针剂，而十有八九是一种强力镇痛剂。“病人A”身上有十几处弹片，只能忍着疼痛让医生一块块摘除，但希特勒一声也没有呻吟。他的两侧耳膜都被爆炸声震裂，不住地流着血，可他仍然一脸轻松，向大家展示着他引以为傲的勇气。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上写道：元首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脉搏速度也和平时一样。不过，莫雷尔还是建议对方上床休息。但是，刚刚打完针的希特勒却蹬上灵格为他擦干净的皮靴，对周围人说，一个健康的男人如果躺在床上会见客人，会让人笑掉大牙。他披上一件黑色大氅，乘车来到“狼穴”火车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墨索里尼的到来。当后者见到希特勒看似毫发无损的样子时，简直惊呆了，不禁喃喃地说：“这是天意!”然而实际上，这起刺杀事件给希特勒造成的损伤，要比表面看上去严重得多。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晚上当“X”的药力开始减弱时，他的胳膊和大腿就开始疼痛。两侧耳朵仍然止不住地流血。另外，它对希特勒的心理也造成了严重伤害。按照习惯的频率，莫雷尔会每隔一日为“病人A”注射一针“X”，来镇痛和安抚神经。在一场政变阴谋刚刚被挫败的严峻时刻，希特勒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倒下。但是，要让元首每时每刻都保持一副不可战胜、无人能伤害的英雄形象，谈何容易。一周后，当一群陆军将领受到希特勒接见时，就在元首步入会场的一刻，这些人都被元首憔悴的样子惊呆了，刚刚还响彻会场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声戛然而止。就在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被神化的元首与真实的希特勒之间那形同天壤的差异。

    

     从遇刺到撤离“狼穴”：“病人A”的毒品摄入量与日俱增可卡因来了!哦，黑夜!我吞下可卡因，血液又开始流动。时光飞逝，不觉间已青丝满头。就让我像花朵般，再一次灿烂地怒放，在死神到来之前。——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由于希特勒两侧耳膜受伤，人们从邻近的后勤医疗站叫来了耳鼻喉专家埃尔文·吉辛博士(Dr. Erwin Giesing)为他诊治。吉辛博士很快便发现了元首注射治疗的真相。在见到希特勒之前，他想象中的元首是一个“强壮神秘的超人”，然而他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驼背瘸腿的老人，身着一件灰蓝色条纹浴袍，脚上蹬着拖鞋，没有穿袜子。吉辛详细描述过当时的印象：“面色苍白，脸略有些浮肿，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是鼓鼓的眼袋。眼神里没有在新闻报道中常见的那种迷人的光彩。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一直延伸到嘴角，嘴唇干燥皴裂。花白的头发没有仔细梳理，那种从头顶到后脑勺头发顺滑的样子不见了。虽然刮了胡子，但皮肤松弛，显得十分憔悴。说话时嗓门很大，像是喊叫，过了一会儿，声音又突然没来由地低了下来。……这是一个行将垂暮的老人，正在拼尽最后的力气苦苦支撑着。”这位专业医生从神经学角度对病人做出诊断：一切正常，没有幻觉，注意力集中，自我控制良好，记忆力和时空认知能力没有异常。“然而(病人)情绪波动严重，喜怒无常。大脑活动过频，思虑过重。……元首的心理状态十分复杂。”就耳膜撕裂问题，吉辛博士做出的诊断是，右侧耳膜有一处月牙形裂口，左侧耳膜轻微受损。他在用酸性消毒液为希特勒处理伤口时吃惊地发现，尽管伤口部位神经敏感，但病人却对疼痛反应麻木。后者用骄傲的口吻解释说，他早就对疼痛没有感觉了，因为疼痛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人变得更强大。吉辛并不知道，希特勒之所以感觉不到疼，是因为他的御医刚刚给他进行过药物治疗。两位医生彼此间没有通过气，正如吉辛对莫雷尔所用药物知之甚少一样，莫雷尔同样也不清楚，这位新来的医生到底给病人开了哪些药。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愤愤地写道：“耳科医生吉辛博士没有给我任何交代。”事实上，这两位医生从见面一刻起，就对彼此充满了反感。吉辛进门时，莫雷尔便劈头盖脸地质问：“你是谁？是谁叫你来的？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到？”吉辛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作为军官，我只需要向我的上司报到，没有义务跟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打招呼。”这番对话之后，感觉自己地盘受到侵犯的莫雷尔掉头便走，再没有看过这位新来的耳鼻喉专家一眼。在吉辛看来，莫雷尔的态度是典型的御医式做派。他用反感和略带鄙夷的口吻回忆道：“莫雷尔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只和希特勒握了手，然后语气激动地问，夜里有没有感觉不适。希特勒摇摇头，说他睡得很好，头天晚上吃的菠菜沙拉也顺利消化了。说完话，他在侍卫灵格的帮助下脱掉制服，重新坐回椅子上，挽起左侧衣袖。莫雷尔给希特勒进行注射，然后拔出针头，用手绢擦了擦针眼的位置，便起身离开屋子，走进了工作间。他右手拿着打完针的针管，左手拿着几个空的安瓿瓶，一大两小。他拿着药瓶和针管进了旁边传令兵的浴室，亲手洗净针管，把空药瓶扔进马桶，然后洗了手，回到工作间，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就转身而去。”不过，吉辛医生也不是空着手来见元首的。他用来缓解耳膜外伤导致的耳鼻喉局部疼痛的特效药物，是被纳粹斥为“堕落之毒”的可卡因。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用于局部麻醉的药品并不多，可卡因作为一种常用药物，在任何一家药房都能买到。如果吉辛的说法——这是档案中唯一可以查到的有关这件事的记录——可信的话，那么他在1944年7月22日到10月7日这77天里，用鼻腔和喉部涂抹这种间接但能让药效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表皮渗透的方式，给希特勒进行过50多次可卡因治疗。他所使用的10%浓度的可卡因溶液，是用默克公司出品的高纯度可卡因兑制的，在纳粹德国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药剂师的监督下完成灌装，再通过信使列车从柏林运抵“狼穴”，由希特勒的侍卫灵格亲自保管。在有关希特勒的各种传记中，这项明显涉及毒品的治疗很少被提及。然而，对刺杀事件后的这个紧张时期而言，可卡因所具有的强大致幻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治疗的流程是这样的：一早，负责陪同的外科医生伯兰特将吉辛博士带到接待室后面的一顶帐篷里，接受自刺杀事件后新增的严格的安全检查。吉辛按要求拿出包里的所有东西，每一样器械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就连耳部检查灯上的灯泡也要拧下来，检查后再装上。军帽和佩剑也要摘下，交给安检人员保管，所有衣兜都要掏空，手绢和钥匙可以携带，钢笔、铅笔和其他东西则不能带入。然后，安检人员再对吉辛进行从头到脚的触摸式检查。治疗用的可卡因则无须经过这些程序，因为它本来就存放在屋里。接下来，侍卫灵格上场。他从工作间的药品柜里取出药瓶，将吉辛请入诊室。“病人A”对治疗药物的调整非常满意。据吉辛本人说，希特勒表示，自己在可卡因治疗后“感觉脑子轻松了很多，思维也更清晰了”。这位耳鼻喉医生告诉病人，这种感觉是因为“药物对鼻腔黏膜产生消肿作用，从而使呼吸变得更顺畅，药效通常可以持续4～6小时，由于可卡因的影响，之后有可能会轻微打喷嚏，但很快就会停止”。据说希特勒随后询问医生，能不能每天给他进行一次至两次涂抹治疗。虽然在1944年9月10日之后，经过治疗的耳道已经完全康复，但从中看到升迁机会的吉辛却一口答应，只是提醒说，可卡因可以通过鼻腔黏膜完全吸收并进入血液，因此，如果剂量过大，有可能会出现危险。但希特勒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盗汗等症状，他仍对治疗效果明确表示了肯定：“医生，多亏有您在。可卡因真是个好东西，我很高兴您这么快就找到了对症的药物，让我又一次摆脱了头痛的烦恼。”希特勒的头痛很可能是由最近一段时间“狼穴”里的持续噪声导致的。人们正在为元首修建一座更坚固的工事，气锤、电钻等各种工具整天响个不停，搞得元首总部里的人个个烦躁不安。“病人A”只有借助可卡因的帮助，才能忍受这些噪音，在兴奋剂的作用下，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现在我的脑袋非常轻松，感觉好极了。”不过，有一件事让他不免有些担心。他对临时扮演私人医生角色的吉辛说：“千万别把我变成瘾君子。”对方的回答是：“真正的瘾君子都是吸食可卡因干粉。”希特勒放心地舒了口气：“我可不想变成瘾君子。”于是，希特勒继续接受鼻腔涂抹治疗，并借着药劲，信心勃勃地去出席军情讨论会。他越来越深信，德国一定能够赢得对苏战争的最后胜利!1944年9月16日，在可卡因治疗结束后，希特勒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乍现。这个念头和元首各种貌似天才的奇想一样，纯属异想天开。他告诉周围人，他准备让德军克服兵力和装备上的不足，在西线再次发起进攻。他当即拟定了一份命令，要求每一位前线士兵拿出“百倍的信心和毅力”。尽管所有人都劝说他放弃发动第二次阿登战役的荒唐计划，但希特勒不肯动摇：一场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看到这种情况，吉辛开始感到不安。他意识到是他给希特勒体内注入的可卡因，让后者在药物引发的幻觉中抛开了所有自我怀疑，成为不可一世的自大狂。因此，他决定停止涂药治疗。但希特勒却不许他这样做：“不，医生，请您继续治疗。今天早晨我头疼得厉害，估计是鼻塞引起的。每一天，我都在为德国的未来和前途担忧，这些担忧几乎要把我吞噬。”不过，在吉辛身上，医生的顾忌还是战胜了服从的义务，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于是在这一天，1944年9月26日，最高统帅没有出席军情会议，而是赌气地说，他对面临全线溃败的东部局势不再感兴趣。吉辛知道后吓坏了，赶紧出面，同意继续实施可卡因疗法，但同时提出，要为元首做一次全面体检。一向拒绝体检的“病人A”答应了吉辛的要求，甚至在1944年10月1日体检这一天，破例同意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讨好医生，从而得到他所迷恋的药物：“咱们聊了半天，可别忘了治疗。请您再看下我的鼻腔，给我涂上可卡因药，好让我的头不再痛。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吉辛依照吩咐给希特勒涂了药，这次，他用的药量很大，以致病人失去了意识，甚至一度面临窒息的危险。如果这位耳鼻喉医生的说法属实，那么希特勒这个自诩的清教徒差点儿因为吸毒过量而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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