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2）
2022/12/18 1:05:02 书虫子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1860年，原陆军军官、警察督察罗伯特·伯克和测量员威廉·约翰·威尔斯率领一支由19个人、26头骆驼、23匹马和6辆马车组成的探险队从澳大利亚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从南向北，穿越整个澳大利亚，前往其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全程3 250千米。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贯穿整个澳大利亚的最佳电报线路。探险队声势浩大地从皇家公园出发，引来15 000人驻足围观。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这次探险只不过是道旁之筑。探险队的6辆马车上装了够吃两年的食物、各式各样的家具，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一面重达20吨的中国铜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一辆马车还没离开皇家公园就坏了。探险队花了3天时间才到达市郊，此时又有两辆马车坏了。到达库珀溪时，探险队已经卸下了大部分装备，其中包括约230升朗姆酒，据说这些酒是为了防止骆驼患上坏血病而准备的。库珀溪是当时欧洲人探索澳大利亚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这里，探险队分为两组，其中伯克、威尔斯、水手查尔斯·格雷和士兵约翰·金4个人，带着3个月的食物，冒着酷暑，向北部海岸继续进发。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原住民。伯克相当警惕，坚决不吃他们给的鱼，甚至朝原住民的头顶上开枪，还命令其他人把原住民赶走。就这样，行走了59天后，他们已是步履维艰。由于缺吃少喝，加上沼泽地挡住了去路，他们决定返回。没过多久，他们只能靠吃骆驼肉续命。格雷染上了痢疾，很快就去世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剩下的3个人最终回到了库珀溪。漂泊了这么久，他们只希望能和其他队员重聚，却发现营地在几小时前已经被遗弃，探险队的其他人早已不知所踪。灾难继续降临在这3个人身上，还好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延德鲁万达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把自己的鱼和豆子拿了出来，还给他们吃一种叫恩加度的种子做的面包。然而，伯克仍然觉得延德鲁万达人不怀好意，开枪打伤了一名原住民，最后把所有原住民都赶走了。这些倒霉的探险者继续上路。他们从一种半水生蕨类植物中找到了更多的恩加度。起初，这3个人试图煮这些种子，后来他们看见一些原住民能用石臼把种子磨成面粉，3个人欣喜若狂，也学着做。他们一连吃了一个月的恩加度面包，每天能吃两三千克。但奇怪的是，吃得多反而让他们越来越虚弱，还要忍受着排便困难的痛苦。他们在日记本里写道：“正常来说，吃的那些面包也不至于拉出这么多，而且好像根本没有消化，吃进去时什么样拉出来时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写完这篇日记后不到一周，威尔斯和伯克就相继去世。剩下的约翰·金走投无路，只能向延德鲁万达人求助，请求他们收留自己，这才活了下来。3个月后，一支来自墨尔本的搜救队找到了金，把他带了回去。这3个月的时间里，金还让一名延德鲁万达女子怀了孕。和许多欧洲探险家一样，伯克和威尔斯也落入了文化知识陷阱中。如果他们能利用原住民积累的智慧，就能学会如何用恩加度为身体提供营养，而不是被恩加度取了性命。恩加度不能在新鲜发绿的时候采集，必须要等它成熟后采集。之后还必须把它磨碎，这样人体才能消化。磨碎之后还要用水彻底冲洗干净，过滤掉维生素B1分解酶——这种酶会破坏人体内的维生素B1。这3个人要是肯向原住民学习，他们还会知道要把恩加度面直接放在灰里烤，这样可以进一步分解酶。可是，这3个人根本没有这些知识，于是便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了自己。人们往往会相信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和工具。毕竟，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然而，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火，降低自身能量消耗。这样的做法使环境改变，人类身体不断进化，大脑逐渐发达。现在，我们来看看文化杠杆是如何让我们借助外部力量开展日常活动的。我们利用工具提高了身体机能，同时，利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体智慧，一起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累积性文化进化，人类用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利用，这一切都得益于文化杠杆。技术提高了人类开发地球的效率。我们的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调配大量能源。我们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吗？是，也不是。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只靠体力就能夷平山顶。但是，从生火到做饭，人类掌握的工具和技能，以及做出的行为，光靠体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知能力。只有集体智慧才能让体力与认知结合。毕竟，人类依靠体力就能生存下来，但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集体智慧。

     为了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各类环境，人类没有选择仅仅在祖先的栖息地上生活，而是选择走出去，所以掌握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对人类的进化来说不可或缺。从生态位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完全自力更生：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我们无法适应每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他人，从而获得生存知识。一个群体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能够让这个群体收集信息、辨认环境、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和住所。延德鲁万达人有能力发现身边的食物，而欧洲人却发现不了，这就好像一个欧洲人在城市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咖啡馆一样。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在这方面可谓驾轻就熟。正如相片显影液能生成独特的图像，我们的文化显影液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技术和其他文化实践，它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行为、认知、感知、个性、智力、体能等方面。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由文化塑造的，神经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最近一项研究观测了数百名人类和数百只黑猩猩大脑皮层中控制智力的褶皱。这些褶皱被称为脑沟，在个体出生后继续生长和变化，但人类和黑猩猩的脑沟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大脑褶皱的形状和位置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兄弟姐妹的褶皱几乎相同)，而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基因的作用则要小得多，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类相比，黑猩猩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认知能力，所以它们的大脑发育以及学习新行为或技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并没有黑猩猩的大脑发达，但人类大脑会继续发育，这样一来，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更为重要。人类大脑非凡的可塑性推动了人类祖先智力和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向他人学习。进行文化学习的条件有很多，首先要有一个特别大的大脑，其次要经历漫长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并在这期间认真学习，同时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才能成功完成文化学习。母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天生就依恋母亲，从出生起就会不自觉地辨认和寻找她的声音、面孔，追随她的目光。随着我们不断长大，其他家庭成员、同龄人、长辈和值得信赖的人也会成为我们的老师。现在，我们习惯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遇到问题时，我们很少尝试自己解决，而是迅速向他人寻求帮助，但黑猩猩却不会这样做。直接拿别人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所消耗的体力和脑力通常比自己摸索着解决问题所消耗的要少得多。黑猩猩必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每次它们都要从零开始。而文化进化可以让人类做起事来不仅能采用最合适的方法，而且效率还更高。黑猩猩的大脑不仅小，而且不够聪明，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认知能力很弱，无法将技能结合起来产生复杂的文化。当然，因为文化进化本身依赖有效的模仿机制，所以我们只能依靠集体的知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基因序列的复制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一样，模仿是文化进化的基础。如果我们模仿得不够精准、不够逼真，那么不同的文化实践在一个群体中留存的时间就不够长。无法供人模仿，也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精准度高的文化传播大大延长了一个群体中不同文化变体的留存时间，这能让一个群体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这是因为模仿的东西越精准，群体中实践的版本就越多，因而对实践进行微小修改和完善的机会就越多。这些变化会推动人类进化。通过模仿，我们创造了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文化解决方案、实践和我们使用的技术都不是特意设计的。我们习惯将发明与发明家联系在一起，例如闻名世界的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由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创新和发明通常是出于偶然或是对现有技术反复改进和组合的结果，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事实上，在累积性文化构建其复杂性的模型过程中，一个发明有多少新特性对创新的影响最小，影响最大的是能将多少现有特性组合在一起。精准的模仿确保一种实践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传播，并和其他实践相融合，从而让文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然而，我们进化出这么大的大脑，主要只是为了互相模仿，这似乎有违常理。对许多专家来说，有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发明还是模仿。毕竟，如果像灵长类动物一样，直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让我们获得第一手且最新的相关知识。2010年，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开始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团队设计了一场电脑竞赛。参赛者打造自己的虚拟人物，将他们放置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类似《虚拟人生》和《幸存者》等游戏中的世界。虚拟人物在这个世界里探索，寻求生机，胜者可以赢得1万英镑的奖金。100多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参赛人员包括神经科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虚拟人物编写了程序，使其能够在陌生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一样，拉兰德认为最好的生存策略是将创新和模仿相结合。不过，比赛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惊奇：在模拟出来的所有情形下，模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创新。拉兰德说：“这次竞赛的参赛者有的采用模仿的方法，有的采用创新的方法，却没有人把创新和模仿相结合。”赢得比赛的是由2名研究生、1名数学家和1名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他们设计的程序采用了一种模仿策略：当环境快速变化时，虚拟人物会优先模仿发生时间较近的行为，而不会模仿已经过时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会战略性地选择模仿他人。不同情况下，我们选择学习的对象也不同，这样我们可以一直获得最新的可靠消息。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个人的智慧设计出恩加度的七步处理方法。它需要几代人不断完善才能形成，每一次完善都被其他人频繁模仿传播，久而久之人们就摸索出了制作面包最好的方法，这种文化实践可以直接用于学习模仿。然而，即使一种文化实践经受住了考验，十分成功，能够代代相传，但它能在文化发展环境中传递给其他人，可能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实践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实际好处，而是因为传统风俗。延德鲁万达人研磨和冲洗恩加度不是为了免于中毒，只是因为要遵循他们的传统。他们处理恩加度的时候必须使劲砸很长时间，这样的准备过程十分耗时费力，通常由勤劳的女性来完成。科学家们最近发现，文化进化产生的恩加度七步处理法大大降低了硫胺素酶引起中毒的风险。我们不需要理解为什么每一步实践都很重要，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些步骤，这是区别人类和其他聪慧动物的关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进化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洛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迈克分别给一个人类幼儿和一只黑猩猩一个装有糖果的盒子，但两个实验对象都没能把糖果从盒子里拿出来。然后，他给实验对象演示了拿出糖果的步骤——一步步地推拉盒子的关卡，最后拿到糖果。在这些步骤中，他还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动作：在做最后一步之前拍了3次头。幼儿和黑猩猩都能模仿他的动作，最终拿到奖赏，但只有幼儿做了拍头的动作，而黑猩猩却忽略了这个动作，可能是因为它觉得这个动作和得到食物没有关系。蹒跚学步的孩子相信教她取糖果的那个人教她的每一步都有理由，所以她会全部模仿。事实上，目标越不明确，人类幼儿就越会仔细和精准地模仿，即使模仿的步骤与最终的结果毫不相关。模仿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模仿，我们的文化和生物机制不断进化，比如说更长的童年期、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更好的记忆力。除了模仿，我们也会教导别人。人类母亲会教她刚出生的孩子如何做一件事。孩子模仿母亲时，母亲会在旁边悉心教导。每进行一步，她都会一遍遍示范，根据孩子的做法，再来调整自己的教法，直到孩子学会才会继续教授下一步。而其他动物不会主动教导幼崽。通过教学，知识能很准确地得以传播，学生学习的效率远远高于单纯模仿的效率，对于复杂的技能或有精细步骤的操作更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打磨石器的技术。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教学学习的效果是通过其他文化传播方法的效果的两倍。也许正是教学赋予了人类将知识精准传递下去的方法，才让累积性文化成为可能。这项打磨石器的研究可以解释早期的原始人类陷入70多万年的技术停滞，只能制造原始的奥杜威石器工具的原因。这是因为和奥杜威石器工具相比，阿舍利石器工具更为复杂，制作起来需要更多的步骤，单凭模仿无法进行，必须有人来教授制作的方法和步骤。所以直到大约180万年前，在直立人的大脑进化到可以通过学习制造工具时，阿舍利工具才出现。但是教学对老师来说代价很高，因此只有当学生学习宝贵知识的好处超过老师所消耗的能量时，教学才能逐渐发展。对于像黑猩猩这样聪明的动物来说，成年猩猩不值得在教学上投入，因为年轻猩猩很聪明，自己就能够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简单技能。教学是一种利他行为，蚂蚁和猫鼬等物种会放弃自己的繁殖机会，帮助其他个体繁殖，又称合作繁殖。复杂的文化内容依靠教学实现知识的准确传播，这也让教学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这是因为随着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有价值，仅仅依靠模仿来学习，不仅低效而且也不可靠。此外，在知识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同时，人们拥有的文化知识不断增多，教师的数量就慢慢增加了，所以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来传授学生。在人类另一个进化反馈机制中，教学解释了文化复杂的原因，但教学同时又是复杂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的文化工具箱中积累起来的实践和技术，是几代人通过无数次模仿得来的结果。环境变化能促进生物进化，同样也会带来文化变异。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东非出现的一些复杂的文化特性，比如人们大规模生产锋利的黑曜石刀片，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与大约32万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气候和环境变化有关。发明一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它能说明有新的选择压力作用于现有的技术和行为，这种新的选择压力能够改变技术和行为的传播速度。如果陆地上的猎物变得稀少，人们可能会广泛学习一种以前罕见的鱼钩制作技能，就像澳大利亚6.5万年前草原面积扩大时，磨种子的技能也随之传播开来。与其说进化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淘汰劣者的过程。加工程序和操作技术纷繁复杂，经过几代人的实践，有些程序和技术会被渐渐遗忘或淘汰。剩下的那些会在社会群体中不断被模仿和使用，人们会慢慢熟悉和适应这些程序和技术。环境变化会影响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对文化也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会改变集体智慧的发展程度。集体智慧就像一根杠杆，让个人学习变得不那么费力。所以文化杠杆越长，即包含的文化实践越多，集体的能量就能得到更高效地利用，并且加速文化进化。创新常常来自现有想法的结合，所以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再有几种新的想法，就可以结合产生更多的想法，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试想，3个条目可以有6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每个条目只使用一次)，4个条目可以有24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10个条目就有350多万个组合方式。大型群体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同样，只有大型群体才拥有所需的物理能量并从中获益。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不断增加。增加到临界点时，文化多样性会全面爆发，形成文化大爆炸。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爆发似乎发生在大约4万年前的欧洲。一些专家据此认为，现代人类文化，包括人类复杂的语言和工具都出现在那时。他们认为，大约在这个时期，人类远古祖先可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从而改变了基因，这迅速提高了人类祖先的认知能力，行为上的现代人由此出现。但至今也没有可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欧洲看到大量当时的手工制品，并不是因为人类祖先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对这些出土手工制品的遗址的研究要比其他地方更多，而且这些地方通常是凉爽干燥、隐蔽性强的洞穴，所以与热带地区相比，这里能更好地保存古代的物品。另一个原因是，4万年前欧洲的人口、社会、环境和文化都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带动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最近，遗传学家发现，史前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激增发生在4万—5万年前。与此同时，另一组遗传学家比较了4.5万年前欧洲和9万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爆炸现象，发现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十分相似。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越多、文化多样性越强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这样他们适应文化实践的机会就越多，社会因此也会变得充满活力，他们的工具和手工制品及其制作方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种类也多种多样。人口越多，文化杠杆就越长。同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越紧密，群体内部关系越和谐，群体中个体获得新的文化实践和技术的机会就越多。反之，小而孤立的群体也可以经历文化进化，只不过技术会变得更简单，种类会更少，最终他们的文化也就销声匿迹了。有时甚至基本的技术也会慢慢消失。由此可见，任何可以增加社会人口的文化实践——改善营养条件、提高生育率或降低婴儿死亡率，都有利于实践本身的发展。因此这些文化实践就会传播得更快、范围更广。这样一来，像生火这样的技术就会迅速普及。不论是文化技术的发展还是消失，整个社会都在传播一种思想，那就是群体之间的联系让技术成为可能。我现在正在电脑上打字，我不需要知道每一个按键是怎样用塑料制成、印上字母、最后装进键盘的，我也不需要知道字母是如何出现在屏幕上的。我只需要知道，只要我轻敲键盘，字母就会出现。但在这背后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匠、工厂工人、矿工等，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生活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意义，我不可能知道做每一件事的所有步骤，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动手了。不仅是我，其他人也做不到。一名矿工知道从什么角度击打凿子，也知道应该用凿子敲打什么样的岩石，但是他不知道他取出的石块会被加工成船体还是电子元件。正如我们从生物进化中看到如此多的生态多样性和生命复杂性一样，文化进化也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系统，人类的日常实践一直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把一块打火石放在手里，很难想象这块小小的石头经历了怎样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它是由微小海洋生物演变而来的。微小海洋生物把食物的能量转变成自己的骨骼，它们死去之后，骨骼变成了石英。数百万年后，板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把石英卷到悬崖之上，形成了火石。这块泪滴状的火石又经过人手的改造，变成了这把4万多年前制造出的斧头。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人类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东西虽原始粗劣，却能够用来工作。我的手和这把斧头的制造者的手差不多大小，所以我用起斧头很顺手。我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形状像是为人体量身打造一般，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手指扣进凹槽里。如果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斧头，我就能用它从刚宰杀的鹿身上挖肉，而这可能是它最后一项工作。手斧在当时就像现在的瑞士军刀一样，是一种必备的万能工具。斧头由石头打磨而成，用于砍伐、切片、钻孔、塑形、削片、雕刻木制工具，以及许多原本要花费更多时间的工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物质和文化的双杠杆。现今发现的手斧最早可以追溯到150多万年前。直到20世纪，狩猎采集部落中仍或多或少地用着斧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北极，斧头随处可见，要么在洞穴里，要么大量出现在悬崖下方工厂大小的生产基地里。人类想要生存，手斧必不可少。但是制作一把斧头的难度之大，有些出人意料。工匠们需要别人教他们怎样寻找石头，如何把石头敲下来，最后还要教他们怎样制作。别忘了，在这个时候，人类已普遍使用各种各样专门的石器、木制工具、绳子、带把手的材料、生火的火石和火绒，以及动物毛皮、内脏和其他动物制品了。“石器时代”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原始或落后的时代，但是在几十万年前，确切来说是人类出现之后，石器加工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需要掌握熟练的工艺，还要有地质学、断裂力学和岩石热性能等相关的知识。人类学家最近在南非发现了50万年前由海德堡人制造的精致的石矛尖。制作这样的组合工具需要熟悉不同的材料，而且包括木制的轴和用来固定石矛尖的绳子在内的材料还需要单独制作。如果想要固定得更加结实，还要把树脂胶(取自某些树皮)放在火中软化。制作组合工具需要很高的认知水平，其他动物很难达到这一水平，因为制作这样的工具需要调用大脑的“工作记忆”，同时回忆、处理和记忆好几部分信息。工作记忆用于处理多项任务和制定策略，早期的许多技术都需要这种脑力，例如设置捕捉动物的圈套和陷阱。设置陷阱十分消耗脑力，人们先是要想象如何才能捉到动物，然后按照想法创造出一种装置，过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捉到，以此来检验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制作组合工具除了对认知能力有要求之外，还有生理上的要求。尽管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工具并且有能力完成，但是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会让人十分劳累，搜集材料和制作工具也非常消耗体力。创新源于一次次的尝试和错误，耗费了数小时的精力之后，希望最终得到和预期一样的结果。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是通过新陈代谢从食物中获得能量，所以要想得到更多的能量，就要吃更多的食物，然而寻找食物又要耗费时间和能量。但是人类一旦学会了一件事情，或者熟练掌握了一项技术，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人体所需的能量就会大大降低。制作工具时，精准的模仿能提高时间和能量使用效率。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技术，随即产生更多提高能量效率的装置和专业设备(如果你曾经用刀拧过螺丝，你就会知道选对工具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要做到精准的模仿，不仅个人要消耗很多时间和能量，整个群体也一样。大规模群体能够抽出专门劳动力(物质杠杆)，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这时消耗能量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大规模群体中，只有拥有集体智慧(认知杠杆)的群体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群体规模扩大之前，通过与其他群体建立良好可靠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种规模效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智慧汇集起来，资源和技能的交换可以降低每个群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的群体能发明出更先进的技术的原因所在。人类之所以能带来复杂技术的文化进化，是因为人类可以通过群体成员的认知处理能力、记忆力、知识储备和体力完成工作。文化进化带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本身能达到的。能量的使用效率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直接影响着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进程。渐渐地，我们将个人的生理和生物能力与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分离开来。武器和食物处理工具的发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食肉动物的大颚、牙齿和爪子，社交工具让我们可以做任何其他动物的生物能力无法企及的事情。从火到回形针，再到苹果手机，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人类能够日益熟练地高效处理能量的结果。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理文化杠杆也在不断变化。人类每天摄入2 000千卡的食物，保证有足够的能量供身体进行90瓦功率的活动(以人类的平均代谢率计算)，然而我们所消耗的能量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只能够点亮一盏90瓦的白炽灯。我现在正在写作，头顶有两盏这样的白炽灯，身后放着一盏台灯，前面是一台正在工作的电脑。除此之外，我的收音机开着，电暖气开着，洗衣机在洗衣服，我一天吃的大部分东西需要用烤箱烤。我的早餐粥提供的能量显然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能量消耗需求。现在英国的人均家庭能量消耗是一个人代谢能力的4倍，美国则高达12倍。人类现在总共使用大约17.5太瓦功率的能量，这样来算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2 300瓦的能量消耗，是我们“自然”能力的26倍，靠我们自身的能力显然是达不到的。在做一些消耗体力还浪费时间的工作时，我们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减少自身的能量消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剩余的能量、食物和时间，人口数量就会增多，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又会进一步提高能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劳动力分配可以让擅长不同领域的人发挥自己的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加速文化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物质文化杠杆在效率和规模上不断进化，直到我们达到另一个临界点。这时，从食物采集到运输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不但成本极低，还很容易完成，所以我们就能肆意地开发地球。人类现在使用着地球上40%以上的原始产物，其中的能量都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的(因此也可供地球上其他生命使用)。促进能量产生或流动的新实践形式是驱动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新形式会改善人类基因的存续情况。因为对所有动物来说，养育幼崽都需要耗费大量能量，而它们自身新陈代谢能够产生多少能量会决定它们生育能力的高低。然而最终，成功的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存续和基因存续分离开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越富裕，人口出生率就越低。有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太低，已经导致人口总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些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食品和医疗保障。通过文化进化，我们正在推翻生物进化的关键证据。

     我们可以利用能量改造环境、改变自身，也可以用能量将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类世界的物品。我们周围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制造的，我们依靠人造的基础设施规划着社会生活中的能量流动和社交活动。我们之所以把一些东西称为人造的，是因为它们来自自然界，之后由人类二次加工，我们不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吗？人类的文化进化是生物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文化进化的产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新地球的一部分一样。鸟类筑巢，海狸筑坝，它们把自然界的东西重新组合，各得其所。但只有人类能利用世界的原始材料，生产出复杂多样的产品，引发物质的进化。技术通过组合而发展，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因此通过社交网络和技术保证，一种发现或做法可以广泛流传。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灵活的头脑发现新事物，应用新事物。以泥土为例，用泥土可以做出几乎任何东西，这一点人类已经做到了。火让泥土变得持久耐用，让本身柔韧的分子层变成完全不同特性的立体物件，而且十分结实。烧制黏土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变革，也是材料行业的一大飞跃。陶器可以用来炖菜煮汤，能储存脂肪、海鲜和美酒，还能让人随身携带液体。在陶器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只能用袋囊或皮囊来携带或储存水。所以能装血、牛奶、水、油和动物内脏的坚硬容器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陶器可以用来煮汤。喝汤能帮助婴儿断奶，而且汤羹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基本不含毒素。通过喝汤，婴儿逐渐接触到新的食品，也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食品。比如，在锅里煮鱼汤可以防止鱼肉脂肪流失。鱼肉脂肪中含有有利于婴儿大脑发育和女性生育的ω-3脂肪酸。汤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有利于提高存活率，直接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发展。很难想象没有陶器的时候人们是如何储存、烹饪或发酵谷物的。有充分证据表明，世界各地陶器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农业水平也迅猛提高。储藏的食物可以被重新分配和拥有，这对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结构、领土和经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机会。陶器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把自然材料转变成人造材料，揭示了社会和发明之间的反馈关系，因为每一种发明带来的变化都推动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化进化中，世界各地人民创造了纷繁复杂的陶器加工、烧制和装饰技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牛奶罐、小雕像、砖块、瓦片、台灯、抽水马桶、陶瓷电子元件等。制作陶器最耗时耗力的环节是烧制，因为需要收集燃料，并让窑炉一直保持足够的温度，但好处是可以同时烧制多个罐子。这种大规模生产使其制作成本变低，所以制陶的技术很快取代了制作篮子或木箱这样的技术，因为后者很难做到大规模生产。随着人类群体能支配的能量越来越多，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制陶发展起来的窑炉技术，可以为上釉创造可控制的高温环境，冶金学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将岩石矿物碾碎后用于装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铜珠在火床上沉积，这些铜珠可以被打碎和熔化。发现可以从岩石中提炼出铜，这让人们兴奋不已。提炼的方法就是高温熔炼矿石，比如亮绿色的孔雀石、蓝铜矿石和硫化铜矿石。突然间，我们发现脚下土地里居然隐藏着新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被制成任何东西，而这些被制成的东西还可以被制成其他东西，如此往复，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为此，人们需要更多的能量：窑炉靠木炭燃烧供热、风箱供氧维持燃烧，以保证温度至少达到1 000摄氏度。人们制作出坚固的铜制刀片后，就可以切割骨头、木头甚至石头。伟大的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们用铜凿一点点雕刻石块建成的。据估计，整个工程需要30万把凿子，为此开采了大约1万吨铜矿，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矿工的寿命维持不到一年。公元前3000年，人们发现在铜中加入锡可以制成青铜，这是一种更坚硬的合金。青铜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因为锡在地壳中比较稀有，所以需要从遥远的英国运输。这条贸易路线从锡的发源地英格兰西南端的康沃尔郡开始，沿着锡的开采路线一路到达阿富汗。这条路带来了商品，同时也传播了思想。这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网络，让新精英阶层变得非常富有。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条贸易路线在公元前1200年被迫中断，人们不得已开始寻找青铜的替代品。结果人们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每一块岩石都含有铁，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金属。从此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与冶炼铜相比，冶炼铁矿石需要的温度更高，消耗的能量更多。人们用古老的熔炉最多只能炼出一种多孔的海绵状物质，叫作熟铁，这种熟铁并不比铜强多少。熟铁经过反复捶打后可以提高强度，但仍然无法代替青铜。(尽管如此，到公元前1500年，铁在古埃及已经很常见了。)后来冶炼者发明了一种方法，突破了技术限制。他们通过在火中添加木炭来提高和控制热量，这样一来，一种铁和碳的合金就生成了，我们称之为钢，钢是当时最坚硬的金属。合金中碳的含量至关重要：1%的含碳量可以制成高强度的钢，4%的含碳量就会让钢变得脆弱易碎。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为什么有些炼钢工艺行得通，有些却失败了。炼钢技术作为一种复杂而神秘的仪式代代相传下来。罗马人离开英国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铁钉藏起来，也没有公开其他冶金技术，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怎么制造不易折断的剑、渡槽和船只。后来，人们在苏格兰发现了一个深坑，里边埋藏着的铁钉和钢钉重达7吨，这是一个罗马军团撤退时埋下的。由于锻造钢铁关键技术失传，人们把钢铁神化为坚不可摧的武器，比如英国亚瑟王使用的神剑。高炉是一种冶炼设备，通过在冶炼矿石的过程中添加木炭，可以减少矿石中氧的含量，通过空气鼓风提供氧气支持燃烧，最终得到金属制品。世界各地发明的高炉多种多样，至今仍在广泛使用。正是因为加工出了铁这种特别又普通的金属，才让铁制工具创造了现代世界。铁犁耕种土地的效率更高，铁斧砍树比用石头更快，铁钉、铁质渡槽和桥梁让基础设施更加坚固。因为这些进步，城镇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环境造就了人类，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然而，为了控制更多的能量，我们改变了环境。冶金需要用到木炭，所以世界各地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环境遭到破坏，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良影响。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也不可能偶然间有这么一个重大发现或是自己发明出从岩石中变出钢铁的方法。每一种技术都包含诸多步骤，这些步骤是几代人学习和传承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文化依赖一个重视教学和学习的社会，还要具有跨越地理区域的强大网络。这个社会规模要足够大，才能有劳动分工，才能有养活劳动者的食物和水源。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和社会得以进化得复杂多样，让人口和社会网络发展到足以支撑所有的能量消耗。生火和控制火种赋予了人类了不起的能力，可以将地球上的物质转化为人造世界的物质。掌控火种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地球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让地球迈向新行星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永远地改变了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动态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几乎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策略地互相模仿，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进化完全依赖于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些信息被忠实地复制、储存和传播。在生物系统中，基因信息储存在DNA中。在人类文化进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是文化知识，它储存在语言中。正如生物进化出了生存策略以改善其基因的繁殖过程一样，人类的文化也产生了适应性方法，帮助其传承发展。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在海边的火光中，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有一个人在唱歌。他像是在为我歌唱，又好像不是。火光中，只看见那人来回走动着，时而蹲下，时而起身。他黝黑的皮肤已与黑夜融为一体，但是身上的油彩却熠熠生辉。当我看清跳舞之人的面貌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扮成神灵的样子，合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胳膊，跺着双脚。他眉目间神采飞扬，牙齿也闪闪发亮。他一边唱，一边敲击着彩绘的棍子。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随着他双脚的律动颤动了起来。另一位光彩夺目的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着音乐。舞者的舞姿越发狂野，前后甩着头，手胡乱地抓着空气，却张弛有度。燃起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周围的人也都加入其中，敲打着木棍，手里摇晃着干豆荚。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雍古族舞者还在跳着，唱着。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启明星在天边升起。歌中唱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在梦幻时代，第一批人类遵循造物主的指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造物主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纳斯，也就是金星(又称启明星)。维纳斯在飞行时，唱了一首有关她一路见闻的歌曲，里边描述了她途经的地标和万物起源的创世故事。雍古族舞者的歌声余音绕梁，舞蹈活灵活现，配合着身上的彩绘，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闭上眼，我似乎也能看到舞者的身姿。舞者脚下律动不停，敲棍声和鼓声笃笃作响，迪吉里杜管乐声悠扬，沙滩之火闪烁不停，引人入胜的歌曲不绝于耳，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难以忘怀又意义非凡的体验。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过。或许从6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就开始学习、传唱这些歌曲，口口相传至今。它们就是歌径。歌径以口述故事的方式记载文化知识，利用共通的文化背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或社会。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歌径也是澳大利亚的“活”地图，绘制了这里交错纵横的无形道路。原住民通过变化的旋律、艺术作品和舞蹈表演展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标志、草木林海、高矮岩壑、天地生灵、气候类型和水源分布，而且这些对周遭世界的认知通常与天上的星座相关。因此，歌径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如果你了解歌径，就会发现，一曲终了，你可以轻易地转到下一曲上，因为歌径中的每一乐句都是歌径地图上的索引。此外，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中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歌径中的乐句(还)是记忆库，指引我们找到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道路。”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又为何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世界的文化信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靠且节省力气的方法来广泛传播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将其代代相传、不断更新。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

     6万年前，一小队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颇具开创精神，在澳大利亚迅速繁衍生息，建立起欣欣向荣的部落，同时还学习如何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处，以便更好地生存。他们发展出烧荒农业，利用各类材料制造渔叉、猎矛等复杂的工具。旱季和雨季不断交替，各个部落为了获取水源和其他资源，迁徙十分频繁。而且每到一处，他们都详细绘制了当地的地图。故事帮助人们学习知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正如一位原住民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没有书本，我们的历史就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从祖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带我们参观这些圣地，教授我们历史，通过歌曲和舞蹈给我们展示朱库尔帕信仰，也就是梦幻时代信仰。我们用舞蹈演绎故事，这些故事也融入了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朱库尔帕信仰。”通过歌径，朱库尔帕信仰在澳大利亚世代相传，人类在这里繁荣兴旺。从本质来说，讲故事更像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它需要人们思想相通，愿意搁置现实，探索虚拟时空。虽然歌径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它们将这些部落连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故事、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口述地图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们不仅对保持原住民身份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使原住民免于灭绝。约2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冰盖绵延了4 500千米，海平面下降20米。同时冰盖冻结了大量水分，导致全球各地雨水稀少。随着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以澳大利亚为例，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了60%。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某个种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群隔绝了上万年，并且分化成了人数稀少的孤立群体。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的死胡同，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在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都灭绝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原住民不得不更加依赖专门的知识寻找所需资源，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以便生存。2万年前冰川时代的石臼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擅长加工处理恩加度。成年原住民臼齿化石上特殊的磨痕也表明，他们已经会加工纤维来制作渔网。这些步骤繁多、工序复杂的技艺必须要储存在集体记忆库中，代代相传。即便这些技艺不再有价值，比如当某个群体生活的地方不再有恩加度，它们仍然薪火相传。也许若干代之后，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新发现这些技艺，让它们得以存活下来。我们“自私的基因”只懂得拷贝自身，而歌径则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在处境糟糕的冰川时期，歌径和其中描述的仪式帮助部落应对孤立无援的状态，而这种孤立也让歌径和那些仪式得以保存。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文化变革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因为歌径可以为所有人理解，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种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17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着约100万原住民，说着300种语言。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全世界，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正是故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带领着我们共同面对挑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故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讲述的内容从叙事者周围的环境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给予全人类精神力量，让我们坦然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家喻户晓的故事通常会浓缩成一句文化格言，比如，用“狼来了”的故事提醒大家不要撒谎，用“三思而后行”规劝他人谨言慎行。在过去，故事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有人指出荷马创作的《奥德赛》用诗歌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便于记忆的地中海地图。同时还有证据表明，大象也可以使用故事地图。与人类相似，大象的大脑体积占身体体积的比例相当大。生物进化会青睐那些记忆力更好、更善于沟通与合作的个体。象群中的母象就像人类的祖母一样，即便在干旱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会记得那个能拯救集体的遥远水源位于何处。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的手段，因为它不仅帮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它就像精神世界的思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头脑中模拟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并将得出的结论储存在脑中，供日后参考。其实，我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前往两个不同水源地的路线，不需要真正走一遍，就能权衡出哪条路线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靠近巨石，危险”，我们或许记不真切，也很难因此幸存。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表弟曾坐在巨石旁，结果被睡在那儿的狮子咬掉了脸。”我们或许就会记得更加真切，从而保住性命。故事是文化的记忆库，因为故事提供了语境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分享和储存真实的信息。研究表明，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22倍。这是因为，在讲述故事时，大脑的多个部分都会被激活。单纯地陈述事实只能激活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布罗卡氏区和威尔尼克区，即赋予单词意义的区域)。但如果通过讲故事传递同样的信息，大脑中同叙事有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假如一个故事中提到了跑或跳，大脑的运动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提到了某人的缎质上衣，大脑的感官部分就会被激活。叙事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故事讲述者可以将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听众，让他们感同身受。研究人员对讲故事的人和听众的脑部做过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二者的大脑会产生同步反应。神经学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听说神经耦合”。换句话说，随着大脑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故事看清世界和自己的人生。许多人将人类的故事——这个不曾中断过的长篇故事——归功于神的旨意。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复杂的预知系统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桩怪事。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处理包括眼睛、耳朵、皮肤和内脏器官等身体其他部分的感官输入信息。大脑通过这些信息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我们将其统称为意识。人体不断地感知信息，大脑也不断地更新它的预知工具，并利用预知指导我们和周围环境的互动，帮助我们趋利避害，繁衍生息。大脑的预知系统让我们意识到质量重的物体会下落，阴影中的物体看起来颜色更深，液体不需要咀嚼等。大脑将接收到的碎片信息收集起来，选择合适的故事模式，构想合适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以碎片信息为主角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被吃了一半的牛，再听到一声狮吼，可以轻易联想到狮子袭击了牛。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会修筑围栏保护牛群，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牛的死亡原因不明，我们心中会有其他思量：可能是牛运气不好，可能是被村里老妇诅咒了，也可能是触怒了神灵。我们无法控制运气这种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下咒的老妇沉塘，或者向神灵献祭，平复他们的愤怒。做完这些之后，如果剩下的牛活了下来，那故事就可以改动了：牛能活下来是因为老妇不在了，是因为神灵对献祭的东西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时来运转。这样，我们就向人类文化知识库里成功添加了一些信仰，这些信仰虽然有用，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人类也会无中生有，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1944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34名大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动画。视频里，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来回滚动，一个长方形则在一边保持不动。当被问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34名学生中有33名都将视频中的图形拟人化，编了一个故事：圆形代表“焦虑和担忧”，小三角形代表“无辜稚子”，大三角形则代表“(人)被愤怒和挫折蒙蔽了双眼”。只有1名学生说，他看到的不过是屏幕上的几何图形。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幻觉”。所以，只需对输入大脑的信息稍加调整，这种幻觉就会被改变。这种调整十分有效，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像上文“牛之死”的故事一样，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后者是因为大脑用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应它从身体获得的感官体验。如果医生给了身体疼痛的病人一片药片，并告诉他，这个药片可以缓解疼痛，那么药片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疼痛之所以得以缓解，可能是因为药片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被人体吸收，抑制了体内的组胺分泌，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希望药片可以起效，从而要求身体减少组胺分泌。我们给自己讲的“药和医生”的故事足以让药片产生生化反应，即使药片只是用糖做的安慰剂。其实，即便病人知道药是安慰剂，“药”这个字代表的强大治愈作用足以让病人相信“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美好故事，促使大脑产生被治愈的感觉。如果想要病人得到治疗的感觉更加强烈，可以让开“药”的人穿上白大褂、在“药”的包装中塞入用药医嘱、包装外列出药品成分(有的“药”会列出空气的化学成分)或让病人通过相关仪式求药。有时，注射安慰剂比直接服用安慰药片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人们相信，生病时打针比吃药好得快。安慰剂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药的故事深嵌在人们的文化“显影液”中。不过安慰剂发挥的作用因文化而异。相关实验数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在德国，安慰剂对溃疡的治疗效果比其邻国丹麦和荷兰高了一倍，而对降血压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受到信念的刺激，改变我们对炎症、压力等一系列致病因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的生辰年同最终导致死亡的特定身体器官相关。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比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患有该病的人提前四五年。这个发现令人震惊。随后，研究者又对比了同一年出生的部分美籍华裔人和美籍欧裔人的死亡率，结果证实了这个发现的真实性。部分美籍华人相信“生辰年和疾病”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现实——他们确实更容易死于相关疾病。这样一来，“生辰年和疾病”故事的可信度也随之提高。由此来看，长寿并不由基因决定，而是由相关文化故事的力量决定的。故事能够说服大脑来治愈疾病。这种力量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历史上曾有多次报道，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会出现大规模流行性昏厥和癔症，且无明显病因。其中一例于2012年发生在阿富汗北部塔哈尔省省会塔卢坎市的比比哈耶尔高中。该校的女生和老师随后住院接受治疗。最开始人们以为病因是塔利班的毒气袭击，但是，上百人的血检和尿检结果都为正常。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事件看作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约旦河西岸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最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应对事件负责。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该事件也只是一次心因性疾病。第三个例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当地的歇斯底里感染(即流行性癔症)后来还引发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以上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处于十分恐怖的氛围中。对于她们即将面临的危险，她们的大脑用最真实的身体反应给出了回应。60%的病人在准备接受化疗时，会产生预期中的恶心，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化疗会让人恶心”的思维定式。这种现象叫作“反安慰剂效应”。它与安慰剂效应相反，会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反安慰剂效应解释了诅咒和黑魔法为什么能够起效。有些人甚至会因诅咒而亡。据文件记载，大约80年前，在亚拉巴马州，一名男性因伏都教的诅咒而日渐消瘦。将死之时，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德雷顿·多尔迪的医生。可他认定自己行将就木，不管多尔迪医生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最后，医生决定用另外一个故事破除伏都教的诅咒。多尔迪医生给他服下了一种很有用的催吐剂，并在其呕吐时娴熟地从自己的口袋中变出了一只活蜥蜴。多尔迪医生称伏都教的诅咒就是这只寄宿在人体内的蜥蜴，并向病人保证，既然现在蜥蜴已经吐出来了，那身体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结果，病人真的恢复正常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对内心的感受产生生理反应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吃下了不干净的食物，呕吐和昏厥都是一种警告，让我们尽快逃走或采取相关措施。同样，如果处在安逸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里可以舒缓疼痛、减轻炎症。这点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父母的一个亲吻便可缓解他们摔破膝盖的疼痛。像这样将感官体验与现实(大脑相信的故事)结合起来，也是大脑影响现实体验的一种策略。为了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人类进化出了故事，将其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我们做的梦是故事，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活动也是故事。我们用自己主演的故事理解世界。历史是我们的暖场表演，而广袤的宇宙是我们的舞台。很多人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我们的目标是“旅行的终点”。在人生旅行中，我们可能会“迷失”，也可能会“处于十字路口”。不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小就会讲故事，这是人类的共性。在学会说话之前，我们用表情和手势讲故事：当我蹒跚学步的孩子给我看一只蝴蝶、兴高采烈地拍着手时，我知道，她正在给我讲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将各种情绪带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这也是故事便于记忆的原因之一。从几十万年前山洞和岩壁上赭色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在贫瘠荒凉的地球上，人类特意留下手印和其他涂鸦。除了表示划分领地的意思，这些涂鸦还在努力传达着别的东西。它们向我诉说着，人类不但要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如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言：“小说(故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是我对于小说(故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从非洲南部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赭色手印均有广泛分布。这是人类从历史早期甚至是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讲故事手法，从未中断过。2017年，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杀害原住民男童罪犯的从轻判决，当地原住民在最高法院的玻璃门前印下了赭色的手印。鲜红的颜色表达着人们对正义的呼唤，也让人们回忆起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将其用作文化工具的时代。

     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腹地，当地有一处名为萨尔瓦多卡斯蒂略的洞穴群。两条河流流经洞穴，河流之间坐落着三座山谷。这里是动物每年迁徙的必经之路，人类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许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尼安德特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洞穴中。后来，人类的祖先也住了进去。这里成了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的避难所。洞穴内部交错复杂，宛如迷宫。墙上到处都是非同一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由两个人种分别绘制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64 000年前，但是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画，因为人们根本想不到洞穴深处的房间中还藏有这样的作品。当我参观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时，我让导游把洞穴内的照明灯关掉，因为我想欣赏它最初的壮丽。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恍惚了几秒。随后，在导游手电筒的幽幽光线中，我看见洞穴顶部出现了一头野兽的影子，形象立体，若隐若现。这影子说是野牛，但又像人，看着令人毛骨悚然。当手电筒的光照到洞穴内一根三米高的钟乳石柱时，天花板上半人半兽的影子突然变大，形状也更加扭曲，影子随着光移动，走过了整个天花板。一种混沌原始的感觉从我内心升起，这感觉中掺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这令人惊叹的画面便是史前的电影画面。至少在15 000年前，一位聪明的“动画师”就用这种画面成功地吸引了观众。他利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和石柱凸起，将光和影灵活地应用在岩壁的图像上。“动画师”通过移动石灯，让图像动了起来，赋予了它们生命。这样讲故事会将创作者的思维传递给观众，进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讲故事为社会的凝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大家都默许了在讲故事中可以撒谎：我们愿意以观众的身份先进入连接现实和幻想的故事世界中，再向前走进幻想世界中。影院的多重感官体验增强了这种效果。一部分原因是影院的画面比例，即现代电影中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大脑认知面孔和人体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每秒12帧到24帧的画面让人目不暇接，我们根本不能理性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我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认识银幕上的人，所以通常会觉得电影中的人物与自己关系密切。)清晰的野牛人兽画像遍布石壁和石柱，造型各异，或许代表披着野牛皮的萨满巫师。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史前山洞影院的创造者十分清楚这些画面会带来怎样的感受。那么在这个神秘的黑暗洞穴中，他们到底创造出了什么样的世界？萨满教让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幻觉，能让人们为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我们利用想象出的神灵和魔力解释生活中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线并不明确，甚至也没有必要区分两个世界。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慰藉。对于高度依赖社会的人类来说，神灵是我们面对险境时最后的依赖。比如，地震之后，信教人数就会增多。再比如，向一位普度众生的神灵祈祷可以减轻压力。祭祀这样的神灵也会让人安心，还能得到社会支持，这样的心理暗示可以说服大脑缓解身体的疼痛感。信教人士会更加平和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许是因为各类宗教都有宿命论的影子，也有神灵负责事情的善后，这样就能让人们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化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不过，那些依据故事产生的习俗虽然看起来不够合理，却可以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些习俗实际上于人有益。以打猎为例，世界各地的打猎都有仪式，包括模仿动物、只在规定区域打猎或者沿着看来不大可能打到猎物的方向打猎。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理性打猎是指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应用到以后的打猎中。不过，研究人员在分析打猎的成功案例时发现，同理性打猎相比，仪式导向的打猎是一种更好的打猎策略。比如选择打猎地点时，理性打猎会回到以前捕到猎物的地方。但问题是猎物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地方。仪式导向的打猎则会随机挑选打猎区域，帮助猎人摆脱对某地的偏爱，而这种偏爱正是人类认知的致命缺点。就拿黑猩猩来说，它们没有这种偏爱，因此它们在打猎地点的选择上就更加随意。故事也为整个族群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所以难怪泛灵论早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得以广泛传播，或许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早期人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泛灵论下的多数宗教故事都将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犹太派基督教徒凌驾于自然的观点为个例)。西伯利亚雅库特的原住民会猎杀驯鹿，但是他们相信驯鹿的体内存在灵魂，驯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自愿成为人的食物，等待人们捕杀。每一次猎杀驯鹿都有相应的仪式，表示人类会顺从驯鹿灵魂的旨意，并感激它给人类部落带来了礼物。人类的祖先在这些环境信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化都认为祖先的灵魂栖息在动物身上或以自然界的其他形式存在。已故之人通常会继续在群体中发挥作用，维系代与代之间以及跨生命形式的联系。与死亡相关的习俗是文化故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发现的诸多重要装饰品都用于装饰已故之人。只有文化不断传递下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即便个体去世，他们曾坚持的文化实践也必须有人继续坚持，文化才能进化。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群体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许这就是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的仪式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从纪念碑到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们现在仍用实物创造文化记忆，讲述逝者的故事。

     编故事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誉。阿格塔人生活在菲律宾，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这个种群更看重讲故事的能力，看重程度是看重狩猎能力的两倍。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家里人丁最为兴旺。故事将听众带入其中，让他们一起感受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而引发听众的共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火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延长了一天的时间，让人们之间的对话充满想象力。人类学家分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现代狩猎采集者间的对话。他们发现猎人们白天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土地权益等世俗问题；但到了晚上，人们在篝火旁对话，80%的内容都是故事。我们将自己对世界的解读和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用故事、绘画、歌曲和舞蹈传递给他人，这是人们思想间的对话。大家共同进行的这种仪式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互信和团结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足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到一起吟唱的宗教赞美诗，这些一起唱歌跳舞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几分钟的共同活动。这些活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让人们好像成了一家人。实验证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个体之间的合作会更好，会向社会捐助更多的款项，打造对人人有益的社会。对大脑的预测系统来说，仅仅创作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的故事同群体的故事相一致。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群体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吸引外人加入群体。所以，尽管讲故事并没有给一个群体带来食物和其他有形资源，但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它在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传授文化知识。人类学家发现，在阿格塔人中，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阿格塔人流传的故事里，80%的内容都同合作、性别平等、平均主义、惩恶扬善等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文化行为有关。如果一个群体有关合作的故事较少(相对应地，有关自然的故事可能较多)，那这个群体的合作能力就会较差。因为故事，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社会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利用故事，我们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人的信息和整个世界的信息，并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共情、如何规矩行事。通过故事，我们可以探索世界，了解他人的想法。这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有勇气挑战这些信仰和看法。尽管人类讲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听到故事时，大脑会产生相似的反应，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更能换位思考。心理学家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发现，当把同一个故事用英语、波斯语和汉语讲给人们听时，一旦听众明白了故事的深刻内涵，他们的脑部会产生相同的脑部活动激活模式。另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增强人们的同理心，即便大家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读者越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理心就越强。在某项研究中，如果研究人员“不小心”弄掉了笔，那些曾“高度沉浸于小说”中的人比其他人捡起笔的概率高了一倍。另一个研究则得出结论，文学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读者感受小说人物主观体验所需的心理过程”。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情感。这是人们在合作型社会中要掌握的重要技能。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故事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即分散在一个个小故事里的信息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表达出集体故事里的信息。因此，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赋予弱势群体力量。兰代是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由两行诗行构成。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比如，“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她们总是夸赞自己的兄弟/当兄弟们坐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或者“用你的炸弹背心拥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的确，书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至今日还在被人引用；托斯卡纳诗人但丁创作《神曲》(原名《喜剧》)时，选择用意大利语而非当时主流的拉丁语，这推动了意大利语成为民族统一语言；亚历山大大帝将荷马的《伊利亚特》看作自己征战的蓝图，据传大帝睡觉时也要枕着这本书。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感。它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到底是谁，以及如何看待邻邦。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民族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人类想要将世界改变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并想让后人从中受益，童话故事便由此而诞生。文学人类学家发现，包括《美女与野兽》在内的部分欧洲童话故事，其创作时间可追溯到6 000年前的古印欧人时期。追溯这些故事的创作时期，可以揭示远古人类数量扩张和位置分布的特点，展现数千年来故事传播带来的非凡力量，比如“人不可貌相”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仍在读希腊奴隶约2 500年前创作的《伊索寓言》。千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会根据听众和时代的不同更新故事的角色和细节。1872年，当乔治·史密斯破译了古巴比伦石板上复杂的楔形文字后，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篇史诗已有4 000年的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其所谓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世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乌特纳比西丁带上自己的妻儿、村子里的工匠、动物幼崽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事实上，当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板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时，一位名叫安库的埃及抄写员就指出，现在大家说的东西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如果我可以说出没有人说过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说的不是祖先们说过的陈词滥调就好了!”不过，故事的基本情节或许不多，但在情节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编织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需要创作新故事，只需根据听众和时代的变化改编原来的故事就能得到新故事。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我们创作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着时代的文化背景，为我们了解文化变迁打开了窗口。最初，许多宗教故事与宣扬美好品德、规范行为无关。在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宗教中，神灵拥有凌驾于我们的权力，过着电视剧般精彩的生活。我们通过仪式和献祭安抚他们，有时会因此得到神助。羞愧也是推动我们献祭的重要因素。在《伊利亚特》中，宙斯不在乎公平正义。当时的古希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国家。父亲在世时，即便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仍无法保有自身权利。到了《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大约50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人人自危。战争和经济危机频发，阶级对立情况严重。宗族制度式微，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形成了挑战。希腊人似乎将自己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影射到了宇宙中。《奥德赛》中，宙斯的形象更具有审判性，他抱怨人类“用自己的恶行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宙斯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丧失了人这一属性，人们对古希腊众神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恐惧。在《伊利亚特》中并没有“敬畏神明”的说法，但是到了《奥德赛》中，敬畏神明是一种值得称颂的重要品德。人们之所以改变了对待神灵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空气。可能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害怕空气污染(其实是瘴气)，结果导致净化仪式盛行。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人们只是象征性地进行净化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就能呼吸新鲜空气了。在后来的《奥德赛》中，魔鬼成为散播瘴气的罪魁祸首。俄狄浦斯染上了瘴气，开始四处流浪。一开始，人们觉得瘴气事不关己，任由它像细菌一样随机感染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就行。但如果不净化空气，人们就要世世代代都经历感染瘴气的痛苦。被感染的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难当，而这种情绪要到瘴气被彻底清除时才能释怀。从这里开始，瘴气成了罪恶的象征。罪是一种意念上的疾病，大家都害怕陷入其中。于是，净化仪式多了荡涤思想的环节，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故事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认知手段，因为通过故事，人类创造了诸如“罪恶”这样的观念，后来还让人类集体信服。这样的方法不断塑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引起对死刑或堕胎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影响人类的繁衍，决定人类的生存。由此，人类在文化上的发明推动着生物进化，比如它可以规定我们与谁共享基因是罪恶的。所以，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地传递下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储存非故事型的资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谁欠了谁什么东西。从印加人的结绳记事到刮花的贝壳、刻痕的黏土，再到石板，非故事型资料通过这种物理可视的途径储存起来。上万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信息棒”在广袤的大地上传递信息，内容涵盖邀请、贸易谈判和请求。这些约33厘米的木棍上刻有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同时也可作为穿越其他地区时的通行证。

     约5 000年前，人类发明出了一种出色、灵活的信息储存工具——文字。这是迄今为止，管理、储存和忠实传送大量信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累积性文化进化的关键。但是，学会读写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要从孩子抓起。所以，只有能从中受益的社会才会接受读写。对于那些人数少、分布广、语言多样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进化压力不足以让他们学会书写。土地、麦子、山羊和孩子的数量象征着“财产”，而财产的概念要在人类定居某地后才能发展起来。对很多农耕社会来说，作物的种类也是文化进化的关键。国家更容易对有固定收获季节的谷物征税，比如小麦和稻谷。收税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书写成为有利生存或生存必需的技能。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口有读写能力，而且一般是担任政府官员或宗教领袖的男性。使用和发展文字的社会通常是定居的部落(社会)。整个部落可以生产足量粮食来养活大量人口。在部落内部，大家开展贸易，还能控制诸多宗族，保证稳定，而避免打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种植了小麦，粮食充足下，世界上第一批人口密集的城邦出现。从宗族部落到匿名个体组成的大城邦，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影响深远。文字在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一旦税收或贸易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城市港口的货物进出情况，统治者的财富及他们多变的法则，胜利的战役等世俗之事被人们永久记录在石板上，“历史”就开始了。从早期苏美尔人的文字记录到如今的脸谱网账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记录生活的心情。信息储存和传递方式的进化让社会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社会变成文化知识的集中网络。文字可以传递更加复杂的数据(比如表示4头牛时，用符号表达取代图片表达)，还可以实时传播真实的演讲内容。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文字分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套统一可见的符号代表语音，无数社会都已完成了这意义非凡的一步。大家还会相互借鉴彼此的符号，并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文字系统，比如古代汉字和精简版的字母表。书写系统中一个符号基本代表一个音。字母表只发明过一次，而且根据古希腊人的说法，它是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火的地位。字母表一词的英文是alphabet，其词源是早期的闪米特语(即腓尼基语)。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的字母。在希腊语字母表中，“Aα”(读作alpha)、“Bβ”(读作beta)和其后的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字母。但在腓尼基语中，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希腊语中的A转置到一边，该字母名为aleph，在腓尼基语中是“公牛”的意思，该词从迦南语的“alp”演变而来。腓尼基语第二个字母的写法同希腊语中的B类似，象征着尖顶屋。该字母读作beth，在腓尼基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如今，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看见这种尖顶屋子)，该词则可能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屋子”的图像。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腓尼基字母系统是今天使用的多种字母系统的起源。字母系统还在不断地进化中。英语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丢失了6个字母，包括e(“eth”，发音类似th在单词the中的发音)、t(“thorn”，发音类似th在单词thing中的发音)和?(“yogh”，发音类似ch在单词loch中的发音)。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文字密不可分，我们很难想象城镇化的大型社会没有文字会是怎样的情形。对代代生活在黑暗中的盲穴鱼来说，它们的视力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最后会逐渐丧失。同理，有些文化也会失去它们的技术和实践，而且缺失的时间会持续上百年。这再次提醒我们，文化的进化没有方向，我们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伴随着一系列毁灭性的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古希腊进入了文化失明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1200年，古希腊人生活在他们以前文明的虚墟中，不再具备读写能力。但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在全民多为文盲的黑暗时代，荷马或许是在仍然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创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这一点非同凡响。如同音乐，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表演。当人们表演诗歌时，诗歌中的文字、比喻、节奏和音乐性都变得生动起来。传奇的盲人诗人荷马凭记忆表演他的诗歌，听众会自行记下诗歌，然后再背给他人听。即便荷马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字。他们周围的寺庙和纪念碑废墟上刻满了文字，他们与腓尼基人等受过教育的群体通商往来。荷马本人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文字这门艺术。诗中，一名信使带着一块折叠的青铜板，上边写着：“杀了送信人。”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书写文字的能力在你生活的地方已经丢失，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此时，就是最合适盲人作家的时代。荷马和他同时代的人依赖另一种认知技巧——记忆力，因为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记忆力更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如今人类记忆能力下降的诧异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时代书写能力丢失的诧异。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遵循严格的格律，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背诵和即兴发挥；同时诗篇中还包含大量重复的内容，所以常见的短语能以合唱的形式穿插在史诗作品中。然而，当时的人们如果要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熟记上千诗行，需要一定的记忆技巧，就像现在伦敦出租车司机熟记各条街道名称和各种路线一样。记忆大量诗行对当时人们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他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比如海马体变大。希腊人发明了一套关于记忆的复杂艺术，名为“助记符号”。这是一种文化的习得技巧，其原理就如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径一样，将一个个故事用风景和星座的形式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传说，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受邀在一场宴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他表演完之后便离开了会场，可他刚一离开，会场屋顶就塌了，里边的人无一幸存，他们的尸体也面目全非，无法识别。但是西摩尼得斯凭借记忆，回忆了会场大厅的情况，记起了每一位宾客的席位，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以便安葬。据传，西摩尼得斯利用自己琢磨出的记忆技巧将记忆植入虚拟的“思维宫殿”。也就是说，记忆技巧利用我们在文化和生物层面共同进化出来的用故事记忆事物的能力，魔术般地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将需要记忆的内容都放了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思维宫殿里四处走动，再现某个故事。对背诵一篇公共演讲稿或一篇史诗等需要记忆大量信息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十分适用。当然，这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读写能力可以减少我们在脑力记忆上的能量消耗，转而依赖人脑外部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储存在图书馆中，最新的方式是储存在互联网上。同其他的文化习得技能一样，学习读写尽管没有改变我们的遗传规律，但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8岁左右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发育上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已为阅读“量身打造”了视觉处理系统。这些发生在大脑上的变化逐渐连通了大脑的不同区域，提升了人在物体识别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但是降低了在其他领域的认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精准识别字词，就像狩猎采集者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猎物的踪迹一样。阅读母语文字时，人类会一下子识别出文字组合，无意中就解读了文章的意思。即便文字或者字母的顺序不对，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脑大可自以动调顺整序。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利用上下文语境重构写作(和演讲)文本。部分原因是熟练的成年读者不会显性阅读，即不会(像孩子们一样)读出声，他们通常高效迅速地直接从文字获取内容。就英语母语人士而言，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为每分钟230个单词，到20岁时，词汇量约为42 000个。20岁后，一般每天学习一两个新单词。所以退休人士的词汇量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得多。这样一来，依靠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老年人可以丰富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库，使其内容多样化。书写这个动作本身也会调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广泛的认知效果。把东西写下来不仅是将信息记了纸上，还将其存在了书写者的记忆中，因为这种行为会刺激大脑底部一组负责过滤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细胞。书写可以整理我们脑中的思绪，让朦朦胧胧的感情跃然纸上，使其可以为人理解，与人分享，让深不可测的事物也可为人所见。文本的英文“text”的词源是拉丁语的“texere”(编织)，因为组织语言就像编织纺织品一样。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和商人阶级将各类信息大众化，再加上印刷机的发明和廉价纸张的供应，推动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作家和读者的产生。现在，从11岁的儿童开始，阅读已经是人类在读写社会中学习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由于文字可以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我无须和我知道的作家一一见面，但他们的文字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好像他们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一样。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再记那些可以快速搜索到的信息。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在哪里可以获得信息，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就好像我们需要明白谁才是值得模仿的人一样。比起口头故事，书籍在保存文化信息上更加可靠，储存时间也更长，同时给累积性文化进化提供了新的机制。一方面，书籍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本人的学识之上，另一方面，作者也会参考其他作家的著作。《死海古卷》中的故事可追溯到公元前250年，其内容同所谓的《列宁格勒抄本》中的故事基本相同。后者写于前者成书后的1 000年左右，由抄写员忠实地抄写前者而成。书中的故事是根据人们口头传唱了1 000多年的故事编写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卫王时期，当时希伯来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书写不仅改善了我们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因文化形成的集体思维模式，提升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减少了人类自身的能量消耗。这个大进步将人类社会和技术带向了更复杂的阶段。哲学观点、逻辑推理、抽象概念、高等数学的发展都得益于诸多思想家的努力。不过，思想家们需要将他们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最后得出相应的观点。这样，每一个观点都有据可循，还为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同时，与言辞争论相比，人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理解、分析纸质记录的观点。因此，社会上的独立实体，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和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体，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书写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组织体的发展。尽管很多人预期纸张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来看，纸张的使用依然很广泛。现在，数字化的信息储存模式不再根据数字化的音素或字词发音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用于我们书写的、数字化的字母表进行分类，而是根据二进制下1和0的排列组合，将信息储存在硅基芯片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本身就像能量和物质一样有物理特性；操作、储存、传播信息需要消耗能量，而“忘记”信息——比如清空磁盘——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会利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终极信息储存系统来储存信息，那就是DNA。现在，人们已经利用DNA的结构，解码了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遗传信息。正是这种生物系统创造出了有视觉、创造力和技术文化的人类，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储存自己的思想。

     我们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地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会塑造人类的思想、社会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模式。语言宛如货币，是使用语言的人交换故事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语言。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位于副热带地区的火山岛戈梅拉岛属于非洲的加那利群岛。这里山石耸立，怪石嶙峋，崎岖陡峭的悬崖间，是一条条深邃的山谷。岛屿上空，一首由口哨组成的优美二重唱穿云而来，方圆百里都清晰可闻。我安静地等待着。山谷中有动听的鸟鸣，还有羊群在山间行走时偶尔发出的咩咩叫声和用鼻子喷气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头顶的某处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回复刚才的口哨声。以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就用一种古老的口哨语言——希尔博语交流。口哨语言帮助这里的人们克服地理障碍，将话语传过一座座山，传到遥远的田间地头，最远能传到8千米以外的地方。就像一位老牧羊人所说，和打电话相比，使用希尔博语更便宜快捷，而且也不怕没有信号。现在，虽然很多孩子都把西班牙语作为母语，但是他们仍在戈梅拉岛上的学校学习希尔博语。这种语言需要含着指关节发声，或学习具体的卷舌技巧。它听起来很像鸟叫，所以模仿能力很强的乌鸫鸟已经能模仿希尔博语的对话了。交流是生物活着的基本特征之一。每一种生命都会通过某种形式的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植物通过土壤中的真菌网络交流，头足类动物则依靠改变肤色交流。海豚、猿类和犬类等哺乳类动物能够非常熟练地和人类进行交流，以至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拥有某种原始语言。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以哪种形式呈现，要想理解人类语言都需要一定水平的理解能力，而这正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黑猩猩可以学会吹口哨，但它们没有乐感，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的交流能力和人类有着巨大差距。举例来说，黑猩猩只能发出5种基本的声音。而且和人类不一样的是，它们所有的叫声都依赖于语境。如果捕食者不出现，黑猩猩永远都不会发出“有捕食者”的警告叫声。而人类所发明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交流工具，规则众多又不失灵活。语言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系统，更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语言即思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内心的独白，想法也会杂乱无章。我们能体会到的感觉都是我们能用语言描述出的感觉。患有失语症(指失去语言能力，通常是中风或脑损伤的后遗症)的人无法跨越时间的桥梁，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预测未来。他们不能辨别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他们只能处理眼前的文字，同时还要费力应对人类最基础的思维过程。所以说，我言故我在。正如地球上的不同环境推动了基因进化一样，环境压力也引导着语言文化的进化。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受当地地理环境和声学的影响。在地势陡峭的地区，或在森林、海洋等环境中，远距离交流比较困难，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口哨语言。与正常语言相比，口哨传得更远，而且也不容易吓到猎物。大约7 000年前，第一批从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到达戈梅拉岛的人类将口哨语言也带到了这里。阿特拉斯山脉地区的柏柏尔人现在仍在使用一种名为塔马塞特语的口哨语言。历史上，在抵抗法国侵略时期，柏柏尔人利用这种语言传递秘密情报，成效显著。同样，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雇用巴布亚新几内亚说沃姆语的原住民，在无线电中利用口哨传递消息，挫败了日军的窃听。目前，已知仍在使用口哨语言的族群有70个左右。其中包括亚马孙雨林中的狩猎采集族群、北极地区拥有捕鲸传统的因纽特人和希腊岛民。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苗族人会用口哨语在森林和耕地间交流。身处不同房间的苗族情侣悄悄说情话时，也会使用口哨语(因为口哨比其他语言更难辨别说话者的身份)。动物世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因为树木会使声音变低或失真，所以与生活在开阔地区的鸟类相比，生活在森林里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变化更少。生物学家最近发现，为了应对城市嘈杂的环境，城市中的一些鸟类会改变它们的叫声。和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类相比，城市中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生理构造也更简单。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语言中也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一种语言中辅音的数量和辅音群在音节中的组合方法，似乎和这种语言发源地的年平均温度、降水量、植被面积、海拔高度和地表的崎岖程度等因素有关。东南亚等温暖湿润且植物茂密的地区的语言元音多，辅音少，词汇也大多由简单的音节构成。相比之下，像英语和格鲁吉亚语这些发源地不是雨林的语言，就会大量使用辅音。高海拔地区的语言中有更多词汇含有强爆破辅音。干旱的荒漠地区不容易产生类似汉语(普通话)和越南语这样的声调语言，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干燥的环境会对声带运动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一种人体—环境—文化三位一体的适应。口头语言本质上是高频辅音(如f、p或t)和低频元音(如e、o和u)等一系列声音的组合。密集的植物或空气中的热浪等环境障碍会使高频声音失真或消失，从而对语言形成选择压力。所以，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适应不同环境的表现。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受到影响，因为这些声学上的变化也会导致人类基因的进化。有证据表明，非声调语言，比如欧洲的一些语言，在过去的5万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两种新型基因变异的传播，这两种变异与大脑的生长和发育相关。声调是指语言通过音高、音长和音强来传达语义。在英语这类非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的音值，能帮助听众将长句子断成几部分，便于理解。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汇或短语的真实意思。比如说，汉语(普通话)中的“/ma/”这个音，就可以指“妈”、“麻”、“马”或“骂”，具体含义根据声调而定。苗语有多达8个声调，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今，一些声调语言已经演变成了非声调语言。比如，荷马那个时代的希腊语是声调语言，然而现代希腊语却是非声调语言。对于声调语言来说，音素间(辅音和元音)的细微差别并不是很重要。所以用音乐(比如口哨)或鼓点传递信息会更加简单。撒哈拉以南非洲曾经聚集着众多用鼓点交流的村落，村落中的每名村民都懂一维的鼓点语言。利用鼓点语言，一条路上沿线的村庄可以接替传递消息、诗歌、通知、警告、笑话和祷告，而且传递范围很广。一个小时内，就可传递到100多千米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在电报出现之前，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如此高效地传递消息。口哨和鼓点语言迫使说话者在大脑里把语言和旋律结合起来，这能帮助我们追寻语言起源的线索。大脑中处理音乐和语言的是同一块区域。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研究发现，学习音乐能够提高读写能力。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语言起源于一种音乐性的原始语言，比如口哨声，猿类也具备这种语言能力。苗族人经常用口琴复制口哨语言中的音调，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语言。文化进步会影响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又和人类的生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文化的进步可以引导人类生理结构的变化，反之亦然。几千年前，在人类开始发展农业之后(变软的食物使人类可以有较小的下颌和全新的牙齿咬合)，人类的下颌发生了变化。语言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发出“f”和“v”的音，同时，还推动了新语言中爆破音的出现。然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从来都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文化进化促进语言产生的过程和它促进烹饪产生的过程如出一辙。就像每天都要做饭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语言。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复杂的语言。使用语言是一种进化出的生物本能，虽然我们并不是天生就会使用语言，而是必须跟他人学习，但是说话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按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语言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谜语——“一半是艺术，一半是本能”。语言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因为人类大脑中没有“语言”中枢，不仅如此，这种能力也似乎非常模糊。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遍布在我们大脑中，就像它遍布在文化中一样。人类出生几个月后就可以说话了。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语言学习，只是听别人的对话而已。这种非凡的能力几乎每个人都具备，即便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孩子。随着婴儿的成长，这种基因上的天赋也逐渐显现。出生之后，新生儿的身体又小又脆弱，尚未发育完全，需要他人长时间的细心照顾，他们体内的语言基因也需要精心地培养和开发。

     那么，人类的近亲猿类是如何开始说话的呢？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口语是从灵长类的叫声进化而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口语是从猿类的手势发展而来的。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口语是这两者的结合体。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些狩猎采集部落还在广泛使用复杂多样的符号语言。举个例子，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洲前，北美洲原住民使用平原手势符号在广袤的北美大陆上交流、讲故事、进行贸易往来。时至今日，全球的听力障碍人群依旧在使用手语。即使是人类发出的最无意义的声音也是口腔器官高度复杂的协作的结果，所以在说话之前，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思考想说的话是否有必要，然后就会变得字字千金，睿智达意。为了发出更多的声音，我们的祖先在身体构造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后，肋骨和横膈膜(之前用来支撑前肢)得到了解放，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控制呼吸，同时也打开了声道。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喉咙(喉头)降到了舌头后面。它降到舌头后面延伸出去的部分，舌头从蹄铁型的舌骨上垂下来。舌骨虽小，但很重要。这个变化意义非凡，让我们的声道能更好地发声，同时也在发声时给予舌头更多空间，舌头可以放在更多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能发出元音和辅音。但这种进化风险也很大，喉咙位置降低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同时吞咽和呼吸，而且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容易窒息，因为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喉咙位于鼻腔上方。人类新生儿出生时喉咙的位置比较高，就像潜水时的通气管，所以他们能一边吃奶，一边呼吸。但3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咙位置就开始下移。喉咙的下移很有意义，猿类的高喉咙使它们无法像我们一样说话，哪怕经过训练也无法做到。每个声音都是气流在喉咙中成千上万次微小碰撞的结果。每次发声都依靠喉咙中一对薄薄的、芦苇状的肌肉——声带。在我们不说话时，声带会打开，辅助我们呼吸。当我们唱歌或是说话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向声带，声带的边缘快速合拢，受气流冲击产生振动，从而发出声音。振动越剧烈，音高就越高。当女高音发出华丽的高音时，她的声带正以每秒1 000次的频率振动，将她肺部爆发出的一股气流转化为足以震碎玻璃的音乐。目前尚不清楚人类语言是何时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交流过。尼安德特人的喉头也为了说话而发生过适应性变化，他们也有所谓的语言基因，对应我们人类的FOXP2基因(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如果这一基因发生突变，那么人可能会在学习说话、发音、理解句子和造句方面存在障碍。FOXP2基因由740个碱基组成，存在于许多动物体内。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基因的人类版本和黑猩猩版本出现了两个差异碱基，这个微小的改变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到，和黑猩猩的基因相比，人类基因中的这个微小变化改变了其他100多个基因的表达。而这些被影响的基因主要与大脑的发育与机能以及软组织的形成与发育有关，因此，FOXP2基因和人类的语言认知以及发音能力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把人类的FOXP2基因植入老鼠体内，试验结果显示，植入这种基因的老鼠叫得比以前更频繁，叫声也更复杂，而且它们学习解谜的能力也更强。更好的交流和学习能力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存优势，所以有微小变异的FOXP2基因很快就在整个人类种族中传播开来，人类发明的语言也随之进化。加拿大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出了“语言本能”这一概念。具体是说，人类天生就拥有学习语法规则和上千词汇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交流欲望。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让我们用其他动物不能做的手势进行交流，其中之一就是指向。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才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到了1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能自己做这个动作了，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对话”。指向是非常复杂、独特的人类行为，要求我们首先要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其次要对别人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非常细致的理解。通过指东西，一个孩子可以就一些具体的事情进行交流。比如，想要某个东西——给我一个香蕉(命令指向)，解释某件事或分享信息——你可以用这把椅子，又或是要分享某个经验——看那个气球(陈述指向)。最后一项是在思想碰撞中与他人分享观点。这起源于我们对于合作与生俱来的渴望，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行合作的根本方法。交流从眼睛开始。哪怕是对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只要母亲移动眼睛就能影响他注视的方向。相比之下，猿类母亲必须要转动新生儿的头，才能让它们知道有要看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世界，人类进化出了面积很大的巩膜。我们可以在几米之外察觉到别人眼球哪怕1度的微小移动(相当于注意点周围5厘米范围内的移动，大概是从左眼到右眼的距离)。事实上，眼神交流是社交认知以及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看不见某人，不代表对方不在场。你或许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龄前儿童玩捉迷藏的时候只蒙上眼睛？答案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不到自己。他们还认为自己听不见耳朵被遮住的人说的话，也没办法和嘴被捂住的人说话。小孩子能敏锐地察觉到人类交流的本质，同时，他们也天生就拥有通过联合注意力来学习知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经历一个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相信自我必须通过经历才能被感知到。2003年美国有一项研究，将幼儿分成3组，以视频学习、音频学习和真人教学的方法分别教授普通话。结果显示只有那些真人教授的幼儿才真正学有所成。联合注意力是人类有意识学习的开始。所以幼儿无法通过视频、音频或偶尔听父母对话来学习语言，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像有声机器人或闹钟一样简单地发布消息，我们更期望和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并期望得到回应，哪怕别人只是简单示意他们听到了我们说的话。人类其他情绪性的表达，比如笑和哭，也有非常强烈的交流目的。事实上，笑声极具传染性，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的人笑的时候。语言作为人类进化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生存技能，也依赖他人进行学习。在我们童年时期，有一小段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处在某种语言环境中，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像真正的母语者一样使用这门语言。语言学习的过程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了：胎儿能够分辨母亲说话的声音和韵律，而且更喜欢母亲的声音。儿童要花费几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法和词汇，还有复杂的肌肉控制和说话所需的运动。就像在文化学习的其他方面一样，文化环境在语言学习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个孩子3岁时听到的词汇量就可以预测出他9岁时的学业成就。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一项研究显示，3岁儿童听过的词汇量的差异最多可达3 000万个。然而，语言技能的差异并不仅仅由听过单词的多少决定。最近一项针对4—6岁儿童的研究显示，无论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儿童听到的话轮数量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语言能力的发展。成年人主要通过模仿和重复婴儿的动作和咿咿呀呀的语言与婴儿交流，这就是幼儿父母普遍使用的妈妈语。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口语训练阶段却可能是人类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妈妈语中，有一种类似话轮的对话韵律：母亲以相同的顺序，用同样的音调和音高重复婴儿的话。婴儿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和父母一来一往地交流了，而且只需600毫秒的反应时间。话轮比正式的语言出现得早，一些灵长类动物和鸟类也会用话轮交流。长臂猿就是轮流发出叫声，而类人猿只有动作上的“话轮”，没有语言上的话轮。存在话轮行为的物种通常都有极高的社会性，而且大多数都有固定配偶，它们彼此投入，去了解自己的配偶，了解它们的生存方式和喜好。从交配到合作，话轮行为在各种事情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人类而言，话轮还增强了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协作本能。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大多数人都会遵循话轮行为的潜在规则。除非是和孩子说话，否则我们很少会明确地指出某个人说得太多，占用了别人说话的时间。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来让失衡的对话回归正轨，比如打断对话，或是让别人笑从而停下对话。如果从话轮在普通对话中的发生速度来看，嘴巴要比大脑反应快。说话者在对话时的平均反应速度为200毫秒，这可能是人类最快的回应速度，和眨一次眼睛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声音从耳朵传到大脑，明白其中含义，考虑好如何回应，最后说出来，这一过程至少需要600毫秒。实时对话的进行依赖于人类大脑精密的预测系统。通过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并同时准备好回应，人类最快反应速度能达到200毫秒。每一次话轮基本只会持续2—3秒，所以，当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就必须判断出他将要说什么，以便及时做出回应。神经科学家仍然在研究人类是如何同时做到预测对方要说的话并考虑回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的一大块区域同时参与了说话和倾听。据统计，我们每天要进行大约1 500轮对话。在社交世界中遨游，意味着我们要磨炼自己的预测系统，不仅要探索物理世界，还要探索他人神秘莫测的思维世界。语言可能已经经历了很好的进化，因为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机制，让我们能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虽然语言不会取代其他感官输入，比如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暗示会推翻我们对别人话语的理解，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能增进互信，建立联盟，传播美誉，还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好感。话轮在这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对话过程中，我们的预测系统通过一系列元素来判断加入对话的时机。这其中包括语法线索(比如，“如果”后面经常接“就”)、面部表情、音高、音调、音量、手势(把手放回膝盖)。把句子的重要部分放在对话的开头部分会让加入对话的时机提前，因为这样听者对于对话走向和内容的判断会更加自信。这就像接力棒的传递过程，其中会有一个临界点(持棒者抬起胳膊的时刻)。此时，听者就开始思考回应的话，等待插入对话的时机。在对话结束之后，说话者会有一个大约500毫秒的停顿。如果听者没有在停顿之后做出回应，那说话者就会意识到对话存在问题。举个例子，如果说话者说：“你想去喝杯咖啡吗？”但在之后的500毫秒内没有得到回应(北欧人的反应速度会稍慢一些)，那么说话者就会对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推进对话：“或者我们可以这周晚些时候去？”如果是否定回答，那么之前的停顿时间更长。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合作，我们更倾向于给出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很难拒绝别人。影像学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会对“不”这个词产生抵触情绪。

     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婴儿很擅长。大部分儿童到5岁的时候，都可以流利地说话，掌握上万的词汇，并且能够非常自然地遵循母语的规则。我们说母语非常流利，不需要学习语法，不需要了解词源，更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如何说话。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以天生失聪的儿童为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套手语，而且也有复杂的语法规则，和口语一样丰富多样，也和口语使用相同的神经通路。就像眼球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进化的结果一样，语言也是文化进化无目的、无意识应对选择压力的结果，因此人类语言具有诸如发音简单、易学以及随环境变化等特点。语言这一极其灵活的交流系统源自事物间复杂的关系。其中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如果A=B，且A=C，那么B=C。这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并非天生就能理解这些关系，必须经过学习。事物之间有9种关系，包括相对关系(上对下)、对等关系(一幅马的图片和一匹马对应)，还有比较关系(大象比老鼠大)。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以套用这些关系。比如，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比较关系，那么在比较两个物体的大小时，就可以轻易判断出哪一个更大。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将“比较”的方法应用于其他新的环境中。儿童16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轻松掌握这项技能，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它是语言认知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些抽象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应用于其他事物上。所以，“球”这个字指球这个物体，虽然它的读音听上去一点也不“球”，而且现场也没有实物。最终，我们能够讨论抽象的概念，比如，踢足球和看别人踢足球哪个更好？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技能。许多其他物种只能理解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但不能普遍应用这些规则，即使是受过大量语言训练的黑猩猩也做不到这一点。人类一旦学会了词语组合和关系的规则，就能用全新的方法组合这些文字符号，由此语言就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发展，最终变得多样且复杂，而字词则是语言的基因。我来讲个故事：女孩水果摘 转身 猛犸象看见女孩跑 树到达 爬 猛犸象树摇晃女孩喊叫喊叫 爸爸跑 长矛投掷猛犸象吼叫 倒下爸爸石头拿起 肉切 女孩给女孩吃 吃饱 睡觉这是以色列历史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创作的故事，原文没有英语语法(事实上是违反了英语语法规则)，也没有涉及其他语言的语法，但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个故事。事实上，无论用哪一种语言讲这个故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多伊彻用了几个自然原则创作这个故事，这些原则深植于我们的认知当中。第一，如果某些东西出现在一起，那么就将表示这些东西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女孩”和“水果”)；第二，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对词语进行排序；第三，使用最普通的“主宾谓”语序(研究发现，人类会按照主语、宾语和动作的顺序思考。只有10%左右的语言会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所以“女孩水果摘”要比“水果女孩摘”或“摘水果女孩”更好理解，尽管它们都没有遵循主谓宾的语法规则。不难想象，在语言出现前，人类就已经使用这些简单的组织规则，用手势来讲故事。抽象关系的应用，让我们不再需要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讲故事，我们可以用语言再现所有的故事元素。我们不需要正式的语法组织语言，只需共同掌握部分词汇(上面的故事里有24个英文单词)，就可以讲故事，而且别人也能听懂。话说回来，现在我们说话时，25个单词就支撑起了人类25%的话语表达。世界上超过2/3的语言，常用词汇的发音都相似。自此，文化进化稳步提升着人类原语言的复杂性，词汇体系和语法规则都在不断完善，语言更清晰易懂。最近有一项研究，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像人类一样，互相说话，内容不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收集所有的语法结构，进行概括总结，并在之后的对话中加以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输出的句子结构往往比输入的多。最终，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语言中出现了人类语言的结构，而这仅仅是通过反复的学习和信息传输实现的。文字的出现带动了语法上的创新。对英语来说，在过去的5 000年间，类似“之前”(before)、“之后”(after)和“因为”(because of)的连词，让句子结构更长、更复杂。没有这些连词之前，最早的苏美尔语和其他同时代的语言都差不多，读起来枯燥无味。有了这些连词之后，从句就能够顺畅地连接在一起，不至于因为冗长而失去读者。然而，也有一些现存的语言没有表示从属关系的词汇，比如澳大利亚和北极地区的一些语言。和所有积累文化进化的结果一样，只有规模最大、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才能创造更高级版本的语言。因此，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该语言的语音和词汇就越多，而且也会比使用者较少的语言更快地实现多样化。我们会发现语言的语法化现象。名词和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和副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失去原本的用法，使用新的意义。比如，气温“火箭式暴涨”。通过在生活中的运用，词汇的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Nice”(美好的)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无知愚蠢。13世纪时，这个词带有侮辱的含义，用来形容愚蠢。随后，其含义又经历了许多变化，到18世纪为止，nice可以理解为荒唐的、夸张的、优雅的、奇怪的、谦逊的、稀薄的，以及害羞的或是腼腆的。而现在，这个词指讨人喜欢的或善良的。然而，语境决定词语真实的含义。在某些圈子中，这个词是“无聊”的委婉表达。隐喻使得语言具有歌唱性，在最普通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物种而言，如果每个个体都认为所有文字只表示字面上的意义，那这个物种中就永远不会出现抽象的概念。基因可以在族群间传递，词汇和语言也可以。人类思维灵活，可以发明语言，比如世界语和供听力障碍者使用的手语。同时，我们也会偶尔重新使用一些古老的语言或已经灭绝的语言，比如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以前仅用于礼拜仪式，后来，它作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实现了复兴，以色列人每天都会使用。类似的创造和重塑十分罕见，但语言一直在稳定地发生变化。就像基因和生物体本身会经历自然选择一样，语法不规则的词语承受着“规则化”的巨大压力，这也是英语中的很多不规则动词都消失了的原因。比如，印欧语的原始语言中的“drove”进化成了日耳曼语中的“drived”。从全球来看，年轻女性是引领语言变化和创新的主力军。有时候，男性在这方面会落后一代人。这和社会性别歧视有关：女性通常不会身处高位，所以她们说话时无须字正腔圆。同时，年轻女性非常擅长社交，所以她们说的话会被传开。而当男性试图吸引女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女性创新的语言。举个例子，气泡音(或“嘶哑音”)是压缩喉咙发出的声音，美国演员梅·韦斯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使用这种装腔作势的声音说话。现在又有很多名流重新使用这种说话方式，比如美国名媛金·卡戴珊。而社会价值观，比如性感，也会成为一种语言特征，所以很多人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感，也会使用卡戴珊的语言表达方式。西方年轻女性还带来了其他的语言变化，比如把“像”(like)作为一种对话中的填充词，或使用升调话语(句子中的音调升高)，这些语言变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新洋泾浜方言是从早先语言词汇和语法的混合体中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基茨德语最初起源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但是现在的年轻德国人，包括没有土耳其血统的人，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外，也普遍会说基茨德语。英国年轻人现在说的“加法伊腔”，是一种混合了牙买加方言、洛杉矶说唱和伦敦南部俚语的语言(被喜剧演员阿里·G疯狂嘲讽)。基茨德语和这种语言一样，都和说话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紧密相连。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魅力非凡或非常酷，那么无论年轻人属于哪一种族或有何种社会背景，他们都会使用这种语言。不过，与此同时，在英国，英语口音的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14世纪的时候，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人甚至听不懂东部地区诺福克郡人说的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说英国东南地区的口音，可能是因为很多富人都是这种口音，这就是萧伯纳在《卖花女》中描述的那种语言偏见。我们总是会根据交谈对象和对话情景的不同，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口音，比如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书面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调整都是为了吸引你的对话对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们在给贫穷阶层做演讲时，会刻意使用这类人群更熟悉的“河口英语”。与之相对，《卖花女》中的女主角伊丽莎·杜利特尔用发音标准的英语和上层阶级交谈，试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使是英国女王也没能避免这种情况，她放弃了她坚持了数十年的优雅，不再把“very”发成“veddy”，把“poor”发成“poo-er”。如果英国女王自己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那么又有谁能做到呢？语言同身份以及文化归属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受到其他因素(如种族)影响之前，小孩子们会模仿说他们母语的人说话。通过和语言习惯相似的人组成团体，年轻女性知道社会上还有人支持她们，她们就能从这个小圈子中获得力量，这也是年轻女性创造新语言的原因之一。生活中，当听到有人和你操着同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语言时，你会自信地认为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社会关系，你们可能都支持某种文化价值观，捍卫某些利益。语言是集体归属感的有力标志，同时也将不同的社会团体区分开来。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新几内亚岛更能体现语言的多样性了。这里有800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地球上语言种类最多的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地理屏障，比如大山、沼泽和河流，都能促进语言在孤立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在这座岛上，有1 000多个不同的词汇可以表示“水”。岛民们也将语言视为一种强有力的部落身份证明。为了和临近的村落区分开，一个村落集体决定把表示“不”的词从“bia”变成“bune”。为了与邻居的语言相区别，岛上的另一个群落则故意调换了所有词语的阴阳性。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相同的进程。目前全球一共有7 000多种语言，也就是说，一种哺乳动物的语言数比哺乳类动物的种类还要多。语言学家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树，用以追溯众多分支语言的共同源头，比如印欧语系产生了从英语到梵文的众多语言(不包括巴斯克语)。而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一信息追溯人类的分布和多样性。

     一旦可以说话，我们就不会止步于一种语言。地球上大多数人都至少会两种语言，而一个人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大脑、性格和行为。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改变着人类的生物状态。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说：“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受语言支配，幽默会变，肢体语言也会变。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用土耳其语描写悲伤，用英语撰写讽刺作品。”语言塑造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记忆引发事件的人或物方面，英语使用者要比日语使用者表现更好。我们用打碎花瓶这个例子来说明。英语中会说：“吉米打破了花瓶。”而在日语中，则不常提到因果关系中的行为人，所以人们会说：“花瓶碎了。”语言中的固有结构对于塑造我们构建现实的方式发挥着深刻作用。事实证明，现实和人性会因我们使用的语言产生巨大的差异。我们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认知会根据大脑接收的文化输入和做出的回应而发生变化。用颜色词汇的演变举例，人类群体通常从命名浅色和深色开始，比如黑色和白色，之后出现的通常是红色(大概因为血是红色的)。英语中“红色”这个词过去还指棕色、紫色、粉色、橙色和黄色。然后出现的颜色词通常是黄色或绿色。很多群体都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习了英语之后，他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蓝色这个颜色种类。许多语言都会吸收其他语言中表示蓝色的词。德语中有很多词都表示蓝色，与英语使用者和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相比，德语使用者能更好地分辨蓝色。辛巴族的语言中没有表示蓝色的词，而且他们很难分辨绿色和蓝色。然而，辛巴族拥有更多描述色调深浅的词汇，辛巴族的儿童也比欧洲人更容易分辨颜色的明暗。换句话说，语言这一文化发明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以及是否)学习将大脑接收的感觉输入(光的波长)变成语言，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体会到这些感觉。当我们有两样除了颜色之外完全相同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表示颜色的词。工业化社会要比狩猎采集社会有更多外形相同的事物需要被描述和选择，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区分绿色的汽车和蓝色的汽车，还要有一个更丰富的颜色词汇库。在自然环境中，选择不同颜色的东西一般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属性，等同于一个标签。某些群体，比如马来半岛的嘉海族很擅长辨别不同的气味，他们的语言中关于颜色的词汇不多，但是有大量关于气味的词汇。色彩认知、面部表情的解读、时间观念或方向等都是通过语言习得的文化知识，我们认为这些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概念，而其中却也蕴含着令人惊讶的微小差异。给事物命名打开了一扇通往新认知的心灵之门，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希伯来语具有典型的性别化特征，而芬兰语则没有，所以说希伯来语的儿童要比说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知道自己的性别。各种语言在描述方向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英语中经常使用左右来描述方向，比如“你的左腿”，但是大约1/3的语言都不会这样描述方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北部地区，人们使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语，英文中的kangaroo(袋鼠)这个词正是源自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们用东南西北来描述位置和方向：“站在玛丽北边的男孩是我兄弟。”因为每一次交流都需要报告方位，所以说话者必须一直在脑海中辨别方向，才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就要求说话者在组织语言的方式和空间意识方面发生认知变化。如果你打算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讲一个故事，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就必须记住故事里走近你的人是从东面来还是从西面来的。因为在类似的语言中，所有动作动词都包含方向。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非方向型语言的使用者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美国人类学家莱拉·博罗迪茨基就去学习了古古·伊米德希尔：在那个社区的第一个月，我感觉自己非常愚蠢，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方向动词，但我不会，大家都很同情我。大约一周后，我一个人散步时，发现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小窗口，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样，我就是那个俯瞰图上的小红点，当我转身时，窗口就会调整方向，朝向我面对的风景。我不由自主地惊叹，这样就简单多了。发现这一点之后，我胆怯地告诉了其他人……他们看着我说，就是这样，要不然呢？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为了在语言社群中自如地生活，大脑就会努力创造让我能正常使用其中语言的方法。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确定左脑掌管语言，具体分为两个区域：布罗卡氏区(与言语的产生以及发音有关)和威尔尼克区(与理解能力有关)。这两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区域受损都会导致语言和言语方面的障碍，甚至是失语症。然而，在过去10年中，神经学家们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语言并不仅限于上述两个区域，也不是只存在于大脑的一侧，大脑在我们学习新的语言时会继续发育。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和含义的词汇会和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关联。神经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相同含义的词汇对应大脑中的同一片区域。双语人士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对应两种语言，而且，不管使用哪一种语言，两个神经通路都表现活跃。因此，双语者会持续地、下意识地压抑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以便能集中精力于正在使用的语言。这一结果首次出现在1999年的一项试验中。这一试验要求掌握英俄双语的被试按要求操纵桌子上的物体。主试者用俄语对他们说：“把邮票贴在十字架下面。”但是，在俄语中，邮票一词是“marka”，和英语中的“marker”(马克笔)一词听起来很像。眼动结果显示，被试在听到指令做出正确选择之前，眼睛会在马克笔和邮票之间来回看一看。即使我们在学会了一种语言后并不使用它，但这种语言带来的不同神经模式似乎也会永远印刻在大脑中。加拿大有一些从中国领养的儿童，他们被领养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几年之后，通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虽然完全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的大脑还是会对汉语元音产生神经识别。具备多语能力已经在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方面展现出了优势，而且对神经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人类大脑的进化似乎是为了掌握多语言，人类的远古祖先可能就具备多语能力。现代的狩猎采集部落普遍是多语社会。很多部落都禁止部落或氏族内部的通婚，所以每个孩子的父母说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仍然使用着130多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多语言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风情。当你和原住民在当地散步聊天时，可能只是跨过了一条小河，但你的同伴突然就开始说另一种语言，这是因为地区变了，语言也就变了。其他地方也有多语的情况。以比利时为例，在列日市乘坐火车时，列车广播使用的第一种语言是法语，然后，当火车经过勒芬市时，首先以荷兰语进行广播，等到了布鲁塞尔，就又先用法语广播了。多语能力对大脑和自我意识有惊人的影响。如果你用英语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就会想象自己在伦敦，并且选出我在那里最爱吃的食物。但如果你用法语问我，我就会想象自己身在巴黎，答案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问我同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观点认为，每当你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会有一种新的性格，同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让人有不同的行为。这一观点意义深远。有一项试验是分别给说英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播放一些视频，视频里的人都在动，比如一位女士走向她的车。说英语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动作上，往往会做出“一位女士在走路”的描述。而说德语的人看待事物则更加全面，他们还会注意到动作的目的，所以会(用德语)说：“一位女士朝她的车走去。”出现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语法系统。与德语不同，英语有——ing这个后缀，即现在分词，用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动作。这就使得说英语的人不太能像说德语的人一样，在一个目的不明确的场景里注意到动作的目的。然而，对于使用英德双语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动作还是动作目标，取决于在哪个国家接受测试。如果在德国接受测试，他们就会更关注动作的目的；如果在英国接受测试，就会更关注动作本身，而这些与他们使用哪种语言无关。这一研究表明，文化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20世纪60年代，心理语言学先驱苏珊·欧文-特里普要求掌握日英双语的女性把一些句子补充完整。研究发现，造句的结果会因为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被试需要补全句子“当我的梦想和家庭产生冲突时……”，用日语补全时，被试会写“我觉得很苦恼”，而用英语则是“我要做我想做的”。通过这个试验，欧文-特里普得出结论，人类的思维是在语言思维中产生的，对于双语者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想法非同寻常，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许多双语使用者也表示，当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然而，当双语者的大脑在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时，两种语言带来的不同思维模式就会不停地产生矛盾。这种情况就与大脑中的前扣带皮层有关。前扣带皮层负责执行控制，即让人专注于一项任务，排除其他任务的干扰。脑成像研究显示，当双语者使用一种语言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会持续压抑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欲望。事实上，仅仅通过观察大脑扫描结果，就可以将双语者和单语者区分开。双语人群的大脑前扣带皮层中有更多的灰质，因为他们前扣带皮层的使用频率更高。这使得他们在从语言和非语言测试到理解他人意思等一系列认知和社交任务中都表现得更好。双语能力似乎能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一能力在文化和生物学层面上被保留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们学习新语言很容易，并且能够在语言间灵活转换，同时还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使用双语的情况很普遍。许多语言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天生的交流欲望，这种欲望来自社会驱动型的大脑，我们希望不必独自在茫茫世界中寻求生存，而是可以组建强大的群体，建立合作，依赖整个群体的力量。交谈建立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这些人和我们并不是亲属关系，交谈拓宽了我们的社交支持网。但是，如今全球性社交网络的成功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语言的灭绝，每14天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因为现在世界上80%的人口只使用1%的语言进行交流。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回应我们口头指令的功能，甚至开发和我们交谈的功能。人工智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语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编码信息，而且机器人也只能是非常原始的交流者。原因在于信息和含义之间存在着微妙但又深刻的差异。信息是嵌在词汇和句子里的，最重要的含义都依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所处的语境，即文化显影液。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还不能算人类。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把希望描述成“希望长着羽毛，栖息在灵魂深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则把希望说成“她是所有的国度，我是一切的君主”；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看到森林中的两条小路，说：“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些诗句对于人类来说很好理解，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处理这些信息。顺便一提，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基因信息，因为它的解码要依靠化学分子的“语境”。语言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能力，来传达无穷无尽的思想。我们用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后文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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