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逆转（中）
2022/12/20 0:00:31 书虫子
4.3 痴呆的成本最常引用的痴呆成本数据来自普林斯等人(Prince et al.，2015)：截至2018年，其成本将高达约1万亿美元。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2年12月发表的《击败痴呆：通向2025年的道路》指出，这一成本将于2030年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痴呆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不计入GDP，不体现在可衡量的产出、收入或者支出中，但这部分成本是真实存在的。与痴呆相关的成本有三类：第一，患者自身承担的成本；第二，患者的护理人员承担的成本；第三，“包括沉淀成本在内的”研发支出和临床试验成本(临床试验成功与否均有成本，迄今为止几乎完全失败)。其中痴呆的第三类成本投入要比癌症治疗低得多，相对痴呆带来的巨大问题，更显微不足道。当然，主要成本由痴呆患者承担，既包括医疗费用等显性成本，也包括生活质量下降等隐性成本。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人试图明确衡量这些隐性成本(比如，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为调动更多资源投入痴呆研究和护理的方案做成本收益分析。翁笙和(Egglestone，2019)曾简要讨论过“衡量健康衰老的经济价值”。但是，此类衡量可以而且也应该用诸如调查的方法来进行。[4]第二大成本落在护理上。当护理人员不是职业人士时，他们经常是患者的家人(偶尔是朋友)，通常是配偶或子女，他们至少在患者的痴呆或并发症变得异常严重需要进入医院或护理机构接受专门治疗前，无偿照顾这些患者。柳叶刀委员会在《痴呆的预防、干预和护理》报告(2017，第2710页)中指出，痴呆患者的家人倾向于在家中照顾他们以保证其生活质量，虽然这需要自我牺牲。这些家人往往会出现抑郁、焦虑、身体状况变差、工作生活的平衡被打破等情况。我们认为，英国处理痴呆成本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达米安·格林(Damian Green, 2019)指出：医疗体系不应区别对待不同的病情。包括癌症在内的一些长期疾病的患者是通过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进行治疗的，所以治疗是免费的。但是，诸如痴呆等其他疾病的患者则主要通过社保体系进行治疗，所以个人最终要承担巨额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新的社保体系，终结此种“患上痴呆就像抽中下下签”的情况。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使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金斯顿等人(2017, 第1681页)指出，离异、家庭成员分居多地、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家庭分裂，使得在家中照护患者变得更为困难。这可能使那些被划分为“低依赖性”的患者境况尤其窘迫。作者说道，英国当局为公费护理制定了过高的门槛，低依赖性的人不太可能符合资格，他们最终没有公费资助，同时家庭的分裂使得他们失去了家人的关怀。普林斯等人加总痴呆的直接成本(私人和公共成本)和间接成本，估计到2018年总成本将高达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左右(2015，《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第6章，第56页)。除了非正式护理(费用很大，但量化极为困难，不确定性很高)，我们认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方面的总支出太小，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所以，普林斯等人于2015年估算痴呆的成本时指出：人均成本可分为三类：直接医疗成本，直接社会护理成本(包括有偿的职业上门护理、住家护理和养老院护理)和非正式护理成本。表4.4和表4.5列出了成本的划分情况。正如《金融时报》的报告所示，不同国家的成本差距非常大(图4.2)。总成本的构成情况见表4.5，来源于《金融时报》报告第60页的表6.6。
表4.4 痴呆的成本
表4.5 2010年和2015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痴呆成本
图4.2 富裕国家用于长期护理的公共支出的差异资料来源：OECD。后果就是，“在当前的初级护理中，痴呆的发现、诊断、披露、治疗和管理都严重不足”(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概要，第1页)。我们参考的主要痴呆研究(包括柳叶刀委员会的研究和《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用很多例子阐明了这些不足。[5]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讲到“改善痴呆患者的医疗水平”时，作者尝试为痴呆医疗护理途径的成本影响建模(第7章，第110—121页)。该模型是为衡量痴呆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成本设计的。按该模型估计的成本，无论是占GDP的比例还是占总医疗支出的比例(表7.4)，都微不足道，最高的是韩国，两项占比分别是0.04%和0.5%；最低的是墨西哥，两项占比分别是0.0003%和0.01%。做这些分析都是为了说明我们在痴呆领域正在做的或者打算做的都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将更多公共或私人资源投入痴呆的预防、阻断和逆转？第三类成本，即痴呆治疗的研发支出，从所有标准来看迄今为止都非常低。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不管是药物还是简单的支持措施都没有实际效果。但百健的Aducanumab和中国的Oligomannate(也被称作GV-971，被寄予的期望低于前者)上市，让该领域的专家萌生了谨慎的乐观。暂且不说使用这些药物会带来的结果，Aducanumab先被否定又被肯定的过程使人质疑其有效性，中国审批过程的不透明引发很多担忧。但是这是痴呆领域迄今为止唯一实现的医疗成果，有必要对此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应该谨慎。持乐观态度是为了能激励更多资本和研发投入。我们希望这两种药物都能够延缓痴呆的早发，但研发的生物标记物还未在临床实验中成功识别出痴呆，逆转痴呆的进展更是前路茫茫。研发支出低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官方支持。正如之前所说，痴呆的相关治疗得到的公共资助非常少。公共部门支持私营企业的稳定财政资金非常有限。这方面现在有了一些好的变化，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太小、太慢。而且就像我们这里强调的其他所有问题一样，不同国家的官方支持存在很大差异。在美国，痴呆被视作类似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慢性疾病。HCC51/52风险调整使痴呆患者可以获得额外的联邦医疗保险补助。所以，全球阿尔茨海默病平台估计“在这样的调整之下，2020年大约将有20亿美元被投入痴呆的发现、诊断和治疗中”(Dwyer，2019)。这是美国过去10年该领域的企业获得的约10亿美元风投资金的两倍。但是比起过去10年与癌症相关的药物研发吸引的165亿美元风险投资，这仍然相形见绌(Vradenburg，2019)。痴呆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但我们在痴呆的认识和治疗方面进展太慢，挑战与日俱增，我们目前所做的对于彻底解决问题无济于事。
4.4 痴呆的宏观经济影响未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增长的需求，这对痴呆患者和照护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大悲剧，也是社会的耻辱，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可量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医疗支出的提升是其中的影响之一，[6]第11章和第13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三点。第一，投入老龄化人口护理的劳动力占比将提升，尤其是对痴呆患者的护理(第4.4.1节)。第二，护理人员的来源，这包括护理机构、老年人支持机构的护理人员，以及无偿照顾痴呆患者的家人(第4.4.2节)。第三，晚婚晚育和老年依赖性的叠加对个人生命周期的影响(第4.4.3节)。
4.4.1 投入老龄化人口护理的劳动力占比上升最根本的问题是，老龄化意味着老年护理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将增加，但劳动力总量在收缩。这方面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照顾老人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服务产出是被即时消耗的，而不是耐用消费。正如第3章提到的，这样的服务不太可能被自动化取代。这意味着其他的劳动力必须提高生产率才能提高未来产出。第3章还提到，我们要在经济的其他部门大力推动自动化，充分提高生产率，以补偿护理老龄化人口造成的损失。第二，这些异质化服务不能像制造业中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那样被离岸外包。制造业供应链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已经实现，这意味着随着全球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全球化的助力会减退。
4.4.2 护理人员的供给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对相关职业人士、老年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的需求将上升。除了财政约束和其他方面对资源配置的需求，原则上，高收入国家在满足此类需求方面应该没有阻碍。但是中低收入国家要做到这一点会更难，而且高收入国家实际需求满足度仍然不足。[7]类似地，随着老年人及其需求的增多，在诊断和潜在治疗方面，初级护理人员、全科医生和参与手术的高级护士的认知和技能培训都会有所提高，这方面高收入国家会领先于中低收入国家。虽然高素质职业护理人员在高收入国家的供给会持续多于中低收入国家，但后者的基本护理人员(不包括提供无偿护理的家人和朋友)则会高于前者。为痴呆患者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的日常生活活动(包括穿衣、沐浴、上厕所[8]、走路、阅读)提供帮助的工作并不引人注目，也不像教书育人一样让人有成就感，收入也不高。但是这样的工作需要几种关键能力，比如，同理心、耐心、善解人意和沟通能力。卡米拉·卡文迪什(Camilla Cavendish)在《额外时间》(2019, 第97页)中写道：护理是(或者应该是)一项情商最为重要的工作。[9]老龄化的加剧将导致对护理人员需求的上升，情绪韧性、直觉和同理心这些最需要的技能恰恰是机器人无法提供的。但是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却因为他们的技能是“非学术的”而经常被看不起或者被视作“低技能人员”。2013年为了完成卫生部的一项独立评估，我到英国各地采访初级护士和护理人员，就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我见到上百个在医院工作或者上门护理的优秀人员，他们走进一个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家中，跟他们建立关系，帮他们洗澡，这需要无与伦比的成熟和韧性，也令我感佩。医院里有些高级护士和医生对他们认为“只是”端茶倒水、搀扶病人下床或喂饭的初级医疗助理颐指气使的态度让我震惊和失望。他们可是在病床前陪伴病人最久的人，最有可能注意到病人的紧急情况，对病人的安全感至关重要。在更早一些的《卡文迪什评估》(2013年7月)第7页的摘要中，她写道：“基本护理”一词大大低估了这些人从事的工作。帮助老年人进食、吞咽，给他们洗澡但不伤害他们并且保护他们的自尊，和有早发痴呆的人交流，做这些事的同时做到善解人意、尊重人、关心人是需要技能的。在片区护士不给你任何指点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在陌生人家中照顾他，而且只能收取30分钟的护理费，这需要莫大的成熟和韧性。和医疗助理一样，社工面临的任务也日益充满挑战，他们要照顾越来越多脆弱的老年人。但是他们接受的培训参差不齐。一些提供社会护理的企业不能满足其员工能够胜任这一最起码的要求。有些员工跟我反映，他们的雇主就让他们在家里看一张光碟，然后就直接上手提供服务。还有一些雇主要求员工自费接受必需的培训。所以，《卡文迪什评估》建议社工在无监督的情况下工作前必须达到基本的能力标准，要求他们获得“基本护理证书”，雇主要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我们从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圣人从事这样需要高情商、收入低、被视作技能低、地位低的困难工作？这一领域仍然需要更多护理人员，这说明多年来建议的就业担保计划收效甚微。护理人员持续短缺，[10]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男性可能既不想也不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卡文迪什评估》第六章关于招聘和培训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谈及合适的培训对象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认为英国和其他很多高收入国家将长期缺乏适合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梅达(Mayda)在2019年6月于葡萄牙辛特拉召开的欧洲央行以“中央银行”为主题的年会上也有谈及。我们认为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有目标的移民。签证中应专设一个类别，给予女性(相较于男性)和成熟的申请人(相较于年轻人)一定的优先。通过这一签证进入英国的人承诺在英国从事护理工作(比如，两年)，而且只有在兑现这一承诺后才可在期满时继续留在英国。同时，他们可以获得初步培训(有必要的话应包括语言培训)，最初可以免费得到住房(如果拿不到资格证书，住房将被收回)，期满后可以换工作并可以留在英国。《金融时报》的Lex专栏讲到“老龄化的日本”时指出：“政府在吸引外国劳工填补岗位空缺时也会失败。文化和语言障碍很大，且移民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治问题。”
4.4.3 变化的生命周期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除了预期寿命延长，随之攀升的痴呆发病率外，还有另一个因素未被充分注意，即女性结婚和生育一孩的年龄在上升(见图4.3和图4.4)。这两个趋势的结合使得现在的生命周期和过去(比如40年或50年前)的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生命按时间线大体分成四个阶段(见表4.6)。痴呆发病率随年龄增加呈指数式上升，同时社会护理的供给有限，所以，比起40年或50年前的人，现在50～67岁的人最终不得不照顾无法自理的痴呆父母的可能性更高。再想想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1]每个小孩对应四个祖父母，其中两个很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患上痴呆。
图4.3 英国：孩子出生时父母的平均年龄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图4.4 第一个小孩出生时妈妈的平均年龄中位数资料来源：OECD。
表4.6 变化的生命周期
过去，大多数人从40岁左右到退休这段时间，收入最高，快进入退休而没有抚养或赡养义务，这有利于储蓄。现在人们一般在20～30岁时没有这样的义务，但收入较低，不会考虑活到90岁时的情况，因而不怎么储蓄。30岁以后直到退休，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照顾子女，[12]接着需要照顾父母(参见Bauer and Sousa-Poza，2015, 2019)。不管是照顾子女还是照顾父母都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但鉴于直接的情感纽带和时间贴现，我们认为人们会选择把精力和金钱用于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而不是用于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储蓄。换言之，我们认为，生命周期的变化会进一步降低个人储蓄率并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因为公共部门不得不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和健康医疗。[1] 所以，金斯顿等人(Kingston et al.，2018a，第3页)指出，2015年超过一半(54%)的65岁及以上人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正如预期，多症并发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2015年，该比率对65～74岁群体和85岁及以上群体分别是45.7%和68.7%；对65岁及以上群体，该比率在2025年和2035年将分别升至64.4%和67.8%。[2] 当然，那些有轻度认知损伤(比如，忘记人名)和有轻度依赖性人群的界限比较模糊，但是英国的人口衰老和护理模拟模型(PACSim)是最前沿的模型，也是表4.1数据的来源。[3] 女性肥胖率也高于男性。[4] 找到一组成年人作为样本。向他们解释痴呆发病率随着年龄上升而上升。然后询问他们愿意每年投入收入的多大比例将发病率降低10%(比如，将82岁时40%的发病率降为30%)，假设这样的投入肯定能降低发病率。这样的假设性测试具有主观性而且只有暗示作用，但也有一定价值。这方面也可参考Kydland和Pretnar(2018，2019)。[5] 比如，柳叶刀委员会的报告(2017，第2690页)说到诊断时指出：“及时诊断是指，在医疗干预和支持对痴呆患者及其护理人员仍有帮助时提供的诊断，这是对痴呆提供良好护理的前提条件。很多痴呆患者从来没有得到诊断，只有20%～50%的患者的初级护理病历中有诊断记录，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低于高收入国家。很多人得到诊断时已为时过晚，来不及为自己或家人做打算或者寻求医疗干预。”[6] Damian Green(2019)在《解决护理危机》一文中，建议引入由财政收入资助的新的全民护理福利，“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护理”，同时个人可购买商业性的“补充护理”保险。也可参见Kydland和Pretnar(2018,2019)。[7] 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第6页)指出：“中低收入国家的痴呆专业护理水平很低。老年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以及提供诊断和持续性护理的医院或社区服务都非常缺乏。高收入国家长期护理服务的覆盖率仍然较低，除低诊断率外，专业服务无法满足快速增加的痴呆患者对长期护理和及时护理的需求也是一大原因。”[8] 日本老年人尿不湿的销量高于婴儿尿不湿。[9] 机器人的情商为零。虽然机器人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见《金融时报》Lex专栏文章“Robots/aging Japan:I,careba”，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第22版)，但是应特别注意到它们的作用是有局限的。[10] 《金融时报》(Lex专栏，“Robots/aging Japan:I,careba”，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第22版)指出：“日本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低出生率已延续长达30年。接近1/3的人口超过65岁。为了照顾这一人群，日本在未来10年需在现在150万的基础上将护理人员的数量提高7倍。护工占比将超过劳动力的1/10。”[11] 《金融时报》“Foreign Operators Take on Chinese Elderly Care”一文(2019年6月16日，第14版)指出：“据咨询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大约90%的老人仍然依赖家庭护理，7%接受社区护理服务，3%入住养老院。”[12] 随着每户家庭需要抚养的孩子的数量下降，抚养孩子的时间缩短了数年。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孩子依赖父母的时间有所延长。这两个趋势正好相反。
第5章 通胀卷土重来通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潜在的结构性趋势、人口、全球化、宏观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以及纯粹的货币现象。直观上说，工人的产出通常大于自身的消费，而被抚养者(老年人和年轻人)正好相反，因此工人和被抚养者之间的平衡对通胀影响很大。更复杂的解释是，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居民、企业、政府)如何通过改变储蓄和投资行为来应对老龄化。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假设是正确的，即社会保障体系仍将存在，那么消费的年龄分布曲线将继续保持平坦，甚至向上倾斜。老年人将继续依赖(并投票支持)政府的援助，基本不会为更长的寿命进行储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为了实现从工人向老年人的资源转移，必须显著提高对工人征税的税率。然而，工人并不是无助的旁观者，在发达经济体(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劳动力短缺将增强他们的议价能力，从而扭转发达经济体数十年的工资停滞状态。工人会利用这种较强的议价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也是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原因。全球仍未准备好迎接可能的结构性上升的通胀，央行很快将不得不回归正常行为。零利率下限(ZLB)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效应、史无前例的人口背景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周期性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周期性冲击一次发生在金融危机期间，另一次发生在最近的新冠疫情期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众多影响中，通胀卷土重来是我们最确信的，然而金融市场和政策制定者都无视自己面临的危险。但是，这种极为反传统的推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5.1 通胀是储蓄和支出平衡的产物通胀上行压力重新抬头源于三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观点：? 基于抚养比平衡的直观观点；? 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又称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 (非金融)私人部门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及其对公共部门和政策影响的观点。
5.1.1 通胀来自被抚养者，通缩来自工人为了使雇用工人有利可图，雇主计划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必须低于他们产出的预期价值。工人获得的报酬必定低于其产出，在不动用过去积累的储蓄的情况下，工人是导致通缩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被抚养者只消费不生产，因此有导致通胀的效应。按此理论，总体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有通缩效应，因为工作的人超过了不工作的人。随着抚养比的下降，工人增加带来的通缩效应超过了被抚养者带来的通胀效应。同样，抚养比的上升具有通胀效应(太多的嘴在争夺太少的食物)。通常情况下，通胀被视为一种货币现象，考虑到近几十年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用货币解释当前的通胀下行趋势非常困难。[1]当然，资本投入也有回报，即利润。但同样，相对更多的工人有助于提升利润。由于利润引致的消费低于工资引致的消费(参见Kalecki，1954)，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具有通缩效应。经验表明，老龄化也具有通胀效应。尤塞柳斯和陶卡奇(Juselius and Takats，2016)揭示了一个实证关系：“低频通胀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有令人费解的联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被抚养者)具有通胀效应，而劳动年龄人口具有通缩效应。”他们使用了从1955年到2014年22个国家的数据，并对这段时间进行细分，因此结果不受高通胀时期或低通胀时期偏差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1975年到2014年，美国抑制通胀因素中的6.5%可以由年龄结构解释。他们认为：“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可预见的，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增加通胀压力。”这个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很简单。对于给定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消费增加本身会推升通胀。而给定消费水平，生产具有扩大商品和服务存量的能力，因此具有通缩效应。被抚养者(年轻人和老年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会产生通胀的力量，而工人可以通过生产来抵消这种力量。如果经济中工人的增长率超过了被抚养者的增长率(就像人口“甜头”一样)，全球将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经历一段低通胀时期。未来几十年里，被抚养者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工人的增长速度。从数量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工人的数量仍将高于被抚养者，不过增长率始终在变化，这一点很重要。
5.1.2 菲利普斯曲线和即将上升的自然失业率尽管失业率大幅下降，但工资增长率仍呈现令人惊讶的低增长趋势，我们将在第8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在这里只需说明的是，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自然失业率的下降。自然失业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议价能力逐渐减弱，以及工作岗位向低技能劳动力转移，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报酬都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将工资或价格增长和失业率联系起来)显得更加平坦。但是，这种趋势是有限度的。我们已经指出，要进一步提高那些即将退休人员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会越来越难，因为55～64岁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上升。在全球化进程放缓、反移民浪潮以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减少的共同作用下，面临人口挑战的国家的劳动力将减少。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将再次上升。自然失业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私人部门工会规模的缩小和力量的削弱将逐步趋于稳定，然后开始扭转。自然失业率将再次在幕后悄然上升。和以前一样，这将出乎当局的意料。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界人士和官方机构都没能意识到自然失业率(u*)在稳步上升，这导致了数十年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最近，他们同样未能意识到导致了几十年来通缩压力的趋势正在逆转。我们认为，当局极有可能再次忽视(人口)潜在趋势的变化，并试图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之上，将失业率控制在可持续水平之下。
5.2 部门平衡：私人部门的盈余将受到侵蚀，政府能减少赤字吗？如果非金融私人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重新陷入赤字，那么宏观经济平衡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转向盈余。然而，当与年龄相关的支出飞涨时，从赤字转为盈余将是极为痛苦的，我们认为这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通胀将成为恢复宏观经济平衡的一种方式。
5.2.1 居民部门的盈余将受到侵蚀众所周知，伯南克(2005)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利率的下降归因于“储蓄过剩”。“储蓄过剩”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第一，婴儿潮一代为将来的退休储蓄；第二，随着老龄化加剧，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亚洲(尤其是中国)日益富裕的工人为其老年生活储蓄。结果是居民储蓄率很高。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老年人(不储蓄的人)与工人(储蓄的人)的比率上升，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我们选取下面几个国家，将居民储蓄率与抚养比制图，结果表明随着抚养比上升，居民储蓄率下降(图5.1)。
图5.1 居民储蓄率随着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注：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资料来源：OECD。当经济处于稳态时，在抚养比不变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是因为，与不储蓄的退休人员相比，有工作的储蓄者会为自己的晚年存下更多的钱。但是，未来几十年抚养比很可能会恶化，并且产出增长率会下降。有人认为居民部门的储蓄将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实际利率和总需求维持在较低水平(即支持长期停滞观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基于以下假设得到该结论的：(1)退休年龄相对于预期死亡年龄会上升；(2)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福利相对于工人的平均收入会下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针对老年人的支出增长都会低于工人的产出增长。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两者都不会发生。要实现居民部门的平衡，还需要考虑其他两个因素：第一，经常被忽视的住房的作用；第二，推迟结婚、生育和离家的影响。部门盈余取决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大多数居民部门投资与住房有关。多数国家的人口预测显示总人口仍在增加，其中，65岁及以下人口的占比在下降，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在上升，这将如何影响居民部门的住房投资(见表5.1和图5.2)？
表5.1 六大主要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的总数(单位：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图5.2 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搬家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情，一些衡量指标显示，它几乎与离婚带来的压力相当。老年人通常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除非他们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否则没有必要搬家。因此，搬家的频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见图5.3和图5.4)。由于老年人仍居住在对他们来说过大的住房里，因此住房面积与人口之比可能会上升。结果是，住房投资下降的幅度不如劳动人口下降的幅度那么大。
图5.3 在美国，老年人不太可能搬家资料来源：Hernandez-Murillo et al.(2011)。
图5.4 英国与美国情况类似资料来源：Meen(2005)。
专栏5.1 独居家庭增多[2]居住人数不足(Under-occupancy)被认为是关键问题之一。主要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家庭平均规模从1980年的2.48人下降到2018年的2.36人。如果今天的家庭规模与1980年相当，那么将会多出130万套住房可供使用。如果人们居住在更适合其需求的住房中，那么每年将减少5万套住房的建造。主要的发现之一是，到2040年，独居的人数将增加30%，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在2020年到2030年间，家庭数量将增加约200万户达到3 070户，但增加的35%将是老年家庭，其中61%将是独居家庭。2030年到2040年的前景展望与此类似，家庭数量将进一步增长160万户达到3 230户，预计38%的新增量为老年家庭，其中67%将是独居家庭。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住房存量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更不用说这么多寡居老人的健康和社会保障问题了。结婚(组建家庭)年龄的上升，特别是生育年龄的上升(见图5.5和图5.6)，必然会影响家庭的投资与储蓄平衡。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四十多岁生孩子。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会在20岁出头时结婚，到35岁时已经有了大部分孩子，孩子预计会在父母45～50岁前陆续离开。这就留下了大约20年的时间为退休做计划和储蓄，其间没有照顾孩子的负担。
图5.5 英国：孩子出生时父母的平均年龄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图5.6 发达经济体中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在上升资料来源：OECD。如今，所有这些日期都往后移了好几年。我们假设30岁以下的年轻单身人士倾向于低估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以至于没有为此储蓄足够的钱。此外，由于青年失业、住房成本上升和受教育时间延长，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待在家里意味着他们可以节省租金和其他生活设施支出。但是，他们需要将这些储蓄留在未来使用，例如支付住房首付款，或者间接积累人力资本。从父母的角度看，这些社会变化将大大缩短他们为退休储蓄的黄金时期(例如，从45～65岁减少到52～67岁)。不断上涨的住房和大学教育成本给父母带来经济压力，如果父母为子女提供了更多资金，那为将来退休预留的钱就少了。有人认为，前瞻性家庭在关注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会减少消费，帕佩蒂(Papetti，2019)认为：在完美预期的情况下，代表性家庭会意识到，养活全部消费者(人口规模)的有效劳动力的增长率正在逐渐下降。因此，在现行养老金计划下，为了平滑未来的人均消费，代表性家庭在预期到这种变化后，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即变得更加耐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实际利率。[3]最近几十年，这一情况显然没有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发生，有几个明显的原因，比如短视和缺乏想象力。人们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一篇论文中，伍德(Wood，2019)声称：在这项研究涉及的六个经济体(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中，大多数男性退休人员的预期寿命比他们退休基金可以支付的时间长10年左右。女性的储蓄不足更严重，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两年。不同经济体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差异。日本的国民寿命较长，平均储蓄率较低，这使得日本退休人员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其中，储蓄率低的原因是他们投资于更安全的资产，随着时间推移，收益会减少。伍德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们活得比他们的退休储蓄可以支付的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医疗技术进步和医疗服务改善，且贫困减少了。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全球范围内对健康饮食和定期锻炼益处的认识增强了。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到21世纪中叶，全球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将达到22%，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和由雇主承担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压力，导致个人自行承担退休责任的趋势愈发显著。但是，储蓄未能跟上传统养老金计划的下降，导致当前退休储蓄不足。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未来个人储蓄不足的情况不会减少。相反，它们认为，在所覆盖的八个国家中，即上述六个国家再加上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到2030年间，个人储蓄不足都将显著上升，这一比率从日本每年的2%，到中国每年的7%，再到印度每年的10%不等(参见WEF，2018，“我们如何为未来储蓄”，图1)。即使我们对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强调的退休储蓄不足的危险有所保留，结论也非常清楚，至少目前人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储蓄来平滑他们在较长预期寿命内的消费。长期以来，居民部门都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至少可以说，设想这种情况会突然改变是不可信的[4](另请参见McGovern，2019；Button，2019，第10页)。总而言之，我们预计未来几十年，居民部门的盈余将急剧减少。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异常盈余应转为赤字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消退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部门的条件已变得极为有利。2010—2017年，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增长非常强劲(意大利例外)，已经比1990—2005年的占比高出很多(见图5.7)。最近几年，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都急剧下降，除了日本以外，股票估值都在持续的牛市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固定资产投资会强劲增长。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经济体的投资率仍停滞不前，尽管中国的投资率仍然很高(见图5.8)。
图5.7 利润占GDP的份额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中国财政部。
图5.8 发达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直停滞不前，但中国没有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结果是，近几十年来，西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中国是明显的例外，中国的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较高的债务融资(图5.9)。
图5.9 企业部门净储蓄将进一步陷入赤字资料来源：OECD。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尽管近几年来似乎有着其他有利的环境，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低的投资率。有几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过没有哪一种是排他的，所有这些解释都可能在其中起作用。主要有四种解释，分别是：1.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度和垄断；2.技术变革；3.管理层激励；4.廉价劳动力。
1.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度和垄断有证据(主要与美国有关)表明，企业部门的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在不断提高。[5]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导致更高的利润率、利润在国民收入中占更高份额，以及更低的投资。在最近一篇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中，有学者(Liu et al.，2019年1月)认为，持续的低利率本身会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活力下降、生产率增速放缓(另请参见该论文第5页脚注2中引用的有关低利率与行业集中度上升，以及与较高的企业利润份额之间关系的早期文献)。
2.技术变革目前领先的行业主要由技术公司组成，这些公司对人力资本的依赖远大于对钢铁、建筑、重型机械等固定资本的依赖。例如，软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努力，但需要相对较少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技术正在将增长方式转向人力资本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固定资本支出与总收入和总产出的比率可能会下降，甚至有可能大幅下降。
3.管理层激励正如我们将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如果管理层激励与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激励相一致，那将很可能导致管理层把重点放在最大化短期股权价值上。这一点很容易通过回购来实现，即利用利润通过以债代股的方式来增加杠杆率。不过，短期盈利能力的提升也可以通过削减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支出来实现，史密瑟斯(Smithers,2009,2013,2019)在几本书中都强调了这一观点。
4.廉价劳动力全球化与人口“甜头”的结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内可用劳动力供给空前增加。当人们可以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比如中国、东欧)或者雇用移民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增加产出时，为什么还要在国内投资昂贵的设备以提高生产率呢？与此同时，这种潜在外包竞争和外来移民削弱了私人部门工会的力量，并在过去几十年里压低了实际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已经转移到那些劳动力特别廉价的国家，并且采取了多用劳动、少用资本的生产技术。这四种解释孰重孰轻可能难以辨别，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潜在的解释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最后两种解释。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管理层激励一直是错位的，而且由于生产转移到中国和东欧，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投资都受到了抑制。当前，全球化和人口结构的趋势正在逆转。在过去30年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经济体中，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已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导致劳动力大量增加和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甜头”正处在急剧逆转的边缘，就像日本已经发生的那样。这将提高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从而可能导致企业家增加单位劳动的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但是，管理层面临的激励结构使他们在经营时采取短期主义行为，而只要低投资率是由短期主义行为所致，那么低固定资产投资仍将继续。在第12章中，我们会证明，摆脱债务(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过度累积的关键途径(也许是必要途径)是转变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鼓励用股权融资代替债务融资。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劳动力市场的紧张都会提升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因此，尽管还远不能确定，但我们认为未来单位工人的投资很可能会增加。目前尚不确定这是否足以抵消工人增长率的下降，后者往往会使投资下降。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我们相信，不会下降太多。另一方面，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议价能力增强都将削弱企业的利润率，与之相比，1980—2020年辉煌的几十年间，全球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宽松货币政策造就了资本家的天堂。那样的日子很快将结束，未来资本家盈利会越来越难。传统上，当(非金融)企业部门出现赤字时，投资通常会超过留存利润。正如本节之前所述，很多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已进入盈余状态，这很不寻常。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预计这将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现象，随着盈余逐渐减少，未来几十年很可能会重新回到赤字状态。
5.2.3 老龄化时代，公共部门真的能扭转赤字吗？基于上述原因，最近几十年，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都趋向于进入大量盈余状态。因此，为了维持宏观经济平衡，基本算术法则要求公共部门不得不积累赤字。但是，对个别国家来说，这种赤字或多或少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经常账户逆差(即世界其他国家有顺差)或顺差。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国家，例如德国，可以通过较小的公共部门赤字实现平衡，甚至可能出现公共部门盈余，比如荷兰；对于经常账户逆差较大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则正好相反。你可能会认为，公共部门必须保持赤字以维持宏观经济平衡是一件好事，这为增加公共支出和减少税收创造了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过去20年中大规模的持续赤字(图5.10)只发生在战时，并且通常需要持续减支带来的财政盈余和意外通胀相结合来抑制。就和平时期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公共部门赤字和债务规模堪称史无前例。更糟糕的是，正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长期预测的那样，对当前收入和老人赡养趋势的推断表明，债务率很可能会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正如第1章导论中的图1.8和图1.9所示。这一点将在第13章中进一步讨论。特别是根据现有计划，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费用会不断上升。从某一方面来说，目前这些成本被大大低估了；这与老年痴呆和其他老年疾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有关，这一问题在第4章已经讨论过。
图5.10 一般政府预算余额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种令人担忧的背景下，财政部长(民粹主义者除外)和许多谨慎的政客的本能是在逆周期政策上保持慎重，抓住当前出现的机会把赤字削减到一个更易管理的规模上并使之保持稳定，然后开始逐步降低债务水平。简言之，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将使宏观经济的通缩压力持续。特别是欧元区，德国的保守政策以及欧元区赤字国家受到的约束加剧了通缩趋势。我们曾在上文中指出，先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总盈余将在未来几十年中转向赤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算术法则要求公共部门不得不从赤字转向盈余。这需要做出政治上非常痛苦的决定，包括削减公共支出或提高税收。由于减支的政治痛感更为直接(相比上升的债务和赤字水平)，它往往无法实现，至少不足以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其结果几乎肯定是持续不断的通胀压力。在第13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不同的人口和宏观经济趋势对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5.3 总体宏观经济影响我们如何得到宏观经济的总体结论？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幸运的是，一群伯贝克学院的经济学家(Aksoy et al.，2015)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研究。由于我们基本认可他们有关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的分析结果，因此我们简单复制了他们的主要表格(见表5.2)。
表5.2 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
资料来源：Aksoy et al. (2015)。他们的主要结论(我们也认同)如下：?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总体经济增速将放缓，总工作时间将减少(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β3是负的，对于总工作时间更是如此)；?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占比对经济都有通胀效应，这可以从对通胀的影响系数β1和β3中清楚地看到；? 由于人口结构的因素，投资和个人储蓄率均下降，这表现为对投资和个人储蓄率的影响系数β3均为负值。这些结论符合我们自己对人口结构影响的思考：? 增长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总体增长率会下降；总工作时间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然而，除了人均GDP，人类的幸福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年轻人和老年人占比较高都具有通胀效应，只有劳动人群能对经济产生通缩效应。前者是净消费者，只有后者能生产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需求；? 未来投资和个人储蓄率都会下降，同时我们还认为，储蓄将比投资下降得更快(如前文所述)。[1] 关于1500年到1700年间早期欧洲通胀中人口因素和货币因素相对权重大小的论述，参见Melitz和Edo(2019)。[2] 摘自“A home alone explosion”,by L.Mayhew(2019)，Cass Business School,in Financial World,2019年6—7月，第13—15页。转载得到了The 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and Finance的授权。[3] 另请参见Sch?n和St?hler(2019，第24页)，他们指出：“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老龄化世界时，由于储蓄受此影响会急剧(并且大幅)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全球利率下降。”[4] 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家庭通过借贷/储蓄来平滑消费的理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事实支持。因此，Hundtofte等人(2019)指出，“平均而言，当人们经历典型的短暂失业收入冲击时，他们不会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相反，他们会通过调整消费来解决信用卡债务和透支问题”。因此信贷需求是顺周期的，会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5] 例如，参见Autor et al.(2017，2019)，Covarrubias et al.(2019)，Crouzet and Eberly(2019)，Philippon(2019)。
第6章 大逆转之下的(实际)利率
6.1 引言我们研究的关键和核心结论是，人口结构和全球化的大逆转将导致更高的通胀。当通胀确实发生时，尽管需要好几年，预期便会调整，然后名义利率会上升。对此，我们十分确信。但是，更困难和有趣的问题是，名义利率上升是否会超过通胀，也即实际利率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相较于力求解释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内的实际利率变化，我们更应该关注全球因素。事后来看，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储蓄必须等于投资，全世界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某个国家(比如中国)储蓄超过了投资从而导致经常账户顺差，根据定义，就会有另外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的储蓄低于投资从而导致经常账户逆差。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全球范围内事前储蓄与投资的动态，并把均衡利率看成是全球价格。在分析实际利率的可能路径时，最大困难在于它包含了太多因素。例如，海瑟(Heise，2019)在《通胀目标制和金融稳定》一书中列出了四个类别的八种驱动因素(见表6.1)。
表6.1 实际利率的长期趋向在哪
资料来源：Heise (2019)。也可参见Brand et al. (2018), Rachel and Smith (2015)。这里，我们分成六个部分展望未来实际利率可能的发展趋势。首先，我们在下一节讨论增长对均衡利率的决定作用。然后，我们将展望总投资和总储蓄在三个部门的趋势，首先是居民部门，之后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最后讨论公共部门应该做什么来平衡经济。接下来，我们会短暂偏离主题，讨论风险厌恶和非流动性厌恶(如果有的话)对无风险资产收益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否会(持续地)出现“安全资产”短缺现象。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讨论央行坚持2%的通胀目标是否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6.2 低迷的增长会导致实际利率保持低位吗？在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关注增长率(g)和实际利率(r)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如果r超过了g，宏观调控就会变得困难。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乃至在许多国家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必定下降。此外，人们通常认为潜在产出增长和均衡实际利率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关系。劳巴赫和威廉姆斯(Laubach and Williams, 2003)的流行模型使用拉姆齐框架，并加入了一个同时影响潜在产出增长和均衡实际利率的长期因素。这个假设十分重要，使他们得出了估计期内实际利率的估计值。然而，这个假设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支持。在一项旨在探究美国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汉密尔顿等人(Hamilton et al.，2015)发现，美国实际利率最显著的关系是：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利率联动。从1858年到2014年的数据看，与其他因素一样，增长的确很重要，但是没有表现出它是影响均衡实际利率的主导因素(也请参见Rachel and Summers，2019，第11—12页；Rachel and Smith，2015)。从周期的角度看，我们推测，增长和利率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来自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下降之间的联系。相对于事前储蓄行为，实际利率的周期性下降与事前投资尤其是投资的波幅更相关。随着投资急剧下降至周期的谷底(而期望储蓄趋于稳定)，利率也会如此变动。同理，在扩张期间合意投资相对于储蓄的增长也会导致更高的利率。这些周期性关系被(错误地)认为在更长期限上也成立。
6.3 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的分部门变化相较于把增长视作均衡利率的决定因素，我们使用标准经典理论，在中长期(央行政策对短期利率的暂时性影响逐渐消散后)，实际利率随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之差而变动，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率下降，反之亦然。1980—2015年这几十年来，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初步看主要是由事前储蓄大于事前投资造成的，但是这一情况很可能逆转。
6.3.1 居民部门：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鸿沟以及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变化对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有相同方向的影响。更慢的人口增长率会减少储蓄(假设抚养比不变)，但是也同样会降低对资本、房屋、设备等的需求。然而，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劳动比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从而是提高还是降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随着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同向移动，界定两者之间可能的平衡变得更加棘手。在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居民储蓄行为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冲击解释了为什么储蓄会下降。如果所有的退休消费都来自之前的储蓄，由于年轻一代受益于更高的终身收入，那么年龄—消费曲线应该是向下倾斜的，即年龄越大，消费越少。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会平滑消费，不会随年龄改变消费。目光短浅、对寿命的低估甚至会导致年龄—消费曲线出现更负的斜率。但事实上，数据(图6.1)说明了消费是平滑的，甚至随年龄上升。这必定意味着从工人到老年人的大量转移支付。
图6.1 消费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资料来源：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我们认为这由两点原因所致。第一，医疗服务消费逐渐主导了老年人的消费模式，尤其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图6.1显示了发达经济体的个人在生命尽头消费陡然上升)。这些资金大部分由公共部门免费提供(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美国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第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有社会保障措施，以防止没有积蓄支付医疗服务的老人陷入贫困(参见French et al.，2019)。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安全网持续存在，这阻碍了储蓄随寿命成比例增长。尽管必然会对承诺做一定削减，但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或多或少会存在。这将融入人们的储蓄习惯，阻碍他们为退休更多地储蓄。医疗支出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上升(图6.2)，而退休年龄却不能与寿命的增长保持同步。医疗支出和公共养老金转移支付(图6.3)会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社会老龄化而增长。迄今为止，除一些地区小幅提高退休年龄之外，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强制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方法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寿命会随着医疗进步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显著上升。其结果就是，寿命和退休年龄的差距随寿命的增加而变大(见图6.4)。
图6.2 全球医疗支出增长主要由高收入经济体推动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6.3 公共养老金支出会持续增长资料来源：OECD。
图6.4 发达经济体人口预期寿命和实际退休年龄之差正在增加资料来源：OECD。还有中国。中国的一切都体量巨大；如之前在第2章所说，它的人口动态已经并将继续值得关注，而且人口动态已经导致储蓄和投资比率发生超常变化。由于中国劳动力动态的转向，中国国内甚至国外的储蓄投资平衡都会随之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中国的超额储蓄减少。进入现代之前，中国的老年人(人数相对较少)在大家庭内得到照护。[1]但是一孩政策实施过久，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个人需要为退休储蓄。再加上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是留存利润，而不是上缴利润，因此，超额储蓄率的原因显而易见。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亚洲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欧美国家更高，但是，寿命的增长会提高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后果就是居民部门储蓄率的下降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事实上，如第2章提到的，这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老龄化也会减少石油出口国的超额储蓄。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给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价格带来了上涨压力。大部分石油都是由人口稀少的地区生产的(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和挪威)。随着中国增长的放缓和从石油燃料向新能源的转变，石油生产国的总储蓄会下降，经常账户顺差很可能会消失。事实上，有经常账户顺差(有巨额净储蓄)的国家要么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德国)，要么其相对优势正在减少(石油生产国)。中国的总资本和私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与房地产或房地产相关的基础建设有关。许多人预测：随着人口增长减缓，对住房的需求会急剧下降。但是，这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偏好。由于国家变得富有，老年人会居住在现有的房子里而不是已成年的后代的房子里。搬家很麻烦，而且如第5章所说，作为房主的老年人更没有激励重新安顿。随着年轻一代长大并取得经济独立，他们不会搬进老人们腾出来的房子里，而是会搬进未来新建造的房子里。我们认为，人口向更多老年人和更少工人发展的趋势，会扩大而不是减少对房屋储备的需求。这将支持对住房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社会行为会改变吗？老人会卖掉自己的住房和子女住在一起吗？这当然会发生。但是，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对于后者，打破固有的社会习俗需要人口压力不断加剧，在这之前很难有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6.3.2 非金融企业部门将如何应对？一个棘手的故事人口结构冲击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对企业部门的表现，存在两个极端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企业部门在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时会减少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下降。我们的观点是企业部门更有可能通过投资来补偿劳动力的减少，也即增加资本劳动比。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会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资本成本会下降。我们想不出来在其他历史时期，这两个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会如此清晰地反向运动。在人口结构推动工资上涨之前，资本的价格早就开始下跌了。当工资上涨时，由于资本品的低成本，对昂贵的劳动力进行资本替代会变得相对容易。由此造成的生产率提高会以某种方式减缓工资上涨和通胀上升。储蓄和投资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这种反应的另一种角度。由于资本品极其便宜，积累一定量的资本只需用上经济体中少量的储蓄。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不足并减缓利率和工资的上升。石油冲击的历史教训为这种替代提供了证据。许多经济体的制造业在经历了投入品价格的正向/负向冲击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劳动比。1972—1988年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油价上涨冲击造成了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消亡。随着美国经济对当时和未来油价波动做出强烈的自我保护反应，工厂、就业和工资都萎缩了。相反的效应可以在能源净生产国看到。俄罗斯石油依赖型经济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空心化，充分说明了这一转变。我们完全相信科技进步会显著提升生产率，因此会限制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但是我们更倾向于选择不可知论的视角，因为我们在预测创新速率方面没有特别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有关技术的讨论是否关乎创新速度，也不能辨别它是否被恰当地记录在统计数据中。例如，戈登(Gordon，2012)认为美国的生产率从1973年就开始下降，并且不太可能回升。但是莫克尔等人(Mokyr et al.，2015)认为，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记录科技进步，因此具有误导性。由于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解决，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对此抱持不可知的态度。从结构上看，把制造业迁移到国外依旧处于早期阶段，并且直到最近，还是一个可行且吸引人的选项。人口大逆转及其导致的工资增长还没有影响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日本、中国和韩国，人口结构的压力虽已显露，但是仍处于相对较早的阶段，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有明显的工资压力，这三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萎缩。就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新的资本支出周期已经在日本显现。中国和韩国仍然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不会出现这种反应。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两个方面和日本相似：(1)劳动力会变得昂贵，甚至在绝对和相对的层面来看都会变得更贵；(2)制造业既没有经历资本支出的大幅增长，也没有经历新兴市场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的增加。因此，发达经济体更有可能对人口大逆转表现出接近日本近期的反应，而不是中国和韩国的反应(同样也会经历日本之前的反应)。从周期的角度看，企业为什么要储蓄而不是投资，这有点令人费解(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很可能的原因是，全球过剩产能正在缓慢出清，而同样缓慢的需求增长阻止了企业向实体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早期变化的迹象，这些国家的资本品进口(投资的一个领先指标)五年来首次回升。但重点还是美国投资周期的重启。到目前为止，美国企业部门更倾向于通过杠杆回购股票来提高资产净收益率(ROE)，并且通过雇用更多工人来提高产出。如果工资增长像最近那样开始蚕食企业利润，那么企业应该会有更大的意愿进行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并保持盈利能力。这一经济逻辑是否足以启动投资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利率上升或者利润率下降都会使大量高杠杆公司的偿付能力面对巨大压力。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它们不得不在短期内大幅削减投资以自保，从而使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本书第11章的债务陷阱以及卡莱姆利-厄兹坎等人的研究(Kalemli-?zcan et al.，2019)。总之，各种潮流和趋势使得描述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投资储蓄平衡让人头疼。
6.3.3 公共部门会做何反应？在前两小节和第5章中，我们说明了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会比投资率下降更多。私人部门会因此从盈余转向赤字，根据定义，为了让整个经济达到平衡状态，公共部门会由赤字转向更多盈余。但是如前面章节所讲的，由于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加，公共部门转向盈余会变得十分困难。减少支出和提高税收在政治上永远很难做到。到目前为止，利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前景使得财政部长不愿意在世界储蓄率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超出事前投资(伯南克的“储蓄过剩”)的时候，让赤字上升到出清经济的地步。同理，我们认为未来财政状况很可能不会强劲地转向盈余从而抵消我们预计的私人部门赤字。因为在过去30年里财政赤字不足以平衡经济，央行不得不降低利率配合财政部，它们别无选择。[2]同样，在未来，由于公共部门不会储蓄太多，我们预计实际利率为了起同样的平衡作用而会上升。
6.4 风险厌恶和安全资产的短缺？在近几十年来许多揭示实际利率下降原因的研究中，侧重点放在了风险厌恶和追寻安全资产上；事实上，大量文献与卡瓦列罗(Caballero,2017)的工作有关，它们认为安全资产短缺的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欧洲央行(ECB)的研究《自然利率：估计、驱动因素和对货币政策的挑战》(Brandet et al.，2018，第5页，以及第16—20页专栏2)认为，“风险厌恶和对安全资产的追求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后利率进一步下降”。在此期间，央行在它们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加入了大量无风险债券。违约和重组的潜在可能使得许多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债券更具风险。有一种观点认为(例如上述这些作者，还有Marx、Mojon和Velde 2019年的文章《为什么利率远在资本回报之下？》)，一直以来，风险厌恶和流动性偏好加大了资本回报和无风险利率的差距。因为对资本的回报率要求很高，所以阻碍了投资，为了使宏观经济出清，必须降低无风险利率。我们不相信这些观点。如果存在对流动性的担忧，那么低风险债券和高风险债券的收益率差距应该扩大，AAA级和BBB级公司债券收益率之差理应上升。表6.5显示了2006—2018年收益率之差，它在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上升，之后持续下降到现在的低水平。事实上，近几年货币政策的重要目的和特征就是鼓励经理人通过追求收益率来承担更多的风险，证据就是这些政策达到了其目标。雷切尔和萨默斯(2019，第2页)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图6.5 AAA级和BBB级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之差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这依然没有解开“资本回报率相较于无风险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我们认为，资产估值的上升是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自然结果；当利率下降时，资产价格必须上升，以使持有这项资产的经风险调整的未来预期收益与无风险利率保持一致。所以不能用资产价格的变化来说明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导致了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利润率、资产价格这么高，利率如此之低，也没有带来更多的企业投资需求呢？我们认为，这与风险厌恶无关，而与企业经理最大化短期净资产收益率的行为有关。我们会在第11章深入探讨，同时可参见史密瑟斯(2009，2013，2019)的研究。
6.5 政治压力我们的另一个主题是：过去30年来政客和独立央行之间融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对立。在过去30年里，央行行长一直是财政部长的好朋友。持续下行的利率完全抵消了债务率急剧上升带来的负担。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并且会让双方的日子更加难过。在增长前景不变时，名义利率上升某种程度上会恶化财政赤字，而节节攀升的负债率会使财政部长和首相更加棘手。此外，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上升，意味着保持通胀目标会使企业部门和宏观经济陷入更大的违约和衰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但不仅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压力会变大。我们会在第13章进一步讨论，欧洲以外的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实际上相当有限。因此，各国央行不可避免地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灵活，它们抵御政治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
6.6 结论短期利率由官方法令规定，至少短期内是这样，而长期利率更多由市场力量决定。我们认为，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短期利率在未来几十年很有可能持续低于观察到的通胀水平。然而，随着这个令人不安的新世界日益临近，长期利率将开始上升并很可能超过现有的通胀率。所以，我们的一个结论是，目前异常平坦的收益率曲线很可能会变得急剧陡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对冲我们的赌注，意味着真实短期利率会继续保持低位，但是如10年期利率这样的长期利率的真实水平有可能上升。[1]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大约90%的老人仍然依赖家庭护理，7%接受社区护理服务，3%入住养老院。[2] 雷切尔和萨默斯(2019)认为最近的财政赤字是中性实际利率上升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如果财政赤字减少，利率将会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错的，如果财政赤字过低，就无法阻止利率的大幅下降。
第7章 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7.1 引言过去30年的突出特征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在随后迅猛发展，这将一个人口稠密、劳动力贫困但受教育程度较高、治理和组织相对高效[1]的国家与拥有更高技能水平、更多财富和资本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来了宏观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功：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了技术、管理和资本，而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了廉价商品。从2000年左右起，以中国为首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增速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在之前两个世纪全球不平等水平的稳步上升，并不是由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的，而是因为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Milanovic，2016，第3章)。更早的时候，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实际收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亚洲和非洲的实际收入却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你在全球收入分布上的位置更多取决于出你的出生地(即哪个国家)，而非你父母的身份。除了中国大陆及其周边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的农民和工人阶层，过去30年的主要受益者还包括那些拥有优秀技能和资历的人、管理阶层以及拥有财富并能用于投资的人。正如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阐述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中国效应)与高度有利的人口趋势相结合，带来了最近几十年来有效劳动力供给的空前增长，某些地区30年内劳动力供给的涨幅甚至超过一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为激增的劳动力供给提供管理监督、技能和设备的人注定能获得繁荣。但是输家依然存在，也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下层中产阶级。正如我们将在第7.2节和第7.3节中看到的，他们的灾难不仅来自全球化的竞争和中国更廉价的产品，还来自技术进步。米兰诺维奇著名的大象图(他书中第11页的图1.1)描绘了这些因素。在这两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中失败得如此彻底。考虑到全球化和人口趋势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整体益处——1988年至2008年是最好的20年，经济增速高，就业增长快，通胀率低而稳定——赢家本可以弥补输家的损失(Kaldor/Scitovsky界定的福利标准)。然而，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衰败的“锈带”，蔓延至城镇、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工人群体。工人的数量远多于资本家。如果广大工人阶层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感到不满，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动变革。在第7.4节中，我们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这种不满情绪主要体现为对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非更多地支持(更传统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初探我们主要的答案，一个关键因素是左翼领导人与其传统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左翼领导人主要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政党通常得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移民的支持；他们倾向于对外来移民施以宽松的管制。相反，典型的蓝领工人将移民视为竞争者，认为他们部分抑制了工资增长，并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右翼政客则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例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夺回控制权”等主张)，反对大规模外来移民，这种立场引起了许多蓝领工人及其家人的共鸣。
7.2 不平等尽管随着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大幅降低，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但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有所上升，且其中许多国家的不平等上升幅度非常大，扭转了从1914年至1980年左右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趋势。因此，早前那个蕴含在库兹涅茨[2]曲线中的假说遭到了驳斥。这一假说认为，经济发展起初会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达到峰值后会下降。首先，我们将梳理这方面的变化情况，然后在第7.3节中讨论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原因。主要的数据库有两个，即世界银行的PovcalNet数据库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在众多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中，我们最初选择了四个(它们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1)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3](见图7.1)；(2)部分国家收入前10%和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见表7.1和表7.2)；(3)财富前10%群体拥有的财富占比(见表7.3)。对于以收入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巴西、印度、埃及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每五年的数据。对于以财富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英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的数据。
图7.1 OECD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资料来源：Rachel and Summers(2019)。
表7.1 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表7.2 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表7.3 财富前10%人群的财富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在以上这些国家中，瑞典和意大利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而巴西和印度最高。中国、德国和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增幅最大，而日本增幅最小。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中仍包含让人稍感安慰之处，即大多数国家中最贫困的20%人口(家庭)的税后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持续受到诸如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法和医疗支持等政策措施的保护。此类政策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较少，在欧洲和日本更多。格博豪等人(Gbohoui et al.)在他们的论文《大鸿沟》以及 《区域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中指出：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已帮助减缓了国家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一趋势(IMF，2017；Immervoll and Richardson，2011)。对于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平均再分配效应(用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家庭收入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再计算二者间的差距)接近1/3(2015年，以市场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9，而以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31)。大约3/4的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而累进税制贡献了剩余的1/4。在所有家庭收入类别中，福利金和转移支付比税收和社保缴费更有助于缩小不平等。虽然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从全国范围看仍然很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效果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已有所减弱。即使没有积极的政策措施，累进的财政政策也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提供了一种自动对抗机制，但近年来财政政策的再分配作用呈持平状态(在许多欧洲国家)或有所减弱(例如在美国)。在过去10年中，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再分配效应(以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差距表示)已从53%降至约50%。这再次印证了先前的发现，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10年中期，财政的再分配作用减弱了(Immervoll and Richardson，2011，见图7.2)。造成这种不平等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已经在第3章中进行了讨论，即在这30年中，资本回报的趋势性增长远比实际工资的增长强得多。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回报与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同步上升。与之相对的是，依靠肌肉力量和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得的回报却停滞不前(见图7.3，美国数据取自Autor，2019，第2页)。
图7.2 财政再分配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正在下降资料来源：OECD，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Immervoll and Richcordson(2011)。所有这一切的含义是，最贫穷的人得到了保护，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回报相对于非技能或中等技能工人的回报在飙升，下层中产阶级，即收入分布位于20%～70%区间的人受益最少。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中等技能的岗位相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岗位有所下降(见图7.4)，从而迫使那些无法提高人力资本的下层中产阶级回归技能含量更低的职位(参见Autor，2019，第10页图5；Borella et al.，2019)。[4]美国有关这一现象的记录最为详尽，但我们认为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
图7.3 1963—2017年，18～64岁(劳动年龄)劳动者实际周收入的累积变化资料来源：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图7.4 1980—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份额变化(按职业划分)注：低技能包括卫生、人力、运营、劳工、清洁和安保等；中等技能包括生产、职员、行政、销售等；高技能包括专业职业、技术、管理等。
专栏7.1 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从中等技能岗位转向低技能岗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零工经济中工人议价能力丧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很可能是近期推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因素。在发达经济体中，以下国家最近提高或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英国：2019年4月1日起，适用于25岁及以上工人的国家法定薪资(NLW，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4.9%至每小时8.21英镑。更年轻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幅也超过了通胀率和平均收入增速。加拿大：2017年最低工资增长13%，涨幅创历史新高。过去几十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3.5%。德国：近期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在新兴经济体中，以下国家的政策变化值得关注：波兰：执政党提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近80%!这一涨幅分五年完成，从2020年上涨15.6%拉开序幕。最低工资年均上涨6%(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捷克：过去几年最低工资增长强劲(两国都平均增长11%)。墨西哥：最低工资2018年上涨10%后，2019年又提高16%。尤其是在距美国边界25公里的各个城市，最低工资上涨95%!俄罗斯：过去两年最低工资年均增幅为31%，而过去七年年均增幅为5%。韩国：2017年最低工资增加11%，2018年增加16%。此外，法定周工作小时数还有所缩短(从约60个小时降至50个小时)。
7.3 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对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恶化趋势，至少有四种解释：(1)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2)技术变革；(3)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4)全球化和人口趋势。我们将逐一讨论。
7.3.1 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对这一阵营的作者来说，反常的是1914年至1979年这段时期，许多国家(或许是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普遍改善。他们认为这主要是一系列特殊因素的结果，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战后通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格/租金控制，都暂时抑制了不平等的加剧。皮凯蒂(2014)认为，这是因为资本回报(i)通常被理所应当地假定为高于经济增长率(g)。舍德尔(Scheidel，2017)认为，这是因为强者始终欺负弱者，除非受到天启、战争、瘟疫或叛乱“四骑士”之一的阻止(另请参见Durant，1968，第8章)。[5]尽管我们无法反驳这种悲观的原教旨主义，但我们并不相信它。我们不认为皮凯蒂式的不平等是必然或自然成立的，在我们眼中，人类的本性、特征和未来也不像舍德尔宣称的那样黯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下面三种解释更有其长。
7.3.2 技术变革正如奥托的研究表明的，技术进步无疑已经消除(或大大减少)了对某些类别(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速记员和法律文员已经消失，秘书正在消失，焊工也正被机器人取代。GPS(全球定位系统，在英国是卫星导航SatNav)出现之前，在伦敦这样街道非常复杂的城市，出租车司机必须认真学习地图并通过考试(这一考试被称为“知识”)才能拿到执照。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此类资质的情况下当优步(Uber)司机。的确，手机上的谷歌地图软件正在削弱人们使用和阅读地图的能力。但更大的问题是，技术对单个工种的显著影响能够多大程度上解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增长的整体相对停滞？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劳动节约型技术是主要原因，那么生产率的增速应该比过去20年的实际增速更快。但是，如果维持总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主要作用于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和零工经济呢？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分析此问题。为什么技术发展会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在总体失业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相关的总工资或价格会更低？与先前在中等技能领域工作过的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零工)的议价能力和工会组织可能更少。或许的确如此，但这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这些问题与雇员和雇主、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对议价能力直接相关。
7.3.3 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有大量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私人部门中行业集中度和垄断力量一直在增强(请参见Stiglitz，2019，特别是第3章和与之前文献相关的脚注；Philippon，2019)。这种行业集中往往会在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参见Stiglitz，脚注20列出了有关该主题的过往文献)。通常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有类似情况，但我们假设确实如此。尽管这种额外的集中或垄断力量很可能是高利润率和低固定投资(至少在美国)同时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尚不清楚这一因素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但是我们“再次”指出，若雇主的力量相对于雇员更大，为了获得相同的实际工资增长，劳动力市场必须变得更紧，自然失业率必须更低。[6]但是，尽管作用方向似乎很明确，试图估计垄断和行业集中度提高对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总体影响仍然非常困难。
7.3.4 全球化和人口趋势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的经济影响，所以在此仅简短阐述。但是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在此需要重申雇主可利用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部分来自进入国内的移民，部分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生产获得(参见Boehm et al.，2019)。这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力及其工会的相对议价能力，因此在降低实际工资增长和自然失业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rueger，2018)。因此，有三种不同力量，即技术变革、集中化或垄断、全球化或人口变化共同导致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定量估算这些因素的相对影响很困难，缺乏相应的技术，但是我们仍尝试给出一些哪怕是主观的测度。如果导致工资增长疲软或劳动收入占比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认为的全球化或人口变化，那么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逆转。如果主要诱因是技术进步，那么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诞生，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此外，未来私人部门的集中度或垄断是增强还是减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往任一方向变化皆有可能。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变动(第1章和第3章)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进而导致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急剧下降(第5章)。若果真如此，皮凯蒂就成了历史。当然，我们有可能是错的。
7.4 民粹主义的兴起过去30年，虽然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一起蓬勃发展，但与下层中产阶级相比，这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数量要少得多。尽管我们认为最贫穷阶层已经得到了政策措施较为合理的照顾，但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和劳动者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升，与此同时，老板们公开获得了令人垂涎的以百万美元计的薪酬。在大多数发达国家，CEO(首席执行官)与其麾下普通工人的薪酬比值一直在飞速上涨，仅日本存在部分例外。近几十年来，该比值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见图7.5和图7.6)。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并不公平，尤其是即使公司破产了那些管理公司的人也能全身而退：他们不仅怀揣着累积的巨额财富，还能在未来领取超丰厚的养老金。
图7.5 2014年不同国家CEO与普通工人的薪酬比值资料来源：《华盛顿邮报》，2014年9月25日。
图7.6 富时100强主管的现金奖励中位数(1996—2013年，英镑)资料来源：High Pay Centre。全部薪酬通常包括除基本工资之外的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计划”奖金(LTIP)。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工资增长水平一直维持稳定，但与绩效挂钩的部分大幅度增加，促使同期总薪酬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那些在过去30年中相对失利的人会在选举中投票支持本国的左翼政党。毕竟，这些政党建立的目的通常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提升他们的福利。尽管在拉丁美洲确实如此，但这种现象在欧洲和美国尚不普遍。相反，在欧洲国家，受损的阶层主要转向支持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此类例子俯拾皆是：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的国民议会(Rassemblement National)、德国选择党(AfD)、匈牙利的欧尔班(Orban)、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等等。有关此趋势的精彩讨论，请参见罗德里克的研究(Rodrik，2018)。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对待移民的态度”。左翼政党的政客和活动家通常是理想主义者，是支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者，对国籍、种族、性别或其他任何标签均一视同仁。请注意，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全球化实际上促进了全球平等，尽管它对单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如德斯梅特等人(2018)强调的，他们的“结果表明，充分开放移民将使社会福利增长三倍”。此外，移民一旦进入选民名册，通常会支持左翼政党。因此，与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更难推出严控外来移民的议案，而右翼政党更多地强调爱国民族主义和维护当地文化的优点。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将工作外包出去给下层中产阶层带来了更多不利影响，但工人往往只看到外来移民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外来移民是否对当地工人的工作和工资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在专业研究中尚存在争议[例如Mayda(2019)指出了其有益影响]，但细微的个人体验会胜过长篇累牍的专家建议。此外，推动舆论的往往是对增加移民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担忧，而非其实际情况。因此，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支持率与每个选区的移民数量负相关，但与近期移民数量的百分比变化正相关。于是，即使实践中人们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相对平稳地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种族差异，对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担忧会主导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的意见，尽管科莫佩等人(Comertpay et al.，2019)认为，在欧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是年龄的U形函数。
专栏7.2 公众对移民的反对以下列出的一些示例，来自罗尔夫(Rolfe，2019，第R1页，也可参见Bratsberg et al.，2019)：在欧盟自由流动的原则下，雇主可以轻松地招募到欧盟移民，因此通常认为雇主更愿意招募移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降低当地人的工资，并以此代替培训。但研究一致表明，这些假设缺乏证据支持(George et al.，2012；Rolfe et al.，2018；MAC，2018)。此外，罗尔夫等人(Rolfe et al.，2019，第R5页)发现：媒体和公众间的辩论都会反映在民意调查结果中，结果显示，(移民的)经济影响持续受到高度关注，与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受到的关注度持平。然而，移民咨询委员会(MAC，2018)最近给出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些担忧。没有证据能证明移民使当地人的就业前景或平均工资整体降低了，虽然低薪和低技能的当地人的就业和工资受到了影响(但也非常有限)。移民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对公共财政产生积极影响，而担心移民对公共服务存在潜在负面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移民通过增加创新等方式，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其他“文化”因素也被认为是公众反对移民的原因(Hainmueller and Hiscox，2007，2010；Kaufmann，2017)。无论是单独还是放在一起考虑，无论是否基于证据，这些因素都导致人们不再支持欧盟的自由流动原则。现有数据显示，英国公众普遍反对移民。历史上，人们已认定移民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是消极的，而且民意调查的结果持续表明，英国公众希望减少移民数量(Ipsos MORI，2018；Duffy and Frere-Smith，2014)。确实，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大大高估了移民人口中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比例(Blinder，2015，引自Rolfe et al.,2019，第R10—R11页)。因此，与左翼政党更广泛包容的立场相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关于移民、加强民族主义的立场同被甩在后面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观点更加一致。目前尚不清楚未来这种政治观点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是正确的。全球化是近几十年中导致他们生活更加困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更强的政党当权，可能会极大地阻碍全球化前进的车轮，甚至导致历史倒退。尽管这一趋势叠加前文描述的人口变化将使各国掉队的群体相对受益，但与此同时，它将对世界增长和平等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并导致国家和地区间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找出问题所在很容易，但要摆脱这种正困扰美国和欧洲政治体系的混乱局面则要困难得多。[1] 参见德斯梅特等人(Desmet et al.，2018)，我们认为，对刺激创新和提升劳动生产率而言，高人口密度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将在第10章中以印度和非洲为例进一步讨论这一话题。[2] 库兹涅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曾作为实证经济学家在哈佛大学工作。在1960—1961年，本书作者之一古德哈特曾短暂担任过他的研究助理。[3] 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一种统计分散度的指标，旨在表现一国居民收入或财富的分布，它是最常用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数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来自从政府统计机构和世界银行驻各国分支机构获得的家庭调查数据。若想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和计算方法，请参阅PovcalNet。0代表绝对平等，而1代表绝对不平等，因此数值增加意味着不平等加剧。[4] 奥托还表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流失越严重(Auto,2019，第13—15页及图6)，即中等技能工作流失的比例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最大。为什么如此，以及在其他发达国家是否也如此，这一点尚不清楚。Bayoumi和Barkema(2019)认为，更高水平的不平等和更高的住房价格减少了美国的内部移民，从而导致陷于衰败地区的人们处境恶化。[5] 这里指威尔·杜兰特的名著《历史的教训》。作者在该书第8章“经济与历史”中指出，从人类历史看，财富集中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暴力或和平的再分配方式实现周期性的缓和。——译者注[6] 参见克鲁格在堪萨斯联储“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午宴致辞(Krueger，FRB Kansas City，Jackson Hole，2018)。
第8章 菲利普斯曲线
8.1 引言：历史的发展菲利普斯曲线揭示了失业率与工资或价格的关系。当失业率较低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工资或价格会快速上涨。当失业率更高时，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工资或价格就会下降(参见Phillips，1958，尤其是第258页图1对应的1861—1913年和第294页图9对应的1913—1948年)。事实上，相同关系可以用就业率(可简化为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失业人口)与工资或价格表示。在早期的凯恩斯分析中，这种关系被认为表现出反L形曲线(如图8.1所示)，工资或价格保持在现有水平不变，直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被雇用。一旦发生，超额的劳动力需求就不得不表现为更高的价格，之前的水平方向上的关系，在达到那一点后会变成竖直方向(图8.1)。
图8.1 凯恩斯反L形供给曲线上述方法在当时不像现在看来那样过于简化。英国的工资或价格从1815年到1914年大体保持不变。那些短期波动主要是由农业收成的变化造成的，而长期趋势可以归因于全球因素，比如开拓北美(降低了食品成本)和发现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缩而不是通胀，又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趋势。在当时，通胀似乎是由战争和其他政治动乱造成的。凯恩斯在写《通论》时，焦点问题是如何恢复并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控制通胀。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二战之后至少到21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同时取得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当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就业恢复更多归功于重整军备和二战，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最主要的担忧是发达经济体会陷入停滞/通缩的泥潭。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通过凯恩斯需求管理来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的观点才被认可并广为流传。但是，凯恩斯的反L形曲线显得过于简化了。由于产业和劳动的异质性，经济遭遇瓶颈时对应的总需求压力是不同的。总体上说，宏观经济中失业/就业与工资率/通胀率的关系显然应该是曲线状的，而不是固定的或角点状的。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应运而生。很快，在行政部门尤其是财政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找到了他们工作的目标：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帮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管理需求，达到菲利普斯曲线上可以最小化失业和通胀二者带来的政治负效用的点(见图8.2)。从朝鲜战争到1973年左右是宏观经济学第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大型计算机(由IBM制造)使得我们可以构造能够量化经济的模型。良好的增长、高就业率和不太高的通胀率，(我们一度认为)这种状况或多或少可以通过操控菲利普斯曲线来同时实现。在那个时候，宏观经济学家开始觉得可以使用工程式的蓝图来引导经济走向最优路径。
图8.2 在菲利普斯曲线上达到政治最优20世纪70年代，事情变糟了，就像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92—2008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变糟了一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失业和通胀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向右上方移动，70年代这一状况出现显著恶化，我们同时面对持续的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即所谓的“滞胀”(见图8.3)。
图8.3 发达经济体的滞胀率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20世纪40年代之前，除了战时，价格预期保持稳定。但由于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心有余悸，以维持高就业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需求管理开始导致经常性通胀。1955—1970年5年期的平均通胀，见表8.1。
表8.1 1956—1970年恶化的通胀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工人和雇主更加关心他们合同中的实际收入，即经预期通胀调整后的收入。所以，当(最初较低的)通胀成为普遍现象，甚至融入了经济系统，参与工资谈判的工人也会把预期通胀加入合同中。由于政客、行政人员和经济学家都不愿在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上让步，这就导致了更高的通胀。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开始预期通胀率会加速上升，即一个正的二阶导数(Flemming，1976)。当通胀预期的重要性被菲尔普斯(Phelps，196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8)纳入分析，这就引出了自然(非加速通胀)失业率的概念(NAIRU或NRU)。[1]从长期看，这是预期完全适应通胀之后通胀保持不变时的失业水平。评估认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处大致垂直。[2]在短期内，由于通胀预期基本是固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依然会是负的，即更低的失业率对应着更高的通胀率。但是，如果当局想持续利用这一点把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其代价可能就是持续上升的通胀率。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一概念是随后央行走向独立的重要支撑，其任务是通过通胀目标制来稳定物价水平。有了这样的菲利普斯曲线，央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措施本身不会影响长期就业、增长和生产率，这些因素(长期而言)是由供给侧因素而不是由货币或短期的需求政策决定的。[3]因此，央行专注于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胀是有益的，不会带来不利影响。自然失业率这个术语似乎表明它是固定不变的。弗里德曼把它定义为一切都达到均衡时的失业率。尽管人们一直讨论均衡实际利率水平(r*)和潜在可持续增长率(g*)的可能变动，但通常假设自然失业率(u*)是不变的。但是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u*似乎比r*和g*随时间变动得更大。除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外，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率似乎各不相同，近几十年来每年为1.5%～3.5%，均衡实际利率为0～2%。相反，自然失业率却为2%～5%。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愉快经历之后，像贝弗里奇(Beveridge)和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起初认为4%～5%的自然失业率是个好的结果。但是二战之后充分就业政策的成功使失业率降至1.5%，且最初的通胀率也较低，这产生了将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的目标。[4]需求管理和充分就业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工人和工会的议价能力。拒绝雇主提供的工资会给工人带来另一份工作而不是失业。此外，如第3章和第5章所述，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抚养比下降。工会的覆盖率在1980年之前普遍上升(见图8.4)。
图8.4 工会密度从1980年以来持续下降资料来源：1980。另一种描述自然失业率的方法是：工人对其生产率提高可能带来的实际工资增长感到满意时的失业水平。1945—1980年间持续增强的工人(相对于雇主)议价能力意味着潜在自然失业率的相应提高，可能高达5.5%。极其讽刺的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无情地提高了自然失业率。最近，也即2007—2020年，这个故事有了新的变化。在(不愉快的)20世纪70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在(同样不愉快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之后，情况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大约10年里，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几乎水平而不是垂直(见图8.5)。失业率变化了许多，从2009年的高峰到2019年的低点，通胀率却保持稳定的低位。首先，通胀率没能(如预测的那样)降下来(鉴于2009年和2010年高企的失业率)；然后，在失业率恢复到足够低的水平后，通胀率也没有从之前的低迷状态上升。在2006—2018年，关于失业率和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表现得各不相同。
图8.5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2006—2018年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这种状况使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感到讶异甚至困惑，随着失业率的回落，对通胀的预测系统性地高于实际情况。理解并解释这一点对展望经济长期前景十分重要。在第8.2节，我们将总结至少六种不同的解释：1.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2.预期才是最重要的；3.成功的货币政策；4.就业结构的变化；5.全球因素的权重不断增加；6.自然失业率的变动。
8.2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
8.2.1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现在常说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我们的经济进入了名义工资增长率为2%～3%，实际产出增长率为1%，通胀率为1%～2%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把最近的状态向未来进行了无限外推。这种推断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另外，菲利普斯曲线不可能消失，因为它反映的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理论上，这种平衡在极限情况下会回到凯恩斯早期分析的反L形曲线上，但实际上这基本不可能。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和斜率可能由于还有待评估和理解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它不可能凭空消失。
8.2.2 预期才是主导？正是(部分)因为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最初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才变得十分不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强调预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有时这意味着，只要把通胀预期“锚定”在央行的目标水平上，工资增长和通胀也会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但是从理论上讲，这是错误的。一旦每一个潜在的工人都被雇用，对劳动力需求的上涨就会表现为更高的通胀率。并且，由于产业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在实现全面就业之前，增长的瓶颈和通胀的上升几乎肯定会出现。“充分锚定”的通胀预期让人们认为对通胀目标的偏离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此，当2009年和2010年价格下降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反之亦然，如在2008—2009年英镑贬值几年后，英国的通胀超过目标时(人们也认为这不会持续)。这确实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但是其本身不会改变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或垂直性。如果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那么过去10年就业率的持续下降理应导致通胀率持续上升，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林德和塔拉邦特(Lindé and Trabandt，2019)认为，非线性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解释2008—2010年“消失的通胀”以及之后的缓慢恢复。“换言之，即使经济在深度衰退后可能恢复增长，价格和工资的通胀也只会温和上升，直到经济的疲软被充分吸收”(第3页)。但是鉴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自然失业率早已改变，这就把我们带到第8.2.6节的讨论。
8.2.3 成功的货币政策麦克利和滕雷罗(McLeay and Tenreyro，2018)在他们的论文《最优通胀率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识别》中指出，货币政策的意图是把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上。如果所有的冲击都是针对需求的，那么通胀和产出将共同变动，如果政策在稳定通胀方面是成功的，那么，根据定义，通胀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还受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失业率与工资或价格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将为零。尽管劳动力市场缺口与通胀之间潜在的结构性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保持强劲和稳定，但情况依然如此。如果影响经济的是供给侧冲击，如油价变动、间接税、关税和(外部驱动的)汇率变化，那么政策就必须权衡产出缺口和未能达到通胀目标带来的损失。为了在这种共同冲击下识别菲利普斯曲线，我们需要评估和量化供给冲击或货币政策失误。[5]这并不容易。我们知道的是，与之后相比，1970—1990年的供给侧冲击更为普遍，例如1973—1974年、1979年和1986年的石油冲击，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更加明显，尤其是与1992—2005年的大缓和时期相比，当时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似乎都保持稳定。因此，之后计算出来的失业率(或产出缺口)与工资(或价格)通胀的斜率变小可能是更好的货币政策和更少的供给侧冲击造成的，并不能表示潜在的结构性关系发生了变化。果真如此，那么对于单一货币区的不同地域，由于统一货币政策无法抵消区域性差异，计算出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应该(负的)更大。[6]当前的一些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例如McLeay and Tenreyro,2018;Hooper，Mishkin and Sufi[7])。
8.2.4 就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会压低工资。[8]现如今更准确的说法是，老年产业后备军在限制工资增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业的流入和流出分为两极，一极是工作和失业，另一极是从工作到退出劳动力市场。20～55岁黄金就业年龄段的工人主要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移动，而55～70岁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徘徊，比如以提前退休为幌子。正如第3章所述，由于近些年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尽管美国的增加极其有限)，许多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上升，尤其是老年女性。在面对相对合理的工资时，他们有极高的弹性回去工作以应对职业岗位的空缺。事实上，莫洪和拉戈(2019)证明，如果把老年人从计算中剔除，调整后的菲利普斯曲线拟合得更好。这一发现有几个启示。首先，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在工作和退休之间转换，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变得更加平坦，因为雇主可以从这一来源(以及移民)填补职位空缺，而不是被迫提高工资。其次，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失业率会下降，因为只要有后备军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经济就可以在更高的需求压力下运行。但是这有一个极限。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一些不能，而另一些不愿意。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提高可能会缺乏弹性，也更难实现。当产业后备军全部应征入伍后，我们不得不再次缓解需求压力。
8.2.5 全球因素的权重不断增加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2019)有一份详细的研究《全球化改变了通胀过程吗？》，但她更多关注价格而不是工资的通胀。以下是她在第30页的一个结论：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因素的冲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例如，在菲利普斯曲线和趋势—周期框架中，过去10年全球产出缺口和商品价格变化对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胀模型不仅要更仔细地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还应该让模型中的系数随时间推移而动态调整。与此类似，斯托克和沃特森(Stock and Watson，2019)主张使用周期敏感通胀指数(CSI)，以降低国际上(可能计量不当的)商品价格的权重。因此，在文章的第90页，他们总结道：CSI指数为通胀率的变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因为CSI指数倾向于将权重更多地赋予价格由国内决定的部门，从而提供了一种办法将国内决定的价格与受国际环境严重影响的价格分开。通过使用通胀成分和滤波消除趋势变动来更多地关注周期性变化，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尽管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的标准加速关系变平缓了，但加权的通胀周期性成分和周期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更加稳定。
8.2.6 自然失业率的变动在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成功、不断上升的抚养比，增强了1945—1980年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有同样效果并且起辅助作用的是(私人部门)工会的成员数量的扩大、战斗性和力量的增强。要衡量这种战斗性，可参见美国和英国工人因罢工而减少的工作天数和罢工人数(图8.6)。
图8.6 罢工减少的工作天数；罢工导致的停工人数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LS), 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很难察觉到的是这种趋势会导致自然失业率持续上升。尽管平均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轻微上升，并且在70年代上升得更多，政客和选民一直都低估了自然失业率，之后通胀加速上升。直到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夫人、劳森/豪(Lawson/Howe)暂时放弃了设定总需求目标，代之以货币总量目标，才遏制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本书上半部分的主题是，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结构改变(例如抚养比的改善)以及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等因素的结合，戏剧性地将时代大背景从通胀变为通缩。同时作为辅助原因的是(私人部门)工会成员人数减少和战斗性减弱。与上一时期(1945—1980年)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当局以及为他们提供建议的宏观经济学家没能意识到，自然失业率和工人的议价能力一样变得越来越低。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在投票站而不是谈判桌上采取了报复性行动。正当人口因素转向对工人有利的时候，全球化也被民粹主义遏制。与此同时，那些将过去的经历外推到未来的人忽略了长期的力量，却断言我们会继续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缓慢移动的钟摆将再次回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更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物价，但这不会长久。本章的观点是，不仅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垂直于自然失业率，而且由于长期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力量，自然失业率的位置也在不断地、系统地变化。忽视这些因素的后果是人们所做的预测会出现系统性和片面性的错误。[1] NAIRU和NRU有技术上的差别，只有专家才关注这些。[2]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和资源的投入来降低高通胀的破坏性，例如税收，它会有些弯曲。[3] 永远会有一些例外，例如伤痕效应，因此短期仍有可能影响长期均衡。[4] Dennis Robertson和Paish等经济学家因认为均衡利率可能要求平均失业率高于2%而饱受非议。早在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之前，就有人提出预期的重要性以及均衡失业率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让人信服。[5] 由于政策措施的传导机制及其对工资或价格通胀影响的滞后性，(官方)对失业率和通胀的预期与实际(事后)通胀之间不可预见的偏差可能有助于估计潜在的结构性关系。[6] 尽管这似乎符合菲利普斯曲线中工资与失业率的关系，但是试图用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价格和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却不成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例如利润率的变化，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7] Hooper,Miskin and Sofi,“Prospect for Infcation in a High Presswre Economy:Is the Phiuips Carve Dead is it Just Hibernating?”,May 2019.[8] 引自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_army_of_labour)。虽然产业后备军的思想和马克思密切相关，但是这种思想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就广为流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境况》(1845)中讨论到了产业后备军，要早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产业后备军是在其1847年关于“工资”的手稿中，但是没有发表……把劳动力看作“军队”的观点也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参考Engels and Marx，2018)。
第9章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
9.1 引言：传统分析的缺陷“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简单有力地反驳我们的经济预测，即老龄化将加剧通胀，甚至可能提高实际利率。毕竟，日本人口同时面临老龄化和萎缩两大问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先行者。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日本是一个实验性大熔炉，为老龄化世界提供了一份权威的经济样板。乍一看，日本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80年代暴涨的土地、住房和股票价格随之暴跌，劳动力的迅速减少伴随着企业去杠杆、投资和增长的崩溃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停滞甚至通缩。与我们认为的老龄化世界将要发生的景象几乎完全相反。然而，上文所述的日本经验有两个不足之处。首先，如果你仔细阅读对日本发展的传统分析(见专栏9.1)，就会发现这是对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世界其他经济体并不存在。因此，几乎不得不只用国内驱动因素(资产泡沫破灭、本国人口结构)来解释本地经济结果(通缩、投资和增长疲软等)。或许下面这个类比会有所帮助。假设纽约第六大道正在施工，导致交通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局部冲击，应该不会妨碍人们在上城区其他道路或在跨城区的街道上驾车行驶。这意味着在中心地带之外是可以寻求到缓解方式的。交通很快就会转移到这些替代路线上，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第六大道几乎不会出现拥堵。然而，高峰时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城区的每条路线都同样繁忙。这是一场全局冲击，交通拥堵无法缓解。第一种情景就是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状况。面对国内劳动力的不利变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日本在国外寻求缓解手段，并引进了全球充裕的劳动力。第二种，也是更令人沮丧的情景，就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摆脱人口结构的僵局。喝着晨间咖啡的读者或许会建议改乘地铁，但纽约人都知道，尽管有地铁网络，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状况还是一样糟糕。甚至将我们这一类比继续扩展，还能适用于我们在第10章中提出的有关技术能否抵消人口压力的观点。
专栏9.1 对日本发展的传统解释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人口结构推动了经济增速、通胀和利率的下降。该论点很简单，足以令人信服。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只能通过更快的资本积累来抵消，从而推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加上日本经济崛起期间积累的巨额债务的去杠杆，使企业部门陷入瘫痪。投资下降使信贷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利率下降。经济增速下降造成了持续的通缩压力，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下降。日本经济增速下滑、通缩以及利率下降都是事实。然而，这些事实背后的因果解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未能考虑全球力量的重大影响。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与这种不严谨的叙事相矛盾的其他事实，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生产率达到了不俗的水平，工资实现了相当不错的增长。本章旨在修正这些缺陷，并提供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发展的修正史。然而，很难想象有任何经济体，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能够摆脱我们看到的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力量。如果一个时代明确包含全球性因素，且全球性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么，对日本发展的诠释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难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崛起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却在日本变迁中未起到任何作用？为了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向是追踪日本在全球的足迹。简言之，我们以这一原假设[1]为研究起点：日本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发展，正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时候，恰逢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日本企业采取行动，利用全球的人口红利来抵消本国的人口不利因素。研究日本企业对这些冲突因素的理性反应，帮助我们形成了真正基于全球视角的日本发展修正史。其次，日本过去30年的发展，受到资产泡沫破灭后十年的影响。1991—1999年确实是“失去的十年”。1991年应对资产崩溃的政策措施有几个严重失误，导致危机持续蔓延，并在1995年左右达到第二次高峰，当年数家日本银行倒闭。此后不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此在这几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产出停滞。但是，把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视为一个单一时期是错误的。从2000年起，日本的情况有所好转，并至今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尽管劳动力每年减少1%，但总产出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两者的反差源于生产率。人均产出以平均2%的速度增长，而如果过去20年里能达到平均2%的生产率增长，那么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会欢欣雀跃。由于劳动力萎缩，工资增长基本停滞，通胀率平均为0.5%。与此同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考虑到当地劳动力的减少，日本自2000年以来的成果确实不错。那么日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三个主要问题。首先，产出增速在过去和现在都很糟糕。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总产出增长方面确实显得较差。虽然人均产出一直较低，但以劳均产出衡量的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几乎比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好。其次，通胀仍处于低位。尽管将通胀率保持在0.5%左右有无本质的错误还有待商榷，但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一直是2%，但未能达到这一目标。再次，或许我们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失业率虽然从未高过，已经降到了按照西方标准来说非常低的水平，但其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因此，近20年来，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一直非常平坦。这就是标准分析现在对西方的预测。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呢？在这方面，为什么西方的未来情况不会与日本类似呢？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关于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最后两个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真的保持了平坦，还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比失业率指标显示的要更严重？在我们的分析中，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后，稳健的整体失业率确实掩盖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但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日本的生产率概况，这不仅是研究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为了理解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
9.1.1 日本生产率的飙升及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蕴含的全球线索日本1%的总产出增长率与其劳动力平均1%的降幅之间的反差，就是靠生产率的贡献。图9.1显示，在劳均产出方面，日本的表现几乎超过了所有发达经济体。
图9.1 日本的劳均GDP远超其他国家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企业生产率提升是解释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的两种有冲突的假说之一。另一种解释是，2000年出口激增及其在之后十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Ogawa et al.，IMF，2012)将出口函数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取决于日本贸易伙伴的收入流，另一部分取决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入成本。他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出口增长变化的50%左右，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收入仅能解释20%左右。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在重组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可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这正是我们从面临结构性逆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身上应该看到的，但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则可以看全球各地日本企业在生产率变化上的经验数据。日本发展的全球印迹的第一个线索是，日本公司在其境外而非境内的大量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FDI)。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表现出活力，这与日本国内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外直接投资似乎是一种安全阀，旨在避开来自国内需求和昂贵劳动力的逆风，转而利用强劲的海外增长以及全球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利好。即使在“失去的十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强劲，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这一势头。
9.2 国内投资：繁荣与萧条日本国内投资经历了两个时代。20世纪60—80年代经济扩张鼎盛时期的企业扩张，与“失去的十年”期间甚至之后数十年的缺乏活力有天壤之别。
9.2.1 鼎盛时期的企业扩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激励着日本企业迅速积累资本。首先，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奇迹”期间迅速积累资本，这一时期日本人口快速增长，通产省精心策划了日本从二战阴影中迅速崛起的过程。约翰逊(Johnson，1982)认为，这个奇迹实际上是从1962年才开始的。到1975年，制造业增长了3倍，到1978年则增长了4倍。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增长都发生在1966年之后。通产省从一开始就悄悄地引导了日本企业的扩张，但这一时期惊人的增速不仅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也与日本当时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良好的人口结构有关。通产省，即日本强大的通商产业省，在日本崛起期间提供了具体的激励措施，并引导了资本流动。约翰逊及其他人认为，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努力。该机构于2001年改组为经济产业省，其影响力依然很大，但主动性远不如其前身。在日本的抚养比(每100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的人口)连续下降数十年、降至50以下的背景下，出现了这样的激增，这有助于解释产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日本的抚养比从20世纪40年代的70人左右下降到70年代末的略高于40人。约翰逊指出，大约在同一时期(特别是从1946年到1976年)，工业产出增长了惊人的55倍。资本快速积累、劳动力增长(人口结构以及通过内部迁移)与通产省的激励完美结合，帮助日本在引入资本的同时，也引入了内嵌于资本的制造技术。到1976年，虽然日本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3%，人口也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其产出占到了全球的10%。其次，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资本积累大幅增加。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经济奇迹，那么协议签订后的那段时期则是典型的泡沫时期。随着日元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升值，政策制定者开始调整国内政策以应对日元升值。为抵消日元快速升值而实施的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导致资金不仅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也流入了日本企业。其结果是，除了证据充分的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种种弊病之外，企业部门也出现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9.2.2 从数十年的繁荣到数十年的投资衰退泡沫在1991—1992年间破灭，股票、土地和房产价值暴跌。日经指数从约40 000点的高位跌至10 000点的低位。在资产泡沫破灭后，整体经济和企业部门均遭受重创，经济中存在的过剩现象得以扭转。日本企业积极降低之前在国内累积的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国内债务与GDP之比，由1994年147%的峰值下降到2015年的97%，但被同期公共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抵消。然而，从企业部门看，杠杆率必须降低。简单的计算可知，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减少借贷或偿还债务，意味着必须削减其他支出。这就是日本国内企业投资显示的情况(图9.2)。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变化，我们来看看平滑的投资数据。五年移动平均投资数据显示，在资产泡沫之前的20年里，投资增长率平均为4.4%，最高时接近10%。泡沫破灭后，平均增长率为0%，投资增长大部分情况下低于零，并在后危机时期和最近出现了短暂的爆炸式增长(图9.3)。
图9.2 日本企业部门去杠杆，公共部门杠杆上升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9.3 日本的消费随着投资下降而下降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失去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增长低于消费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部门的构成也随着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发生了变化。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对经济状况的敏感度要高得多。因此，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程度上经历了投资下滑，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2年的30%左右。制造业就业也未能幸免，就业人口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28%左右、资产泡沫破灭前夕的25%，降至2017年的略高于16%。根据迄今为止的证据，传统分析为受到削减过高杠杆和过剩产能拖累的日本企业部门描绘了一幅悲观的景象。然而，将日本企业部门描绘为对这些过高杠杆和过剩产能不战而降，并没有考虑日本企业通常被忽视但充满活力并具有全球眼光的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战略。我们在下文指出，日本企业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积极拓展其版图。它们减少了对日本国内疲软的经济以及不断萎缩和昂贵的劳动力的依赖，并战略性地将业务转移到增长前景更乐观、劳动力也更廉价的外国市场。
9.2.3 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境外的投资热潮制造业在日本国内经济中的比重从泡沫前的45%下降到21世纪初的30%左右。如上所述，这是在投资增速非常疲弱且不断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下滑反映了企业部门被债务负担拖累的混乱局面。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情况却表现出与之相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直接投资在非制造业领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近期的增长中占主导地位。日元在1985年的急剧升值引发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新变化。然而，完整的故事比这种简单的解释要复杂得多。这一趋势持续了数十年，表明其深层驱动力是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图9.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1，Japan Spillover Report)，劳动力成本是企业考虑区位和生产模式变化的主要动机，而目的地国家的增长情况则排在第二位。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结果则与上述排序相反，而且主要动机和次要动机间差距很大。企业问卷显示，70%的企业认为目的地市场的需求是主要动机，而近年来，合格和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考虑到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即根据生产率调整的劳动报酬)的上升，以及日本国内单位劳动成本在生产率驱动下的稳定性，这两项研究结论可能并不矛盾。201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仅略低于20万亿日元，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了6倍多。
图9.4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对内投资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20年来，经济产业省对日本公司海外业务活动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我们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追踪这些调查(2018年的最新调查为第49次年度调查)提供了有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丰富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剧烈的变化：? 投资：1996—2012年，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倍，而1985—2013年，与对国内公司的投资相比，对外国子公司的投资增长了10倍。? 子公司数量：1987年，日本公司拥有约4 000家海外子公司。到1998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至12 600家左右，在日本经济产业省2018年的调查中达到25 000家。? 就业：1996年，海外子公司的雇佣人数为230万。2016年，该数字为560万。虽然这些绝对数字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且意味深长，但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把它们与日本国内趋势相比，尤其是与国内大幅下滑的制造业相比，得到的结论更具吸引力。
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国内投资趋势比较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7%的速度增长，恰好与国内投资增速急剧下降的时期相吻合(Kang and Piao, 2015)。相比之下，1990—2002年，日本国内投资年均下降4%，而非制造业企业投资年均下降2%左右。海外资本投资比率(外国子公司的资本投资与国内公司的资本投资之比)1985年为3%，1997年翻了两番至12%，2013年达到30%。近期日本国内投资上升、海外投资下降，这一比率出现下降，这是极少见的。在日本企业部门破产的关键时期，海外投资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国内投资(见图9.5)。
图9.5 (制造业)海外/国内资本投资比率表明企业偏好投资海外而非国内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拥有海外业务的日本公司近40%的产出来自海外，而2017年海外生产比率(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产出与日本国内产出之比)为25%(图9.6)。就关键的交通运输行业而言，这一比率仅略低于50%。制造业在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这仅仅是由于非制造业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投资。总体情况与国内截然不同，自1990年以来，海外直接投资增长了6倍，而海外与国内投资及生产的比率都大幅上升。日本国内外的制造业就业也呈现类似的分化趋势，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9.2.4 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尽管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但至少从人口角度分析日本时，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孤立趋势。为什么？以下是我们的简单推测，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
图9.6 海外生产比率显示日本企业更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生产注：海外生产比率(制造业)=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国内公司销售收入+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一，日本国内数据似乎与基于去杠杆化和人口结构的一贯看法完全吻合，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二，海外业务似乎对日本企业部门的会计利润没有显著贡献。有研究者(Kang and Piao，2015)认为，“只有一部分海外业务利润被汇回日本，很大一部分资金再投资到国外，以进一步扩大海外业务”。为何利润没有汇回国内？如果日本公司的部分目标是利用较低的海外劳动力成本和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则几乎需要留存海外产生的所有利润，以进一步扩张。海外产能和就业的大幅增加似乎表明，情况确实如此。此外，日本的“股息豁免政策”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将利润汇回国内(《日本经济产业省白皮书》，2011)。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海外业务仍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得日本企业趋之若鹜，但日本企业并未寻求将这些利润转回国内。然而，在日本国内，这已吸引了大量关注，主要是作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趋势。许多人一直对海外直接投资感到担忧，因为海外生产将导致日本国内就业减少，产生“空心化”效应。经济产业省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海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具有负相关性，最近有研究强化了这一观点(Kiyota，2015)。相关性是一回事，但因果关系会不会是双向的呢？“空心化”假说经常被检验，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是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的外生趋势。有研究者(Sakura and Kondo，2014)认为，经常在海外投资的那些日本企业往往是日本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也可以认为，扩大海外雇佣规模只是这些充满活力的公司希望开拓新市场并进一步利用海外成本优势，同时减少使用国内昂贵人力的结果。因此，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就变成是国内雇佣的减少导致了海外雇佣的上升。
9.3 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变化日本国内工作岗位的重新配置。日本制造业和农业吸收的劳动力占比直线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22%和5%下降到2018年的16%和3%。自然，越来越多的份额流向了服务业。如果制造业无法维持其盈利能力，则其自保能力微乎其微，而盈利能力本质上与生产率相关。但是，服务业可以利用涨价在收入和成本之间形成一个本地的缺口来保护自己(例如，提高产品相对于工资的价格)。与制造业不同，许多服务业不能外包或进口，因此竞争也难以阻止服务业公司利用提高价格来保护自己。日本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的一个原因，可追溯至制造业的逐渐萎缩和服务业的不断扩大，进而可追溯至导致这种重新配置的全球因素的重要性。这种重新配置背后的国内变化相对简单：? 资产泡沫破灭和两大不利因素，即乏力的经济增长、昂贵且萎缩的劳动力资源，共同导致了投资衰退。? 在国内自保能力最差的制造业，开始从三方面提高生产率。第一，冻结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长，然后慢慢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此过程中，每个工人的可用资本(生产率的粗略衡量)慢慢开始上升。第二，制造业生产开始缓慢向海外转移。第三，选择将哪些活动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将设计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部分留在国内，将生产线上机械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海外。? 制造业不愿吸纳其历史上所占的就业比重，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消费的稳定性而保持稳定)开始面临劳动力供给增加的问题。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随之上升。? 为了保护盈利，服务业随后通过压低工资增速，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制造一个缺口。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在寻求摆脱其体制惯性的方法时，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最终结果是：随着日本企业有策略和有目的地提高生产率以自保，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境内和境外被重新配置。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这些成就，不仅因为它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十年”，还因为它提高了人均生产率，使日本的人均生产率几乎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为了做到这些，日本企业必须在日本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规范的约束下开展工作。其结果是虽然劳动力萎缩，但并未导致工资上涨。菲利普斯曲线：劳动力萎缩为何没有导致日本工资上涨？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2014年的讲话中称：“与美国和欧洲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往往会上升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相反，工资却大幅下降。”在这个事实简单的声明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这种复杂性为大多数分析难以调和的一个经济事实提供了线索。这个事实就是为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未能导致其价格上升？我们认为，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并未导致日本发生通胀，其原因有三。
9.3.1 全球化如前文所述，在日本劳动力逐渐萎缩的时候，世界上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却十分充足。因此，日本的可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制造业，将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尤其是中国。这意味着制造业吸收就业下降，主要是高薪的“内部人岗位”(insider jobs)减少，导致劳动力转向薪酬较低的“外部人岗位”(outsider jobs)。
9.3.2 “内部人”与“外部人”在日本，内部员工的忠诚大多是对公司的忠诚，而不是对工会的忠诚，而雇主的对应承诺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维持雇佣关系。因此，经济周期的变化更多传导至工作时长的变化而非失业率或工资的变动，这一因素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十分平坦。日本当地长期雇佣的惯例使得大规模裁员和缩减工作岗位变得不可行。外部人的议价能力明显不足，并承担了服务业反通胀压力的大部分负担，即通过压低工资增长，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形成缺口。有时，一个简单的情景颇具启发性。1993年日本资产价值崩溃最严重的时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到了5.5%，但也仅此而已。在其他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从未超过3%。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也慢得惊人。GDP增长率从1989年的6%下降到1994年的2%，失业率仅从1990年的2%左右上升到1995年的3%。直到2003年，失业率才达到5.4%的峰值。相比之下，美国在自身住房危机期间的失业率上升至10%。劳动力市场明确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日本经济中有一部分不参与经济调整，那就是就业，即菲利普斯曲线在日本一直是平坦的，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平坦。日本劳动惯例的起源。二战改变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此之前，只有部分高级雇员享有长期雇佣合同。为确保就业和鼓励忠诚度，这种做法在二战期间得到推广。战后，雇主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做法对提升员工士气和忠诚度有好处，并将其变成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不仅扩展到长期雇佣，还包括在职培训、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以及基于资历的工资和晋升福利(即年工序列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整个社会都开始把工作保障放在首位。艾哈迈德吉安和罗宾逊(Ahmadjian and Robinson，2001)写道：“工作保障在日本社会价值观中享有高度优先地位。除非是在非常罕见和真正特殊的情况下，否则雇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终止雇佣关系，都是令人不悦的，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令人反感的行为。”在如此严格的社会规范下，日本没有像大多数经济体那样出现经济增长衰退伴随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裁员的调整。由于日本的就业无法通过大量裁员来迅速调整，因此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时和工资不可避免的下行压力来调整的(见图9.7)。日本的长期雇佣习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年工序列制，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图9.7 劳动时间发生了调整，主要是由于日本劳动力市场惯例导致无法对就业进行调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联合国。“内部劳动力市场”允许员工在组织内部流动。经连会(Keiretsu，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体系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使得在这些庞大体系内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在长期雇佣合同以及年工序列制的双重制度下，在“内部”工作的人受益，但伤害了“外部人”。在压力时期，偏向于“内部人”的雇佣倾向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当需求下降时，企业对成本上升的反应，改变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及其工资动态。我们之前引用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2014年的讲话，尽管没有明确将日本惯例考虑在内，但很好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为了降低成本以应对收入低增长的压力，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求降低工资成本。面对黯淡的增长前景，雇员们宁愿接受减薪，也不愿冒失业的风险。对非正式雇员，即那些没有长期合同的雇员来说，工资成本更容易控制(图9.8)。
图9.8 兼职员工在劳动大军中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随着成本压力的增加，兼职员工(即非正式员工)的占比有所增加。他们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约13%上升到2018年的近30%。从企业的角度看，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比率的下降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外部人”没有长期合同，他们的工资更容易被压制。企业改变这一比率的动机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全职雇员实际上被裁员的时期，兼职雇员的就业增长率仍然是正的，甚至有所上升。简言之，黯淡的增长前景迫使企业降低成本以自保。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惯例不允许日本企业出现西方式的快速调整，即裁员并迅速推高失业率。相反，日本企业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战略，改变了雇佣结构，并将大部分调整放在工资和工时方面。
9.3.3 劳动参与率正如在菲利普斯曲线那一章(第8章)中单独指出的那样，当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并且5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时，关键的差距就是就业和退出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日本一直领先全球，近几十年来，年龄在55～65岁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日本，“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动员效率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图9.9)。
图9.9 日本55～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资料来源：OECD。过去几年，日本55～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快速上升，现在达到了75%，仅次于新西兰、瑞典和冰岛。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临退休人群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造成这一普遍趋势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会活得更长，因此他们此前计划的储蓄似乎不足；其次，养老金福利普遍下降(旨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具体问题，并通过一个小型案例，详细说明德国的临退休人员对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不利的养老金福利变化所做的反应。在65岁以上人口中，日本的劳动参与率仅略低于2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前列(图9.10)。
图9.10 日本65～7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居前列资料来源：OECD。更多的闲置劳动力和独特的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在2000年初的潜在富余劳动力远远大于日本失业率水平显示的规模。此外，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即内部人员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外部人员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仅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比其他地方平坦得多，而且日本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比其他地方低得多。
9.3.4 为什么西方不会步日本后尘简言之，几乎大多数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后的情况都无法复制日本的故事。首先，未来30年的全球大背景将与过去30年截然不同。过去30年是人口红利期，整个世界劳动力人口十分充沛，但未来30年里，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简言之，日本在其本土劳动力萎缩的时候，还拥有全球逃生阀，但随着全球制造业的整体老龄化，这些选项根本不存在。其次，日本式的劳动力市场惯例并不适用于西方。例如，在欧元区，裁员虽然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成本，但没有一个西方经济体面临像日本一样的社会约束。其结果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就业能够成为劳动力市场调整的主要渠道，从而减轻了对工资和工时的调整压力。再次，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其他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仍远低于日本的水平，要接近日本的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与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成反比。拥有慷慨的养老金体系的经济体劳动参与率较低，养老金福利必须迅速下降才能推高劳动参与率。养老金福利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不同组合将使一些发达经济体在未来比当下的日本享有更大的灵活性。[1] null hypothesis，统计学术语，指进行统计检验时预先建立的假设。——编译注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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