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相（4）
2022/12/21 1:16:02 书虫子
第四篇 停战求和
第一章 天津城的陷落7月10日前后，清军、八国联军都向天津增派军队。在四川提督宋庆统帅下，武卫左军24营官兵全部到达天津，总兵力达12000人左右。7月10日下午，1500名俄军和1000名法军到达天津。7月11日，美国第九步兵团1500名官兵到达天津。宋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出生于1820年，山东蓬莱人，参加对太平军、捻军作战，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朝廷屡立战功，1872年授四川提督；甲午战争中，受命帮办北洋军务，节制各军；甲午战争后，所部改编为武卫左军。马玉崑，安徽蒙城人，1838年出生，1865年随宋庆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期间入朝作战，1899年晋浙江提督，会办武卫左军，是宋庆的副手。7月10日，清军与联军在老龙头车站一带发生猛烈战斗，记名总兵李大川等人阵亡。7月12日，裕禄上呈奏折，报告天津方面的战况。裕禄的奏折仍然沿袭老套写法，称清军官兵作战英勇，洋兵伤亡甚大，局势尚有可为；洋兵遭受清兵打击，最后向紫竹林租界退走。对于裕禄写的奏折，慈禧太后也看得麻木了。但是，凭借多年理政经验，她从裕禄奏折的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天津的形势绝对不容乐观，不得不开始为最坏的结局做准备。当日，清廷下达上谕，令各省派出勤王之兵，兼程北上，毋稍刻延；同时令裕禄传谕长芦运司驻扎保定府，筹办粮台。7月12日，联军高级将领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黎明时分对天津城厢和城西各炮台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第二天凌晨4时30分许，联军猛烈炮击天津城和清军各处炮台，清军随即进行反击。在炮火掩护下，联军分两路出动：左翼由日军、英军、美军、法军等部队组成，约5000人，从大营门出发，由西面和南面攻打天津城；右翼由俄军、德军、法军等部队组成，从租界东面和东北面发动攻势。联军左翼部队沿海大道前进，经跑马场向海光寺机器局逼近。在机器局前门大桥处，清军借助有利地势实施有效防御，英国军队遭遇很大伤亡，阵亡人员中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劳埃德上校。上午7时许，日军冲过大桥进入海光寺机器局，驱逐机器局内的清军，联军的炮队随后跟进。11时30分左右，联军由海光寺机器局向天津城南门及城墙实施猛烈炮击。在上午的作战中，美军第九步兵团因为迷路伤亡惨重，里斯库姆上校也被清军打死。联军右翼部队出动不久，凌晨4时45分左右，法军野战炮击中了清军设在芦台运河附近的一个火药库，引起剧烈爆炸，升起的烟柱有200米高，很多俄国骑兵从马上被震落下来。爆炸过后五分钟，双方再次进行猛烈炮击。后来，俄国军队夺取清军“小树林炮台”，一步步迫近天津城下。与此同时，法军向郊区中心持续迫近，清军从防御工事和建筑物中向法军猛烈开火。
日本杂志描绘的八国联军与清军在天津交战的情形。由于清军顽强抵抗，直到13日夜间，联军始终无法攻入天津城中，他们的小炮几乎把弹药用光，12磅炮向天津城墙漫无目标地施射。联军的伤亡很大，尤其是左翼部队，其伤亡总数约750人，以美军和日军最为惨重。但是，联军的进攻给裕禄、宋庆等人造成强大压力，守城官兵失去斗志。7月13日，清军在天津城中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其中原因众说纷纭，给人总的感觉是“始乱终弃”，“树倒猢狲散”。刘孟扬这样记道：“宋宫保(宋庆)曾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而彼等皆遁往他处，以避枪炮，宋宫保大怒，即刻下令军中，痛杀拳匪，于是众拳匪皆将头巾、腰带、刀枪弃置于道，夺路逃走。(义和团)亦有藏在胡同内，将头巾、腰带解下，隔墙抛入人院中者，被杀死者数百人。”(《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天津一月记》则记道：“十七日(7月13日)，团(义和团)抢镇署，继又抢督辕，裕帅(裕禄)避入宋营。督辕设有各军粮台，其饷银被抢无遗，宋宫保闻而大怒，知团抢银后必逃去，因派弁勇在各路缉拿，一日间拿获二百余名，立正典刑，其腰间皆累累也……宋军遇团即杀，年十六岁以下，则酌给川资，令其回里。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义和团)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行囊中但有尺许红布即弃去。”(《义和团》二)7月14日黎明时分，裕禄、宋玉等人放弃抵抗，带领大队清军仓皇撤出天津城，逃往天津以北的北仓。到天津“奉旨办团”的钦差大臣、仓场侍郎刘恩溥向清廷报告说：卯刻(早晨6点前后)，臣见寓所门口溃退之军携带军械，逃跑者不下数千名。臣当赴督署会商如何办法。及至辕门外，已闻臣裕禄前赴北仓，城内各官俱行逃避。臣又急觅团民，奈竟不见一人。臣只得赶赴北仓，与臣裕禄会晤。裕禄云：“署内弹如雨集，本应殉节，唯因宋庆在此，须与面商，收集溃兵，遏其(八国联军)北窜之路。”并告臣可先入都，面奏一切情形等语。(《义和团档案史料》)清军溃散，天津城内百姓随之逃难，城内大乱。7月14日凌晨，直隶练军将领陈国璧率部下准备进行巷战，以阻击八国联军，在大伙巷、小伙巷等处设置障碍，堵塞巷口，构建工事。陈国璧所部堵塞巷口，必然堵塞民众逃生之路，天津武生李向辰“向陈国璧大声疾呼，为之痛陈利害，陈国璧始拔队而北走矣。逃难人民，由是填街塞巷，往北而逃”。(《天津拳匪变乱纪事》)7月14日凌晨4时许，日军炸开天津城南门的外门，然后爬过城墙，从城里打开南门内门，英军相继跟进，联军大部队进入天津城里。这时候，清军几乎完全撤离了天津，只不过有一些冷枪射击。凌晨6时许，天津城南部被联军占领；中午时分，联军占领了天津全城。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城内民众死伤惨重。刘孟扬记道：“顷刻之间，各国兵皆进城，人心大乱，时枪声仍不止，空中枪弹，嗖嗖作响，行人皆屈身缘墙根而行，其被枪击死者，处处皆是。”英国准尉吉普斯记道：“(天津城内)死尸的数字巨大，而他们的姿态非常奇异。一些中国人显然是在逃回家门口时中弹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尸体横卧在门槛上；另一些人是在房屋里被落下的炸弹炸死的，有一些尸体上的人皮都被烈性炸药炸掉了。沿南面城墙一带，尸如山积，特别是在城门周围，因为那儿遭到极其猛烈的炮火轰击。”(《八国联军在天津》)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后进行了疯狂的抢劫。英国人萨维奇·兰德尔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天津城池已经陷落，跟着而来的是抢掠!何等惊人的景象!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八国联军在天津》)曾经繁华的天津卫遭受巨大浩劫。7月16日，刘孟扬在城中散步，所见之处凄惨无比，他回家后记道：“此一行也，虽所见情景无多，然其晦暗凄凉之态，已令人不能忍受。到家后，偶一忆及，犹如有许多死尸，列横目前，痛定思痛，心伤神丧!”天津陷落的当天，义和团重要首领张德成右手虎口处被打伤，他脱掉义和团的衣服，装作百姓的模样出了西门。张德成到杨柳青招集义和团，遭地方绅士反对，只好又回到独流镇，把一些义和团聚在一起，企图东山再起，但是不久便被人打死。对于张德成之死，刘孟扬这样记道：匪首张德成从津逃走后，每率众拳匪向各号讹索银钱，或数千两，或数百辆不等。有不从者，则指为奸细，焚杀抢掠，不堪其苦。且每到一处，必令该处居民用八抬大轿迎接。某日，行至王家口地方，令居民迎接，该村镇甚小，并无巨绅显宦，因用关帝庙出巡会所用绿轿一乘，请张乘坐。(张德成)即以关帝庙为行台，踞坐其中，而谕众绅商勒派银钱粮米。乃竟触动该处公愤，齐将张德成设谋杀戮，洋枪刀械，并用兼施，尸骸尽碎，闻者快之。而崇信拳匪者犹曰：“张老师未死，用分身法走矣。”(《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天津义和团调查》一书也记载了张德成被杀一事，包括一个义和团民和一个当事人的说法，与刘孟扬的记述相差不大。管鹤所著《拳匪闻见录》中载：张德成到王家口，向当地富户强索米粮千石，并且以富户之子为质，富户招集当地人杀之。综合多种史料分析，张德成是因为率领义和团勒索钱财被王家口民众所杀。其他天津义和团重要首领，有的被官府杀害，有的远走他乡，天津的义和团活动沉寂下去。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管理这座城市。6月29日，各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召开会议，决定将天津局势的处置权交给军方，军方可以采取他们认可的一切措施。有鉴于此，7月16日，即占领天津的第三天，各国军事将领召开会议，协商恢复天津秩序问题。占领天津前后，俄军在联军中兵力最强，其指挥官的军衔最高，俄军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成为会议召集人，会议地点是作为俄军司令部的俄国商人巴图也夫寓所。阿列克谢耶夫在会上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临时政府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出兵各国各选派一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天津城市管理拥有发言权；二是任命一个总督，总督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拥有行政权。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招致英、日、德三国的反对，因为俄国人想要独揽天津城市管理权的意图昭然若揭。7月18日，联军指挥官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天津城市管理问题。各国最终达成妥协，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派出一名军官担任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行使城市管理权，三个委员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具体城市管理部门则由各国派员负责。会议还决定对天津实行分区统治，将天津以鼓楼为中心分成四面正角，西南部分归属英国管辖，西北部分归属法国管辖，西北部分归属美国管辖，东北部分及河北归属日本管辖，河东、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归属俄国管辖。7月30日，“天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地点就设在位于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俄军派出沃加克上校，英军派出鲍威尔中校，日军派出青木宣纯中佐，共同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是“总督衙门”，8月14日改为“都统衙门”。在清朝，都统是某一地区驻防八旗的最高军政长官，比如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等，“天津临时政府”改成这个名字，也算是入乡随俗，同时表明它是一个军政府。“都统衙门”下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局、军事部、司法部、公共粮食供应署和总秘书处，各个部门的主管大都具有专门资格和能力，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都统衙门”还设立了法庭，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但是最终判决要经过临时政府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都统衙门”的使命是殖民统治，镇压义和团成为其首要任务。“都统衙门”镇压义和团的手段十分残忍，对抓到的义和团民一般是就地处决，甚至悬首示众。八国联军也多次派出部队到天津城外的村庄清剿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下，义和团在天津地区的活动很快沉寂下去。另外，“都统衙门”严禁天津民众拥有武器，规定私藏武器者一律斩首。为了彻底去除中国的军事抵抗能力，“都统衙门”摧毁了清军在天津境内及沿海地区的原有军事设施，包括天津机器局、西沽武库和各处炮台等。1900年11月，“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都统衙门”决定拆除天津城墙，天津由此成为第一个拆除城墙的中国城市。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实施殖民统治，“都统衙门”在天津建立了警察制度。临时政府建立之初便成立巡捕局，招募巡捕。巡捕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组成，外国巡捕主要从八国联军官兵中抽调，华人巡捕由天津绅商保举本地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天津巡捕不仅负责治安、司法，而且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更加强化、细化。天津是除了租界以外第一个实行警察制度的中国城市。按照西方模式，“都统衙门”在天津建立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主要开征入市税(厘金)、码头税、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制度相对严格、规范。临时政府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国家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随后税收制度发挥作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完全能够维持政府开支，大部分税收被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中。“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引入新的文明，带来新的变化。临时政府推倒天津城墙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四条马路，同时修筑了城北门到运河边的道路、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交通状况和城市面貌，为天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交通状况改变后，天津出现了公交汽车和电车。1901年6月12日，临时政府将无轨电车的特许经营权原则上授予比利时人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1901年11月16日，一名日本商人在老城区开通公交汽车线路，并且得到临时政府的免税许可，天津的公交事业由此发端。1905年，“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开始在天津铺设有轨电车轨道。1906年6月，天津第一条有轨电车路线也是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单轨“白牌”电车正式开通运行。临时政府成立后，天津老城区出现城市照明。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做出决定，要求城区马路两侧安装照明路灯，每隔一百步安装一盏，费用由沿街房主承担。于是，“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1901年2月，临时政府筹划由政府出资安装路灯。临时政府授予“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电车经营权，要求该公司为电车经过马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天津老城区注册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中文名称为“电报局”，然后开始到处埋电杆，为一些机构和官员安装电话，天津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和商业运营由此开始。“都统衙门”成立后，天津出现公共厕所、自来水和近代城市排水系统。临时政府做出决议，禁止城区内随便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罚款一元。同时。临时政府以招标的方式在老城区建设公共厕所。从此，天津老城区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1902年，德国人汉纳根成立“洋行”，要在天津城南部修建城市排水系统，得到临时政府的同意。汉纳根洋行在老城区的西南挖掘了巨大的排污池，将老城区的污水排入其中，然后经专门水道将污水排到海河下游。这一城市排水系统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天津还成立了消防队，制定了交通法规，建设了公共墓地，甚至筹划人口普查。(以上资料来自《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1902年8月15日，列强将天津的统治权正式移交给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天津都统衙门”从此撤销。1900年7月14日，天津沦陷，而裕禄、宋庆、刘恩溥等官员都没有在当天向清廷报告这一重大事件。7月15日，清廷仍然给裕禄、宋庆等人下达谕旨，令其“人人用命，短兵相接，亦足以杀敌致果，杜其北窜之路”。7月17日凌晨，清廷接到裕禄、宋庆的奏折，报告天津城已经被联军攻陷，请朝廷严加治罪。裕禄等人的奏折令慈禧太后大惊，因为天津失守意味着她“以战促和”的策略彻底失败了。愤怒之下，清廷下达上谕，将裕禄革职留任，将宋庆交部议处。慈禧太后当天便采取多项重大举措，废弃“以战促和”的策略，转向“停战求和”。7月17日，清廷以内阁明发的形式发布上谕，称朝廷谊重邦交，不肯轻于决绝，著各将军、各地督抚仍按照条约保护教士、洋商；对杉山彬被杀一事“正深骇异”，对克林德之死“惋惜尤深”；“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著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备案核办”；“至近日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著该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人们从这道上谕中可以看到，因为天津陷落，清廷的政策瞬间出现大的转变，义和团从“义民”重新回归“土匪乱民”，面临被剿办的命运。同一天，清廷分别致法国、德国、美国元首国书，三份国书中相同的话是“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太后服软了。7月17日，北京使馆区实现了停火。窦纳乐来到内城城墙上视察防务，看到“在中国人的工事那里挤满了士兵，至少有二百五十人麇集在该处和附近的城墙上；他们的武器却完全看不见”。一位清兵统领甚至走过来和窦纳乐交谈，窦纳乐递给他一支雪茄烟。统领称，他属于甘军，受荣禄的直接指挥，荣禄希望停止战斗。实际情况是，荣禄奉了慈禧太后的命令，清军停火。窦纳乐回到使馆，给荣禄写了一封信，谈到如何实现停火：“鉴于同总理衙门已经开始谈判，使馆守军将不开火，除非他们遭到射击。但为了防止发生误会起见，较好的办法是不许有两名以上的士兵离开他们的工事，而且这些士兵必须不携带武器。”他把这封信交给那位清军统领带了回去。7月18日，守卫肃王府的柴大佐派出去的一个信使回来了，他带来了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的消息，并称联军将于7月20日前后向北京进发。这个消息令使馆区里面的人们欢欣鼓舞。这一天，窦纳乐收到了荣禄的回信，荣禄接受窦纳乐所提出的关于停战条款的协议。下午3时左右，受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派遣，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带领一些随从，由北御河桥进入英国使馆，与各国公使会晤，“所谈者皆事中窍要，所问者皆事中要件”。各国公使问：“李中堂鸿章到否？李秉衡到否？宋庆是否在京？马玉崑是否在京？”双方最后讨论了互相联络的方式。使馆区上空战争的阴霾一下子散去了很多。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年轻人游荡着进入清军的工事中，不但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而且受到了清朝高级官员的接见，最后在荣禄的士兵护送下回到使馆。一名清兵跑到使馆区，请求那里的医生为他包扎受伤的耳朵。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清兵把鸡蛋藏在宽大的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使馆里的人。7月19日，奕劻代表总理衙门大臣致信各国公使。这封信首先把攻打使馆区的责任推给了义和团，“其势汹汹，遏无可遏，甚且欲攻破使馆而后快”，称朝廷是保护使馆的；然后说天津方面战事非常激烈，隐藏了天津已经失陷的事实；最后提出各国公使暂避天津的要求：近来奉天、山西等省，团民四应，发愤勤王，均奉严旨勒令各该督抚及统兵大臣竭力弹压，不准北来。第恐川壅而溃，祸将不可胜言。再四思维，唯有仍请贵大臣等暂避天津……如贵大臣决计留京，将来设有不测之患，本爵大臣等业已忠告在先，不能任其责也。(《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封信给人的感觉是虚张声势。奕劻为什么会写信，再次劝说各国公使前往天津呢？这实际是慈禧太后的想法，她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劝说各国公使前往天津，让八国联军失去向北京进军的理由!窦纳乐随即给奕劻写了回信，拒绝了前往天津的要求。他在信中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能在北京保护我们，而答应在赴天津的途中提供安全呢？”他指出，为了和平起见，各国使节应该留在北京，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对各国使节的安全应该负有的责任。从7月19日开始，总理衙门开始往使馆区内送西瓜。送西瓜的差役回来说，使馆区内烧毁的大多是民房，各国使馆的建筑大都没有受损，只有一两处建筑遭到清军大炮轰击。7月20日，总理衙门置买西瓜、青菜两大车、两小车，送往英国使馆，供使馆区内人员食用。见此情景，使馆区周围的清兵和义和团颇为不服、不满，“意颇汹汹”。面对总理衙门的盛情馈赠，各国公使的态度是来者不拒。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拒绝接受朝廷的这批礼物，是更符合我们本来的情绪的，但是，采取这一行动将不符合我们既定的政策，即不做任何可能使‘温和’派感到为难的事情，而‘温和’派似乎正获得某些权势。因此，我们接受了这批礼物，交回一张正式收据，说明所列各物已经送到。”(《英国蓝皮书》)与使馆区洋人受到优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城中义和团的好日子到头了。7月18日，清廷给庄亲王载勋等人下达上谕，令守城官兵“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捆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查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以靖地方”。此上谕实际就是针对义和团的，自从上谕下达，西直门、阜成门、德胜门等处只准义和团出，不准义和团进，有庄王府腰牌的义和团才允许自由出入。清政府向各国公使示好，向使馆区运送西瓜、青菜，对京城内的义和团是一个刺激，义和团“皆不服，恐(清政府)与外国和约，将团众制服”，开始对清政府有防范之心。“各团皆要散坛，又不肯轻散，其心不可意度，大有叛逆不道之意矣。”7月20日，清廷再次针对义和团下达上谕：“京师义和团民，著董福祥选挑精壮，编列成军，即归该提督总统，申明纪律，藉资调遣；所余团众，仍著载勋等分别真伪，酌量存留，务须妥为钤束。”
第二章 李秉衡进京因为天津城陷落，从7月17日开始，慈禧太后迅速改变“以战促和”的策略，主动向列强示好。太后最担心的事情仍然是八国联军兵发北京，她下令在使馆区停火，向使馆区内送水果、青菜、面粉，希望和列强恢复和好，以消除联军北上的理由。但是，各国公使仍然持不合作态度，他们拒绝前往天津，很明显，他们等待着天津的联军来到北京。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为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做准备。7月19日，清廷给沿江、沿海各督抚下达上谕：“现在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惟春秋之义，不戮行人……但恐各督抚误会意旨，以保使为议和之地，竟置战守事宜于不顾，是自弛藩篱，后患更何堪设想……倘竟漫无布置，万一疆土有失，定唯该督抚等是问。”(《义和团档案史料》)此上谕态度坚决，要求各督抚全神贯注，积极备战。清廷不断给各省督抚下达上谕，积极筹措军队和粮饷，以应付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发。7月21日，清廷给裕禄、宋庆等人下达谕旨，称援军即将到达，要求他们在河西务、落垡等紧要地带做好布置，勿使联军北窜。同时，清廷饬令庄亲王载勋，命其派员统带义和团前往通州、天津一带“扼要助剿”，既把义和团调出北京，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大战做好准备。天津失陷以后，慈禧太后无疑是忧虑的。无奈之下，她想到继续给外国使节们施加压力，以逼迫他们尽快离开北京。于是，使馆区的枪炮声重新响了起来。窦纳乐记道：“(7月)24日，休战遭到了破坏，因为从好几个方向重新开始了来复枪射击，终于发展为来自北面和西面的猛烈炮击，虽然时间很短。我于25日致函荣禄，抗议破坏我们之间的谅解，并且要求发布命令阻止此事的重演。”(《英国蓝皮书》)当天，总理衙门给窦纳乐回了三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总理衙门解释了要求各国使节前往天津的原因，宣称那样的话，清政府只需对各国使节提供短时间的保护；“不比在京，乃居常之事，祸变之来不可揣测”，清政府难以对使馆提供长时间保护。总理衙门希望各国使节早日动身，前往天津。在另外一封信中，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拍发明文电报，以使各国政府对北京城里使节们的安全放心。窦纳乐认为这样的要求是傲慢无礼的。在第三封信中，总理衙门转达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对窦纳乐等人的关切，谈到了清政府对使馆区的保护问题。7月26日，总理衙门派人领取复信。窦纳乐想尽量拖延时间，称第二天复信。这一天，总理衙门再次给各国使馆送来西瓜、青菜，而且还有一些大米和一千磅面粉，称是“奉旨”送来。总理衙门得到的只是收据。窦纳乐看出了清廷的虚弱，对清政府虚与委蛇，只想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等待八国联军进京。他再次拒绝了前往天津的要求，也拒绝了拍发明文电报的建议，但信中也有口气柔和的地方，他提到使馆区内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痛苦，“为他们的食物获得某些调剂正成为一件亟待考虑的事情”。天津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感到恐惧，朝中主战派的士气也受到沉重打击。7月17日，礼亲王世铎来到军机处，见刚毅侧卧炕上，不住地呻吟：“不舒服。”世铎坐到刚毅的对面，问曰：“中堂如何不上神(指义和团的法术)？”刚毅没来得及说话，世铎又问：“天津已失，中堂义和团何在？”刚毅坐起来，沮丧地说道：“不要开此顽笑!”(《高枬日记》)当慈禧太后对局势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7月26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来到了北京，入宫觐见。“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李秉衡因为主张抵抗侵略被罢免了山东巡抚的官职。作为一位老臣，李秉衡身上有两大特质：一是为官清廉，颇有声望；二是一向主战，对外强硬。正是因为这两点，朝廷没有弃用李秉衡，1899年11月，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将其派往南京。太后决定与列强决裂后不久，1900年6月24日，清廷给李秉衡下达谕旨，命其来京陛见，毋稍刻延。清廷希望召李秉衡进京，以壮大主战派的力量。清廷给李秉衡下达谕旨的时候，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正在积极谋划“东南互保”，与列强妥协，主战的李秉衡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刘坤一等人撺掇李秉衡离开江南地区。6月26日，李秉衡与刘坤一等人联名上呈奏折，称李秉衡愿率武卫先锋左右两军一万余人北上勤王。耿直的李秉衡也愿意进京，希望能够为朝廷抵抗列强侵略尽忠出力。6月29日，李秉衡在扬州接到召其进京的上谕，马上招募二百人的卫队，星夜赶往北京。李秉衡北上途中路过景州，碰上了义和团围攻朱家河教堂。朱家河教堂是景州一带最大的教堂之一，义和团纷起后，教民不断聚集到这里避难，到6月中旬，避难人数已达3000人左右。6月18日前后，义和团不断向朱家河教堂聚集，围攻里面的教民。教民在两名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顽强抵抗，义和团久攻不下，双方形成对峙局面。7月16日，李秉衡到达景州县城。一些景州的士绅和义和团首领前去拜见李秉衡，称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汉奸的巢穴，希望清军能够帮助义和团打掉这个堡垒。李秉衡急于赶赴北京，没有为此事在景州停留，他命令陈泽霖统领的武卫先锋军帮助义和团攻打朱家河教堂。清军拥有大炮等重武器，所以清军参与攻打教堂后，朱家河教堂内的教民渐渐不能支持。7月20日，义和团攻入教堂内，对教堂内人员进行杀戮，两名外国传教士和大量中国教民被杀死。《拳祸记》称，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达1800百人，有的史料则称死亡人数达2000人以上。因为死亡人数太多，义和团攻打朱家河教堂事件成为庚子国变中的重大事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李秉衡被列强作为“祸首”追究责任，朱家河教堂一事是重要原因。1900年12月7日，奕劻在奏折中称：“李秉衡夙与西人为仇，由南省北来，途次督拳民攻毁教堂。”即是指攻打朱家河教堂一事。7月26日，李秉衡进入北京，随即觐见。在天津城失陷，太后一筹莫展的形势下，李秉衡进入北京受到各方面关注。他进京的当天，主和的侍讲学士朱祖谋、翰林院编修马吉樟前去拜见，“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恳请李秉衡向太后说明义和团真实状况，劝说太后与列强议和，以消除眼前的灾难。李秉衡点头答应。李秉衡入朝后，主战的大学士徐桐又迎上来，大声说：“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崇陵传信录》)慈禧太后见到李秉衡非常高兴，因为她正在愁苦当中，没有主意，她希望李秉衡这位老臣能够为她谋划。太后于宁寿宫三次召见李秉衡，与他长时间交谈。召见中，李秉衡对太后说：“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他仍然主张以战促和。对于义和团，他认为“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意思是说义和团是可用的，关键要以军队的办法对其约束、管理。听李秉衡这样说，慈禧太后便问：“在6月21日的奏折中，你不是恳请力剿义和团吗？”6月21日，李秉衡与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朝廷，恳请“力剿邪匪(义和团)，严禁暴军(甘军)，安慰各国使馆，明谕保护洋商、教士”。对此，李秉衡解释说：“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张之洞硬要把我的名字列入奏折中，实际我没有参与此事。李秉衡的到来让慈禧太后重新回到以战促和的思路上来。如果停战求和的策略无法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那就只能以武力拒之。慈禧太后就像一位落水者，拼命想抓住所有能救命的东西，哪怕是最后一棵稻草。7月26日，李秉衡成了慈禧太后想抓住的那棵“稻草”。李秉衡不但带来了20营清军，而且主战，怀有必胜的信心，京城里的大臣中已经找不出这样的人了。7月26日，清廷下达上谕，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均归其节制。以上诸军皆来自直隶省外，张春发、陈泽霖统领的是武卫先锋两军，约10000人；万本华统领的是山西的晋威五营，约2500人；夏辛酉统领的是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约3000人。同一天，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义下达懿旨：“李秉衡加恩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觐见之后，李秉衡离开京城前往河西务一带，组织清军抵御八国联军的进犯，以起到“救命稻草”的作用。但是，稻草终究是难以救命的，李秉衡被太后抓在手里，在太后沉没之前沉入水中。李秉衡进京，给慈禧太后带来一线希望，却给朝中一些大臣带来厄运，比如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许景澄、袁昶早就为慈禧太后、载漪等人所记恨。“己亥建储”后，耿直的许景澄、袁昶没有站到“大阿哥党”的队伍中，他们成为载漪等人的“眼中钉”。袁昶反对义和团，曾经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劝说载漪“勿为祸首”，信中有这样的话：“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醇贤亲王是指光绪帝的生父奕譞。这封信后为载漪所得，被送到慈禧太后那里。后来诛杀二人的上谕中称“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大概是指这件事。(《崇陵传信录》)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后，慈禧太后决心与列强决裂，招抚义和团。在仪鸾殿召见中，许景澄、袁昶反对朝廷实行的纵容义和团，与列强为敌的政策，态度鲜明。尤其在6月19日，仪鸾殿中，光绪帝情急之下曾经拉住许景澄的手，连声说：“更妥商量。”这一幕令慈禧太后感到非常恼怒，认为不成体统，她把满腔的恼怒记在了许景澄身上。因为以上事件，许景澄和袁昶为太后、载漪等人所记恨，这几乎为朝中大臣所共知，所以，无论是许、袁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都能感觉到二人大祸将至。许景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问生平和气，且不作刻薄事，想可侥幸，现惟耐心听天由命而已。”袁昶则对家人说：“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许景澄“神气颇惨沮，忧形于色”，袁昶“气象激昂，议论踔厉”。在这样的气氛中，李秉衡进京，亲手点燃了导火索，导致许景澄、袁昶二人被杀。事件的经过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李秉衡保守、排外，与许、袁二人的观点相对立，愤恨之余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了许、袁二人的坏话，导致二人被杀。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后来在自编年谱中说：“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也。”12月7日，奕劻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指许、袁)，(李秉衡)附和佥人而陷害之。”李秉衡性格倔强、固执，不容与自己政见不和的人，对政敌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愤恨。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威海卫抗敌，李秉衡当时任山东巡抚，本是在同一战壕中，由于对北洋势力抱有成见，李秉衡多次上书朝廷，请诛杀丁汝昌等人。政见之争往往导致血光四溅。另外一种可能是，李秉衡在太后面前说了一句煽风点火的话：“极言东南和约之非，且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拳乱纪闻》，《义和团》一)
太常寺卿袁昶。慈禧太后对外决裂以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对清廷的一系列上谕持反对态度，没有在东南地区与列强翻脸，反而搞起了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做法，慈禧太后感到不满却又无奈，而李秉衡则坚决反对，所以“极言东南和约之非”。出于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不满，李秉衡在慈禧太后面前称，应该杀外省一两个统兵大臣，以树立清廷的权威，继续与八国联军作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李秉衡的话正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天津陷落之后，清廷实行的“以战促和”策略瞬间破产，朝中士气低落，清廷权威跌落，而这种局面对于集中全国兵力、财力，阻止八国联军进京是非常不利的。怎样才能重树清廷的权威呢？在君主专制时代，诛杀一二大臣是一种常用的办法，可以达到儆醒人心、树立权威的目的。但是，李秉衡所说诛杀外省一二统兵大臣的办法难以实行，因为当时形势危急，朝廷需要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维持大局，而杀外臣也容易激起事变。这时候，一直为太后所记恨的许景澄、袁昶成为朝廷诛杀的目标。总之，朝廷诛杀许、袁二大臣，李秉衡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称：“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7月28日，清廷下达上谕，称：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对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义和团档案史料》)清廷下达诛杀许、袁二人的上谕后，荣禄“微争”，太后微笑不语，荣禄跪地不起。太后说：“若敢抗旨耶？”最终未许。行刑时，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徐承煜是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排外，与许景澄、袁昶等人为敌，所以监斩许、袁二人时“色独喜”。袁昶视死如归，笑着对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同样面色不改，大义凛然，说：“我于朝廷可谓尽忠矣，无如朝有奸臣，莫可奈何。今日之死，名正言顺，自忖无愧矣。”《拳变馀闻》载，许、袁二人被杀后，因为载漪、刚毅余怒未消，其家人不敢收尸，第二天，兵部尚书徐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殓焉”，为载漪等人所记恨，14天后被杀。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与各国公使们陷入了一种类似“猫和老鼠”游戏的状态中。清政府不敢对外国使节怎么样，他们想尽办法让使节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阻止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而各国公使们就是不离开北京，他们想尽办法拖延，以等待联军的到来。7月29日，包围使馆区的清军重新开火。窦纳乐记道：“29日是明确恢复敌对行动的日期，他们在北御河桥上修筑了一个新的工事，而且从该处及其他地方很有规律地进行开火。”清军重新开火，无非想再次给外国使节施加一点压力。双方断断续续交火，没有发生大的伤亡。清军重新开火，为窦纳乐等人拖延时间提供了很好的理由。7月30日，窦纳乐致信总理衙门，称：“当对北堂和我们自己的进攻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对于前往天津途中的安全不能感到放心。”7月31日，清廷对窦纳乐的说辞做出反应，下达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无用枪炮轰击。”实际是下了停战令。同一天，总理衙门复信窦纳乐，称7月29日的开火是使馆区内教民首先挑衅所致，清军不会再有攻击之事，然后重申将为各国使节前往天津提供安全保证，希望公使们早做决定。当天晚上，使馆区再次传出零星的枪声。8月1日，庆亲王奕劻致信各国公使，称昨晚又有教民向清军开枪，清军伤亡两人，随即还击，希望公使们对教民严加约束。奕劻另外说道：“传闻使馆区内教民麇聚太多，教民们不愿意使节们离开北京，试图永远依靠；希望公使们识破教民的意图，不致堕其术中；关于公使们前往天津暂避一事，希望两三日内予以答复，以便中国政府料理一切。”同一天，公使们得到从天津传来的消息，称援军将在几日内启程。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窦纳乐等人留在北京，与清政府拖延下去的决心。窦纳乐随即致函总理衙门，称炮火是清军发射的，假如清军不停火，各国使节是不会离开北京的；对于公使们受中国教民的影响而踌躇不决，不能离开北京这样的说法，窦纳乐在信中予以否认。8月2日，清廷通过内阁明发两道上谕。一道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各统兵大员对洋商、教士设法保全；对于悔过自新的教民，不得概加杀戮，要令其自行解散，回乡居住。在另一道上谕中，清廷饬令荣禄遴派妥实大员，带同得力兵队，负责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倘有匪徒窥伺抢掠情事，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之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只要是明文电报，由总理衙门速为办理，勿稍延搁。8月3日，窦纳乐收到总理衙门送来的两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总理衙门没有谈到双方停火的问题，而是通知窦纳乐等人，荣禄已经奉命为保护各国公使前往天津做好准备。在另外一封信中，总理衙门称，使馆与本国政府的电报通讯已经恢复，关于不许发密码电报的禁令已经暗中取消。这封信中附有英国外交大臣给窦纳乐发来的密码电报，询问使馆的安全状况。总理衙门为什么同意了各国公使发送密码电报呢？总理衙门原来不允许各国使节用密码电报与本国政府联系，是害怕列强知道使节被围困的真实状况；总理衙门希望公使们向本国政府发送明文电报，报告平安，以此阻挡联军进犯北京的脚步。各国公使对此予以拒绝。总理衙门无奈，只好求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赫德认为，即使公使们发送明文电报报告平安，各国政府也不会相信；不妨让各国公使用密码电报与各自政府联系，密码电报由总理衙门代为收发，或许还有转圜余地。总理衙门听从了赫德的建议。对于与总理衙门的信函来往，窦纳乐将其看作是一场百无聊赖的辩论，并且对中国官员的辩论能力感到不满：“他们一贯玩弄回避争论中的问题的手法，但是，在我们所评述的这些来往信件中，他们当自己的目的无法实现时又表现了一种奇怪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们显然急于想诱使我们离开使馆。”(《英国蓝皮书》)对于总理衙门8月3日的信函，窦纳乐还没有来得及做出答复，8月4日，他又接到了总理衙门一封紧急信件，询问各国使节启程的日期，以便“赶紧”为此做出安排。窦纳乐猜测，可能是天津的援军已经向北京进发了，引发了总理衙门急躁的情绪。他心里暗自得意。其实，引发总理衙门急躁情绪的并不是八国联军的出动，而是直隶总督裕禄的一道奏折。8月3日，裕禄上呈奏折，报告天津方面的战守情形。裕禄在奏折中称：“各国大队之兵，多聚于天津北关外虹桥武库一带，时图出窜”。“洋兵百计窥伺，昼则猛扑，夜则偷营，或虚张声势以疑我，或交绥即退以诱我，其种种狡谋，急思乘虚蹈隙为北窜之计。”随后，他又讲了具体的战例：7月30日，击溃日军进攻，毙敌一百多名，受伤者不计其数；7月31日，一千余名洋兵前来挑战，登时被击溃，奔窜而逃。裕禄又在谎报军情，蒙蔽清廷，八国联军根本没有在7月30日、31日发动攻势，更没有被清军击溃。但是，裕禄的奏折却让清廷感到紧张，因为奏折透露的信息是“洋兵亟欲北窜”。为了阻止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军，总理衙门催促各国使节尽快离开北京，所以接连不断地致函窦纳乐等人。面对总理衙门的催促，窦纳乐根本不着急，他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我们手边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拖延理由，即我们自一日以来便处于猛烈的炮火之下，但总理衙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论据，因为它根据中国驻各国公使的来电通知我们说：我们所有各国政府已要求立即发给我们离开北京的护照。”(《英国蓝皮书》)8月5日，窦纳乐等人通过公使团首席公使致函总理衙门，声称需要直接得到本国政府的训令才能离开他们的岗位；为了得到本国政府的训令，总理衙门应该转发各国公使给各自政府的密码电报。8月5日晚上，使馆区发生了一阵猛烈的炮击，时间很短。8月6日一早，奕劻致函窦纳乐，首先称公使们给各自政府的密码电报已经送往山东发送出去；然后提出强烈抗议，称使馆卫队首先开火，发动了对清军的攻击。窦纳乐则立即回信，声称总理衙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后来，窦纳乐承认清军的此次攻击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他认为是清军首先开火)，而总理衙门抢先提出抗议是一种善意的表示。直到这时，窦纳乐仍然没有得到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所以他还是坚持他的拖延策略。他从总理衙门的来函中知道，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正常工作，于是，他于8月8日致函总理衙门，称：如果中国政府对和平仍抱有希望，就像中国公使仍然履行他的职责一样，各国驻华公使也应该正常履行他们的职责，朝廷就不应该允许中国军队向使馆卫队开火，不应该阻止使馆方面获得供应。窦纳乐派信使将此信送往总理衙门。信使回来的时候，给窦纳乐带回了一份公函，公函称：李鸿章已经被任命为全权大臣，通过电报和各国政府谈判，以结束当前的危局。窦纳乐非常高兴，因为这表明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了，清兵将不会对使馆区实施猛烈的攻击，使馆区内的人们可以坚持更长时间。8月9日，使馆区周围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军队，清兵使用新式的威力更大的来复枪。窦纳乐等人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但是，根据多年行伍经验，他也做这样的推测：是不是天津的联军已经出动，眼前的这些清兵在联军面前吃了败仗，撤退到了北京？对窦纳乐等人来说，真正的喜悦于8月10日到来了。窦纳乐于8月6日派出去的一名信使带回了英国将军嘎仕礼的信件，信件写于8月8日，称：“联军的强大部队正在前进。两次击败敌人。坚持你们的勇气!”当天，柴五郎大佐也收到了日本将军福岛的信件，信件同样写于8月8日，不但交代八国联军正在向北京进发，而且预测了联军到达北京的时间：“除非发生某些意外的事件，联军将于9日到达河西务，10日到达马头，11日到达张家湾，12日到达通州，13日或者14日到达北京。”(《英国蓝皮书》)
第三章 恐慌与疯狂无论是攻打大沽炮台，还是占领天津，八国联军的最终目的是前往北京，解救陷入险境中的外国人。攻占大沽炮台后，列强不断向天津派兵，至6月底，列强登陆部队的总数大约是14000人左右。联军指挥官认为，以这样的兵力联军难以战胜阻截的清军进入北京。6月29日，一个从北京来的信差进入天津，给英国领事贾礼士带来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于6月24日的字条，字条上写着：“外国人士被围困在英国使馆内!局势险恶!快来!”信差称：好几个国家的使馆已经被毁坏，仅有两三个使馆保留下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当天，天津租界内的联军指挥官召开会议，谈论向北京进军的问题。他们估计，联军进军北京必须有25000人。7月2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在给英国海军部的电文中称，为了进军北京和维护交通线，差不多需要4万人的军队。很明显，列强需要继续向天津增兵。如何继续向天津增兵，这是个问题。英国虽然以老大自居，因为地处欧洲，加上在南非还有一场布尔战争在打，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向中国输送一支强大的军队。法国和德国也难以做到。因为与中国接近，日本和俄国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向中国投放大量兵力，可是英国又不愿意让俄国在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英国人希望日本能够发挥更大作用。7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命令英国驻日大使怀特赫德与日方交涉，敦促日本尽快增兵中国。7月3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同意继续向中国派兵。日本第五师团当时处于被动员的状态。日本的增兵计划最初遭到俄国的反对，后经过英国、德国的劝说，保证日军在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殊权益，俄国最终同意日本向中国大规模增兵。7月13日，怀特赫德奉命通知日本方面，如果日本除了派遣15000人(第五师团)外，能够另外派出20000人的部队，英国政府可以向日本提供10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后，日本迅速将第五师团派往中国。到7月底，日本派往中国的兵力总数大约在20000人左右，由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任司令官。英国、美国、法国的援军也源源不断向天津输送。到7月底，联军集中到天津的兵力大约在40000人左右，具备了向北京进发的条件。8月1日，联军中军衔最高的俄军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召集各国高级将领开会，会议决定联军于8月4日下午开始行动，向北京进发。8月3日，联军高级将领再次举行会议，最终确定联军于8月4日下午3时从天津出发，进入前沿阵地，8月5日凌晨对清军发动攻势；投入兵力约为18600人，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3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500人，法军800人，德军没有参加；联军兵分两路，沿运河左右两岸前进。(《八国联军在天津》)
庚子年派往中国作战的日本兵。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第五师团始终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甲午战争、庚子国变，还是抗日战争，日军第五师团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在天津以北，清军布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位于北仓一带，第二道防线位于杨村一带，防守兵力主要是从天津撤退出来的武卫前军、武卫左军、淮军等部队。《庚子从军日记》载：从天津撤出后，宋庆令各军整顿军械粮饷，查点人数，武卫左军与武卫前军各有20营，总计20000人左右。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马玉崑命令清兵开挖壕沟，修筑墙垒，在要隘处埋设地雷；另外在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灌注，使得数十里内汪洋一片，想以此阻挡八国联军的进犯。8月5日拂晓，联军发起攻势，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阵地，然后向北仓发动进攻。日军担任主攻任务，英军在右侧策应。清军顽强抵抗，仍然没有阻挡住联军的攻势，于上午7时左右全面溃败，北仓失守。日军伤亡300人左右，英军伤亡25人，其他国家的军队伤亡很小。8月6日，联军向杨村一带的清军发起进攻，攻击任务主要由俄军、英军、美军承担。清军坚守了4个小时后溃败，杨村失守。美军在杨村的伤亡总数是：9人战死，64人受伤。8月6日清晨，另外一支联军部队，约12000人，夺占了距天津2英里的西沽。8月6日，前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宋庆在8月7日的奏折中称，裕禄在杨村督战，见各军队伍退过营门，“见事不可为，口呼智穷力竭，辜负皇恩，遂以手枪自击，登时气尽”。宋庆报告说，在北仓、杨村的战斗中，清军伤亡3000余名。裕禄是庚子国变中的重要人物，他庸碌少能，对上蒙蔽，对义和团在直隶泛滥以致酿成重大事件负有重要责任。在报告裕禄死讯的奏折中，宋庆仍像裕禄一样谎报军情，称其在杨村亲自督战，清兵奋勇攻击，“击毙敌兵将及万人”；称其在杨村指挥炮队轰击洋兵，“毙敌千余名”。鸦片战争时期，大臣们大肆蒙蔽道光帝，令人气愤而感叹；而60年后，这样的行径仍然大行其道，可见只要专制社会存在，上下蒙蔽的“毒素”就难以去除。接到宋庆的战报，慈禧太后大为慌张，乃至大哭，问身边大臣们怎么办，因为朝廷刚刚斩杀了许景澄、袁昶，大臣们无人敢言。这时候，清军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防务非常薄弱，从外省调入的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等人的部队驻扎于河西务一带，“情形均甚劳顿”，归李秉衡指挥；宋庆率领从天津溃退下来的清兵驻扎在蔡村一带。8月6日，慈禧太后感到大事不妙，开始为西逃做准备，计划于8月10日逃离北京，命东阁大学士昆冈为留京办事大臣，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等待圣驾。军机章京一行人随即西出彰仪门，前往长辛店，车上插着随扈黄旗，导致京城中人心惶惶，市面更为震动。8月7日，清廷给李鸿章发去电旨，称：“此次中外启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著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8月8日，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谕令，称：“现在军机益形吃紧，各路赴京营伍尚未到齐。著各本省及沿途各督抚，再行赶紧严催，俾令克期北来。倘仍有逗留不进，藉词迁延贻误者，定当执法严惩，决不宽贷。”8月8日，因为车辆置办不齐，加上有一些大臣恳请太后留京以安民心，慈禧太后决定暂时不做出逃打算，召回了在长辛店待驾的军机章京。8月8日，经过短暂休整后，八国联军继续向前推进，出发先后顺序是日军、俄军、美军、英军，其中日军为8000人，俄军为4000人。联军一路上遭遇清军抵抗很少，很多无辜而没有抵抗力的中国百姓被联军士兵像野兽一样打死。宋庆的部队早已溃散，联军傍晚的时候在蔡村附近集中。8月9日，八国联军进至白庙。8月10日，联军到达河西务一带，李秉衡率领的清军全面溃败，其本人退往张家湾。李秉衡在奏折中这样记述当时情形：“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清军)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岂旦夕之故哉？”(《义和团档案史料》)前方清军快速败退，至10日傍晚，北京城里已经满是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清兵。差役王大点在日记中记道：“至平西时走至东珠市口，瞧见有陈泽霖、万本华、张春发、总统宋庆所部毅军先锋、武卫军各队兵勇，均由马头地方败下，失散队伍，顺着大街，沿途屡行多有，各铺俱有投宿之败勇。”(《王大点庚子日记》)从城外抬回来的士兵大都断手断足，气象凄惨，大学士徐桐见后，说：“这回纵然失国，已是正大光明。”8月10日，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里，要求八国联军尽快向北京进发，以拯救他们，电文中充满恐慌与谎言：“李鸿章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有充分的权力同各国外交部商定一切问题。无论进行任何谈判，部队都不应延缓对北京的进军。我们每天仍遭到炮火的袭击，而且我们的供应现已被完全切断，因此，除非我们马上得到援救，我们便必须投降。”8月11日，清廷给宋庆下达上谕，命令他照会八国联军将领，告知李鸿章正在与各国政府商议停战，希望联军将领先行停战。清廷的种种举措根本挡不住联军的前进，当天，联军逼近张家湾，清军继续溃败，李秉衡愤而自杀。随军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记道：“由于某种理由，中国人拒绝战斗，并且扔掉他们多余的行李而迅速逃跑了。日本人烧了这座城镇(张家湾)，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见烈火浓烟包围了这座城镇。其目的是在夜间让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害怕。”(《八国联军在天津》)李秉衡尽管思想保守，有排外意识，然其大义凛然，在国家危亡时刻至前敌抵御侵略，史书对此大都持肯定态度。《清史稿》称：“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9月6日，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想起挺身而出的李秉衡，下达上谕对其悼念、抚恤，赐谥号“忠节”。8月11日早晨7时许，总理衙门致信窦纳乐，宣称可以为使馆代购物品，充分表达善意。与这一信函一起到来的却是清军对使馆区猛烈的攻击，使馆方面敲响总警钟，动用预备队，以应付受到的打击。清廷在同一时间里做出自相矛盾的举动，只能说明慈禧太后等人已经是方寸大乱。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一路所向披靡，清军根本挡不住联军的进攻。清军溃败的消息传进皇宫，慈禧太后大为恐慌，只有不断向列强示好。但是，窦纳乐等人打定主意，就是不离开北京，等待八国联军的到来。八国联军进京对太后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她要为她以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慈禧太后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她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像她的丈夫咸丰帝一样仓皇逃出京城，走上颠沛流离的路途，颜面尽失。恐慌、恼怒一齐涌上太后的心头，8月11日，她做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情，下令诛杀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三位大臣。清廷的上谕称：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位大臣罪名含糊，罪不当诛，实际都是因为遭慈禧太后记恨而被杀。徐用仪，1826年出生，浙江海盐人，1859年中举，1862年为军机章京，次年在总理衙门行走。1882年，擢工部右侍郎；1894年，以吏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在甲午战争期间，与孙毓汶等人相接纳，主和，遭弹劾，1895年退出总理衙门、军机处。戊戌政变后被重新启用，任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原是太后的宠臣，否则也不会被第二次启用。可是，重新被启用后，徐用仪屡屡招惹太后不满。首先，朝廷立溥儁为大阿哥，“用仪不甚附和”，太后肯定会生气；在6月17日的仪鸾殿召见中，徐用仪反对对外开战，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与太后主张不同；太后杀许景澄、袁昶，作为同乡，徐用仪为其收殓，这也是对太后不敬；徐用仪曾经上奏，称洋兵已经抵达通州，请太后和皇上准备车驾暂避，而载漪对太后说：“已三次往探，并无洋兵踪迹，徐用仪谣言惑听，可杀也。”(《庚子大事记》)徐用仪接二连三地招惹太后记恨，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联元被杀也是因为他屡屡招惹太后记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生病，召见联元，“颇见亲”；联元见光绪帝后，对太后曰：“皇上当保全。”话未说完，太后骂道：“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联元口吃，语塞而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联元同情光绪帝，肯定为太后不容。在四次仪鸾殿召见中，联元两次站出来，反对太后围攻外国使馆，反对太后与列强决裂，太后当时就要把联元斩首，幸亏载勋出面相救。太后面临穷途末路，用杀人的方式宣泄她内心深处的绝望，这一次谁也救不了联元了。慈禧太后对立山更为痛恨，因为太后对他更好。太后平时对立山非常宠信，令其长期担任内务府大臣之职，在自己身边伺候，立山也因此赚得家财无数；但是在关键时刻，立山站错了队，在6月17日仪鸾殿召见中没有支持太后的主张。太后对此特别恼怒，所以称立山“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立山也就难逃被诛杀的命运。慈禧太后杀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时的心态很像三国时袁绍杀田丰。袁绍与曹操大战的时候，谋士田丰劝说袁绍不要贸然攻打曹操，因此得罪袁绍，被囚禁起来。袁绍发动对曹操的攻势，被曹操打败，消息传来，有人对田丰说：“主公必然看重你，因为你是对的。”田丰说：“若是我军打了胜仗，我一定会安全；现在我军打了败仗，我就要死了。”袁绍回来，对左右说：“我不用田丰的计策，打了败仗，一定被他耻笑。”于是杀了田丰。慈禧太后下达谕旨诛杀三大臣，当时荣禄刚刚进入宫中，请徐桐与他一起劝阻太后，徐桐说：“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无奈之下，荣禄一个人来到慈禧太后面前，磕头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慈禧太后说：“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
第四章 哭泣的古都随着八国联军逐渐逼近北京，京城里混乱一片。从8月9日开始，甘军、武卫中军“连日三五为群，持刀直入官绅宅第，抢夺骡马车辆，声称借用”。清兵、土匪在城内大肆抢劫，米铺、当铺、钱铺，均被抢劫，“北城北新桥天益泰抢有两万若干银，又大弘庙车店被抢，其余未闻，不知其数”。8月12日，听说李秉衡前方兵败，慈禧太后大哭，对身边大臣说：“余母子无类矣，宁不能相救耶？”大臣们皆惊愕不语。太后派王文韶、赵舒翘前往使馆乞和，王文韶以年老推辞，赵舒翘说：“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臣拙于口，亦不能引故事而争也。”荣禄说：“不如与书，观其意。”于是，慈禧太后命庄亲王载勋口传谕旨，令庆亲王奕劻等人速往各国使馆商议停战。奕劻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致信窦纳乐，表示愿意亲自前往使馆与各国公使进行和谈。窦纳乐尽量拖延时间，答复说第二天早晨接待他们。当天，清军仍然对使馆区发动攻击，安设在德国使馆附近城门上的一门大炮重新开火。清军向前推进，遭遇使馆卫队的猛烈射击，使馆卫队施放诺尔登费尔特机关炮，有27名清兵被打死了。使馆卫队的伤亡不大，法国的拉布劳斯上尉被打死。8月12日，八国联军进入通州。美国军官达格特记道：“本来以为中国人会在通州进行抵抗的，日军前卫在12日一早就出发了，没有遇到抵抗就到了南门。炸开城门后发现城里已空无一人。军队在正午时露营。日军前卫队继续向前推进约七英里，离北京只有五六英里了。”(《八国联军在天津》)8月12日下午，俄军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通知其他司令官，建议联军在通州休息一天，因为他的士兵太劳累，必须休息。利涅维奇中将的心中隐藏着一个阴谋。其他司令官只好同意这样做，将8月13日这一天用作侦察，为进攻北京做准备。各国司令官一致同意，联军于8月14日一齐到达日军前卫当时占据的战线，然后举行军事会议，为8月15日进攻北京详细部署。8月13日，慈禧太后也在紧急布置京城防御措施。太后召帮办北洋事务大臣、四川提督宋庆入京，中午前后召见。宋庆称：“洋兵四路包抄而来，彼众我寡，不遑迎接，唯有鼓励将士死战而已。”退朝后，宋庆前往军机处，面对里面的大臣，愤愤地说道：“诸君信任团匪，酿成巨祸，此时团匪已散，我一国势难抵敌联军，恐京师终难保守。”当晚，慈禧太后命马玉崑率所部拔队入京，召马玉崑觐见，讨论“护驾出京之计”。除了从天津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防守北京的清军还有神机营、虎神营、甘军、步兵统领所属部队，总数大约有10万人。但是，当时北京城里已是军心大乱。董福祥统帅的甘军实际负有保护太后等人出京的任务，在出京之前，董福祥纵兵抢掠，“满载出城而西”。京城中的义和团尚有数万人，这时候纷纷摘掉红巾，一哄而散，没有了踪影。
1900年驻扎在北京城墙上的俄军士兵。8月13日，奕劻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没有按照约定前往使馆，在给窦纳乐的信中称：“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都很忙，不能前去看望他们。”窦纳乐害怕清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回信中说，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天津的消息，知道联军已经向北京进发，警告不要再进攻使馆，否则会受到人身报复。信差从总理衙门给窦纳乐带回了三封信，信件传达了奕劻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善意，希望双方停火，华人和洋人均不再闻枪声。可是，与这三封信一起到来的是清军猛烈的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了窦纳乐的更衣室。夜间，清军的攻击更加频繁，窦纳乐不得不三次招集预备队支援火线。8月14日凌晨，从一片枪炮声中，窦纳乐等人已经能够分辨出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声和重炮声了。8月13日夜间，没有和其他部队打招呼，俄军离开了通州的营地，单独向北京进发，直扑北京东便门。俄军的意图是第一个攻进北京城，夺取头功，以便在以后分赃的时候获得更大份额。这就是利涅维奇中将心中的阴谋。英国将军嘎仕礼后来在报告中说：“由于俄军的提前进军，(联军)集中的意图被放弃了。各军都急速地前去攻打北京城。”日军、美军、英军等部队于14日上午先后发动了对北京城的攻势。8月14日凌晨2时左右，俄军用大炮轰开了北京东便门外城的城门，向内城推进，遭到内城墙上清军的猛烈射击，俄军伤亡很大，难以攻克内城门。因为俄军最早发起攻击，清军闻讯向东便门附近集中，对俄军猛烈射击，击毙、击伤俄军120余人，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少将受伤，安丘科夫上校被打死。直到14日中午，俄军始终无法进入北京城中。8月14日上午9时许，日军发起对齐化门(朝阳门)的攻势。日军集中了40多门大炮猛烈轰击齐化门，使整个城门箭楼变成了一堆废墟。当日军向前推进时，清军顽强抵抗，猛烈射击，齐化门久攻不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只好下令暂停进攻。当天晚上9时许，日军用大炮轰开齐化门、东直门，并占领北面和东面的城墙。日本驻天津领事称，在8月14日的战斗中，日军伤亡100人，包括3名军官，清兵阵亡400人；至8月17日，日军伤亡人数超过200人，包括1名大佐和8名军官。(《英国蓝皮书》)8月14日上午，美军来到沙窝门(广渠门)附近。因为俄军在东便门的攻势吸引了清军主力，美军没有遭遇猛烈射击。利用这一时机，一些美军把城墙上的好多小洞和突起点当作梯子，顺利地爬上了北京城墙，然后对城墙上的清兵进行射击。上午11时左右，美军在城墙上竖起了自己的军旗。因为通往使馆区的城墙完全被清兵占领，美军转而向西攻击前进。英国军队于8月14日中午才赶到北京的城墙下面，却成为第一支进入使馆区的联军部队，这得益于窦纳乐8月6日送出去的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窦纳乐的参谋长为英军标出了进入北京城的一条暗道——崇文门西边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门。下午3时左右，英军司令官嘎仕礼带领部分英军官兵钻过御河水门进入北京城，径直来到使馆区，受到窦纳乐等人的迎接。被围困期间，使馆区内的外国战斗人员共有65人死亡，有167人受伤，外国非战斗人员有一定伤亡，具体数字不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被围困期间肃王府的人员伤亡数字是：外国人阵亡20人，受伤48人；中国教民阵亡18人，受伤85人。(《英国蓝皮书》)考虑到使馆区内的中国教民主要集中于肃王府，据此推算，被围困期间使馆区内中国教民的伤亡数字不是很大。8月14日，北京城里一片大乱。下午1时后，“自东来信，倭兵进城，人全都跑回，各处惊怕，将事业、家具、物件撂下，均跑向西便门逃走；各户紧闭门户，无不畏惧。又瞧见甘军步队，由北口往西败走不少。又闻武卫、虎军、甘军各散队伍逃亡西，出广安门。”(《王大点庚子日记》)下午6时左右，清军设在宣武门上的大炮忽然猛烈开火，向东南方向发射30余发炮弹，轰击天坛等处的联军。指挥开炮的是兵部尚书、正红旗都统敬信。有人劝他赶紧撤离城楼，他回答说：“我职守攸关，未发一炮而走，不可以!”敬信此举令联军将领钦佩不已，他后来也没有遭遇恶意对待。8月14日，慈禧太后尚在宫中。早朝的时候，大学士、六部九卿，无一到者。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大臣们皆不言，皆无对策。荣禄后来说：“还是致函各国公使，请求停战，慢慢议和，他们应该能听进去的。”太后说：“赶快去办，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指望它了。”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只有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其他人皆不在。太后说：“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都回家去，置我母子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她又对王文韶说：“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8月15日拂晓，北京城内枪声又起。载澜进入仪鸾殿，对太后说：“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太后赶紧起身，问皇帝在哪儿。光绪帝这时候正在某殿中拈香行礼。光绪帝来到后，太后说：“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光绪帝把朝珠、缨帽胡乱抛弃，扔掉了外褂，换了黑色长袍。慈禧太后也换上了汉族下人服饰，穿蓝布夏褂，坐上载澜的车子。
进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在北京城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所犯罪行罄竹难书。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大阿哥溥儁等人仓皇逃出西华门，直奔德胜门。跟在太后身后的是载漪、奕劻、载勋、载澜以及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人。因为厌恶珍妃，慈禧太后临行时命人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数十位不能跟随太后逃走的宫人只能赴水而死。担负护驾任务的有马玉崑率领的千余名弁勇，另有神机营、虎神营、八旗练兵约1000多人。慈禧太后一行人到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仓皇而逃。8月15日，荣禄在紫禁城内遇见崇绮，“相见大哭”，随后带领武卫军数营仓皇出京，经卢沟桥、长辛店到达良乡，一路上与张春发、陈泽霖、余虎恩、董福祥等人会合。荣禄收拾残军，前往保定。8月15日清晨，日军、俄军向北京城内开进。7点30分左右，美军在前门集合，在内城城墙上架起了四门大炮，以其中三门大炮轰击西边的顺治门(宣武门)，一门大炮对准紫禁城。为了占领皇宫，美军用大炮轰开了紫禁城的前三道大门，即将进入皇宫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司令官沙飞的命令，要求停止进攻，不能占领皇宫。美军随即从紫禁城撤出。8月15日下午，各国司令官召开会议，对于攻打紫禁城一事产生争执。俄国司令官利涅维奇主张联军不要进入皇宫，应该对清朝皇室采取宽容的态度。利涅维奇的主张得到了法国司令官的支持。从自身利益考虑，俄国希望维持清廷的原有统治格局。会议决定，将是否占领紫禁城一事留给外交使团开会决定。8月16日，各国公使和联军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占领紫禁城。会议分歧严重，窦纳乐等人不赞成联军放弃皇城。最终，会议决定联军重新开进紫禁城。美军第九步兵团派出一个分队驻守紫禁城午门，紫禁城的东、西、北三面则由日军驻守。8月16日早晨，八国联军进入西什库教堂，围困教堂的清兵和义和团被驱散。被围困期间，守卫教堂的水兵有11人阵亡，12人受伤，中国教民死亡400人左右。(《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8月16日，北京城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至此，由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引发的动荡与骚乱尘埃落定：义和团迅速消散，使馆和教堂被围困的局面结束，清廷逃出北京，向列强求和、投降。所以，1900年8月16日可以作为庚子国变的结束时间。8月15日，慈禧太后等一行人逃离北京，八国联军大规模入城。从这一天，古都北京迎来了又一场浩劫。八国联军入城后，京城内的百姓蜂拥出城，四处逃难。仲芳氏在8月15日记道：“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拥塞道路。无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带水而行，嚎哭之声，惨不忍言。各城门楼均为洋兵屯占，在城墙上绕放枪炮，以施其威。其炮声甚烈，每一炮响三声，炮子空中飞舞，三四里之外始落，震摇房舍，恍(晃)动墙壁倾颓，沿城施放，接连不断。”(《庚子记事》)进入北京城后，八国联军大开杀戒。杨典诰当天记道：“皇城之内，杀戮更惨，(联军)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一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庚子大事记》)八国联军以报复义和团为名，将设过拳坛的庄王府、端王府、户部办公之处等付之一炬。面对残暴的外国军队，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许多朝中士大夫愤而自杀或者阖家殉难，以决绝的方式抗议乱世的到来。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称：“连日阵亡将校六百四十员，其余文武大小、官绅耆民等阖家或引火自焚、仰药以殉、投井而殁者一千七百九十八员名。家属之多者，如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一户，男女三十一人，同殉。”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里炫耀武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表面上是保护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潜在目的是进一步打击中国人的反抗意识。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列强的目的部分达到了。庚子年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列强更害怕，更恭顺了。《拳变馀闻》载：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惊慌失措，他的儿子、吏部左侍郎徐承煜对他说：“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能免，失大臣礼。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徐桐只好上吊而死。徐承煜没有像他说的一样随父自杀，反而逃出了家门，在路上被日军抓获，和启秀一起囚禁于顺天府尹署衙。北京被攻陷的当天，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被日军抓获。1901年，启秀与徐承煜一起被八国联军斩杀于菜市口。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前吉林将军延茂守卫安定门，8月15日从城门上撤下，于第二天率全家男女12人引火自焚。户部尚书崇绮的儿子葆亨，事前在家里挖了地道，北京被攻陷的当日，命全家老幼进入地道，葆亨最后进入，令仆人用土将地道封死，引火焚烧，全家殉难。崇绮逃出北京到达保定，闻听噩耗，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于8月26日在莲池书院自缢。京城中自杀的士大夫还有：前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掌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培森，江西道监察御史宗室德藩，湖广道监察御史宋承庠，翰林院侍读崇寿、宗室宝丰，庶吉士宗室寿富，吏部主事钟杰，户部员外郎宗室恩斝、殷育恩、戚善朂，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英魁、崇寿、宗室谨善堂，主事才保，兵部郎中魁麟，员外郎荫德贺、赵宝书、重振，主事王铁珊，刑部郎中汪以庄，主事郭绍征、王者馨、毛焕枢，工部主事恒昌、白庆、周增和、宗室海明，理藩院主事英顺，内务府员外郎诚年、端鑫、明昭，宗人府经历宗室纳钦，光禄寺署正王恩第，库使锡麟，内阁中书坤厚、清廉、玉彬、陈廷勋，国子监助教柏山，南城正指挥项同寿，东城兵马司吏目宫玉森等。熙元、王懿荣家属，同时殉难。(《庚子大事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与教民一起焚烧了端王府、庄王府，在庄王府中杀人不少。《高枬日记》载：“其烧庄府，毙拳匪一千七百名于府内，曾按尸骸而数者。予于是日望火光，闻哭声，疑未必有一千七百之多，然不少。”进入北京城后，联军不但进行杀戮，而且大肆抢劫，而抢劫过程中又伴随野蛮的杀戮。仲芳氏在8月17日记道：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庚子记事》)8月17日，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实施分区管辖。紫禁城仍然由美军、日军负责把守，内城和外城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由日本、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管辖。8月23日，1200名德军进入北京，联军当局从俄军的管辖区域中划分出部分地段交由德军管辖。户部银库在日本辖区，库内250万两白银被日兵搬运一空(《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庚子拳乱》)。各国划分管辖区域后，区域内铺户、住户，皆在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在某一国管辖区域内，旗上要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字样，或者用汉文书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在门前。美国人马士这样记道：北京城曾经被抢劫，最先被义和团，其后被中国军队，但是他们不过撇去了表面上的浮油。外国军队现在却着手对它洗劫了，虽然是暴乱地，却是有步骤地在干。最初，他们(联军)分布到城内各处，随心所欲，不管地区；其后，每个分队在指定由它来维持治安的地区进行抢劫；在最后的阶段，各司令官们曾试图在当时无秩序的状态中装出建立秩序的样子，设立各种战利品贮藏，并命令所有劫掠到的物品都应交给战利品的总管。(《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从若干史料看，联军的抢掠集中于8月16日至18日三天。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义和团》三)一些史料记载，在抢劫与占领期间，德国官兵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日本官兵的表现则相对不是非常恶劣。恽毓鼎在日记中称：“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辖地界，日本最安谧，美次之，英又次之，德最骚扰，盖挟杀公使之愤也。”赫德在给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称：德国军队在这里行为可怖，俄国军队也很坏，崇文门内俄国占领区移交给德国以后，以前不曾逃走的极少数中国人，现在也急忙避往日本占领区去了。情景确是可怕，虽然这次灾难是中国人自己招惹来的，可是从德国人发布的命令看真是太残酷了。命令的意思是：在作战期间，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虽然他们不可能把中国人杀光，可是在他们占领区里已成人间地狱。我虽没有亲眼看到，但是中国人说起来都会谈虎色变。(《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庚子大事记》载：“自德人分界以来，虽出示安民，而各兵之骚扰如故，致居人不安，陆续尽室而行，以留笨重器具……德界官绅以德人横行，日拉大车挨胡同搜刮，且每日早晚两次拿人做工，无不痛心疾首。于是偕谒柯达士，请照美界章程约束部下。柯达士言，德国自有章程办事。各绅又不便公言德兵滋扰之甚，以言亦无益也。盖柯达士常率兵以掠人之物，何敢约束所属部下哉？”北京民众除了遭受外国军队的蹂躏，同时要忍受土匪、盗贼的抢掠。仲芳氏在8月18日记道：“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皆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掳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庚子记事》)为了宣示八国联军对北京以及紫禁城的占领，8月28日，联军举行仪式，以队列的方式进入紫禁城各门，穿越紫禁城中的各大殿。八国联军的行进次序是：800名俄军、800名日军、400名英军、400名美军、400名法军、250名德军、60名奥军、60名意大利军。各国使节和外国高级官员进入紫禁城，在中国人的皇宫进一步展示他们的傲慢。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不断派出部队，到京津四周的乡镇“围剿”义和团。9月8日，一支联军部队前往天津独流镇，驱逐义和团，然后焚毁这个地方。9月11日，一支由1700名德军组成的部队前往北京西南的良乡，遭遇顽强抵抗后攻克这个县城。9月16日，联军向北京以西的三家店进犯，摧毁了那里的兵工厂和数座庙宇。
第五篇 东南互保
第一章 构想出炉当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纷起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大臣主张镇压义和团，维持和列强友好。6月8日，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表明对当时局势的主张：“惟匪势(义和团)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则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非轻，似应一意主剿(义和团)，通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6月14日，当北方的局势越来越混乱的时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称：“我没有收到关于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但消息似乎愈来愈坏。我深信，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终于断交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刘坤一、张之洞)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尽力维持和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可能使很多人丧失生命。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局势是严重的。”(《英国蓝皮书》)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基本在刘坤一、张之洞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对这些地区的局势非常关注。6月15日，索尔兹伯里在给霍必澜的回电中称：“保护英国在长江的利益。我们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南京，并向驻南京和汉口的总督送交您所建议的函件，保证他们在维持秩序时将获得英国的支持。”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名致电总理衙门，仍然主张尽快剿灭义和团，不要与列强为难：“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张之洞，1837年出生，直隶南皮人，1863年进士，随后“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40岁后成为“清流派”重要成员，敢言直谏。1882年1月，授山西巡抚。1884年5月，署理两广总督。1889年8月，调任湖广总督，长期执掌两湖地区的军政大权。6月16日，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令“仙女”号军舰驶往南京，“红雀”号军舰开往汉口，“无畏”号军舰开往吴淞。当天，刘坤一在南京会晤了金陵税务司、英国人韩森，称：“愿在长江一带维持和平，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一切都肯做。如果其他国家侵犯长江一带，愿意听英国的指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官员中与时俱进的典型，他最早是清流派，后成为洋务派，甲午战争后又支持维新派，庚子国变后又上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主张新政。张之洞是一个政治上具有大智慧的官员。6月17日，张之洞在武昌会见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同样表达了维持长江流域局势稳定的思想，并且说明他与刘坤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会通力合作；但是，他不希望英国军舰进入长江，认为这样会引起各方面的误解。张之洞的真正用意是防止外国军事力量进一步染指长江流域。6月18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说明拒绝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的主张，得到刘坤一的赞同。同一天，张之洞札江汉关，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称湖广、两江地方政府正在严密布置防范，完全有能力维持长江地区的社会稳定，尚不须外人相助，“若英水师遽进长江相助，不惟无益，且内恐百姓惊扰，外恐他国效尤，更致不可收拾。至若恐他国先进干预，吴淞有英国水师，尽可拦阻，英不先入，他国断不敢入，可请放心。”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的指示，上海道余联沅与霍必澜紧急交涉，要求英国军舰不要进入长江。双方最终达成谅解，霍必澜称：长江流域由刘坤一、张之洞主持，英国方面略感放心，英国不会继续向长江派出军舰；对于已经进入长江的两艘英国军舰，英国方面来不及追回，请中国方面予以谅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东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正常交流、合作，北方的清廷并没有听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意见，从6月16日起，慈禧太后接连四天召集大臣于仪鸾殿，最终决定安抚义和团，与列强决裂。6月20日，在发布宣战诏书的前一天，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这样一道上谕：“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连日焚烧教堂，杀害教民，义和团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集结津沽，中外必有一战，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预料。各省督抚均领受朝廷厚恩，理应与朝廷休戚与共，事局至此，当竭力图报。你们应该根据本省实际，从选将、练兵、筹饷三个方面通盘筹划，以保守疆土，抵御侵略；接济朝廷，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应该讲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列强觊觎已久，尤为紧要。你们要是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然导致国势日下，大局不堪设想。你们要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同挽救危局。事势紧迫，朝廷对你们企盼之至。”(《义和团档案史料》)这道上谕没有具体性指令，旨意含糊，言语中透露出悲观的情绪。6月29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得到了这道上谕的副本，他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这道密旨的措辞非常奇怪，中国人认为它是一个垂死政府的遗命。各督抚奉命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各省，同时对北京的危急局势提供帮助。中国人认为，这道上谕的词句实际上是给予各总督以绝对的权力……它所用的词句是暧昧不清的，但我认为端王在6月21日前后可能篡夺了朝廷的权力。据说，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们合作，并反对端王。”(《英国蓝皮书》)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的当天，给各省督抚下达上谕，要求各省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义和团档案史料》)因为义和团拆毁北京与各地电报通讯的电杆，清廷6月20日、21日给各省督抚的上谕是通过快马送往济南，由济南通过电报发往各省。以此推断，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应该在6月22日接到清廷6月20日上谕，在6月23日接到了清廷6月21日上谕。
非常之人盛宣怀。说到盛宣怀，人们常常把他和胡雪岩相提并论。其实，盛宣怀在历史上的作用远非胡雪岩能比，他是一个“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6月23日，接到清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们该怎么办？继续和洋人合作，还是对洋人动武？6月24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总督接到了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的电报，电报内容是：“对于6月21日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各位大人万勿声张。上海各领事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道天津租界遭受炮击，洋人死伤甚重。英国将军(西摩)带领千余官兵向北京进发，路途中伤亡很大，已经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定先向中国集结，北方局势不久必定糜烂。“如果试图补救时局，必须趁没有奉到圣旨之前，刘总督、张总督一起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签订协约，上海租界归列强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当地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另外责成各地文武官员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方局势不久必坏，三位大帅要想拯救社稷苍生，必须采用权益变通的办法；若是拘泥于朝廷谕旨，不仅东南地区的局势会坏掉，将来要想挽回全局也十分困难。”(《义和团》三)盛宣怀，江苏武进人，184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盛康曾任湖北粮道、湖北盐法道。1866年考中秀才，后不再专注科举。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协助其办理洋务、营务，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和开拓意识，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所办洋务大多有其参与。甲午战争后，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南洋公学，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荣禄等朝中重臣交往密切，关系甚厚。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等地纷起，盛宣怀对此一直非常关注。义和团占领涿州后，开始大规模毁坏铁路，作为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不断致电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要求镇压义和团，保护铁路。6月12日，他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议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内乱外衅或可渐弭”。6月17日，他分别致电荣禄、闽浙总督许应骙，呼吁“剿灭拳匪”。6月22日，他再次致电奕劻、荣禄，反对向列强宣战：“倘宣战，东南难保，何能接济？山、陕偏隅，可能自立？伏乞皇太后、皇上速定大计，勿再摇惑，宗社苍生，犹可补救，请代奏。”6月23日，盛宣怀接到了清廷与列强决裂的电报，意识到朝廷大祸将至。反复思考之后，他于24日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与各国领事订约以保护东南的主张。这就是“东南互保”的草稿。实际上，“东南互保”的构想也并非起自盛宣怀，最先提出这一构想的是盛宣怀的老乡，当时任武昌电报局驻上海代表的赵凤昌。赵凤昌，常州武进人，出生于1856年，长期跟随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衙门文案，对当时官场和政治形势非常熟悉。北方形势大乱后，赵凤昌感到忧虑，他找到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声称东南地区形势也很危险，刘坤一等人应该与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西摩协商办法，最好能达成一份这样的协定：“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何嗣焜认为赵凤昌的构想是好的，但缺少一个“枢纽之人”促成此事。两人商议后，认为盛宣怀适合做“枢纽之人”。他们找到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的构想。盛宣怀也认为此构想不错，不过有担心：“朝中端王、刚毅等人用事，已无中枢，与列强订约后，何以为继？”协约签订后如何执行呢？赵凤昌认为可由各督抚派候补道员来上海，随同上海道一起与各国领事订约签字，“公(盛宣怀)不过暂为枢纽，非负责人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协约定好后，由各省督抚执行，盛宣怀可以免去关系。盛宣怀仔细考虑后，认为赵凤昌的办法可行。6月23日，当朝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到达上海后，他马上邀集赵凤昌、何嗣焜、余联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商议应对办法。第二天，他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的整体构想。盛宣怀所提出的东南互保的设想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与列强决裂的上谕，那么，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又将如何行动呢？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刘坤一略显迟疑，没有马上表明态度，而是试探性地致电张之洞，询问盛宣怀的主张“是否可行？请速电”。作为朝廷大员，假如违背上谕实施东南互保，无疑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刘坤一很清楚这一点，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天，江南名士、后来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去见刘坤一，劝说他响应盛宣怀的主张，实施东南互保。他看到刘坤一犹豫不决，他的幕僚也都神色沮丧。刘坤一问张謇：“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说：“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张謇认为，东南和西北地区都要保住，大局才不至于糜烂，缺一不可。刘坤一猛然醒悟，说道：“吾决矣。”他摸着脖子对一位幕僚说：“头是刘姓物。”意思是，他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实施“东南互保”。(《张謇自编年谱》)“己亥建储”的时候，刘坤一挺身而出；这一次，张之洞表现出了应有的胆识和勇气。6月24日，接到刘坤一的电报后，张之洞马上回电，表示完全赞同盛宣怀的主张，请刘坤一即刻饬令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订约；可以对外声明他的这一态度，他可以与刘坤一等人一起列名；如果各国领事需要他派员参与，他可以马上派人赶往上海，参与商议。得知张之洞的态度后，刘坤一饬令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谈判。6月24日当天，张之洞分别致电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领事团首席领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称与刘坤一意见相同，将合力保护各国商民在长江内地的性命、物业，已经派上海道与各国领事妥议办法。6月25日，盛宣怀再次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称北京的局势已无挽救之法，北方将重演咸丰帝逃出京城的一幕；初十日(6月6日)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清廷的谕旨恐怕不是出自太后和皇上的本意；各大帅与各国领事订约，维护东南稳定的举措，没有违背朝廷6月20日上谕的旨意，因为朝廷要求的就是“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盛宣怀把6月20日那道旨意含糊的上谕扯过来，当作了“东南互保”的护身符。另外，盛宣怀在这份电报中质疑清廷上谕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大胆的。盛宣怀之所以敢这么说，大概与荣禄刚刚发给李鸿章、刘坤一的一封电报有关系。荣禄在电文中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荣禄存札》)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也提到荣禄的这件电文，称：“李鸿章收到了荣禄6月21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李鸿章同长江各总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府。”6月25日，李鸿章接到盛宣怀的电报，随即回电，说法更加大胆：“二十五诏(‘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岘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所谓矫诏，是指假托或假传的皇帝诏书，或者篡改皇帝的诏令。刘坤一、张之洞也于当日给盛宣怀回电，赞成他的看法，认为只有与各国领事订约，才能保东南疆土，为大局留转机。张之洞在电报中提出，盛宣怀思虑周密，希望他参与订约谈判，给上海道余联沅以指导。
第二章 签约始末6月26日上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电奏清廷，称中国难以与列强为敌，恳请朝廷尽快改变对外策略；长江一带只有从事抢掠的拳匪，没有可以招募的义和团；在长江一带，中国不能与列强开战，只能与之保持联络，“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而列强的军舰一旦来攻，刘、张二人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刘、张二人上奏折有他们的用意：一方面是对6月20日、6月21日上谕的回应，向清廷表一表态度、决心；另一方面，也为即将曝光的订约谈判做一铺垫。按照他们的说法，与各国领事订约就是与列强“保持联络”的具体措施。有了这样一道奏折，刘、张二人算是事前向清廷报告过了，将来朝廷一旦追究起来，他们可以借此推挡一下。6月26日下午，中外双方人员会集于上海会审公廨，进行订约谈判。外方出席者是各国驻上海领事，以美国领事古纳为首席谈判代表；中方代表以上海道余联沅为首，盛宣怀坐在旁边。形式上，盛宣怀是“帮同”谈判，而事先商定，“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余联沅)即与盛(宣怀)商后再答之”。盛宣怀是此次谈判的中方总导演。谈判开始后，古纳问道：“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古纳的问题令余联沅难以回答：如果回答“遵办”，订约之事无须进行；如果回答“不遵办”，余联沅等人即是逆命、抗旨，“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联沅只好向盛宣怀求助。盛宣怀告诉余联沅：“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所谓“奏明办理”，意思是订约一事已经向朝廷禀报过，获得朝廷的允准。其实，盛宣怀等人说了谎话，当时朝廷并不知道订约一事。但是，盛宣怀的谎话让订约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幸渡危境”。(《惜阴堂笔记》)6月26日下午，中外双方议定《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九条，即《东南保护约款》，具体内容是：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刘坤一)、两湖督宪张(张之洞)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唯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相惊疑。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义和团》三)根据《东南保护约款》第二条，双方议定《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具体内容是：一、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三、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本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开演，不可停歇，以惑人听。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瞭望界外，倘有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钟，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义和团》三)最初准备参加东南互保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管辖下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下的湖北、湖南，两广总督李鸿章管辖下的广东、广西。《东南保护约款》签署的时候，浙江巡抚刘树堂卧病。6月29日，浙江布政使恽菘耘致电盛宣怀，对东南互保一事大加赞赏，称：“闻长江苏杭一带，我公及三帅议明，中外互相保护，勿启兵端，各国已经签字，此保全性命产业无数，第一等识力功德。无论北路胜败如何，总应占此稳著也。乞示知大略为盼。杭垣租界已派营保护，并宣布德意，俾可相安，同一办法，安危呼吸，不敢不努力为之。”代表浙江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加入东南互保。6月30日，恽菘耘再次致电盛宣怀，称：“景帅(浙江巡抚刘树棠)交阅来信，并章程九条，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公与新宁(刘坤一)、南皮(张之洞)同不朽矣。何日签字，乞电示。拟将九条刊刻通行各府县、各防营、炮台，庶可人人遵守，先达倾倒之忱。”(《义和团》三)自此，浙江加入东南互保。早在东南互保运作期间，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重要参与者，并且极力赞同。7月1日，霍必澜致电袁世凯，劝告他仿效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当天，袁世凯回电，称：“今接来电，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匪徒抵京，长期破坏交通，蹂躏国土。6月26日，信差带来消息，谓各公使仍在京城。”(《英国蓝皮书》)袁世凯赞同《东南保护约款》，山东也参加到“东南互保”中来。7月14日，福建省当局决定按照《东南保护约款》行动，并且与各国驻福州领事达成七款协定。至此，整个东南地区全部加入“东南互保”。对于闽浙总督许应骙，英国驻福州领事佩福来在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称：“我冒昧地促请阁下注意，当总督(许应骙)遇到具有某些困难的问题时，他采取了极为友好的、令人满意的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东南保护约款》签订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面临复杂的政治形势，实施东南互保的难度很大。实施“东南互保”，刘坤一等人面临的第一块“绊脚石”是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李秉衡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为官清廉，对外强硬，支持义和团。6月21日，他离开苏州前往江阴，计划在长江布设水雷，防范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李秉衡的行动可能引发清军水师与列强军舰的冲突，这让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感到高度紧张。6月24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指出李秉衡的行动对东南大局不利，“一涉孟浪，祸在眉睫”，征询张之洞的意见。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与李秉衡曾经共同合作，抗击法军的入侵，关系密切。接到刘坤一的电报，张之洞于6月25日致电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劝说他们不要在长江中针对列强采取行动，指出清军在长江无法与英国舰队抗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静北五省人心”。恰在这时，江苏巡抚鹿传霖帮了刘坤一等人的大忙。接到清廷命令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上谕后，鹿传霖于6月20日向清廷自荐，恳请与李秉衡共同率兵北上，并且把这一想法告知了刘坤一。鹿传霖的建议正中刘坤一的下怀，他立即将此建议转发给李秉衡，怂恿他北上。6月26日，即签署《东南保护约款》的当天，刘坤一与李秉衡、鹿传霖一起上奏，恳请朝廷调李秉衡率领武卫先锋左右两军北上。巧合的是，清廷已经于6月24日给李秉衡下达上谕，命其立即来京陛见，毋稍刻延。6月29日，李秉衡在扬州接到召其进京的上谕，马上招募二百人的卫队，星夜赶往北京。李秉衡走了，“东南互保”去除一大障碍，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不禁长出一口气。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筹划“东南互保”的时候，清廷的上谕不断到来，其中包括宣战诏书，东南地区各督抚均面临极大压力，假如东南督抚中有人态度犹疑，执行对外开战的谕旨，东南互保将很快流产。这时候，盛宣怀起了重要作用，如赵凤昌、何嗣焜所说，成为“枢纽之人”。6月28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再次给他们打气，出主意。他在电文中引用清廷6月26日上谕，认为“朝廷剿抚两难，出于逼胁，言外尚多不能明言之隐”，清廷宣战诏书并非出自两宫，然后建议道：“三位大帅(李、刘、张)要是体念两宫遭遇胁迫，祸乱起自内部，应该坚持定见，联络一气。应该即日致电各驻外公使，对外宣称：‘战争不是朝廷蓄意挑起的，是迫于内乱；傅相(李鸿章)马上就要航海北上，请各国饬令在华司令官与傅相一起商议剿匪定乱。’请傅相遵照前旨迅速起程；请电告袁世凯，希望他马上由山东起兵，从保定进京，清君侧，护两宫……只有三位大帅定识定力，才能担当大事，不避险境才能走出险境(不避险而后能出险)。”(《义和团》三)清廷发布与列强决裂的上谕，尽管有形势所迫的因素在内，总的来说是慈禧太后真实意愿的表达，慈禧太后主要是谋求自保，这些上谕并不是被载漪等人逼迫做出的。盛宣怀非常大胆，他根据清廷6月26日的上谕，继续鼓吹宣战诏书等上谕并非出自朝廷本意，这就解决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实施东南互保与执行上谕的冲突问题。盛宣怀更为大胆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即袁世凯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清君侧、护两宫”。所谓“清君侧、护两宫”，就是以武力去除载漪、徐桐、刚毅等守旧势力，逼迫清廷执行剿灭义和团，与列强和好的政策。盛宣怀自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实施的，他给李鸿章等人发去这份电报的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督抚中惟公军力独盛，御外患固不足，靖内乱则有余。现议请傅相乃遵前旨北上，公若能亦遵前命，提兵由保定约会入京，护两宫，靖匪党，诚宗社生灵所依赖，弟欲知公意所向，再商三帅。”(《盛宣怀年谱长编》)大概是盛宣怀“清君侧、护两宫”的建议过于大胆，没有得到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支持，史料中不见下文。不过，对于盛宣怀的其他主张，李鸿章等人纷纷予以支持。6月28日，即接到盛宣怀电报的当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表示将以尚未接到清廷宣战诏书为借口，与张之洞一力担承，坚持东南互保，断不更易。张之洞随后致电刘坤一、盛宣怀等人，请他们告知各国领事：如果见到清廷宣战诏书不必疑虑，张之洞与刘坤一两总督都接到了清廷另外的上谕，上谕中有“现在京城仍极力保护各国使馆，及相机审势、保守疆土”等语，他们将继续遵守《东南保护约款》。盛宣怀接着致电上海各国领事，称：“李、刘、张保东南挽和局为主，矫诏不理。”对外称宣战诏书为矫诏。因为东南互保，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列强的关系进入一个短暂的“蜜月期”。7月3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各督抚通知我们说，他们认为端王是一个叛逆，并已经决定不服从北京的谕旨。或许不久将发布谕旨解除总督们的职务，并将派兵去支持端王任命的总督。结果将在全国爆发内战。这里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好准备，支持那些忠诚的总督。”(《英国蓝皮书》)《东南保护约款》签订后，需要得到清政府和英、法、美等国政府的批准，才能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保护约款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背着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清政府当然不会批准；而实际上，英、法等国政府也没有批准这些约款，《东南保护约款》最终没有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6月27日，在中外双方签署《东南保护约款》的第二天，各国驻上海领事通过首席领事交给上海道余联沅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我的同事们要我表示，我们昨天很高兴地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过您和盛宣怀提出的保证：他们答应在他们所管辖省区内维持和平并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对暴动或骚乱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他们自己负责。请允许我们感谢他们两位总督，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善意的崇高评价。我们希望您通知他们两位总督说：联军驻大沽的各国舰队司令已发表公开宣言，他们作战的对象，仅仅是义和拳以及那些力图阻止他们营救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遭到危险的外国人的人们。我们希望您向他们两位总督保证：只要他们在所辖省份内能够而且确实维护外国人根据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享有的权利，我们各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均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地或集体地采取任何行动，或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英国蓝皮书》)接到《东南保护约款》后，英、法两国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答复。7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给英国驻法国大使孟生的信中说：“关于由两江及湖广总督所起草，并提交驻沪领事团作为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的那些建议(《东南保护约款》)，康邦先生(法国驻英国大使)说：所建议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指出了法国政府愿意遵循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准备授权他们的总领事在该协议上签字，从而使他们受到约束。”7月4日，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前往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政府对于《东南保护约款》的最终态度。索尔兹伯里说：“我能够充分看出他们在拟定这些建议时所具有的极好的心愿，但女王陛下政府不能把这些建议当作他们必须执行的一个协定而予以接受。这些建议涉及放弃英国根据条约所享受到的权利，并把属于中国政府的义务强加在女王陛下政府身上……女王陛下政府对于它觉得便于执行的那些规定，将欣然予以执行，但每件事情都必须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英国蓝皮书》)因为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批准，《东南保护约款》没有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但在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地方政府和列强基本依照约款合作，东南地区的稳定基本得到维持。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19世纪末期，索尔兹伯里长期担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对外执行炮舰、扩张政策，发动多次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大英帝国的霸权。
第三章 上海的安全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署了《东南保护约款》，但是，受华北形势的影响，东南地区的上空仍然弥漫着紧张的空气。7月5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有人报告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已收到端王自北京发来的命令，要他率领一万八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前往南京，并占领该地。如果他发动这次攻击，而我们在这里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支持总督，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扩大到全国。”此处“袁世凯收到端王命令”的说法是一条谣言。就像北京城里的窦纳乐一样，霍必澜陷入恐慌之中，他在同日发出的另一份电报中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结果将驱逐或杀死内地的所有外国人，而且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由此看来，有必要派遣一支部队制止其发展，而且支持总督们维护秩序。”霍必澜统计了长江各口欧洲人的数量：上海，7000人；苏州，37人；杭州，37人；镇江，130人；南京，59人；九江，740人；芜湖，50人；汉口，400人；宜昌，60人；重庆，75人。(《英国蓝皮书》)在长江流域的欧洲人远远多于在北京、天津的欧洲人数量。索尔兹伯里支持霍必澜的想法，答应向长江流域派出更多英国军队，要求他将这一信息明确通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而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仍然担心外国军队进入长江对中国不利，“担心瓜分中国将成为目前骚乱的结果”，于是声称他们有能力控制局势，不需要外国军队马上进入长江水域。但是，东南地区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7月10日，霍必澜听到消息，称义和团在温州出现，他们公开操练，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温州的外国人匆忙撤往上海。7月11日，浙江诸暨有“白旗党”联络民众四千余人，焚毁县城及杨家楼教堂、教士住宅，抢掠、焚烧教民住所百余家；同一天，江西景德镇教堂被焚毁，教民被杀死，银行被抢劫；同一天，安徽婺源董门教堂及附近洋楼被焚毁。7月13日，义和团在湖北唐县抢劫、焚烧教堂和教民住所；同一天，湖南衡州、浙江浮梁等地相继出现杀害传教士、焚毁教堂的事件。(《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7月14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担心上海会遭义和团攻陷，强烈建议：“应立即派一支英国部队前往香港或威海卫，他们身边应保有运输工具，准备在得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动身前往上海。有五百名骑兵，一营炮兵和两千名步兵的一支部队将是够用的。驻上海的高级海军军官同意此项建议。”霍必澜的担心并非是无病呻吟，对于英国来说，上海的确是重要的，其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北京。7月30日，英国外交部收到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嘉谟伦的报告，嘉谟伦称：
晚清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民众在一起。在晚清，外国传教人员进入中国，一方面带来新的压迫和分裂，导致社会失稳，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文明。晚清社会无法像大唐时期一样容纳外来文明，也是因为晚清社会太虚弱，抵抗“病毒”的能力不够。我冒昧地指出，如该口岸(上海)遭到任何灾难，其后果将具有比一般所认为的更深远得多的影响。上海的妇女和儿童的人数，同男子的人口成正比，比其他任何一个条约口岸要大得多。毫无疑问，富裕阶级中有许多人已经动身前往更安全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还有好几百名白人妇女和儿童(不用说欧亚混血儿)，必须始终留住在这个地方。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挣脱了控制，那么，对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太可怕了。此时，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镑，这些货物属于曼彻斯特和全国其他公司所有，并由英国和东方的银行提供资金。如果财产被毁坏，这些银行将向英国货主要求赔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将遭到破产。他们的破产将使其他的人受到挫折，结果会出现一次恐慌，它比目前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任何一次恐慌要更为严重，而且范围更为广泛。目前在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过活，每年从一百镑至三万镑不等。如果发生任何大灾难，所有这些都将加剧人们的苦恼，因此，在联合王国，事实上只有少数家庭不会因上海的陷落而直接或间接地遭受痛苦。现在，人们对中国的事情感到极为紧张，因此，如果上海哪怕是遭受严重威胁，也有发生一次贸易恐慌的危险。(《英国蓝皮书》)索尔兹伯里深知上海对英国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同意向上海派出英国军队，7月15日，他致电霍必澜，要求他向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说明，英国政府完全反对瓜分中国的政策。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仍然对列强抱有应有的警惕，认为他们有能力维护长江一带的稳定，无须英国向长江派出大量部队。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对长江流域的治安状况并不太担心。长江流域并不具备爆发大规模义和团运动的条件，加上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严防死守，骚乱并没有呈现燎原之势。刘坤一在两江地区采取了若干措施。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在给赫德的信中说：“(6月)15日晚上，许多高级官员在总督衙门聚会，讨论时局，决定用坚决手段镇压这一地区的骚乱……在南京，总督(刘坤一)出告示把义和团叫作不法之徒，并悬赏缉拿，兵勇经常在街上巡逻。”张之洞在维持稳定方面也下了大力气。他在两湖地区出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在给赫德的信中说：“总督张之洞决心维护秩序，并不惜代价采取了有力措施。派了特别暗探，稽查坏人，生人(指中国人)来去和住址都要报告登记。为了维护秩序，采取了特别的警戒措施，发现了任何小乱子，就马上严厉处理。总督决意维持秩序，决不放手，只要他在这里，除非有非常的意外，一般不至于发生严重事件。”(《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真正令刘坤一、张之洞等感到担忧的不是辖区内的义和团问题，而是北方的政治形势和眼前的经济状况。列强不断向华北派兵，北方的局势不断恶化，张之洞等人担心列强推翻清廷的统治，由此引发全国的大乱。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反对的不是慈禧太后，更不是光绪帝，而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势力。7月17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致电索尔兹伯里，称：我相信，如果各国公开保证它们将尊敬和体面地对待皇帝和慈禧太后，总督(张之洞)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因为总督和官方人士并不认为太后真正应该对目前形势负责，或是她已经篡夺皇位。假若各国不可能提出此项保证，那么，担保皇帝和太后陛下的个人安全将是有益的，而且或许会减少北方的反抗。总督希望我去看他，听一听他对这个急迫问题的看法。但我回答说：在我得到阁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训令之前，我不可能这样做。(《英国蓝皮书》)除了政治形势的压力，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面临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受政治形势不稳的影响，长江一带经济状况恶化，地方政府税收减少，湖广地区连军饷都发不出去，张之洞不得不以他的织布局做担保，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万两白银，否则他的辖区内会起兵变。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汇丰银行不敢自作主张提供这笔贷款。7月26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主张英国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向张之洞借款：“我建议，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向长江各省总督证实以有效的方式给予支持并加强其力量的保证，那将是可取的。”关于支持刘坤一、张之洞的重要意义，霍必澜解释道：“加强总督们目前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假若他们被推翻，结果将发生一次起义，而镇压起义将耗费很多时间及使用大批部队，而且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中国的瓜分。总督们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暂时阻止了北京政府发动一次针对外国人的总暴动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情况，该计划肯定已经付诸实现。”(《英国蓝皮书》)另外，清廷下达对外宣战的诏书后，下令各省暂停偿还列强的借款。这事令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感到为难。清政府对外借款，大都以海关税收、厘金为抵押，刘坤一等人担心，一旦停止偿还对外借款，列强必然占据海关，纷扰沿海、沿江、沿边等各省，导致东南形势大乱，民生艰难，财政枯竭。可是，他们手里又没有大笔的银子偿还列强，他们只好命令上海道余联沅向各国领事、汇丰银行通融，要求暂缓两个月偿还借款，可以另外支付利息。考虑到北方的政治形势和眼前的经济压力，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不得不和列强保持友好合作，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不同，霍必澜主要担心上海的安全问题。7月25日，霍必澜致电英国政府：“如果总督们不能控制他们的人民，那(外国军队)就有必要占领上海，即使未获得他们的同意。我正从长江各口岸撤退妇女和儿童，其中有很多已经撤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坤一向英国方面做出妥协。7月27日，霍必澜接到英国驻南京领事的电报，内容是：“请派部队。关于人数，总督(刘坤一)任您酌定。”刘坤一还表示，他将接见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中将。为了确定向上海派兵的诸多事宜，西摩于7月26日下午到达上海。7月31日，西摩致电英国海军部，报告说：“现在，我已经能够对上海租界和郊区进行视察，并形成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三千人加上现在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上的大炮火力和士兵大概够用——五千人便肯定够用了。但是，如果所有的军舰都必须驶往他处，若遭到严重攻击，则需要五千人。”8月2日，刘坤一在总督衙门接见了西摩。因为年龄的关系，刘坤一身体虚弱无力，但是话语生动活泼。他对西摩说：“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安然无恙，庆亲王正保护他们，但是，北京的暴徒们仍然很强大，不可能被赶走，而且他们据有大部分北京城。在目前形势下，太后和皇帝是应该得到同情的。”(《英国蓝皮书》)刘坤一同意英国派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到上海去，但不希望外国军舰驶入长江。他与西摩对此达成共识。与刘坤一会晤后，西摩形成的意见是：“他十分诚恳地努力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但人民处于这样一种激动的精神状态中，所以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就能引起一次反对外国人的普遍的起事。我相信，总督正尽力平息这种情绪。”(《英国蓝皮书》)8月2日，索尔兹伯里代表英国政府在议会发表演讲，阐述对华政策，称：“关于长江地区及其附近地方，我们已向总督提出保证说，英国的军舰和部队在平定骚乱和稳定秩序方面将尽可能地和他们合作，并且正在为正式履行这项保证进行准备。女王陛下政府反对任何瓜分中国的行动，并且相信他们与其他国家一致同意此项声明。”张之洞获悉索尔兹伯里的演讲内容后，对其声明感到满意，派道员拜访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代表他感谢英国政府的支持，表示将与英国方面共同努力，以维护长江流域的稳定，如果北京方面因此罢免他的官职，他将置之不理，端王等人并不代表朝廷的真正意志。8月10日，索尔兹伯里致电霍必澜，同意通过汇丰银行垫付给张之洞75000英镑的款项，借款期限为10年，利息4厘半，规定此款项不能用于装备北上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专门用于支付湖北省驻军的饷银。得知英国将向上海派出军队的消息后，法国、美国表示，将效仿英国向上海派军。大量外国军队进入上海必然会引起上海地区中国人的恐慌，所以，8月10日，刘坤一改变原来的决定，通过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通知英国政府，要求其改变或者暂缓向上海派出大批部队，声称在上海的中国人处于惊慌之中，正在迁往其他地方。8月12日，索尔兹伯里通知霍必澜，称：“除非遇到明显的紧急情况，现在不要派军队在上海进行登陆。法国外交部长对女王陛下大使说：他不了解对欧洲人有什么紧迫危险，以致有必要打算派英军在上海登陆，像西摩舰队司令和您本人对领事团所声明的那样；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8月13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昨天，总督(刘坤一)又一次同意英军登陆，如果其他国家不仿效英国的话。”8月15日，刘坤一致电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称：“我本人与西摩舰队司令及霍必澜领事之间关于派遣几百名部队在上海登陆一事，已经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谣言已经平息，人们已经安定下来。因此，长江流域的和平和秩序将得到维护。”同一天，霍必澜的劝说工作取得成效，各国驻上海领事同意英国向上海派兵，让已经到达吴淞的两千印度兵登陆，以保护上海的安全，并且致电他们各自政府，劝说他们不要效仿英国向上海派兵。8月16日，索尔兹伯里授权西摩和霍必澜，安排到达吴淞的印度兵在上海登陆。8月18日，两千印度兵在上海登陆，另有三千英国军队从香港赶赴上海。同一天，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向各国领事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劝告各自政府保证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人身安全；如果皇帝和太后不受侵害，他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为维护东南地区和平和秩序而达成的协议。8月30日，由六百名海军陆战队、一个山炮中队和一连越南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在上海登陆。后来，四百名德国军人也在上海登陆。(西摩9月10日报告，《英国蓝皮书》)《东南保护约款》虽然没有得到英、法等国政府的签字批准，但是大多得到了施行，基本达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目的。因为东南互保，中国东南地区维持了社会稳定，既阻止了义和团的蔓延，又防止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广大民众没有受到战火与骚乱的伤害，相对富裕的经济基础得以维护。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为东南互保，东南地区后来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江浙财团得以形成。根据陈真、姚洛的统计，在1901年——1911年间，全国新开办民族资本企业392家，其中上海有98家，江苏有85家，广东38家，浙江22家，湖北21家；而原本经济十分繁荣的天津仅开办了17家，尚不如开办了22家的无锡一个县多。(史全生，《论东南互保》)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动作无疑是大动作，纸里包不住火，他们难道就真的不怕慈禧太后有一天怪罪下来，取他们的脑袋？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坚定地实施东南互保的原因主要有三条：首先，刘坤一等人认定清廷的一系列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政策是错误的，是无法实施的。比如，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清廷，明确指出朝廷万万不可与列强开衅，一旦开衅，中国必败：“我们认为，眼下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所有强国一齐对中国开战，眼下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京都危急。义和团只会一些邪术，列强也远非流寇可比，中国即使侥幸取得胜仗，列强肯定不甘心，势必向中国增调重兵进行报复……义和团没有纪律，可胜不可败，败则四处逃散。以京师重地，作孤注一掷，太危险了。论兵力，中国一个国家怎么能与列强抗衡，所以非失败不可；论大势，列强怎么甘心输给一个国家，所以非取胜不可。义和团怎么能常胜不败呢？中国与列强交战，十天半个月之后，弹药必然消耗殆尽，无从接济，难道血肉之躯能够抵御长枪大炮？一旦打了败仗，义和团溃散，各国军队杀入京城，社稷怎么办？太后怎么办？实在不堪设想!”(《义和团》三)正是因为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有政治远见，“知大势”，知道清廷与列强决裂的决策根本行不通，后果不堪设想，清廷早晚要回到与列强和好的道路上来，所以敢于违抗清廷的谕令，实行“东南互保”。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清廷内外交困，权威非常衰弱，对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控制力减弱。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各国舰队攻占大沽炮台，向天津集结，加上义和团蜂拥进京，慈禧太后难以应付，自顾不暇。另外，尽管发布了宣战诏书，而慈禧太后实行的是以战促和的策略，与列强决裂的决心并不强，常常以犹疑、商量的态度与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交流，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能够感受到太后的无奈。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即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老臣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混合着倚重、忠诚、信任等诸多成分的特殊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存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断定慈禧太后因为东南互保处置他们的可能性很小。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晚清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清廷的统治权威逐渐衰弱，国家权力下移，各省督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三人又是最为显赫的。从1870年至1895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从1875年开始，截止到1900年，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长达13年；从1889年开始，截止到1900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长达10年。慈禧太后长期重用三人，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出众的政治才能。因为长期身居高位，手握大权，三人逐渐培植起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李鸿章是淮军集团的领袖，刘坤一是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身后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三人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清廷倚重大臣、大臣忠诚清廷、彼此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晚清政治格局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关系是相当牢固的，三人长期身居高位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其他一些历史细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戊戌政变后，有人弹劾李鸿章，说他是“康党”，是康有为的人。慈禧太后把李鸿章召去，把弹劾他的奏章给他看，说：“有人污尔为康党。”李鸿章并不在意，坦然说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日益斋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李鸿章为什么敢这样说话？慈禧太后为什么会默然？默契和信任是主要原因。李鸿章可以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胆直言，而刘坤一也敢做悖逆慈禧太后意志的事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98年10月13日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废黜光绪帝一事。此事发生后，刘坤一没有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更没有因此丢官，他的意见被慈禧太后所听取，光绪帝最终没有被废黜，后来才发生了“己亥建储”。慈禧太后为什么如此优待刘坤一？因为她信任刘坤一，认为刘坤一行事的初衷是维护大清的统治。相比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更为紧密。李鸿章、刘坤一是因为平定太平军立下战功而被提拔成为封疆大吏的，而张之洞原当初是清流派的一员，长期在京城为官，并没有太大作为，是因为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得到太后的提拔，1882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才成为封疆大吏，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慈禧太后是张之洞最重要的政治依靠。
晚年李鸿章。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也用忠诚回报朝廷，的确做到了“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张之洞有变法维新的思想，在洋务、维新方面做了很多实事，甲午战争后与维新人士一度走得很近。但是，他在政治上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护名教，维护清朝、慈禧太后的统治，这条底线他始终不去触碰。戊戌年，京城里上演热热闹闹的变法大戏的时候，张之洞写作、出版《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称“伦纪、圣道不可变”。张之洞始终支持慈禧太后，对她保持忠诚。1900年10月5日，慈禧太后仓皇行进在出逃途中，张之洞在汉口会晤了英国总领事法磊斯，对慈禧太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辩护。张之洞说：“太后掌权三十年间，没有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表现出任何敌意；她对权力也并非恋恋不舍，1889年时曾经自动隐退。要不是康有为等人想要谋害太后，她不会从隐退中重新出面。因此，太后才对维新人士抱有偏见，对外国瓜分中国感到惊慌，她站到了保守派那一边，对端王、徐桐、刚毅等三个阴谋家言听计从。这三个人劝告她采取一种阻碍进步的政策，但隐匿了他们阴谋的真实性质。”(《英国蓝皮书》)正是因为这种混合着倚重、忠诚、信任诸多成分的关系存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才敢于实行东南互保，而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刚刚听到东南互保消息的时候，慈禧太后肯定会因为大臣抗命而感到气恼，随着时局的变化，她很快意识到三位大臣的良苦用心，于是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老成谋国”。清廷完全肯定东南互保是在1901年2月14日，逃出北京的清廷发布上谕，称“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有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并且像盛宣怀、李鸿章等人一样称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之间的上谕都是矫诏，非出朝廷之意。听到这个消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抗旨的担心全然消去。刘坤一大悦，致电盛宣怀，称：“昨日接到电旨，电旨称6月20日以后谕旨皆为伪诏，不禁拍案叫绝。两宫西狩以来，唯有此次谕旨最为得体，实在是运量妙于无形。这样一来，中外结下的仇恨，用几句话即可做出解释；朝中的守旧昏浊势力，可以用这件电旨扫除干净。朝廷颁下这道电旨，不但可以消除洋人对我国奉谕旨攻打使馆的指责，那些指责东南互保为不遵朝廷命令的人，他们甚至骂我们是叛徒，也就无法施其毒蜇伤害我们了。”(《义和团》三)八国联军进攻、占领北京期间是清廷统治非常衰弱的时候，全国政局波谲云诡，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有过观望，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对清廷的忠诚，东南互保是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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