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相（5）
2022/12/21 1:16:02 书虫子
第六篇 喧哗与骚动
第一章 庚子勤王戊戌政变爆发后，康有为于1898年10月25日逃亡到日本，见到了维新人士唐才常。唐才常，1867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主张变法维新，是谭嗣同的同乡、挚友，在陈宝箴主政湖南期间曾经广泛参与湖南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中，谭嗣同被杀，唐才常来到日本。见到康有为后，唐才常提出要在湖南发动军事行动，北上勤王。所谓“勤王”，是指在君王有难的时候，臣下起兵救援君王。唐才常等维新人士在湖南有一定的影响，主张勤王从湖南发动。康有为赞成唐才常的主张。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的号召：“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历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与康有为约定武装勤王后，1899年初，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日报》，同时酝酿勤王行动。他最初主要想联络维新派人士，但他很快认识到维新派的局限性，感觉维新派大都是文人，坚定性不够且力量弱小，于是主张联络更多的社会力量，“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9年秋，唐才常再次回到日本，前去拜会兴中会领袖孙中山，联合革命党人，希望壮大力量，共同在长江流域起事。1899年冬，唐才常潜回上海。年底，他联络上海各方势力，成立正气会。正气会章程第一条称：“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其宗旨是“爱国忠君”，比较空泛，之所以如此，唐才常是希望以此联络更多的社会力量，策动武装勤王。参加正气会的既有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也有哥老会等秘密会党人员。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从新加坡富商邱菽园那里获得三万元活动经费。邱菽园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积极支持保皇会的活动。康有为答应继续从海外筹款，以支持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勤王活动。在正气会中，唐才常与汪康年等江浙维新人士不和。唐才常追随康有为等人，主张以武力保皇、勤王；而汪康年等人并不想与清廷决裂，企图依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倾向于非暴力。为了能够尽快促成北上勤王，1900年3月，唐才常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另外以“自立会”的名义活动，专心策动秘密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二，请光绪皇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自立军史料集》)自立会的门槛特别低，“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唐才常就是要广开大门，招收各路英豪，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哥老会。哥老会历史久，势力广，会众遍布长江上下，唐才常与他们早有联系，希望借助哥老会的势力实现北上勤王。
在维新派与哥老会之间游荡的唐才常。作为南方最大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对下层社会影响重大，这是唐才常向哥老会靠拢的主要原因。唐才常对哥老会非常熟悉，又要借助哥老会的势力勤王，在建设自立会的过程中，他仿照哥老会的运作模式，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唐才常等人建立的富有山堂实际就是哥老会洪门组织，其组织比一般山堂庞大。在富有山堂组织结构表中，地位最高的正龙头大爷由杨子严、张耀廷等十人担任，他们都是会党分子；康有为、唐才常等人列名副龙头大爷之位，梁启超、林圭、毕永年等人则列总堂大爷之位，地位更低一级。按照会党运作模式，自立会内部发行“富有票”。富有票可以转让，持有者即为自立会会员。富有票有多种，江北“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汪康年师友书札》)张之洞在给湖南巡抚俞廉三的电报中称，富有票“洋纸石印，式甚精致，上书取钱一千文，钤有‘立大字号，日新其德’等图章”。在梁启超的提议下，富有票删除了排外的文字。自立会声称，富有票值铜钱一千文，将来起义成功后可以兑现，还可以凭此免费乘坐太古、怡和公司的轮船。因为采用了秘密会党的运作模式并且吸收秘密会党加入，自立会发展非常快，数月间，有十余万人加入自立会。从自立会会员中，唐才常、林圭等人选择大约两万人组建自立军。林圭，湖南湘阴人，1875年出生，1897年11月入湖南时务学堂，受梁启超急进思想影响，主张革命。戊戌变法后林圭留学日本，1899年回国，成为唐才常主要助手。自立军以唐才常为总统、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内设立指挥机构，将两湖地区作为活动中心。自立军仓促间成立起来，分为七军：前军驻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后军驻安徽安庆，由田邦璿统领；左军驻湖南常德，由陈犹龙指挥；右军驻湖北新堤，由沈荩指挥；中军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指挥；自立军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自立军严重缺乏军事人才，各军统领者基本是留学日本的年轻学生：秦力山、田邦璿、林圭等三人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戊戌政变后前往日本；吴禄贞、傅慈祥原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被派往日本深造；沈荩是湖南人，也是留日学生。这些年轻的学生“威望轻而权力不重，部下不听其调度；彼又机锋透露，为当道之所探得”。按照会党模式仓促建立的自立军虽号称有两万人，实际是一群乌合之众。民国时期的姜泣群在《浏阳唐佛尘传》中称：“(唐才常)所引为爪牙者，不过哥老会而已矣。哥老会者，皆系散兵游勇，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虽踞蟠一隅，跳梁跋扈，然啖之以重赏，抚之以官爵，则感戴自荣不止。”同时，自立军严重缺少武器和粮饷。进入1900年6月，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纷起，中国北方政局危急。无论是主张渐进变革的汪康年等人，还是策动北上勤王的唐才常等人，北方的乱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唐才常、汪康年等人邀集上海的名流和志士，酝酿成立中国议会。对唐才常等人来说，中国议会的成立能够为其即将发动的北上勤王行动正名，同时争取更多的支持。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1900年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租界愚园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52人。(“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会议选举容闳为中国议会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7月29日，中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者60多人，宣布中国议会宗旨：“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日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会之人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此不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在此次会议上，章太炎提出不允许满人入会。据当时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联系密切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称，中国议会另有一项绝密宗旨，为很多会员所不知：“根据十二条，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对于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张之洞有所觉察，他派人严密监视唐才常等人在两湖地区的活动，专门招募两千人，在江河上巡逻，以防止自立军起事。对于中国议会，张之洞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他后来称：“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劝诫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在成立中国议会的同时，唐才常积极酝酿自立军起义。起义时间原定于8月9日，自立军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发动。但是，由于康有为方面所答应提供的海外筹款迟迟未到，自立军资金、武器没有着落，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为了预防自立军起事，清军在长江戒严，在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没有得到起义延期的消息，而他们准备起义的事情又被当地保甲人员获知，8月7日，七名自立会党人被清军逮捕。秦力山知道事机已经泄漏，与唐才常等人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好命令所部于8月9日如期发动起义。8月9日，大通自立军起事。大通的清军水师与会党联系密切，所以自立军很快掌握了大通清军水师，然后以大炮轰击督销局，继而占领货厘局，解救了被逮捕的自立会会员。8月11日，增援的清军赶到，自立军力单势孤，对清兵发动数次进攻，兵少不敌，秦力山只好率众向九龙山方面退却。作为自立军的总指挥，唐才常得到大通自立军起义的消息，认为整个自立军起义的计划已经泄漏，与林圭等人商议后，决定破釜沉舟，率领自立军于8月23日在武汉起义，他们设想占领武汉后出兵河南。张之洞早就掌握了唐才常等人的活动，8月18日，他在给湖南巡抚俞廉三的电报中称：“康党勾匪煽乱，两江来电已讯有确凭，并有党魁潜来汉口，散布票据，名为富有票……务祈不动声色，严密筹防缉捕，免致滋蔓。”8月20日，汉口泉陆巷的一个剃头匠发觉同街一个姓唐的人形迹可疑，向都司陈士恒告发，陈士恒随即带人跟踪拿获自立会四人，获知自立会将有大举动，马上向张之洞报告。8月21日凌晨，在征得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签字同意后，张之洞派兵包围了设于汉口英租界自立军总机关及另一处秘密据点，将唐才常、林圭等30余名自立军首领逮捕，仓促审讯后，于次日处决。至此，自立军起义彻底失败。唐才常等人策动自立军起义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两广地区酝酿北上勤王行动，并且规划宏大，在康有为等人的计划中，自立军起义只是他们整个方案中的一部分。因为康有为等人缺乏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保皇会庚子年间的勤王行动最终流产了。1899年，唐才常回到上海，暗中酝酿北上勤王行动。与此同时，康有为离开日本，到达北美，并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到处宣扬要北上勤王。康有为等人宣扬北上勤王，主要是为了拢聚人心，在华侨中筹款。1899年10月2日，康有为在给华侨腾芳的信中吹嘘说：“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康有为与保皇会》)在1899年，保皇会的北上勤王只是口号和想法而已，没有实际行动。到了1900年1月，清廷“己亥建储”，这对于康有为等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假如光绪帝被废黜，康有为等人保皇、勤王将失去目标，所以，形势逼迫康有为等人尽快实施北上勤王行动。保皇会的勤王行动随即拉开序幕。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全面主持整个勤王行动；梁启超前往檀香山，负责筹款、联络。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人负责；保皇会派罗普、麦孟华、麦仲华、叶湘南等人驻日本，负责购械、运货，同时运动日本朝野，争取援助。在国内，梁炳光、张学璟等人负责广东地区的行动；陈廉君等人负责经营梧州；唐才常、狄平等人负责经营长江流域。关于勤王行动的战略部署，康有为主张以广西为整个行动的发动之地，“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康有为是这样考虑的：“清兵在广西兵力空虚，容易发动，湖南则是进入湖北的必经之地，所以保皇会要把精力都放在广西、湖南。至于广东，那里清兵兵力甚厚，外国势力又掺杂期间，除非被逼无奈之下，不要在那里用兵。”康有为主张把精力放在广西、湖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联络了广西镇南关一带的游勇大头目陈翼亭。所谓游勇，是指临时招募的、不在官方编制内的士兵。见过陈翼亭的日本人田野桔次称：“(陈翼亭)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因为陈翼亭手中有兵，康有为对他极为器重，委托他办理广西军务，视其为将来起事时的正军主将。但是，梁启超不同意康有为的主张，他认为勤王行动应该起自广东，以广东为根据地。1900年4月12日，他致信康有为，这样说道：“凡行军打仗，必须要有根据地。没有广东作为根据地，一旦战事发动，我们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能战胜清军吗？如果以此为正军，正军遭遇挫败，整个勤王行动就十分危险，这是必须首先占据广东的第一个原因。“我们此次勤王所用官兵都是广东人，占据广东则全军士气大振，进取愈勇；如果不能占据广东，我军将士的家人就会落入敌人之手，成为人质，我军将士就会产生戒心，士气低落，勤王行动将事倍功半，这是必须首先占据广东的第二个原因。”
眼高手低的康有为。真实的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充满热情、胆气，却又偏执、自负，擅长鼓动却又不切实际。戊戌变法后，他由一个鼓动变法的文人转化成为一个投机的政客。如梁启超所说，不能以广东做根据地，专意广西、湖南的战略有很大风险；但是，广东是清朝重要省份，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守在广州，清朝在广东驻军很多；列强在广东也有重大利益，一旦保皇会起事，列强很可能会以平乱为名进行干预。所以，保皇会经营广东也有很大困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权衡，左右摇摆，东西无常，难以制定出北上勤王的明确的战略。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无论经营广东还是广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庚子勤王都不会成功，他们缺乏真抓实干的作风，只能是纸上谈兵。康有为和他的门生皆为书生，皆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并不擅长军事组织工作，这对勤王行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同门无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3月28日，梁启超致信康有为，批评澳门总局工作散漫，效率低下：“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梁启超年谱长编》)进入6月，北方形势大乱。6月15日，清廷下达上谕，命令李鸿章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得到这一信息，康有为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在广东起事。6月20日，他在给欧榘甲的信中说：“天时所赞，北乱李行。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一时兴起，康有为在给澳门总局徐勤等人的信中列举了夺取广州后应该办理的27件事，非常详尽，包括：“守藩库、运库、军械局；传海关、银号，核算关饷，提拨军需；运署公所照常办事，拆引上饷；开设民政局，公举议员，条陈利害，筹议军需”等等。在康有为看来，保皇会夺取广州指日可待。康有为迫切希望手下的人能搞出一点动静，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广西。6月24日，他在《给办事诸君书》中写道：“仆受天下之责望，领众人之巨款，终日兢兢。今各埠信电交责，并催勤王，急如星火，见之愧赧，无地自容。若失时机，后难再得，且令外人轻我，各埠同志疑，则人心散而事无可为矣。望详划速举，以告办事诸君。”(《康有为与保皇会》)康有为催促手下人起事，而作为勤王行动办事机构的澳门总局一没有钱，二没有人，徐勤等人根本无法策动在广东或者广西地区起事，面对康有为一日数电的催促，他们索性沉默不答。得不到澳门方面的报告，康有为异常恼火，6月27日，他连写两封信，痛责徐勤等人，称：“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徐勤)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如此岂能办事，吾何以指挥？如处幽室，有所谋亦妄耳。”(《康有为与保皇会》)面对康有为的责难，徐勤提出辞职，并报告局中无款的实情。康有为得到徐勤的信函后，以老师的身份批评他，安慰他，随即改变了在广东起事的决定，再次回到专意桂、湘的老路上。他在给徐勤的信中说：“近事原为取粤，又为养侠故，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今一切欲归羽异(陈翼亭)一路……愈益滥支，皆为舍不得故乡(广东)之故，今欲决弃之，如何？”从康有为与澳门总局等人的书信、电文可知，资金不足仍然是保皇会面临的最大困难，从广西发动勤王在当时也根本无法实施。至7月中旬，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这件事再次让康有为改变主张，他决定在广东起事，发动勤王行动。他在给手下人的信中写道：“以李(李鸿章)去之故，此刻专注东省(广东)，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广西)，直趋湖南。以我之军械既足，广勇之精锐勇敢，两湖非我敌也。”在这封信中，康有为又写了26条，对夺取广州详细布置，包括：“夺火船，用短枪精械，以舢板用快长枪亦可；观音山五层楼，各城门城楼，皆令插刘旗，编号勤王，夜则点灯笼，亦用各营官衔笼；围姓现有存款，核令全数交出，以济军需，计有百余万也……”无饷、无人、无械，康有为的设想只能是空想。与此同时，自立军在长江流域的起事如箭在弦上，多次向保皇会催款，康有为等人只能敷衍。8月21日，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杀，这件事打击了保皇会北上勤王的士气。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惠州发动起义，遭清兵镇压。清政府随即在两广地区加紧戒备，严密搜查，更增大了保皇会起事的难度，保皇会庚子年的勤王行动策动了一年，一事无成，草草收场。总的说来，康有为等人缺乏策动军事行动的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是庚子勤王计划流产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于庚子年的保皇会来说，筹款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筹到的资金相对于北上勤王这样的军事行动来说是杯水车薪。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是保皇会主要的赞助者，他在庚子年间共捐15万元，包括直接给唐才常的3万元。(《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梁启超在檀香山的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6月17日，他在信中说：“今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除了以上两大筹款渠道之外，保皇会筹到的其他款项很少。康有为在7月的一封信中记道：“雪梨(悉尼)汇港一万余，加拿大汇港六千余，巴拿马四千余。”(《康有为与保皇会》)筹款不足对保皇会的勤王行动有极大的牵制，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常常焦头烂额，徒唤无奈。梁启超曾说：“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遍资各路。”为了节省资金，康有为分别于1900年9月、1901年初，下令停止澳门总局的运作。保皇会资金紧张，他们在两广地区策动的勤王行动无法实施，也就难以顾及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的一系列活动，不能实现承诺，难以在资金上给自立军以足够的支持，这是自立军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说到自立军失败，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称：康有为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60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20万汇给唐才常，最后竟连一分钱也不汇给唐才常，导致自立军失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康有为等人的手中其实没钱。1900年初，唐才常从邱菽园那里得到3万元，后来保皇会另外分拨1万元给自立军。(《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当然，这与康有为向唐才常夸下的海口相距甚远。除了筹款不足，康有为等人没有掌握得力的军队，这也是影响保皇会北上勤王的重大原因。陈翼亭掌握的南关游勇到底是否能够为康有为等人所用，这个谁也说不准。梁启超认为陈翼亭是一个骗子，借运动为名骗去6万元。(《梁启超年谱长编》)1900年上半年，陈翼亭的父亲因病去世，为了拉拢陈翼亭，康有为等人手中缺钱，仍然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奉以厚奠”。除了拉拢陈翼亭，1900年2月，保皇会还把丹徒人徐怀礼罗致麾下。徐怀礼绰号徐老虎，是当地盐帮中人，聚众万余，掌握私盐船700余号，青红两帮也听其调遣。徐怀礼最初答应投靠保皇会，将来率众从江南出发，北上勤王。1900年6月，他又被官方招抚，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行动，唐才常不得不放弃江淮一带的行动而专注于两湖地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保皇会拉拢陈翼亭、徐怀礼等人，实质就是“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梁启超曾经以“狎客之奉承妓女”比喻，双方关系并不牢靠。大概是知道这一点，当梁启超请求康有为亲自到正军营中去指挥军事行动的时候，康有为未予理睬，始终待在海外安全的地方，远远地遥控国内的勤王活动。庚子勤王计划的破产对康有为等人发动军事行动的信心是一个重大打击，1901年初，保皇会再次停止了澳门总局的运作。后来，保皇会逐渐放弃了策动大型军事行动的策略。
第二章 李鸿章与袁世凯1900年6月初，北方局势大乱，南方受到影响。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何启找到《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希望陈少白所在的兴中会协助李鸿章，宣告两广独立，以免两广地区受到北方局势的连累。何启还把这个方案提交给香港总督卜力，希望卜力劝告李鸿章，促成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
1900年7月，李鸿章与香港总督在一起。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1894年11月成立于檀香山，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由孙中山领导，后在香港成立总会。陈少白是兴中会的重要成员，和何启交谈后，他马上致电正在日本横滨筹划惠州起义的孙中山，告知何启的主张。孙中山闻讯大喜，立即复电陈少白，表示赞同何启的主张。6月8日，孙中山与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乘坐法国轮船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港督卜力向李鸿章提出广东自主计划，李鸿章的态度是“意颇为动，唯以清廷尚未陷于绝境，故仍迟疑观望，未有正当表示”。(《革命逸史》)在兴中会与李鸿章之间担任联络的还有李鸿章的幕僚、广东富绅刘学询。刘学询对李鸿章称：“我与孙中山认识有年，如果傅相有意罗致，我可以设法使孙中山来广东听命。”李鸿章点头默许。6月15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由德寿兼署。因为北方局势混乱不堪，李鸿章决定暂时在广东观望，没有立即动身前往北京。他认为难以挽救北京乱局，而乱局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他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说：“政府悖谬如此，断无挽救，鸿去何意？”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人乘船到达香港，李鸿章派兵舰迎接，邀请孙中山与杨衢云前往广州开会商议。此时，孙中山心存疑虑，他从陈少白处得到报告，知道李鸿章对于两广独立“尚无决心”，另外他担心李鸿章派兵舰来，有诱捕他与杨衢云的阴谋。孙中山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三人代表他登上李鸿章派来的兵舰前往广州会谈。代表李鸿章与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是刘学询。刘学询要求确切了解孙中山方面的要求，宫崎寅藏提出两点：一是要求广东方面特赦孙中山的罪名，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是要求借款六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答应了宫崎寅藏的要求，并且先付三万元，答应其余款项日后送上。其实，李鸿章并非真心要脱离清朝统治与孙中山等人合作，他只是在混乱的形势下观望，与孙中山等人虚与委蛇。他的这种态度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态度又很快转回到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上面。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提出“东南互保”的构想。李鸿章积极支持，是“东南互保”的主要参与者。7月6日，清廷第三次催促李鸿章北上。7月8日，清廷下达上谕，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迅速北上。李鸿章再也不能拖延了，7月16日，李鸿章离开广州，临行前曾经与南海知县裴景福有一番交谈。裴景福祝贺李鸿章再次担任直隶总督这一重要官职，李鸿章自负地说：“舍我其谁。”裴景福询问北方大局安危，李鸿章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世凯主政山东，刘坤一、张之洞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中国不至一蹶不振。”裴景福问道：“公看京师如何？”李鸿章答道：“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崑、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北京)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说到这里，李鸿章眼中含泪，以杖触地，口中念道：“内乱如何能止？”默然良久。裴景福又问：“论各国公法，八国联军即使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李鸿章道：“是啊，但恐无人主持，先自摇动。”裴景福说：“公何不将此意上奏朝廷？”李鸿章说：“我到上海后当具折，恐亦无济。”后来，裴景福问道：“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李鸿章说：“联军占领北京，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景福询问兵费赔款的数目，李鸿章说：“我不能预科，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份)，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鸿章再次潸然泪下，而裴景福亦悲伤不已。(《河海昆仑录》)李鸿章离开广州，转道香港，会晤港督卜力。这时候，孙中山等人抵达香港海面，希望与李鸿章会面，继续洽谈两广独立的可能性。李鸿章向卜力表示，不愿意与孙中山等人见面，同时劝告卜力，不要让孙中山等人利用香港作为反对清政府的基地。7月21日，李鸿章乘船抵达上海。到达上海后，他患上了感冒，并有腹泻。于是，他便以身体有病为由停留，继续观察北方局势的变化。在上海，李鸿章试图与各国领事联络，但是遭受到冷遇，各国领事自称无议事之权，不愿意和他交涉，“各国领事告诉他说，倘若各使节(北京的公使)还活着的话，他必须和他们交涉；倘若他们已经丧失了的话，他就必须与各国政府交涉。李鸿章对于他在上海遇到的接待和由此而向他指出的与外国的关系显然使他大为愤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7月23日，清廷第七次下达电旨，催促李鸿章即刻启程北上。7月24日，李鸿章电请朝廷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7月29日，清廷第八次下达谕旨，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7月31日，李鸿章与刘坤一联名上折，恳请朝廷明降谕旨，速定大计者四端：派文武大员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以示宽大而泯疑怨；饬令各省督抚、将军，切实保护各国洋商、教士；饬令各省督抚、统兵大员，对各处土匪、乱民，即行相机剿办，以清内乱而弭外衅；专派大员会同顺天府尹、直隶总督，在北京、直隶地区广施赈济，促胁从良民各归本籍。(《义和团档案史料》)8月5日，天津的八国联军向北仓发起进攻，开始进犯北京。同日，清廷第九次下达谕旨，令李鸿章迅速来京。8月7日，清廷下达上谕，授李鸿章为全权大使，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8月8日，李鸿章电请赏假20天，推迟进京；他担心自己会遭遇不测。盛宣怀说：“合肥请假廿天以相事机，许(景澄)、袁(昶)被害，合肥亦不敢仓卒入都。”8月13日，李鸿章上呈奏折，恳请朝廷派重臣就近与八国联军前敌各军商办停战。同日，李鸿章、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商议联衔谏阻两宫西逃，恳请太后、皇上留在京城，张之洞表示不可。8月1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离北京。当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致电李鸿章，希望清政府在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中国前自行平乱，并劝说李鸿章乘坐俄国舰船前往天津，俄军可以随处保护。8月16日，李鸿章致电列强，商议停战事宜。除了俄国，其他列强并不认可李鸿章全权代表的身份，不打算与他进行谈判。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称：“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求他(李鸿章)提出新的权力证书。他所享有的那些权力是通过电报授予他的，其目的大概是为了阻止联军对北京的占领。因此，那些权力可能不继续有效。据我看来，拖延谈判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因此在若干时间内不可能终于缔结一个总的和约。”(《英国蓝皮书》)京师被占，太后及皇上西逃，北方局势糜烂得无以复加，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成为众人眼中的救命稻草。8月18日，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希望他速速航海北上，处置危局。8月19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拿出应对办法，与列强讲和。同日，李鸿章再次致电列强，商议停战事宜。列强不应。8月21日，李鸿章第三次致电列强，恳请停战、退兵、议和。8月21日，美国总统麦金莱表示，支持逃亡中的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希望各国能尽快达成一项谅解，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以结束华北的混乱局面。8月3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9月1日，李鸿章在上海会见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和美国特使柔克义。李鸿章表示：他将很快动身前往天津，希望尽快开始与各国的善后谈判，甚至可以和任何一国公使单独谈判。9月14日，李鸿章一行在一艘俄国军舰护航下乘坐英国轮船“安平”号离开上海，前往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北京，进行又一场耻辱的谈判。在袁世凯的综合治理下，1900年6月下旬之前，山东基本保持安静，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起事，义和团稍有行动就遭到清兵严厉打击。4月13日，有义和团在临邑田家口(距禹城边界十余里)打尖，“半日而去”。禹城知县会同武卫军马队迅速出动，打死义和团21人，生擒3人。《筹笔偶存》一书记录了义和团时期山东巡抚衙门的文牍，从中可以看到，山东形势在5月30日仍然保持安静。此后20余天的文牍《筹笔偶存》中没有记录。6月16日，英国驻烟台领事从英国浸礼会接到关于内地即将发生骚乱的第一个信息：义和团在滨州一带招募和训练新的成员。(《英国蓝皮书》)形势从此开始迅速恶化。从《筹笔偶存》中可以看到，到了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受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山东省境内义和团“复起响应”，纷纷起事。时隔半年，从山东燃起的义和团大火重新烧了回来。因为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秘密会社、教门组织在山东分布广泛，所以此次义和团的活动来势凶猛，短时间内，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甚至平度等地，都有义和团活动，义和团在一些地方聚集达数千人，与官府对峙，甚至攻击清兵。面对这样的形势，袁世凯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袁世凯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危局。首先，他颁布饬札，积极保护山东境内的外国传教士。形势恶化后，聚集到济南的新教传教士超过200人，他们被紧急疏散到黄河南面的小清河口，从那里乘一艘日本小轮船安全离开山东。英国驻烟台领事称：“巡抚(袁世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派兵保护每一批离去的人们，极为周到地和关切地对待难民。”(《英国蓝皮书》)对于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袁世凯态度鲜明，严厉镇压。当然，镇压义和团与“招集义民抵御外侮”的谕旨相违背，于是，袁世凯对真假义和团做了重新定义：“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效力，即谕令迅往天津等处，协助官兵，齐心合力，以伸同仇之忱；倘凭义和拳之名，仍复结党横行，希图窜扰内地，即系乱民，应即严捕渠魁，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筹笔偶存》)在他的定义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便全部是乱民、土匪了。6月下旬，袁世凯连发饬札，严令各道府督饬各州县镇压义和团。6月26日，他在饬札中说：“欲杜东省之患，则首先于平民教积仇；欲平民教积仇，则首先于只分良莠，不分民教。平民、教民之为良善者，皆饬地方官保护之，其莠恶则严惩之以法。”6月28日，袁世凯再发饬札，称：亟应请阁下督饬所属各州县，认真查办，千万不可稍事姑息。直省匪势已聚，如再与山东勾结，阻隔南北，全局震动，此其害之在于国家者也。东省威海驻有英军，胶澳驻有德军，如任匪徒焚掠教堂，焚掠路局、矿局，戕害洋教士、洋工师，杀戮教民，英德两国必执为口实，派兵保护，而入内地，此其之害大出于山东者也。同寅诸公，各有亲属寄居官署，万一全城为匪所踞，如直省据城挟官故事，凌辱逼迫，惟令是从，取辱孰甚。即不甘其辱以身殉国，而朝廷以城设、人民寄之有司，不能为朝廷保守，任为贼有，亲属家孥陷于危地，似亦非一死所能塞责。此其之害二中于一身者也。(《筹笔偶存》)面对这一轮的义和团纷起，袁世凯的手段远比刚到山东时泼辣、严厉。他所率领的武卫右军终于派上了用场，清兵大开杀戒，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山东境内清军杀害义和团人数较多的事件有：7月10日，清兵在宁津附近的朱家寨击散义和团800余人，杀死义和团20余人；7月12日，清兵又在朱家寨击散义和团千余人，击毙义和团120余人；7月13日，张勋率清兵在庆云一带抓捕义和团，击毙义和团20余名；7月17日前后，清军在郓城杀害义和团27人；7月20日，清军在阳谷开枪轰击义和团2时之久，击毙10余人，生擒义和团首领4名，就地正法；7月26日，清兵在德州地带与2000多义和团民激战，击毙义和团首领2人，击毙义和团团民30余名，击伤多人；张勋率领清军抵达阳信，“进剿城内窜匪2000余人，当场轰毙500余名，又生擒50余名”；8月9日，孟恩远率清军在商河刘家寨天齐庙击毙义和团100余人。(《筹笔偶存》)袁世凯指挥清军镇压义和团是非常残酷的，但是，人们从《筹笔偶存》中可以看到，义和团纷起对山东社会的破坏也是残酷的。例如，书中记道：“北营地方距城六十里，均系回民，共二百余家。该处本多马贼。(六月)十七日上午，盐山、庆云假拳匪聚三千余人，围击北营，夜半竟遭焚戮……共焚毁房屋十分之八，杀大小男女三百余口，三尺幼孩亦被诛戮。抢去牛驴粮食衣物无算。”在《筹笔偶存》，这样的记述屡见不鲜。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此次山东义和团纷起虽来势凶猛，但如同遍地燃烧的小火苗，都被很快扑灭了，山东政治形势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严重的残害外国人和传教士的事件，各地电杆得到保护，山东与直隶以外的电报通讯保持畅通。庚子国变期间，英国驻烟台领事在给窦纳乐的报告中说：我们目前在烟台所处的地位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虽然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欧洲人在夜间的巡逻。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袁世凯)所采取的态度；无论他的动机怎样，据我的意见，他已经尽力用他掌握的军队把义和拳逐出本省，而且当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发生骚乱的时候，将骚乱镇压下去。他的僚属自然遵循他的榜样；直到目前为止，山东没有被卷入那个势将席卷它的叛乱和掠夺的浪潮。(《英国蓝皮书》)袁世凯采取残酷手段维持山东局势的稳定，维护列强在山东的权益，积极参加“东南互保”，因此受到列强的称赞。后来，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我们与山东、南京、武昌三位督抚，不在交战状态之中，此三位先生颇能于(中国)皇帝与联军之间设法应付，极为机敏，形成双方以外之势力”，对于他们“必须加以顾虑、尊重”。在庚子国变期间，山东没有遭受八国联军的入侵。另外，实授山东巡抚之后，1900年4月到5月间，袁世凯着手整顿山东境内原有军队，将其改变成为一支新军——武卫右军先锋队。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包括步兵16营、骑兵2营、炮兵2营。其步兵由登州、济南、东昌、莱州各府所辖清兵抽调组成；骑兵由原来“骧武”、“精健”马队改编而成；炮兵则是新招募而成。武卫右军先锋队在1万人以上，加上原来所辖武卫右军，袁世凯掌握的军队在2万人左右，实力大增。庚子国变后，两宫逃亡，袁世凯得知后迅速派员押运大量饷银，奔赴行在，表示忠心。8月29日，他在奏折中说：“现于藩、运各库中，先行凑集银十万两，檄委候补知县曾硕儒、陈养源等管解，星夜趱程前往。又东境内，现有截存安徽运解京饷银十一万六千两，江苏解京银五万五百两，一并觅备车辆，酌派弁勇护解西行，奔赴行在，探明军机处投交，藉资供亿。臣仍当随时督同司道等，赶筹巨款，源源接济，以期稍纾目前之急。”(《袁世凯奏议》)庚子国变期间，武卫前、后、左、中各军遭受八国联军的重创，袁世凯掌握的武卫右军毫发未损，而武卫右军先锋队所受打击也较小，掌握这两支军队的袁世凯地位随之凸显；袁世凯积极参与“东南互保”，得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朝中大臣的认可；而列强对袁世凯也极为支持。以上因素决定袁世凯在庚子国变后将成为清廷所器重和依赖的大员。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卒，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章 盲从的命运1900年3月14日，清廷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毓贤随即前往太原上任。毓贤是一个传统型官员，在山东任职期间，列强压迫中国的现实对他产生强烈刺激，他的排外意识逐渐强化。他对义和团也缺乏清醒认识，在其任内，山东义和团纷起，民教冲突接连不断。毓贤被免去山东巡抚后很快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清廷继续重用毓贤，这导致毓贤在山东任内形成的错误认识没有得到更正，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毓贤带着原有的观念来到山西。毓贤进入山西后，义和团开始在这个华北内陆省份发展起来。《太古县志》载：“(毓贤)甫履任，即饬各州县演习神拳。”《清史稿》称：“(毓贤)俄拜山西巡抚之命，于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但是，在1900年6月下旬之前，山西地区义和团并没有大规模聚众滋事，更没有发生严重的伤害外国人的事件，因为毓贤所引入、扶持的义和团与山东、直隶地区的义和团有很大不同。毓贤在给山西各州县的一告示写道：“总之，义和拳民并不滋事，但经滋事者，即属棍徒冒充。该地方官立即拿获，尽法惩治，不得宽纵。”(《义和团》一)也就是说，毓贤试图把义和团完全置于官府控制之下，他所扶植的义和团更接近于团练性质，而不像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团，是民众自发产生的，不受官府控制，任意滋事；对于任意滋事的义和团，毓贤坚决予以打击。这是他在山东执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政策的延续。所以，在6月下旬之前，义和团在山西没有发展起来，山西的形势基本稳定。6月12日，北京的局势已经恶化，英国政府向太原府的传教士发电报：“我们为你们的安全担忧。”6月20日，太原的英国传教士回电称：“安全。充满希望。”(《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清廷下达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6月24日，毓贤报告说：“查山西地方亦有拳民，但不甚多，现于募队时招集入伍。”也说明义和团在6月下旬之前没有发展起来。山西义和团纷起是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1900年6月下旬)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太原人刘大鹏所著《晋祠志》中载：“义和拳之起十分神速，吾晋于庚子六月初始有，未几而蔓延全省，声势猖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导致山西义和团纷起的直接原因是清廷于6月下旬下达了一系列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上谕。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记道：“洋贼亦入寇大沽，(朝廷)乃于二十五日下诏，(命令)兵民奋勇灭虏，吾晋拳民亦蜂起矣。”临汾县志明确记载，清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列强的上谕下达后，“各省州府县尤而效之”。(《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山西巡抚衙门。毓贤思想中原本就有排外的成分，接到清廷与列强决裂的上谕，看到宣战诏书中说“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他感到欣喜、振奋，用他的话说是“欣抃殊深”。他随即把清廷的旨意以饬札、告示等形式向山西各州县做了传达。毓贤饬札与告示的主要内容是：查晋省各属，均有教堂，大半有洋人在堂传教。今既钦奉谕旨，饬令将洋教士驱遣回国，亟应钦遵办理，应由各地方官查明境内教堂几处，洋人几名，立即按名驱散回国，毋任逗留生事。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民杀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至从教民人，皆系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诚心出教，即予自新，决不究其既往。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断难宽贷，为祸为福，尔教民其自择之，勿谓言之不预也。现在义和拳民，并不乱杀泄愤，所有一切财物，秋毫皆无所损。如有乘机抢掳，即系土匪土棍。所有居民商民，各守门户方稳。派勇到处巡查，愿尔各听吾训。洋人传教，邪术迷人，毒害中土，灭绝五伦。今敢谋乱，亲往捕擒，按名正法，以除祸根。凡尔教民，亟宜自信。倘能出教，即为平民。(《义和团》一)人们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到，受清廷上谕的直接影响，毓贤的排外意识更加强烈，更加决绝。这些来自巡抚衙门的饬札和告示下发之后，山西社会进一步动荡，义和团纷起，排外风潮随即到来。6月24日，大同发生骚乱，外国传教士被袭击，被迫进入知府衙门躲避。6月26日，在平遥的外国传教士遭到了袭击，他们被迫逃往汉口。6月27日，介休县传教点发生暴乱，5名外国传教女被迫躲进当地县衙，后来在官府保护下前往到平阳府。6月29日，朔平府的传教士受到威胁和攻击，10名瑞典传教士和3名基督教布道联合会成员被暴徒杀死。(《山西传教士》)从6月下旬开始，山西各地教民开始受到义和团的攻击。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记道：“凡为义和拳者，头罩红巾，腰束红带，胫缠赤芾，手执利刃，屠戮洋教，焚毁教堂，纷纷扰扰，势极猖獗，官莫能制，法莫能施，一任其横行而已。”教民不甘于被害，势必要聚集起来进行自卫，对普通民众发动攻击，山西各地便出现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在当时山西普通民众眼里，教民属于异端，他们以妖术伤害百姓。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称：“妖术维何？曰投毒，曰洒血，曰黄纸人，曰黑风口(以布皮为兽形咬人)，曰毒煮物食，曰杀杀之声而已。”面对教民的“妖术”和攻击，普通民众同样感到恐惧，“村庄城镇，莫不通宵戒严”。由此，义和团对教民的攻击更加猛烈，“教民之邪术虽横，而义和拳之忿恨却深，此屠戮教民之举，所以到处不免也”。(《潜园琐记》)除了受到义和团的攻击，教民还面临来自官府的迫害。根据朝廷的旨意，毓贤要求山西各地教民出教，“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相当多的教民不愿出教，于是被杀。庚子年间，山西被杀教民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据后来的山西布政使赵尔巽统计，山西被杀教民大约为6060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而据英国人爱德华兹统计，天主教教民死亡人数大约为8000人，而新教教民死亡人数在380人左右，其中156人属于中华内地会，120人属于英国浸礼会，79人属于美国公理会，27人属于寿阳教会。(《山西传教士》)毓贤是一个传统型官员，他不识大局，有排外意识，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比，政治上有很大局限性。庚子年的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毓贤辨不清方向，他本能地紧跟着清廷的意志前行，却最终迎来悲惨的结局。1900年6月17日，慈禧太后决心与列强决裂，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谕旨，著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酌派得力将弁，统帅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6月20日，毓贤接到上谕，当天即派遣前曹州镇总兵万本华统领晋威新军步队四营、抚标练军马队一旗，星夜赶往京师。他接着上呈奏折，声称自己要亲自督队北上，拱卫京师，“如蒙俞允，遵即启程”。毓贤说要督队北上，其实是指督率万本华的部队，当时山西境内的清兵数量捉襟见肘。清廷误会了毓贤的意思，以为他要督率另一支部队出晋。接到奏折后，清廷命毓贤督队前往正定府获鹿驻扎，命万本华率部前往张家口驻扎。清廷没有马上让山西的清兵赶赴京畿，是因为形势尚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慈禧太后需要进一步观察局势的变化。6月23日，毓贤接到清廷于6月20日下达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等。看到这道上谕，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将其作为挡箭牌，搞起了“东南互保”；而毓贤接到这道上谕，立即上呈奏折，称：查晋省练军各营旗，南北分防，去省较远。现在抚标练军，除马队出防外，仅有步队二营一旗。省城关系紧要，分布尚觉空虚，势难再行抽调。惟是时势紧迫，根本攸关，北望京华，曷胜焦急!查有太原城守尉所部旗营，尚可拣调，已饬令挑选旗兵四百名，发给粮饷器械，由该城守尉英肇统带入京，以资保卫而听调遣。除将选将、练兵、筹饷各事宜，督同司道妥为商办外，所有添派旗兵，星驰入都，以备调用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义和团档案史料》)人们可以看到，毓贤千方百计从山西抽调清兵支援北京，他竭尽全力、不折不扣地按照上谕行事。6月24日，他再次上了一折三片。在三道奏片中，毓贤谈到的不再是分内的事务，而是想尽办法为清廷出谋划策。他在第一道奏片中说：“各国军队远涉重洋前来中国，最需要的是煤火、粮米，必须严禁各省口岸出口这类物资。如有敢私行接济者，无论何人，均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毓贤在第二道奏片中说：“列强的水军比我们强，陆军则不如我们。我考虑不如以我所长，制其所短。朝廷可以命各口岸严设陆军，节节妥为防守，洋人来了就与之作战，这是以逸待劳的上策。现在将才难得，朝廷最值得依赖的应该是董福祥。查董福祥有谋有勇，忠义过人，晓畅戎机，威望素著。甘军如与义和团民联络声势，相机办理，必能克建大功；如留卫京都，缓急尤为可恃。天下幸甚。”毓贤看不清中国难以和八国相抗衡这一基本事实，认为只要在各口岸遍布陆军，就可以抵挡列强，他的思想停留在鸦片战争时代。在第三道奏片中，毓贤又担心朝廷被洋人骗了，说：“京城中各国洋房林立，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此次我军连战连捷，听说有洋人跪倒竖起白旗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洋人诡计多端，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古语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朝廷一定要当心啊，千万提防皇宫中出了奸细。这是我每天都感到焦虑的事情，我每天都向着紫禁城的方向叩头祈祷。”从以上奏折、奏片中可以看出，毓贤是一个非常忠诚于清廷的官员，惟清廷旨意是从，而他的见识又非常短浅，对局势没有独立的、清醒的认识，这是导致山西成为庚子国变重灾区的重要原因。6月27日，太原城中发生了杀害外国传教士的恶性事件。据英国传教士医生爱德华兹记述：当天傍晚，在太原城东南角的天主教堂附近，一大堆人投掷石头，攻击洋人，后来事态扩大，暴徒焚烧传教士的房屋，外国人和中国教民纷纷逃走，而负责女子教会学校的库姆斯小姐为了抢救她的两名女学生落在了后面，被暴徒扔进火堆里烧死了。(《山西传教士》)毓贤对此事的描述与爱德华兹不同。毓贤在奏折中称：6月27日，拳民烧毁了东夹巷英国教堂，“当火起时，该教堂内放枪，轰毙民人四名，受伤一名，洋人亦有焚毙者。查验堂内，挖有地窖深而且宽，盖洋人藏垢纳污处也。并查获逃出幼女五口，发县传其家属领回”。他接着报告说：“现闻省中及四乡教民均赴山隅，聚集甚多，有欲群来报复之谣。”(《义和团档案史料》)爱德华兹和毓贤的描述，哪个更接近事实，从现有的资料分析难以判断。但是，毓贤所说“省中及四乡教民均赴山隅，聚集甚多”，这是不错的。刘大鹏在《潜园琐记》记述说：当时太原县的教民大都跑到洞尔沟村去了，“洞尔沟蚁聚教民男妇老幼约计二三千人，妇女则藏匿遽室，少壮则编列队伍。列短剑长矛，森立教堂之右；鸟枪、火炮，密布教堂周遭。昼则树帜以壮威，夜则悬灯以照路，勒兵严阵以待义和拳。声势炫赫，震动远迩。”大量的武装教民聚集起来，其本意或许是为了自卫，但是对官府和普通民众来说，聚集起来的教民是一个巨大的治安隐患，“民情汹汹，一夜数惊，唯恐其铤而走险，荼毒生灵”。毓贤本来就有排外意识，对洋人和教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面对聚集起来的教民，他更加感到不安。7月3日，毓贤上呈奏折，报告山西民教仇杀的状况。他说，据托克托城通判李恕禀报，在萨拉齐一带有姓石的教士将民人高占年等九人烧杀致死，而在应州、浑源州、阳高县、丰镇、大同等地，均有焚毁教堂情事。“奴才查看城中及各属教民甚多，其行踪又复诡秘，姑念其无知愚民，再三开导，令其出教，即是平民，无如其信奉洋教太深，执迷不悟。现闻得教民散处省城内外，或潜赴寿阳县属之板市山(板寺山)，盘踞山洞，意图不轨，人心未免惊疑，屡次派人侦探，并严密防范，一而整顿团防，仍外示镇静而内筹备。”寿阳板寺山建有中国北方最大的天主教圣母教堂，占地约为三万平方米，在1898年前后建成。当山西地区局势失稳后，寿阳周围地区的传教士、教民前往板寺山圣母教堂躲避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毓贤看来，教民聚集起来盘踞山洞，就意味着意图不轨。7月3日，毓贤还上了一道奏片。毓贤在片中称山西财政紧张，“又值旱久灾重，亟需筹办赈务”，恳请朝廷从其他省份调拨款项，设法协济山西。7月4日，毓贤在巡抚署衙接到上谕。上谕称，“直隶献县黑风口教堂集聚教民甚重，意图滋事”，命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清兵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当天，毓贤要带兵离开太原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太原城中大量绅民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其中很多人进入署衙，递呈禀帖，恳请毓贤不要离开太原，其中包括山西布政使李廷箫、按察使恩铭、山西书院院长、前贵州按察使田国俊等人。当时的场面壮观而且感人，毓贤自己称：“绅耆不下万人，攀辕卧辙，洒泪跪留”。山西布政使李廷箫则称，各乡车户相约不给毓贤率队出城提供车辆，用这种办法恳请毓贤留在太原。绅民之所以挽留毓贤，是担心毓贤离开太原后局势更加混乱，他们尤其担心教士、教民报复平民：“省中自焚毁教堂后，洋人主使下毒于井，教民负隅，意图报复，人心惶惶，寝食不安。幸蒙(毓贤)办理团练，调集队伍，处处严防，准备一切，(毓贤)若一旦出省，恐省城不保，百姓无依。”(《义和团档案史料》)这样的请愿活动连续进行了三天。从刘大鹏的记述看，当时太原的民众害怕洞尔沟的教民报复，简直到了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的程度。7月5日晚上，忽传洞尔沟教民杀来，很多村民“悲啼呼号，群相奔走，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7月7日，太原县城中又有传言，称教民要来攻城，城中顿时陷入混乱，“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知县何宗逊赶紧击鼓，招集兵民登城分守，如临大敌，“终夜戒严，莫敢疏忽”。(《潜园琐记》)面对如此混乱的形势，面对全城绅民的请愿，毓贤、李廷箫分别上呈奏折，恳请清廷允许毓贤暂缓几日启程。这时候，毓贤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他该怎样迅速平息太原城中的乱局，然后遵旨出省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击洋人和教民势力，消除混乱的根源。7月5日，即绅民请愿活动的第二天，毓贤开始考虑对太原城中的传教士、教民采取行动。爱德华兹记道：“7月5日，一位官员对他们(传教士)进行了慰问，一一记下了住在法辛先生大院里的所有外国人的名字，同时还带来了巡抚的话，如果他们搬到另一所房子(铁路公局)去，在那儿他可以更直接地庇护他们。传教士都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但表示如果巡抚命令他们去那里，他们只好服从。”(《山西传教士》)后来，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毓贤报告7月5日行动的意图：“嗣于六月初一日，东夹巷教堂为义和团民焚毁，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民心惶惶，日夜惊扰。奴才恐其一旦作乱，滋蔓难围，遂设法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住一处。”毓贤的确是有预谋地将太原城中的洋人集中在一处，他认为“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扰乱省城，以图一逞”。关于毓贤7月5日的行动，刘大鹏这样记道：在山西的洋人暗地里与教民商议，准备在太原谋乱，占据城池，召外国军队长驱入晋。教民首领李富是清军中的千总，不同意洋人的主意。洋人又派教民与李富的弟弟、辽州把总李义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泄露机密。毓贤听说洋人的阴谋，急忙派中军参将率领清军将省城里的洋人圈禁起来，名为保护；暗地里审讯教民，完全知道了洋人企图谋乱的事情。(《潜园琐记》)从现有史料分析，当时太原城中的洋人不存在占据城池谋乱的可能，但是，在当时民教冲突激烈的形势下，这样的传言想必是四处散播的，也会传到毓贤的耳中。听到这样的传言，他更加认定洋人会与教民勾结，要扰乱省城。后来，毓贤抓了李富，称他“与洋人为谋主，甘心从逆，竟为汉奸”。7月6日，毓贤接到了清廷7月3日下发的上谕，上谕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清廷强化了与列强决裂的态度和决心。接到上谕，毓贤加紧布置战守事宜，命令山西电报局停止与洋人通电，凡三字洋码，以及密电、明电，一概停止。不料，第二天，毓贤又接到盛宣怀的电报，称东南地区中外互相保护，“所有外洋电报，仍照常收发，不准阻碍，致启猜疑，如有谣言惑众，定当重究”。看到这份电报，毓贤“不胜骇异”，他认为“似此情节支离，显系奸宄捏造”，于是，他将自己的不解上报清廷，同时，仍然命令山西各电报局不准收发洋人电报，以阻其消息。接到毓贤的这道奏折，清廷的朱批是简单的三个字：“知道了。”清廷当时并不想真的与列强决裂，实行的是以战促和的策略，因此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搞的“东南互保”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看不清大局的毓贤又怎么能洞彻慈禧太后心中所想？他固守自己的信念，也为了自己的权位，一味盲从清廷。当然，慈禧太后也需要毓贤这类盲从她的大臣。7月9日，毓贤接到了清廷的另一道上谕。此上谕是清廷7月6日发出的，口气严厉，称：“各教民勾结麇聚，胆敢抗拒官兵，即著毓贤、李廷箫督率将士，相机剿捕，毋任蔓延为患。”清廷要求毓贤等人对教民采取武力手段。清廷强硬的态度无疑会影响毓贤。7月9日下午，一起严重的杀害外国人和中国教民的事件在太原发生了。爱德华兹关于此次事件的记述是这样的：7月9日下午2时，毓贤带领几位官员和一支卫队，装作要从北门出城的样子，尚未走到北门就突然返回，来到外国传教士集中暂居处(铁路公局)，将所有外国人和一些中国教民逮捕，然后带到巡抚衙门，经过简单审问后，命令卫兵将他们全部残酷杀害。被杀害的天主教成员包括：主教2名，神甫2名，僧侣1名，修女7名，中国服役教徒5名。被杀害的新教成员包括：法辛牧师夫妇、威尔逊医生夫妇等26人，来自寿阳的皮戈特夫妇、鲁滨逊先生等7人。(《山西传教士》)一个月以后，在直隶献县传教的柏克神父给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这样描述了7月9日太原惨案发生时的情形：“有五百名士兵参与其事，当欧洲人都已到达后，巡抚(毓贤)在知府和知县(他们站立着)的协助下讲了话，一开始就强迫所有的欧洲人跪下。他谴责他们过去对中国儿童和成年人不断犯下的所有罪行，然后下令予以处决。士兵们当场将五人斩首，这五人大概是两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主教)和天主教士。其他的人被带至接见厅的庭院里，在该处斩首。由于他们都穿着中国衣服，士兵无法识别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妇女和儿童都同样被杀死。”(《英国蓝皮书》)
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及其家人合影。后排左一为法辛神父，在太原惨案中遇害。7月10日，毓贤上呈奏折，向清廷报告了处决传教士及教民的经过。他是这样说的：“我于六月十三日(7月9日)带领兵勇，不动声色，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这些洋人居然敢合力抗拒，我命令几名勇敢的兵勇冒死突进，抓获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立即把他们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又据寿阳县知县秦锡圭拿获滋事的洋人七名，押解前来，奴才亦一并将其立正典刑。当晚北门教堂也被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漏。但是省外教堂尚有洋人，教民尤重，我仍当督饬各属，随时相机办理，以免患生不测。”毓贤所说与爱德华兹略有不同，一是被害洋人及教民数量，毓贤报告的数量多了一些；毓贤称洋人、教民试图抗拒，而爱德华兹则称洋人和教民都是束手被捕的。其他的情节基本相似，包括毓贤采取行动时使用了一点心机：不动声色，突然抓捕。毓贤在奏折中称，他对洋人、教民采取行动是担心他们作乱。清廷的朱批是：“知道了。随时相机办理。”毓贤的行动得到了清廷的准许、鼓励。7月14日，太原还发生了大肆杀害中国教民的事件。柏克神父在给法国驻天津领事的信函中称，7月14日，有200名太原府的中国教民因为拒绝背弃宗教而被杀死。(《英国蓝皮书》)结合信函的上下文分析，柏克神父的意思是以毓贤为首的官府杀害了200名中国教民。
在汾州遇害的传教士普赖斯及其家人。毓贤后来向清廷报告了这一事件，他在奏折中所说与柏克神父有很大不同。毓贤说：自从6月27日太原发生焚烧教堂事件后，他就命人遍贴告示，宣传凡是不再信奉洋教的教民即为平民，政府会一体保护；但是，有很多教民“迷惑已深，坚不出教”。7月14日，义和团民拿获一个老教民，当时有一百多教民挺身而出，大声叫骂，声称虽死不肯出教。义和团民大怒，要杀死所有教民。毓贤派人拦阻，义和团民杀害了其中31人，毓贤再三劝阻，令其他教民回家，仍劝令出教，再为安置。(《义和团档案史料》)1903年，后人为7月14日被杀的教民立碑，碑文中载：“十八日(7月14日)，毓(毓贤)遣巡捕杜某，执令箭、率凶兵、纵拳党，围困李樊等院，酷杀信人三十九岁(名)，重伤四人。”(《义和团》一)从这里看，柏克神父说200名教民被杀与事实相差甚远。以上便是太原惨案发生的大致经过。人们可以看到，此次惨案的发生是毓贤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错误处置的结果，除了毓贤固有的排外意识、残暴的性格，当时清廷的意志、教民仇杀的严峻形势，都是造成此次惨案发生的重要因素。后来，一些史书把惨案发生的原因单纯归结到毓贤个人身上，强调、渲染他的残暴，这与史实是不相符的。毓贤在太原杀害传教士的事件发生后，山西境内的排外气氛更加浓重，严重的排外事件频频发生。7月12日，大同府发生了严重的杀害外国人的事件。当天晚上，300名步兵、骑兵包围了中华内地会传教士莫基、伊安森及其家人的住处，杀死11名外国人。同日，7名外国人在河津被一队骑兵杀死，其中有梅康内尔夫妇、杨夫妇。7月31日，属于美国公理会的6名传教士在太谷被士兵和义和团杀死，其中有克拉普夫妇、威廉斯先生、戴维斯先生等人。8月1日，12名外国人在归化被清兵和义和团杀死，其中有美国传教士艾礼逊及其家人、7名瑞典人。8月9日，8名外国传教士在忻州被一队士兵杀害，其中有狄克逊夫妇、梅克拉茨夫妇、安德伍德夫妇、雷特小姐、恩格尔斯先生。8月15日，属于中国内地会的9名外国人在汾州府被一队埋伏的士兵包围、杀死，其中有阿特沃特牧师、普赖斯牧师以及他们的家人。8月30日，6名外国人在隰州被义和团杀害，其中有中国内地会的皮特夫妇及其两个孩子，还有哈恩小姐、多布森小姐。(以上数字和资料来自《山西传教士》)爱德华兹称，庚子年间山西省有159名外国人被杀。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称，在山西境内及在蒙古边境，包括在太原府的牺牲者，被杀的外国人总共有178人，在基督教徒中成年人有113人、儿童46人，在天主教徒中男子12人、女子7人，后两个数字可能是不完全的。1902年，山西布政使赵尔巽在奏折中称，在晋外国人死亡总数为191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太原惨案发生后，7月11日，毓贤接到了清廷的上谕。上谕没有批准毓贤暂缓出省的恳请，要求他仍遵前旨，星夜赶往献县。于是，毓贤赶紧处置身边事务，调集军队，为奉旨出省做准备。7月15日，毓贤上呈折片，报告为朝廷筹粮的事情。他说：山西山多田少，产米极低，老百姓大都以黍粟杂粮为主，今年又值大旱，庄稼焦枯，夏季无收，地方困苦，实在无法从本省百姓那里筹集粮食；为了给京师筹粮，他准备筹集五万两白银，汇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派人在江南采购稻米，然后运送到京，充作军粮。毓贤竭力为朝廷筹粮，同时又考虑山西百姓的生计。7月16日，毓贤遵照清廷的上谕，率领佐字中军一营一旗前往直隶献县黑风口剿办教民。7月18日，他走到榆次县境内，又接到令其重新回到山西的上谕。清廷之所以改变旨意，是因为山西布政使李廷箫上呈奏折，说明山西民教冲突严重，形势严峻，毓贤遽难出省。接到上谕，毓贤只好折回太原。在折返太原的途中，毓贤听说北京西什库教堂挖有地窖，洋人藏于其中，于是上呈奏折，再次为清廷出主意，建议采取“水攻”的办法对付西什库教堂里的洋人：“以为地窖如鼠穴然，如不便于火攻，唯有以水灌之……须从西什库外多挖水池，由高而下，节节蓄水，务令满足，一面多集勇士，于西什库附近掘通地窖口，立即下令开放池水，若决江河，而水奔腾直下，灌入窖中，则一举而破其狡窟也。”此时，一味向清廷表示忠心的毓贤根本不了解慈禧太后当时的心思，7月下旬，总理衙门正在往使馆区输送青菜、西瓜，希望和外国使节改善关系。在毓贤的这道奏折上，清廷一字未批。7月24日，毓贤接到上谕，上谕称北京方面军情紧急，令毓贤迅速带队前来，不得藉词推诿，贻误戎机。毓贤上呈奏折，称山西省内形势严峻，希望暂缓出省。7月28日，清廷在其奏折上朱批：“著仍遵前旨，迅速来京。”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廷对毓贤仍然十分信任、倚重。大约在8月上旬，毓贤率领二百清兵离开太原，前往北京。没有等到毓贤赶到，八国联军已经攻破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仓皇出逃，在逃亡途中遇到毓贤。8月17日，慈禧太后命毓贤扼守固关。当时，毓贤带领的兵勇只有从山西带出来的二百人，加上途中截留万本华所部一营。9月1日，毓贤上呈一折两片，为清廷谋划防守事宜。毓贤称：山西与直隶毗连之口不少，以及雁门关各处，均需分派将领，驻守要隘，以固边围；山西山多地少，粮食缺少，清军不应集中驻扎，应分驻沿边各处，以免运粮之艰；山西、直隶等地，溃勇乱兵到处抢掠伤人，民心恐惧，朝廷亟宜收拾人心，固结根本，应派遣大员，自保定以达井陉，节节驻防，实力妥办，以安百姓耕作之常，以扼敌人西窜之路。面对毓贤的忠心和唠叨，清廷批复道：“览奏具见悃忱”，从奏折中看到你的忠诚了。在奏片的末尾又批道：“知道了。所请各节，已于折内谕及矣”，奏片中的内容奏折已经说过了，言外之意“你实在太啰唆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出京城。8月20日，清廷下达罪己诏，向列强投降的态度十分明显。清廷的态度转了，毓贤的态度跟着也转了。9月7日，毓贤上呈奏折，这样说道：“绥远将军永德等人上奏，称归绥一带教堂里的教民包藏祸心，准备派员统兵前往剿办。教民聚集教堂，怎么能根据风闻无据之词认定他们包藏祸心，要造反呢？近来地方官急功近名，草率兴兵，才激成国变巨祸。对于山西香火地、铁圪旦沟两处教堂，永德必须持以镇静，不得轻率生事。”(《义和团档案史料》)毓贤或许认为只要紧跟朝廷便可消灾免祸，这一次他判断错了，他迎来了悲惨的命运。9月26日，清廷命毓贤开缺，以锡良为山西巡抚。11月7日，清廷以毓贤办事荒谬，命革职查办，交地方官严加看管，不许前来行在。11月13日，清廷下谕旨，将毓贤发往极远充当苦差，永不释回。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将毓贤正法。2月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临死前，毓贤自挽一联：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这副对联的大意是：“我为国而死，我的妻妾为我而死，本应如此；只是上有九旬老母，下有七岁幼女，我没有做到慈孝。我曾经杀过人，现在朝廷杀我，对这些我都坦然面对；我感到惭愧的是为官二十年，一心精忠报国却于事无补，我有负朝廷对我的恩情。”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想必毓贤死前所说也是他心里的话。毓贤尽管残暴，但是他清廉、勤政，实际一直想做个好官，作为传统型官员，他有他的局限性。在很多百姓眼里，毓贤是一个清官、好官。他担任山西巡抚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山西就留下了好的口碑。1901年4月14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贷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公抚晋才数月，晋民爱戴如此其深，非以公尽忠报国哉？”(《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毓贤被杀后，山西民众建祠堂供奉，后被清政府勒令拆除。说到毓贤，人们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认为他愚昧、残暴，因为他的纵容、煽动，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起来，然后席卷华北，有了庚子国变。李鸿章在去世前愤愤地说：“毓贤误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让毓贤一个人承担庚子国变的责任显然是错误的。庚子国变之所以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是当时多种政治、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李秉衡、毓贤等具有排外意识的大臣的确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具体到庚子年间发生在山西的惨案，毓贤负有主要的责任，其性格中残暴的成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在山西惨案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假如清廷没有下发若干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上谕，惨案是不会在山西爆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中，清廷的意志才是导致中国北方多个地区出现严重排外事件的最主要原因。在庚子年间，李秉衡、毓贤等人的命运也是可悲的，他们既是那场重大灾难的参与者，也是那场灾难中的牺牲者。在庚子年的历史舞台上，和毓贤扮演相同角色的还有直隶布政使廷雍。庚子年间，直隶保定地区同样发生了严重的杀害传教士的事件，仔细分析，清廷的意志仍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1900年7月前，廷杰担任直隶布政使。廷杰是满洲正白旗人，光绪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承德知府，1897年升任奉天府尹，1898年擢直隶布政使。刘春堂所著《畿南济变纪略》中载：廷杰精勤好察，事必躬亲，其手下即使犯有小错，他也看在眼里，“黠吏束手”。任直隶布政使期间，他核人才、究吏治、裁浮费、减平余，政绩斐然，但有人称其过于严苛，“属官穷愁嗟怨，谤议鼎沸”。直隶总督裕禄曾经规劝过他，廷杰说：“我不怕。”当时任直隶按察使的是满洲正红旗人廷雍。廷雍是贡生出身，擅长书画，性情宽厚，“庄默静镇，不喜纷更，有长者之名”。廷杰对下属要求严格，对于廷雍的长者之风、宽厚态度甚为轻视，对下属的评价意见大都与廷雍相反。廷雍不能忍受廷杰的做法，两人遂积成水火。庚子年春，义和团在直隶纷起，廷杰对义和团态度坚决，力主痛剿。廷雍的态度则不然，认为“杀义民不祥”，对义和团主抚。义和团占据涿州之后，涿州至琉璃河之间的铁路被毁坏，修建铁路的外国人要回到天津避乱，请求直隶官府派兵保护。廷杰与廷雍商议，廷雍愤愤地说：“我未曾降附外夷，奈何以华兵而反为之用耶？君请自为之，我不敢与闻。”因为洋人坚持要求派兵保护，廷杰派出40名清兵，护送洋人前往天津，途中遭遇义和团袭击，有4名洋人被杀。廷杰得知消息后大怒，与邢长春、杨慕时等清军将领商议，对义和团大举攻剿，清兵杀伤义和团数百人。此事招致地方乡绅抗议，称邢长春、杨慕时等人纵兵淫掠，屠戮良民。廷雍反对剿捕义和团，称：“夫拳民皆乌合之众，大兵一至，则散而归乡，良莠何从区别？若纵兵剿捕，必至玉石俱焚。”廷杰与廷雍各执己见，常常争吵，“声彻庭闼”。保定地区义和团很快发展到遍地皆是，并且声称要杀廷杰，廷杰只好到处招募兵勇，守城、自卫。四街水社有壮丁近千名，刀矛皆备，廷杰想把他们招来守城，但是他遭遇了尴尬。四街水社壮丁最初能够从藩库领取一定的津贴，每年有数百两，廷杰任布政使后，实施裁减浮费，把四街水社的津贴取消了，招致了怨恨，当他招壮丁守城的时候，四街水社不应招。廷杰尴尬的时候就是廷雍露脸的时候。廷雍有长者之风，廷杰取消四街水社的津贴后，他认为不妥，把自己的养廉银捐出来，继续向四街水社提供津贴，受到地方乡绅的爱戴。四街水社不听从廷杰的招集，但放出话来，称：“要是廷雍大人说句话，我们应命立至，即使自备粮食也踊跃乐从。”这时候，廷雍站出来了，发表意见、谕令，四街水社方面唯唯听命。西摩联军出动后，八国联军不断向天津集结，驻守保定的邢长春、杨慕时所部调往天津，保定城内清兵单薄，义和团更加嚣张，公开杀害教民，官府不敢干预。6月21日，清廷发布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和宣战诏书。6月30日，廷雍根据清廷的谕旨，抚用义和团，赏顶戴助钱米。当天，义和团焚烧北关教堂。次日，义和团冒雨焚烧南关教堂。保定城内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在这种形势下，廷雍参与了对传教士、教民的残杀。《畿南济变纪略》载：“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这是保定城内发生的最严重的杀害传教士事件。对此事，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记道：“6月30日，有一个教会被一群由穿着军服的乱兵帮助着的义和团所攻击，7月1日其他教会被攻击。传教士和他们的眷属不是在攻击中被杀，就是在家里被烧死，除了一个小女孩是被大刀刺死外，大部分是被斩首的。这样便死了十一个美国人和四个英国人——其中有六名男子、五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义和团猖獗时，有一名法国女士，人称“莫姑娘”，在保定被害。胡思敬所著《驴背集》中载：“法国有女士，曰莫姑娘，游保定，为拳匪支解，瘗(掩埋)凤凰台，廷雍勿能救，故法人尤恨之。”管鹤所著《拳匪闻见录》中载：“保定教堂某姑娘，为匪(义和团)所执，牵出将杀之于市。姑娘号呼于众曰：‘我虽外国人，然在此传教施医，十余年于兹，皆有益华民之事，为诸君平昔所称颂。今遭杀身之难，诸君向受余惠者，忍不一救耶？’既而曰：‘我有存银行款数万金，有能救我者，当以奉赠，我且嫁之。’然是时观者如堵，莫敢应焉，须臾被害。”(《义和团》一)义和团在保定城中气焰日炽，“不数日增至十余团，焚杀无虚日”，身在城中的廷杰受到义和团的威胁，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惶惧不知所为”。为了自保，廷杰只好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出支持义和团的姿态。他出示悬赏，招募兵勇攻打清苑县内的东闾教堂。告示中说：“今兵衅既开，自当上下一心，捐弃猜嫌，同仇御侮。自出示之后，无论拳民兵勇，有能激发忠义往攻东闾者，本司捐廉赏银二千两，俟大功告克，再行赏银二千两，以示本司绝不袒护教民之意。”7月，清兵与义和团数次围攻东闾教堂，未果。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四处出兵，残酷镇压义和团，很多义和团首领被斩首。7月10日，清廷下达上谕，擢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调回北京当差。清廷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廷雍在保定的行动。上谕下到保定，“阖署相庆”，因为丁吏差役皆害怕廷杰的明察、严苛，喜欢廷雍的宽厚、温和。保定义和团听到廷杰调任北京的消息，放言要在保定至北京的路上袭击廷杰。廷杰大惧，求廷雍派四名义和团民护送前往北京。廷雍答应了廷杰的要求。在四名义和团民的护送下，廷杰战战兢兢赶赴北京。义和团沿途阻截，“红巾排数十里，执旗露刃，遮舆哗噪”，护送的义和团民一路上婉言谕解，最终让廷杰安全到达北京。廷杰离开后，廷雍的日子也不好过。义和团在保定城中肆无忌惮，公然在按察使辕门杀人，袭扰营务处，查抄莲花书院，毁上谕，缚官长，廷雍也难以制止，毫无办法，只能任其所为。8月7日，裕禄自杀。8月9日，清廷命廷雍护理直隶总督。8月15日，慈禧太后率光绪帝一行人匆忙逃离北京，前往山西、陕西，清廷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称义和团为义民，而是称之为匪，声称要剿灭。9月14日，清廷在上谕中说：“此次祸端肇自拳匪，叠经降旨痛加铲除……著直隶各路统兵大员，凡有拳民聚集处所，勒令呈缴军械，克日解散。倘敢抗违，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朝廷变，廷雍也变。9月17日，廷雍上呈奏折，称：“遵查此次事变，实为拳民仇教，逼迫而成。祸首罪魁，普天同愤。而该匪(义和团)仍假赴敌为名，广招党类，勒捐讹索，扰害地方，粮赋差役，抗不输纳，甚或图劫军械，窥伺城垣。若不及早捕除，将成燎原之势。”9月22日，廷雍上呈奏折，报告他已经将溃散的清兵补募成营，“因河间各属拳匪(义和团)猖獗，已饬调往剿办”。廷雍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10月，八国联军进犯保定。10月12日，一队法军进到保定外围，廷雍命保定知府等官员出城以礼相待，原驻守保定的宋庆、马玉崑所部退至获鹿。廷雍等人此前早已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要求各军勿得迎敌，将军械收藏。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我已把此次派兵远征(出兵保定)的目的告诉了该省总督李鸿章，因此他立即发出通知，命令所有该省官员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办法协助远征军。他已命令清军无论如何不要抵抗联军的前进。”(《英国蓝皮书》)13日，法军进入保定，廷雍在司署会晤法军指挥官。法军指挥官要求保定城内遍插红蓝白三色旗(法国国旗)。法国人企图将保定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廷雍提出法国国旗与中国龙旗并插的方案，法方不许。10月19日，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军队到达保定。10月21日，联军占领直隶总督署，控制司库，掳掠库存银16万两，对保定城区分区占领。10月23日，联军以纵容、支持义和团的罪名将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按察使沈家本、候补道谭文焕等五人拘捕。11月6日，联军将领嘎仕礼等人在直隶总督署大堂对廷雍等人进行“审判”。当问及为什么纵容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和教民的时候，廷雍称：“此朝廷意，雍不敢违。”同时，对于联军的强权与野蛮，廷雍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态度，高声说道：“保定的官绅都是听命而为，事皆由我，把他们都放了吧。事已至此，斧钺在你们手中，你们既然要杀人，难道还要什么理由吗？”同日，廷雍与奎恒、王占奎等三人被联军杀害于保定凤凰台，廷雍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杀害的官职最高的清朝大臣。对于廷雍被杀一事，当时有很多人抱有不平，尤其是他的家人，认为廷雍不过是执行清廷的谕令而已。廷雍有妾燕佳氏，听到廷雍被杀的消息后大哭，对其他直隶官员说道：“家主之用拳诛教，乃奉政府字寄，非得已也。今独蒙奇祸，抱不白之冤，自古忠而获祸，有如是乎？请将此字据刊布天下，使天下皆晓然于今日之事，非出于家主一人之私，则廷氏无遗恨矣。”随后饮药而死。(《畿南济变纪略》)廷杰的命运则好于廷雍。庚子国变后，廷杰历任奉天府尹、盛京户部侍郎、盛京将军、热河都统等职，曾经协助徐世昌举办新政，1909年迁法部尚书，次年病死。在皇权专制的社会，官员的命运难以把握和预测，廷杰和廷雍的命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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