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见闻录】李勇：德国人的素质为什么这么高？
2013/10/23 思想潮
我以洪堡学者的身份，在德国访学一年，也深切感受到了德国人的“高素质”。尽管许多人将其归因于经济水平，甚至是血统，但当深究其原因时，会发现高素质的背后总有着详细缜密、符合人性的制度作为支撑。
一、开车的学问——一个举止有度的社会
柏林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交通极其发达，地铁四通八达，而且多数情况都十分准时。虽然有的地方地铁20分钟一趟，但人们可以根据地铁到达时间安排出行，所以特别方便。准时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它本身的规范性，赶飞机、坐火车、上班、开会、聚会，何时出发、何时到达都是可以预期的，可以真正享受“时间由你掌控”的感觉。因此在柏林总感觉时间比较长，一天能做很多事，回想起来，与交通准时方便、节省大量时间有很大关系。柏林交通设计之科学已有很多人介绍过，比如汽车与地铁的“无缝衔接”等，就不再赘述。这里想和读者一起分享一些我乘坐公交车的经历。
德国的公交车设计很人性化，停靠站后会自动向马路边倾斜，以方便人们推儿童车或大箱子。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放下来的板子，当有残疾人上车时，司机会下车把木板拉出来以便于残疾人上车。在柏林似乎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私家车一般都会让公交先行。但我看见一次例外，有一辆车横在另一侧车道准备转到公交车行驶的这条道上来，此时公交车完全可以不必理会而正常行驶，但这辆公交车为了能让另一侧车道不致堵车，停下车等那辆车转弯后才继续行驶。
一般来讲，公交车都会等待那些跑过来想要坐公交车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推小孩儿的人等。有个老太太远远跑过来车都在等她，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不等那些不紧不慢、耽误大家时间的人。那些在外面抽烟，即使车来了也不着急上车的人，他们真的能做到关门开车不等客。
有一天临时修路，公交车在站点前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因为如果停在原来固有的站点，载客时则会堵住整个道路，因此司机选择了提前停车，以便于其他车照常通过。一个公交车司机都可以将合法性与合理性结合得如此之好，让那些抱守“合法性”而不顾其他的官员们“情何以堪”。
过马路也很有意思。如果有红绿灯的地方，行人不按照规则闯红灯，有些车辆甚至会加速行驶；而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如果有行人，车一般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行。
在法律范围内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是公共服务工作者的最低标准；把握好公共服务的度，作出的行为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客观、适度、合乎情理，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我知道荷兰有个监督机构，叫做mbudsman，它的监督范围不仅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还包括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比如法律规定批准某个事项的法律时限为30天，相关行政机构对于几乎所有人都用了10天就履行了行政行为，唯独对于某个人是30天，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以行政行为不合理为由向该组织提出申诉。试想，连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得到解决，当事人当然不仅“口服”，而且也会“心服”，很多对政府的不满就这样被制度消解了。
二、较高的宽容度——一个心态健康的社会
中国人有句老话“恨人有、笑人无”，这句话在德国好像并不“流行”。无论你是否有权、有钱都与我无关，犯错误也不会嘲笑和歧视你。体现在一些小事情上，我曾看见有人逃票被抓，这里要介绍一个背景，像欧洲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的地铁与城铁无人检票，但会有人在不固定的时间查票，如果查到没有票将会苛以票价数十倍的罚款。这种随机性的惩治必然会使一些人心存侥幸心理。法律并不能也不准备时时处处发挥作用，只要能够在大多数人身上起作用即可，并且一旦违法，无论是谁，都可能被随机性而不是选择性地查处，那么就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较优状态。有人逃票并不奇怪，恰恰说明作为人类，本性都是一样的。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伸长脖子”去看，甚至连抬头的都没有，似乎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这着实让我惊讶不已。
偶然的机会路过一所学校，旁听了一节初一孩子的课。这节课讲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模式，讲得十分详细。严格地讲，德国体制与美国体制有很大不同，但老师并不介怀讲授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当时是如何考虑的以及相互制衡的优势与劣势，学生的思维也是发散性的，学生们自己去思考、去比较哪种模式更好以及为什么。德国的教育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讲知识，然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这种教育的变化也有个过程。我曾经读过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众生之道》。书中十分详细地描绘了英国19世纪宗教势力影响下僵化教条、扭曲人性的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我国的教育体制正在朝素质教育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极少数教师还没能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如，学生在考试中，对于“三国最聪明的人是谁”这一问题，只能回答“诸葛亮”，回答“周瑜”、“司马懿”、“庞统”甚至“孔明”都是错误的。回答“《背影》中最喜欢哪句话”只能是上课时老师讲过的那句话等等。这种教育模式不仅会束缚中国人的创新力，更会影响国民的整体判断力和政府正确决策的执行力。
当然，宽容并非无止境。2011年初，德国媒体几乎天天都在关注“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古滕贝格在接受议会质询时辩称，博士论文写作时他在议会边工作边写论文，加上组建家庭不久，身挑工作、学习、生活等多副重担，论文写作确实不够严谨，“确有错误”，但否认抄袭论文。然而，面对古滕贝格的辩解、道歉、放弃博士学位，民调结果(一家调查机构的民调结果显示，73%的受访对象认可古滕贝格作为国防部长的表现)以及总理默克尔的支持都没能抵住舆论的压力和诚实信用的社会公平底线，古滕贝格最终不得已而辞职。不管什么原因，繁忙的德国部长因博士论文抄袭而下野，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新鲜事。
三、衣服挂树梢——一个争当好人的社会
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往往能够看出人的道德素养。我家宝宝 9个月来到德国，有一次将衣服丢在了路上，回去一找竟然被人挂在路边的篱笆上。虽然我住的这个居民区有很多孩子，家长不去捡别的孩子的衣服也很正常，可是路人担心小孩子的衣服被风吹走或被他人不小心踩到而挂在篱笆上却令人敬佩。我曾经在路上看见过衣服挂在路边还不明所以，直到自己孩子的衣服丢了才弄清楚这么做的真实目的。
德国人通常有为后面人扶门的习惯，我推车带宝宝去逛街，前面一个似乎刚刚学习“轮滑”的人早已经走过了那扇门，回头看我推着孩子，竟然跌跌撞撞地又回来给我开门。
我曾在德国波恩住过一段时间，在波恩的超市门口，很多箱包不方便拿进超市就放在外面，不知是东西不值钱不怕丢，还是不会丢。我想主要还是后者，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即使不值钱也早就被“三只手”盯上探寻一番了。说到小偷，最为有趣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的包被小偷偷走了，小偷竟然把护照寄到了大使馆，真可谓“盗亦有道”。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原因使德国人如此？是他们生下来就素质高吗？
四、有效监督和合理发泄——制度的力量
德国的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问题是企业和公民为什么愿意为环境付出那么多，甚至不惜损害经济利益？根据德国的法律，企业必须为污染环境负担高额的费用，如果污染严重，这个企业的税负足以使其无法生存。当然如果能够大幅度缩减污染甚至低于欧盟标准，还可以以出售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我们看到的是老百姓都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殊不知，如果不分类，垃圾将不被运走，德国很多是一家一个“别墅”运走，那对生活的影响将是不可想象的。久而久之，人们通过制度的引导形成了这些习惯，换句话说，习惯是长期的制度惯性形成的。
洪堡曾组织我们拜访德国环保部，一个署长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说，德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地环保部门负责监督环境污染问题。同行的一个老师问，如果地方企业老板和环保部门领导是朋友，这个监督如何保证？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他们肯定有朋友是企业的老板，也包括污染企业。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予监督，因为如果这样，下次民众就不会选他们了。他们不会因友谊而损害自己终身的事业。”人的本性是一样的，监督发挥作用了，效果自然也就好了。看来，所谓“寻租”“吃拿卡要”，还是因为风险过低而收益过高，为百姓服好务需要切实的民主才行。
在波恩学习德语的时候，我的德语老师很不喜欢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她也不喜欢东德人。上课时她经常说默克尔的决策错误，但问及她是否会反抗现任政府时，她很肯定地回答不会。她说，她会继续呼吁大家选举的时候不选择默克尔及其党派。毕竟没有政府可以让全体人民满意，只要能够保护大多数人利益，防止少数人利益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就是较好的政府了。从人类历史上看，不可能找到完美的政府，选举制度使人们有机会发泄自己的不满，防止累积的愤懑演变成为暴力性的变革，这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稳定器。
在超市里看见一个妈妈领着从5岁到10岁不等的三个孩子在交款。每个孩子都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钱负担自己想要的玩具。他们分别挑了几件便宜的玩具，不像我们的孩子到了商场什么都想要。一旦从“妈妈的”变成“自己的”，一旦把责任交给每个人的时候，即使是小孩子，也懂得考虑效益和珍惜自己的东西了。很有点像我们的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发现人性的规律并使之制度化就能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虽然事情有小有大，但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孔融让梨”式的教育，把大的留给别人，小的留给自己。这就完全依靠分蛋糕的人的德性，但这与市场经济中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在现实中这么分的人越来越少。而发达国家则设计一个制度来分蛋糕，切蛋糕的人后选蛋糕，这既避免了不公平，也不影响分蛋糕和选蛋糕的人的德性。我们许多人在遭遇到不公平时待于“告御状”，期待“海瑞”“包拯”再现，如果这一途径无法实现，就寄希望于“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梁山好汉”，甚至于“哪里不平哪里有我”的“济公”等超自然力量。而发达国家则用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作为明确固定的判断方式，社会判断标准统一完善，社会公平了，人的心态也就趋向健康了。
在柏林机场退税时曾遇到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情：一位国内来的女同志想要插队退税，并解释说她是公务人员并手持公务护照。当然她绝对不能代表全体公务人员，但是显然在极少数公务员中确实存在一些特权思想。在规则社会则没有特权，任何人在规则之下都是平等的。成熟的制度模式使德国成为一个我们眼里的发达国家，一个规则的社会。从规则社会中得到好处的是所有公民而不是个别人。德国人已经享受到规则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因此十分痛恨那些破坏规则的人，一旦有人不遵守既定规则，小到乱扔垃圾，大到违法犯罪，经常会有人主动去批评和制止。明确的制度规则为包括执政者和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了确定的社会地位、角色和行为模式，使人们能够较快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避免了个人与社会出现的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规则还以明确的方式调适了人际关系，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正常功能，清除了社会运行的障碍，建立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治社会”的两个要素：法律获得了普遍的遵从，获得普遍遵从的法律是良法。这种以法治规范为核心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再通过不断积累、沉淀、继承与扬弃，使之世代沿袭与发展，并在空间上得到进一步普及，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们的信仰和习惯。
素质差异主要原因不是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更不是人种的不同，只是他们较早地认识了民主与宪政带来的好处，并采纳了适合本国实际的民主宪政模式，通过日积月累，从而将人逐渐引导、规范、塑造成了“好人”。可以说，是民主与宪政培育了优良的人性和民族。
本文摘自2012年第 3期《法学家茶座》，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感谢关注思想潮微信公众号：sixiangchao，如果你觉得本文和本公众号有价值，那就赶快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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