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反对运动的两难
2013/12/24 思想潮

     “对我来讲，台湾真正的反对运动是从1978年的选举开始的。那一年可以感觉到全台湾的反对运动气势高涨……我们把选举当作运动，希望趁机扩大党外力量。”许信良回忆说。

     的确，如果1978年12月的选举没有被意外终止，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提前好几年。

     从战后开始的台湾地方选举，虽有少数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参加，但大都来自各个地方势力，不能进行跨地方的组织。1960年，《自由中国》的雷震尝试和这些台湾籍的非国民党政治人物组成“中国民主党”，却被镇压，组党运动于焉沉寂。

     上世纪70年代初，增额立委选举开放，新世代开始投入选举，挑战国民党。1977年的五项地方选举，黄信介和康宁祥两名党外现任立委组成“巡回助选团”，替各地反国民党候选人演讲助选，即在那个不能成立政党的时代，进行初步的组织串连。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只有15个候选人。但这次选举中，党外力量取得空前胜利，选上21席省议员、4席县市长、6席台北市议员。因此，对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有50人愿意代表党外参选。

     1978年确实是不一样的局面。在台湾省议会中，新任省议员开始进行联合质询，冲击了以往国民党主导的省议会生态。而面对年底的选举，张俊雄、林义雄等新任省议员找到黄信介，希望延续前一年的“巡回助选团”。坐政治牢15年刚出狱的施明德却认为，“名字不能叫‘巡回助选团’，若只是‘巡回’，那会船过水无痕；应该叫做‘全国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选团总部’。”“最重要的是要设置固定的总部，这样就会像一个政党一样。”在长期牢狱生涯中，施明德思考蒋家政权的统治基础是“万年国会”“戒严令”“党禁”“报禁”“司法不独立”，环环相扣，而民主运动勉强可以做的就是突破党禁，接下来就能解开其他环节。

     “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1978年正式成立，总联络人是黄信介，实质组织者则是总干事施明德。运作方式分成南北两团，由现任公职人员担任助选员，到全岛四处助选演讲。

     他们也仿佛政党般，提出属于党外人士的共同政见，称为“十二大政治建设”——对应执政者提出的“十大(经济)建设”。助选团还设计了一个符号，主体是一个紧握的拳头，因为“人拳”音同“人权”，且人权就是以“人拳”争取来的，外面环绕一串橄榄枝，表示人民以和平的方式来争取人权。

     这“十二大政见”包括：彻底遵守宪法规定，解除戒严令，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兴建“国民住宅”，制定劳动基准法，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大赦政治犯，等等。基本上这是后来台湾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

     12月5日，“党外人士候选人座谈会暨记者会”在中山堂举行，这是党外人士首次正式向社会推荐候选人。大会一开始要唱“国歌”，他们把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改成“民”，以矫正长期的党国不分。现场十数名“爱国人士”闹场，引发肢体冲突。次日报纸批评党外人士是暴力分子，执政党发动大专学者联名谴责党外人士的暴力行为。这只是更多暴力乌云的前奏。

     那毕竟是一个恐怖时代。异议分子，甚至党外立委，都会遭到监听、跟踪，候选人可能被骚扰、被威胁，甚至随时会被逮捕——就在1978年的组织过程中，助选团核心干部陈菊被逮捕。组织反对党一直是国民党最大的禁忌，但是也惟有集体组织，才能降低个人的恐惧。这是在独裁体制下，反对力量是否组织化的两难。

     施明德回忆说，“做这些工作，每一步都是这样摸索着过来。在那以前，很多人会有危机感，都很孤单，突然间发觉上面有一个总部顶着时，就像保护伞一样，能够给予勇气和希望？？候选人会感受到‘我是整体的一部分’，我被欺负，全国会声援，所以国民党会怕。”

     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和台湾断交，国民党即刻公布选举延期。党外人士害怕国民党利用这个危机，动员反美的民族主义，甚至实施军事统治，将刚出现的政治开放又关闭起来，因此他们发出《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我们并且相信，从速恢复选举活动，足以表示政府实行宪政对抗暴政的信心，我们期待政府勇敢地抗拒军事统治的诱惑与压力，惟有在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下，始足以表示全体上下一致推行宪政的决心。”

     只是，在下一次选举来到之前，国民党先进行一场对党外精英的集体逮捕。那是一年后的“美丽岛事件”。

     本文摘自2013年12月16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48期)，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如果你觉得本文和本公众号有价值，那就赶快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吧!新朋友可点击本文标题下的蓝色“思想潮”关注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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