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也不知道我能扛多久
2014/1/10 思想潮
从1993年到2013年，中国电视新闻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二十年，从电视新闻杂志、直播连线到新闻评论，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作为这二十年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集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和新闻评论员于一身的白岩松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人与这个时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传媒大学老师邹煜对白岩松的采访，通过白岩松讲述这二十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来打量、记录他，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
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风险
2008年，《新闻1+1》开播。白岩松担任新闻评论员，常常针砭时弊，不留情面，隔三差五让一些相关部门不高兴，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2011年8月9日晚，《新闻1+1》 本来要播出大连福佳大化PX(中文名称“对二甲苯”，可燃、低毒)的节目，题目是“高危项目，别低调推进”，并于当天晚上九点半播出了节目预告和片花，可广告之后却不见白岩松出现，而是突然播出了《焦点访谈》的片花，接着是一段天气预报，最后在二十一点三十八分重播了当天的《焦点访谈》。对此，白岩松坦陈道：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风险。
我觉得今后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你的片花都已经放了，大家已经知道你今天晚上要播这个东西了，但是最后取消掉了。
当然，这个里头有很多因素存在，比如说，当时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大连已经有市民上街了。因此恐怕就有人会去担心：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火上浇油？所以临时终止了。我觉得今后应该去更信任我们的从业者。
在新闻、传媒这样的一个行当，它本身就没有一个明晰的标准，它需要人来进行管理。比如，国家领导人说像地震等这样一些重大灾害应该公开、透明、准确，等等，可是后来又加了一个“适度”，这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适度这个标准怎么来把握因人而异。你要知道，在中国，新闻的管理是人来管，那么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俗话来说，有的人胆儿大，有的人胆儿小，有的人政策水平高，有的人政策水平低，有的人常学习，有的人不常学习，因此他把握相同的“适度”二字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今天A值班，明天B值班，结果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这样一个没有标准的标准该如何设立？那么，在这其中相当重要的是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你要信任你用的人。要知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的话，将来会越来越拧。如果时间长了，让你信任的人都会由于你确立标准时的左右犹疑，慢慢地恐怕他自己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它很多。
现实比我们更有韧性
2011年7月25日，在当天播出的《新闻1+1》中，针对温州动车事故，白岩松犀利地批评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有网友在网上说白岩松因此遭到批评而被迫辞职，白岩松表示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过处分。对于网络上的“被辞职”，他几乎从未回应过。
对，每年都得传我辞职一两回。
第一，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要感谢周围环境，CCTV 其实它有某种包容性，我真的没有辞职过，但不妨碍将来我会。但是不也一直有一种包容吗？所以，有的时候现实的韧性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一点。第二，常常当互联网上传出我辞职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也在观察人群的心态。我觉得人群心态当中也有一种不确定。在议论我、在制造这一谣言的时候，也反映出人群中的不乐观、不确定和犹疑。大家会觉得，他说的话好像有点儿出格了，出格了好像在现实中的环境是不容他了，他应该辞职了，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线条。可是我觉得现实比我们更有韧性，还没那么悲观。反过来观察这种谣言，或者观察这种谣言诞生背后的社会心态也是蛮有趣的。
除了极个别情况，你看我什么时候回应过？因为有的时候一回应，好像你又太自以为是了，好像这事情很重要一样；还有，你也回应不过来；再有，有些事情也不用回应。比如，说你辞职了，明天、后天、大后天看见你了，也就是一种回应了。恐怕有的时候也得感谢网友用这种方式表达的对我的支持。虽然是虚幻的，同时得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是谣言就是谣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也不觉得我一定会始终留在中央电视台
在2010年11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白岩松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四十岁之后我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他一路走来，得罪人、得罪权力、得罪周围的环境。他说：“没有这些得罪就不会走正确的路。”
我走进电视的时候，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半新闻、半人文的主持人的，因为做人物的采访其实带有很强的人文性。
那么，慢慢发展，我就成为了一个资讯的提供者，也就是一个新闻人，然后是采访者、主持人，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你直接在表达什么，而是你在提供相关的资讯和相关的采访。因此，周围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你的管理者，都是在说你的好。
但是，从四十岁开始，从我自己思考事业发展的角度，我认为，观点已经成为新闻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单纯的信息提供已经不会让大家满足了，因为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前所未有的宽阔。全世界的新闻都为此在发生变革，观点、看法、延伸的服务等，我看到了这一点，我有机会填补电视领域新闻评论这样的空白。但是从我的生存、我的安全和我得到各种利益的角度来说，我干嘛要做这种得罪人的事呢？包括我周围的老领导，也曾经在我开办了《新闻1+1》之后，依然在劝我：“要不你还在 《东方时空》做主持人吧，这样的话不会去惹事儿。”可是，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总要有人去面对它，我不去面对谁去面对？我觉得，当时放眼望去，起码在中央电视台做新闻的人里头，我恐怕是最合适的一个吧。我能推着它走得更安全、更远一点，虽然这里面的风险是巨大的。
五年下来，事实证明这里面的风险远比我当初想象的还要大，甚至更大。但是我必须去面对，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就是一种异化啊，是事业需求你，需要你去这么做。可是做时间久了，别人会以为是你要故意这么做。可是这没有办法，这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事业有它的逻辑，我只是顺应了事业的逻辑在做。
那么，做了评论之后，就意味着你要去对很多事情进行分析和表达，摁了葫芦起了瓢。今天A 部门你批评了，A部门就会认为：“哟，他怎么这样啊？”明天你就会批评 B 部门，大后天就批评 C省，再后天就批评D直辖市，都有可能。那么你就轮流地在得罪人。难道我不知道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做评论节目的风险吗？报纸上写评论可都是本报评论员，甚至有一些评论是非实名的，用笔名就可以了。但是在电视上我打笔名有什么用呢？那就是我。所以从2008年到现在五年下来，你觉得我得罪了多少人？
还不仅仅是我得罪了的那些人，还有一种另外的得罪。你的节目风险很大，有的时候就会让有些人不满意，陪伴你的审查者们就会觉得你这个栏目很麻烦，你也在给别人添乱。我也经常觉得不好意思，使他们觉得相对更安全一点的工作遭受到了某些风险。可是我还是想说，这是我的事情吗？事业不就是该按照这个逻辑去向前走吗？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扛多久。说句实话，我也不觉得我一定会始终留在中央电视台。
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你是不是给别人带来的风险太大了？虽然不是我个人故意的，是事业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个，电视还能在传播这个阵地上扛多久的旗？接下来我们周围的舆论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机制要不要变革？中央电视台一些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传媒发展的机制如果不变革，你还能待多久？另外，小环境如果变得更糟糕的话，你是否还能够忍受？等等，很多因素。再比如，人家不喜欢你了，你是不是也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了？你该走是不是也得走？这个时候也是对他表示感谢的一种方式嘛。接下来，不排除未来会有很多变化，你告诉我，互联网成为新的主流媒体还用十年吗？十年后现在的互联网还是不是主流媒体都很难说，更不要说电视了。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都在未来，我觉得让人好奇。
当然，如果更乐观的方式，我当然很希望大家白头到老。但是，这不能是一种委曲求全，也不能说是大家凑合着过。不行，大家都得变，都得变得更好。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大的比例是乐观一些的东西。但要真想让这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接挑战，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来不该去考虑环境
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怎样才能产生“不为很多事情所左右”的好的知识分子？白岩松说，越是在不容易诞生优秀知识分子的环境下诞生出来的反而让人印象更加深刻。
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来不该去考虑环境。有的时候越是在不容易诞生优秀知识分子的环境下，如果诞生出来了让人的印象反而更加深刻。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里头记住顾准，记住张志新，记住遇罗克，等等。那就是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想有这样的人太不容易了。
其实回头去看，除去顾准之外，张志新他们都没有说出多少深刻、伟大的道理，他们只不过是复述了常识。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头，能复述常识就已经足够优秀了，我已经愿意把他列入一个知识分子的大的行当当中了。而顾准还会去思考更远一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越是在那样一个几乎寸草不长的土地上，仙人掌都具有了最可贵的绿色植物的品质。
如果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环境，即便在原始森林中，你非常茂密，你又有多大价值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好的环境，反而更是需要好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当下就是一个机会嘛。
与赞扬和争议同行
从2009年的“自杀”，2010年的“挂职”，再到2011年的“辞职”，几乎每年网络上都会有一些关于白岩松的流言。他在《幸福了吗？》中针对“自杀”传言说：“这不过是一次与我有关但其实又与我无关的娱乐，人家不求真相，只求完成这样一个娱乐的过程。”他还说：“所以，我终于明白，自杀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人心。”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虽然不是发烧友，包括自己都很少发邮件，但我自己一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坚决支持者。因为我觉得互联网到哪个国家都不如到我们中国来得恰到好处，它会改变我们很多东西，尤其是从干传媒的角度来说，你要学会：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你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
互联网时代要习惯不同的声音在一起存在，一起发声。互联网也教会大家的互动、交流，帮助更多的人从老百姓变成公民。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它，觉得很有趣。那你总不能经济上像美国，意识形态上像朝鲜吧？肯定不可能吧？所以一切改变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适应这种变化。管理者这块儿更不用说。
可是，在互联网时代，突然暴露出另外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只看到管理方面的问题，却很少去反省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传播当中。但是，当互联网到来了之后，你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亲身参与到了传播当中。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反省自己？当你的声音可以随意表达的时候，自由是不是有限定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觉得当初2008年的时候围绕着抵制家乐福，就是一堂很好的与民主有关的课啊!
当时，有很多人说要坚决抵制家乐福。其实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的前提下，当时很多人会认为，在冲击奥运火炬的过程当中，法国方面的支持者的背后老板就是家乐福的老板，后来事实证明不是。但是，开始认为“是”。所以就要号召所有的人抵制家乐福，那我觉得这事儿就不妥了。
家乐福已经是一个法国的符号。但是，在中国，它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中国人，里头卖的都是中国的产品，它就是中国经济链条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样一个经济时代里头抵制家乐福，能取得什么效果？只不过是表达一种义愤。更重要的是，你有权抵制家乐福，别人也有权反对抵制家乐福，这才是民主的一种基石。所以我坚决反对抵制家乐福，没想到我当时在搜狐网的那篇评论发表不到一两小时，别人就告诉我：留言骂你的就有一两万。我说，好啊，在这样的一种机会下，大家反而更应该去寻找一种更好的沟通，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些事情。
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屡屡地出现把大车停在家乐福的门口，不让别人进去，然后指责进去的人，等等。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以你讨厌的方式返还给这个社会吗？看似你讨厌别人进去，其实你用的方式比别人更糟，虽然都是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去进行改变。所以，很多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去过法国，但是没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就已经变成了在法国购买奢侈品第一的国家。抵制家乐福也像风一样地就过去了，但我希望那一场争论会有一些有益的东西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谁都是迎合。不一定大比例的声音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永远站在更理性的一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勇敢地发出你的声音。而不是说，我有可能得罪很多人，算了，明哲保身吧。那这个社会永远进步不了。
本文摘自2014年01月03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如果你觉得本文和本公众号有价值，那就赶快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吧!新朋友可点击本文标题下的蓝色“思想潮”关注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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