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两位地方官员的烦恼
2014/1/19 思想潮
1、一位市委书记的烦恼
2013年12月，突然接到一位市委书记的电话，“老弟，有个事情你可以关注一下。”
在南方周末做时政新闻不到3年，算个资浅记者，但一年到头总会有几个这类电话。有时候，是书记们喝了点酒，恰好看到我某篇报道，趁酒兴要跟我聊聊；有时候，是想知道我最近在哪一块活动，因为又听到传闻说我又活动到他的地盘了，有点小担心。
这一次，我以为是有什么稿子触动了他，他想聊一下。结果他告诉我，是想向我反映一个情况。于是，我报告编辑部出发前往。
转了几种交通工具，到了他的地盘。长途大巴快进城时，我短信告诉他我快到了。他说，在办公室等我。下了大巴又坐一辆摩托车，直奔市委大院。
交流了一番各自对最近官场时局的个人体会后，进入正题。他说，最近几年，陆续有各种离退休的老领导办各种协会，然后到地方找过去的老部下、如今的地方一把手们要钱要车要房。
我让他举几个例子。他点了支烟，“比如，一个退休的领导，自创成立了一个协会，他打电话给我，要我支援两三万的活动经费，然后在我这里成立分会，还需要在协会活动车辆和办公场所上给予支持。”
这位市委书记，把昔日上司的这种行为，称为“化缘”。
“这点要求，对你一个市委书记来说，不算什么啊？”我有点不解。
“两三万，确实不多，就是因为不多所以才不好意思拒绝。而且，老领导过去是直接上司，拒绝的话面子上也过不去。可是，答应了一个，这种类似的化缘一个接一个，加起来有上十个了。”他说。
我还是让他举例。他说，“有一次，一个老领导下来‘调研’协会工作，本来准备让一个副市长去陪一下，结果副市长有会，就没去陪。结果老领导不高兴了，打电话来问罪了，说我们不讲感情。”
这位市委书记还介绍，有些老领导还绕过地方党政主要官员，直接找下面的局委开口，下面的人更是不敢得罪，只能给予“资助”，但这直接影响到部门经费正常使用。
“都退休了，搞个协会，还调研，还要在职的地方领导陪，这有点影响基层的工作了。”市委书记说，希望媒体能呼吁反映一下，“老领导不要搞什么协会，要搞协会就纯民间的，不要找地方党委政府化缘”。
我能理解，离退休的官员们过去都是他的领导、上级，这种事情他不可能通过组织往上反映，而只能寄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呼吁。
下一步，我得试图弄清楚：究竟是哪些离退休的官员、哪些协会在找地方政府要钱要车要房？这种情况，是否很普遍？但是，很快一个让我俩都很困扰的问题来了：若点名道姓，这位市委书记很容易暴露。若暴露了，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就完蛋了。
最终，这事从一个市委书记的烦恼变成了一个记者的职业困扰：该不该保护这个市委书记，该不该不顾忌这个市委书记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而去把涉及此事的离退休官员一个个找到并通过调查采访把问题揭露出来。
这位市委书记也考虑到了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所以坚持不愿意说是哪些离退休的官员给他造成了这些困扰。没有具体的人和指向，调查也就很难进行下去。官场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些一把手可能都知道的事情，但不会轻易对外界说。
末了，这位市委书记让我去别的地方了解。可是，别的地方可能没有这种事情，或者有这种事情而书记们也不会愿意轻易跟一个不了解的记者“举报”自己昔日的上级。
如此一来，这个采访也就暂时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了。既然这事给市委书记造成了困扰，自然也是个应该引起重视的事情。作为一个记者，也只能在不伤害信息提供者的前提下通过这种隐晦的文字“呼吁”一下了。
本文摘自2014年1月17日《南方周末》
2、城管副局长的深夜求助
冬夜，寒冷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12月13日下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有五个孩子被镇政府运送“沼渣沼液” 的车辆撞死。还是这个村子，去年11月有五个孩子为避寒闷死在了毕节市七星关区的一处垃圾箱里。同一个村，居然连续意外死亡十个孩子。再重复一次悲剧的发生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擦枪岩村。请大家关注这个地方。
当天夜里快11点了，安徽太湖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陈龙在微博上找我：政府征收我家房子商业开发，在诉讼中，政府停了我的职，现在如何才能维护工作权和产权？
听这口气，应是地方官员。于是问他：何职？他答：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我问：过去拆别人的，终于拆到你们自己头上了。反思过，为什么会这样吗？他答：我们拆的是违建的房子，我住家的房子土地证、房产证齐全，是合法的。
我说：事实证明，不管你合法不合法，只要被看中，说拆就要拆。我会建议一些媒体关注你的事情。他有些着急：我是向你求助。我说：我建议其他媒体人关注你的事情，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在帮你了。
他说：我相信媒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这话，多少让人有些感慨。最近，媒体内部的问题暴露得不少，黑媒体的言论不少，可不管一些人怎么抹黑媒体，也不管一些媒体人怎样不争气以至于被人诟病甚至犯罪入刑，媒体对于那些遭受权力欺辱的人来说，仍是一线希望。媒体，仍是弱势群体走投无路时最佳的社会救济路径。
这样的官员，如今越来越多了。他们熟知某些黑暗，若没有媒体的帮助，这黑暗可以吞噬个人的前途甚至生命。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处级单位遭遇强拆，单位的纪委书记被强拆者殴打的事情。不受监督的权力，迟早会伤害到它身边的基层官员。
随后问他详细情况，他发来若干材料，有土地证、房产证，证明土地是合法使用，房屋也是合法建设。县里看中他家房屋所在的那块地，但他们不愿意拆迁，于是跟县政府打起了官司。但官司还没打完，“12月2日下午太湖县委组织部电话通知我单位局长：调我到县征地拆迁工作组帮助工作，分管工作调整给其他领导，12月4日到征迁组报到上班”。
17日黄昏时分，太湖县城管执法局局长罗志太向我证实，组织部确实口头通知，抽调陈龙到县城建指挥部工作，指挥部下设很多组。县里目前搞大建设，抽调了很多单位的副职，这些人会做群众工作，有助于工作，并非针对陈龙一个人。
这个太极打得还算可以。不过，陈龙可不这么认为。他把写给当地纪委的申诉书传来了一份，其中写到了对调到拆迁组工作的态度：组织部门没有正式文件，口头调动我的工作，我“被调整”分管的工作，实际就是停我的职，对我家依法维权行为进行“株连”式打击报复。
申诉书里，陈龙还反问当地纪委官员：征地拆迁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是当地镇政府、县国土局、县住建局，这两个局却没有抽调副局长到征迁组报到上班，更没有“被调整”工作分工，这就是工作需要吗？为什么要我去？这是用公权力打压人，践踏法律，玩弄权力，我国的法律法规哪一条把征地拆迁和公务员的工作、职务联系在一起？又有哪一条法规规定，公务员因征迁问题依法维权就应问责停职？
有些朋友觉得，谁知道这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过去强拆了别人多少合法的房子？这样的地方官员，不该帮。我的微博上，不少网民留言对这位遭遇拆迁的副局长冷嘲热讽。
我，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当下，并不是只有底层老百姓才算是弱势群体。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情境里，官员也会成为弱势者。较之普通民众，官员们一旦遇到来自体制内的不正当侵害，他们寻求社会救济的顾忌更多，路径更少，阻力更大。一旦他们向社会公开求助，他们的仕途也基本宣告结束。
再说，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从没干过错事？因为干过错事就应该被剥夺寻求社会救济的权利？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能面对无人愿帮的境地。帮他的过程中，希望他看清楚某些真相，以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才是善莫大焉。
我决定要帮他，并提醒他，一旦媒体介入，其政治前途几乎就到头了。来寻求帮助的官员，我一般都会提醒他们这一点。陈龙和他的家人说：我们不惹事也不能怕事。
后来才知道，陈龙不太会上网，与我网上的对话，都是他委托家人进行的。陈龙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是县人民政府发文件任命的城管执法局的副局长，我不会去他们口头通知的那个拆迁组上班。”
于是，有了这篇小文章，希望更多人关注一个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的遭遇。也奉劝各地的地方官们：慎用手中的权力，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请善待每一个你遇到的、认真采访报道的记者。因为，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陈龙。
本文摘自2013年12月18日《东方早报》，作者系媒体人士。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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