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
2014/2/24 思想潮
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似乎也是所有尚坚持某种独立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我们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变成了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
朋友说,“等到年底再看看吧”,语气无奈、却又带着某种期待。中国政治的变革,就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戈多(Godot,又译果陀),人们总在等待,却迟迟不见他的到来。这不断推延的等待也让人们对任何变化都充满渴求,即使改变的方向并非如最初期待——变总比不变好,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权也总比停滞要好。这也反映了政权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极端失衡,社会的期望从不能给政治人物带来持续与稳定的压力,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上层自身。
他曾是25年前的TAM广场的领导性人物,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气氛的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被过度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感到疲倦——在他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佔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但在这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与停滞,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你的意见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这也丧失了检验与修正的机会。唯一的补偿就变成了不停的谈论与推测,你持有的理念难免变得越来越抽象,同时它也越来越缺乏内在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事变化的附庸。
想起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文人的描述
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似乎也是所有尚坚持某种独立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我们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变成了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
在一些方面,这状况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对于18世纪的法国文人的描述。托克维尔发现法国文人与英国不同,此刻的法国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同时,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学”,法国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种缺乏现实感、迷恋抽象原则的精神最终塑造了“文人政治家”,他们是法国动荡历史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们也是一个集权社会的产物,托克维尔发现,正是18世纪开始的强烈集权,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组织,才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风暴,文人政治家是其中的舆论风暴。
他们都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现代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文人政治家的力争,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它们都是文人政治家的典范。他们既让人赞叹,也令人不安,倘若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的分析没有错,他们都更多的生活在抽象观念里,有一种全盘解决的欲望。也像是18世纪的法国文人一样,他们既因高度集权而获取了巨大的舆论能力,但同时因缺乏实际能力而带来新的灾难。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与反智运动后,此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影响力,更难以成为文人政治家,但我们的思考习惯却又保持惊人的相似。这造就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直接的变革,也无力营造自己的舆论力量,只能陷入一种自我的沉溺与疏离。
托克维尔曾期望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能让法国避免君主或公众的暴政,并带着深深的失望离世。知识分子曾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如今陷入了边缘,而其他社会力量则有风起云涌的不满,却始终难以成为有效的动力,似乎唯一的期待来自于开明领导人的自我变革,但这不过是对戈多的又一次等待吗?
本文摘自2014年02月14日联合早报网,原题《我的朋友》,作者是中国媒体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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