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
2014/2/24 思想潮

     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似乎也是所有尚坚持某种独立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我们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变成了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

     朋友说，“等到年底再看看吧”，语气无奈、却又带着某种期待。中国政治的变革，就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戈多(Godot，又译果陀)，人们总在等待，却迟迟不见他的到来。这不断推延的等待也让人们对任何变化都充满渴求，即使改变的方向并非如最初期待——变总比不变好，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权也总比停滞要好。这也反映了政权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极端失衡，社会的期望从不能给政治人物带来持续与稳定的压力，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上层自身。

     他曾是25年前的TAM广场的领导性人物，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气氛的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被过度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感到疲倦——在他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佔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但在这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与停滞，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你的意见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这也丧失了检验与修正的机会。唯一的补偿就变成了不停的谈论与推测，你持有的理念难免变得越来越抽象，同时它也越来越缺乏内在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事变化的附庸。

     想起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文人的描述

     我的朋友遭遇的困境，似乎也是所有尚坚持某种独立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我们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变成了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

     在一些方面，这状况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对于18世纪的法国文人的描述。托克维尔发现法国文人与英国不同，此刻的法国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同时，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学”，法国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种缺乏现实感、迷恋抽象原则的精神最终塑造了“文人政治家”，他们是法国动荡历史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们也是一个集权社会的产物，托克维尔发现，正是18世纪开始的强烈集权，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组织，才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风暴，文人政治家是其中的舆论风暴。

     他们都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现代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文人政治家的力争，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它们都是文人政治家的典范。他们既让人赞叹，也令人不安，倘若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的分析没有错，他们都更多的生活在抽象观念里，有一种全盘解决的欲望。也像是18世纪的法国文人一样，他们既因高度集权而获取了巨大的舆论能力，但同时因缺乏实际能力而带来新的灾难。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与反智运动后，此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影响力，更难以成为文人政治家，但我们的思考习惯却又保持惊人的相似。这造就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直接的变革，也无力营造自己的舆论力量，只能陷入一种自我的沉溺与疏离。

     托克维尔曾期望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能让法国避免君主或公众的暴政，并带着深深的失望离世。知识分子曾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如今陷入了边缘，而其他社会力量则有风起云涌的不满，却始终难以成为有效的动力，似乎唯一的期待来自于开明领导人的自我变革，但这不过是对戈多的又一次等待吗？

     本文摘自2014年02月14日联合早报网，原题《我的朋友》，作者是中国媒体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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