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迪：接过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衣钵
2014/5/12 思想潮
编者按：今天推荐的是近两个月全世界都在热议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本书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迪(Thomas Piketty)。第一篇文章是纽约时报关于皮克迪及其新书的报道《接过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衣钵》，第二篇是皮克迪概况介绍其观点的《用向财富征税的方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第三篇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在《纽约书评》发表的针对此书的评论《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
Taking on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By STEVEN ERLANGERAPRIL 19, 2014
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一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刚好18岁，这使得他有幸没有被卷入在法国知识界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有关共产主义善与恶的折磨人的讨论。然而，在他的记忆中，比这些讨论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在苏联崩溃之后的90年代早期同一位好朋友的罗马尼亚之旅。
“这种旅行让我对懒散的生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有了免疫力。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看早那些在街上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排队的人时，”他说，“它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需要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更是为了个人的自由。”
但是，对共产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并不意味着皮凯蒂已经背叛了曾经试图去解释资本主义“铁律”的卡尔·马克思的学术衣钵。他同马克思一样，也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不平等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属于从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那代人；当时我还太年轻，共产主义还打动不了我。”皮凯蒂在巴黎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空间狭小，而且空气流通不好。我们对他的专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由于在进行那场论战时，我还太年轻。因此，对我来说，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再次审视有关资本主义和不平等这些大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我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
今年42岁的皮凯蒂已经凭着他的新书《资本在21世纪》(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轰动——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如此。该书不仅揭穿了之前“发达资本主义是乐善好施”的假设，并且还预测说工业国家的财富不平等会大幅上升，民主价值观的正义和公平会因此而受到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
世行前经济学家布兰克·米兰诺维奇称这本书是“经济思想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乃至当今这个10年最重要的经济类书籍”。该书早已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对一本以如此沉重的话题为其主要内容的书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书名上来看，《资本在21世纪》呼应了马克斯的《资本论》；从内容上来看，该书意在回归经济学历史上由马克斯和亚当·斯密等前辈开创的政治经济学。该书试图从广泛的视角去理解西方社会和作为其基础而存在的经济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皮凯蒂打碎了“财富水涨船高”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对民主政府发起了挑战，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应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而这种差距正是最近打动了教宗方济各和总统奥巴马，并让他们去警示其后果的主题。
皮凯蒂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中，父母是左翼人士，都曾参加过给法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影响的1968年游行。在那之后，他们离开巴黎，搬到了法国南部的奥德省去养羊。父辈不是皮凯蒂想谈论的话题。他说，对他影响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奠定他这一代人基础的“奠基经历”，也就是在1991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共产主义的倒塌，东欧的经济恶化和第一次海湾战争。
这些事件促使他去设法理解一个经济思想已经对其产生了如此之坏的影响的世界。就拿海湾战争来说。那场战争让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他们想做，政府就能够以财富再分配的名义做很多事情”。皮凯蒂说，迫使萨达姆交出科威特和科威特油田的快速介入是共同政治意愿的强有力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把上百万的部队派往科威特去收回油田，想必我们也能够对避税天堂做点什么。”
他是否想把军队派到根西岛，这个位于英吉利海峡中的居民寥寥无几的避税天堂呢？皮凯蒂忍住笑，细声慢语地说：“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只要动用基本贸易政策和贸易制裁，就可以简单地搞定了吧。”
作为一个尖子生，皮凯蒂选择了一条通往法国精英基层的传统道路。18岁考入专门培养精英人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完成学业，其获奖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有关财富的再分配理论；之后，他悄悄离开法国，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学；两年后，出于对美国经济研究的失望，他又回到了法国。
“我的哲学博士学位的主攻方向是纯经济理论，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而麻省理工也是以研究经济理论的年轻助教身份雇用我的，”他说。“那时我还年轻，并且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因此，走这条路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收集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数据方面，没有人做过认真的尝试。既然如此，那我就开始做了。”
他说，经济学学术研究过于强调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内插技术的正确性，这使得“你根本不敢提出重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范围缩小到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上。“但是，人们并不是总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他说。“试着写出一本让人都感兴趣的真正的书，意味着我没有选择。我只能以正面的姿态，去选择那些重要的问题。我不能逃避。”
他讨厌经济学术研究领域那种狭隘的心胸。于是，他决定从大处着眼，写出一本他认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经济的书，一本其内容可以吸引普通读者的书。
他也不担心这本书没有文学性，因为他是在简·奥斯丁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有关社会的描写中找到灵感的。在那些小说中，获取财富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次巧妙的婚姻；而且小说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继承资本和土地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方式。因为，仅仅靠劳动是不能给你带来足够的收入的。让他感兴趣的是这种假设的演变过程。
当他联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把自己的研究从法国延展到美国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到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时候，20世纪早期那种模式——“处于分配顶层10%的人的所得主要来自租金、分红和利息”——似乎已经不再那么盛行。
“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搞明白：实际上，我们正缓慢地向以前那种平衡回归，这是一个长期演变过程，当前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很短暂的时期而已，”他说。当他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时，“把这些问题都搞明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手里又多出来20年的数据。这时候再来理解战后那段时期，就大不一样了。”
借助了当代计算机力量帮助的他的发现，不仅有发达工业国家在数个世纪中的财富累积和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而且还相当简单明确：资本收入的增长率数倍于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以增长几乎不可能快于总体经济活动的工资名义而进入收入的份额是一个相对萎缩的份额。当人口和经济增长放慢时，不平等会急剧增加。战后的经济体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减少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之前的几次历史性的大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庞大的私人资本积累，这在欧洲表现的尤为明显。法国在战后30年间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不平等急剧减少——即人们所常说的“光辉三十年”，其实是一次反弹。鉴于没有直接经历战火，美国的曲线当然也没有那么陡峭。
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高于正常水平，如果再提高对富人税收，不平等本来是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各种专业人士和政客们又提出了“不平等会自己稳定下来，并且逐渐自己消灭自己”的假设。如今，事实早已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正在回归资本年均回报率为4%-5%，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5%的传统模式。
因此，不平等已然加快了脚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坚持减低消减富人税原则的结果。皮凯蒂明确表示：“滴入式经济应该是正确的。它被当成是一种错误的政策，不过是人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它罢了。”
他说，他的书是在同时挑战马克斯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这两种学说都指望纯粹的经济力量当成是和谐或者公平取得胜利的原因。”马克斯的假设是：资本回报率会因为体系的内部矛盾而降至0附近，从而带来崩溃和革命。但是，皮凯蒂对此持相反的看法。“资本回报率是可以永远大于增长率的——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所看到的，并且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还会出现。”
2012年，1%的美国家庭聚敛了22.5%的国民收入，这是自192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同“镀金时代”末期的1913年相比，如今，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国民财富的70%。这其中，又有一半被顶层的1%所拥有。
已是三个女儿父亲的皮凯蒂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说，他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并且从未给任何政客当过经济顾问。他说，他只是一个追随数据的实用主义者。
不过，他承认这本书，从本质来说，是一本具有政治意义的书。同时他还对当前流行的管理层的高额薪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有人可以因为其工作而获得100万美元的补偿，这种想法体现了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
他说，不平等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还能够激发个人创新并给你带来财富，如果再配以累进税和其他政策，它是有助于让每一个人过上好日子的。只要它符合大众的利益，我同不平等无冤无仇。”
但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他看来，极端的不平等“会威胁我们的民主制度。”民主不仅仅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她更是对平等机会的一个承诺。
“如果收入的不平等发展到极端，而且其极端已到了可以用政治影响力以及知识和信息产品来衡量时，民主体系是很难运作下去的，”他说。“20世纪的一大教训就是，我们不需要19世纪的不平等去生长。”但是，那正是资本家所向往的世界。他总结道。
他的合作者赛斯说：“托马斯身上体现着完美主义和耐心的完美结合。他同时既想把事情做好，也想快点做完。”在他看来，皮凯蒂“对经济学有着令人那以置信的直觉”。
皮凯蒂在书的结尾部分说出了他的政策观点。他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对扣除债务之后的真正财富征收累进税。由此而得到的收入不应该交给低效的政府，而是应当通过再分配，分给那些资本较少的人。“我们只是想要用一种既公平又实用的办法来分担税收承担税，”他说。
他说，在决定支付能力时，相比单纯用收入来衡量，净财富是一个更好的指标。“我的建议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在总人口中，有一半或者四分之三的人是没收什么财富的，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的财产税降下来。”
该书的法文版早在一年前就已出版，批评之声也时常出现，主要是集中在他的政策建议方面。有人说，这些政策犯了“政治幼稚病”；也有人说，有些资本之所以会有增加，其原因在与老龄化和战后的养老金计划，而这些都不是继承而来的。
更多的批评肯定会接踵而至。对此，皮凯蒂说，他欢迎。“我当然期望就此展开讨论。”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2014年4月20日纽约时报，译文转自ECO中文网论坛f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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