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克迪：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2014/5/12 思想潮
编者按：今天推荐的是近两个月全世界都在热议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本书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迪(Thomas Piketty)。第一篇文章是纽约时报关于皮克迪及其新书的报道《接过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衣钵》，第二篇是皮克迪概况介绍其观点的《用向财富征税的方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第三篇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在《纽约书评》发表的针对此书的评论《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
用向财富征税的方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当今最具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历史告诉我们，有数股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正在从各个方向上推动着我们——有的把我们推向更平等，有的把我们拉离平等。哪一股力量会占上风将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政策。
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被认为是作为老朽的欧洲世袭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国家。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土地之丰富可以让人人都承担的起、平等公民之民主制可以在此开花结果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远逊于欧洲。然而，进入20世纪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1914年-1945年间，欧洲的财富不平等因为战争、通胀、国有化和税收而被消弱。在此之后，欧洲国家建立起了，在结构上来说，比美国还要平等，还要兼容并蓄的制度——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制度中，有许多都是从美国那里吸取的灵感。例如，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早期，英国通过对被认为是不正当所得的高收入征收非常高的税率的打击方式，维持了收入分配的平衡。但是，惩罚性的收入税实际上是美国人发明的，它是这个国家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决心避免出现像社会阶层分化的欧洲那样的不平等的结果。美国人的高税收实验没有伤及当时正处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快速度的增长。这是一种值得让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首先想到它的国家，去反思的思想。
美国还曾是首先发展了大规模教育的国家，以致他们在19世纪初期就在白人中做到了教育的普及，而这一成就是欧洲人又花了将近100年才达到的。但是，如今更加兼容并蓄的又是欧洲。美国确实生产出了许多世界名校，但是欧洲却生产出了更多的排名稳居中游的大学。据上海的排名，在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中，美国有53所，欧洲有31所。但是，如果看看世界排名前500名的大学，顺序就反过来了：欧洲占202所，美国占150所。
人们经常谈起美国精英教育的种种好处，但无论是在法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这都是一种很少符合事实的老生常谈。其目的，经常是为了证明现存的不平等是正确的。进入曾是最开放世界的美国大学是高度不平等的。构建兼容了效率和平等机会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大规模教育是重要的，但是它无法保证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变得愈发尖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顶层的收入是巨大的。为什么？是管理阶层的技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人了吗？在一个大的组织中，要想弄清楚每一个人的工作的价值是困难的。但是，另一种假设——高层管理人员拥有给自己设定工资的权力——因为证据的存在而得到了更好的支撑。
纵然工资的不平等是可控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还存在着另一种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放大财富方面的不平等，使之达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这往往会发生在资本所有者的回报积累快于经济增长之时，它以中产和底层为代价，把更多的战利品交到资本家手中。19世纪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的恶化，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回报超过了经济增长，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再次出现。福布斯全球财富排名显示，在从1987年-2013年间，非常富有之人的财富一直都在增长，其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的3倍还多。
如今，美国不平等之尖锐和政治进程被顶层之人控制之紧密，已经到了必要的改革不会发生的程度，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非常相似。但是，这不应当阻碍我们去渴望改革。理想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个人的财富净值征收累进税。刚刚起步之人可能会少交一点，拥有数十亿资产之人可能会多交一些。这可能会把不平等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让成功变得更容易一些。同时，它能将全球的财富王朝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金融透明的缺乏和可依赖的财富统计数据是当代民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替代方案。中国和俄罗斯也必须同富有的寡头达成协议，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工具——资本控制和其高墙能够控制住最有野心的寡头的监狱——来完成这一任务。对于更倾向于法制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来说，全球性的财富税是一个更好的赌注。中国也许会先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通胀是另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过去，它曾经为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出过力。但是，它也稀释了较不富裕之人的储蓄。对宽泛意义上的财富征税似乎更受青睐。
全球性的财富税可能会要求国际合作。这虽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行的。美国和欧盟各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如果他们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全球性的金融资产登记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对拒绝合作的免税天堂事实制裁。
总而言之，许多人可能会转而反对全球化。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会发出已被忘却的民族主义和经济分裂的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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