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李泽厚的中国“度”
2014/6/6 思想潮

     对20世纪80年代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李泽厚无可匹敌的学术声望和影响。李泽厚家喻户晓的声望并非来自电视、报纸和网络传播，而是因为其货真价实的思想学术被广泛阅读。这一前传媒时代的成功现象或许与80年代有更多的人追求严肃和深刻思想有关。尽管80年代的人均知识总量不及现今，但人们的思想兴趣似乎更强烈，对待思想学术似乎更为认真。如果记忆无误的话，在80年代人们心中，“真理”是个分量极重的概念，人们追求真理以及盲目追求真理的热情都很高。尽管真正读懂李泽厚的人不是很多，但他的学术著作却畅销数十万册。

     从根本上说，李泽厚是中国式哲学家，尽管他对西学有着深入理解。成为中国式哲学家并不在于读破万卷典籍，或者坚决捍卫传统学说，而在于能否以中国思想方法去分析新问题。这就像背了许多棋谱未必能下好棋，学了许多套路未必能打好拳。李泽厚用中国的方法论去分析现实问题，从不泥古，所以有创新，例如历史本体论、情本体等。这里我愿意以“启蒙与救亡”作为例子。

     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论点是改革以来对现代性的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反思，但也似乎经常被误解。启蒙与救亡这一解释模式针对的是中国被迫参加现代化游戏的悖论。我猜想，在其背后，李泽厚深受中国的“本末”和“体用”分析模式，以及毛泽东的“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分析法的混合影响。西方的现代化是西方自己开创的文明工程，不存在紧迫压力和外在挑战，所以能够从容地先立其“本”，即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先定其“体”，即制度建设，立宪、法治、权利、市场、民主等方面。

     在“本”“体”的保证下全面致用，疯狂发展经济和技术，夺取世界市场和财富，推行社会各种细节改造。中国是现代化游戏的后来者，一上手就穷于应付，必须救亡以免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得不打乱工程顺序，甚至本末倒置，以用代体，急用图强，试图争得时间和条件以便立本固体。但问题是，本与体的欠缺又是发展的不利条件，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难免自我纠缠，多走弯路。李泽厚所分析的完全是客观形势下的博弈。更重要的是，李泽厚的分析表明，中国要在现代化这个被参加的游戏中获得成功，必须创造中国道路，别无他途。

     李泽厚是最早意识到“中国道路”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似乎认为，中国道路虽有不少失误，但主要策略还是基本可取的。需要革命时，革命是对的；需要告别革命时，告别革命也是对的；先发展经济，将来再完善政治，这些都是中国形势下的有效选择。李泽厚老师曾经对我说到，从革命到告别革命，许多人不理解其中逻辑，结果“左派和右派都对他不满意”。但他坚信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更成熟的，因为他是从中国特定形势去分析中国的事情的，而无论左派右派，都是水土不服的西方观点。确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学术仍然有不少“错把他乡当故乡”的观点。

     李泽厚自己尤其看重中国的“度”的方法论。这是个非常难以准确表达的问题，我试着对“度方法”给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度，是儒家特别推崇的一个方法论，当然其他各家也重视。“度”大概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可我们却难以恰到好处地说清如何才算“恰到好处”。它大概相当于儒家说的中庸，但中庸不等于适中，而是指——按现代的话说，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对事情的最优做法，或者对问题的最优解决。似乎部分类似于博弈论所说的“均衡解”。如果结合道家的“水”的方法论去理解“度”，也许就更清楚一些。老子推崇能够像水一样处处合适步步得当的柔软灵活思维，这似乎是在追求“动态均衡”。

     也许与对中国方法论的深度把握有关，李泽厚对中国的未来多有独到预见。在公开或私下的预言中，几乎所有中长期(10年～20年)的预言都应验了，令人惊佩。比如，关于改革各个步骤，甚至包括某些具体事件的预言。在80年代他还预言，教育与心理将成为新世纪的焦点问题，这也大概为真。还有一些关于“500年”后的预言(他偏好500年这个时间)，是否成真就不得而知了。记得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是，李泽厚说，500年后，英语或许彻底成为世界语，而中国的价值观非常可能成为世界通用价值观。

     《出版人杂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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