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林达：历史十字路口的盘旋
2014/6/23 思想潮
编者按：本文是旅美学者林达为新京报评论员高明勇的新书《坐下来的中国》写的书评，高明勇的这本访谈录极具问题意识，“这些专访都围绕中国改革，涉及各个领域，应答的都是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或资深官员，握有可靠数据资料、有发言权也有见解”。如果您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感兴趣，这本书或许是不错的参考。
林达的这篇书评更是不容错过，他们提到的一个改革现象应该会与不少潮友产生共鸣：“我们看到了问题，却只能在问题的上空一圈圈盘旋，无法落地，无法令问题消失，……我们不断提到‘要破局’，却一直无力‘破局’”。6月2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此文。
林达/文
《坐下来的中国》是高明勇有关中国改革的采访录。记得有一次，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即《被“批准出生”的孩子》，已附于本文末)，令我印象深刻。文章记录了他为第一个孩子办“准生证”的过程。为办“准生证”，他和怀孕的妻子，各自被不同省份的有关单位踢来踢去，牵连父母一起奔走，焦心焦虑。头胎孩子即将临产，竟然未获“准生”，只有“匪夷所思”能够形容。高明勇并不停留在为自己的经历叫屈上，而是以媒体人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他继续深入调查，向社会提出警醒：我遇到，大家都可能遇到。事实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充满了这样必须改变的“细节”。确实，许多人遇到了，可是，大家都逆来顺受，忍了。久而久之，社会也就对不公正待遇习以为常。
《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39 .80元。
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高明勇对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敏感一以贯之。这几年对许多重要议题做了深度专访。这些专访都围绕中国改革，涉及各个领域，应答的都是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或资深官员，握有可靠数据资料、有发言权也有见解。这是一个中国纪录，不说全纪录，至少近几年的重大议题大多涉及。我想，凡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感兴趣的读者，这本采访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细细去读。
这本书，开篇就是“改革动力”
改革无疑还是国家的重心，却又显然卡在某个节点上。对于改革困境，专家论及的要点并不陌生。例如“利益失衡”、形成了利益集团；难以达到改革共识。但是，下一步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更深入一层的现实探究，似乎心照不宣地难以展开。于是，高明勇开始发掘。
这本书涉及了事关“治理”各个层面，如维稳，化解社会冲突，警惕公权扩张，财政透明，政事分离，公益捐赠，公车改革，煤矿事故，毒胶囊监管，环境污染，等等。也讨论国外的事故历史和解决之道。常常看到，当出现一个问题，就会有人说，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花了几十年。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他们是史无前例地遭遇工业革命，毫无经验地在问题爆发之后摸索解决之道。而后发国家有后发的好处：在遇到这些问题前，我们循别国先例，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如何处理。我曾经听一个专家很痛心地说，在1980年代，我们就说过，千万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过程，结果，我们不但没有避免，而且更严重。有无数的“官员出国考察团”，却无法利用自己的“后发国家优势”，汲取国外现成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讨论非常实际的具体改革。例如，讨论“政、事分离”，就是行政应该如何与工、青、妇以及教育、卫生分离。例如教育，讨论非常具体而及时：大学招生失衡问题，盲目扩招和滥用升等升级，等等。原来中国大学偏少，但是，有一套现成的分流制度：有小学毕业后的中等技术学校、初中毕业后的中等专科学校，还有稳定的技术工人培训。高等教育不足需要扩大，但是必须“适度”，而不是偏废一端。如同不可能全是“科学家”，还需要“技术员”。书中有专家提出恢复八级工制度，也是很实际的建议。但是，当触及教育本身、“如何办大学”这样的根本问题，就会卡住。现代国家的发展关键之一，是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耳边经常听到“软实力”。但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却无法直奔主题：我们是卡在政府对教育附加的政治考量上。所以，一切对教育改革的出谋划策，都只能在主题外围绕圈子，做一些细节修正。中国不缺热心投资教育的人，不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教育家，只是受到限制。按照专家的婉转表达，是“政策供给不足”。如果能够还教育本来面目，把教育还给教育家，许多细节改革，如这本书讨论的语文教育、通识教育，都会自然遵循教育和办校规律迎刃而解。
针对这两年热门的“幸福指标”，专访也涉及了这个话题。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后，有一个进步，就是明白了，幸福感必须落实到具体生活，必须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是一再强调的“建立小康生活”。但是，多年来的“小康”改革目标，也常常收缩了我们的视野。它关注的“劳动者生活有保障，工资提高，生活稳定”，当然是对的。但是，以此推出“社会自然也稳定”却还需要更多条件。高明勇的采访在关注民众的物质生活时，却也敏锐地进一步关注物质生活之外的生存环境。例如，还有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专访特别论及冤狱和刑讯逼供的原因和制止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冤狱远非罕见。采访有细节措施的探讨，例如公检法之间应有的切割和制约，“错案责任追究制”如何执行，律师在场权等等。归根到底，需要司法独立，立法也独立。执法必须受到监督。
权力不分割，失去监督又如何？书中显示的研究结果是，在省级政府透明度调查中发现，原来应该是最可以光明磊落的监督机构，即人大和政协，反而是最不透明的机构。公权膨胀必定侵占私权领地。不仅这是健康社会的保障，我们退一万步说，人是有精神需求的动物，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之后，会产生更多合理精神生活的需求：会要求安全、自尊、自由；会要求自由获取信息、自由表达，要求自由议政甚至参政，即参与社会管理。而不是想象中的状态：物质生活富裕了，就能够压倒、覆盖和抹去这些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冲突永远会存在。更何况，缺乏监督的政府必定错误更多，这些错误就会是民众“不幸福”的来源。这些最基本问题不解决，要普遍地谈幸福，就有点过分奢侈。
城镇化、农民工的户籍，是高明勇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个议题。书中提到可以参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城镇化经验。一个差别是，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大多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政策修正后的“蜂拥而至”。回想起来，也许，今天解决户籍问题的挑战，还不如当年取消粮票、容许农民工进城工作的那个瞬间冲击大。当年造成的人口大流动是从无到有的地震，现在只是跟上去的一步。这部分采访做得非常细致，也比较了不同研究者得出的不同判断。
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
一个有意思的选题是关于“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如果对比一下，美国的政府机构、公营机构(如公立学校)，收入虽有高低，但福利通常比一般私营企业要好很多，除了老年社保金，另有单位退休金(一般私营企业没有)和家属的医疗保险补贴；还有，稳定。但是，并没有出现年轻人一拥而上要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种就业取向大差别，定有特殊原因。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中国特殊的“体制”概念和历史。在分析“为什么”的时候，还介绍了体制内外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异；附加有中国特色：公务员社会地位的优越，包括获得“关系”。我想，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原因：当法治不健全，体制外的经营大环境不稳定，令自主创业、私营企业风险过大；当私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企业规范和文化；当私营企业所提供的自由、乐趣和收益，完全不能和一个稳定公务员相比，多数人自然会避险而转向公务员体系。看上去是就业小事，却直接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为年轻人最具活力，而私营企业也是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这反射了私营企业的社会处境，也说明了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的潜在原因。
高明勇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他的专访立即进入了金融改革领域。这篇采访的资料非常扎实，很有说服力地指出，高利润的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私营企业往往无缘涉足。私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的创业源头，又得不到公平对待，尤其是小企业求贷无门，私营企业常常只能饮鸩止渴找高利贷。这和发达国家银行竭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做法，背道而驰。假如法律界限不清晰，私营企业发展的正常渠道堵塞，把企业家逼上非法渠道，然后又打击非法。这形同逼良为娼之后立即扫黄。安全感是生存的第一条件。
于是专访谈论了“触动灵魂”，即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触动体制触动机制。书中提到，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思想解放，时值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但是，实际上旧有观念依然存在，还是认为：“公”就是社会主义的，“私”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背后的理论依据依旧：社会主义的就一定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就一定是坏的。这个在中国延续六十多年的思潮，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市场化”也要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在这样的基调下，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难以乐观。私营企业家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资本家。因为在这个语境中，那还是一个坏透了的称谓，因为实在没法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如同书中描述，“摸石头上了瘾，不想过河。”书中呼吁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其实就是更多资本主义化。概念清楚，就可以更多吸取一个成熟运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制度上概念不清，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就更困难，进一步退两步时时都可能发生。
在这本书里，不同领域的专家不断提到，各类改革障碍，都与“无法逾越利益集团”有关。在媒体监督非常弱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期待的，是政府。而从专访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直接间接控制的GD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终数字，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么大。”书中指出，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国企的经营“只有在审计风暴猛刮和内部人曝光的情况下，公众才得以略知一二。”“没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交代。”书中一个最直白简单的小例子，就是“为什么新华书店惨淡经营，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有声有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所谓国企就是政府企业，政府控制资金，和利益集团就有难以割断的联系。所以问题变成：如何自己监管自己，又怎么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要追溯难题的源头
不仅是国企，对于“改革红利”的专访，以大量数据在描述中国现状，也在证明所谓“制度改革的红利”是个关键。说白了，多少人努力，不及改一条规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凡正面的关键改变，都是制度层面的变化使然。例如“文革”结束后，农村的改革启动，大面积农村“脱贫”，只因中央许可了“包产到户”。今天，和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有许多有待改变的规则，不仅受访学者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却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等待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去做。所以，对“顶层设计”的呼吁，再三在书中出现。更要命的是，也像“包产到户”一样，等待中的“改变”，只是让社会恢复、“改回”到它原来没有被管的状态。
教育需要改革，只是由于政府从教育家手里拿走了教育权；需要“政、事分离”的改革，只是因为政府去管控了民间社团；国企大到不能倒，国企改革难倒一堆经济学家，其实只是源自那个“公私合营”的强制国有化。回想整个城镇化历程，会有同样的感叹，就是所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恢复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只要看一下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大国，曾经几十年堵住人口的自然流动，如同先是人为制造了一个堰塞湖，然后面对“决堤”灾难，再讨论如何下游疏散、炸坝分流的“改革问题”。
我们无法在改革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弹冠相庆，而是必须追问改革前的难题是如何造成。我们有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成就，不是因为我们天赋异秉、卓越超群，而是因为正常发展的国家，没有去制造我们的历史灾难，也就不必去创造“改革奇迹”。我们今天追溯难题的源头，不是为了和自己过不去，是为了提醒：千万不要一边改革、一边又在继续制造下一代的难题。
在这本书里，专家们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可是，如何去改？这一圈，很快就绕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利益集团的克服，以及如何寻求改革共识。我们看到了问题，却只能在问题的上空一圈圈盘旋，无法落地，无法令问题消失，我们“知道”对未来改革目标“要”公开讨论，但也知道“无法”公开讨论；我们明知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但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停留”在理念层面；我们不断提到“要破局”，却一直无力“破局”。
这是一个难以落下的高空盘旋，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之上的盘旋。
附：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高明勇/文
劳教制度之恶，信访制度之伪，计生强制之坏，户籍管制之害，已是共识。可要搬掉这些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却非常困难。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到于建嵘老师的一条微博，感慨很多。这些问题都是新闻高发区，关于劳教，关于信访，关于户籍，我知道不少中国媒体都有过报道与评论，可是惟独关于计生，却相对较少。
原因很简单，计生之“坏”虽有目共睹，却因“基本国策”的光环，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雷区。
看到这条微博没过几天，我就亲身领教了“计生之坏”与“计生之难”：再有三个月，妻子就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宝宝，准备了所有要求的材料，准生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需说明的是，我和爱人原籍河南，现居北京。她是河南Y市人，我是河南X市人，后因上大学，工作，我的户口留在江苏省南京市，她的户口因故留在家乡Y市。
像我们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国流动人口中比较普遍，办理准生证有三条路可以走：
最常用的办法，是到女方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两个多月前，经岳父打听，我们准备好了办理准生证需要的材料：
包括我和爱人的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各自所在单位开具的“初婚未育无抚养”证明信、我个人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初婚未育无抚养”证明信。
因为是头胎，又属于“初婚未育无抚养”，晚婚晚育，一切合法，都以为会很顺利。
不料，准生证被“卡”住了。对方理由很简单，按照河南Y市的计生政策规定，办理准生证，需要填写“一孩生育证发放登记表”，并加盖男方户籍所在地辖区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两级政府的公章。
但是，当我从北京前往南京盖章的时候，五台山居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根据南京市的规定，不在南京市以外地区的公文上盖章，只能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信。
矛盾出现了。Y市所辖的某街道办计生办表示：“不按要求盖章，不能办理准生证。”
换句话说，公章没盖对地方，准生证办不了。
岳父几次三番前往计生办办理，都无果而返。
9月6日早上，当我得知头胎的准生证历经两个多月都无法办理的时候，异常愤怒：手续合法，材料齐全，凭什么不给办理？就因为地区之间政策的“打架”，就需要我来买单？
愤怒之下，上午9:50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微博：“别再逼我。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个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一天之内，这句话被转发近千次，评论近300条，很多人表示不可理解，甚至不相信是真的。
@赵继成评论说：“这个国家最荒唐的是生孩子还要审批，最最荒唐的是合法的也不给审批。”
其实，我们还有两条路可以走。
可以到我的户籍所在地南京市去办理。当我赶到南京后，被告知，根据规定，只能由女方出具准生证，男方负责提供材料。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第二个方法是可以到我的原籍河南X市去办理。我父亲前往计生部门打听如何办理，被告知需要加盖13个公章或签字，分别是村民代表、村主任、村支书、乡计生办工作人员、分管副主任、主任，乡分管计生工作副乡长、乡长、书记等。
事实上，我父亲已经去办理了，并找到了9个人的签字。
这时，我决定放弃了，因为代价太大。在与家乡计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我和爱人的户口需要迁回原籍才能办理准生证——而我的户口如果迁回，将直接改为农业户口，涉及到现在的户籍身份，如果是农业户口，哪怕我在北京工作，可能只能办理农村的新农合，而非现在的城镇人口的社会待遇。
为了孩子，这一点我想也可以克服。不过，由于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在搞“农民上楼”，如果户口迁回，涉及村民利益，需要村里签字，而村里基本是关了这扇门。
最关键的一点，如果将来孩子出生以后，按照家乡的规定，我的妻子需要每个季度回老家一次进行孕检，看是否再次怀孕？每年四次，每次必须是第一个月的5号至12号。
这一点，想想就不寒而栗。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说，当他带着妻子回老家孕检时，看到计生人员检查妻子的乳房、下身等部位时，感到巨大的耻辱，砍人的心都有了。
我决定，主动放弃这一条路。
有不少朋友在微博上建议，诉诸媒体。我本人作为媒体人，深知此事的新闻价值，一旦曝光，事情或许快速解决，甚至可能影响到当地负责官员的仕途，。
但是，这正是我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媒治”——在中国，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媒体曝光成为诉诸正义的救命稻草，媒体被寄托和赋予了过大的希望和权力。在很多时候，“媒治”确实有效，却只能解决个案，无法推动制度前行。而从我这次因个人经历引发的网友讨论来看，计生系统的人为门槛，带有普遍意义。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一个普通人，试图在正常路径上解决合法的个人问题。
从开始办理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准生证还没消息，我和妻子都心急如焚。
有人说，没有准生证，私下找一些私人医院也能让孩子出生。可是，没有准生证，医院无法开具“出生证明”，也无法报销“生育险”？而没有准生证和出生证明，意味着孩子的户口将是下一个难题。
我的孩子即将降生在一个必须“被批准出生”的国度，他/她的到来一天天临近，可是批准这个孩子出生的证明却迟迟没有来。(201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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