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顾炎武的第三种眼光
2014/7/2 思想潮
王家范/文
史载甲申年3月19日，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三天后遗体被李自成找到，市柳棺大殓于东华门外，允准京城臣民前往吊唁祭奠，时人赞其“寇亦有道也”。这是370年前参与甲申初祭的头一拨人，有赴哭恸绝、回家再拜自缢的(右庶子周凤翔等)，有菜佣某路过悲哭、即于其处触石而死的，总之“群臣临泣者二三十人，余皆扬扬策马不顾也”。(详参《国榷》卷100)
郭氏《甲申三百年祭》采摭一段小说体对话，让李岩与宋献策两人恣意讥讽官宦达人的丑陋：他们基于各自私利考虑，国破君亡，鲜见忠义；弃旧事新，漫无廉耻，“竟无一人是男儿”。显然这是小说家编造出来的“野史演义”(连李岩也是虚构人物，明史专家顾诚有翔实考证)，作者发泄出的是在野知识分子蓄积已久的愤懑之情，生发的议论入木三分，刻薄至极。乱世多谣传，然洵非信史，但总有影随风过的事件发生过，例如谓“先帝棺前(仅)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与前引《国榷》所载颇为类似，之间的差异只在小说作者习用了极度夸张渲染的手法。
现在我要说的，是远在北京4000余里之外，江苏昆山有一“秀才”名叫顾炎武，得知京城甲申惊变，写下悲歌《大行哀诗》(列于其诗集之首)。在我读来，这是甲申早期众多祭文里的杰作，甚至300年后郭氏的“祭文”也比不上这等剔透洞彻。兹录于下：
神器无中坠，英明乃嗣兴。紫蜺迎剑灭，丹日御轮升。景命殷王及，灵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鉴，祖武肃丕承。采垩昭王俭，盘杅象帝兢。泽能回夏暍，心似涉春冰。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关门亡铁牡，路寝泄金縢。雾起昭阳镜，风摇甲观灯。已占伊水竭，真遘杞天崩。道否穷仁圣，时危恨股肱。哀同望帝化，神想白云乘。祕识归新野，群心望有仍。小臣王室泪，无路哭桥陵。(《亭林诗集》卷1)
全诗跌宕有致，一步三叹，写尽了明朝人在经历嘉隆万盛世欢乐之后，由惟恐神器中坠、至欢呼中兴再至、再到以伊竭天崩作结的种种复杂心情。“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与“已占伊水竭，真遘杞天崩。道否穷仁圣，时危恨股肱”两段，最堪回味其内心的苦涩。顾炎武“祭奠”明王朝历史的寓意尽在其中，而后作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田功论、形势论、钱法论)，则将这些灵感更是敷演成了规划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未来进行全面改革的大文章。32岁的顾炎武在其后38年里所做的，就是如何为这些改革设想提供正反两面的历史依据，其中《日知录》最值得后世细读。
顾炎武从崇祯之死，到西向山陕定居之前，曾七祭(南京)孝陵，六谒(昌平)天寿山帝寝，留有十余首感念性的诗歌，足供亭林研究者抉发大义，在此搁下不论。是亭林“愚忠”于大明皇帝？入清以来未有一人提出过这种指摘，甚至连一点怀疑之念也没有。因为文案俱在，是时对明朝276年江山的批判性总结，虽不敢说亭林是第一人，但以见识而论，全面而周到，有高度，有深度，绝少能出其右，至少黄宗羲也要略输于亭林的。
崇祯皇帝以藩邸入继大统，志在锐意改革，力图横扫嘉隆万以来积下的百年颓风恶习，重振大明江山，内心绝对是炽烈的。崇祯帝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成功解决了阉党集团，一招鲜，天下服，士绅民众无不认为“中兴之世”已经在望。然而，积重难返，17年中种种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故”接踵而来，不仅使崇祯帝临死之前怨气冲天，连在野的士子也悲叹“天乎？命乎？”(文秉)，似乎是老天爷莫名抛弃大明，壮烈一搏而抗清死者有之，悲观绝望而自杀者更是以数百成千计，郭氏所引“故事”里李宋牢骚完全抹杀了这种史实另一面的存在，毕竟改不掉戏说的本色。
相比之下，刚三十而立的顾炎武，识见比同代人成熟好几倍，冷峻得令人肃然起敬。这要得益于他们家祖孙三代刻意搜集当代史料(实录、邸报、方志)的癖好，以及从尚书、春秋到史汉、通鉴系统“历史预案”的庭教传统，由此使亭林判断当代事件的历史因果感觉，能够挣脱就事论事的局限，彰显出视野开阔、思虑久远的特点，砭灸常能切中要穴。
从崇祯帝“冤死”之日起，亭林就咬定事非出于偶然，乃是“天下之势”流极而穷的结果，且把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意识搁在心底里，思考如何“起而有以救之”，至死不渝地用各种办法开题、解题。先看亭林先生是如何表述他的“问题意识”的：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潘次耕是与亭林关系最深的门生)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需要特别留意，一个是“事”，一个是“心”；改革要讲究具体的操作路径及其是否能够加以落实，而操作的前提和必备要素则是人心的端正与大公诚意。这于“起而有以救之”的意义，两者同等重要，须臾不得分离。
我于明史读得不算少，一直有个疑惑：何以从嘉靖年间起，经济情况好极，花团锦簇，歌舞升平，朝廷上却是乱纷纷像戏场，相互攻讦不休，你方唱罢我登场，传至万历越闹越欢，竟无一丝儿曲终人散的迹象？据我猜度，这样的景象一定也曾久久盘旋在亭林先生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苦苦回味，似同嚼蜡。这只要从他一句“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里就可以领会他的感慨有多深。亭林先生不像许多“党争”当事人(及其后裔，如黄宗羲)乃至后世史家，耿耿于谁是谁非、君子小人之辨，却跳出乱象，独具慧眼，看到的是盛世“人多于事”，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管官的官越来越多，亲民的官越来越少，居高位的官僚无心过问基层民生日用是否丰绌，却斤斤计较于名声权位大小的比量，为着几个朋友的考绩升降，撕破脸面，结圈子拉场子，大闹于御前廷后，反遭“无为而治”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看着众臣在华灯初上的诗情画意里，昏昏乱转似走马灯，嘉靖、万历两帝无不暗自得意于法家帝王之术的高深莫测。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天性，“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之所以出现在此时，是因为明代商品经济(含货币经济)发展的程度达到了传统社会所能创造的最大活跃空间，连西方经济史家也认为是个白银哗哗流淌一地的“早期近代”奇迹。跨大区域的商品经济(现在叫市场经济)可以魔法似地创造出难以想像的、成倍增长的财富，这在中国，明代算是第一次实验，尝到了足够的甜头。然而，观念和政策的调适跟不上现实形势急速变化的步伐，虽然孟子早提出过“义利之辨”的辩证命题，面临着已经产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上的种种变化，那时代的人几乎没有及时地做好应对“预案”，仍然束缚于教条化的“理学”中。我以为中国遇到的第一场“考试”在政治上是不及格的。习称的“四民”之中，农工商很现实，凭着经济理性拼命趁机会挣钱，松江地区的农民抢了“布被天下”的风头。可“士”这一阶层就显得异样，明明心里想着钱，手里数着钱，却一定要装得不屑谈钱，怯于谈钱，耻于谈钱。这与近代西方人正是大异其趣。我搞明清经济史遇到的最头疼的难题是“经济账”一类的原始史料奇缺，官僚豪绅家族富饶得满地淌油，就是弄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有多少，主人绝无交代，更不会进入文集、传记乃至行状、墓志铭。官家正史也不载，除非被朝廷查抄才有“清单”流出，被野史猎奇公布，但也只有严嵩、和珅两个案例。同样，“党争”背后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绝不会有人坦承布公，都是用政治话语、高头文章遮掩自己的门面，双方唇枪舌战虽烈，文字样式却出于同一块模板。也有偶而露出马脚的，“东林二代”(复社)集资用20万两白银贿通当权太监，争得周延儒再入内阁为相，结果周某被揭发入朝后“纳贿无厌，往往假用人为鬻爵地；借起废市德，门故踵进，子弟倖捷”，巨贪证据确凿，崇祯帝怒下谕旨，没收赃款12万两，勒令“自尽”(《国榷》卷96)。复社的白银投资尽数于该年泡汤，大明王朝也跟着第二年完蛋了事。这笔集资款的账单没有被明白公布，但以钱换权的史实却是被留存了下来，无法抹去。
反贪污是世界性难题，绝对杜绝贪污行为恐怕谁也不敢吹这大牛。顾炎武有江南人精明的秉赋，很现实，北上途中一路经营农业经济也颇多斩获(关于晋商由他创办则是传言戏说)。他不会主张废除君主制度，也知道官僚机构的庞大是祖宗的遗产法宝，动弹不得。他在《郡县论》中说道：“何谓(国家)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由此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简政放权、减少权力运作层次、倡导地方自治、人民安居乐业等政策导向上来，尽情地发挥他的改革宏论。这就是他写出《郡县论》，倡言“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背后堪称最深刻的思考。他怕别人看不懂他的建议，随手举了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事例做比方。他说牧场主都希望他孳养的马牛又多又肥。某牧场主雇一人专管马牛，一人专管饲料，又派一管家监工，用料升斗之计必须每天细细汇报，场主用人多疑，铢两必较，苛刻吝啬，结果马牛越养越瘦，数量越来越少。我的办法则不同，把管理全权交给豢养马牛的那个人，不过问豢养细节，只问年终结果，视结果盈亏定赏罚，赏罚必要分明。顾炎武得意地说：用这样的办法，恐怕不想做乌获(《货殖列传》中大畜牧主)也难？!演绎引申之，把经济的生产经营权直接交给经营者，切忌设置层层管理者、监督者，程序不厌其烦其多。管理监督多一层次，就多一层“代理人”搜刮贪污的“寻租机会”，直接经营者被盘剥又增加一个“加码洋”的层次，如此循环上升，国不富而民更穷(即俗称跑冒滴漏。如万历派矿监税监四出扰民，学者据财政报表研究，实际只富了太监的小金库，而国库增收非常微小)。顾炎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县)令而乐。”吕思勉先生通观中国全部历史，亦有言：“行放任政策尚可苟安于一时，行干涉政策不旋踵而召乱。”中国之大，御临天下的难度绝对世界第一，但不管行政层次如何纷繁复杂，环环相扣，自古以来都承认真正的亲民之官只有县令一级，余则皆是管官之官，并不直接治民。各种《官箴书》都有这样一句话：“一县令善，(人人如此)，天下不难善；一县政清，(县县如此)，天下不难清。”毛泽东也很懂这个道理，可以参读他有关“论十大关系”等内部讲话。
行文超限，赶快煞车，仍不得不简单补白一句：370年过去了，我们都不是明代遗民，也不是清朝遗民，不存在什么定要为胜朝先君评功摆好或诿过代罪的义务；同理，温习他们“曾经的故事”，也替代不了我们做好改革实事的“当下作业”。周年祭扫之类，只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历史感悟，仅此而已。
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转载仅做观点交流使用。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余英时先生长篇口述《我的治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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