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 荣剑：怎么看中日关系？——在东京大学的演讲（三）
2014/8/1 思想潮
荣剑，独立学者，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
编者按：今年3月25日，荣剑先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赴东京大学作为期两个半月的游学和考察。这期间，在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有关部门和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他前后拜访了近30位日本各方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媒体从业者、智库研究人员、艺术家、留日中国学者等，参观了日本的神社活动，观摩了日本歌舞伎木偶剧等传统戏剧，游览了京都奈良古城，观看了十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受益颇多，感触很深。
访日期间，荣剑先生通过新浪微博@荣剑2008，每日推出#访日观感#，就每日所见所察所思发表感想，累计共发表了近300条微博，有五万多字，数百件图片。本文是5月9日我在东京大学所作演讲的一部分。这个演讲既是向日本人说中国，也是向中国人说日本，更是向中日两国人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作者期待来自各方的关注和批评。全文刊登在《领导者》杂志第58期，这里转载的是第三部分。作者授权思想潮转载。
您还可以回复“S”，通过文章列表查看7月28、29日发布的本演讲第一部分《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
这次来日本，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师的安排下，见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员、有政治人士、有学者，见面后我都问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中日关系？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悲观。和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教授见面时，他告诉我，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两年多开不起会来了，一个致力于推进中日在新世纪友好的组织居然都坐不到一块去，可见中日关系之冷已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执政后首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第二年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接着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访华，称之“迎春”之旅；最后是在2008年两国关系达到高潮，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这次国事访问被前所未有地评价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遗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我的说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国首次派遣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海域，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以致使当前的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了冰点。从现在往回看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之间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现在已经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三大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构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碍，为什么现在会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缠绕中日关系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日本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人士谈了三点原因，我认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以前中日关系只限于在政府层面展开，在高层中进行，几个高级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举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现在这样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条件让政府原来独享的信息，不得不进入到公众领域，少数人的外交成了公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第二个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涉及领土争执，两国都没有退步的余地，以前之所以还有转圜的余地，是因为两国政府都恪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搁置争议的原则，都不去碰尖阁列岛(钓鱼岛)那根底线，而一旦打破了这个平衡，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个武器，都在通过制造事端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刺激民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位日本人士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就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而言，我曾在会见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认为中日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因为中日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总量都排在了各自国家的前列。钓鱼岛或日本所言的尖阁列岛，在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着多大的利益份额呢？很显然，如果仅仅是从利益上去考量，为钓鱼岛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谁胜谁负，两国究竟会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负收益，中日两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我之所以把中日之争归结于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就是想提醒政治家们，他们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所作出的外交决策，究竟是不是真正维护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他们各自操纵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对于具有独立立场的学者来说，既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政治家跑，也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民意跑，现在最需要的是，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双重裹挟中摆脱出来。
时代的确变了，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变化极快的时代。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他坐在新干线上，着实惊奇于世界上还有跑得这么快的列车，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差距不能不让他产生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正是在邓小平从日本回去之后，中共中央于该年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时至今日，实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那天我坐新干线的高速列车去京都，我已经不可能有邓小平那样惊奇的感受，中国高铁的速度可能比新干线还要快。中日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可能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思维的变化速度。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以前的思维上来看问题呢？
我在拜访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先生时，征求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说的很实在，他对安倍首相的建议是，日本要正视现实，要正确地把握亚洲的形势，要客观地认识亚洲各国的关系，日本过去是亚洲最强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地位了；日本看中国，不要被中国的主流媒体所迷惑，必须认识到中国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要控制住民族主义情绪，更不能激化民族主义，不要局限于历史细节，要从现实出发；中国的鹰派和日本的极右派是一丘之貉，他们看似互相对立，其实是互相支持，各自在对方的反对声中壮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当前中日关系，绪方靖夫先生还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1.钓鱼岛或尖阁列岛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这是需要时间的；2.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采取物理改变的方式，即不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3.不能因为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这个小问题而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日高层互不往来甚至中断一切政治关系，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我认为，绪方靖夫先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大体上是客观公正的，我相信这也是日本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交换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时，他向我提供了日本两家权威舆论调查机构所作的相关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安倍首相目前仍有高达百分之五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自民党也有高达百分之四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而日本国民对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四，不支持率则有百分之三十六，不表明态度的也有百分之三十多。松田教授对此的解释是，安倍首相获得较高支持率，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言，是因为日本整体向右转和安倍首相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松田教授认为，在安倍首相所获得的较高支持率中，经济因素占到了主要的比重，安倍经济学在目前还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而外交安全等因素对于安倍的支持率其实只有百分之十的作用。松田教授通过调查数据想要说明的是，日本国民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也不愿意卷入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狂热之中。
我在日本的所闻所见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对日本的印象：日本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远比中国公平公正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国际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个国家之内，日本的政治腐败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级官员没有可能发生数额巨大的腐败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它会重新走上一条战争之路。松田教授给我提供的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国侵略时你是否愿意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时，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国民说愿意。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对我说过，日本怎么可能会有军国主义，日本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国o革命o民主》，他说因为爱国两字，这本书的销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释，在日本只有右翼才会提倡爱国主义。
反观中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有两大主义非常高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实际上又成为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适应的，还有两个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个是革命的情绪，一个是打仗的情绪。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高喊民粹主义口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底层，他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了一个表达或发泄的渠道，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打仗或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改变他们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看起来根本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看起来点燃的是对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烧到的很可能并不是钓鱼岛，而是中国的某个政府大楼。不要错误地以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实并不在那些试图操纵民意的人的手里。
我曾经说过，日本没有内政问题而只有外交问题，中国只有内政问题而没有外交问题。这么说当然是极而言之，日本怎么可能没有内政问题呢？比如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处理，但日本没有那些足以导致国家分裂和制度颠覆的问题，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交问题，一方面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日本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和市场必须依靠外部世界，外交是其立国之本。而在中国，内政是立国之本，重大的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大量存在，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面临着总体性爆发的可能。正是受制于内政问题，受制于处理内政问题的固有方式和方法，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只是其内政的外延，外交政策依旧沿袭着阶级斗争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不仅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陷入僵局，而且在处理其他国际关系时也陷入被动。以前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现在还有哪些真正的朋友？难道就是朝鲜、叙利亚、俄罗斯？即使朝鲜，中国给予这个国家这么多的支持，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又从它那里得到了什么战略利益？朝鲜又何曾把中国当作它真正的朋友？
受制于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受制于两国不同的制度，以及受制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民意基础，中日两国目前的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诉诸两国各自的民意支持，还是期待两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现在都看不到有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路径和办法。难道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不可化解的历史宿命？中日两国除了继续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能够有所期待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抹去了国家、制度、民族、种族、地域、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上的差异，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普世价值正像空气一样地流动，从欧洲、美洲、非洲飘到了亚洲的上空，同样弥漫在中国和日本的国土上。我基于此而相信，中国和日本最终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成为真正友好的邻邦。(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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