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信忠：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外省人”（下）
2014/8/9 思想潮
资料图：老兵谭力飞14岁进入黄埔军校，为国效力一生的他不曾浇熄满腔热血，晚年独居在桃园眷村。〈半生兵戎、一生挂念，此处总是归乡路〉，黄玺恩摄，年份：2006，桃园县：杨梅市。图片提供者：台湾外省人生命记忆与叙事资料库。网站名称：台湾外省人生命记忆与叙事资料库。
(接上)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中横工路完成以后，许多荣民就在公路沿线落脚住下，拿着存下的血汗钱，几个人合作找地屯垦，种些经济作物，像中横公路的梨山上就有很多这些老荣民开的农场，种出的水果可都是高价品种。后来这些退伍军人陆续参与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也是人尽其用，比如说会爆破的就继续去搞爆破，会潜水的就去搞港口沉箱，工兵就去开挖土机等。这些重大工程每完成一项，附近就会有一批外省单身汉住下形成聚落，在台湾各山巅、海滨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
都说这些单身老兵是外省人中最可怜的一群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与《军人户口查记办法》，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低阶的士兵不能结婚，也不能领取身份证，没有户籍。之前提到，许多人被强迫继续服役，士兵满40岁、士官满50岁、士官长58岁方可退役，那也就是说，到退伍前都不能结婚啦!青春岁月就葬送在那“反攻大陆”的美梦上。
这样强迫也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又替他们编织了另一个美梦，发给他们“战士授田凭证”，告诉他们，等待他日“反攻”成功，看你服役几年，每服役几年，就在你家乡多给你多少亩地，以后大家回去都是地主啦!有些人就因为这个美梦一直待在部队里。
中学的时候，地理课本教到人口金字塔这个单元，我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人口有一次反常的暴增。对于这次增长的解释，下面只有一行小字，大概是说本年现役军人纳入户籍。在那为考试而读书的年纪，我根本不了解也没必要了解这行字代表的意义。等到十几年后，听多了外省老兵的故事，才了解那短短一行字里，充满了多少外省老兵的悲哀，再悲哀的历史到最后都能一笔带过。
1959年，“政府”终于将不人性的婚姻政策放宽，让大多数单身老兵都能结婚，军人也可以拥有身份证了。但此时那些低阶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岁了。
台湾有句话叫“芋仔番薯”。以前台湾人戏称外省人“芋仔”，这也蛮形象，芋头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相对而言，因为番薯是最便宜、生命力又强的台湾本土作物，以前台湾穷，大家都只能吃番薯配饭，再加上台湾的形状就像一个番薯，台湾本省人喜欢自称“番薯”。“芋仔番薯”在老一辈人心里，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以及隔绝。但这几年台湾高唱族群融合，不分本省外省，就连有代表性的“芋仔番薯”都赶潮流，被混在一起做各种料理或冰棍，因口味特殊而意外大卖，颇因应时代潮流。
在台湾，都喜欢叫那些外省老兵为“老芋仔”。这些“老芋仔”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都喜欢娶年轻老婆，常常被拿来当笑柄说老牛吃嫩草。其实如果可以在适婚年龄就娶妻生子谁不愿意，偏偏就是这个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荒谬的人生。许多老兵慢慢觉得“反攻大陆”不太可能，也就死心在台湾结婚，或者再婚。
如果是军官的话，那条件还行，认识一些台湾本省女孩，恋爱结婚，婚后还能住到眷村里。在以前本省外省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这样的婚姻也常常在女方家里引发家庭革命，因为一般本省父母无法接受女儿嫁给这些来路不明的外省人，加上对外省人的印象不好，搞到最后双双私奔结婚，断绝家庭关系的都有。其实到了后来的眷村里，也可以看到许多本省妈妈，生下来的小孩还真的是正宗的“芋仔番薯”。
那些单身老兵处境又完全不同。这些“老芋仔”一来年纪大，二来又没钱，要怎么结婚呢？早期能结婚的，大概都只有伙房兵，就是补给、经理、运输等有油水的兵科，那没钱的呢？根本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跟国民政府来台的那批外省妇女，多是随夫同行的，未婚的也不会嫁给这些老兵，再加上被国民党控管，这些未婚的外省老兵，又老又穷当然也不帅，这些台湾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他们？想要娶妻只好各凭本事，事实上，这由老兵娶了什么样的台湾女人就可以得到答案。尤其是在东部偏远地区的，只能娶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台湾女人。
说是娶，其实是买，李敖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外省老兵娶妻的描写：
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积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膊。”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有一部电影叫《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就是在讲外省老兵娶原住民姑娘的故事。这部拍摄于1984年，充满台湾新电影风格的片子，从写实的角度描述当年的老兵问题：老莫买了原住民少女玉梅为妻，老莫知道这桩婚事得来不易，特别珍惜玉梅，想融入玉梅的生活，虽然他只是收入微薄的清洁队员，但还是花大笔钱买了收音机和玉梅最爱听的流行歌曲录音带。故事就围绕老莫如何亲近玉梅的生活以及尝试各种“做人”偏方。因为玉梅还年轻，自然不会喜欢老莫这样的老头，这时又有一个瓦斯工人与玉梅产生暧昧关系，老莫自知不该耽误玉梅，也有意放手，之后经过一阵曲折离奇，玉梅终于发现老莫淳朴善良而情归老莫……这部电影以喜剧收场，但老兵娶妻的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这些嫁给老兵的台湾女人有一部分是智能或肢体障碍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原住民妇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贫困想靠女儿“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亲就是外省老兵，母亲是原住民。
各位可能不知道，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的荣民父亲，带着他智障或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在眷村里，几个老兵合买一个智障女“共妻”的事时有发生。还有家里装四个铁笼，把妻子与三个已经发病的儿女各关一个，留一个正常，还在读小学的女生负责煮饭照顾。还发生过妻子因没钱养育儿女偷偷去卖淫，被抓后，“宪兵”坚持行文外岛她丈夫服役的单位，害得那个老兵在同僚面前很没面子，持枪自杀，这妇人接到消息后在家里毒死了四个儿女再上吊……
眷村永远没有剧里描写得那么美好，尤其是这些外省老兵组成的违章眷村。本来就是弱势族群和边缘人的老兵，娶了一样是弱势族群的老婆，产生更弱势的下一代。
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个同学叫傻蛋，他之所以被叫傻蛋，不仅因为功课差，反应迟钝，还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大家都不想接近他，但都会欺负他，他就算被欺负也总是笑，他是老兵的儿子。
几年后在路上看到他，他的老父亲骑不动那辆满载破铜烂铁和废报纸的三轮车，傻蛋和他的傻妈在后面帮忙推，推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三人都涨红了脸。那时候我稍微了解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情事故，想要避开他，怕他自卑，没想到他先看到我，对我露出那个熟悉而又带几分爽快的傻笑，继续推车而去。那是个不懂社会价值观，完全不解他人眼光的真诚笑容。唉……那个笑容让我羞愧，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也许当初我根本不是怕他心理受到伤害，只是怕旁人的目光而已。
当然还有些老兵，穷得没法结婚，所以老兵群体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已婚老兵如果生了好几个男丁，没结婚的老兵就会跑去跟已婚的同乡商量，希望过继一个儿子给他当做养子。台湾的民法里规定，养父可以断绝养子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可是大多数作为养父的外省老兵都不会，很多这样的老兵第二代就有了一个生父和一个养父。
有些连养子都没有的老兵更坎坷，很多自谋生活，又是单身，很容易被“金光党”盯上。一阵酒色财气之后，退休金与积蓄都被拐跑，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如果平时与老乡处得不错，生活上还不成问题，如果人缘不好……有一阵子，常听到老兵自杀的新闻，大家都麻木了。
就这样一过30年，1980年开始，两岸局势逐渐和解，当时蒋经国仍然坚持“三不”，即不通邮、不通航、不通商。越来越老的第一代外省人，慢慢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情绪，无奈法规仍然不准赴大陆。“立法院”里也开始有“立法委员”提议开放大陆探亲，每次都被以“反攻大陆未成，何以谈探亲”之类的官腔驳回。话虽如此，其实有办法的人老早就经第三地转信，比如说请人到香港时，顺便把信丢到邮筒里，或是大信封里装着小信封请人转信，有些人也从第三地溜进大陆探亲，反正到大陆又不会留记录，这样的人台湾当局是抓不过来的。
外省人的返乡问题开始浮上台面，以前台湾本省人总觉得这些外省人自己爱跟国民党来台湾，好像“外省人”=“国民党”，对于这些外省人自然没有好感，也不会去关心他们。1980年，台湾发生“李师科案”，是台湾史上第一件持枪抢银行案。而这个“江洋大盗”李师科，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退伍外省老兵嘛!怎么会去干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呢？
经过舆论与社会上的深入探讨，大家渐渐地知道，以前这些外省人被视为国民党的忠诚部队，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忠诚，尤其是外省老兵们，很多人都是被迫来台的，背后藏着时代的无奈与有家归不得的心酸。这下，又直接挑战了国民党以前宣传的那些内容，社会一般百姓对老兵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让民众很惊讶的是，这些外省人不是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吗？怎么今天也胆敢开始学党外人士上街头了？为了争取返乡，这些已经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也与社运人士、党外人士结合，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开始在相关部门前要求返乡的权利。
1987年的母亲节，这些已经慢慢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不顾还没解除戒严的状况，豁出去了，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举办一场抗议活动，他们穿着写上“想家”、“妈妈我好想你”的衣服，手持各种标语“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有别于当年冲冲冲，冲个不停的抗议，这场活动充满了悲情，当天的主题曲是《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那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
母亲呀我要问您 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明知那黄泉难归 我们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亲呀等着您 等着您等您入梦来
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 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您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唱着唱着，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像孩子般地痛哭起来，尽管过了二十几年，那些画面看起来仍然揪心不已。
前不久在广播中听到一个老兵的故事：1949年前后，国军在内战中失利，逐渐撤退来台湾。有一位母亲，在码头边依依不舍地为她只有十七八岁，正在当兵的儿子送行，眼见就要别离，心情甚为难过的母亲趋前想要抱抱儿子。可是，毕竟是年轻小伙子，心里想那么大了，还要让他在众多弟兄面前被妈妈抱，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意无意避开妈妈的拥抱，反正上头说“很快就回来了”，他就转头登上军舰到了台湾。
60年后，在台湾的一间荣民之家每月的庆生会中，大家围着几位老寿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接着，主持人请每位寿星说出各自的心愿，当年在码头跟母亲分手的小伙子也在寿星之中，只是当年与母亲一别，后来未曾再见面，现在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芋仔”了。
当轮到他说心愿时，他痛哭流涕哽咽地说：“我想跟我娘抱抱!”
台湾民众都从电视上看到他们眼里流出的泪水，回乡探亲，这是人性最基本的渴求，任何人都不应该用“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这只有统治者听得懂的借口来阻止，社会舆论要求开放大陆探亲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各党各派的民意代表、许多海内外学者名人以及各阶层人士响应和声援下，“国府”当局终于宣布从12月起开放一般民众到大陆探亲。
“政府”终于顶不住这个压力，宣布这年底开放赴大陆探亲。为避免两岸官方直接接触，所以委托非官方的红十字会代为办理探亲申请与转信，当年11月2日开始登记，本来是早上9点才开始，没想到凌晨开始，红十字会的门前就已经人山人海。来自大陆各省，操着各地方言的外省老人争先恐后跑到柜台办理，有些坐着轮椅的老人也由儿女推来，用发抖的手盖了印，他们都想要在开放的第一时间回到家乡。
台湾有名的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面有一个段子，就在说这些老兵“第一次‘离家’就是‘回家’”，言毕，台下哄堂大笑，笑完方知这其实是多沉重严肃的一件事。
年纪轻轻的就离家，多数在台湾落地生根，有的妻儿成群、有的一辈子孑然一身，有的贫病交迫，有的飞黄腾达。不论这几十年来的人生如何，他们现在都老了，只是写信已经满足不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他们都想回家。可是离家将近40年，不知道故乡的老父母是否安在，甚至不曾见过离家时还在腹中的儿女，媳妇改嫁了没……这些问题无形中都成为压力。尽管故乡几十年来总是在梦中出现，想回家的心愿越来越强烈，可是等到真正能够回家，又懵了，他们突然发现对故乡一无所知。当年那第一批去大陆探亲的人，当走过罗湖桥的那一刻，一定都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尤其是那些老兵，看到五星红旗，还有红星，心中一定起了阵疙瘩，没人教他们怎么办，毕竟大陆已经很陌生，要踏出那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不如这样说好了，回乡的渴望给他们更多走向未知的勇气。
是“本地人”，也是“台湾人”
我在《我们台湾这些年1》里提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在我家楼下，每到黄昏都有个骑着摩托车卖包子和馒头的山东老头。台湾社会上还真的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都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后面载个大箱子，装着各种包子馒头，箱子会用棉被包起来保温。这老山东在宣布开放探亲时，显得越来越浮躁，恨不得每天能多赚个百十来块，附近邻居也很体谅他，都向他买包子吃。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当年他为了表示效忠“党国”，跟许多老兵一样，在手臂上刺了“反共抗俄”等标语，老了后，手臂的皮肤如风干的橘皮一样粗糙，当年刺上墨迹的字样也褪为淡蓝色，不再那么清晰。他急着想回去探亲，可是心里又总是非常担心，手臂上有这些字，一回去会不会因有政治问题被抓走，毕竟他年轻时跟共产党打了好久的仗，对共产党的认识就是几十年前接受的那个样子。他当然没钱去做激光除痕手术，可是归乡心切，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方法：直接拿强酸往手臂上一倒……后来，再也没有看见他出来卖包子馒头，只听说他的手也废了，这下连谋生的能力都没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面对多年不见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无不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因激动而休克……那年年底的记者取材简直俯拾皆是，老兵的故事充满了各个媒体的版面。
当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哭，下面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女人在那边哭：原来是当年国民党从舟山抓走了四五千人，这位舟山老兵年轻时结婚不久即被抓到台湾，他离家多年返乡，发现当年的媳妇已经改嫁，儿孙满堂。老兵虽然心里失落，但也不敢多作打扰，只好黯然返台。那张照片中，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他元配，低头啜泣的画面让我难以忘怀。
过了一阵子，另一个老兵返乡的故事更让我忘不了。一个老兵，离开家的时候才结婚不到三个月，临走前他跟太太说，三年后回不来就改嫁吧!没想到一去当兵就好几十年回不来，他妻子后来被逼着改嫁，于是就按当地习俗收继婚，改嫁给鳏居的大伯。后来开放大陆探亲了，老兵也联络家里说要回去看看，他改嫁的妻子自觉对不起他，就在他回家的前夕跳河自杀。老兵回到台湾后再也不提家乡的事，只是常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后来因为健康问题入院，在住院期间就上吊自杀了。
这些上了年纪的外省人返乡，总是要带好多东西，在机场总是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返乡探亲者：穿着西装，身上背满了背包，左肩右肩又各再侧背一个，都是要拿来送给亲人的礼物，所谓“三大件五小件”都是当时常送的礼品。当年那些被抓壮丁的兵里面，真的有人就是当初出来打酱油就被抓壮丁，后来回乡时也真带了一瓶酱油回去。他们回乡后不管是认亲、叙旧、哭墓、修坟、造桥铺路、济贫兴学，就算回来台湾后，也不断往大陆寄钱，都是想要努力把过去的遗憾和亏欠弥补回来。
很多大陆朋友告诉我，就在那几年，大家都开始有种“台湾人很有钱”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些返乡外省人出手大方。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如果在台湾已经成家立业的那还好，可事实上，更多的单身老兵真的都没什么钱，他们做的是社会上最基层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如果身体不好无法工作的话，自己生活都有些困难了。可是当他们返乡时，还要想办法营造出自己在台湾过得很好，衣锦荣归的样子。台湾本地民众当然知道这些老兵的真实处境，也颇同情，另一方面，台湾人又看到这些大陆亲属在不断向这些老兵要钱，老兵也来者不拒，想办法努力多挣点钱寄回去，为了寄钱回老家而苦了自己或在台湾的家人。从此，“大陆人死要钱”也慢慢成为一种固定印象。
很多人带着全家一起回乡，除了发现物是人非，返乡之旅变成扫墓之旅外，还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很多在台湾娶的老婆，不过是一趟返乡探亲之旅，就发现自己居然从“元配”变成“二奶”，基于亲情，又不好说什么，只好隐忍在心里，但也成为日后爆发家庭战争的导火线。还有在台湾生的儿子，一到大陆，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是“爷”字辈了，得意洋洋。也有些比较不识相的孩子，从小就听老爸说故乡多好多好，结果真的回乡一看，啊!怎么那么破，此言一出，也让老爸很没面子，反而增加许多失落的情绪。
最让这些外省人心里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居然从“本地人”，变成“台湾人”。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个湖南人，以前他回去探亲，别人问他“您是从台湾来的吧？”他都热情地回答：“不是，我是本地人。”他心里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本地人。结果有一次，他东西被偷了，跑到派出所报案，警察问他是哪里人，他还是答本地人，于是警察就不太理他，情急之下就说是台湾来的，于是警察嘀咕了一句：“台湾人就台湾人嘛，还本地人。”马上积极帮他办理。从此，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说自己是台湾人。在台湾，本省民众叫他们“外省人”，回到故乡，乡亲又叫他们“台湾人”，他们到底是哪里人，变得好像没有根一样。
在这一点上，外省人跟本省人想的就会差很多，台湾对本省人而言，本来就是家。对第一代外省人而言，台湾只不过是过路的地方，迟早有一天要回去，但最终发现居然无法回去，心里又无法对台湾这块土地产生认同的话就很痛苦了，而外省的第二代，经过父辈的耳濡目染，自然对大陆也会有种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在他们真正到过大陆之前都还是很虚幻的，以前张雨生有首歌《心底的中国》正是描写这种情怀：
我没有走过父亲走过的长路
他的脸上是几分沧桑 几分血泪
我没有看过父亲看过的国度
他的乡愁是浩荡之江 滚滚之水
我只能偷偷瞄着父亲的眼眸
感觉他眼光最深沉处的浮云苍狗喔
我没有留下父亲留下的疮疤
他的伤痕是不敢思忆 不堪回首
我没有经历父亲经历的挣扎
他的割舍是午夜梦回 茫然失落
我只有悄悄等着父亲的动容
感觉他神色最恍惚间的爱恨交错
什么叫中国 我曾经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 她在我胸口跳动
什么叫中国 我现在真有把握
是父亲毕生的守候 我与生俱来的光荣
澎湖案不翻案，因为国家要“颜面”
在台湾，外省人普遍支持国民党泛蓝阵营，这从历史上可以找到原因，外省人大多数是军公教人员，他们由于早期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内战中的历史经验，自然对国民党有高度认同。但我也认识很多外省老头子，讲到国民党蒋介石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觉得蒋家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以前在荣民总医院当志工时，我还认识一个老兵，他自称最早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员，后来被俘，就改编为“国军”来台，他每次一讲国民党就爆气，总觉得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丢掉大陆理所当然。
事实上在较早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外省人遭的祸可不比本省人少，现在大部分台湾人都只记得“二二八”事件，却少有人记得可以称为白色恐怖时期第一大案的“澎湖案”。
1949年，国共内战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山东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带了一万多名山东流亡学生，一边躲避战火南下，一边读书，颠沛流离地来到了广州。当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以为李振清也是山东籍，会对老乡好一些。所以两方就约定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则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就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了这种安排。
后来张校长带着约8000名中学生来到澎湖，没想到一上澎湖，才知羊入虎口。李振清在内战中溃败，好不容易来到台湾后，靠关系又混了个澎防部司令，但是个没太多兵可用的空头司令，仕途随时可能不保，一见突然有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放手，因此他强迫所有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通通编去当兵，一有不从，当场枪毙。
校长张敏之见状，向李振清当面抗争。正所谓“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李振清反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读书人怎么可能玩得过向来兵不厌诈的兵油子，李在学生面前喊道：“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想要挑拨学生跟校长的关系。
后来张校长挺身抗争，用尽各种关系，到处陈情，希望能让这些学生好好读书，维护他们的受教权，毕竟家长把学生托付给校长是要受教育的。没想到校长的这些抗争被罗织罪名，成为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竟以莫须有的“匪谍”入罪，用酷刑逼迫学生指证他，最后张校长和一百多名师生被枪决。至于那些被迫充军的学生，当兵后在部队里受尽凌虐，女学生也有好多人被官兵强暴，还有更多不详姓名的学生被投入海中溺毙。这么令人发指的事件，当时只在报纸报道中留下短短的一个耸人标题：“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几年后，有个勇敢的山东籍“国大代表”将有关这件事的资料交给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看了龙颜大怒，下令查办，没想到陈诚只讲了一句“要为国家留点颜面”，就把蒋介石的口堵住了。
这“为国家留点颜面”一留就是几十年，爱国主义果然是流氓最后的堡垒。总之，这几年八千流亡学生事件终于重新浮上台面之后，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就是靠这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是“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山东流亡学生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如果现在遇到住在澎湖的外省人，又是山东籍，那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批流亡学生的后代。
不管认同还是憎恨国民党，这些外省人，一到选举，嘴巴上说不，身体还是挺诚实的，票还是会投给国民党。与其说他们高度认同国民党，不如说这些外省人支持的是大陆，国民党与蒋总统是他们回到家乡的唯一希望，所以也只好支持了。这种意识形态及观念传给下一代，很自然地就成为一种早期政治教育，很难再改掉。有一年电视节目访问孙立人当年的情妇。孙立人来到台湾后被指控“阴谋叛乱”而被软禁，她的情妇也在孙立人案中被牵连。在这个访谈当中，她讲了很多八卦，但当她讲完时，带着很诚恳且略带歉意的表情说：“希望讲这些不会影响国民党年底的选情。”
前不久台湾有个关于老荣民的新闻。在台湾的荣民之家里，有许多已经失智的老荣民，失智导致他们的各项功能退化，很多长者都有忧郁情绪，甚至合并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患。常为琐事争执，甚至随地尿尿，三更半夜不睡觉，到处逛等问题。不了解的人以为他们是故意恶搞，其实是患者已无法认知现代厕所的样子，憋急了只好乱尿，这让荣民之家的工作人员很困扰。
后来，荣民总医院精神科医师用“怀旧治疗”解决了这些问题。将失智专区的厕所门面改成像以前部队里的两式木制推门，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在失智老荣民原本习惯乱小便的走道、洗手台等处竖立“国旗”，张贴“尊重国旗”的标语后，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真的就没有人敢犯了。
至于为琐事争执、不睡觉的毛病，医生门在交谊厅摆上了“先总统蒋公”的照片，借此提醒失智老荣民，为了表示对“蒋总统”的尊敬，不可在此鼓噪或吵架。晚上就寝时间到了，就播放军中晚点名歌曲，他们听了果然都乖乖上床睡觉。这个方法才用了一个月，躁动与忧郁情绪都有改善。
“相对剥夺感”与“彼此适应”
当年大陆来到台湾的移民当中，包括国民政府的中央各级官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高阶军官及文化教育界的精英，等于说整个政府的上层，通通被移植到台湾，台湾的政局被这些由大陆来台的各省人士所控制。除了政治层面外，在文化方面，为了突显自己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大力推行中华传统文化，并且有意打压台湾本土文化。所以在以前的台湾，外省人在政治权力及文化领域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上占优势，外省人当然会有点傲气。在过去外省人自己看来，他们大多有同样的工作(军公教职)；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效忠国民党及蒋介石；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从打军阀、对日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的记忆；也有远离家园，四周都是台湾人，一切为反攻大陆做准备的经验。而本省人对于“祖国”的失望，对于那些外省官僚的反感，也延伸到这些突然涌进台湾的人身上。外省人来台湾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和本省人的社会差异，还有似有若无的敌意，自然心里会发展出一种跟本省人不一样的区分感。
大小S口中常说的“台客”这个词就是当年眷村年轻人称台湾本省人的词眼，最早叫“土台客”。以前有些眷村里的年轻人总觉得高人一等，看台湾本省人又土又俗气。那种心态就和大城市里的人看农村来的非主流小青年那种心态差不多，有强烈轻视和鄙夷的态度。那时候本省人叫外省人“外省猪”，叫原住民“番”，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贬义。可是“台客”在今天居然变成一个打闹嘲笑人的流行语，始料未及。
如果要做官，外省人比本省人的升迁速度会快很多，占的行政资源也优于本省人，可是在政治或文化上占优势，并不代表在经济上也占优势，在经济上大部分还是由占尽地利的本省人掌握。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段时间，工商业特别发达，外省人如果不会闽南语，很难到一般公司里上班，所以大多数还是集中在赚不了钱，又饿不死的军公教职里，赚大笔钞票的机会好像跟外省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就让外省人心理上不是太舒服，就好像你在网游里打遍天下无敌手，练到满级，又是个大富翁，后面有一堆女的追着你喊“老公”，可是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买不起房子，交不起女朋友的阿宅，在网上的膨胀，到了现实中就破灭了，恨得牙痒痒的，自然会对现实产生不满，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相对剥夺感”。所以在那段有钱人人赚的时代，外省人就开始在经济上产生“相对剥夺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应付内外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开放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也就是以前由各省选出，一起来台湾，永不改选，直到“反攻大陆”后才改选的立法委员，终于增加几个名额，以安抚本省人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所以国民党也尽量提名本省党员参选。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之后，也开始培养本省籍青年才俊进入国民党及“政府”体制当中，当时称这种做法是“吹台青(取当红歌星崔台菁的谐音)”，这下让很多在台湾成长，非权贵二代，有意参政的外省第二代觉得升官道路受阻，他们觉得，这些本来就该被管的台湾本省人什么时候爬上来啦？本来只在经济上有“相对剥夺感”，现在就连政治上都有“相对剥夺感”。
在台湾政治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本省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的核心，本省人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总觉得台湾一直都不是台湾人自己管，只能让这些少数“外来者”管，现在只不过是慢慢正常化而已，但是从外省人的角度来说，这也让他们危机感越来越加深，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派(本省人居多)”与“非主流派(外省人居多)”斗争，还有接下来新党的成立都跟这种心态有关。
如同前面说到的，过去外省人对台湾本地人常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心态，认为台湾人就是该被管，管就算了，又是一副过客心态，不太积极建设台湾，你说，这让人服吗？其实台湾人心里也知道，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怜蛋。混蛋者如丢掉大陆那群人，来台湾后还是死性不改，作威作福，又看不起台湾人。可怜者如那些单身外省老兵，回不了家只能苟活在台湾做些最低下的工作。正因为历史制造的悲剧，让过去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三个字就是有成见。
直到现在，外省人在台湾已经到第三代、第四代，一般社会上不会特别去讲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是在台湾出生嘛，不就都是台湾人吗？其实外省第二代算是比较尴尬的一群，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更彷徨，想想，如果从小就在眷村或都是外省人的环境之下长大，有一天不管是求学或工作，在台湾社会里生活一定会有不适应，虽然心里不一定那么情愿，也慢慢学着融入台湾本省人的社会，你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不”，不过这就是生活嘛。现在台湾喜欢说“族群融合”，要说不适应，还不如说本省人和外省人都在“彼此适应”。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
过去外省人居住的眷村，也随着时代进步，标志色彩越来越淡。过去眷村都在部队或相关单位附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眷村四周慢慢被高楼大厦所包围，老旧的眷村反而给人一种城中村的感觉，再加上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慢慢走出村子，进入台湾主流社会，村子里慢慢只剩下些来台湾后一直没结婚，年纪老迈的老兵，眷村难免给人一种凄凉残破的感觉。还有约二十年前，许多家庭经济条件也改善了，开始搬出村子空出房子，许多本省人也住进村子里，让原来的文化特殊性淡薄许多，眷村不再像以前那么神秘，这个老旧区域在光鲜亮丽的大都市中反而像个“都市之瘤”般尴尬地存在着。
尽管这些区域已老旧杂乱不堪，然而这几年台湾都市的更新在不断进行，本来是公有地的眷村自然是再开发的对象。大多数眷村在不久后都将消失，那样的生活方式也将消亡，可是眷村已经成为台湾好几代人的集体回忆，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地景，因此在目前快速的都市发展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保护这样的聚落。比如说，处于台北市最精华地段的信义计划区101大厦旁边的四四南村，这原本是当初在青岛的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前几年正为了这个地方是否要重建，炒得热火朝天，后来转念一想，很多回忆是钱赚得再多，以后都找不回来的，就决定留在这里。
现在台湾许多县、市，都有意保留一些特定眷村，用眷村文化园区的名义，以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原建物并未变动，连围墙也都还保留着。毕竟这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成立这些园区，就是希望不管是过去的眷村子弟，或从来不曾有机会进入眷村的一般民众，都能感受一下曾经的眷村故事，回味眷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跟眷村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一样，从外省第二代起，眷村文化就开始改变，在第二代长大以后，眷村就老化了。到了第三代时，其实眷村文化已经算是结束，它只是一个名词，跟外界社会也不再有隔离和文化差异。来台外省人在台湾落地生根，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慢慢地谁也分不出是外省或本省，对台湾人来说，这已经不是多大的问题。
几年前，台湾的政客很喜欢炒作省籍议题，也获得不少人支持，毕竟本省人总觉得被外省人管得太久，好不容易有个出口气的机会。自己人挺自己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心态被炒作就变成一种不尊重，也因此对外省族群有些不太礼貌的言行，只是后来，百姓也很快地发现，随着政客起舞，会造成族群撕裂，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毕竟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了，大家没事也不会去分本省外省，所以后来，本省外省的族群议题，从票房灵丹一下变成票房毒药，政客们也学乖了，不太敢再拿族群问题炒作。
在台湾，立场偏绿的《自由时报》一向卖得挺好，可是在眷村或传统外省人居住地附近的便利商店，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自由时报》卖得极差，反倒是偏蓝的《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卖得好。自从一点立场都没有，重口味又偏八卦的《苹果日报》发行后，不管本省外省，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跑去买。
关于台湾的外省人，现在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一直单身的老兵，如果住进了荣民之家还好，可是还有一大批人选择自己独居，那简直就是晚景凄凉。
曾经看过几部独居老兵的纪录片，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其实这一带的违章建筑里都住着单身老兵，卧室里放着一张破床、一个衣橱和一张桌子，空余的地方仅容一人站立。中间是一个过道，放着一张饭桌，既是吃饭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墙上还有一张蒋总统像，房顶距离地面也就2米，显得很压抑，整间房大概也不足30平米。有一个老兵很老了，又独居，所以他在墙上贴了一张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改一次遗书，这样如果突然去世还能向发现的人交待一些事。独居老兵去世了，可能都还没人知道，以前还发生过老兵去世了，养的几只狗没东西吃，把他的遗体啃得都见骨头的事。
另一部纪录片，是说一个单身老兵死了，后事就由同为单身老兵的同袍办理。苍老的同袍一个人抱着他的遗像来到火化场，捡了骨，再一个人带到便宜的纳骨塔，在纳骨塔前他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了什么。最后他说，帮办后事的人越来越少，他是最后一个，很茫然地，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台湾解除戒严后，老荣民开始流行到大陆娶妻，娶的几乎都是二婚或上了年纪的，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伴而已。这些大陆娶来的妻子大部分都能尽到照顾的责任，可还是常常发生老荣民全部的积蓄都被骗光的新闻，尽管这种事时有所闻，但这些老人还是前仆后继地去大陆娶老婆。
有些单身老兵也住进荣民之家，在这里终老。比如东部花莲玉里的荣民之家，有台湾尚存的一个当年的“八百壮士”，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住在这里。前不久，有个来自山东的旅行团，到太鲁阁参观后导游在车上放了一部开辟中横公路的记录片，这些游客看了后大受感动，临时改变行程到花莲荣民之家拜访。一些山东籍的老兵看到家乡来了人，听到乡音，虽然以前素不相识，也忍不住激动，两眼泪汪汪。
当年，许多小朋友，甚至是电视节目，都喜欢学着外省口音，很形象地来上这么一段叫卖声，当时只觉得好玩，可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这样的叫卖声背后代表着一个时代，还有一群人生活的心酸与被时代命运作弄的无奈。再过几年，就没有“外省老兵”、“老荣民”、“老芋仔”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名词，这些外省老兵，社会边缘人的渺小人生也将被人遗忘。唉……难道小人物的人生在所谓“大历史”和“历史巨轮”的说法之下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
本文摘自2013年1月29日作者博客，原题《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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