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上）
2014/8/12 思想潮
编者按：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在官方的叙述中，他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让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文章载于《往事》第七十四期(电子刊)和《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转载仅供观点交流使用。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晖面见叶剑英。熊跟叶讲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心情。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如果说华是“阻挠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释叶剑英“要晚一点”、“要有一个过程”的说法呢？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这倒印证了李鑫的说法：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出来工作。既然要请邓复出，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负责人是李鑫。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讲话。谈到揭批“四人帮”，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在这里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主要是顾虑揭批“四人帮”时触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复出与否无涉。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比一下，华的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话不同。讲话稿也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两个凡是”不是华的“发明”，当然，华和政治局也都讨论过或传阅同意。
不过，华后来感觉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触及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的历史局限，其实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刚结束，毛依然是被顶礼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从官员到国民，许多人不能也不敢怀疑和批评。因此，笔者以为，“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据邓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怎么会发表一篇社论去反对邓复出呢!真要如此，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岂不是自己反对自己!
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开始高层停止了“批邓”，如何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呢？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笔者发现，相关著述在叙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时，都是讲的汪东兴。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只有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胡在这里更多的是分析华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而没有说华反对解放老干部。按胡的感觉，华至多也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胡是中组部部长，自然是熟悉情况的人，他的感觉可能是准确的。但是笔者以为，“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恐怕不是一回事。何况，近些年来的一些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还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鲁瑛——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此为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笔者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1977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华国锋也不会没有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不过，仔细考察，华说的“阶级斗争”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而且，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借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6年10月26日，华在中央宣传口会议讲话：“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11月5日，华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强调“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污蔑。”华对发展生产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充满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透露出来的却是“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
仅以1977年到1978年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会议为例：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还有这两年召开的行业性全国会议，如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化工和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无一不是以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为主题。
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即重申“四个现代化”。20世纪实现“四化”，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标，但在“批邓”运动中遭到批判，张春桥甚至称“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化”一时成禁区。华即位时，1976年已将过去，距离世纪末不过二十三年。华感到了紧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拟定实现“四化”的三步计划。其关注点和志趣所在，显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而非“阶级斗争”。事实上，华主政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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