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下）
2014/8/13 思想潮
编者按：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在官方的叙述中，他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让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
本文载于《往事》第七十四期(电子刊)和《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关注思想潮，可查看《还原华国锋》上半部分。
华国锋自1981年交权后直至2008年8月20日病逝，一直任中央委员，但他远离政治舞台27载。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后，华国锋都以“健康”为由请假，未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图为1987年7月，华国锋同志在寓所院落中伺弄种植的瓜果蔬菜。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负责人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对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汇报中，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我们讲早了不好。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而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其态度不可谓不开明。
1978年5月11日，“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应当包括华国锋。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个别人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砍旗”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的反感溢于言表。这一番话，对着“实践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说是“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是指斥华国锋的又一个错误。“跃进”在1980年代以来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指的是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1950年代的“大跃进”。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有。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姑且不论当年引进的是非得失，至少应该先弄清事实。
就中共高层而言，大多都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里仅举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到1978年五届人大前后的材料说明。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会后，引进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10月18日，华在国务院会议上透露，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11月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对引进150亿美元成套设备，邓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年，也许可以再多些。华国锋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华还说：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说：今后八年对外贸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汇存款解决，不仅可以从香港吸收，还可以从欧洲吸收。政策放宽一点，可以多吸收一些。邓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华国锋说：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华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考虑争速度问题。西德、日本战败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材料显示，即便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高层都同意，邓小平恐怕比华国锋还要积极。无怪乎邓后来不赞成批“洋跃进”。最近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在叶选基看来，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胡耀邦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8年6月30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零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x/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x/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里不多作详细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x/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x/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x/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x/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极。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打击政治谣言”的后果，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是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这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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