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鹏：袁世凯的绝境——洪宪帝制札记
2014/8/19 思想潮
编者按：百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要么从革命道德的角度，强调弱者正义，并视袁为贼子野心之辈；要么受政治偏见影响，视袁为独裁军阀。本文并非袁世凯的思想传记，亦无意关注所谓枭雄的野史趣谈。历史书写看似殉人殉物，其实是妙在有一代人的笑语。
本文节选自景辰(孙德鹏)著《疲劳的颜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出版社授权发布。
人人都有绝境，尤其是心理绝境。世人常说的绝处逢生，势必要趟过一条血路的。1916年的共和民国就流行着这样的话语：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君主立宪、袁世凯、洪宪、绝境。
1915年11月21日，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就国体问题进行公决。1993张选票都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反对票或废票。之后，各省区分别发出一份45字推戴书，内容相同，一字不差：“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新帝国以“洪宪”为国号，袁世凯的解释是，他要创建一个“伟大的宪章时代”。孰料新朝未立，举国舆论皆声讨袁氏。云南宣布独立后，袁问计于总统府顾问张国淦，张说要从外交、军事、舆论三个方面考虑，袁冷笑着喝道：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1]人事历然，天道不疑。历史虽然无情，却很公平，众所周知的结局是，“洪宪元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四十五年后，陈志让在传记中信笔描绘着帝制乱局，对袁世凯亦有持平之论：
他实际上完全成了独裁者，效忠和国家统一是对他复辟帝制的最好解释。……对于中国人而言，效忠于一个人，比忠于国家或忠于抽象的约法更易于理解。这样，袁世凯企图通过紧紧地依靠封建帝制的经验把人民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终究被迫全部依赖于这条经验。[2]
袁世凯视君主制为某种高贵的努力，这种努力既代表那些怀着强烈保守思想和帝制信念的大众，也寻求他们的支持。为此，他不得不对公意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解甚至利用。陈志让在袁世凯身上用意很深。一本袁氏传记出色地描绘了清帝国的崩溃与民国的兴起。作为一部政治史传记，独具匠心的史家眼光与散文诗般的韵律节奏都独树一帜，陈氏甚至以其朴实流畅的文字而跻身文体家之列。他坦言写作袁氏传记时正客寓英国斗室，虽然如此，此书仍能不囿于俗套，没有编年史式的平铺直叙，亦绝少僵硬的史实罗列。在此意义上，《乱世奸雄袁世凯》亦是一本复杂而精细的小说。文字洗练、平实，并不刻意添加钢骨来做成时代的纪念碑，而是如叙事诗般，有岁月流转，光阴徘徊。
民国之初，既有残留的梦想，也有初试共和的新规划，人们对这个脆弱却大胆前行的世界也只能采取挑剔与警觉的态度，洪宪帝制即受制于此种氛围。当时拥护帝制的主力是官吏和想做官吏的人。这些人对于采用何种国体其实并不在意，其中以曹汝霖最具代表性，他曾对帝制一事这样表过态：“我受总统知遇之恩，何能反对？”[3]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怪异心态来自袁世凯。他的政治顾问莫里循在1915年的日记中称，袁在病中对他抱怨当总统的不如意：当清朝总督时所受的限制比当总统还来得少。[4]在称帝蒙羞等事件中，袁世凯是怀着澄清天下的大志的，这是陈志让先生的独特见解。如他所说：“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其说是出自个人野心，不如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压力。”[5]常识告诉我们：没有约束的人性总是不幸的。袁从未被当作有德行的政治家而受人尊崇，这是动荡时代中铁腕人物的必然结局。不过，历史上亦有另外的声音赞叹袁在重压之下的风度。袁在免于被逐出京城的残年中亦努力保持风度，一种他在戎马生涯中始终引为自豪的风度，遗憾的是，他已经无可挽回地逾越了壮志许可的界限。这种为袁辩护的观点虽存在争议，不过如此褒扬毋宁是对洪宪帝制的一种隐喻：袁为重建帝制而开创伟大的宪章时代，他在垂死之际仍言“约法”，如此迷途恰恰为闯入龙窟的宪法埋下了艰辛的伏笔。
《乱世奸雄袁世凯》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这并不是说陈志让活化了袁的形象，而毋宁说是他使袁融入时代的动荡中，从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更深处，引向中国这个龙窟。当宪法堂而皇之地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时，许多政治人物都陷入困惑。龙窟中的宪法为新的时代创造出一个混杂着不能公之于世的苦斗、暗流、权谋的背景。惊人的观念不断涌现，每一个都试图为时代题名。袁无可挽回地走向帝位和死亡，而他的敌人并未巩固龙窟中宪法的地位。相反，宪法日益成为民国最于事无补的装饰物和政争的工具。
是什么促使我们追逐袁世凯的生平足迹？又是什么促使我们醉心于民国史研究？宪法撩人心意，为什么建造“伟大宪章时代”的帝制运动却屡遭恶评？在这些问题中，陈志让并未试图把袁氏困住并使他屈服，以成就学者的宏大理论。同样，如果我们仍坚持在某个界限外驻足观看，上述问题永远无法获得诗意的解释。“民主国以法律为基石，立宪国则非依道德而不能立”，袁在国会演讲时的观点阐明了一个古典的帝国原理：政治的一体化以道德的一体化为基础。袁世凯要恢复的君主是立于法律之上的君主，这种卫道的君总是把道德看得比法律重要。袁的成败皆在谋略二字，思想史的眼光难以揣测，再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选择也无法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塑像。或许，历史的奇妙处正在于非同寻常的行动所生出的莫名其妙。
陈志让敏锐地觉察到袁氏之“思想贫乏”。他的尊孔、复礼、称帝，都是某种谋略，其来源正是植根于“儒家的政治结构”。旧的统治模式与观念未必是袁真正信奉的理想类型，但一统天下的热情和为旧制度服务的经验似乎持续不断地折磨着这位强人。袁甚至试图用“皇恩浩荡”来控制官吏士庶，有趣的是，正是他一手造就的军队重新使中国陷入混乱，最后沦为地位低下的国家(退化的国家)。在袁世凯之后，我们仍是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承天命者，如天子、领袖，抑或精妙的政制(礼法)，究竟孰轻孰重？
袁世凯是个集权论者，信奉大一统才有行动的大力，同时也试图利用诸如宪政、民主等外来思想。他的策略是锐化二者之间的差异，洪宪帝制恰是沟通这些异质事物(文化)的另类试验场。虽未成功，但袁在功败垂成的叹惋中仍有一丝收获的喜悦：他差一点就错过了帝王之身，而他竟没有错过，这无异于神话。在神话语言中，每一项志在恢复正义、挽救时局的事业，通常都指向某种属于过去的理想秩序。换言之，对美好历史的记忆是一种确证，它使我们确信征服未来是值得的，哪怕是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袁因此而成为一个“可怜的民族主义者”：
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然而，他仅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6]
洪宪帝制曾借助于神话意象，其耐人寻味处在于这段历史把我们及现实、当下推向无限反省的高度。陈志让对袁世凯称帝事件的解读颇值得玩味，他认为洪宪帝制的失败并不是帝制观念终结的明证，被这一尴尬历史送进墓穴的只是官吏君主制。袁世凯试图促成中央文官统治全国的新政局，但1916年后的中国却进入官吏依附于军人的军-绅政权时期。
陈志让曾这样描述民国的“国情”：“法和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护法的人要护法，卫道的人要卫道。护法和卫道都靠军-绅集团的人，这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员。”[7]历史证明，军人也好，士绅也好，都是既不护法，也不卫道，只是各有各的活法与持守。他们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笔下雄心勃勃的“妖魔”“巨蟒”，如戴笠之类随儒家体系之消亡而破落的儒生，在王朝衰落时靠强大个性与谋略称雄。[8]他们胸中的元气太盛，“万世不易”“君民共守”的宪章制度亦难收其心。在此意义上，陈志让的另一个评断才更加发人深省：“派系的斗争到处都有，但是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9]虽然中国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重建统一，但在袁世凯、蒋介石、戴笠所处的时代，政治考量的关键仍然是建立或者培养文化与政治上的一致性。广泛的政治参与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相反，强人、领袖都尝试培植少数有组织且易于控制的信徒(派系)。
革命是一代人新的格物致知，而在袁世凯看来，革命无非是使本已扭曲的现实更为扭曲，他不想再身陷其中。袁之身份源于一个帝国，但他必须为“民国”而从显要的位置纡尊降贵至民众的水平，以便与他们对话。袁之对手并非没有过去、没有传统、没有记忆的乌合之众。民国的成就来源于一些新的学说，这些学说本身就立足未稳，袁与他的支持者亟需一整组国家用来发展自身形象的叙事工具。
皇帝是真霸主，革命未必是真行宪。袁世凯对共和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混为一谈，如周召共和、大同社会之共治共享。政治会议对祭孔、祭天的解释是：“民智未开，恢复古制将是挽救辛亥以来显著的道德没落的一个切实办法。”[10]从这个角度来看，袁世凯希望建立的帝制不是从外国介绍来的，而是自秦汉以来逐渐发展完备的帝制。
宪法作为国家富强的象征，一直贯穿于清末民初的历史，这个主题预示着那个时代对新制度的看法。袁之言行表明他一直恪守帝国政治的旨趣，以至于洪宪帝制往往被理解为向传统帝制的回归，一次现代化的回潮，甚至戏剧化为袁抗拒死亡的仪式。不过帝制的迂回曲折中却可以辨识出独特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与其说是“保守”，不如用“离题”来形容。在卡尔维诺的文学史中，“离题”是一种用来延缓结局的策略，一种使作品中的时间繁复化的方式，一种躲避或逃离死亡的方法，这种叙事方法因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而受到关注与效仿。交错迂回的离题甚至有让历史与时间迷路的可能，这样作者或许可以躲在不断变幻的隐藏处，那里充满着众生、人群和故事：
如果说直线是两个命定的且不可避免的点之间的最短距离，那么，离开主题的枝节则可以延长这个距离；而如果这些枝节变得如此复杂、如此交错和迂回，而且迅速得足以掩蔽其本身的踪影，谁知道呢？——也许死亡就找不到我们，也许时间就会迷路，也许我们就可以一直隐藏在不断变化的隐匿之地。[11]
欧洲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作家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关于命运的剧作，拿破仑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厉声喝道：政治就是人的命运。的确，政治事务中无法永做胜者，在德性上赢得的，又随时输掉在权力游戏中。最后，是某些死亡事件的出现令历史峰回路转。袁世凯生前有资格自信地依赖自己的才能：在重压下保持风度、警觉与明辨是非。不过，有两个问题似乎从未被他认真思考：其一，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加入到重建帝制的计划中来？其二，在他周围是否有一股智慧的潜流、一种德性的声音？如果有，如何权衡？
袁世凯似乎厌恶那种以民主、进步的幻象来阿谀人的方式。事实上，他被创建帝国的狂热耗尽了心神。梁启超等知识界醉心于重建中国的心魂，袁则醉心于成为这个心魂的大脑，并把中国置于复古复辟的悬崖之上。袁试图把中国的政治策略与他对宪法的微弱欲望隔绝开来，只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思想动力而描绘它。袁在某种复兴的气氛中迎来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在留下伤心而支离破碎的遗言后离世，至今我们仍不明白他生命中最后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帝制的多重面向甚至类似文学作品的典型风格：意不尽宣与暗藏讽刺。如果洪宪帝制是一部小说，那么这部小说并不是讲述我们如何获得现代经验的故事，而是讲述我们在迈向现代的途中正在逐步丧失掉的东西。
最令人惊叹的事情是，袁世凯的个性在革命中全然驾驭了一切。也许，袁在就任总统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全新处境：他终于可以放任对于君主(帝国)压抑已久的热情了。在洪宪帝制的戏剧中，我们决不会遇到例外的事物，所有发生的事都曾经发生过。袁世凯的所有努力都有古典可寻，寻来寻去的都是毫无新意却又意犹未尽。他是打了一个更大的窝，筑起一个更大的巢，等待自己来充当新王。可叹袁氏父子，一个是混迹朝廷的老练臣子，一个是不忘帝王梦的早熟青年，守着各自的心思，坐在政事堂中说诳。
古人的梦，由今人来解。政事堂里的迷梦亦是要由我们来醒。
革命的前一日还口口声声尊王，革命的后一日便是连腮帮上都挂满了主义。1911年的革命挖了一道深沟，将中国隔而为二，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却没有变。以北京城为例，除了热闹之外，那里亦是个具有人性的神秘魔窟。它是某种历史连续性的明证，也是个非凡的例外。袁世凯在城中迷失，军阀亦在城中迷失。最初是渐迷，到了洪宪帝制即成了顿迷。
有限朝廷，告别易；无限江山，再造难。为帝国服务的经验和随之而来的权谋是袁世凯的双翼，令他每有飞跃之姿，只可惜他亦因此未获广泛支持。洪宪帝制在众谤声中结束，没有一部伟大的历史或文学作品来而失去了落脚之地。他是只有一分光，硬撑着非要发两分热，他只是一支蜡烛，却是两头都拿来点。
说到军阀，先是曾国藩开了一扇门，袁世凯又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杀伐之气。他们是生的龙，活的虎，事事用计谋，处处不买账，到底不成款式。但曾、袁二人可以不负这个责任，那是时代的问题。
袁世凯试图从帝制恢复中一箭双雕，即在扬弃了君臣关系的政治框架中，仍然奉行“忠于一人”的古老法则。袁也终结了我们承袭传统的一种方式、一种风格，再没有像他那样的强人如此恋恋不舍地依凭一个已死的文化。他曾努力把一些流行的新观念镶嵌到中国这条巨龙身上。那是袁世凯最好的时机，迟一点这条巨龙就有可能变成受束缚的怪兽。他想抢在它被列强织就的巨网俘虏之前，仍奋力一搏，从而争取一些减量的尊严。
中国一直是政治即教化万民之责，把提高人的品格当作一件公共的大事。在袁世凯和他的许多同代人看来，共和也好，帝制也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论采用何种政体的类型，都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盛装着国人的灵魂，他们要照管这些灵魂，教化这些灵魂，必要时也要弹压这些灵魂。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祭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君主通过战争、献祭、狩猎等仪式化的暴力获得权势与尊重。古老的帝国始终遵循着这种统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宪帝制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并不亚于它的政治性质。
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度，不管人们的思想是守旧还是维新，归根到底是以几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为基础的。问题是，在那个思想与个人关系都极其复杂的民国世界里，怎样确立起对这些概念的共识。把美德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这是我们的历史与习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类似的观念得到士绅阶层的普遍认同。袁撤销帝制后向国人传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这痛楚也许今天的读者已无法领会，甚至把它描绘成骗人的表演。洪宪帝制的确类似一部将美德制度化来表现的戏剧。不过，复辟派的主力恰恰不是那些遗老遗少，他们也并不追求复古仪式的审美效果，其主要用意在于“教化”。袁世凯试图重建传统的权力模式，他十分清楚这种一元化权力模式的根底一定是道德的一元化。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喜欢君主政体的原因也来自对中国的独特理解，比如梁士诒在1915年说：
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的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12]
清末以来的种种变革，领导者与受惠者主要限于社会上的士绅阶层。辛亥革命的成功，亦主要由他们推动。民国建立后，权力的品质与社会结构并没有深刻的改变，反而加深了士绅阶层与下层民众间的隔阂。在杨格(Ernest P.Young)看来，士绅这个传统概念至少在民国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重要性。士绅的政治理想是以省为基础来进行建设，再进一步经由省的联结而达成国家之统一，这种理想产生的背景是清末的地方主义。就省的地位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实得力于各省的独立响应。相应地，在民国初期，无论军人还是士绅，都执着于“本省人治本省人之事”的原则。[13]袁世凯不能有效利用绅权，这既是他重回帝制的背景，也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帝制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对人民信念的误判。陈独秀在1917年时就表示有限度地认同袁世凯的判断，即大多数人信奉君主制而对共和体制缺乏信念。袁的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信奉不等于支持，没有取得与民众的政治联系，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军人与士绅阶层都会对他采取合作态度，这是袁世凯失败的主要原因。[14]莫里循对称帝一事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革命即使当年不发生，也不会再拖十年，不论施行共和或者帝制。他的一位在四川传教的朋友缪尔更是一语道破当时的政治暗流：
要说当皇帝，除了袁世凯，别人谁配？……我看过大量有关目前运动的文章，可没有发现一篇我认为是真正谈到帝制失败原因的文章。归根到底也完全不是共和对帝制的问题。……我遇见的那些人，认为轻率而不合时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行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当前革命的真正动机，似乎由于袁世凯手下几个失宠的旧友，心怀嫉妒所造成。这个看法只是部分正确，但正是这一说法本身指出了真相。[15]
真相总是单薄的，并且有挟持读者之嫌。引述这些细节不是要给出洪宪帝制的标准答案，而是借助洪宪帝制的经验给予我们一种自我理解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样的经验呢？其实，在袁世凯的经验中发现的，并且在称帝事件中呈现给世人的真实是：“后帝制”时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帝国的规则。这就是我要讲述的洪宪帝制的故事，它们无法用现存的概念解释，也无法解释现存的概念。它们之所以发生本身即对中国的一种解释，而这已经足够了。
百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要么从革命道德的角度，强调弱者正义，并视袁为贼子野心之辈；要么受政治偏见影响，视袁为独裁军阀。本文并非袁世凯的思想传记，亦无意关注所谓枭雄的野史趣谈。如果是前一目的的话，最好去看陈志让先生的文字，而如果是后者的话，恐怕还有另外的胜任者。“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在某个时代看似否定之物，在一切时代之中自有其飞扬与肯定。史家笔下，只有好汉熊汉，没有混蛋与罪犯。与其矫枉过正，倒不如天道无亲。
历史书写看似殉人殉物，其实是妙在有一代人的笑语。化悬案为常识，且能止于所当止，高明的史家每每令人意犹未尽，浮想联翩。他是一位诗人，一位雕刻家，一位小说家，唯独不能像观光客，溺情溺物，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
世人常说乱世源于帝王内心的邪恶，其实世间哪得百炼成钢之心？心毋宁似玉，也要碎，也要养。绝境中的袁世凯如赌徒般尽失风度，自毁长城，这正应了胡兰成亡命日本时写下的诗句：“百年岂云短，急弦不可弹。”百年来的忧患刀兵，或许要待百年时间的残胜去杀，方得解脱。革命也好，立宪也好，都是时代的大誓愿，最终必是要成于文艺复兴的壮阔饱满。
注释：
[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5页。
[2]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3]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38页。
[4]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
[5]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248页。
[6]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240页。
[7] [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2页。
[8]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9] [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63页。
[10] 《北京日报》，1914年1月16日。
[11] [意]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12] [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9页。
[13] [美]杨格：《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林满红译，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71—192页。
[14] 陈独秀：《旧思想与团体》，《新青年》，1917年3月1日。
[15]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下)，第522—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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