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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 思想潮

     一周精彩推荐快览:今天在这里摘录的章节,全部来自思想潮微信公众号(ID:sixiangchao)2014年8月25日-30日推荐的学人作品。关注思想潮的朋友可回复“S”通过文章列表查看。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包括后来的一些改革思路,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形成的。但在过去30年改革的后半段,大家都感觉到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不但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把中间状态固化成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以及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年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权力的力量太大,是改革往前走的最大弊端。现在的改革、反腐败就是开始动这堵墙。思考社会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动不了,实际上是因为形成了整个的一套安排,就像一筐螃蟹互相牵制着,出不了事,也干不了事。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什么都谈不上。过去这一年多的改革就是破局的过程,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一步,由不能动变成可以动了。然后,问题是怎么真正像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我最主要想谈四点。

     ——摘编自思想潮8月26日推荐的孙立平教授在南都公众论坛的演讲《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基本思路》

     邓子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审判公正靠什么?不是控辩合作,而是控辩对抗。控辩合作只能意味着审判不过是走过场,只有控辩对抗才能形成相互质疑,才能充分发现对方漏洞,让裁判者发现那些可能被公允的眼光所忽视的事实。因此,证据必须“晾晒”,证人必须“过堂”,单凭一纸“证言”就剥夺他人自由,是没有公正底气的表现。那么,何以有真正的对抗?答案是双方要有平等武装。如果一方是动用国家资源的侦检机关,另一方是被监禁的被告人,又谈何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对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独立的裁判。因此,一个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须得到外力的帮助,并且这个外力必须足以抗衡检控。

     仅从打击犯罪来说,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越简单,就越有效率,根本无需律师。而律师职业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侦检机关的“对手”而存在的。……律师没有了,现代法治所认可的控辩平等审判居中的模式也将随之消失。

     ——摘编自思想潮8月27日推荐的邓子滨教授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律师?》。

     吴建民(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驻法大使):

     改革开放前,中国建设分“一、二、三线”,要发展的是“三线”,沿海地区不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首先发展的是沿海地区。过去靠近台湾、香港、澳门被视为是最前线,更不能发展,“等打完仗之后再建设”。但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发展的就是沿海地区。四个经济特区都设在靠近“最前线”的地方。最前线变成了地利,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其根据是什么?时代主题变了。

     我们来比较一下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和中国的情况。美国在新世纪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逆世界潮流而动,倒了大霉。美国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打这两场战争是犯了战略性错误。两场战争耗费了大约6万亿美元。如果不打这两场战争,美国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中国则不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

     然而,世界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新情况。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自2001年10月7日打响,一直打到现在。2014年年底美国军队要撤了。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但2009年美国军队撤了。美国人自己说,这两场战争不仅没解决任何问题,还给美国带来一大堆麻烦。战争加剧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在21世纪很长的岁月里,美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这两场战争带来的后果。

     阿富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喀布尔以南就有全球第三大铜矿。伊拉克是石油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其储量为全球第三。美国打了这两场战争后,强迫阿富汗和伊拉克签订不平等条约,将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割给美国了吗?没有啊。如果美国胆敢这样做,全世界都会骂它是强盗,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就站不住脚。为什么不敢?世界进步了,时代主题变了。天变了,道也变了。战争曾经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今天不行了。

     ——摘编自思想潮8月29日推荐的吴建民先生文章《是不是要打仗了?——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

     袁剑(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

     三十年的改革,不仅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也同时将中国人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批人,即改革前的我们与改革后的他们。所谓“我们”即是那些对1978年之前的时代有着深刻记忆并以这种记忆为标准来判断改革的人,而他们,则是那些对1978年之前的中国毫无记忆因而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改革的年轻一代。显然,对于改革,我们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世界,也因此可能有迥然相异的理解和态度。如果我们相信,年轻一代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和主导者,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感受他们的体温,感受他们的经验世界。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未来一定是从他们的经验世界中生长出来,并按照他们的标准被型塑的。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我们”是不是心甘情愿,这个判断恐怕都大抵正确。

     我要提请所有老一辈改革家们注意:辩论(而不是强制)并达成共识,才是让中国改革重新出发最强大的动力。毕竟,改革是我们的,更是他们的。而辩论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结出的智慧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公共知识。

     ——摘编自思想潮8月30日推荐的袁剑先生文章《他们的改革和我们的改革》。

     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余先生这本《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从最初构思、酝酿以迄今日面世,已经相隔十六七年光阴,即使撇除他埋首于《朱熹的历史世界》那几年不计,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矣。此书与《朱熹的历史世界》迥然不同,篇幅不及后者四分之一,作者所花时间、精力,似乎反而加倍,这是什么缘故呢?此中关键当在于本书“引论”劈头提出来的大问题,即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切意义何在。

     那么,此书对“天人合一”问题所得到的解答究竟为何呢?粗略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开始于远古巫文化的“降神”,至终则蜕变为孔、孟、荀、老庄等古代哲学家所倡导的精神与道德修养。这蜕变是个曲折漫长过程,它所代表的,就是雅斯贝斯所谓“轴心突破”,即人类多个主要文明在大约公元前八至公元前四世纪间,所各自发展的精神觉醒与哲学化运动。在中国,通过此运动,“天”、“人”、“礼乐”、“德”、“道”等关键观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变化。因此,从世界文明发展角度来看,此书也是一部“轴心突破”展现于中国的历史。

     英时兄毕生究心于中国思想史探索,从新亚时代算起已经不止一个甲子,在此漫长岁月中所梳理、考证过的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类型的古今题材可谓洋洋大观,遍及中国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由是而获得学界的一致敬仰和推崇,正所谓实至名归。

     ——摘编自思想潮8月25日推荐的陈方正先生文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谢丁(媒体人):

     何伟的写作有着迷人的音调和节奏,他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随处可见。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在看惯了许多描写中国的宏观叙述之后,他们发现长江边的这个小城才是真正的中国。何伟把大学时在密苏里州小镇做人类学研究的写作采访经验,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运用到涪陵,他的观察充满洞见,敏锐而深刻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变化。

     “何伟和其他作者完全不同。”张彦说,“大部分记者认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该直接面向许多重大命题:环保、人权、经济,或者外交和政治,但他们却不一定能看到很深层的东西。而且像那样的书,是如此容易过时。几乎没有人会去看一本十年前记者写的书,但《江城》不同。虽然中国的变化这么急速,但何伟写的不是政策,他记录着人们的生活和内心是如何转变的。”

     对于《江城》,何伟有次在信里告诉我,有些地方可能写得有点过头了,但那并不会让他否定那本书。“我想,那本书的力量在于,它来自某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涪陵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迁中,那些学生也是。”他写道, “我也是在那个期间长大成人。”

     2006 年出版的《甲骨文》很快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它和浓郁个人叙述风格的《江城》完全不同,这本书在那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复杂精巧的结构,主题的延伸度,处处都显示着何伟的写作野心。他试图去把握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尤其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是如何去回应这瞬息万变的中国。对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江城》里的故事还有点偏远—许多年轻人无法想象有那样一个世界,那么《甲骨文》则充满了直面现实的场景。从四川前往深圳打工的艾米莉,在浙江教书的威廉,在雅宝路做黑市货币交易的波拉特,还有穿越时空去探索的陈梦家的故事。何伟成功地把历史和现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

     在中国,许多优秀的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已经无法对今天的中国进行精确的描述。而那些生活于此的作家,他们似乎有各种原因去解释。政治问题,各种审查—但何伟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在接受上海一家英文网站的采访时,何伟提到此事,他说自己接触到的中国作家对那些小人物毫无兴趣。

     他(何伟)曾告诉我,《寻路中国》可能是他写作技巧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唯一翻译成简体中文的书中,何伟详细记录了他驾车沿着长城在中国西部的旅行经历。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京郊区一个名叫三岔的小山村。像他多年前对美国小镇和涪陵的观察一样,描述小地方仍是何伟最迷人的写作。

     他在一封信里对我说:“某种层面上,三岔那个章节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文字。试图去描述中国农村总是非常困难。你必须有很大的耐心,不得不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从不会坦率地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接着写道:“但我和魏家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友谊。那对我很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友情,我也许在中国不会待那么久。”

     ——摘编自思想潮8月28日推荐的谢丁文章《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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