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上）
2014/9/3 思想潮
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上)
陈冠中/文
本文摘自《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讲香港的社会文化史，并且把90分钟的时间长度写在标题上，表示这个题目长有长讲，短有短讲，是带着选择性的。有人会问，这么大的题目在90分钟内能讲得清楚吗？确实会挂一漏万。不过，换个角度想，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香港人在内，一生中恐怕也没有花过几十分钟去听听香港社会文化史，故此如果我能够一次性用几十分钟讲一下这个题目，大概有些读者还是会觉得有价值的。本文中的历史资料并不是我发掘出来的，而是别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过来人留给我们的文字记录，我只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选择性地把它们串起来而已。只是到了最后几节，谈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事时，我才把自身的一些经历加进去。我想解答的问题是：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是如何演变出来的？为此有必要从头细说。
荒岛乎？渔村乎？
现在我们所说的香港，包括香港岛、新界、九龙半岛及约200多个大大小小离岸的岛屿岩礁。
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汉化的越人。从出土文物看，越、楚、汉文化在秦汉年代已在这个地区有所交流。唐朝曾在今日屯门设镇驻军，而宋朝曾在此建立最后帝都，这些都不说了。
香港最早的书院是邓符协在锦田创建的力瀛书院，建于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设立的书院、书室计有40多所。这一点已能很好地说明，香港虽处于内地南端，却并非中华文化的化外之地。
单说香港岛，那又是什么状况？《穿鼻草约》签订后，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义律率众于1841年1月占领香港岛。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很生气，他本来叫义律在舟山群岛抢一个岛，但义律却自作主张占了香港岛，一个在巴麦尊眼中“几乎了无一屋的荒岛”。这句话后来被不断引用，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真，这是一个英国人用来骂另一个英国人的气话，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
英人占领香港岛后，义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
为什么要安民？因为当时香港岛已经有5 000~7 000名居民，并不是荒岛。
另外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香港在鸦片战争前只是个渔村。这个说法也稍有误导，因为不是只有一个村，而是有很多村或定居点，如石排湾、黄泥涌、鹤嘴、柴湾、大潭、田湾、湾仔、大潭笃、扫杆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不一定是渔村，更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点已经有相当规模，譬如在石挂湾，即现在的香港仔一带约有200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将该地改个他们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国传教士发现赤柱有580户居民，分本地(广府)、客家、鹤佬(福佬、潮州)三系，另有商户145家。
当时，香港岛还有疍家艇民。不过岛上居民除以捕鱼为业者外，很多是务农的，说不定还有植香树及制香出口的手工业，更有已形成市集的小镇和贸易港口，如赤柱、筲箕湾、石排湾。
我们以前常以“开埠”来说殖民地的开始，这个说法有点儿以英国殖民者的眼光来看香港。其实在鸦片战争前，香港已经是个中式的埠。这包括水域里的海盗。
当时一些在赤柱、石排湾、鸭脷洲、铜锣湾等地的庙宇，都藏有18世纪的钟鼎，显示它们的建立已有一段日子。
1838年，在离岛大屿山的大澳有119家商户捐款重修天后庙。1841年，又有98家捐助洪胜庙。可见离岛在鸦片战争前也不是化外之地。
更有英人在1841年4月记载说，他们在石排湾发现一所学校，让他们想起家乡的村校。稍后的记载说该校校长除留了辫子外，神态举止都像英国学校的校长。原来香港岛在英国人到来前也有学校。其实，1841年香港岛已有9家私塾。
从本文的主旨而言，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香港包括香港岛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很西化同时很传统的香港
义律的檄文很有预言意义，他说岛上居民将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乡规民约来管治，除了一条：不准使用酷刑。
另外，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不久后，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不满，义律被调走。他的想法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日后香港的现实。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英国式殖民地政策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纳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英国在印度采用的是所谓间接统治，英人从18世纪中叶开始控制印度，却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承认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英国殖民者把一片居住着超过250个部族的土地划为一个殖民地。在西非的加纳，当地的阿散蒂王朝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部落社会，而是接近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组织，因此当英人入侵时，有组织的反抗也特别激烈。后来英国人不只把阿散蒂王朝颠覆掉，并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华、媲美同期欧洲城市的库马西城整个儿毁灭。
不过，对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海峡定居点(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国殖民者的手法有类似之处：这些殖民地都是海军基地，有的也是做贸易转口的自由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陆腹地做买卖或掠夺资源，本身既不是重点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产地，或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市场。同时，英国式殖民主义不觉得有责任把殖民地居民纳为英国公民，而它同化(英化)当地人的意愿，不如法国式甚至荷兰式殖民主义强。因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没必要去改造当地社会肌理和居民行为，结果当地社会文化因为被忽略反而得以延续，并因为是自由港，遂出现多元文化并存及国际化，即今人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局面。
当然，这些港口殖民地后来的发展并不相同，譬如塞浦路斯，至今还有庞大的英军基地，而且在“二战”后受英国人的蓄意挑拨，出现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冲突。因此，这里不存在替英国殖民主义说好话的问题，而是想如实理解一些历史。
如同在牙买加、毛里求斯，英国在香港也实行总督制。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及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修改了义律完全依靠中国法律来管治在港华人居民的承诺，认为如果在港华人不遵从英国法律，香港便无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后香港以英国法律治理，同时保留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
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检察长休姆说，香港华人最大的特权是公平享受英国法律。这是香港式法治的开始。
其实并不是完全公平，华人判刑一般比欧洲人重，另外打藤体罚的笞刑一般也只施及华人。
不过，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内地，香港的法治还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海外的名臣如刘锡鸿、张德彝、郭嵩焘都到过香港，见证了殖民地法治，并特别赞扬香港的监狱——不用说，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法治、当时的监狱，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维斯说，香港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他这话将逐渐应验，尤其到了20世纪。
法治的自由港，这个传统可以说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早期定下来的政策影响深远，就是华人可以自由地进出香港与内地，不管他是否是香港原居民。以后香港社会的变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涨潮退潮——多少内地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离香港——拉上关系。
至于华人的社会，早期殖民地政府不仅不想花大力气去改造，反而搞了点儿隔离主义政策，划定港岛某些地区及离岛长洲南区不准华人进住，并在1888年和1910年分别制定了《欧人住区保护法》《山顶保留法》。这些带歧视的法规要到“二战”后才取消。隔离政策意味着殖民者一度希望华人居民自生自灭，而后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过，就算为了殖民地的繁荣稳定，殖民者自身的卫生、安全、子女教育、郊游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诉求，殖民地政府也会逐步对华人社会有所动作，而不会在政策上一成不变。
殖民地在1871年立法除赌马外禁赌，但并不太有效。
英国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试图废除华人社会的妹仔(女婢)制，从19世纪80年代拉扯到1929年才立法，直到50年代才有效杜绝妹仔买卖。
殖民地为了管治也曾制定了一些违反英国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担保，集会要取得政府许可，后来更有政策限制工会活动。
不过总的来说，英人没有大力改造华人社会，因此乡规民约仍被遵从，如特区至今的乡镇，原居民土地仍然是传子不传女，豁免于其他强调男女平等的现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内地随民国的成立而终结。但在香港，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包括纳妾的大清律例，要到1971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会也办西式学堂，如从马六甲搬到香港的英华书院，从广州来的摩利臣书院及圣保禄书院、圣保罗书院、圣约瑟书院、嘉诺撒圣心书院、拔萃女校、中央书院(皇仁书院)等，造就了双语的精英阶层。同时，殖民地政府在1847年已开始选择性地资助一些本地华人学校。另外华人私校也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有300多家私校。汉语教育在香港从没有中断过。
在19世纪，这个法治自由港曾出版过13种语言的刊物，包括欧洲文、亚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报刊更不用说。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译香港中外文报刊以作参考。
这里要说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后，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一个亚系统岭南或广东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式殖民地文化。当然，这里还小规模出现过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反讽现象在香港发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中国国学!
当时的中国内地，经过了晚清的自强、变法、维新、君主立宪、革命，到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正在翻天覆地地批判传统、引进西学——部分是通过香港、日本这些已经相对现代化的地区作为中介。香港本身也发生了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多次罢工事件。这时候殖民地政府却想与前代的遗老遗少联手反对白话文，并提倡振兴国粹、整理国故，好像在说：你们可以学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也可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但你们不要去追随掺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国新文化。
鲁迅于1927年在香港岛青年会的一次演讲及其后一篇名为“香港恭祝圣诞”的文章里都对此加以讽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国老调子。
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陈特说：“五四运动从没有到过广东，尤其是香港。”
自从1920年国民政府颁令使用白话文后，上海、北京的报刊以及小说都很少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1929年，坊间的通俗言情小说、神怪小说以及色情小说仍普遍用文言文来撰写。
现居香港的内地学者黄子平作过总结：香港的“文言写作未如内地一般受到新文艺的毁灭性打击”。黄子平还指出：香港文人的旧体文艺唱和之风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
香港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初，也是请前朝太史、秀才讲经，要到1935年许地山及其继任者陈寅恪等南来掌系后才有所改变。
我年轻时看香港的武侠小说或杨天成的色情小说，学到很多成语及文言文风，另外也能毫无障碍、很过瘾地看高雄(三苏)的“三及第”都市小说及趣怪评论。“三及第”，是文言、白话、广东方言的统称。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书面语的写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迹仍明显多过同代内地人的写作。文言句法、成语及“三及第”文体可说是香港人书写时的集体无意识。
这里想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既没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统地改造，也没有经历与内地同等程度的新文化运动及1949年前后由国家带动的大力清洗。
后来因为市场的驱动、英语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势利及年轻人旨趣的转变，加上一直要到1973年中文才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的现象，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时很传统很中国化的城市。
在此期间，一种新生文化还是无可阻挡地在香港茁壮生长，就是包括民族主义等西方文化在内的民国新文化。
香港思想的脉络
这里我简单地谈一下曾经参与共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会问：香港有思想吗？下文是一种解答。
香港这个殖民地自由港，在140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叫王韬。他在香港住了22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香港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启发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迹就不用说了。兴中会成员多来自香港，并以香港为颠覆当时中国政府的基地。伍廷芳曾在圣保罗书院求学，被李鸿章赏识前在香港执业当律师，从清朝到民国曾出使美国等多个国家，并曾任民国代总统。其实民国期间，曾有财政部长、实业部长、海关部长等很多重要官员是在香港的书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曾在香港的英华夜校学英文，后撰《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国教育家晏阳初以及美学家朱光潜皆就读于香港大学。
这些是知名精英。民间思想又如何？
1925年，为抗议上海的五卅惨案，香港工人会同广州工人举行罢工，称为省港大罢工，其实以时间和规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广州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策动的，虽然当时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只有10名及共青团员30名。
全港725 000人口中，约有250 000人参加罢工，比例惊人。
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罢工不到4个月结束，但香港的罢工坚持了16个月。
当时，连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佣也参加罢工，以致住在港岛山顶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园挖坑埋粪，因为没人来替他们取走粪便。
罢工工人除了表现民族主义立场外，亦大量采用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主义话语，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项要求：第一，政治自由；第二，法律平等；第三，普遍选举；第四，劳动立法；第五，减少房租；第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条是经济诉求外，其他都是本地性的政治诉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实现。
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也是香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行为的第一遭，因为在19世纪中叶至1925年间，香港已出现过多次社会运动及反殖反帝行为。
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社会经济上则接近后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但当年也有思想家向往苏式计划经济。他们的讨论，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是当代中国没有机会去走的一条路。
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第三势力。其中一个主要党派民主同盟于1941年成立，第一份机关报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报》，社长为梁漱溟。1947年国民政府将民盟定为非法组织后，许多民盟要员特别是民盟的左翼分子迁到香港，并于翌年1月在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主要成员回到内地，受到短暂礼遇，被誉为共和国的催生者，赋予新生的共和国很大的正当性。
但是也有第三势力的成员在香港留下，他们在50年代初办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阵线》、《中国之声》、《独立论坛》等以及1958年出版的《展望》。这个传统——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民间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论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维持到今天。
1949年后，国学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在内地都受到影响，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史家劳思光，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名学人，都曾长时间借住香港，或图振兴国学，或尝试结合儒学与欧陆哲学，想象着挽狂澜于既倒。
140多年前的王韬模式一再重现：不容于内地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书立说发出声音，回头再影响内地。
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期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
从王韬模式到省港大罢工，我们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现代化及国族诉求之外还有两条常被忽略的脉络，一是响应世界潮流如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二是针对本地状况的改良诉求。
太平洋战争前的移民与文化
殖民地的头100年，香港是广东人的城市。但是在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没有太大动荡的情况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内地与香港之间，广东也不见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后，早年人口增长不算快，1847年才23 000多人。1854年太平军逼近广州，香港人口才跳跃增长，到1860年为90 000人，1856年九龙半岛被英国人占据后纳入了当地的120 000人，而到了1901年连新界在内人口才只有281 000人。
不过从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 000人，大概是跟那20年间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一再出现不稳定局面有关。
当时广东以外地区的华人似乎还没有考虑大规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免签自由进出香港与内地。
到1937年，香港已是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广东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业从19世纪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已颇具规模，而本地粤语创意产业也相当兴旺。粤剧团自称省港剧团，港产粤语及潮州语电影还推广到广东和南洋、北美侨社。这里要强调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
就在这时候，1937年，内地出现了比前30年更大的动荡——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地区沦陷，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160多万。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作家萨空了写道：上海人到港十几万。
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对住在上海租界孤岛的白家所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当时在香港的作家穆时英宣称，香港是“全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城市”。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香港，应与上海孤岛，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沦陷区的北平和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级的文化中心城市，虽然在1937年前它已经跟广州一起成为广东文化的两大中心。
萨空了甚至说：“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他特别看好香港的文化：“这个文化中心，应较上海更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奇异的浪花。”
可惜这次合流的时间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们会谈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异的文化新浪花。
“二战”后为什么没有收回香港：国共各自的考量。
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国人占领。1841年英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港岛，1856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九龙半岛，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离岛，但用了10个月才占领。1941年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中抢占香港，1945年英国人可以说又是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体一般称日本统治的结束为香港的“重光”，这真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恭维，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殖民者比日本军国主义者好。
不过那时候差一点儿香港就已经回归中国了——这对香港之后的几十年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41年英国与美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反帝国主义原则，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曾取得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同意，战后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蒋介石知道后，在日记上写道：总理孙中山革命毕生奋斗最大的目标，现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但是丘吉尔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丘吉尔为此闹得不愉快。开罗会议在香港问题上没有定论，但中英双方的意图却明确了。后来丘吉尔还说了重话：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得在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日本宣布投降后，尚在香港集中营的英人很自觉，立即向日治当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投降当日派海军特遣舰全速开往香港，完全不顾盟军的协定，即中国战区的日方要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投降。
当时，蒋介石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及第二方面军的第13军，也到了广东的宝安县(现深圳市)。如果国军比英军更早登陆香港岛，历史大概要改写。
可是，最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罗斯福总统已去世，杜鲁门总统改为支持英军占领香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告诉蒋介石，英军是不惜一战的。蒋介石终于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为形势所迫，而他要顾虑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东北被苏联军队占领这种影响中国大局的事。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友善的，曾发生多次迫害或驱逐事件。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英人态度也有变化。19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了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太平洋战争期间，共产党的东江纵队曾英勇抗日。在战争结束那刻，这支纵队应是除日方之外在香港及东江地区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过当时共产党尚未成为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夹在英军与国军之间，共产党就算从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还是要再交出去。当时，共产党选择了跟英方谈判。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广东区委，派谭天度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九点协议，包括英方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允许中共人员在港居住、往来、募捐、出版报刊、成立电台，条件是中共武装要撤出香港。这等于接受英国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这个默契，毛泽东于1946年在延安对英国记者说，共产党现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1948年共产党在内地已胜利在望的时候，香港新华社的乔冠华再次告诉殖民地政府，共产党不会收回香港。可以看到，共产党这个决定，的确并不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才定下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
1949年至1951年，中央领导还多次向香港的共产党解释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并转达周恩来的战略想法，中国必须分解英美，抓住英国人的一条辫子。香港就是这条辫子。
英国在“二战”后的国策仍是坚定地重占殖民地。蒋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共产党则没有急着要收回香港，这才成就了1945年至1997年的香港，真正体现了长期居港的英国新闻工作者理查德·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1949年及以后的移民史
上文说1941年香港人口已达到160万，但经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到19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万人。
不过，下一个人口的涨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进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过220万人，光是1949年就来了超过80万人。
这是个事实：历来很多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内地的社会变故而来到这个相对自由安定的法治殖民地，然后求发展。因此，说法治、自由、安定、繁荣为香港人主观上最核心的传统价值，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轮移民潮的另一个事实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内地政权的易手而来到香港的。这大概是中共建党以，第一次有大量的内地人逃到香港。1949年之前的土地改革还不见得太多地主富农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残酷大概吓怕了很多人。因此这些香港新移民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较接近同期迁往台湾的外省新移民，而和在南洋多年的华侨有很大差别——后者往往反而较亲近新中国。
因为内地人大量涌进，殖民地政府放弃了实行超过100年的政策，即华人，不管是内地人还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与内地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
不过殖民地还留了一条，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这叫抵垒政策，取意垒球赛中跑至下一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过关。因此，很多内地人偷渡到香港，有些人甚至冒险从广东游泳到香港。
1962年内地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大批广东人及12个邻近地区的内地人，漫山遍野地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地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遣送回内地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许多香港居民那时候还记得自己也曾是移民。
这个心态不到20年就已经改变。“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至1980年间，又有40万内地人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1980年取消抵垒政策，以后不管他们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
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内地来客不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给了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个别称，叫阿灿——阿灿是当时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行为好笑的内地客的名字。
这时期香港人口500多万，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内地人及其他地方的人。下文会再谈到这点。
在70年代末有一个移民群体，在关于香港的论述中常被忽略。他们曾是东南亚或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侨，50年代因为爱国回到了中国参加建设或求学，“文革”期间吃尽苦头，“文革”后容许他们带着家人离开内地，先到香港，等待签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人发现原居住国家不让他们回去，唯有在香港定居。他们中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只好屈就，进入工厂，担任技工或中层管理人员，充实了香港工业的技术含量。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有一部分人凭多年在内地建立的关系，转营内地贸易。这个群体对香港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过，我们比较多谈到1949年前后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较少突出1962年难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体对香港的贡献。
在内地与世界之间：香港的微妙位置
在谈到1949年后香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新发展前，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新局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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