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下）
2014/9/3 思想潮
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下)
陈冠中/文
本文摘自《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在内地与世界之间：香港的微妙位置
在谈到1949年后香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新发展前，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这是时运，也是因为它所处的微妙位置，让它竟能在冷战期间左右逢源。
“二战”结束后，香港与英国一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以布雷顿森林协议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复的是作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的转口港的中介角色。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加剧，中国遭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亦受冲击。幸好，“二战”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刚好启动，香港得以分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部分低附加价值、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因为当时香港有的是廉价劳动力，那几年间的人口暴升成了优势。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全世界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地区很多，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挤上头班车，只有极少数地区能靠着“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价制成品出口而脱贫。这里面原因太复杂，香港虽然碰上这个机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当时全球分工和世界贸易的规模远没有现在大，僧多粥少，订单很可能过门而不入，谁都不会无故施舍给香港人。这时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紧了现在看起来是当时唯一能让这个地方在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香港不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有自然资源可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业，只能靠劳动力密集而且有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加上当年殖民地政府没有扶助工业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人人要自力更生，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战”前的工商业基础、华人的刻苦耐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调教出来的外省人的经营功夫、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场，后来被认为代表香港性格的创业精神及“can-do”精神大概是因为当年这种经济形态而被激发出来的。
此外，在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及澳门的一些走私者将禁运物资偷运回内地，参与走私者除了现在知名的爱国商人外，还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1949年前后刚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上充满弹性。
香港在冷战期间，虽然总的来说站在以美国为首的一方，不过，隔在冷战另一方的中国内地方面并没有因此惩罚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应日常必需品，而且价格相对于其他进口货是低廉的。如果没有内地的低廉食品和后来的饮用水供应，香港是无以为继的。就算在内地最困难和动乱的时期，内地也没有中断向香港供应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央对香港的工作，在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的领导下，一路以来都很务实，让香港自寻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致富之路——在让香港先富起来这一点上，当时的内地只能帮上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这都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大背景，虽然香港人太习以为常，反而往往遗忘了。设想如果内地对港政策是由“四人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导，覆巢之下无完卵，香港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就算在回归后，1967年的社会骚动，即香港左派所说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该受肯定的。骚动虽以劳资纠纷开始，反映了累积的民怨，但为什么之前及之后那么多次重大工潮，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在香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级，而只有在1967年才总动员跟殖民地政府进行誓不两立的对抗？因为那是“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层受文革鼓动，在港领导怕自己表现不够积极，中央文革小组暂“夺了”周、陈、廖中央外办的权并传递了误导性的鼓励信号给香港左派。用长期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话：“那是一场反英反资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灾祸……其源盖出于北京，来自林彪与‘四人帮’……我们香港共产党人也有自己左的错误思想和私心杂念，对这场灾祸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争取工人合理权益与“打倒港英政府”是两个层面的事，香港左派实在不宜用前者来替1967年的极端路线开脱。
现在内地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他们因此也会试图肯定1967年的“反英抗暴”。不过，以打倒殖民地政府为目标的“反英抗暴”确实不是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香港政策，也偏离了香港左派的长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1949年至回归前对殖民地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就不能同时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这个“文革”高峰时期外，香港左派的宣传口可说是忍辱负重。负重的是，要维系大多数港人，因为从内地出来的那一代港人，虽然对政权的认同有分歧，大多数仍是心系祖国的，至少是心系内地的家乡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会被内地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抵消掉，导致很多香港人厌恶内地政权连累香港左派。“大跃进”期间，港人要寄糖、油这些基本粮食接济内地亲友。“文革”期间，五花大绑的浮尸顺珠江飘到香港，你说香港人特别是那个时期成长的年青一代看到后，对内地印象会好吗？加上1967年的骚动，驱动了大部分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边并成为港人认同香港的历史转折点。好不容易“文革”过去，迎来改革开放，回归问题有了定案，香港人才逐渐靠近内地。
在这个背景下——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与1992年前内地的现状——我们可以体会到，跟心系祖国的上一代不一样，1949年后出生、成长于50年代到8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除了少数外，为什么往往不那么认同内地——不见得是积极反对，更多是不感兴趣。
香港岂是“文化沙漠”
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当然，香港人所说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据1950年上海的人口调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苏人，26%是浙江人，还有其他省的人，包括广东人。
广义的上海人让香港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变化。他们私下可能操各种方言，但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用国语的——国语，顾名思义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普通话，而上海在1949年前是民国的、国族的、国语的文化生产的独大中心。
一时间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的份额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时代曲”甚至在势头上盖过本地的粤语电影、粤语流行曲，虽然在人口数上操粤语者占绝大多数。在70年代前，台湾的书和国语电影在香港亦甚受欢迎，甚至从台湾输入的新国语歌也曾风行一时。内地普通话电影从《刘三姐》到《大闹天宫》动画到样板戏，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线放映。至于左派人士及曾在培侨、香岛、汉华、劳工子弟等左派学校受教育的年轻人，大概也更会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内地流行文艺。
就是说，19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过20多年的国语文化流行期。
1949年后第一波香港原创文化，往往也是以国语为载体的。
当时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统称南来文人。他们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同时，也为了谋生而变得多产，报刊评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以至实验小说都能看到他们的手笔。香港报章副刊具有特色的专栏——每日更新的方块短文——热闹非凡，南来文人与本地文人各领风骚。
我们从报刊出版可以看到当年的盛况。
香港左派承办了搬到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还创办了《新晚报》、《正午报》，走大众路线的《香港商报》，为统战而办的《晶报》，还有外围友军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等。为了吸引读者，多份左派报都设有马经版(赛马版)。
国民党也办了《香港时报》。
另外，本地的中文报章——有不少当年报头挂“中华民国”年号——还有《星岛日(晚)报》、《华侨日(晚)报》、《成报》、《红绿日报》、《新生晚报》、《真报》、《新报》、《天天日报》、《快报》等等，以及著名的《明报》、《东方日报》、《信报》。
当时还有每天出版的《娱乐新闻报》、《连环图报》、《马经报》和《情色报》。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报和4家英文报。
左派还办文化刊物，如《文艺世纪》、《文艺伴侣》、《海洋文艺》、《海光文艺》、《青年乐园》、《小朋友》；另有各种图书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
美国政府也通过在港的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等渠道撒美元营造软实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亚洲画报》、《人人文学》、《祖国》、《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
另外民间也办文化杂志，当然更多是通俗杂志——《文艺新潮》、《诗朵》、《热风》、《当代文艺》、《西点》、《伴侣》、《星岛周报》、《良友》、《青年知识》、《家庭生活》、《妇女与家庭》、《无线电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创世纪》、《大人》、《大成》、《南国电影》、《娱乐画报》、《银色画报》、《香港影画》、《蓝皮书》、《香港青年周报》、《明报周刊》等，及《明报月刊》、《展望》、《盘古》、《万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这只数到60年代。到1979年，香港有近300种刊物。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写了一堆当年的报刊名，是想说明香港在70年代前书报刊出版业的蓬勃及其光谱之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些都是以后香港本地文化发展的资源。
这里补谈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上文说到鲁迅在1927年到香港演讲，共作了两场。当时在场的有一名香港教师叫刘随，本身也是诗人兼书法家，把演讲笔录下来，留存至今。54年后，即1981年，刘随写了一篇演讲回忆录，里面说到“文化沙漠”：“我们曾向鲁迅谈及香港在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可见“沙漠”一说，在1927年已出现，是那个时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鲁迅虽然对香港殖民地的印象并不佳，可他在当年已对“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不过，正如说香港开埠前是个荒岛、是个渔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调子事隔多年后还是会煞有介事地被一再复述，反映出说话者对香港的认知，说这话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香港人”的诞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
香港华人占香港人口95%以上，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虽然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第一，大部分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地区；第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地文化主体性较容易显现。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作个小总结，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8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地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
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
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1949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地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
五、中央的政治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
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偏向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分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式，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杂种的本地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地化是一个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糅杂的创新生产过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的文化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文化。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哪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地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地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地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辨识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地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接称为香港文化。
这一波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
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短语。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
1949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部粤语片，1972年完全停拍，1973年也只有一部《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了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片，70年代初还看台湾拍的古装连续剧，但到1976年之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
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固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分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地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香港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地化的结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消费是无法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才可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地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20世纪30年代的西装粤剧。1949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地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地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地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地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
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地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地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回归：文化的再融合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决定性地影响了近20多年的香港发展。而回归前后的情况，本书另有多篇文章谈到，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里不谈了。
只说一点文化状况。
从婴儿潮时期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地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做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地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对内地更开放，所以普通话日趋普及，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也比以前友善。80年代及以后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再次丰富充实了香港文化的内地成分，有点儿像回到国语占一席位的50年代。
回顾上文我们谈到，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1949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内地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言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内地更有传承。
1949年后，由于实质和心理边界的出现，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风土历史地理的认识，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龄的内地人。
同时，内地的政治文化，回归前也不为多数港人熟悉。
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这种变化更加成型，到1949年后，通过政权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内地人将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内地新杂种本地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地演变。
这种政治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都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回归后，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没有过的。
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内地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内地的政治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有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
20世纪2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国国故，是为了抗衡民国新文化新风气，因此带有愚民性质。现在特区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气度，既学习也批判传统文化及政治文化，同时包纳内地民间的各种新思维、新文化，这样才对得起有100多年自由传统的香港。
香港人：一种多层次多向度的身份
通过以上的论述，大家或许会对香港的发展多了一些了解。我比较多说了一些历史转折点、一些影响深远的政治决策及人口的变迁，以便让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并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归属感、香港意识、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说法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可以说是带有历史的偶然性的。
不过，“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19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个身份，国籍(中国人)、省籍(广东人)、地籍(佛山人)，甚至乡籍，并有宗亲氏族的身份、行业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阶级身份、政党身份等等。
他们进出香港内地，往往反而并不以“香港人”自居。
1949年后，很多人把国与族拆开，不认国籍(中国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其他身份照认不误。
他们在香港留下来，并渐渐以香港人自居。
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这是事实，不是问题。
在复杂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荣之道，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西欧城市人，既有所属城区的选举权、市的选举权、省的选举权、国会与国家元首的选举权，也有跨国欧洲议会的选举权，而她所属的社会党本身是国际社会党组织的分支，她可以通过影响自己的党去影响国际事务。另外她还是本国律师公会成员，也是总部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律师组织的义工，正在替刚果内战的妇女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而她自己的正职则是替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常出差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并不是只有城邦才有公民，这在古希腊已有人提出，而有国家才有公民的观念则更是后来才建构出来的。现在的趋势是，公民身份同时往更微观的身份及更宏观的身份扩展，每个现代人都会有很多身份，多层次多方向地分属多个社群。公民身份不应被任何一个社群垄断，反而应在每个社群内发扬公民权、履行公民义务。
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新加坡《联合早报》85周年文化论坛演讲，2008~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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