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我们至今没有走出三大陷阱”
2014/9/15 思想潮
今天在这里摘录的章节，全部来自思想潮微信公众号(ID：sixiangchao)2014年8月25日-30日推荐的学人作品。关注思想潮的朋友可回复“S”通过文章列表查看。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更重要的是：任何社会运动、斗争、维权都还要受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规范的约束，这就是“非暴力”的原则，“不伤及无辜”的原则。“非暴力”不仅是原则规范，是斗争手段，也还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运动虽然可以构成压力、促成改变，但真正的成果还宜应当通过法治体现出来。
如果一味张扬暴力，甚至只是不防范暴力，文明的果实就可能毁于一旦。这是我们应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的沉痛的血的教训，也不断为人类其他文明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
文明是脆弱的。为生灵不致涂炭计，我们的确需要“千万不要忘记”。但不是不要忘记别的什么，而是不要忘记道德底线，不要忘记“不可杀戮、不可伤害无辜”这样一些原则规范。不管要去争取什么、反对什么，对“反对暴力”这样的手段约束倒的确是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这样，当使用暴力的诱惑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望筑起一道比较坚固的防线。
——摘编自2014年9月13日思想潮推荐的《千万不要忘记》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摘编自2014年9月12日思想潮推荐的《鲁迅对中国的严酷判断》
王缉思(北京大学教授)：
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
中美都希望避免对抗，但对未来双边关系的核心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走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
——摘编自2014年9月11日思想潮推荐的《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左方今年八十岁，最近出版了口述自传，回忆了他创办和主持《南方周末》的许多往事，读来意味深长。我曾问他：如何“降服”那些桀骜不驯的青年人，带出这样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左方如老顽童一笑，称自己为大“盗”，能拿到别家拿不到的新闻，但是他这个“盗”服的是庄子之“道”，“盗亦有道”，遂颂庄子九字诀：
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
二十年后，在这本口述自传里，我见左方详解这一“九字诀”：“先入”，身先士卒，见风险先上；“后出”，撤离时断后，检讨、降级、受处分，为首者担待，不委过下属；“均分”，当头不能拿大头，散财聚人；“知可否”，为首者须判断哪里是软肋，哪里是地雷，既要抢新闻，又要保护人。当年我就是被他的这一“九字诀”吸引，一见倾心，引为同道。二十年南北暌隔，见面机会并不多，但我始终惦念左方，关注《南方周末》，即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1987年，他问策于当时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黄在当地被称为新闻界老祖宗，思想家型的报人，左方称其为“精神导师”。
左问：我们优良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
黄答：忧国忧民，关怀弱势群体。
左问：突破《真理报》模式阻力很大，突破点在哪里？
黄答：突破点在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要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赚多少钱，我不这样报纸卖不出去，说不定还要赔钱呢。
那么，什么是黄文俞指点的《真理报》模式？左方后来果然到北京询问萧乾。萧乾说破四点：
第一，它只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依照社会实际办报；
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称为“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
第四，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说传媒是商品谁就要打成右派。
——摘编自2014年9月10日思想潮推荐的《读左方<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现实中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正像你不能保证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犯罪念头和肮脏想法一样。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中国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样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体上——还不如自己“先进”的非西方兄弟，现在甚至连日本和俄国也包括进去了。这种看不起常常表现在谈论国际问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忽视甚至排斥。
今天中国有关“文明”的讨论越来越多，既有专业学者，也有普罗大众，但很多人都是把这个讨论作为论证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讲台。很多学者嘴里的世界其实就是西方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其实就是“中西”的比较而非“中外”的比较。西方几乎是中国唯一的参照系。很久以前中国“领先”，后来被西方赶超，受西方的欺负，现在中国崛起，“大国”几乎成了中国的自称。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大国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东方”，而这个“东方”甚至“亚洲”常常又成了“中国”的代称。
难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国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户。
——摘编自2014年9月7日思想潮推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论和民族自大症》
湘人：
1965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
——摘编自2014年9月6日思想潮推荐的《李达为什么死得这么惨？》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
《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
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摘编自2014年9月5日思想潮推荐的《历史上的失踪者——“二二八”事件中的台共党人》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上的儒家，从灵魂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其有三个肉身或存在形态，一是作为王官之学的国家宗教，二是作为心性之学的心灵宗教，这两个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性格，第三个是作为伦理道德之学的秩序宗教，这个层面上的儒学，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秋风所提出的“文教”。所谓“文教”，按照我的理解，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形成与宗教相对应的“文教”。
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和回教徒，他们也会尊奉世俗的儒家伦理，孝敬父母、祭祀祖宗，入乡随俗，从而出现儒家化的基督徒、儒家化的佛教徒、儒家化的回教徒、儒家化的道士等等。作为“文教”的儒学身段柔软，润物无声，镶嵌到各种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传统之中，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儒家化，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传统之中获得新的养分，进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
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到了现代社会，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一般国民无涉。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来，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
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民间。
——摘编自2014年9月4日思想潮推荐的《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韩少功(作家)：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北方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忧国、亡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零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摘编自2014年9月3日思想潮推荐的《笛鸣香港》
陈冠中(香港文化学者)：
香港这个殖民地自由港，在140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叫王韬。他在香港住了22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140多年前的王韬模式一再重现：不容于内地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书立说发出声音，回头再影响内地。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期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从王韬模式到省港大罢工，我们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现代化及国族诉求之外还有两条常被忽略的脉络，一是响应世界潮流如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二是针对本地状况的改良诉求。……
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这种变化更加成型，到1949年后，通过政权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内地人将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内地新杂种本地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地演变。
这种政治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都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回归后，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没有过的。
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内地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内地的政治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有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
20世纪2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国国故，是为了抗衡民国新文化新风气，因此带有愚民性质。现在特区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气度，既学习也批判传统文化及政治文化，同时包纳内地民间的各种新思维、新文化，这样才对得起有100多年自由传统的香港。
——摘编自2014年9月3日思想潮推荐的《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
刘仲敬(武汉大学博士)：
庚子之乱是天下秩序对万国公法的最后一次反击。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其他行为主体宣战。然而，理性有其边界条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能定义。通过万国公法建构中国，本身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谋杀；正如通过万国公法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对大清的肢解。光绪二十六年己亥(1901)，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列强最终决定：通过条约体系监护中国。
割地赔款和条约特权是欧洲国际关系史常见的现象，并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试图训规战败国；而且试图重新解释万国公法，建立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永久性内政监护权。从列强的角度看，庚子之乱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证明中国不能适应文明国家的游戏规则，从国际俱乐部见习生降格为候补殖民地。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从此不再是现实的选项了。中国不是自我建构为地方性邦国，就是等待殖民化。二者都是欧洲体系业已升格为世界体系的证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体系。
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条约体系的监护无异于殖民化的观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鲜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监护。因此，赫德预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即将让位，新一代人将会把中国当作非洲黑人部落的同侪。
条约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外重内轻的基本约束条件。从此，中国宪制演变和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政治精英依据他们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解，逆向改造中国。他们颠倒了西欧历史演进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历史塑造中国宪制，根据中国宪制塑造中国社会。
——摘编自2014年9月2日推荐的《世界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国家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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