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从实心爱党到以死抗争
2014/10/1 思想潮
1966年8月23日，一群暴徒把老舍等几十位著名作家抓到孔庙，把许多珍贵文物堆在院子内燃起一把大火，他们逼迫作家们围着火堆下跪，百般凌辱。随后，一群无知的红卫兵又把作家们抓到文联院内，继续进行武斗。老舍从来主张“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他毅然和红卫兵争论，红卫兵则用棍棒殴打。等到一些好心人把他抢出来的时候，他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已奄奄一息。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九期，作者为高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
新中国成立不久，老舍先生摆脱反动势力的阻挠，横渡大洋，回返祖国。
当时我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上学，同学中很多是“老舍迷”，学生会派我和小陈设法去邀请老舍来校讲演。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和小陈兴冲冲进城直奔老舍家，双手呈上学生会的邀请信，肃立静候回音。他看了信，说：“燕京大学请我去讲课，十分荣幸，敢不从命？”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使我们喜出望外。
一周后的星期六下午，老舍先生应邀来燕京大学“文学讲座”讲演，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窗台上都坐满了人。那一天，他开头和结尾两段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际。
开头他说：“我很高兴来燕大讲演，不仅高兴而已，还觉得十分荣幸，因为我年轻时报考过贵校。贵校的学习环境太好了，燕园很美，未名湖很美，我曾经羡慕做一个燕大的学生。但是，可惜，贵校的老师不知道我有小小的天才，竟没有录取我……”他的风趣的开场白使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但是，老舍自己一点没有笑，他等全场笑声停息了，接着说：“所以，你们是幸运的。我不曾得到的幸运，你们得到了。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里，你们应当学得比我更好，应当加倍努力地学习!”几句话，把同学们引入深思。
当讲演快结束时，老舍放下了讲稿，讲了几件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发救济米，修龙须沟，等等。然后说：同学们，这些都是事实，是我亲眼看见的。人民政府对劳苦百姓就是这样亲，这样爱，真正是血肉相连呐!大家想想吧，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有过这样好的政府？我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下生活过，那是压迫人的政府!我看清楚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好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有了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政府，中国一定会变得富强，人民一定能得到幸福。他举起双手，高呼道：“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和拥护人民政府吧!”随着老舍先生越来越深情、越来越奔放的讲话，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好些同学的脸上流着激动的泪水。
1952年，金风送爽，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胜利闭幕了，北京各界举行庆祝大会，老舍先生也在大会上讲话，他从“我有一个女儿喜欢鸽子”谈起，用日常的事情，非常朴素的语言，抒发了亿万人民热爱和平的心情，表达了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坚强决心。我在主席台后面工作，只听得他每喊一句，全场就有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鼓掌声，群众的热情简直沸腾起来了。
老舍先生拥护党的领导完全是实心实意的。大约1953年召开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彭真代表北京市人民授予老舍先生一面“人民艺术家”的锦旗，感谢他写出《龙须沟》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全场掌声雷动。我本以为老舍会发表一篇精彩的演讲，讲讲他深入工地、深入贫民居住区的许多甘苦，却不料他只喃喃地说：“我惭愧，我不配这荣誉，我要更加努力。”
那时候，许多文学家响应党的号召，写作为政治服务。“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老舍、曹禺等曾多次约谈崔月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因为崔月犁是北京市“五反”运动总检查长，较多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他们要求崔月犁多提供文学素材。崔月犁知道我爱好文学，每次带我去一起会见。老舍随身掏出个小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看来是他的访问提纲，他的问题细极了，甚至要求讲“五毒”资本家被揭露时的神态。询问细节以外，他还向崔月犁提出一些根本的方针政策问题。例如，他问这次“五反”运动把资产阶级搞臭了，是不是要一鼓作气消灭资本主义？崔月犁答：“我水平不够，大问题你找彭真同志。个人理解，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要逐步走，慢慢来。搞臭资产阶级是为了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一种剥削可耻的思想，等到大家都厌恶、反对剥削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当资本家，资本主义也就自然消灭了。”老舍呵呵笑道：“这方法灵!这方法灵!”
那时，老舍先生对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对党提出的每一项方针政策无不竭诚拥戴。但是，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有独立的人格，有信仰，也有坚持。随着反右斗争之后，党的路线方针越来越“左”倾，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细心人会发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后一次上演老舍的话剧是1959年，演出的剧目是喜剧《女店员》。从此以后，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先生辞世，北京人艺再也没有上演过他的新戏。
老舍是位非常勤奋的作家，1960年以后，他仍是按一年两部戏的速度，写话剧供北京人艺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但是，他写的剧本不符合当时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气候。于是，他的话剧之门被关闭了。此后，他改写京戏，甚至重返写小说，但都走不通。一位被千百万读者所喜爱的伟大的作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同生离死别。
即使如此，老舍先生仍然对党的领导怀着热烈的期待，他始终是党的执着的诤友，但是，“文革”开始了……
1966年8月23日，一群暴徒把老舍等几十位著名作家抓到孔庙，把许多珍贵文物堆在院子内燃起一把大火，他们逼迫作家们围着火堆下跪，百般凌辱。随后，一群无知的红卫兵又把作家们抓到文联院内，继续进行武斗。老舍从来主张“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他毅然和红卫兵争论，红卫兵则用棍棒殴打。等到一些好心人把他抢出来的时候，他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已奄奄一息。
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离家出走。出门前，他和三岁小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这是他生前和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走到太平湖边，从早到晚，坐了一天，当天深夜，他自沉于太平湖。
谁也不知道，那天他想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测，他一定想了“文革”，想起了他一直挚爱的中国共产党。他曾一再对夫人胡絜青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他和彭真关系也非常好，人前背后称赞彭真的工作，但是，“文革”一开始，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彭真，第一个被打倒，被认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舍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他这么一位真诚的人，要他说假话绝无可能。在一片“打倒”声中，我想老舍先生必然是“五内俱焚”。接着，又遭到一群无知者的毒打，迫他下跪请罪，等等。他还眼见太庙里焚烧着古代传下的珍贵书籍，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也被否定了!这世界变得如此疯狂，真理何在？正义何在？他是在以死抗争。
“文革”一开始，北京就有多位名流自杀，包括老舍、邓拓、余心清等。在回忆这一段悲惨历史时，有的年轻人认为：“这些大知识分子缺乏锻炼，经受不了考验。”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严重误解。一位参加过批判余心清(原国家典礼局局长)的年轻人告诉我：“那天只是到余心清家转了一圈，让他挂了一个‘修正主义者’的牌子，没有打。也没有搞‘喷气式’，喊了几句口号，只是表示一下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哪想到，当天，余心清就自杀了，他是缺乏锻炼，经不住考验。”这种认识真是可悲啊!
余心清是一位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他因参加进步活动，和冯基平(“文革”前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关在国民党监狱中，宁死不屈。北平和平解放才解救了他。后来，他曾任国家典礼局局长。想不到“文革”一开始就遭受挂牌的侮辱。余心清是这样，邓拓是这样，老舍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老舍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我给老舍夫人胡絜青去信，她回信说：
高锴同志：
十分感谢!您这般满怀友情，热情扬(洋)溢写来动人心弦的慰藉大札。在16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转到的。您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和儿女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拥护共产党，热爱英明果断的华主席，一举粉碎了祸国祸民的“四人帮”。十一年来我是深刻受到锻炼和教育，能使我坚强含痛地走过来了。今天老舍能在党的关怀下、爱护中首次公开发表他二首遗作诗词，正好表达他一生际遇和爱憎分明，有力地说明他对祖国、对毛主席、对人民的态度。我要学习他的勤奋、努力不懈地为人民多作出有益的贡献，才不虚此生，来告慰知友。不尽欲言!此致
革命敬礼!
胡絜青 十一月十七日(1977年)
信的左下角还附笔写道：“儿女们附笔问候致谢!欢迎有空来玩!”
事过多年之后，我在1985年9月的《北京政协》(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老舍二三事》的小文，回忆本文开头提到的与老舍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并顺带把刊物复印一份给她。她回信说：
高锴同志：
欣读手书，并附有北京政协报复印《老舍二三事》，文笔流利，把讲演场上气氛活跃纸上，我读后很受鼓舞并感动。
老舍是一位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永不放下笔的刻苦人，这样的人恐怕在文艺界也是不太多的。他经常有这么一句话：“文艺中无巧可取，你千万别自骗骗人!你知道，文艺者对别人是大智，对自己却是大愚”。
可见他一生都是和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脉的。我们都应当如此在新社会的制度下，努力工作吧!
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老舍的生活资料!祝你万事如意!
胡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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