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人民怎么出场呢？
2014/11/1 思想潮

     许章润，男，1962年生，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政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思想史与宪政理论。著有《说法·活法·立法》《坐待天明》《法学家的智慧》等。

     本文刊于2014年9月12日《南方周末》，是记者戴志勇就文明、立国和政体转型对许章润教授所做的访谈《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的第三部分，原题《法治需要靠民主撑腰》。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立法缺失与有法不依

     问：从“82宪法”到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承认了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其间，包括“人权入宪”、“民告官”、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都是值得载述的。而这是否意味着法治逐渐落地呢？

     许章润：法治落地，先要将已有的各种立法做实，特别要将宪法做实。毕竟，自由、平等与人权诸项首先是一种理念，必须落实在万千细则中，经由制度，演化为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见诸国家治理和行政运作的习惯风尚，才能成型见效。因此，一方面需将宪法做实，以各种配套立法将它具体化、肉身化，另一方面，尽速填补法律体系的缺口。刻下尚无民法典，而民法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平权主体交往沟通的总纲领，就是一大缺口。仅此残缺不全，就意味着距离法治还远。换言之，基本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建成。

     就具体立法而言，其间当须拿捏轻重缓急，而酌情先后。一方面，大经大法尚告阙如；另一方面，一些并非亟需的立法却早已颁行了。比如不少省市人大旨在配合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地方配套立法，而汲汲于立法规定何为“性骚扰”，此于在下看来，实为不急之务也。所谓“陌生男子朝陌生女子抛媚眼”得为性骚扰，而当“酌情处罚”一类的规定，荒唐错乱。其之浪费立法资源，恰说明一些省级立法机构形同虚设，没事找事，而徒为表面文章的尴尬也!

     可能，更为棘手而重大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譬如，中国治污的环保法律不少，可惜基本没用。所谓的排污费，等于允许你合法排污。更何况，在发展经济、做大GDP的地方发展冲动和资本自利的双重阻碍下，环保执法亦困难重重。同时，因无有效制约，环保执法部门自身利用执法权力寻租，就更是将“有法不依”这一难题雪上加霜了。

     此外，值此伦理文明向法律文明的转型进程，立法的一大任务就是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以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规范体系网罗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此亦不可躁进，而落于“立法拜物教”。

     实际上，一说到改革立马就想到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可能，不少时候，恰恰相反，立法是在改革完成之后。以立法来应对改革难题，有时候具有转圜之效，但多数时候还得靠实际社会生活的自我转型，然后立法跟进而已。而且，政体转型和政治文化若不跟进，再多立法也没用，只不过给“有法不依”多添一例新证而已。虽说自有规范和法律以来，“有法不依”即伴生而来，也算是个常态，多多少少而已，但大规模、长时段、普遍性的“有法不依”，类如刻下中国这般，多半发生在转型时段，非为福也!

     法治需有民主的动力

     问：就是说，在你看来，落实立法不仅涉及具体的法律技术和社会资源的配套问题，而且，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许章润：是的，可以这么说。可能，在一些国家，社会问题隶属法律问题，需要循沿所谓的法制轨道来解决。而就此刻中国语境而言，法治问题是民主问题。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法律问题，而实则症结在政治和政治文化。没有民主的改进，法制走不下去，法治难以发育，这是明摆着的，也是业内的共识。因此，拖延民主的改进，就是在戕害法制，从而耽搁法治。一句话，法律困境恰恰要靠民主才能解决。民主法治双轨并行，慢慢拱卫出一个依宪治理机制，才能上轨道，而国家有望成为一个现代秩序。现代治道，三者缺一不可。

     譬如，如何纾解乃至根绝“有法不依”？怎样杜绝司法腐败？千头万绪，其中关键是要司法的独立性。否则，无公正可言。可司法公正不仅在于司法的廉洁严明本身，而且要靠民主的撑腰。有些国家民主登场后，出现了选举乱象，多半属于政治文化的养育和民主的历练问题，而需要立法和司法介入了，同时，还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因素暗含其中，操切不得。

     问：绩效认同和法治认同之外，现代秩序的最大认同是人民主权。改进“人民代表大会”，使其更好地达成最高权力机关的效果，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许章润：此事说来话长，不妨稍稍从头道来。人类的长处在于群居，短处亦随之而来，此即共同体的生活总有利益冲突，由此导致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的困境，因而，如何求得政治上的和平共处遂成人世最大的问题，也是一切的人事和认识的首要任务，一切的政制和政治首要解决的根本难题。自先秦诸子和希腊先贤以还，所谓的修齐治平的政道与治道所要追索的，不外乎此。晚近以还，大众民主登场后，基本的路向是，主权在民，渐成正当性所在。此为人世混到今天，所能发明的较不坏的解决方案。不是最好，却避免了最坏。

     就此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为此种趋势和路向之大背景下，所衍生的一种民主赋权制度。关键是要奉行例行赋权原则办理才行。

     人事纷繁，人世烦扰，一切都希望政体大包大揽不现实，任何政体和政府都无法打理一切人事，也无力料理所有人世的烦扰。换言之，没有全能政府，也不可能存在一种万能的政制。就此而言，人民赋权之后必须现实地看到，你赋权多少，它就办多少事，缴多少银两的税，它就办多少银两的事情，其余的还是要自家担当。也就因此，任何政制和政府都意味着某种缺陷或者缺憾。政府做得好不好，当悉基于正当程序而来。——好歹，有个值班的，也就是顶过的，岂非于授受双方都留有余地，而待转圜也!人类的政治智慧，极而言之，混到今日，也就是如此而已。

     在此，如果做得不好，政绩破产，丧失的是绩效的合法性，但政权没问题。政府之能周期性地行使治权，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政体存在，政体掌管着政权，听从其主人的旨意，稳稳地立定在那里。主人非他，一个世俗却又神格化的“人民”也。反而彰显了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

     现在中国缺的不是政府的合法性(legallity)。政府是合法的，人大投票，循沿程序产生。传统中国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规则，而以家国一体、郡县立国的帝制笼统之。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压倒性地为世人所接受的，是经由人民授权这一程序。而所谓的“人民授权”，是一个不断的、周期性的程序。换言之，需要过一段时间就让人民出场一次，而于授权特定政治势力组织政府的程序安排中，续行授权交易。

     传统与现代，政道与治道

     问：传统上打天下讲“天命”，或讲逆取顺守。孟子讲人民有革命权，共产革命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讲平等。这给轮回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也给这种轮回笼上了一层道德紧箍咒，必须是仁政，是民生取向。

     许章润：以国民人口数量计，这种“打天下”的理念现在恐怕早就不占主流了。此为前述政治文化变迁而悄然发生作用的结果。晚近六七年里，执政党领袖曾多次重申，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相反，却需“不断证明”，表达了某种危机感和基此而来的政制善意。背后最为雄伟的力量，就是那个叫做“人民主权”的东东。人民主权静默无声，需要出场表达，方始将主权与主权者显豁出来。

     那么，人民怎么出场呢？在此，最佳的出场方式不是游行示威，也不是动不动就躁进的“维稳事件”，更不是革命暴动。毋宁，千千万万的人民将自己还原为具有个体主体性的公民。

     晚近两三百年来，现代政治制度的精髓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将人民还原为公民，汇合成一种人民主权的程序性制度安排。此时此刻，政府行使治权，一种人民与她的政治代理人之间的信托关系，而让政权立于不败之地，秉具永久性的正当性。这便是仁政，最大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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