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国家的亡灵
2014/12/13 思想潮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4年12月13日)，雪珥先生授权转载。图片均来源网络。
作者雪珥先生是改革史战略史学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
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是华人女建筑师林璎说：“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了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
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国家的亡灵
雪珥
1
深秋的东京，常有大风雨，冷得颇有些冬意。
出租车停在了“石鸟居”前，风雨依然。一路上，司机都用蹩脚的英文，试图搞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和韩国人会如此痛恨靖国神社。我告诉他，中国人痛恨的，应该并非靖国神社，而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犯，这些战犯，生前绑架了一个国家，身后又绑架了一个神社。
所谓“鸟居”，是日本神社的标准配备，类似于中国的牌坊，分隔开神界与人界。高耸的“鸟居”，本希望给鸟们提供栖息地，以免作为人类灵魂化身的鸟飞入神界，毕竟其中难免肮脏的灵魂。
显然，至少对于靖国神社来说，“鸟居”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石鸟居”是靖国神社停车场的入口，穿过“石鸟居”，就算是靖国神社的神界了。迎面是大村益次郎的雕像。作为日本近代陆军的缔造者之一，大村的雕像在1893年被竖立于此，第二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
靖国神社正式定名，是1879年。此前，这家“东京招魂社”已经存在了10年，供奉着日本内战中所牺牲的亡灵。明治天皇在1874年首次参拜“东京招魂社”时，赋诗道：“为国捐躯者，其名永垂武藏野，流芳百世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出兵台湾，迈出了对外扩张的关键一步，在台湾战死和病死的士兵，成为第一批被供奉于此的死于对外战争的日本军人。“招魂社”命名为“靖国神社”的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了琉球国，将其改为冲绳县。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保卫琉球的中国“外长”李鸿章，收到了受托居中斡旋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书信，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甚盼中国自强。”而他的助手杨格将军更为直接：“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靖国神社的历史，始终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2
风雨交加中，靖国神社并没有如我想象般人潮汹涌，但是，顶风冒雨前来参拜的日本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在“拜殿”前跪拜，默默行礼。
日本靖国神社
这些参拜者，大多数都是来祭奠亲人。靖国神社供奉了246.6万灵位，主要是战死的士兵，也包括战地从军的护士、女学生及军工厂内工作的学生。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当时作为日本士兵战死的中国台湾人、朝鲜人。246.6万个灵位，后面连接着至少同样数量的家庭，毫无疑问，靖国神社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感联结平台。
收藏战争遗物的博物馆“游就馆”，建于1882年。我特别留意了“游就馆”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仅有非常短的文字，标题为“南京事件”(Nanjing Incident)。内容就是两层意思：第一层说松井石根将军为他的部下在地图上展示了红线标注的西方租界区及“安全区”，要求军队保持良好的纪律，否则将被严惩；第二层说“伪装成平民的中国败军受到了严厉的追究”，仅此而已。而在游就馆内书店出售的书中，不少都是专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
游就馆的官方说明，明确提出：“博物馆内展示的每一件遗物，都体现出把博物馆命名为游就馆的祖先的遗志，以及为建立和平国家捐躯的祭祀英灵的真诚情怀”。显然，“南京事件”的轻描淡写，也是这些“遗志”与“真诚情怀”的一部分。
对待自己的亡灵，与对待被人的亡灵，有着天壤之别的态度，在靖国神社展露无遗。
3
在我收集甲午战争的文物时，常常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甲午战争中日方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就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
对比这些，我们扪心自问：不要说那些抗战阵亡的普通士兵，即使在抗战前线牺牲的200多位中国将领，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韩国釜山联合国军公墓
韩国也有类似祭奠战争亡灵的机构，釜山的联合国军纪念公墓，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间。
参观联合国军纪念公墓，也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门口站岗的韩国宪兵，披着长长的黑色雨衣，看不出是否带有武器。宪兵并没检查我们的证件，只是用英文问了国籍，就放行了。
入口处有一面黑色的追思墙，上面镌刻着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战死的40896名联合国军的姓名。追思墙前方，是一个圆形的人工湖，据说象征着宇宙，追思墙的倒影投射在湖面，象征着逝者与天空、生者们同在。湖中有钢盔和鲜花，象征着战争升华为和平。湖中长柱上的长明火，即便在风雨中依然燃烧。
这是一片面积有足足13万平米的公墓，安葬着2300名在朝鲜战争中战死的联合国军士兵，涉及11个国家。11面国旗在风雨中飘扬着。
整个公墓并没有什么参观者，除了我们，就只有冒雨在工作的韩国花匠。他们披着雨衣，在雨中认真地修枝，看得出他们的裤脚都被打湿了。花匠们不懂英文，无法交流。但公墓中修剪到了极致精细的花木，展现了他们的工作成果。
那一刻我在想，这个半岛的另一侧，同样长眠着更多的中国士兵，我真心希望他们也能受到如此精细的照料。
4
祭奠自己的亡灵，美国堪称典范。
我曾经从五角大楼步行，前往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随着道路蜿蜒，西侧的公路旁偶尔露出大群的白色墓碑，整齐地列着队，伸展到远方， 这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所埋葬的26万座陵墓的一部分。尽管事先做了很多功课，但我依然为其巨大的规模所震撼。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
阿灵顿国家公墓，每时每刻都有卫兵站岗守灵。而在对公众开放时，每小时都会在无名烈士墓前，举行简洁肃穆的卫兵换岗仪式。我去参观的那天，还正好赶上了一群中学生向烈士墓献花，因此，在最后一轮换岗仪式之后，美军仪仗队就陪同中学生们举行了额外的献花仪式。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负责守护陵寝的美军步兵第3团(他们也负责警卫五角大楼)，都会全员出动，给26万座陵墓，一一插上星条旗。次日，再一一收起这26万面国旗。这是怎样巨大的工作量？很难想象，当今世界上军力最强的美军，会用如此耐心去做这种看似“形式主义”的工作。或许，这恰恰也是美军战斗力的来源之一，尽管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宣扬意识形态，或者在军内配备政战军官。
在这个巨大陵园内，除了无名烈士墓之外，26万个墓碑每一块都镌刻着墓主人的姓名、生日和忌日，如果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还有牺牲的地名。陵园管理方也为墓主家属们提供完善的服务，可以通过电脑查找墓主的确定位置，并有专人陪同亲友前往凭吊。我在参观之时，就见到了至少有5个家庭，正在士兵们的帮助下祭奠亲人，墓碑前摆放着灿烂的鲜花，还有一面小小的星条旗。
将每一个阵亡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这是美军的传统。在著名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上，就镌刻着57000多名越战阵亡士兵的姓名。很多华人可能并不知道，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就是一位华人女建筑师林璎。她在自述中说：“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了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
而在全美国的大小城镇，几乎都有各种阵亡将士纪念碑，将本地阵亡或失踪将士的姓名镌刻其上，几乎成为标准的模式。
这种将缅怀先烈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头上，似乎成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我所居住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是我在澳洲打交道的唯一一个与我的工作、生活无关的政府部门。2000年时，我在收集澳大利亚殖民地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资料，就给国防部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些线索。不久，我收到了厚厚的一个包裹。国防部的官员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储存地点，而且直接帮我复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极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单，而其中6名死于中国的士兵，更是被详细地记录了死亡原因、过程等。
5
祭奠的背后，折射不同的“英雄观”。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至少有两种英雄：一种是抵抗的英雄，一种是进取的英雄。
清代末期，对于哪些历史人物是中国的“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等奉为民族英雄，其标准是民族抵抗；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以族群划线，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从此，“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
6
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观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对挑战的应对之策。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
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莫非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了吗？
我们曾经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
在这方面，犹太人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犹太人在展示和纪念自己民族的深切伤痕的同时，却有着“虽远必诛”的执著、甚至有着为此“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执著。
7
总在纪念自己的伤疤，是因为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
研究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我们总是愿意去展示自己的伤疤，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容易掩盖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二战结束都已70年，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
国家公祭日，除了祭奠那些屈死的同胞之外，更应该祭奠那些曾经奋起抗争的英雄。而在祭奠之外，我们这个民族更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曾经如此屈辱？如何避免再度屈辱？
这一天，让我们也有一个给自己的英雄们下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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