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荐·演讲| 钱理群：我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2014/12/23 思想潮
——“我与青年”演讲(下)
编者按：2014年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发表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此为演讲稿第三部分。关注思想潮通过历史消息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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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一个启蒙学者，他的任何认识、言说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长期只谈独立思考，反抗现实，而不说自我保护，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轻人的灾难。……很多人都赞扬我说真话，其实，我只是说了“较真的话”，更多的时间和场合，在更多的问题上，是沉默的。
不妨从一件小事说起：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致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一次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里我们宿舍里大家都在议论您讲的话，充满了您的声音。”
我一听，吓了一跳：全是我的声音，没有了学生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还有一位研究生则这样说：“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总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种恐惧感。既想听，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远距离地听。”这就对了。
这说明了启蒙主义言说的两面性：既要启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但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征服力，这就带有了一定的专制性。问题更在于，启蒙主义者一旦成为思想与学术的权威，掌握了学术权力，就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你的话语霸权，成为新的压迫者。
我在好几个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反省与忏悔：多年前，我主持博士生面试，自然有决定学生命运的生杀大权。一位学生没有什么材料依据，也不加论证，就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我突然愤怒起来，就利用我的知识优势，连续向他提出四五个问题，并且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惊恐而又不以为然的神态让我一震。
应该说，指出学生错误，提出质问，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我的权威心态，我的训斥中的不平等态度与霸气，这就形成了利用知识权力对学生的压抑。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教训：从此，我都十分谨慎地运用自己的学术权力。
这里，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启蒙。一种启蒙，是自居真理的掌握者，甚至化身，启蒙变成自以为的“真理”的强制灌输，并借以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而真正的启蒙，是老师与学生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独立性。启蒙是一个对人性扬善抑恶的过程，就是要把每一个生命个体中被遮蔽的和被压抑的美好的东西激发出来，用知识来培育、提高、升华，使人成为自由、独立的生命主体。老师、启蒙者自身的真、善、美的因素，也被唤起，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相互的良性发展。
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启蒙境界：每次上课，我不仅向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更讲“我不知道什么”；不仅讲我的道理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更讲我的这种说法、道理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问题解释不了，可能会遮蔽什么。这就是我通常所说的，要“理直气不壮”。
首先是“理直”，我向学生讲的“理”，都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因此，我必须坚持；但我同时自觉意识到，我认识的“理”，也可能存在问题，缺陷，而且即使正确，实施起来，也会受到许多限制，因此，我不能过分“气壮”，要留有学生提出质疑和自我调整以致纠错的余地。
和研究生在一起(八十年代)
启蒙主义者还会经常遇到鲁迅说的“唤醒了铁屋子里的人，却不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的尴尬和顾虑，鲁迅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帮凶”。这又是我的一个终生难忘的隐痛：
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说他是出自农村的山东青年，他在读中学时，受到我对中学教育的批判的影响，中途退学，依靠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于是，又开始了反抗：不断写信给校方，提出种种批评，并且一再逃课，自己读书。校方就以他违反学校纪律为名，将他开除。
家长赶来求情，学校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拒绝了，最后就真的把他开除了。父亲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电话找我了。我一听，连忙对他说，要学会保护自己，赶紧回到父亲身边，等等。这孩子只说了一句：“这些话，你早为什么不说？”就把电话挂上了。而且以后我也找不到他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没有平息的自责与反省。一个启蒙学者，他的任何认识、言说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长期只谈独立思考，反抗现实，而不说自我保护，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轻人的灾难。鲁迅早就说过，他深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实，贻害了青年。他还说，自己无论选择什么，后果都自己承担，绝不去引导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险；自己不去牺牲，就绝对没有权利鼓励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牺牲。
刚才我提到自己在与台湾青年相处时，特别轻松，原因就在我对台湾青年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可以随便说；但在大陆青年面前，我就有点紧张，深怕影响了、贻害了年轻人。因此，我经常说，自己在大陆讲课、演讲时，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并没有将自己心里想讲的话全部说尽，也包括此刻的讲话，我不会将自己内心最尖锐的思考，公开出来，实在是害怕连累了诸位。这样的欲说还休的言说，其实是很无奈的。很多人都赞扬我说真话，其实，我只是说了“较真的话”，更多的时间和场合，在更多的问题上，是沉默的。
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是说我有“崇拜青年”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还不如被青年利用。
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轻信。但是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可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觉得受不了。这就不免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净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
讲到宿命，我还要谈谈启蒙者的一个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因是复杂的。青年本来就是多变的。而社会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个学生在学校跟着你读书，你希望他将来成为“龙种”；可是他到了社会，社会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
当然，最根本的还在内因。能不能成为龙种，关键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来的“龙种”，从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谈理想、信念、信仰，因此获得了你的信任；但时间一久，就会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和利，大谈理想、信念也是获得社会地位与影响的一时之手段，他真正迷恋的是个人的权势和金钱，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因为“精致，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视为“龙种”，但最终还是利己主义的“跳蚤”。据说我谈“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隐痛与无奈的。
最后，要说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能够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无能为力了。原因在于：我越来越不懂得当代青年了。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是最接近的；和“六〇后”、“七〇后”，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部分人还有某些共同语言；对“九〇后”的许多人，甚至“〇〇后”，就不大理解了，对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行为方式，更是相当隔膜。
这本属正常。就像你们和爷爷一样，尽管彼此相爱，但要作交流，特别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了。面对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人生、处世哲学对他们指手画脚，那会妨碍他们独立自主的成长；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会失去我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最好的办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观察，同时给予老人的祝福。
老实说，我作为一个七十五岁的“三〇后”，直到今天，还能在这里和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谈，已经很不容易，我也很满足了；但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还要没有自知之明的掺和下去，就没有意思，甚至显得可笑了。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复杂，对于我，也越来越陌生了。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经验的范围。年轻人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的老经验，虽然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作用确实有限了。这样，我和青年的交流，虽然也还有一定空间，但已经不大了，这是至少我自己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
于是，我就利用尚还存在的空间，为青年提供了两次服务，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写的：《和韩国朋友谈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动向》，听说这篇文章正在网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这里只能说个大概。
文章不仅是向外国朋友，更是向国内的知识界，发出一个信息。主要介绍了两个“新动向”：一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博士生开展的“八〇后怎么办”和“我们是谁”的两次讨论，这表明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自己认识、反思自己，自觉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像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发动的“爱乡村，发现乡村之美”的活动，反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发现“乡土中国”。还有些广东、香港、台湾的青年，则联合起来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理想、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生活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我的结论是：中国部分青年正在突破体制的限制和成年人为他们的设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成长着”。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对此毫不关心，甚至茫然不知，还在那里一味居高临下地训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社会和学界、教育界的朋友：请俯下身子，看看鲁迅说的“地底下”的中国“筋骨与脊梁”。我愿意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的青年，竭尽呐喊之力。
我的另一篇文章写于去年，题目是：《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关注思想潮后，可通过历史消息查看12月16日推荐的本文。)这里不妨再大略说说，其实就是对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正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临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你们想过没有，准备好了吗？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点。
其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如果说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在那里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们将面临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你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主题词。由此引发的发展模式，政治，伦理等等问题，都需要你们去应对。
其二，你们还要面对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现实，也就是说，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北欧模式，等等)，文明形态(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现了危机和转机。这就进入了一个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诸位所要面对的，是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其三，你们还要面临的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即使是你们比我熟悉得多的网络技术，将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恐怕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有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自身的产生，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是难以估计的。这就是我想到的未来三大问题。但我也只能提出问题，如何面对，我完全无能为力，都得靠诸位去准备，去面对了。
这样，我能够贡献给诸位的，都贡献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两本(套)书，一本是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读鲁迅》，另一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志愿者文化丛书》，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写的《论志愿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来为青年志愿者写的文章。这两本(套)书大概就是我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务了。
以后，我还会关心青年，也还会继续写作，主要以书的形式和诸位相会，讲座与见面要越来越少了。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更自由。你们尽管放开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点可以相信，无论你们遇到什么，都会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视你们，给你们以老朋友的祝福。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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