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中| 钱理群: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2014/12/23 思想潮

     ——“我与青年”演讲(中)

     编者按:2014年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发表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此为演讲稿第二部分。关注思想潮通过历史消息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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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三〇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〇后”。我出身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

     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

     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四〇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与“四〇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

     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文革”开始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

     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死尸的存在,使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社会的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五〇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比被打倒的“老官僚”更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和我的“四〇后”、“五〇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

     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从这群人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处以极刑的。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做出牺牲的。

     可以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81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青年(刘香成 摄)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八十年代和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学生运动,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四〇后、五〇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保护学生而痛苦地自责。于是,在我和六〇后、七〇后青年的关系里,又有了一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我曾写文章:“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更多的年轻人、学生接触、交往;但我总觉得有一座沉重的死尸横亘在我与青年之间,向我预示着:类似的可怕的结局会重新发生——不,这不是预示,这是真实的现实:或者说我已经分不清梦魇与现实……”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最后一批学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八〇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八〇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八〇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八〇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八〇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八〇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八〇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二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八〇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三〇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三〇后”、“四〇后”直到“七〇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八〇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八〇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八〇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九〇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八〇后”,后来又和“九〇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八〇后”、“九〇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六〇后”、“七〇后”,是“八九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八〇后”、“九〇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六〇后”、“七〇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那么,对“八〇后”、“九〇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的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八〇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八〇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三〇后”就与“八〇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八〇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八〇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八〇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青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时间所限,我不展开:

     1.“沉潜十年”;

     2.“认识脚下的土地”;

     3.“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4.“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改变不了社会,就从改变自己做起;

     5.“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三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

     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八〇后”为主,也有“九〇后”、“七〇后”、“六〇后”。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小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而两岸的八〇后、九〇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

     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怎么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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