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中| 钱理群：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2014/12/23 思想潮
——“我与青年”演讲(中)
编者按：2014年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发表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此为演讲稿第二部分。关注思想潮通过历史消息可阅读全文。
转自“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如需转载，务请保持文章完整，并注明来源。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三〇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〇后”。我出身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
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
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四〇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与“四〇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
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文革”开始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
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死尸的存在，使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社会的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五〇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比被打倒的“老官僚”更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和我的“四〇后”、“五〇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
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从这群人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处以极刑的。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做出牺牲的。
可以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81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青年(刘香成 摄)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八十年代和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学生运动，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四〇后、五〇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保护学生而痛苦地自责。于是，在我和六〇后、七〇后青年的关系里，又有了一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我曾写文章：“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更多的年轻人、学生接触、交往；但我总觉得有一座沉重的死尸横亘在我与青年之间，向我预示着：类似的可怕的结局会重新发生——不，这不是预示，这是真实的现实：或者说我已经分不清梦魇与现实……”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最后一批学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八〇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八〇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八〇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八〇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八〇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八〇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八〇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二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八〇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三〇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三〇后”、“四〇后”直到“七〇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八〇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八〇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八〇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九〇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八〇后”，后来又和“九〇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八〇后”、“九〇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六〇后”、“七〇后”，是“八九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八〇后”、“九〇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六〇后”、“七〇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那么，对“八〇后”、“九〇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的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八〇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八〇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三〇后”就与“八〇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八〇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八〇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八〇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青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时间所限，我不展开：
1.“沉潜十年”；
2.“认识脚下的土地”；
3.“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4.“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改变不了社会，就从改变自己做起；
5.“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三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
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八〇后”为主，也有“九〇后”、“七〇后”、“六〇后”。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小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而两岸的八〇后、九〇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
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怎么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未完)
关注思想潮，通过历史消息查看今日文章，可查阅全文。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思想潮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