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你有什么关系?”
2014/12/27 思想潮


关系
梁文道/文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关系”,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某个人的子女、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配偶、某个人的表哥、某个人的学生、某个人的上级、某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的时候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时,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既然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会个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为什么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便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
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在已经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当然不是在问你是不是他儿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之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
曾经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得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做“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身份差异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摘自《关键词》,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
居官无官官之事
梁衡/文
魏晋风度,崇尚隐逸。东晋时的大官刘惔是晋明帝的女婿,皇亲国戚,身份显赫,但他为政清静,死后人赞之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作秀,不太把做官当回事,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率真。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官官之事”不是让你玩忽职守,掉以轻心,而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去干事。这句话类似“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把握主旨,不一味地抠词掰句。又类似“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说交情淡,而是说交往的形式简单,更见真情。
近来令我想起一件亲历的扶贫小事,可为“官官之事”作注。那年秋风乍起,我所在的单位赶紧向对口扶贫的某县送去六大卡车棉衣、棉被,正好由我负责带队送达。三个月后,元旦已过,彼县长来京,我问:“棉衣发下去没有?”答曰:“没有,等春节前‘送温暖’时再发。”我大怒:“现在春节还未到,你身上怎么已经穿上棉衣?”
可知他们整天就是这样做着些“送温暖”之类的“官官之事”,还又时时端着一颗唯恐人不知的“事事之心”。就像一只老母鸡,下不下蛋无所谓,但只要下一颗蛋必定叫得咯咯响。这哪里还有一点官责和官德?用这样的官去治理地方,只能贫上加贫。
还有某地矿难,经几日抢险总算打通了生命通道,危困井下的工人终于可以升井了。但且慢,还有一件“官官之事”不能少,领导还没有来到井口,明天报上没有他与升井工人现场拥抱的镜头怎么行?工人与自己的亲人拥抱、流泪都不算。于是宁可让他们在井下再忍一会儿。“官官之事”已经演化为官场的“官官之规”。
一个人不做官也罢,他只要做了官,身上就同时有了三层含义。一是为官之责。政治学上讲,老百姓把自己的权力出让给公共机构,委托它来管理社会。所以官员手里的权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谁赐予的,而是老百姓给的,官的本质是为民办事,为人民服务。二是为官之德。它的底线是怎么做人,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可惜,官场的人性扭曲往往比民间严重得多。三是为官之形。任何事物总有个方式,施政之官权在手,其行事的方式自然与普通百姓不同。如讲究成就、荣誉、排场、权威、效果等,即所谓的“官官之事”。明白这三层意思,就知道“坐官”(坐在官的位置上)时最重要的是“为官之责”和“为官之德”,为百姓、国家、民族办事,做一个真正的、实在的人。至于“官官之事”不是一点不要,但毕竟是形式上的次一级的“官元素”。可惜不少官员常忘了“官责”与“官德”,倒把“官官之事”看得比天还重。
这“官官之事”在古代也就是骑马、坐轿、宴请、写奏折之类,现在“与时俱进”了,闹得更大更新。如:求政绩,大搞短期行为;多应酬,巧于上下打点;泡会议,镜头来,版面去;造假势,汇报预演,视察排练;讲排场,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等等。官场成了剧场,官员成了演员,演得很是过瘾。把这些“官官之事”办好了,虽然表面上还是官照“坐”,权照掌,但民心已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恐去官之日不远矣!慎之,慎之。
《爱国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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