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我们生活在空前自由的状态，但是……
2015/1/27 思想潮
来源：节选自凯迪网络微信号(kdnet1)
作者：嵇国华，凯迪网络编辑。
作者授权思想潮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
凯迪网络：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说过，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新权威主义也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但在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现实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些微妙的变化？
萧功秦：我充分理解我们现在的执政中心，它现在采取的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它在功能上的意义：是要防止现在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而这种爆炸和井喷的概率是极高的。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问题，维稳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有一种宽松的预期，伴随这种宽松预期，一定会出现特别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这个诉求会连成一片，提出现阶段体制、经济发展难以满足的超前要求，这时候如果不满足的话那就产生爆炸的后果。
在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就会出现一个薄壳效应。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有它的合理性，有它功能上的意义。作为新权威主义，我完全理解政府的做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牺牲社会的多元，单方面地实现政府的强控制方式。这种情况是要加以注意的，因为社会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元，这些东西实际是社会创新力的存在。
可以说，人类历史进步的常态现象就是社会多元。历史上的一元，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完全一元化，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和我们在“文革”时期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小的阶段。
多元性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是必须要防止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我们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去了，把所有的社会组织、文化多元当作洪水猛兽。这个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总体上来说，现在看我们社会进步到现在这状态，社会多元和那个文化多元、经济多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起到非常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我们生活在空前的自由的状态。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应该比过去要大得多。同时我们在稳定和社会多元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要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我们既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民主生活，同时也能够保持这个稳定。但是这个自由点这个平衡点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智慧的，不但是决策者要有智慧，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都应该为一个好的边界的实现创造有力的条件。
凯迪网络：据人民论坛最新的民调报告，2014年度十大思潮中，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主义位列前三。您是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对未来走向的预估会是怎样？
萧功秦：从长远来说，从社会多元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存在的空间，他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它有两大基本命题：一是拿来主义，把西方的那套现成的价值体系搬到中国来，或者说把现成那套的制度组织搬到中国来。这种新自由主义似乎认为拿来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这肯定是一种乌托邦。
从这种意义来说，他如果用这种乌托邦来进行社会动员，他又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一般来说，要客服拿来主义，需要很长的时间。
极端的左的思潮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把“文革”时代浪漫化美化，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还主张“文革”式的运动，想通过鼓动民粹的方式进行社会大动员，对社会现存的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也是很危险的很错的。
健康的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应该是有其积极的意义，是社会多元化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但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新左派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很大。
民族主义是两面刃，一方面，它能够在缺乏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具有强大的、将不同人群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致对外的目标。这是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精英非常珍惜的政治资源。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会形成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状态对于一个落后的大国，尤其是在历史上备受屈辱，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导致强烈的社会悲情。经济突然又发展起来了，然后就觉得有报复的资本，同时经济又产生滑坡，产生社会萧条问题很多，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一些机会主义者利用，转移社会矛盾，通过向对外转移社会矛盾。这时候的民族主义就是洪水猛兽。
从这层面上看，无论是现在的新左派朋友，还是自由主义朋友，都应该警惕这种思想激进化的后果。
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叫《给新左派朋友的一封信》(注：思想潮于2014年12月14日分享本文，可通过“查看历史消息”阅读)，现在在网上流传甚广。我在这封信里面已经提到，左和右的两种思潮都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抛弃浪漫主义、超越浪漫主义，真正地脚踏实地走向未来，需要务实、理性、做明白人、尊重多元。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然后这样经历十年、二十年，中国才能变成一个成熟的国家。随着法治建设，中国未来民主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民主变革的时代才会到来。
凯迪网络：谈到权威主义，不得不提的便是新加坡。《南方周末》最新一期的报道里，将新加坡归入右派权威或者自由权威的范畴。在您观察中，中新两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异在哪里？对中国来讲，新加坡模式的最大借鉴意义在哪里？
萧功秦：新加坡最大的特点有三：
第一，首先是强势政府，李光耀的政府是非常强大的；第二，我觉得李光耀是个明白人，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干扰，能够从成本效益利润风险收益，进行客观的评估找出最佳的选择。这是需要；第三，尊重社会多元，社会多元是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下面的常态现象。
具有这个三种特点的体制，这种新加坡模式就能够在稳定的情况实现社会进步。
虽然新加坡的体制，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之为选举式威权体制。他是通过选举的形式，形成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人民行动党在国会占有绝对的多数，而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又成为总理，总理和国会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具有那么大的矛盾。他们能够比较协同地、用“明白人”的方式进行决策。这都是我所认为新加坡模式的优势。
但跟新加坡比较，中国算是后列宁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最早是从列宁主义，通过演变、维新的形式一步步走过来。他的威权体制、他的强政府的实现，是需要两样东西的配合。一是利用执政党本身的组织资源，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整合资源与动员能力，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组织资源，不是像过去一样，而是把它用于巩固社会基本秩序，发挥基本的功能。他不是利用这种组织或意识形态，将中国引向乌托邦。中国运用它来作为强政府的支援，所以后列宁主义型的威权体制，和新加坡的选举型威权体制，当然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历史道路就不同。
两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导致的差异。而且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是极小型国家，这么小型的国家，现有的资源包括：他的选举威权体制、从殖民地时期演变过来的公务员体制等等，他已经够用了。中国那么大，要把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整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动员，保持稳定，光靠新加坡的制度资源是不够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运用原有的传统的革命资源，来丰富现有的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威权体制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后列宁主义型。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不要让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被重新激活。因为我们一些有效因素被激活的同时，一些改革所抛弃掉的不合理的也可能从假死状态苏醒、被激活过来，比方说有人说要继续搞阶级斗争、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反党电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极左思潮抬头的萌芽状态。
正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有如此多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体制中旧的消极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可能被同时激活。我们特别要警惕这一点。
凯迪网络：你曾回忆与林毓生的交往，称其保守自由主义的倾向对你有很大启发。在反激进的层面，新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貌似有许多相近之处。假如说，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在保守自由，那您的新权威主义是在保守什么？
萧功秦：我觉得柏克的保守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反对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激进主义。我特别欣赏保守主义的这点，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他指出激进主义背后那一套是浪漫主义，而论证浪漫主义的背后是建构理性主义。用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把浪漫主义说成是合理，这就是激进主义，要需要全盘地把现成的秩序消灭。
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是从根本上否定现成制度。在现成制度的废墟上面，重建一个完全新的制度，那就是激进主义，批判这种思潮批判得最深刻的就是柏克。从这一点上，我在青年时代就是受到柏克思想的很大影响，我是受益于他。我对柏克的注意、重视，也是受到林毓生先生的影响。
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但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在于，英国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育发展、社会自主性特别发达的时代。这种自主的市民社会本身就会孕育出多元的健康的合理性。保守保到后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他的基础就是这个东西。
中国是一个有极权传统的专制国家，从康熙到现在，基本属于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在传统极权的国家，如果简单地提，我们要保守，那么我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我们专制的保守，社会的多元化就很难产生，完全没有保守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都不是保守的基础。我们经济没有保守的东西。至于文化的保守，那原来是完全大一统，舆论一律莫谈国事。社会的多元化也没有，既没有社会组织也没有公民社会，什么都没有，你说保守什么？保到江青四人帮那里去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要保守传统的制度。传统制度是要演变的，我们要保的还是邓小平奠定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一句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简单来说，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经济要充分发展，要爱护市场经济，要鼓励尊重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带动社会的活力，让社会的活力形成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以及经济多元，与一个开明的强政府结合起来。至少现阶段，新权威主义不但没有过时，我觉得，现在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只有经过这个阶段，中国才有可能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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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希特勒》(本杰明·卡特·黑特)
《恐惧与战栗》(索伦·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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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妥协》(约翰·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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