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辩“反改革宣言”
2015/1/29 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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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最新出版的《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的一节，译林出版社授权思想潮网络首发。转载请联系后台君，并保留本版权声明。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之后，公众的活动大为活跃起来。在全国各地，人们对我们的过去展开争论，公开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些人们在过去不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被从档案馆和图书馆藏书库里翻出来阅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努力在他们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去除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影响，“根据真理和自由思想”来评价历史和我们的社会。
实际上，公众已经躁动不安，情绪高涨。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改革锅炉的炉盖被炸掉。
人们会问：“既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
有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价值观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会问：“既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
这些问题都被公开地提出来，人们不再害怕会被扣上“煽动反苏”的罪名。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举行之前，有关最受争议的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辩论越来越多。利加乔夫感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将这个责任推到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的身上。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和亚佐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雷日科夫不久也加入进去。
很显然，我们需要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预定于次年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将研究讨论学校改革问题。利加乔夫准备了一份报告，我尽力不去干预他的这项工作。会议议程并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但要改变议程为时已晚，所以我决定在全会上讲一下意识形态问题。
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认为只要对现存制度稍做调整即可，而替代这个制度(但愿不会发生)是没有必要的。当我试图弄明白“稍做调整”的确切含义时，我发现这是指一种粉饰修补，就像在重大节日前我们对主要街道的外墙墙面进行粉刷。
我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革。公开性已经揭示出我国现实的许多缺陷，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改革。但是，在有关改革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们表面上的团结掩盖了直接的意见冲突。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认为只要对现存制度稍做调整即可，而替代这个制度(但愿不会发生)是没有必要的。当我试图弄明白“稍做调整”的确切含义时，我发现这是指一种粉饰修补，就像在重大节日前我们对主要街道的外墙墙面进行粉刷。但是，墙面的后面是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受遏制的激进主义会培植出极端保守主义。昨天的异见分子现在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知识界的一部分。他们下决心要硬挤入“重大时刻”的政治之中，挑头扩大“所允许的架构”。这些人完全拒绝他们昨天还在赞扬的那些相同的价值观，要求立即废除整个制度，而不管可能产生的反弹-暴力和动乱。然而，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仍然不甚明了。
我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警告：不要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做庸俗和粗陋的评价，毕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应当是我国历史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应当讥讽人民的记忆、无私的工作和为未来做出的牺牲。
事实上，改革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特殊的否定阶段，我们以此来扫除阻挡我们进步的一切障碍。由于这些改革，我们从社会主义中去除了被歪曲的部分，回到了它的本源，并朝着历史的新边疆迈进。
对那些感到天正在塌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地位的丧失。超过100万人的权贵集团的代表更加在乎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大众。
不过，当我现在重读我在全会上的讲话稿时，我发现了好几处矛盾的地方。我们当时相信国家的灾难与制约我国制度的内部规律无关，而所有在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积累的矛盾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然而，二月全会后对思想的“启蒙”并没有发生，人们之间的分野更为明显。对那些感到天正在塌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地位的丧失。超过100万人的权贵集团的代表更加在乎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大众。
这就对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件做出了解释，而这件事将会载入改革的史册。
3月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讲师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在思想、风格和用词方面都是一篇公开的反改革宣言。作者捍卫斯大林和与他相关的一切。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这就等于是对我制订和经过二月全会批准的路线的直接挑战。
对于一部分地区党委书记甚至是政治局委员读过这篇文章的反应，我感到失望。在与同事们就这篇文章的首次交谈中，我吃惊地听到部分政治局委员竟然赞同作者的观点。雅科夫列夫回忆了3月23日集体农庄大会期间会间休息所发生的事，以下是切尔尼亚耶夫的记述，事情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大厅，当时国家领导人均在场。(我证明以下是我助手的抄写稿。)
沃罗特尼科夫：《星火》杂志把那个恶棍(科学家瓦西里·)索尔福又拽出来了。我们对这个出版物要做点什么？需要采取措施啊。
戈尔巴乔夫：有什么问题吗？这家杂志刊登了科学家反对前面那篇东西的文章。你们需要些什么？一些人愿意这样做，另一些人愿意那样做。他们都是科学家。这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做就是了。你们紧张什么？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事了。
利加乔夫：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需要吃耳光了……《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有一篇好得多的文章，一篇很棒的文章。这符合我党的路线。沃罗特尼科夫：对的!一篇真正的、合适的文章。就应该那样做。
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葛罗米柯：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它恢复了事情的真相。索洛缅采夫开始发表类似的意见，而切勃利科夫正准备说话。戈尔巴乔夫：我在去南斯拉夫之前扫过一眼。
(戈尔巴乔夫被其他人打断了讲话。他们继续说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还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好好读一遍。)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回来后已经读过了。
(其他人争先恐后地称赞这篇文章。)
戈尔巴乔夫：噢，我有不同的看法。沃罗特尼科夫：哦，我永远不会有!戈尔巴乔夫：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
(尴尬的沉默，每个人都面面相觑。)
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是用出版物、来信或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被当作指导方针。有的党组织已经把这篇文章当作政策来讨论。一些人要写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但遭到禁止。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戈尔巴乔夫：那么，如果你们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政治局去讨论。我看到了不良的倾向，有那种分裂的味道。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这篇文章反对改革，反对二月全会。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是用出版物、来信或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被当作指导方针。有的党组织已经把这篇文章当作政策来讨论。一些人要写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但遭到禁止。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但在二月全会上，我读的并不是“我的”报告，我们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政治局的报告，全会予以批准。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线……我不害怕失去我的职位，但只要我还在这里，还在这个职位上，就要捍卫改革思想……不!这不行。我们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3月24日，政治局结束了正式日程之后，戈尔巴乔夫讲了几句十分严厉的话。脸色苍白的利加乔夫不得不先发言。
利加乔夫：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来见过我。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我和这篇文章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葛罗米柯已经准备好说些不够连贯的话，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会选边站。沃罗特尼科夫极力想补救前一天的那句“哦，我永远不会有!”，但他还想通过抱怨媒体来解脱自己，称媒体已经失去控制了。
沃罗特尼科夫发言之后，雅科夫列夫站起来发言：“我讲了20分钟，逐行逐句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包括其思想和语气。每一个段落都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二月全会。这是一篇反改革宣言。当我结束发言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是晚上十点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
雷日科夫第二天首先发言，用严厉而无情的语气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这是最为有力的发言。
“我对这篇文章有两个印象，”雷日科夫说，“文章问这场改革是什么？!既然这场灾难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尽最大可能加以限制和压制。”
我对书记们说：“我对你们说的是，几十万(多至100万)共产党活动家被枪决，3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受到集体化影响的数百万人。按照其逻辑，妮娜·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号召我们重演一遍1937年。作为中央委员，你们要这样做吗？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国家的命运上。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拥护!但是哪一种呢？我们不需要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一种。”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雅科夫列夫记述道：“谢瓦尔德纳泽强烈和严厉地谴责了这篇文章。梅德韦杰夫以决定性和理性的方式谴责这篇文章。斯柳尼科夫和马斯柳科夫义愤填膺地用简洁和坚定的语言批驳这篇文章。切勃利科夫在前一天差点就说了错话，此时平静地讲了一句谴责文章的话。”
亚佐夫将军嘟哝了几句关于媒体的评论，称媒体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他总的来说是站在总书记一边。索洛缅采夫、尼科诺夫和卢基扬诺夫解救了利加乔夫。扎伊科夫专门从度假地赶回来，发表的意见空洞无物。拉祖莫夫斯基讲得很好。
当然，政治局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谴责这篇文章，指示《真理报》发表一篇反驳文章。
雅科夫列夫在对切尔尼亚耶夫结束叙述此事时说：“这是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雷日科夫甚至建议解除利加乔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职务!)”
我们发现，许多地区党委书记下令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些地方第一把手是出于纪律方面的惯性，另一些则是因为赞同文章阐述的立场。还有一些地区党委书记认为这篇文章不是“指导方针”，所以拒绝转载。
我们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处理了这件事；我们差一点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与地区党委书记们举行一次能够交心的谈话。在3月和4月对党内干部的三次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那些还没有想通的干部，要把问题想通，自己把问题理清楚；那些赞成“妮娜·安德烈耶娃”的思想的干部要离开干部队伍。
我对书记们说：“我对你们说的是，几十万(多至100万)共产党活动家被枪决，3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受到集体化影响的数百万人。按照其逻辑，妮娜·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号召我们重演一遍1937年。作为中央委员，你们要这样做吗？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国家的命运上。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拥护!但是哪一种呢？我们不需要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一种。”
按照政治局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严厉批判“妮娜·安德烈耶娃事件”的文章。
围绕这篇文章发生的许多事证实了我先前的疑虑：我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我与他们一起真心实意、团结一致地发动了改革并采取了最初的步骤。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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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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